角落
1971年的春节。江北小城海安。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这一年的冬天，我感觉特别的寒冷。
正月初六，父亲就去了深挖“五.一六”学习班。那时的教师，寒、暑两假都要办学习班。什么学习班？就是去接受教育。什么教育，就是训话。这不好受，尊严扫地。别人家去学习班，可能没有过多的担心；但我父亲每次去学习班，家里人都是提心吊胆，为何？因我们家是地主成份，地主是专政的对象。解放前我们家在乡下有几十亩薄田，祖父死得早，解放后地主帽子就戴到了祖母头上。不知谁的发明，成份也会遗传。虽然父亲三十年代就开始做教师，一生未离教师岗位，但因祖母是地主，他也就是地主成份，当然这成份还要遗传给我们。
父亲生性忠厚，从不多言多语， 1957年的反右，都没有碰到他。但到了文革就躲不过了。文革时意识形态走到极端，历史上有任何一点斑点的人都无法过关。解放初不知是哪一次运动，父亲向党交心，解放前曾帮母亲算过一次账，就这样一个交心，上了父亲的档案。文革时造反派从档案里翻出，给了父亲一个复辟地主的罪名，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被揪，到1969年落实政策才被解放。好像文革时主政者是不讲逻辑的，这“复辟”是在解放前，那复谁的辟？至于算了一次帐，就是复辟地主，这又是哪一家的逻辑？
地主有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逻辑。我们且不去推敲其中的对错。但地主也有大小、贫富、强弱、善恶之差别，他们难道都承担同样的罪过？他们的子女也都有罪吗？
正月初十，父亲学校里来话，让我们家去人。凭直觉，我们知道没什么好事。家里谁去？这种事母亲不便出面，哥和我两个人去，那年哥22岁。
学习班是在西场小学内，我们找到西场小学，一个负责人向我们交代:“你父亲因解放前收租复辟，被开除公职，你们把他的人和东西一起带回去。”害怕终成为现实，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还可怕！上次仅是被揪，这次来得干脆了——开除。开除意味着全家的生活从此无着，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父亲一脸茫然，手足无措，无言以对。哥问：“我们一家今后生活怎么办？”答曰：“全家下放。”那一天我已记不得三个男人是如何回家的。
大祸来临，母亲号啕大哭，垂首顿足。然而，哭没有用，路还要走， 怎么办？其实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办法想的，你既不能做买卖，也无工可打，大概只有一条路可走——下放农村。但这也有问题，父亲近六旬的人，且身体单薄，根本做不了农活；母亲年龄也不小了，一直都是家庭妇女，也干不了农活。到了农村，又如何生存？母亲的态度是坚决不去。对此父亲也无办法。此时家里能指望的只有姐姐一人。
姐姐是一个很义气的人，在得知家里陷入窘境后，立即回信，主动承接养家的重担。这让我非常感动。姐姐是我父亲前妻所生，她的母亲二十多岁就生病去世了。姐姐在兰州工作，她那时工资也就在五十多元。那时她已有两个孩子，姐夫家里还要他们贴补，经济也并不宽裕。承接下养家的责任，这对她来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有了姐姐的这份承诺，父母稍微放下一点心，但我心情依然沉重。姐姐长我二十岁，我出生时姐姐已外出上学，一年后姐姐就去大西北工作了。姐姐工作后十多年没有回过家，直到1967年生养老二时才第一次回家探亲，那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见到姐姐，所以我对姐姐一直有距离感。我知道，姐姐已不堪重负，我不能再让姐姐负担。“我怎么办？”这个问题像阴影笼罩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时，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到海安招收知青。初去每月15元的工资，如能去，起码我这张嘴有处通了。回家一说，父亲基本支持，母亲态度模糊。不管如何，我一心要去，当其时，并无二路可选。能去，已是老天照顾。我自作主张，写了申请立即送去。当时，年龄要求要16周岁，我过了年才16虚岁，报名时我只好多报一岁。开始我还担心审核时年龄不能过关，谁知顺利得很，没几天就批下来了。原先我以为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想不到到事情这么顺利，这时我心里也有些疑惑，好像去的人都不怎么样。不过，我顾不了许多，我别无选择，前面是火坑我也只能跳。
谁知，就在这时，母亲不让我去了。她说不出理由，她凭感觉。儿子一旦走了，再也不能回头，这就是丢了一个儿子，她舍不得。母亲在家大哭。
父亲无言。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无力养家，内心愧疚。在儿子的去留问题上他又能表什么态呢？留，谁来养活儿子？去，毕竟是一条生路。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就在于：男人偏理智；女人偏感觉。
这个时候，我并没有犹豫，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去，可能是个灾难；但留，没有理由。我并无可选择的，只能向前。我知道家中的户口本在哪里，我悄悄地拿了就走。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是1956，我把6字揩了，写上5字，这就变成了1955年出生。到了派出所，民警没有质疑户口本上的改动，也许民警压根就没当回事，我很顺利地就办好了户口迁移。
我拿着户口迁移单走出派出所，迎面一阵寒风吹来，我忽然意识到，我已不再属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悲伤之感油然而生。面对未来，心中一片茫然。
既然户口都迁了，母亲也无可奈何，心下也只能认可。儿将远行，家里开始做准备工作。
父亲问：“家里有多少余钱？”
“总共二十元，这是家里的饭钱。”母亲回答。
这可愁坏了父亲，这点钱就是家里也支撑不了几天。如何打发儿子？这成了父亲的千古难题。看来一切只能在家里挖掘了。
哥1966年下乡时发的蚊帐、回纺布被子和床单是家里最好的，父亲与哥商议先给弟弟？哥点头。箱子是少不了的，买是不可能。父亲到处找，找了几块板子，算算还不够，又从床下又抽出一块板子，这才差不多了。找了街坊小马木匠，钉了一只箱子。油漆就自己来了，这能省点钱。母亲上街给我买了一双黄球鞋，脚上的鞋太破了。这是家里帮我买的唯一东西。
邻居二姑妈送我一只搪瓷杯，塞给我两块钱。这不简单了！二姑父68年被污为特务，不堪受辱，投河自尽，二姑妈没有工作，她自己也靠儿子赡养。我去兵团时，口袋里仅有这两块钱。
1971年4月4日，清明节的前夜，这是我离开家乡去兵团的日子。这一日，注定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下午，我与好友良平来到老街上的衙门口小吃店，要了两碗小馄炖，最后尝一下家乡的小吃，为自己饯行。晚上，县革会在河北招待所礼堂开欢送大会。我恍恍惚惚的，会上哪些人讲了话，讲了些什么，我一概不知。
晚10时，海安轮船码头。父亲、母亲、哥哥前来送行。父亲不停地叮嘱：“你在外要多干活少开口，没父母在身边，自己注意冷暖。”一边的母亲早已泣不成声。看到母亲这样伤心，联想到自己从此难见亲人，我鼻孔发酸，不禁悲从中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哥想送我去兵团，他帮我把行李送到船上，趁机躲在船上。但一会儿还是被人发现，赶了上岸。
晚11时30分，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徐徐离岸，向东开去。再见了，父亲、母亲、哥哥！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这一天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
1971年的春节。江北小城海安。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这一年的冬天，我感觉特别的寒冷。
正月初六，父亲就去了深挖“五.一六”学习班。那时的教师，寒、暑两假都要办学习班。什么学习班？就是去接受教育。什么教育，就是训话。这不好受，尊严扫地。别人家去学习班，可能没有过多的担心；但我父亲每次去学习班，家里人都是提心吊胆，为何？因我们家是地主成份，地主是专政的对象。解放前我们家在乡下有几十亩薄田，祖父死得早，解放后地主帽子就戴到了祖母头上。不知谁的发明，成份也会遗传。虽然父亲三十年代就开始做教师，一生未离教师岗位，但因祖母是地主，他也就是地主成份，当然这成份还要遗传给我们。
父亲生性忠厚，从不多言多语， 1957年的反右，都没有碰到他。但到了文革就躲不过了。文革时意识形态走到极端，历史上有任何一点斑点的人都无法过关。解放初不知是哪一次运动，父亲向党交心，解放前曾帮母亲算过一次账，就这样一个交心，上了父亲的档案。文革时造反派从档案里翻出，给了父亲一个复辟地主的罪名，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被揪，到1969年落实政策才被解放。好像文革时主政者是不讲逻辑的，这“复辟”是在解放前，那复谁的辟？至于算了一次帐，就是复辟地主，这又是哪一家的逻辑？
地主有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逻辑。我们且不去推敲其中的对错。但地主也有大小、贫富、强弱、善恶之差别，他们难道都承担同样的罪过？他们的子女也都有罪吗？
正月初十，父亲学校里来话，让我们家去人。凭直觉，我们知道没什么好事。家里谁去？这种事母亲不便出面，哥和我两个人去，那年哥22岁。
学习班是在西场小学内，我们找到西场小学，一个负责人向我们交代:“你父亲因解放前收租复辟，被开除公职，你们把他的人和东西一起带回去。”害怕终成为现实，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还可怕！上次仅是被揪，这次来得干脆了——开除。开除意味着全家的生活从此无着，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父亲一脸茫然，手足无措，无言以对。哥问：“我们一家今后生活怎么办？”答曰：“全家下放。”那一天我已记不得三个男人是如何回家的。
大祸来临，母亲号啕大哭，垂首顿足。然而，哭没有用，路还要走， 怎么办？其实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办法想的，你既不能做买卖，也无工可打，大概只有一条路可走——下放农村。但这也有问题，父亲近六旬的人，且身体单薄，根本做不了农活；母亲年龄也不小了，一直都是家庭妇女，也干不了农活。到了农村，又如何生存？母亲的态度是坚决不去。对此父亲也无办法。此时家里能指望的只有姐姐一人。
姐姐是一个很义气的人，在得知家里陷入窘境后，立即回信，主动承接养家的重担。这让我非常感动。姐姐是我父亲前妻所生，她的母亲二十多岁就生病去世了。姐姐在兰州工作，她那时工资也就在五十多元。那时她已有两个孩子，姐夫家里还要他们贴补，经济也并不宽裕。承接下养家的责任，这对她来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有了姐姐的这份承诺，父母稍微放下一点心，但我心情依然沉重。姐姐长我二十岁，我出生时姐姐已外出上学，一年后姐姐就去大西北工作了。姐姐工作后十多年没有回过家，直到1967年生养老二时才第一次回家探亲，那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见到姐姐，所以我对姐姐一直有距离感。我知道，姐姐已不堪重负，我不能再让姐姐负担。“我怎么办？”这个问题像阴影笼罩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时，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到海安招收知青。初去每月15元的工资，如能去，起码我这张嘴有处通了。回家一说，父亲基本支持，母亲态度模糊。不管如何，我一心要去，当其时，并无二路可选。能去，已是老天照顾。我自作主张，写了申请立即送去。当时，年龄要求要16周岁，我过了年才16虚岁，报名时我只好多报一岁。开始我还担心审核时年龄不能过关，谁知顺利得很，没几天就批下来了。原先我以为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想不到到事情这么顺利，这时我心里也有些疑惑，好像去的人都不怎么样。不过，我顾不了许多，我别无选择，前面是火坑我也只能跳。
谁知，就在这时，母亲不让我去了。她说不出理由，她凭感觉。儿子一旦走了，再也不能回头，这就是丢了一个儿子，她舍不得。母亲在家大哭。
父亲无言。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无力养家，内心愧疚。在儿子的去留问题上他又能表什么态呢？留，谁来养活儿子？去，毕竟是一条生路。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就在于：男人偏理智；女人偏感觉。
这个时候，我并没有犹豫，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去，可能是个灾难；但留，没有理由。我并无可选择的，只能向前。我知道家中的户口本在哪里，我悄悄地拿了就走。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是1956，我把6字揩了，写上5字，这就变成了1955年出生。到了派出所，民警没有质疑户口本上的改动，也许民警压根就没当回事，我很顺利地就办好了户口迁移。
我拿着户口迁移单走出派出所，迎面一阵寒风吹来，我忽然意识到，我已不再属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悲伤之感油然而生。面对未来，心中一片茫然。
既然户口都迁了，母亲也无可奈何，心下也只能认可。儿将远行，家里开始做准备工作。
父亲问：“家里有多少余钱？”
“总共二十元，这是家里的饭钱。”母亲回答。
这可愁坏了父亲，这点钱就是家里也支撑不了几天。如何打发儿子？这成了父亲的千古难题。看来一切只能在家里挖掘了。
哥1966年下乡时发的蚊帐、回纺布被子和床单是家里最好的，父亲与哥商议先给弟弟？哥点头。箱子是少不了的，买是不可能。父亲到处找，找了几块板子，算算还不够，又从床下又抽出一块板子，这才差不多了。找了街坊小马木匠，钉了一只箱子。油漆就自己来了，这能省点钱。母亲上街给我买了一双黄球鞋，脚上的鞋太破了。这是家里帮我买的唯一东西。
邻居二姑妈送我一只搪瓷杯，塞给我两块钱。这不简单了！二姑父68年被污为特务，不堪受辱，投河自尽，二姑妈没有工作，她自己也靠儿子赡养。我去兵团时，口袋里仅有这两块钱。
1971年4月4日，清明节的前夜，这是我离开家乡去兵团的日子。这一日，注定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下午，我与好友良平来到老街上的衙门口小吃店，要了两碗小馄炖，最后尝一下家乡的小吃，为自己饯行。晚上，县革会在河北招待所礼堂开欢送大会。我恍恍惚惚的，会上哪些人讲了话，讲了些什么，我一概不知。
晚10时，海安轮船码头。父亲、母亲、哥哥前来送行。父亲不停地叮嘱：“你在外要多干活少开口，没父母在身边，自己注意冷暖。”一边的母亲早已泣不成声。看到母亲这样伤心，联想到自己从此难见亲人，我鼻孔发酸，不禁悲从中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哥想送我去兵团，他帮我把行李送到船上，趁机躲在船上。但一会儿还是被人发现，赶了上岸。
晚11时30分，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徐徐离岸，向东开去。再见了，父亲、母亲、哥哥！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这一天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
1971年的春节。江北小城海安。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这一年的冬天，我感觉特别的寒冷。
正月初六，父亲就去了深挖“五.一六”学习班。那时的教师，寒、暑两假都要办学习班。什么学习班？就是去接受教育。什么教育，就是训话。这不好受，尊严扫地。别人家去学习班，可能没有过多的担心；但我父亲每次去学习班，家里人都是提心吊胆，为何？因我们家是地主成份，地主是专政的对象。解放前我们家在乡下有几十亩薄田，祖父死得早，解放后地主帽子就戴到了祖母头上。不知谁的发明，成份也会遗传。虽然父亲三十年代就开始做教师，一生未离教师岗位，但因祖母是地主，他也就是地主成份，当然这成份还要遗传给我们。
父亲生性忠厚，从不多言多语， 1957年的反右，都没有碰到他。但到了文革就躲不过了。文革时意识形态走到极端，历史上有任何一点斑点的人都无法过关。解放初不知是哪一次运动，父亲向党交心，解放前曾帮母亲算过一次账，就这样一个交心，上了父亲的档案。文革时造反派从档案里翻出，给了父亲一个复辟地主的罪名，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被揪，到1969年落实政策才被解放。好像文革时主政者是不讲逻辑的，这“复辟”是在解放前，那复谁的辟？至于算了一次帐，就是复辟地主，这又是哪一家的逻辑？
地主有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逻辑。我们且不去推敲其中的对错。但地主也有大小、贫富、强弱、善恶之差别，他们难道都承担同样的罪过？他们的子女也都有罪吗？
正月初十，父亲学校里来话，让我们家去人。凭直觉，我们知道没什么好事。家里谁去？这种事母亲不便出面，哥和我两个人去，那年哥22岁。
学习班是在西场小学内，我们找到西场小学，一个负责人向我们交代:“你父亲因解放前收租复辟，被开除公职，你们把他的人和东西一起带回去。”害怕终成为现实，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还可怕！上次仅是被揪，这次来得干脆了——开除。开除意味着全家的生活从此无着，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父亲一脸茫然，手足无措，无言以对。哥问：“我们一家今后生活怎么办？”答曰：“全家下放。”那一天我已记不得三个男人是如何回家的。
大祸来临，母亲号啕大哭，垂首顿足。然而，哭没有用，路还要走， 怎么办？其实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办法想的，你既不能做买卖，也无工可打，大概只有一条路可走——下放农村。但这也有问题，父亲近六旬的人，且身体单薄，根本做不了农活；母亲年龄也不小了，一直都是家庭妇女，也干不了农活。到了农村，又如何生存？母亲的态度是坚决不去。对此父亲也无办法。此时家里能指望的只有姐姐一人。
姐姐是一个很义气的人，在得知家里陷入窘境后，立即回信，主动承接养家的重担。这让我非常感动。姐姐是我父亲前妻所生，她的母亲二十多岁就生病去世了。姐姐在兰州工作，她那时工资也就在五十多元。那时她已有两个孩子，姐夫家里还要他们贴补，经济也并不宽裕。承接下养家的责任，这对她来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有了姐姐的这份承诺，父母稍微放下一点心，但我心情依然沉重。姐姐长我二十岁，我出生时姐姐已外出上学，一年后姐姐就去大西北工作了。姐姐工作后十多年没有回过家，直到1967年生养老二时才第一次回家探亲，那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见到姐姐，所以我对姐姐一直有距离感。我知道，姐姐已不堪重负，我不能再让姐姐负担。“我怎么办？”这个问题像阴影笼罩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时，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到海安招收知青。初去每月15元的工资，如能去，起码我这张嘴有处通了。回家一说，父亲基本支持，母亲态度模糊。不管如何，我一心要去，当其时，并无二路可选。能去，已是老天照顾。我自作主张，写了申请立即送去。当时，年龄要求要16周岁，我过了年才16虚岁，报名时我只好多报一岁。开始我还担心审核时年龄不能过关，谁知顺利得很，没几天就批下来了。原先我以为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想不到到事情这么顺利，这时我心里也有些疑惑，好像去的人都不怎么样。不过，我顾不了许多，我别无选择，前面是火坑我也只能跳。
谁知，就在这时，母亲不让我去了。她说不出理由，她凭感觉。儿子一旦走了，再也不能回头，这就是丢了一个儿子，她舍不得。母亲在家大哭。
父亲无言。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无力养家，内心愧疚。在儿子的去留问题上他又能表什么态呢？留，谁来养活儿子？去，毕竟是一条生路。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就在于：男人偏理智；女人偏感觉。
这个时候，我并没有犹豫，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去，可能是个灾难；但留，没有理由。我并无可选择的，只能向前。我知道家中的户口本在哪里，我悄悄地拿了就走。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是1956，我把6字揩了，写上5字，这就变成了1955年出生。到了派出所，民警没有质疑户口本上的改动，也许民警压根就没当回事，我很顺利地就办好了户口迁移。
我拿着户口迁移单走出派出所，迎面一阵寒风吹来，我忽然意识到，我已不再属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悲伤之感油然而生。面对未来，心中一片茫然。
既然户口都迁了，母亲也无可奈何，心下也只能认可。儿将远行，家里开始做准备工作。
父亲问：“家里有多少余钱？”
“总共二十元，这是家里的饭钱。”母亲回答。
这可愁坏了父亲，这点钱就是家里也支撑不了几天。如何打发儿子？这成了父亲的千古难题。看来一切只能在家里挖掘了。
哥1966年下乡时发的蚊帐、回纺布被子和床单是家里最好的，父亲与哥商议先给弟弟？哥点头。箱子是少不了的，买是不可能。父亲到处找，找了几块板子，算算还不够，又从床下又抽出一块板子，这才差不多了。找了街坊小马木匠，钉了一只箱子。油漆就自己来了，这能省点钱。母亲上街给我买了一双黄球鞋，脚上的鞋太破了。这是家里帮我买的唯一东西。
邻居二姑妈送我一只搪瓷杯，塞给我两块钱。这不简单了！二姑父68年被污为特务，不堪受辱，投河自尽，二姑妈没有工作，她自己也靠儿子赡养。我去兵团时，口袋里仅有这两块钱。
1971年4月4日，清明节的前夜，这是我离开家乡去兵团的日子。这一日，注定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下午，我与好友良平来到老街上的衙门口小吃店，要了两碗小馄炖，最后尝一下家乡的小吃，为自己饯行。晚上，县革会在河北招待所礼堂开欢送大会。我恍恍惚惚的，会上哪些人讲了话，讲了些什么，我一概不知。
晚10时，海安轮船码头。父亲、母亲、哥哥前来送行。父亲不停地叮嘱：“你在外要多干活少开口，没父母在身边，自己注意冷暖。”一边的母亲早已泣不成声。看到母亲这样伤心，联想到自己从此难见亲人，我鼻孔发酸，不禁悲从中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哥想送我去兵团，他帮我把行李送到船上，趁机躲在船上。但一会儿还是被人发现，赶了上岸。
晚11时30分，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徐徐离岸，向东开去。再见了，父亲、母亲、哥哥！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这一天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
1971年的春节。江北小城海安。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这一年的冬天，我感觉特别的寒冷。
正月初六，父亲就去了深挖“五.一六”学习班。那时的教师，寒、暑两假都要办学习班。什么学习班？就是
去接受教育。什么教育，就是训话。这不好受，尊严扫地。别人家去学习班，可能没有过多的担心；但我父
亲每次去学习班，家里人都是提心吊胆，为何？因我们家是地主成份，地主是专政的对象。解放前我们家在
乡下有几十亩薄田，祖父死得早，解放后地主帽子就戴到了祖母头上。不知谁的发明，成份也会遗传。虽然
父亲三十年代就开始做教师，一生未离教师岗位，但因祖母是地主，他也就是地主成份，当然这成份还要遗
传给我们。
父亲生性忠厚，从不多言多语， 1957年的反右，都没有碰到他。但到了文革就躲不过了。文革时意识形态走
到极端，历史上有任何一点斑点的人都无法过关。解放初不知是哪一次运动，父亲向党交心，解放前曾帮母
亲算过一次账，就这样一个交心，上了父亲的档案。文革时造反派从档案里翻出，给了父亲一个复辟地主的
罪名，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被揪，到1969年落实政策才被解放。好像文革时主政者是不讲逻辑的，这“
复辟”是在解放前，那复谁的辟？至于算了一次帐，就是复辟地主，这又是哪一家的逻辑？
地主有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逻辑。我们且不去推敲其中的对错，但地主也有大小、贫富、强弱、善恶
之差别，他们难道都承担同样的罪过？他们的子女也都有罪吗？
正月初十，父亲学校里来话，让我们家去人。凭直觉，我们知道没什么好事。家里谁去？这种事母亲不便出
面，哥和我两个人去，那年哥22岁。
学习班是在西场小学内，我们找到西场小学，一个负责人向我们交代:“你父亲因解放前收租复辟，被开除公
职，你们把他的人和东西一起带回去。”害怕终成为现实，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还可怕！上次仅是被揪，这次
来得干脆了——开除。开除意味着全家的生活从此无着，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父亲一脸茫然，手足
无措，无言以对。哥问：“我们一家今后生活怎么办？”答曰：“全家下放。”那一天我已记不得三个男人
是如何回家的。
大祸来临，母亲号啕大哭，垂首顿足。然而，哭没有用，路还要走， 怎么办？其实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办法想
的，你既不能做买卖，也无工可打，大概只有一条路可走——下放农村。但这也有问题，父亲近六旬的人，
且身体单薄，根本做不了农活；母亲年龄也不小了，一直都是家庭妇女，也干不了农活。到了农村，又如何
生存？母亲的态度是坚决不去。对此父亲也无办法。此时家里能指望的只有姐姐一人。
姐姐是一个很义气的人，在得知家里陷入窘境后，立即回信，主动承接养家的重担。这让我非常感动。姐姐
是我父亲前妻所生，她的母亲二十多岁就生病去世了。姐姐在兰州工作，她那时工资也就在五十多元。那时
她已有两个孩子，姐夫家里还要他们贴补，经济也并不宽裕。承接下养家的责任，这对她来说，是需要很大
的勇气。
有了姐姐的这份承诺，父母稍微放下一点心，但我心情依然沉重。姐姐长我二十岁，我出生时姐姐已外出上
学，一年后姐姐就去大西北工作了。姐姐工作后十多年没有回过家，直到1967年生养老二时才第一次回家探
亲，那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见到姐姐，所以我对姐姐一直有距离感。我知道，姐姐已不堪重负，我不能再让
姐姐负担。“我怎么办？”这个问题像阴影笼罩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时，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到海安招收知青。初去每月15元的工资，如能去，起码我
这张嘴有处通了。回家一说，父亲基本支持，母亲态度模糊。不管如何，我一心要去，当其时，并无二路可
选。能去，已是老天照顾。我自作主张，写了申请立即送去。当时，年龄要求要16周岁，我过了年才16虚岁
，报名时我只好多报一岁。开始我还担心审核时年龄不能过关，谁知顺利得很，没几天就批下来了。原先我
以为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想不到到事情这么顺利，这时我心里也有些疑惑，好像去的人都不怎么样。不过，
我顾不了许多，我别无选择，前面是火坑我也只能跳。
谁知，就在这时，母亲不让我去了。她说不出理由，她凭感觉。儿子一旦走了，再也不能回头，这就是丢了
一个儿子，她舍不得。母亲在家大哭。
父亲无言。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无力养家，内心愧疚。在儿子的去留问题上他又能表什么态呢？留，谁来
养活儿子？去，毕竟是一条生路。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就在于：男人偏理智；女人偏感觉。
这个时候，我并没有犹豫，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去，可能是个灾难；但留，没有理由。我并无可选择的，
只能向前。我知道家中的户口本在哪里，我悄悄地拿了就走。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是1956，我把6字揩了，写上
5字，这就变成了1955年出生。到了派出所，民警没有质疑户口本上的改动，也许民警压根就没当回事，我很
顺利地就办好了户口迁移。
我拿着户口迁移单走出派出所，迎面一阵寒风吹来，我忽然意识到，我已不再属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悲伤之
感油然而生。面对未来，心中一片茫然。
既然户口都迁了，母亲也无可奈何，心下也只能认可。儿将远行，家里开始做准备工作。
父亲问：“家里有多少余钱？”
“总共二十元，这是家里的饭钱。”母亲回答。
这可愁坏了父亲，这点钱就是家里也支撑不了几天。如何打发儿子？这成了父亲的千古难题。看来一切只能
在家里挖掘了。
哥1966年下乡时发的蚊帐、回纺布被子和床单是家里最好的，父亲与哥商议先给弟弟？哥点头。箱子是少不
了的，买是不可能。父亲到处找，找了几块板子，算算还不够，又从床下又抽出一块板子，这才差不多了。
找了街坊小马木匠，钉了一只箱子。油漆就自己来了，这能省点钱。母亲上街给我买了一双黄球鞋，脚上的
鞋太破了。这是家里帮我买的唯一东西。
邻居二姑妈送我一只搪瓷杯，塞给我两块钱。这不简单了！二姑父68年被污为特务，不堪受辱，投河自尽，
二姑妈没有工作，她自己也靠儿子赡养。我去兵团时，口袋里仅有这两块钱。
1971年4月4日，清明节的前夜，这是我离开家乡去兵团的日子。这一日，注定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下午，我与好友良平来到老街上的衙门口小吃店，要了两碗小馄炖，最后尝一下家乡的小吃，为自己饯行。晚上，县革会在河北招待所礼堂开欢送大会。我恍恍惚惚的，会上哪些人讲了话，讲了些什么，我一概不知。
晚10时，海安轮船码头。父亲、母亲、哥哥前来送行。父亲不停地叮嘱：“你在外要多干活少开口，没父母
在身边，自己注意冷暖。”一边的母亲早已泣不成声。看到母亲这样伤心，联想到自己从此难见亲人，我鼻
孔发酸，不禁悲从中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哥想送我去兵团，他帮我把行李送到船上，趁机躲在船上。但一会儿还是被人发现，赶了上岸。
晚11时30分，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徐徐离岸，向东开去。再见了，父亲、母亲、哥哥！再见了，生我养我的
家乡！
这一天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
看到夏先生推荐的《它们为什么放弃总统制》，不禁联想到民国建立之初的政制之争。
民国建立，国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当时无非不过两种体制中选一：即法国式的议会制、和美国式的总统
制。议会制总统虚位、议会实权；总统制议会监督、总统行政。而当时美国国力强盛，政局稳定，国人大多
推崇美国的政治体制。后经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商讨，决定仿效美国，实行总统制。
总统制的总统应由普选产生，但当时民国初建，没有普选的条件，因此先建立政府，后实行普选也是情理之
中的事。孙中山先生的临时大总统，即由都督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后中山先生让位袁世凯，临时国会为防袁氏独裁，乃修改宪法，设立国务总理一职，制衡总统。国务总理由
议会多数党出任，总统签署的法令须有国务总理副署，方可生效。这就是后来民国政制总统制不像总统制，
议会制不像议会制的由来。
我总觉得今人有厚今薄古的倾向，其实智慧不分古今，如当年民国的政治家们，就已经意识到总统制有独裁
的倾向，所以设计出这样一个政制，来制衡权力。
袁世凯何人？袁世凯是一个寡头政治家，他的知识结构里没有民主二字。他才不要当虚位总统呢！不仅仅是虚
位，他还要当终生总统。终生总统还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世袭总统！世袭总统还嫌不过瘾，皇帝宝座才是他的终极目标。这不，袁世凯以国民党发动二次战争违法为借口，解散国会，成立他一手操纵的伪国会。伪国会一切按袁的意思来，修改总统法，改有限任期制为连选连任，也就是终生制。总统的选举由普选改为总统提名，议会表决。总统如提名自己的儿子为候选人，议员们也只能选他的儿子为总统。据后来的档案披露，袁确实仿清廷之制，在一个密封的匣子里放置了他的提名，二人名字中一人就是袁克定。
当年的袁世凯，权倾朝野，威望之高，无出其右。如不是他鬼迷心窍，做那洪宪皇帝，惹起众怒，民国的发
展还不知如何呢！历史就是这样，它有它发展的脉络，并不总由强权者左右。强大如袁世凯者，仅仅做了个
皇帝，他就变得虚弱不堪，轻轻的一推，也就倒下了。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年的民国，共和已是民心所向，袁世凯不识这一点，
偏要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自取灭亡，落得个历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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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胡贲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阿乙 2010-08-26 06:50:59 来源:南方周末
在这场9人丧生的悲剧中，绑架者门多萨一开始贴出的纸条仿佛就预示了过程和结局：没有任何“错误”被纠正，有的只是错误、错误和错误。
8月24日，马尼拉人质事件第二天，当地警察在死亡9人的大巴车内调查取证。 （东方IC/图）
8月23日晚，警方行动结束后，把受伤人质抬出车外。 （东方IC/图）
“对不起，你们现在是我的人质了。”
8月23日，当地时间9时，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帕西格河畔西班牙殖民时代古迹“市中市”外的一辆旅游大巴上，一名中年男子向全车人宣布。
他刚刚尾随参观完毕的游客们登上大巴。此人身材中等，面目和善，在宣布车上的21名游客与一名司机和一名当地翻译成为他的人质时，甚至用了“对不起”一词。但车上所有的人都同时注意到，他身着迷彩服，腰里别着一把匕首，最重要的是，手持一柄M16军用突击步枪。这个谦逊有礼的绑架者并没有一开始就展露杀气，但他的右手食指一直紧紧地扣在步枪扳机上。
这是香港康泰旅行社组织的一个旅行团马尼拉四天旅程的最后一天。团员包括来自六个香港家庭的8男12女（其中有3名14岁以下儿童），旅行社还派出一名香港领队，他们原定当晚返港。
这是绑架者菲律宾人罗兰多．门多萨（Rolando Mendoza）失去警察工作后的第7个月。在因“严重行为不当”被菲律宾廉政法庭革去马尼拉警署高级督察之职后，他一直声称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持续寻求复职的可能。
而绑架香港游客成为了门多萨“寻求公正”的最后一步。在顺利地控制了大巴车之后，他很快在车窗上贴出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用一个重大的错误来更正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big mistake to correct a big wrong decision）。
此后14个小时，全世界的观众通过电视直播目睹了这场由劫匪与人质，警察与混乱，枪战和流血交织而成的悲剧。在这场以9人丧生为代价的悲剧中，门多萨一开始贴出的纸条仿佛就预示了过程和结局：没有任何“错误”被纠正，有的只是错误，错误和错误。
“我要那笔退休金”——犯错的“杰出警察”
克里斯蒂安．卡劳（Christian Kalaw）现在宁愿自己失踪。2008年4月9日，这名国际烹饪学校的新生在Ospital ng Maynila停车，五名警察走来将他逮捕。卡劳被指控无证驾驶、非法停车，同时在租住公寓非法藏毒。报道称，卡劳被迫吞下沙雾（晶状甲基安非他明，一种毒品），五名警察敲诈了他3000比索（约合人民币450元），并让他支付2万比索（约合人民币3014元）的赎金。
卡劳因此砸了饭碗，他被认为给酒店管理带来安全风险。
门多萨也因此丢了饭碗。这名机动巡逻高级督察被停职90天，后因卡劳未配合调查，检控被驳回。但在2010年1月，门多萨却被廉政法庭以严重行为不当为由革职。此时门多萨55岁，距离退休仅有一年，随之丧失的是一笔丰厚的退休金。
门多萨1955年1月10日出生于甲美地省那伊，育有二子一女，其中一子米斯马克是亚布拉警局副局长，级别是督察。门多萨的弟弟格雷戈利奥（Gregorio Mendoza）也是警察。门多萨1981年从菲律宾大学获得犯罪学学士学位，投身警界，最初10年一直担任街头持枪巡警。1991年1月，他被吸收进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在西部警署担任高级警官，随后这个警区改名马尼拉警署，2002年5月他被升为督察， 2005年8月又升为高级督察。
在整个从警生涯中，门多萨共获17项荣誉，包括国家警察局“效率奖”、“功勋奖章”、“服务奖章”等。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消息，马尼拉总警司马格蒂拜（Rodolfo Magtibay）透露，门多萨为人正直诚实，经常做好事，比如拾金不昧。
门多萨获得的最重要的荣誉，是1986年由菲律宾国际青年商会颁发的“十大杰出警员”称号。根据记录，门多萨率领一队警员截获了一辆装有13个满是钞票的箱子的汽车，随后将查获的巨额款项上交政府。据信整个过程中门多萨分文未取。
有意思的是，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门多萨截获的是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试图带出境的款项。而菲律宾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的父亲正是被马科斯所暗杀。
人们无从得知，这个面对一整车钞票分文不取的曾经的优秀警察，为什么会为了价值3000元人民币的勒索而陷害一位无辜的厨师。仅有的信息表明：门多萨反复声称自己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他的弟弟格雷戈利奥则对媒体暗示门多萨“是一个受害者”。
在持枪劫持大巴车之后，门多萨提出的诉求也相当奇特，他要求菲律宾警方重新审查他的案子，恢复其警察身份，最重要的是恢复其被剥夺的退休福利。
他把自己以及一整车无辜游客置于生命危险之中，甚至把他的祖国拖入不可预见的名誉危机，只是为了要那笔退休金。
“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打算”——被误判的局势
司机卢邦（Alberto Lubang）将大巴车开向了黎刹公园的基里诺大看台，这是绑架者门多萨的要求。门多萨选定的地点颇有深意，基里诺大看台是菲律宾举行国庆日集会的地方，不到两个月前，菲律宾现任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正是在那里宣誓就职，有50万人聚集观看。“作为一名前警方机动队负责人，他知道将大巴停在基里诺大看台前面是最有利的。”马尼拉地区警察局副局长菲德尔事后评价说。
旅游车横在基里诺大看台附近的道路中央，门多萨将司机铐在方向盘上，将游客驱赶至车厢后半部，并打电话给马尼拉地区警察局的前同事，宣布自己的行动。
几乎在同时，在港的康泰旅行社顾客服务部助理经理陈小冰接到了游客领队谢廷骏报告被劫持的电话。陈事后回忆，谢声线平静，不像太恐慌，背后亦无特别声音，但由于害怕刺激劫匪，谢匆匆交代几句便挂线。
20分钟后，陈小冰再度致电谢廷骏，已联络不上。此前的一次电话，已是谢俊廷与同事的最后一次通话。
大巴车内，门多萨命令游客们坐到了车厢的后半部，并不断地调整团员的座次。安排座次时，他略显紧张，但多次向游客表明：“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打算。”
这样的表态甚至让随后获释的老年游客李奕彪觉得“他十分和善”。李奕彪现年72岁，年龄为全团最大，且身患糖尿病。门多萨同意了他下车的请求，并亲自护送李奕彪到车门口。
此前，门多萨已应旅游团要求，陆续释放了5名游客，其中包括3名儿童。最先被释放的分别是66岁的女性团员李凤群和32岁的菲律宾地接导游戴安娜．陈，前者因肚痛急需上洗手间，而陈则用当地语言诉说自己有高血压，早年丧夫，又有子女需照顾，儿子明年大学毕业，希望门多萨可怜她释放她。听过陈的求情，劫匪门多萨释放了她。这让陈觉得，门多萨“并不是很坏”。
时间接近中午，门多萨又释放了40岁的女性团员曾绮丽及其10岁儿子傅泽贤、4岁女儿傅颂贤。事后，曾绮丽在电话中向康泰旅行总经理刘美诗透露，当时，劫持者突然走到她和孩子身边，要求他们下车，但未解释原因。曾急中生智，谎称12岁男孩汪政溢也是自己的亲属，最终成功带离三名儿童。
在曾绮丽的记忆中，当时车上气氛平静，她相信劫匪不想伤及老弱妇幼，才释放他们。
此时从电视画面可见，大巴所有窗帘被拉上，但不时有人质拉开窗帘张望。事态的发展异常平静和缓，警方曾信誓旦旦地向媒体表示，“我对于劫持者在下午3点释放全部人质感到有信心。”午饭时间，警方派人取数份盒饭上车，并与门多萨交谈。
对于这个在警队服务了半辈子，弟弟和儿子也同在警队的前高级警官，执行任务的警察显得没有把门多萨“当外人”。两名谈判者在大巴车门前与门多萨语气祥和地交谈，车门大开，门多萨就倚在门框上。这一画面被电视转播不断定格重复，但少有人注意到，门多萨的右手放在身后的黑暗之中，M16步枪长长的枪柄隐现一半。
在现场外围，甚至有马尼拉市民驱车赶来围观，不少人以大巴车为背景合影。同在这一时段，当地特种部队带着警犬赶赴现场，而救护车和消防车停靠在附近。中国驻菲大使也赶赴现场，要求菲方在保护人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营救。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呼吁劫持者尊重人质生命。“我当时的确以为他会释放人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事后总结时说。
但他的“以为”和所有人一样错了，当大家以为这将只是一部惊险娱乐片的时候，流血枪战片的元素正在隐隐登场。
“总统府不会与劫匪谈判”——为什么不能答应他的简单要求？
中午时分，劫匪与警方的谈判展开。前警察门多萨提出了自己的两条要求，一是复职，二是政府补偿他在去职期间的物质损失。为了说明情况，他在车窗上贴出了自己向督察专员申诉时的案件号码，还将一个文件夹的材料交给了警方谈判代表。
尽管对人质表现和善，但门多萨对自己的谈判要求相当坚定。司机卢邦事后说，门多萨不断跟外界通话，但唯独没有和家人联系，因为他不想因此“削弱自己的决心”。
14时15分，门多萨在大巴玻璃上陆续贴出字条：
“big deal wil start after 3PM today”（今天下午3时后将有大事发生）；“big mistake to correct a big wrong decision”（用一个重大的错误来更正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3PM dead lock”（下午3时，最后期限）。
下午3时，弟弟格雷戈利奥开始与门多萨喊话，并让门多萨把给警方的最后期限从15时延长30分钟。
15时30分，门多萨张贴另一张告示：“Media Now”（现在是媒体时间）。同时他要求当局为大巴加油，让车辆可以继续开冷气。要求随后得到满足。
14时35分和16时30分，被交换上车的两名菲律宾摄影人员分别获准离开车辆。他们也是最后两名被劫匪释放的人质。门多萨共主动释放了9人，包括6名香港游客和3名菲律宾人。此时，大巴上的菲律宾人仅有司机卢邦一人。
谈判仍在继续，但政府方面迟迟不愿同意门多萨的要求。马尼拉副市长莫里诺（Isko Moreno）与菲律宾的督察专员取得联系，要求对门多萨的申诉尽快举行听证会，以争取时间。17时左右，莫里诺向媒体宣布：他接到一个信封，装有一份有关门多萨案件进展情况的说明，莫里诺表示，门多萨看到这封信之后将会“大受启发”。
而门多萨并不知道的是，就在马尼拉市副市长宣布考虑重新审查他的案子之后不到5分钟，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里基对媒体表示：“总统府不会与劫匪谈判，这样会助长劫匪的嚣张气焰”。
这可能符合总统阿基诺三世的性格。阿基诺三世出生于政治世家，几乎伴随菲律宾国内的流血政治斗争长大。他的父亲被前总统马科斯暗杀，母亲阿基诺夫人执政期间遭遇军人政变，阿基诺三世本人身中五弹，至今一颗子弹还留在颈部。在国内宣传中，阿基诺三世也常常被形容为一个“性格坚毅，擅长击剑与射击的硬汉”。
但总统府的大人物们可能低估了一个身处绝境的小人物的斗志。根据《菲律宾商报》报道，当包括格雷戈利奥在内的三名谈判代表将莫里诺交付的信封递送给门多萨时，后者拒绝接收。
据菲律宾电视台ABS－CBN报道，信件的内容是：关于门多萨的申诉将于10天内被重新审查。
司机卢邦则有不同的说法，根据他事后的笔录，门多萨阅读了信件后表示：“这不是我想要的，里面没有我想要的决定”；他因情绪刹那间激动而大叫：“这是些垃圾，拿走！”
“为什么不能满足劫匪的要求？他的要求非常简单，为什么不能先付钱？”在劫案中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女儿的团员吴幼媛事后追问。
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追问的答案。我们仅仅知道的是：“劫匪的气焰”真正“嚣张”了起来。
“里面的人全死了！”——混乱中的“解救”
夜幕降临，局势突然紧张起来，门多萨的情绪变得激动。据多名在场的记者分析，引发事态转折的除副市长交付的信封外，还有警方对门多萨弟弟格雷戈利奥的态度突变。
格雷戈利奥本是警方的谈判代表之一，但当警方发现他携带了枪支后，将之收缴。据司机卢邦的笔录，格雷戈利奥在离开大巴时向门多萨喊话：“他们还没有把枪还给我！”
当谈判代表们回到离大巴大约300米远的一个警察站内时，警方以格雷戈利奥可能是哥哥的同伙为理由，试图逮捕格雷戈利奥，但他的家人和他在现场抱成一团，以阻止警方带走格雷戈利奥，场面混乱。就在这个时候，大巴内传出连串枪声。
多家香港媒体报道称，门多萨可能是在看到弟弟被警方强行带走后才情绪失常，因此大开杀戒。《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有迹象显示，门多萨通过车内一个监视器一直观看着现场直播。事后，菲律宾一位匿名的警官指责媒体在香港人质事件中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如果不是电视台播放绑匪弟弟被带走的画面，我们和绑匪的谈判可能已经达成结果。”
枪响后，大巴向前移动几步，警察迅速开枪射击轮胎。
19时30分，体型稍胖的38岁菲律宾司机卢邦逃出车辆，当他以曲线跑至安全地带后，朝着人群大喊：“里边的人全死了！”
得知“人质全部死亡”的消息，在拖延了10个小时，抛弃了多次和平解决的办法，错过了无数解救机会之后，警察的强攻因为一个逃跑的司机的一声喊叫而正式开始。无论门多萨的要求多么简单，无论菲律宾总统府的态度如何强硬，无论被劫持的游客怎样与绑架者友善合作，随着警方的强攻开始，这一切都再无作用。
马尼拉警方负责人利奥卡迪欧．圣地亚哥事后解释：警方曾相信劫持者“保持着理智”，“但是当大巴司机逃脱并称劫持者开始杀害人质，警方觉得到了强攻大巴的时候了”。警官雅布特（Nelson Yabut）也表示：“我们尽全力希望能和平谈判并结束此事，但他让我们没有选择。”
19时40分，车内再传枪声。警方包围大巴，决定强攻。现场媒体纷纷以各自车辆为掩体，30名特警匍匐在车身旁，用榔头打击车窗车门。电视镜头显示，车窗上有脸盆大小的碎痕，车内死一般沉静。
法新社报道说，一名特警在用榔头砸车门时，榔头却不慎飞入车内。现场，门多萨通过手机对电台喊话说：“我看到很多特警来到现场。我知道他们将会射杀我。他们所有人必须离开，因为我将随时打死他们。”
为了自保，门多萨将人质排成一排，让他们站在车窗前充当“人盾”。特警只能留在车外，毫无办法地与劫匪僵持。但车内的门多萨已经丧失理智，不停开枪。
19时50分，现场再传枪声；19时52分，特警强行打开车门；20时04分，现场再传出枪声，警员跌倒；20时09分，警察试图拉开车门的绳索断裂。
20时13分，警察成功用手拉开后部逃生门；20时19分，警察强行由后部逃生门持盾进入大巴。车里顿时响起爆豆般的枪响，车窗随即显示一排密集的白色弹孔。这是直播中最为清楚的表明门多萨开枪射击的画面。两名特警随即跳下躲回车后。
20时21分，现场再传出枪声；20时23分，现场再传出连串枪声，窗上呈23处弹孔；20时39分，警察向大巴投掷催泪弹。
从19时至此时，香港无线记者冼诚峰都在现场。他回忆说，“当时天降大雨，听到很多枪声，警察和劫匪都有开枪。警察使用了催泪弹，希望从车后部的逃生门解救，但不成功。现场看见很多火光，然后看见劫匪挂在门口。”
而逃生的吴幼媛女士则怀疑劫匪是自杀的，“大约8点多，一名菲律宾警察敲开大巴门的一扇玻璃，想挤进去，结果被歹徒发现，歹徒开枪，他逃了出来。此后警察就蹲在大巴周围。这时，劫匪突然身子歪倒在大巴门的缺口处”。
这是门多萨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他半身悬吊在破烂的车门上，头部滴血。警察在他身旁试探了很久，似乎确认劫匪死了，终于站起身打开大巴安全门救人。
警方解救的结果是：8名人质事后被证明死亡。“他们有1001种选择，”香港警队前高级警司林占士谈起菲律宾警方的行动时语气激动，“他们却选择了最愚蠢的一种。”
“nobody can stop u”——但这是一个悲怆的发现
夜幕中，人群围拢上来，8名死亡的香港游客被抬出。
他们是：58岁的梁锦荣及其两个女儿梁颂诗、梁颂仪；39岁的傅卓仁（获救人员曾绮丽丈夫）；51岁的汪子林及44岁的杨绮华夫妇；46岁的杨绮琴；31岁的谢廷骏。
21时45分，香港对菲律宾发出黑色旅游警示。22时50分，香港特首曾荫权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翌日下半旗志哀。
不久，菲律宾方面也宣布，8月25日为全国哀悼日。24日恰逢中元节，在事发大巴附近，遇难者家属举行了路祭，当地政府亦安排了佛教仪式，许多市民前来参加。
25日下午，部分伤者及死伤者家属回到香港，但各界对救援中警方表现的质疑未曾停歇，甚至有人怀疑部分人质死于警察的子弹和榔头下。在强大的压力下，菲律宾方面表示将彻查救援行动，并将在查清后，派菲律宾副总统比奈和外长罗慕洛赴北京报告。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事件结束后的电视讲话中承认警方举措失当，需要改善。但他同时援引俄罗斯歌剧院人质劫持事件表示：即使俄罗斯那样经验丰富，装备先进，也不能避免大量伤亡。
据外电报道，菲律宾警方发言人25日称，4名参与处置香港旅游团劫持事件的菲律宾警察被拘捕。警方怀疑有4名游客死于警方的射击，目前，菲律宾警方已经要求现场特种部队将全部枪支上交，以做弹道检测。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消息表明，菲律宾方面对这起悲剧的直接制造者门多萨所要求重审的案子进行新的调查，这个终于犯下大错的警察，曾经遭遇什么“错误的决定”，我们无从得知。
而在中国，媒体和网友仍在质疑菲方的救援行动，及时通报信息的旅行社兼职领队谢廷骏和成功带离一名非亲属孩童的曾绮丽则成为传唱的英雄，特别是最后被劫匪铐在前车门充当人盾并最终殉职的谢廷骏，更被誉为“香港骄傲”。在这个天性开朗，亲和力强，喜欢和旅客合影的尽职导游的facebook上，人们搜索到他写下的一句话：“If u want to be happy，nobody can stop u！！”（如果你想得到快乐，没有谁可以阻挡你！）
但现在，这已是一个悲怆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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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摊上的民生丢了谁的脸？
作者: 马宇
2010-07-21 20:20:19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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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小菜摊也能撬动世界 “妈妈城管”的温柔，小贩真的不懂 城管对小贩要不要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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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无力负担成本的合法经营者还是做个能够赚钱糊口的“非法”经营者，这些人与管理者无疑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
夏日的傍晚，饭馆前、街道边，甚至只要有人的犄角旮旯里，烧烤摊支起来了，吃的喝的摆出来了。渐渐就聚上了人，在这样的小摊上喝啤酒，比西装革履地在大酒店里吃饭自在得多，小摊上才是生活。
忽然一声：城管来啦！立即一片鸡飞狗跳。脑海里，倏然掠过一千二百年前柳宗元描述的场景：“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我惊诧于吾国传统的强大，历千年而不变！
城市中，我已经无数次目睹了这样的场景。我也无数次地从媒体上知道，这是全中国的普遍现象，并引发了很多恶性事件——那么多不应该的死亡和暴力。
不想质疑城管是不是非法组织，不想探讨城管的多项职能数百项权力是否为法律授予，只想从经济管理层面问一句：小摊上的民生是不是就可忽略不计？
很奇怪地，我的思绪居然回到了40年前，山东农村。我的家乡有做盖垫（一种秸秆做成的锅盖或盛食物的容器）生意的传统，养家糊口。当时官方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但村里人仍然偷偷做。我记得大爷、叔叔们，在数九寒冬天还没亮就驮着盖垫去周边城镇赶集，天黑后才回来。挣的钱按分、按毛算，还得担着“政治风险”，不时会有人碰上“割尾巴”的，盖垫被没收血本无归，人也有被抓捕的危险——那时候，“投机倒把”可是正儿八经的罪名呢，直到1982年全国还有3万人因此罪名被判刑。
或许这是我最早的市场经济启蒙。我意识到，市场经济符合人的本性，让人们通过劳动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欲望是不可阻挡的，再暴烈的政府管制都不能消除这种本能。
这事让我明白的是：不要跟老百姓的生存意志作对；但我至今仍然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有自由自在做生意的权利？
当然，我们早已经不像40年前那样禁止百姓做生意了，这是我们国家这些年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政治判断和国家决策，有了要搞市场经济的基本共识和目标取向，但在对于市场经济的管理上，还是有着这样那样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企业注册登记。
首先就是门槛太高，审批太繁。在中国办公司真是不容易。核名称、开账户、验资、办执照、办税务登记，每个地方不跑几趟是办不下来的。设置这一关口的目的是严把市场准入关，防止不良人士、无信公司进入经营领域——但这又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何况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事先知道哪个人、哪个公司没有实力、不守诚信。
实践更是证明，国际上那些实行放开登记的市场经济地方，市场经营秩序比我们要好得多。大家都知道，微软不可能诞生在中国。除了创新能力、产权保护，工商登记这一关可能就憋死了盖茨：名称古怪甚至有情色嫌疑，不予注册；名称前没有地区限定，不予注册；注册资金太少不能经营某些业务——微软还活什么活？盖茨烦不胜烦，还研究什么操作系统？
政府负责企业注册登记本是服务却成了权力，工商居然成为中国政府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这决不是市场经济的福音，也是数以千万计的民众不去办理工商执照而“非法”经营的直接原因。
其次是各种税费成本太高。明面上的收费已经不合理，虽然不过都是几十元钱的收费项目，但所谓“成本费”实际上都是暴利——真不明白政府机构为何在以服务为名的管制中还要与贫苦小民锱铢必较；也不明白，我们每年都有数以千亿计的不当公款消费，我们的财政支出中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所占比重要远高于发达国家，为何人家不收费、低收费而我们还高收费。
公司成立后的各种税费就更不用说了，曾有国际研究说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多年研究中，我曾多次听过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家跟我说：如果照章纳税缴费，中国几乎所有企业都要倒闭！以至于增值税税率17％，实际纳税仅8％左右，有领导还曾以此数据说事，似乎高税率就是为了预留出偷税漏税的空间。
义乌小商品市场搞得那么红火，但外地移植就难存活，用义乌工商局领导的话说，他们工商部门几十人，七八万工商户，他们经费充裕不用去卡工商户；很多地方工商人数不比义乌少，但就那么百八十家工商户，怎么够吃？
义乌政府近年也在推动转型升级，但七万多个体工商户却宁愿低档次地小富即安，就是不转成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公司税费远较个体工商户为高。
经历了30年资本积累的义乌工商户尚且如此，全国各地那些连城市最低贫困线都达不到、连糊口都困难的人们，如何去拿个执照合法经营？他们不开黑“摩的”怎么办？他们不摆小摊怎么办？他们不卖烧烤怎么办？管理者没收他们借钱买的三轮车，就是断了他们的生路，他们能不拼命吗？
做个无力负担成本的合法经营者还是做个能够赚钱糊口的“非法”经营者，这些人与管理者无疑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不，对“非法”经营者来说是惟一的选择！如果能当公务员、如果失业能有救济金——只要能养家糊口就行，谁愿意去做那最小最苦的“非法”生意呢？！
城市管理者们有太多的理由，如维护城市卫生、维护交通秩序、保证食品安全等等。这要么是推卸责任，要么是愚蠢无能。
最根本的问题是：民生大于天！在让国民有尊严地工作、生活之前，先得让他们“活着”。既然政府提供就业机会有限、社会保障能力有限，眼下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还做不到解决这上千万人的就业、保障这数千万人的生计，允许他们自谋生路总是应该的吧？！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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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愿意重回乡村
作者: 朵渔
2010-07-21 19:30:28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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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农民银行家” 【山乡之变】“80后”回村——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东南飞” 一群80后的村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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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虚的乡村，你可能只是一个“抽取者”，只有抽取，没有回报
春天回山东单县乡下，发现村头的小学校大门紧闭，一个学生也没有了。问父母，说是经过这些年的计划生育，学生减少，村校规模太小，被其他小学合并了。说完便摇头连连。
乡村小学的消失，对村民们来说是个大事件。以前，几乎村村都有小学，其功能，一是村民们让后代求学上达、改变命运的惟一窄门，二是乡村繁荣的标志，上对祖宗，下对子孙。乡村小学没有了，整个乡村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除了鸡鸣狗盗，再无童稚笑语、朗朗书声。那改变命运的火种，也似乎一下子暗淡下来，人心都觉得怪怪的，空落。
我就是从那所村小学校经过层层肉搏，滚出去的。进城以后，就很少回乡下了。最近每次回去，都觉得惭愧不已、悲哀不已。像我这样中举般滚出乡村的，实在算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幸运之极。
其他的同龄人，也大多走出了乡村，但他们是另一种轨迹：打工。打工者，大多是一个人出去，而家依然在乡村，根依然在乡村。往往是过年时回来一趟，播下颗种子，再出去谋生路。那种子生根、发芽，而父母已不在身边。现在的乡村，几乎就是儿童和老人的世界。
每次看到那些光腚游戏的孩子，那些弯腰驼背的白发老人，心中就会有隐痛。谁来教育这些孩子？谁来传承乡村文明？
面对1914-1918的战后一代德国人，本雅明曾慨叹，那些在壁炉前为子孙们讲故事的人彻底消失了，“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本雅明痛感一代人经验的贫乏，并称之为一种“新的无教养”。如本雅明所说的那“在壁炉前讲故事的絮叨者”，如今又在哪里？是那些留守乡村的祖父祖母们吗？他们终日劳碌、奔波与蒙昧，又如何充当一个“讲故事者”？于是，我们这里的“新的无教养”出现了，新的“经验的贫乏”出现了。“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块铜板。”
为了一小块铜板，那些乡村的打工者甚至抵押上了自己的后代——这惟一的改变命运的窄门也被迫关闭了。而作为从乡村出去的知识分子，我的责任与承担又在哪里呢？我甚至很少回到乡下！在空虚的乡村，我成了一个新的“抽取者”，只有抽取，没有回报。
而古之为士者，对乡村世界是极尽关注的，那时候的乡村不仅有生员、秀才和员外，官员们老了，也还要“告老还乡”。近读罗庸先生的《鸭池十讲》，讲到为士之道。在罗先生眼中，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们以在野之身，积极做文化运动，孔夫子便是一例。战国时，士大夫学商人模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最好的时期是两汉四百年，特别是东汉，“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随后，董卓入卫，奸雄当道几百年，“处士一变而为党锢，再变而为文学侍从，三变而为世族的门客。读书人的生活，从居乡教授到运筹决策，再到做劝进表，加九锡文，最后到应诏咏妓，南朝士人的身份降到无可再降”。直至两宋，理学家们于讲学之余，尚能注意到乡村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公约之类。而到了明清两代，士子们与胥吏政治相因缘，“出则黩货弄权，处则鱼肉乡里”，士大夫的意义，似甚少有人顾及。
如今，教育成了一项投资，好不容易逃出了乡村，成本尚未收回，谁还愿意再回去呢？于是，一代代乡村士子们继续在掏空乡村，那“成己成物，立己立人”的承担精神，早已弃之如敝屣。乡村败落，势所必然，岂不悲哉！
（作者为诗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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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小菜摊也能撬动世界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 笑蜀
2010-07-07 22:06:42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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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 陈树菊 小贩 已有评论4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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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台湾有桩大新闻，马英九专程拜会陈树菊，从她手上一气买了价值两万台币的青菜，成为陈树菊最大的客户。他并盛赞陈树菊是台湾的“爱心大使”，展现了台湾人的善良，展现了台湾的软实力。
陈树菊是台东的一个菜贩。“钱，要给需要的人才有用。”是她的毕生信念。她省吃俭用，把结余下来的一千多万台币（约合人民币214万）全部捐给了孤儿院、学校、儿童基金会。这感动了世界，陈树菊得以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于今年5月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台领奖。
陈树菊就此成为传奇。但是，世界皆惊，她自己却依然那样淡定而从容。她最珍重的始终只是她的小菜摊。在美国领奖期间，她最牵挂的是那个小菜摊。刚回台湾，她第一件事就是赶回小菜摊卖菜。只有站到小菜摊前，她才能找回自己的感觉。怎样的轰动和怎样的名利诱惑，都不能让她失去人生的常轨。
从一个小菜摊出发撬动世界，这传奇让人好奇：那是一个怎样的小菜摊？
那无疑是一个有足够尊严的小菜摊。这种尊严，当然不只是来自陈树菊一个人的珍重，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尊重。马英九去台东拜会陈树菊，到了小菜摊跟前，也得老老实实地跟普通市民一道排队，排到了才有资格从陈树菊手中买菜，跟陈树菊对话。并不因为他是台湾最高领导人，他就可以越过那个小菜摊。这或许算是一道风景吧，折射着权力对小菜摊的谦卑。
那无疑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小菜摊。它很小，但并不因为小就可以任意侵犯，它稳定到即便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也不能丝毫撼动的地步，陈树菊也才能与它一直相依为命，才能通过毕生打拼，为社会奉献那么多爱。除了早年养家所需及后来自己的基本生存所需，她点点滴滴积攒下来的钱财竟高达一千多万台币，这一切全得自那个平凡的小菜摊。可见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资本的天堂，它一定会尊重所有小菜摊，一定会尊重平民生计。纵然走卒贩夫，也能得其荫庇，靠日常的营生稳定地积累财富，而不必担心被敲骨吸髓。
总之，陈树菊的全部依托，都是那个小菜摊，那个有尊严的、稳定的小菜摊。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小菜摊，马上就可以出发，践行爱，践行悲悯与关怀。这传奇彻底颠覆了身份决定论，像熊熊火炬，足以照出每个人内心的光明，让每个人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即发现草根的力量、普通人的力量、小人物的力量。小人物也能改变世界，而无须等到飞黄腾达、掌握了巨大社会资源之后。
这就是说，人都有爱心，但爱心须有所依托。对普通人来说，对小人物来说，爱心的依托就是他们的小饭碗。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小饭碗不只有着饭碗的意义，更有着超验的价值。譬如就陈树菊而言，她的那个小菜摊，就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神圣的小菜摊，救活了不知多少人的生命，润泽了不知多少人的心灵。对那样的小菜摊报以足够的敬畏吧。须知，颠覆每一个小菜摊，砸烂每一个小饭碗，都不仅是颠覆了摊主个人的生计，更是阻断了爱心的活水源头。
一百多年前，在法国大革命的余烬照耀下，雨果曾这样慨叹：革命的绝对价值之上，存在着一个人道的绝对的价值。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发展的绝对价值之上，存在着一个人道的绝对价值、博爱的绝对价值。只有当人道的绝对价值、博爱的绝对价值能为几乎每个人所默认，成为每个人心中的最高律，以此支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才可能是人道的，文明的。而这一切，何妨从尊重每一个小菜摊、尊重每个老百姓的日常生计做起？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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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8日曾发一帖《雨中访古屋——东大街上规制最大的保存较好的楼房，应修复保留下来！[35楼透露此屋曾是闲逸钱庄旧址]》，得到许多网友的支持。时隔不到一年，今天下午这所老房被彻底拆除，余正巧见到拆除过程，所幸相机正在手头，抢拍下这所百年老屋的最后时刻！现传上照片，以飨各位关心老街命运的朋友们！
1.这是去年留下的照片
2.这是今天下午最后的情况
3.老屋奄奄一息，只差最后一击
4.再见了，谢谢你们曾经的挂念
5.来吧
6.
7.
8.
9.
10.
11.再来
12.
13.
14.
15.就此一去，了无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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