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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王若水(原载《人民日报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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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one 发表于:03-02-22 13:16 [只看该作者]
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

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王若水·



◇ 周恩来大力纠“左”



本文叙述1972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

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对一些青年读者来说,在回

忆这一段历史之前,也许有必要把当时的政治背景交代一下。



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9·13事件

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

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

法似乎有悔悟之意。1971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

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

,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6月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

夫人,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

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

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

方式”。



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

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

左的力度。9·13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

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

,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71

年底到1972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

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

,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

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

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



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

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

左思潮。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4

、5月间,周恩来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

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

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

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

”,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

“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72年7月14日,周恩来接受扬

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

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

,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

拔掉。”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 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

《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

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甚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

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英。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

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

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英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

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于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

。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英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

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

做报社的唯

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



周恩来从72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

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

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

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象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

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那意思好像是:不是你领

导吗?那你就来管吧!



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

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对鲁英说:“你们以后不

要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

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

“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英提出一个名

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英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

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

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

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英当做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英外

,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

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

都要比鲁英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英的地位摇

欲坠了。



◇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571工程”。

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

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

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

,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

,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过“深挖516反革

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516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

要批极左了。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

再次强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

来主管的)。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

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

,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

地讨论和贯彻。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

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8月8日,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

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

,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英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

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

话锋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英要支

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

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

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

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

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

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

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

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9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

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

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 ?



1972年3月21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

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

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这篇文章,

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

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

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

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

这个机会,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

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

,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英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

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312期(11月4日)登了一篇上海

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导。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

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

面倒的。



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11

月4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

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说要讨

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

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

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

“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

,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

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

,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

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72

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72年当年就有26号文件、31号文件、38号文件、4

2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11月1日印发的,时间还在1

0月14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11期(11月出

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

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

确路线。此外,10月14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

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甚么出尔

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

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

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

《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11月6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

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

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

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

有过。



11月24日,《文汇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

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

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导

、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

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

一项内容”(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情况

》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

来加以示众。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

?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

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



◇ 我的一封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几件事看出:



(一)11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

无政府主义。

(二)12月1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象游蛇一

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

执行。”这和第11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

既想要转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三)12月1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导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

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

,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23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

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

,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

时纪登奎是政委,他在12月11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

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

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

。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

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

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

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

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英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英当

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

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

。“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

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

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

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

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

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

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

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

甚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

,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

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

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

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

。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

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

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

反。57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

”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

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

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

”。我说:我不懂为甚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

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

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

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

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

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

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

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

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 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

什么了不起。…… 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

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

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

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

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

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

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 周恩来的讲话



12月19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英

、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

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英也许作了某种猜

想,在车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

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

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

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

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

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

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

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哪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

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我当时还不知道

,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

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

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迭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

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





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

,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

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

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

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

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ê偷晨 度嗣袢毡ā泛汀逗?

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

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

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

,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

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

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

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

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

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

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像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

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英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英同志是上海《解放日

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

说鲁英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

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

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

没有直接关系的部份。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

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197

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

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

”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

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

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

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甚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

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

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

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

”。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

’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

然而江、张、姚自

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了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

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英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

来打断。当鲁英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

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

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

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

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

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

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

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

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1967年,

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

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

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

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

”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土直朊?

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

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11期上说林彪

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

我还要好好想通。



◇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

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

《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

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

话醇右岳 谩A直氲穆废撸 业脚压 恕V劣谒 谀骋皇奔洌 骋皇虑樯希 ?

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

为过份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

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像《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

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份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

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英)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

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

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11期的文章,他叫秘书

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

彪的本质问题。《红旗》11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

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像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

,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

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

》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

。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

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

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

”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输定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

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

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

,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

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

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

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

,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

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

,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

问题。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找王若水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

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12月

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12月5日的信和对批

极左问题的认识。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

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

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看《周恩来年

谱》)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

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

青同志意见。”好像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

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

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

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



“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

,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

件的提法。关于前一个文章,张春桥说:“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

形式也是如此。他的极右有行动……。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

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

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

相反的。只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

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

词句来掩盖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

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

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

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

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

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

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

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

别人,那么为甚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

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英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

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甚么用这个词?‘

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

。我在政治局也提过。……。”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

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

全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

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

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

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8月8日张姚在

《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

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

,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

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

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甚么11月初发出的

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11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

。张姚12月6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

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

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

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

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

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

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

,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

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

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

我一惊。)“还有一种讲法,说鲁英是上海来的。?

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

好。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

他们讨论,为甚么不讨论?”



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

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

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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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之子 发表于:09-11-09 17:5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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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张照远
2007117是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那一天,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的父亲张照远,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像他那一代革命者生前常说的那样去见马克思列宁去了。
  也许这时间的阴差阳错是一种巧合,但父亲的一生经历,却明明白白的证明了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地共产主义战士。
  父亲1919年出生于河北抚宁,就读于唐山中学(19762月我曾随父亲去过该校遗址),1938年参加冀中军区(后为63军),曾任杨成武时期的教导大队大队长,郑维山、胡耀邦时期的作战处长,抗美援朝时189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徐信时任189师师长),傅崇碧时期的63军副参谋长,1959年调至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建树颇多,其中抗登陆战的课题研究是我军历史上的先行者,文革期间支左于首钢,因致力于恢复生产,被派性分子打伤,我当时亲眼看到打到张照远的标语写在天安门广场前,每个黑色大字足有3-4见方。1970年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国防工办主任,为拯救因武斗濒于全线停产的山西军事工业,父亲从理论上批极左思潮,同时结合实际上狠抓生产,仅用1年多时间就使山西军工生产跃居全国前列,深受军委领导乃至周恩来总理的赞赏,这也得罪了四人帮及其同伙,江青等曾多次点名骂娘,因此在1972年底父亲被全军通报,被强迫停止了工作,当时我刚上高中,亲眼目睹了父亲的人生起伏,也亲身经历了世态炎凉,看到不少的叔叔”“伯伯在父亲受难前后判若两人的丑陋面孔。四人帮倒台后,父亲被平反,他还像以往一样英姿勃发全身投入工作。但是他却不知时代变了,毛泽东时代、战争年代的佼佼者的工作方式并不一定符合和平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形形色色的交易也影响到了军界,父亲因不会也不愿附炎趋势竟被降至二线,幸好多有才华,经当时的军科院长宋时轮举荐到北京军区大百科任编审室主任,还担当中国大百科军战史副主编,使得珍贵的历史资料能够幸存在世。父亲晚年,依旧老骥伏枥,壮心未止,潜心于书画,由于有早年学堂的历练,很快在书法上有所成就,其作品参加过多种高层次的展览并被展方收藏,更为多家名人机构收藏在册。
  父亲一生虽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但他那种坚定的信仰,不变的追求是老一代革命者的典范,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热情,积极的进取精神是我们后一代继承者的楷模,他那种刚直不阿,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做人原则是中华民族骄傲。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荣幸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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