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30岁念初中”、38岁当上副科长、年近50岁成为正厅级的“一方诸侯”。
■他的改革涉足广泛，“也许其他人都尝试过其中的一项或几项，但像他那样把如此众多的改革集于一身，极为少见”。
■其行，挑战尺度；其思，超于常道；其政，频现“奇观”。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这一代的改革官员与之前的已有巨大的不同，不论是自身诉求还是外部空间。
云南省教育厅56岁的新任厅长罗崇敏履新不久，就把各办公室款型、质地各异的门换成了统一的朱红木门，并将墙壁粉刷一新。
教育厅的“新”还包括：55岁以上处级干部全部卸任，全厅处级、副处级干部公开竞聘；云南省10个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职位向社会公开选拔……
在中国版图上，偏居滇南边疆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很少为人关注，但在罗崇敏任州委书记5年间，这片无声之地出现了极富想象力的新名称：弥勒县人民医院改称有限责任医院；推行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尝试了理想主义式的迁徙自由与城乡户籍二元制的破除；在一个“牛马满街跑”的城市建造了80米宽、30公里长的壮丽无比的红河大道及大批欧式建筑；在封闭的“边城”进行了传媒体制的改革……红河施政5年期间，罗崇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动刀。
有人认为，罗崇敏的“全盘改”只是在红河建立了一个乌托邦。一些举措涤旧扬新，立竿见影，另一些却陷于“下改上不改”的系统不对接中，在他离任后就已开始变形。有人笑他“政治幼稚”：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但罗崇敏毫不怀疑他推行的各项改革。在红河执政5年，他不太与媒体打交道，一些涉及敏感的改革，他还反复叮嘱，“关起门来干”。如今离开红河近一年，他说：“从我身上，你能看到一个中国地方官员推行自下而上、触及体制的改革能走多远。”
尽展铁腕，未提改革
2002年11月，罗崇敏从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调任红河州委书记。所有改革官员上任之初，几乎都是从官风、民风入手，罗亦不例外。
官员们感受到了压力。州委秘书长杨为民回忆：“一天下午下班，两个部门领导打电话过来，问通知是不是发错了。这天下午州委办公室发了三个通知：第二天早上开一个干部大会，一个卫生改革座谈会，还有安排干部去植树。他们不敢相信，一个上午能干完这三件事。但这的确没有发错。我说，兄弟，罗书记就是这样安排的。电话那头传来叹息声。”
罗崇敏显然深谙基层官场的逻辑：“在不触及利益的前提下，基层干部会积极迎合新领导的风格。”
在杨为民看来，这位出身农村、“30岁念初中”、38岁才当上副科长的新书记，是在“追赶时间”，且他的阵势镇住了官员，不管行不行、愿不愿意，“都得跟着他一块跑”。
看到牛羊横行街道，他立即叫来县委书记指挥赶牛；下乡调研发现村民卫生落后，他下令给每个农民发牙刷、香皂、毛巾；顶着“乱摊派”的骂名，他硬是向全州各部门分摊建村卫生所、村厕所的任务；他在《红河日报》头版开辟曝光栏，曝光卫生改革推行不力的官员名单……
整个2003年，罗崇敏尽展铁腕，未提改革。他在等待时机。
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
2002年11月，罗崇敏从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调任红河州委书记。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这让长期关注基层直选的罗崇敏感到兴奋。他清楚地知道，1998年四川遂宁、眉山已首开正副乡长直选先河，2001年他就任玉溪市委副书记时，在全市200多个村推行村党支部书记直选，但都止步于试点。他想再试一次，“现在距1998年已过去5年了，中央也明确了基层民主发展的大方向，这次要成了，不定能成为第二个小岗村。”由此成就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调研、论证数月后，试验点定在石屏县。事前，有人提醒，要不要先跟上面汇报？“一汇报估计就弄不成了，先干再说！”
2004年3月，石屏直选悄然启动。参与者在获得20人以上联名举荐后即可获得候选人资格，随即要到各村演讲。大桥乡候选人张鹏和竞选对手很快发现，事前准备好的讲稿根本用不上，村民蜂拥追问最实在的问题：通村的水泥路啥时能修好，缺水问题怎么解决？表现不佳或企图贿选被揭发的候选人相继出局，到正式投票时，只剩下张鹏和另一名竞选者。
事后统计，全县居民投票率高达87.6%。罗崇敏没去现场。他还严令封锁消息，只有州内媒体可拍摄存档，但一律不得报道。
这些都是降低风险的“缓冲阀”。罗崇敏很清楚，按宪法规定，各级政府的领导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他说：“如果这次直选得到中央认可，从上至下推，我们的实践就起到了推动《选举法》修改作用。”
直选后两个月，正在乡下调研的罗崇敏接到州委组织部电话，让他“最好回来一下，中央有关部门来人调研了”。来者仔细向罗崇敏询问石屏县直选的具体过程和对基层民主的看法，罗崇敏实话实说：“我认为石屏直选是成功的，扩大基层民主是可行的。”
中央的来人没有明确表态。
直选胜出的乡镇长如期任职。“这几个人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的作用，不如想象中的明显。因为在他们之上还有乡党委书记，书记不点头，主意还是主意。”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说，“不像经济类的改革可以立竿见影，政改方面的尝试如果没有配套、没有上面的正式授权，很难持续和看到效果。比如直选如果不与定期选举、周期淘汰结合，只搞一次，就不太可能显现出民选的影响。”
“三明治”政府
罗崇敏并没有止步乡镇直选。他筹划着一个系统性的地方改革试验。2004年至2007年，罗崇敏陆续出台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7项改革，其中包括推动国企市场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在全州13个县推行乡党委班子直选；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将一些医院整体转制，全州医疗卫生系统全员社会化；改革教育体制，除增加校舍资金投入外，还以5万至15万年薪公选招聘蒙自县33所中小学校长……
细究这些改革，大多有其由头，如教育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都源于红河州被云南省列入试点城区之一。罗崇敏酝酿已久，一旦机会露面，闪电出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崇敏是一个捕捉风向的改革者。用他的话说：“历史上的改革悲剧人物，是在不适宜的时间和空间，做了不适宜的事。”
红河大道须投入8.5亿元，有人认为没必要，有人提议先修一半。罗崇敏认为这些都是“小农意识”，他说：“红河大道、文化广场是要花很多钱，但可以用50年、100年，比以后修修补补、拆了又建要划算得多！”2005年，红河大道如期动工，2006年除夕，建设局局长电话告诉书记，大道只差没亮灯了。罗崇敏要求：“大年初一必须亮灯，否则，我到工地上陪你过除夕。”当天晚6时，这条被网友拍摄上传网络的超级大道灯火辉煌。
他不避讳“人治”。他认为，在西部地区，地方官员更需强势、精英，善于综合运用人治、法治与文治，是谓“三明治”政府。
“身份”风波
医改是争议最大的改革之一。罗崇敏的思路方向很明确：官退民进，让市场运作逻辑刺激资源整合、效益盘活。
作为全州改革的试点，弥勒县人民医院改称“弥勒县有限责任医院”，由全员职工持股。弥勒试点一年后，全州23所县级以上医院只有4所保持国有独资。矛盾的焦点集中于“身份”改变上，即全州医务人员的身份由“单位人”改为了“社会人”；医院不再按编制招人，而是根据实际需求聘用。
但改后不久，大家发现，虽然月薪比以前高了，但社保体系为“社会人”提供的退休金远低于有国家保障的“单位人”。改革前，弥勒县人民医院院长享受副处级待遇，退休后每月可领3000多元，改革后按照现行政策退休时，他的退休金“缩水”为1000多元。
这项改革随着罗崇敏离任在事实上开始复原。改革又一次显露出与大系统的“对接”问题。罗崇敏看到的却是改革本身的价值，“改革总有利益受损者，不能光听反对的声音，更要看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
离开与留下
对于离开一年多的红河，罗崇敏强调自己不留恋过去。
他曾致信中央，建议农村发展应在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其中包括建立有序推进农民迁徙自由的体制，并因接到中央领导的回电而感到欣慰，“说明中央对地方改革还是肯定、宽容的”。
红河州被罗崇敏骂惯了的官员欣喜地发现，新领导对他们的工作效率很欣赏，常说：“怎么会有那么好用的班子。” 红河州纪委书记温剑在报纸上看到，老书记新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后，又马不停蹄力主改革，其中一项，55岁以上处级干部一律卸任。他隐隐担忧：“这又会得罪很多人，何必呢？”
一位熟知罗崇敏的红河官员分析他的从政轨迹及升迁速度，“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官员、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官员、一个没有可复制性的官员。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力主改革的地方官员在中国官场的生存空间与命运。”（摘自《南方周末》2009年1月14日
文/潘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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