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原大河报副总编马云龙谈深度报道及都市报

马云龙：我就是一堂吉诃德

2005-09-01 15:12:24 南方人物周刊 李玉霄

　　1963年，他是河北省的高考文科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却成了豫东平原某农场的杀猪匠。

　　“文革”初期，他是北京大学名噪一时的红人，位列聂元梓之后，号称“北大第一嘴”，但一夜之间，却主动辞去所有职务，退出红卫兵组织。

　　1974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背着85条“反动言论”，被投进看守所，本以为必死无疑，却在1979年安全释放。

　　15年后，他成为主办河南大河报的四大元老之一，是这份中原地区第一都市报的灵魂人物，却在其鼎盛期无奈离开，在同仁看来，这“标志着一份报纸一个时代的终结”。

　　此后，他也像那些理想满怀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做新闻的地方，东奔西走，最极端的例子是居然在一年之内连跳3家媒体。

　　去年8月，这位61岁的老先生，就任河南商报顾问。他当“顾问”，既顾且问，亲自采访、亲自写稿，然后亲自编版，依然是带着一帮年轻记者，继去年10月捅出“巨能钙含双氧水事件”，今年3月又率先报道河北“聂树斌冤杀案”，以至于有人评论“河南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新闻，全让老马给做了”。

　　老马，就是马云龙。这位以非党人士身份一直主管新闻的大河报原副总编，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向有“狂人”、“怪人”之称，但私下里，年轻的记者编辑们，却因其狂和怪，亲切地称之为“马老爷子”。

　　从造反派领袖到青年农民

　　所谓命运，不过是人生中诸多偶然的累积。

　　马云龙之所以来到河南，并且成为今天河南新闻界的扛鼎人物，和4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

　　1966年初夏，“文革”狂飙席卷全国，北京大学成为全国运动的风暴眼，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云龙脱颖而出。这位曾经的河北省高考状元，博览群书，兼具口才，大小集会频频露面，登台一呼，应者云集，“北大第一嘴”不胫而走；进而作为北京大学惟一学生代表，进入首都红代会常委会，成为14名常委之一。虽然不久之后，这段经历让他终生懊悔，但当时，年轻气盛的马云龙一时领风气之先，饱尝灵魂革命、思想斗争之快感。

　　但是，随之而来的一场武斗，将他从“斗出一个新天地”的梦幻之境拉回残酷的现实。1968年3月28日深夜，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率先向“井冈山兵团”发起攻击，大打出手，是为全国高校“文革”武斗之始。“3．28武斗”暴露了所谓“革命”的另外一副真实面目，马云龙大梦方醒，第二天早上即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声明：即日起辞去红代会所有职务，彻底退出红卫兵组织。

　　自此，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目变成彻头彻尾的逍遥派。上午泡在寂静冷清的图书馆，啃读列宁全集；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晚上则和来自各系的逍遥派们辩论政治、议论时局、交流读书心得。这种“神仙”般的日子持续到1968年底的毕业大分配。

　　军宣队控制下的毕业分配，一切变得非常简单，军代表手中名单一念，数千名学生踏上行程，分赴祖国各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马云龙卷起铺盖，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太康县解放军第一军的部队农场，打土坯，烧砖瓦，盖房子。然后，他被分配在炊事班，顺理成章地学会了杀猪。

　　两年之后，“学军”结束，按照全国统一政策，这批大学生理应分配工作，但患有“意识形态过敏症”的河南却执行了更左的政策：“学军”之后再“学农”。

　　农场里的七百多名大学生就像“老三届”中学生一样，进村入户，插队农村。马云龙这次被“分配”在长葛县南席公社古城村，开始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又是两年过去，1972年“学农”结束，这批早就离开学校的大学生就地找工作。有门路的去了郑州和许昌，马云龙举目无亲，他的去处是长葛县教师进修学校。

　　从首善之区北京到豫东平原农场，继而是不为人知的古城村；从红卫兵领袖到被改造的大学生，到农场炊事员，继而荷锄而作的青年农民，最后是县进修学校教员——虽然依旧关心时事，虽然坚持晴耕雨读，马云龙还是深深感受到了政治风潮对于个人命运的无情拨弄。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对于昔日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如今散落各地厂矿村寨的马云龙们，不啻一记当头棒喝。

　　当副统帅林彪命殒蒙古的消息传到河南，正在学农的大学生们惊诧莫名。马云龙说，“我们当时先是震惊，然后就是愤怒和屈辱，是发现自己被愚弄之后的愤怒和屈辱。”

　　同时，农场就业、农田耕作的最底层经历，则促使马云龙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开始用怀疑、审视甚至质疑的眼光打量他所厕身的这个世界。但是，也正是这种独立的姿态，给他带来了一场牢狱之灾。

　　牢狱之灾

　　1974年底，马云龙在大小场合的言论被好事者收集起来，计85条，随即被上边定性为“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他旋即被隔离审查，然后确认为“现行反革命”，1975年1月10日，他被关进看守所。

　　先是在长葛县，后又转到许昌专区，一关将近两年，就是不判刑。看守所的“待遇”不如监狱，吃不饱饭，见不到家人，马云龙忍受着“火烧火燎一样”难以抑制的饥饿，忍受着独居囚室的煎熬。更糟的是，铁窗外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传来的全是坏消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他渐渐地绝望了，感觉自己出不去了。

　　“那几年经常夜不能寐，只是在琢磨怎么死才能体面一点，才能有人的尊严。甚至动过念头，宁可一头撞死，也不能让他们五花大绑勒着脖子押赴刑场。此外，就想如果有机会，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说什么内容。”

　　事态仿佛如他所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马云龙在里面的感觉是“形势急转直下”。10月1日深夜，他忽然被叫起连夜提审，主审员换成了法院院长，而且是连轴转不间断的审讯。他意识到“凶多吉少，可能要杀人，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于是，马云龙拿出当年的辩论本领，以法院院长为听众，将那些“罪状”挨个反驳，直将每次提审变成了辩论会。连续6天下来，85条“罪状”还没过一遍。

　　10月6日，也是在一夜之间，审讯突然结束。“三天之后，站岗的卫兵悄悄打手势告诉我，中央抓了4个人，他问我知不知道哪4个，我明白了，告诉他是王张江姚，他很惊讶。从那天开始，只要他站岗，他就从食堂偷偷给我带馒头，从窗口扔进来。”

　　“四人帮”虽然打倒，但马云龙尚有12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因此，他又在号子中度过了两年“不杀也不放”的日子。

　　1979年初，马云龙被告知“免于刑事起诉”，1月19日，他走出许昌地区看守所，两个月后平反。

　　他将恢复自由的1月19日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有关方面曾打算把他树成“张志新式的与‘四人帮’斗争的典型”，他三言两语就回绝掉了，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再被左右，只想要自由。

　　他又回到了长葛县，这让当时的县领导甚感为难：“你虽然平反了，但我们县这些年大会小会批马云龙，1974年批林批孔、1975年批邓反右倾、1976年批四人帮，都要把你马云龙捎上。现在你又回来了，我们怎么向群众解释呢？你还是走吧。”

　　马云龙去了郑州，当年一位农场同学介绍他到省图书馆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还是由同学的推荐，他调进河南日报，当上了一名记者。

　　这一年，马云龙整整40岁。

　　“苍蝇老虎一起打”

　　自1968年兴冲冲来河南，已经16年过去，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年届不惑。但是，失去的只是懵懂，得到的却是彻悟；变化的亦只是容颜，不变的仍然是激情。

　　他自告奋勇去老山前线采访；他报道了当年轰动一时的长沙漂流，并且策划组织了黄河漂流队，和那些血性男儿一起出生入死，被他们尊为“政委”。更为难得的是，进入河南日报不久，在党报体制内，他屡有“出格”之举，有一次竟将考试舞弊的副厅级干部拉下马。

　　因为强烈的道义担当，底层生存所赋予的民间立场，以及对新闻的挚爱与执著，马云龙很快赢得同行的敬重。

　　1995年2月，在领衔创办洛阳晚报之后，马云龙重回河南日报社，与王继兴、庞新智、马国强3位昔日同僚一起，共同筹办大河报。当时的郑州报业市场上，郑州晚报一家独大，年广告收入8000万元，而偌大的河南日报只有3000万元。4位主办人抱成一团，豪气干云，决心夺回市场霸主地位。

　　马云龙的职务是副总编辑，直接分管采编业务。他带领着同样理想满怀的编辑记者，以这张新报纸为阵地，东拼西杀，“既打苍蝇，也打老虎”。

　　大河报之所以会有爆发式的发展，两年之后全面超过郑州晚报、奠定中原老大地位，马云龙等4人及其麾下的那批年轻的新闻信徒们，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初创期弥漫整张报纸的那种冲动与激情，仍令后来者怀恋不已，有人甚至直接将其称为“马氏风格”。

　　“马氏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苍蝇老虎一起打”。

　　那是在一次全国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上，一位颇具声名的报社老总说，现在舆论监督环境不甚理想，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马云龙当场反驳：“错了！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也许有时候打不了老虎，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他是这么说了，他更是这么做了。

　　1997年夏，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学三讲”读书夏令营活动，组织全省“学三讲”中的青少年积极分子到香港、澳门游玩。可是大河报记者采访中却发现，30名营员中，居然有28人是省市县各级宣传部的官员，真正符合青少年身份的只有两人。这稿子发不发？编前会上，主导意见是“这是直接批评我们的直接上级，算了吧，不发了。”马云龙坐不住了：“这是好新闻，当然要发。”两下争执之际，马云龙当场操起电话，按了免提键，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林炎志家里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将稿子读完，林炎志静默片刻说，“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我的意见是发出来。”

　　第二天，这条破天荒的新闻在头版头条刊出。

　　类似的事情多了，“马云龙一见好新闻就兴奋”、“马云龙做新闻，六亲不认”之类的说法开始传开。甚至有部下在办公室当着马云龙的面，半是玩笑半是感慨地脱口而出：“你就是一堂吉诃德！”马云龙闻听此言，哈哈大笑。

　　回想起来，马云龙带领众弟兄打掉的最大一只老虎可能是张金柱，以至于直至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

　　1997年8月24日晚上，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醉酒驾车，将苏氏父子撞翻，11岁的苏磊当场死亡，父亲苏东海卷入车底，被张金柱的座驾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

　　从这天晚上直到第二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执行死刑，马云龙贴身指挥记者江华等人，对此案做了4个月的连续报道。张金柱臭名远扬，大河报也因此名动全国，4个月下来，发行量一路飙升3倍。

　　但是，成也在兹，败也在兹。就在马云龙心无旁骛、带领部下步步向前之时，他的路也越走越窄。

　　2000年12月25日，洛阳东都商厦一场大火，305人亡于火海。马云龙坐阵指挥，以《悲惨圣诞夜横祸降洛阳》为题，当夜将这一重大新闻独家发出，受到有关方面批评；

　　2001年2月27日，刊发《靓女包围医改会》，捅出中国医药界痼疾，某部门大为光火；

　　2001年3月26日，转载新华社稿件《周口外商气得直哭》，被斥为“损害河南形象”；

　　之后，他再也没有迈进大河报办公室的那个门。

　　再返江湖

　　大凡受过牢狱之灾、半生困顿的知识分子，无外乎三种归宿：一是被整怕了，从此闭嘴，安度余生，甚至开始风花雪月；二是矫枉过正，要以今天之左来掩盖当年之右；第三类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反而更加义无反顾。

　　屡挫屡奋的马云龙当属第三类。

　　离开大河报之后，他回到河北老家，侍奉年迈卧床的父亲，略尽孝心。之后，他重返江湖。

　　但是，他无处可去，于是流浪和跳槽成了这位老报人的无奈选择。

　　他担任过香港文汇报河南办事处主任，独家报道了柘城县农村艾滋病；他甚至还南下珠海，为珠海晚报出谋划策；直到去年8月，他才在河南商报稍微安身。

　　接下来就是“巨能钙含双氧水”、“聂树斌被冤杀”、“任文辉冤狱”等一个个重大新闻，从这个不甚为人所知的报社连珠炮般地捅出。

　　河南新闻界的人都知道，站在这些报道后面的，就是马云龙。

　　2004年11月16日下午，在记者初稿的基础上，马云龙亲手编写、五易其稿的调查报道《消费者当心：巨能钙有毒》确定第二天见报。巨能公司河南分公司经理来到马云龙办公室，开口承诺只要稿子不发，给他个人100万元，至于报社要多少可以自己开价。马云龙不露声色，沉着应对。一小时后，来自某要害部门的说情电话打了进来。

　　马云龙决定编版印刷流程提前3个小时，晚上11点之前报社所有人员下班回家，同时安排网络编辑迅速向全国100多家报社传送稿件，争取第二天全面开花。

　　当天深夜，商报的主管单位负责人接到指令，指派5个激光照排人员赶来强行改版。但是，整个商报社人去楼空，3层办公楼漆黑一片。有马云龙坐阵，他们来晚了。

　　与此同时，编辑记者们下班之后并没回家，而是兴冲冲赶往印刷厂，运送报纸。

　　第二天清早，当看到费尽周折的报道终于重磅推出，有的编辑记者激动得哭了。

　　此后，巨能公司声称河南商报诬蔑中伤，要动用法律手段。马云龙有理有据，毫不退让，随即写出7点声明；同时，他带着大河报和郑州晚报的记者，千里迢迢，赶往天津和河北沧州，一路调查，从生产车间追到供货基地，不仅掌握了巨能钙含有双氧水的铁证，更调查出使用工业级双氧水的确凿事实。

　　不过，巨能公司却偃旗息鼓了，马云龙策划的第二轮报道才未发出。据说，为了打官司，巨能公司请了多位专家仔细研读稿件，结果专家的结论是“这官司没法打。”

　　今年1月19日，郑州多家媒体报道了河北在逃嫌疑犯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的消息。2月底，河南商报记者从警方得知，王书金主动交待自己曾在河北省广平县犯下一起强奸杀人案，但广平县警方却称此案已破，“凶手”聂树斌早已于10年前被执行死刑。

　　闻听此信，马云龙当机立断，带领记者赶往河北广平，前后去了4次，遍访聂家父母、办案律师和河北警方。3月17日，河南商报头版头条《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将这一沉年冤案兜底托出，舆论一片哗然，3天之内，新浪网的网友评论高达7万多条。

　　碍于种种限制，重归江湖的马云龙无法全力出击。

　　很多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新闻，而是如何才能继续在新闻一线安全地呆下去，如何不失去现在的机会，不致再次“流浪”。

　　因此，他把自己的目标压得很低，“巨能钙调查、聂树斌冤杀案，这样的新闻，两个月做出1个，一年能做6个，就是我的理想”。

　　至于亲自采访、写稿、编版、写评论，马云龙认为是“为了自己良心上的平衡，同时也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没有努力过。”

　　性情硬汉

　　还是在大河报时，马云龙有一张“工作照”，背景不是办公室，而是郑州街头。光头墨镜、T恤衫牛仔裤，腰间配一腰包，身后是麾下几位手持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他本人双手叉腰，站在马路中间，面目冷峻，威风凛凛，势不可敌。

　　他的昔日部下都知道，这只是“六亲不认”的马云龙，并不是“让人喜欢”的“马老爷子”。

　　首先，马老爷子一有好新闻就兴奋，一兴奋就要和大家喝个痛快。马云龙自己也承认，“总编不过是个记者头儿，活干完了，干高兴了，弟兄们一块喝酒去！”

　　1995年10月15日，1岁半的小女孩李恒掉进建筑工地深达8米的地桩洞里，300名民警展开了几个小时的大营救，大河报摄影记者陈更生拍回了独家照片。照片冲洗出来之后，陈更生很兴奋，但是，马云龙比他还要兴奋，连声叫好。当整整3个版的现场图片报道全部编妥，马云龙从家中拿来两样东西，一手拎着的是剑南春，另一手是一条三五烟。

　　其次，老爷子雷厉风行，作风硬朗，有时急了还会骂人。

　　1998年1月12日上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张金柱死刑，马云龙离开法院时已是9点多，这时当天的大河报还没上报摊，就在等这条消息。在回报社的车里，马云龙用手机给编辑部口授稿件，有一个词说了几次，编辑都没听清，马云龙那个急啊。同车的刘书志说，“云龙急眼了，那个词重复一遍就骂一句‘傻B’，他连骂了6个‘傻B’！”

　　2002年底，大河报举行春节团拜会，邀请马云龙参加。马云龙在河北老家侍候重病的老父亲一年了，几乎没在郑州呆着，也就答应了。他没想到的是，编辑记者们一见推门进来的是一年半没见面的老马，全体起立，鼓掌10分钟！

　　和马云龙共事近20年的刘书志深知，新闻硬汉马云龙也有温情的一面。

　　2001年5月马云龙离开大河报之后，陷入长时间的苦闷，于是和报社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关起门来喝酒。刘书志亲眼看到黯然神伤的马云龙无法自持，两度落泪，“突然地痛哭，涕泪长流，然后又突然地收住眼泪”。

　　马云龙自称，在郑州他有3个生活圈子：一是同事和部下；二是因为特殊经历结识的民间思想者；第三就是“报社看大门的、司机班的司机、印刷厂的师傅”。在第三个圈子里，他们都叫他“马哥”，一见面，“马哥，喝酒去”，“马哥，最近有事没有？有没有谁欺负咱？有的话咱打他去！”

　　因为采访聂树斌案，他去了4次聂家，并和“可怜的”聂父聂母结下感情。他告诉两位年迈的老人，等到聂树斌平反那一天，他会专程到他们儿子的坟前，为他扫墓献花。

　　在报道周口二级警督袁文龙被山西临汾关进冤狱一案时，他再次承诺，只要袁文龙获释，他就要亲自开车把他从临汾接回周口老家。

　　还是在河南商报，在编写一篇无良中介将无辜农民骗到海外做苦役的稿件时，看到这些中原农民沦为“现代农奴”，他潸然泪下。

　　但在另外一些场合，马云龙则被视为“狂人”和“怪人”。

　　多年以前，马云龙就有了副高职称，此后，他一直拒绝参评。2000年，社长和总编强令他参加。谁也没想到，评审会上，轮到马云龙个人自述时，他开口就说：“这评职称在我眼里就像大街上耍猴的一样，敲一声锣，猴子就得翻一跟头。现在你也别敲锣，我也不翻跟头。它对我什么也不是，评上了我不高兴，评不上我也不会难过。”

　　15分钟的个人自述，马云龙三下五除二把这些意思讲完了，又是扬长而去。

　　采访结束时，记者和马云龙有一段对话：

　　“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非常不满意。”

　　“在河南这么多年，你孤独吗？”

　　“非常孤独。”

　　“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编者按：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的“圈地”冲动带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但是这种城市化模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一方面，失地农民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土地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大量廉价征收的“开发区”被搁置抛荒，极大浪费了中国很有限的耕地资源；最后，征地产生的大量利润流到地方政府那里，耗费在建造楼堂馆所、购买豪华公车或公款吃喝这些对于国计民生有害无益的消费上，甚至造就了为数众多的贪官。可以断定，只要地方政府的“圈地”冲动不减，那么保障农民利益和规范征地过程就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系列新闻调查之
海门：失地村民生活“无门”
——对江苏海门建开发区引发的社会影响思考
日前，江苏省海门市有关村民向本报反映：他们村的数百亩土地，被海门市经济开发区强制征收，几十个村庄的民房全部被拆毁。主要的是他们几十年赖以生存的田地从此再也没有了，由于当地非法征地用地，致使他们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如今生活无以为继。于是，就此事记者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这个由当地政府经营的开发区，被视为地方GDP增长的“催化剂”。然而就是这个开发区，却成了当地老百姓沉甸甸的生活负担以及一种莫名的“痛”。“海门，海门，失地村民，生活无门……”这是记者在海门采访时当地百姓向记者念的一句顺口溜，记者听后，就像汶川地震一样让人“痛心”……
种地无地赔偿难偿是农非农
2003年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批准三星镇召良村等多个村征用土地（记者还不明其用途），实际用于建设开发区和土地储备。
2005年江苏省国土资源厅[2005]509号批文“同意将海门市三和镇大兴村，三星镇召良村，天补镇大石村、广丰村的16.7528公顷集体农用地(其中耕地16.3384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同时将上述各村及三和镇镇集体的2.7798公顷集体建设用地、1.1134公顷集体未利用地征收为国有。以上共计批准建设用地20.646公顷（转用农用地16.7528公顷、征收土地20.646公顷），划拨用于通启高速公路叠石桥互通建设”。实际用于建设开发区和土地储备。
2007年9月24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苏国土资地挂函[2007]007号批文“同意海门市将常乐镇培育村，为群村，颐生村，三厂镇，厂南村，厂西村，兴虹村，耀忠村，镇西村，三和村，大兴村，三和村，双高村，三星镇召良村，天补镇彦英村，正余镇双烈村，新桥村，邢柏村，麒麟镇，广南村，庵宝村的21.8023公顷集体农用地（其中公用地20.2646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同时将常乐镇为群村，三厂镇厂西村，耀忠镇镇西村，天补镇彦英村，三和镇三和村，三星镇叠石村，召良村，正余镇新桥村，麒麟镇广南村，庵宝村的17.4278公顷集体建设用地1.2917公顷未利用地征为国有。以上共计批准建设用地40.5218公顷（转为农用地21.8023公顷，征收土地40.5218公顷）按呈报的土地开发利用规划，用于城市建设”。实际用于建设开发区和土地储备。
因三星镇召良村等多个村地处当地政府规划的工业园区之内，于2003年就开始征地、拆迁，至今三星镇召良村等多个村的村庄和土地被拆迁、征用完了。失去耕地和房屋的村民反映当地政府在耕地、房屋、安置等方面的补偿偏低，而且赔偿不到位，无形中增加了失地农民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处于“种地无地、赔偿难偿、是农非农”的三难境地。
非法征地也疯狂
在江苏省国土资源厅苏国土资地挂函[2007]007号批文明确批准征用常乐镇培育村，为群村，颐生村，三厂镇，厂南村，厂西村，兴虹村，耀忠村，镇西村，三和村，大兴村，三和村，双高村，三星镇召良村，天补镇彦英村，正余镇双烈村，新桥村，邢柏村，麒麟镇，广南村，庵宝村等共计40.5218公顷（约608亩）土地。可在海门市建设局海建设许听字[2008]第4号文中却“将召良村中心河、西至绣女路（大岛路），南至五星路、北至大岛路和东至绣女路、西至银叠公司、南至化纤街、北至大岛路（具体界址以红线图为准）两个地块内的房屋进行拆除”；在海门市土地资产储备中心、海门市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海门市实成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办发的实施细则也明确了以上拆迁范围。
然而，在其拆迁的建设20问中却是“叠石桥市场（三期）建设的区域指东至震蒙大道、西至通州交界、南至星海路，北至大岛路的区域，占地面积606亩。叠石桥市场（三期）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型家纺购物区、商业步行街、商务中心以及酒店和公共停车场等”。以上多个材料足可说明在进行非法征地。其实还远远不仅如此，以上非法征地范围主要在三星镇的几个村。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海门市以2005年江苏省国土资源厅[2005]509号批文以“用于通启高速公路叠石桥互通建设”名义在召良村等多个村非法征地，以苏国土资地挂函[2007]007号批文在其天补镇、常乐镇等多处非法征地606亩，实际用于建设开发区和土地储备。
土地储备项目不属于建设项目
    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本案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给该市建设局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是该市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关于对土地储备中心实施收购储备土地项目的批复》，该批复是对土地储备中心实施收购储备土地项目的批复，而非是对土地储备中心所要实施某一具体建设项目的批复。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是指政府计划部门对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准文件，土地储备显然不是建设项目，不能等同。
    二、土地储备中心的性质决定其不可能拥有建设项目
    土地储备中心是全民性质的事业单位，是作为国土资源局的一个部门在开展工作，通过收回、收购、置换、征用等方式取得土地予以储备，以供应和调控各类建设用地，保证国有土地资产保值增值。土地储备中心的这一性质决定其只能从事土地的收购储备，而不是从事项目的建设，不是建设单位。若其作为拆迁人，其不可能取得《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的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5个法定要件中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因为其没有真正的建设项目，真正的建设项目在此阶段还未确定和立项。此后确定立项的建设项目，其建设单位也不会是土地储备中心，因为土地储备中心的职能是专司土地的收购储备，而不是从事具体项目的建设。即便其储备土地并进行前期的一些开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立项的建设项目。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7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是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5个法定要件中的首要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要件，其余的4个要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内容是否合法，不言而喻。
拆迁补偿与安置不合理不合法
1.拆迁补偿安置依据:按照海政发[2006]65号号文件和相关文件精神执行.
2.拆迁安置方式:被拆迁人可选择货币补偿安置,或选择产权调换安置,也可以选择易地迁建安置.
(1)产权调换的安置地点:
^住宅在三星农贸市场(百汇星城小区)和金色阳光花苑商品房中安置.

^"三产办''开发出售和农民向三产办购买土地自行建设的营业门面房楼上用房,除可选择上述住宅安置地范围外,还可以在叠石村
,,组的统建多层楼房中安置(底楼不作安置).
^"三角区''地段上经营用房在就地的经营用房中安置,其他地段上经营用房在绣女路西侧,化纤街南侧指定区域内安置.
(2)易地迁建房安置地点,,
,,^"三角区''住宅在叠石村,,组统一代建房中或叠石村17，18，19组的代建别墅楼房中安置。
^绣女路东侧住宅在召良村9,10,11,12,13组,宝兴村17,18,19组和三星农贸市场(百汇星城小区)北侧统一代建房中安置.


民怨：仓促征地
2008年4月，海门市几十个村得到了征地拆迁的通知，被要求在短期内全部退让耕地和拆迁房屋。和许许多多遭受同样失地命运的农民一样，村民们都难以接受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现实。一方面是他们将面临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和家，另一方面是，农田和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偏低，“这等于是在逼迫我们贱卖自己承包的集体农田，和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屋”！村民们开始出现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村民们介绍说：“征地和拆房的事情来得十分仓促，农民们几乎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通知的。最先被拿来“开刀”的是村干部，然后，经济开发区和镇政府，与村干部一起找村民，压制他们同意，并要求赶紧拆房搬迁。尽管所有的村民都不认可政府的相关补偿标准，但是，当地政府不管村民同不同意，第一是先平整掉所有耕地，然后再挨家挨户动员，劝说签字搬迁。遇到“蛮不讲理”的村民，政府干脆对其进行断水断电，让他们无法继续在此地生活，甚至被拘留”。“原来就听说开发区要征地的事情，就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因为附近也有一些村子被征用了，土地一直闲置在那里没有使用，当地政府一直在大力鼓励化工企业进驻开发区，用地量逐年上涨，很多在开发区规划之内和相邻的耕地村子，也在逐年消失，很多时候是企业未到，耕地和房舍就已经被夷为平地，放在那里等待招商”。一名姓施的村民对记者如是说。
这个结果让村民们质疑：“今后我们这些农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建房、就业、子女婚嫁、上学就医等等问题如何解决？土地没有了，房屋没有了，又必须在另一个地方另起炉灶”。而这些无疑已成了失去土地和房屋的村民们一种沉重的负担。

向马老头子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