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旧梦（吉川幸次郎文，钱婉约译）
由镇江过江北上，乘汽车到达扬州市区，我寻访的第一站就是南牌楼的古书店。书店名不记得了，店主的名字则记着，叫丘绍周——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穿着马褂的矮小老人。我把从苏州古书店得到的介绍信给他看了，他马上说“：先生，吃点心罢！”就带着我穿过小城几十米的街道，来到一家小茶馆的二楼。就像在北京东安市场所感到的情景一样，胡琴的拉奏声从对面的二楼上飘扬过来。
所说的点心，是包子。包子是扬州的名产，确实好吃。吃完点心，又穿越小城，回到他的书店，给我看书。书价非常贵，但不好辜负包子的好意，买下了二三种。买的什么书，记不得了。却记得因为嫌太贵终于没有买的，是吴翌凤的《吴梅村诗笺注》原刻本。
挑高桌上煤油灯的火苗，我临行前给了他回日本后的地址，日本、京都市、左京区……老人读出声来，语音比起这一个月来让我犯难发愁的、扬子江以南的诘屈聱牙的吴语来，店见到邹君时，邹君取笑地问：
“你吃了丘绍周的点心了吗？”
但那次到江北，访问扬州并不是我的目的，因此行程在扬州并没有结束，而是要去扬州以北沿大运河北上30公里的邻县高邮县，这才是更重要的目的。
这里是18世纪末，清朝的古代语言学大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故里。《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读书杂志》、《经传释词》等等著作，大多以父子共著的形式流传下来，而以成于父亲之手的，更为准确、清晰，如有神明，纵横排闼，阐释了古代语言中的诸多问题。高邮是否还有他们的故宅？这里是否还住着他们的后裔？我曾在北京、在苏州，向一些似乎会知道这些事的人打听过，但结果都不得要领。因此，就想自己亲自来高邮访一访。
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坐的是小蒸汽船。四个小时，尽管看不到外边的景色，我还是横躺在船舱里，直到到达高邮。登上小小的船码头，宽阔的湖面在眼前展开，扬着白帆的渔船，像快艇般轻快，湖上的风鼓着风帆。这就是高邮湖。高邮县城就在这湖的东侧，内城、四郊，沿着湖边平衍展开。
我在夫子庙前的小客栈放下了行李，稍作休息，就到斜对面的县教育局去。说明了来意，一个教育委员，忘了他姓什么，也是小小个子，给人和善感觉的老人，告诉我说：王氏的后裔确实仍在此地，但他也是县里的教育委员之一，正好去下面的小学校巡回视察了，一周以内回不来，请你等到一周以后吧。态度很是亲切、周到。
我当然不可能在此等待一周，至少，去看看他们的故居吧，就朝城里的这个方向走去。道路比起扬州来要宽阔而清洁，还不时有空地。
这里好像就是了，像北京见到的大官家的宅第一样，大门上涂着颜料，里面可见高高的乔木。念孙的父亲叫王安国，官至吏部尚书，是雍正、乾隆朝的大臣，其子念孙，努力于学问，对仕途却不感兴趣，只做到永定河道这样一个官，其子引之，在学问上完成父亲的事业的同时，在仕途上也步祖父之后，累官至工部尚书。由此推想，有这样豪华的宅第是当然的。从刘盼遂最近编成的《高邮王氏父子年谱》中可知，王念孙是王安国的长子，在这“高邮的里第”出生，是1744年即清高宗乾隆九年三月十三日，所以名叫念孙，是因为已
经去世了的祖父一直想早日见到孙子的降生。而此后22年的1766年，王引 之出生，作为念孙之子，也是在这“高邮里第”面世的，时在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念孙长得非常瘦，便自号“石癯“，引之也非常矮小，做大官后，人们戏称他“袖珍大人”。
这些事，我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是在其故宅前徘徊而已。因为知道主人不在家，也就没上去与当值的看门人说什么。转了一圈后，就向西走去，果然就到了西边的城墙。城墙不高，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出清粼粼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野中。这风光真是明媚之极。
对于高邮明媚的风光，我早有所知，那是因为读过清代代表性诗人王渔洋的作品的缘故。所以，我最早知道高邮这地名，倒不是因为王念孙父子的学问，而是因为王渔洋的诗。渔洋山人王士祯，是比王念孙父子早约100年的清顺治、康熙朝的人，据他的年谱，顺治十六年即公元1659年他26岁到康熙四年即公元1665年他32岁之间，他任扬州府推官，此间经常来游高邮，留下了赞美此地风光的诗篇。
寒雨秦邮夜泊船
南湖新涨水连天
风流不见秦淮海
寂寞人间五百年
这是王渔洋从北京到扬州赴任的途中所作的，秦邮是高邮的别称，秦淮海是宋诗人秦观，他也是高邮出生的，所以，在诗中追念他。
盂湖萧萧风色秋
神鸦竞食啸渔舟
夜半湖心明月上
还疑神女弄珠游
这是题为《秦邮曲》二首中之一首。
夹岸人家竹篱短
鸭头新绿雨如丝
几年寒食秦邮路
拂面杨花被酒时
还有：
露筋祠前水拍村
平湖水暖兰荪生
灵风斜日画旗卷
时有神鸦归庙门
以上是《秦邮杂诗》六首中的二首。
眼前的风光明媚而纤柔，宛如渔洋山人诗中所吟。
话回到学者的王氏上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作却并非是在这美丽的故乡完成的。父子虽都生于故乡“里第”，但为官后的生活则主要是在北京度过，去世也是在北京，在北京的杨梅竹斜街的“京邸”。又据刘氏的年谱，父念孙在乾隆四十年冬32岁上，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庶吉士职，请求休职，回到家乡，一住四年，到乾隆四十四年36岁，一直埋首于先祖的祠堂旁边的湖滨精舍，谢绝人事，专事研究和著述。湖滨精舍总在这湖畔的某个地方。当时，他的《广雅疏证》已经动笔，但据其子引之所作的父亲的“行状”，有一个关于作此书的有名的逸话：即念孙视此书为毕生的大著作，故慎之又慎，每天只作三个字的注释。这逸话后又有发展，说：每天上午作三个字的注释，下午则泛舟湖上，与友人悠游。这是从北京的友人处听来的。
我在高邮的客栈住了两晚，第三天早上，搭上汽车，驶向更北的一个县城——宝应县。我想去拜访《论语正义》的著者刘宝楠的后人。这次是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时在昭和六年，民国二十年春三月。几天后，在宝应更往北去的淮安府，过了我27岁的生日。
1957年10月
附：吉川幸次郎简介
吉川幸次郎Yoshigawa Kōziro（1904～1980），号善乏，日本神户人。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选修中国文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狩野直喜与清帝宣统退位时亡命日本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有深交，经其传授清儒的治学方法，因而奠定了“京都学派”的实事求是学风。
1928年，吉川幸次郎留学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拜杨锺义为导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专攻中国音韵学。平时喜逛琉璃厂，成了古书铺的常客。杨杨锺义精通考据学，对吉川的治学和行为有很大影响。吉川幸次郎难忘中国，喜穿长袍，一口北京腔，与中国学人结下深厚的友情。
吉川幸次郎1931年回国，最初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学，讲《韩昌黎文集》。京都大学附设东方研究所，从天津藏书家陶湘氏购进了将近三万册的明清线装古籍，吉川负责整点。他用四部分类编成《东方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作者书名索引》，一鸣惊人。东方研究所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即清朝对日的“庚子赔款”开办的学术机构，是硕学鸿儒荟萃的学府。年轻的副教授吉川幸次郎主讲《毛诗正义》，并加校勘，表现了雄厚的功底。此外，每周还以定期“会读”的方式，研究《尚书正义》，探讨中国帝王主持君臣会议以及历代鼎革放伐之诏勒，一时成为学术热门。吉川幸次郎为自己的书房题名“唐学斋”，后来由于会读《元曲选》，书房又改称“诂典居”，着手主编《元曲辞典》。“会读”是吉川的发明，废止从来死板的单独授课方式，师生共聚一堂，集思广益，公开讨论，相互低砺。吉川主讲惯用中国语朗读，因而研究员都必须懂中国语，且学者们上课多着中国服装。
1940年前后，太平洋战争方酣，京大学人多因反战而被投狱，吉川幸次郎因亲华而受监视。他闭门写作。1947年以《元杂剧研究》著作，获文学博士学位。1967年，吉川幸次郎在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任内退休，改聘为名誉教授，获国家文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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