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赞初
南京是一座具有六千年历史的名城，由于地处长江下游的中心，东近大海，西连荆楚，南接吴越，北控江淮，素为东南重镇。城郊既有钟山龙蟠及石城虎踞之势，又有百里秦淮及千顷后湖之险，城内亦有低山丘陵，大小河道纵横其间。附近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故历史上曾有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建都于此，号称“十代故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南京古代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
(1)由原始村落和比较集中的居民点发展为若干具有政治军事或经济性质的小城堡，目前多半只存地望，记录于文献史料或考古史料之中，如鼓楼岗下的北阴阳营原始村落遗址，雨花台下秦淮河畔的长干里和越城，朝天宫所在的冶城，以及清凉山上石头城的前身金陵邑等等。郊区还有秦汉时代的几个小县城如秣陵（今江宁县秣陵关）、丹阳（今江宁县小丹阳）、湖熟（今江宁县湖熟镇）和江乘（今栖霞山附近）等等，均位于秦淮河流域或长江之滨。这一阶段的年代范围是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到东汉末年为止（公元前4000一公元229年）。
(2）由分散的小城堡向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发展，其政治区、军事区、居民区和工商业区相对分开，但已经有了贯穿城市内外的南北中轴线。这一阶段的年代范围是六朝建都的时期（229—589年）。
(3 ) 以居民区和工商业区为中心重建起来的金陵城，兼具政治和军事的性质，并将秦淮河下游的河曲地带包人城内。这就是南唐至宋元时期的金陵城（937—1366年）。
(4) 以南唐和宋元金陵城为基础，东填钟山西麓的燕雀湖为宫城，西包石头城，北至江边，形成了集金陵历史上各阶段城池之大成的明代都城（1366—1644年），这就是遗留至今的南京城。上述第一阶段的若干小城堡，因与现代南京的关系较少，故本文不作详述，只着重谈谈后三个阶段金陵城市发展的概貌。
一、六朝建都时期的金陵城市面貌
东汉末年，孙权定都“建业”以前，于212年在楚国金陵邑的基础上修筑石头城，作为东吴主要的水军根据地。接着又在今城东南秦淮河的东南岸设立了丹阳郡城（221年），以管辖建业附近各县。建业都城则东凭钟山，西连石头，北依后湖（玄武湖），南近秦淮，城周计二十里十九步。因此，在孙吴时今南京市区内是作三城鼎立的形势，三者的性质不相一致，“建业”是指都城而言，“丹阳郡城”是相当于州府一级的治所，“石头城”则是都城西面的军事性质的卫城，故后世单独以石头城来代表吴都建业或东晋南朝的建康都城是不够确切的。
建业都城和丹阳郡城均基本上作方形，而石头城由于地形的关系，作不规则的形状。皇宫位于都城正中的北部，东为昭明宫，西为太初宫，南为南宫（太子宫），北为苑城和仓城。自昭明宫南出二里为都城的宣阳门，再往南五里是秦淮河上的朱雀航，这条南北七里的大道名为苑路，亦即御道，为都城的南北中轴线，两侧分列百官府署和驻屯军的营房。住宅区多在秦淮河南岸，自东至西有长干、横塘和查下等处，其中长干里在石子岗与秦淮河之间，地势高亢，为孙吴的贵族居住区，如张昭、陆逊和孙琳等府第都在此区；横塘和查下接近秦淮河口，地势低下，为一般人的居住区。工商业区与住宅区相连，如大市就位于建初寺（位于今城西南角花露岗之南，又名大市寺）之前；作为冶铸中心的冶城，亦距秦淮河口不远。因此，可以认为当时建业的政治区与居民区和工商业区是分离的，前者在都城之内或在御道两侧，后者则在都城之外水陆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
孙权自武昌还都建业后，于赤乌三年（240年）下令开凿了南起都城西南面的秦淮河，北抵皇宫区仓城的“运渎”，以保证重要的物资能自水路运进皇宫。第二年又开凿东渠，名为青溪，南抵秦淮，西通运渎，北连潮沟和后湖，完成了都城范围内的水道网。孙吴政权为了沟通富庶的三吴地区（吴郡、吴兴和会稽）与建业地区的水路交通，于赤乌八年（245年）开凿了自秦淮河流域的句容至江南水网区的云阳西城（今丹阳县延陵镇）的破岗渎运河。运河所经之处主要是丘陵地带，水位的高低落差较大，故修筑了14座“埭”（船闸）来调节水量。运河修成以后，三吴地区丰富的物资就源源不断地通过水路运抵建业城下，而最靠近都城的秦淮河两源汇合处的方山埭（今江宁县方山镇），也成为建业东南郊最重要的水陆码头，凡是从都城南下的官员和商旅，均要从方山登舟出发。
东晋南朝时期的建康都城，基本上沿袭了建业都城的规制，但在布局上有所调整，在范围上有所扩大。城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南起秦淮河上的朱雀航，北抵建康宫大司马门的长达七里的御道。东晋建康宫是在孙吴昭明宫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宫城的城周为八里。大司马门之前增辟一条东西横街，与南北向的御道相垂直，东通都城的建春门，门外接钟山西麓和青溪；西抵都城的西明门，门外有大道通石头城。这条宫门前的东西横街，大概是继承了曹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的制度。
东晋时又在都城外围增筑了东府城（约在今光华门至通济门之间的秦淮河畔），作为丞相的治所；在冶城附近筑西州城，作为扬州刺史的治所。还在北郊的幕府山筑白石垒，东郊的覆舟山筑药园垒，南郊的越城筑越城垒，西南郊的江边筑查浦垒和新亭垒等军事性质的堡垒。东晋时创建的皇家花园——华林园（约在今鸡笼山及其东侧的市府大院一带），可以说是建康地区最早的一座正规化园林。南朝时又大事扩建园林，较为知名者有舟山的乐游苑，玄武湖北岸的上林苑（约在今小红山一带）和东岸的青林苑，青溪上的芳林苑和娄湖苑，钟山下的博望苑，江边的灵丘苑和江潭苑，秦淮河南岸的建兴苑，以及方山之侧的方山苑等。
南朝时建康都城的范围和人口，据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云：“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东至倪塘（在今江宁方山的西北），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即钟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佛教寺院也有很大的扩展，据《南史．郭祖深传》记载，梁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这说明当时的建康都城范围大体上为四十里见方，人口超过百万，而其中十分之一左右为佛教的僧尼。因此，佛寺的众多，也是南朝建康都城的一大特点，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杜牧诗句）正是这一真实情况的写照。
东晋和南朝时期的居民区和工商业区也较孙吴时期大为扩充，主要是从长干里一带向东面的青溪及北面的江边发展。例如王、谢等大族所居住的乌衣巷（孙吴时为军营——乌衣营）和青溪两岸的贵族府第都是这一时期开辟的。自青溪入秦淮的淮青桥一带至石头城附近的秦淮河上，设有二十四座浮航（以船只相连作浮桥）以利交通。史载“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隋书．食货志》），又载建康有大市、东市、北市和斗场市等（见《丹阳记》），文献上还出现有纱市、谷市、盐市、牛马市、蚬市和苑市等，可见商业之盛。手工业则以官营的金属冶铸业为主，多分布在秦淮河的两岸，与商业区相连接。例如当时织锦业和铸钱业的中心都在斗场市附近（约在今通济门至光华门外一带），而翻译佛经的中心亦位于斗场市的道场寺内。
在建康都城郊区的一些佛寺附近，还分布有数十座南朝的帝王陵墓。帝陵前的神道人口处，一般均有造型华美、纹饰精细的石麒麟一对；王侯墓前的神道人口处则放置造型雄壮、纹饰简练的石辟邪一对，其后再分列神道石柱和石碑各一对。这批南朝陵墓石刻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造型艺术的瑰宝，是体现古都南京的六朝风貌的重要遗物。
二、南唐和宋元时期的金陵城市面貌
金陵经过六朝时期三百余年的建都和建设，至6世纪中叶，已成为我国南方最大的城市，与同期北魏的都城洛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隋兵灭陈以后，隋唐的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将建康的政治区予以平毁，改作农田，以致六朝都城的城网宫殿荡然无存，只遗留下都城北墙的一小段俗称为“台城”的城墙（在今鸡鸣寺后，即解放门所在地）。另外，保留了石头城作为蒋州州治，后来唐代先后设置的江宁县治和上元县治也在石头城附近的冶城一带。该处与未被破坏的六朝时期平民居住区和工商业区相接，也就成为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和南唐两国重建金陵城的基础。
10世纪初杨吴和南唐重建的金陵城，实际上是以六朝的居民区和工商业区为中心，西连唐代上元县治所在地而修筑的。其范围南起今中华门，北至今珠江路西段的北门桥，东起今大中桥，西抵今水西门和汉西门，也就是后来明代南京城的西南城区的基础。今长干桥、赛虹桥和雨花桥下的护城河，大中桥至竺桥下的明皇城河，以及浮桥和北门桥下的“杨吴城壕”，都是此时开凿或在自然河道基础上疏浚扩大并连接而成的。南唐的皇宫位于城内中部的偏北处，南起内桥，北抵户部街，东至升平桥，西至张府园，中心在今洪武路一带。自内桥至中华门之间为南唐的御街，两侧有东、西锦绣坊，排列诸司衙门，这条城南的南北中轴线已有一千年的历史，至今犹未改变，仍为中华路所在。西南的六朝凤凰台及瓦官寺和瓦官阁，是著名的名胜区，冶城则改建道观，称作紫极宫。由于南唐皇帝崇信佛教，城郊的清凉山、栖霞山和牛首山的佛教寺院都很兴盛，清凉山上有清凉道场和南唐避暑宫；栖霞山的栖霞寺亦大加扩建，改称妙因寺，并将隋代木构舍利塔改建为石塔，雕刻精细，为当时石塔中的代表作；牛首山在南唐时曾增建佛舍千余间，通称佛窑寺，故南唐二主的陵园亦选定在其附近的祖堂山西麓，解放后经过考古发掘和整修，成为今日南京郊区著名的帝王地下宫殿。
南唐为北宋所灭后，城池宫殿并未毁坏，只是将南唐宫改作异州州治，后改为江宁府治。著名的政治家包拯和王安石先后担任过江宁府尹，王安石曾经三次担任江宁府尹，并终老于金陵，今中山门内半山园有王安石的故居。南宋初年，宋高宗曾一度以建康为东都，并以旧南唐宫为行宫，名将岳飞亦在建康近郊数度大败金兵，今南郊牛首山至韩府山一带，岳飞抗金的故垒至今犹存。
元代时金陵先称建康路，后改称集庆路，城池街道基本上保持了南唐两宋以来的格局，并且增设东、西两座织染局，发展了传统的织锦手工业。又设行御史台于此，使金陵仍不失为东南重镇。
所以，金陵虽然在隋唐两代经历了一段衰落时期，但由于她的地理位置居于东南要冲，经济基础未受到太大的损害。因此，随着唐代中后期整个江南经济的发展，金陵又逐步恢复了元气，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杨吴的西都和南唐的国都，金陵城也重新矗立于秦淮河上，并为明代南京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三、明代南京城的建设和发展
自1366年开始，至1386年全部建成的明代南京城——应天府城，是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第一大城，也是从全国征调来的20万户工匠，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五省100多个州县的制砖工匠的劳动成果。参加造砖的还有工部的匠人和3个驻军卫所的士兵。
据1954年实测，南京城垣的总长度为33
．676公里，城墙高度一般在14一21米之间，基部宽14米左右，顶部宽4—9米之间。城砖的规格整齐划一，长40—45厘米，宽20厘米左右，厚10厘米左右，重约15一20公斤，以青灰色砖为主，少数为高岭土制成的白色砖（为江西袁州府和临江府所造）。砖缝处均以石灰、糯米汁（或高粱汁）、再加桐油掺和而成的“夹浆”粘合，墙基每隔一定距离均设有排水洞，墙顶则设泄水用的石槽，目前尚存的完整城垣计有19.802公里，连同半损坏的1.549公里，共为21.351公里，是我国现存明代城垣中最早的和最长的。在明代所建的南京13座城门中，尚存有瓮城者两座——聚宝门（今中华门）和神策门（今和平门），尚存门券者两座——清江门（又名清凉门）和石城门（又名汉西门）。其余的正阳、通济、三山、定淮、仪凤、钟阜、金川、太平、朝阳等门均已不存。
在明代的南京城中已有比较明显的分区现象，如南部的南唐至宋元的旧城区内是工商业区和居民区，三山街一带是最繁华的所在；东部是政治区，为皇宫、太庙、社稷坛、五军都督府和六部等所在地；中部为钟鼓楼、祠庙和学校区，有钟楼、鼓楼、鸡鸣寺、十庙（功臣庙、历代帝王庙、关羽庙和城隍庙等）、文庙和国子监以及鸡鸣山上的测候台等。其中鼓楼为城内的自然中心，距离聚宝门（今中华门）、朝阳门（今中山门稍南）和仪凤门（今兴中门）均为十里左右。鼓楼以北则主要是驻军的卫所和营房、粮仓。
由于城内分区的不同功能，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几条南北中轴线。南唐以来的传统轴线，即自聚宝门至内桥或再延伸至上乘庵和香铺营一线依然存在。东部的宫城区则另有南起正阳门（今光华门）经洪武门、外五龙桥、午门、内五龙桥、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宫、北至北安门（在今后宰门一带）和玄武门（约在今香林寺前）的一条中轴线。以南唐的北门桥为中心，向南（略偏西）经估衣廊、糖坊桥、大丰府巷（今丰富路）至油市口（在今异州路上），向北经鱼市街、唱经楼、双龙巷、高楼门、百子亭至神策门（今和平门），也可以算作一条主干线。但通过鼓楼的大道却不作正南北方向，而是向西北斜出至仪凤门（今兴中门），再西出至龙江关江边（今下关），又自鼓楼向东南斜出，经鼓楼街、黄泥岗，而与鱼市街相交。这种情况与同期的其他城市相异，主要是由南京城的不规则形状和特别的地形条件所决定的。明太祖曾迁全国各地的匠人四万五千户来南京，他们分别聚居在聚宝门的东、西各坊，俗称门东、门西地区。当时的织锦匠户集中在门东地区，有三个织锦坊和木匠营等，门西地区则分布有金、银、铜、铁、弓箭、鞍辔等各种作坊，至今犹存地名。门西的花盝岗（今名花露岗）一带，为官僚贵族的园林区，当年中山王徐达的后人以至明末的权奸阮大铖都曾在该处经营私家园林，直至近代仍有遗留（如胡家花园）。从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迁来的一万四千三百多户富豪之家也都居住在门东和门西一带，如沈万三就住在门东的马道街。这些匠户与富户的人居，以及原有居民的一部分迁至云南，使金陵的民俗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也可以说南方各地的民俗在明代南京都有反映。
明代南京的商业中心在三山街一带，承恩寺是最大的市场所在，如同苏州的玄妙观一般。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南都繁会图卷》的描绘，仅在三山街西的南市街到北市街一段，就出现了一百零九种店铺招牌，其中有细绒老店、勇申布庄、铜锡老店、上细官窑名磁、京式小刀、梳篦老铺、画脂杭粉名香官皂、网布发客、靴鞋老店、立记川广杂货、福广海味、西北两口皮货发售、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应时细点名糕、万源号通商银铺、内廊乐贤堂名书发兑、粮食豆谷老行以及杂耍把戏和卜卦命馆等等。可见行业之多和商品种类之齐全。当时的商业活动多在街道两侧的廊下进行，故南京的明代街道有不少是以“廊”命名的，如三山街一带有书铺廊、裱画廊、绸缎廊和毡货廊等，其北还有红纸廊、珠宝廊、明瓦廊和估衣廊等，其中一部分目前仍存地名。
在应天府城的外围，还有长达一百二十里的外郭城，亦为不规则形状，建有十八座城门，即外金川门、上元门、佛宁门、观音门、姚坊门（今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沧波门、高桥门、上新门、夹岗门、凤台门、大小安德门、大小驯象门、江东门和栅栏门。但砖筑城垣仅有四十里左右，均系以城门为中心的向两侧延伸部分，在民国年间即已先后被拆除，今仅存地名。外部的非砖筑部分均利用自然的丘陵地形，或加土垒筑，因民国年间沿外郭城的走向建造公路时被毁，已无遗迹可寻。
在应天府城和外郭城之间，分布有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驻军卫所、皇陵（明孝陵与东陵——太子陵）、功臣墓、佛寺（灵谷、报恩、天界三大寺及所属部分中小寺）、道观（神乐观）、天地坛、大教场、象房、养虎仓、砖窑、琉璃窑、关卡（如龙江关）塌坊（货栈）、驿馆、酒楼和龙江宝船厂等。
由于建造应天府城、皇城和钟山陵墓区的需要，玄武湖（后湖）的水面有所缩小，西南一角被包入府城内，即今西家大塘，东部为新筑的太平堤所限，湖水不再抵达钟山西麓。燕雀湖（前湖）则仅存十分之一、二，其主要部分皆被填平作为宫城的地基。南唐宋元时位于城外的金川河被包人城内，成为从江边运输盐粮等物资进城的重要水道。
总之，明代初年兴筑的南京城，既有继承南唐宋元金陵城的一面，又有扩大和创新的一面，并且历清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各代均沿用了明代的城池而未作大的变动。这也是今日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基础。
四、古都保护如何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
像南京这类著名的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既能保持古都特色和名城风貌，又能使城市的设施现代化，是值得深人探讨的问题。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我认为在指导思想上不能不加区别地、笼统地推行“旧城改造”的方针，如果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将一切原有设施推倒重建，势必造成“山川依日，景物全非”的状况，变为一座徒具虚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城市设施的现代化问题，例如道路系统、公共建筑物和民居的改善问题。两者之间如果发生矛盾，应该把保持古都或名城的特色放在第一位，现代化设施应从属于这一前提。
在南京这样一座具有“十代古都”特点的历史文化名城中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具体地考虑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市区及近郊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均应保持原貌并进行绿化和维修，作为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增强对祖国历史文化认识的场所，同时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但在维修中必须坚持“整旧如旧”的原则，不搞“假古董”和“新古董”。在名山范围内应禁止开矿取石，以免破坏自然风貌，也不能建造不相称的建筑物。
第二，市区内历代形成的城市中轴线和主干道应保持不变。例如六朝、南唐以来形成的自中华门至内桥的御道中轴线，明代形成的自光华门至后宰门的皇城中轴线，以及民国形成的自江边中山码头经挹江门、鼓楼、新街口，中山门至中山陵的“迎柩大道”
干线等等。一些次要的街道应尽可能不作太大的变动，如必须拓宽或连通，亦应保留其原地名。
第三，现存的明代南京城垣是体现古都特色的重要标志，应该结合旅游开放，建设成为“南京城墙风光带”。具体的做法可以考虑修整城垣上的雉碟和女墙，使人们可以漫步其上眺望城内外的风光；城外的护城河应予以疏浚并接通秦淮河，使之能通航游船，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可建成若干小公园和绿化带，以供人们休息和游览；在城内紧靠城墙之处，最好设置保护区，以便维护和加固城基，并规定在相当的距离内（例如500米内）禁止兴建高层建筑物，一般楼房的高度应低于城墙。
第四，南京的城北地区和以新街口为中心的商业闹市区均系民国时期所开辟，过去已有相当数量的现代化建筑物，今后仍可继续发展这种趋势，但应保留若干有代表性的民国时期建筑物以体现这一时期的特色。
中部的名胜和制高点，其周围地带不宜建造高层建筑物，鼓楼已建为小公园，北极阁亦应创造条件修复开放，与鸡鸣寺和六朝“台城”连成一片游览区。
中华门至内桥之间的城南地区，原是最能体现千年以来金陵历史面貌的区域，但由于街巷狭窄、民居拥挤，面临的各种矛盾也最大，值得深人地专题探讨。建议不要采用大片推倒后兴建大面积居民区的办法，最好能照顾到原有街坊的位置，在较小的范围内建造一些不很高的住宅楼（应低于中华门两侧的城墙）以改善居住情况。但必须有选择地保留相当数量的秦淮河两岸河房和大宅，以作为体现明清风格的见证。中华门西的花露岗（古凤凰台）一带，应恢复一片绿地，并建设为公园。
关于古都保护如何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这是一个牵涉到多方的复杂问题，既要从理论上予以探讨，又要在实践中具体解决矛盾。以上所述只是个人考虑所及的一些不成熟意见，谨供有关方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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