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伍皓说新闻汇编册

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不停的进步。谢谢伍皓老师！

支持！！

　　面对高涨的舆情，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不愿做第二个周老虎。”伍皓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认为要用网络的办法来解决网络舆论，简单点说，他要成立一个由网民主导的“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应该说这开创了网络时代政府应对公众事件的先河，因此广受关注。

　　从上午决定、中午起草到下午发布，“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确定了委员名单。

　　公告最先是伍皓在自己的QQ群内发布的，这个群内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伍皓做记者时的云南同行，一些还是他的朋友，当然也可以说成是网友。当天的QQ谈话记录显示，群内从事记者行业的“网民”对伍皓这个创举甚为兴奋，很多人加入策划、讨论，有人认为如果操作得好，应该会成为政府应对网络舆论最好的一个案子，打造一个开明的政府形象，并成为2009年十大网络事件之一。

伍皓简历——　　

　　1970年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大学毕业时因表现突出曾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92年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做记者，8年美好光阴献给世界屋脊。1999年调入新

华社云南分社工作至2008年。两次受到新华社社长嘉奖，150余件作品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参

与推出了孔繁森、陈金水、赵家富、吴光林、印春荣等先进人物，云南省丽江文化体制改革、文山

教育综合改革、玉玺职业教育改革等典型，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
　　曾任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主编。
　　2008年弃记从政，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


2008年出版新闻实战日记《伍皓说新闻》一书，本“新闻汇编册”基本被收录该书。

附：《伍皓说新闻》封面——

宠辱不惊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编采之友

“今天凌晨云南师大的一名泰国留学生在昆明市区被杀死，嫌疑人已经被抓……”2009年6月22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接受采访时接到这样的工作电话，他随即告诉对方，“不要希望能够靠掩盖信息来解决问题，警方要马上公布真实情况及案件进展，同时恳请各路媒体不要炒作，要知道这样的事件即使中国的媒体不报道泰国的媒体也会报道。”

　　这是伍皓一次真实的工作记录。“迅速、真实、全面对社会公开信息，告别以往的拖延、观望与屏蔽，避免公众舆论的误判，我觉得作为主管媒体的宣传部门应该有这样的新意识。”他说。
　　 “在互联网时代，大量‘公民记者’的出现，给新闻的传播增加了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在鞭策着新闻主管部门变革。”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
　　“新闻传播本来就是由宣传部主导和主管的，但利益的权衡或许跟社会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法制教研室原主任韦锋认为，信息公开制度是社会管理中较低层级的管理行为，要衡量信息公开的合理程度和恰当方式，还需要考察更高层级的规制。“现行的信息公开或者信息发布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的：不是根据社会‘要不要’，而是根据自己‘能不能’——这样的信息公开和信息发布制度注定很难满足社会的需求。”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学者李韧则认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发布方增加了新的竞争者，宣传部门控制信息流通的传统方法已经过时，甚至产生了很多负作用。
　　显然，在各种矛盾中，急需一座“桥梁”来常态性地完成真实信息发布、服务工作，而且能够具备制度保证。就目前情况而言，各种政府机构的新闻办公室明显力不从心，工作常常被动，而传统的主管部门——宣传部在“管理”与“服务”方面的职能并不清晰，没有能够发挥最好作用。
　　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西藏、云南任新华社记者16年，2008年12月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在探索“信息公开”和“宣传部门新角色”的行列里，近来成为积极而突出的一员。
　　宣传部门如何把帮助公众知情作为新的历史职责？本刊记者在昆明与伍皓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如何维护党委政府的形象
　　《南风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对你而言是份新职业，可你迅速就成为了热点人物，是这个职位的原因，还是你个人的因素？
　　伍皓：我自己总结了一句话：以人格的力量赢得公众、以坦荡的力量赢得媒体、以求真的力量赢得信任。自从就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以来，我就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工作方向进行了新的思考，在关注宣传部门工作历史贡献的同时，更希望其在新的时期能够肩负起新的职责。
　　媒体圈外的许多人开始认识我，是从“躲猫猫事件”开始的，后来的“小学女生卖淫案”更强化了公众对我的印象。许多新朋旧友都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你与以往的宣传部领导表现不一样？”在他们的记忆中，一旦各种突发事件发生、各种事件矛盾激化，宣传部门一般都只会利用管理优势对媒体进行压制，或者对公众的信息诉求进行逃避。但是我不会再这样做了，除非涉及国家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信息，否则我都会千方百计迅速、真实、全面对社会公开，告别以往的拖延、观望与屏蔽作风，避免引起公众舆论的误判。作为主管媒体的宣传部门领导，应该有这样的新意识。
　　当然，很多人对我在两起案件中“不同的表现”也议论纷纷，认为我在玩变脸，玩政治游戏，其实是对我工作思路与职责的一种误解。似乎在他们看来，我永远必须是同样的面孔和“立场”，否则就是一个道德有问题的人，根本就没有考虑两起事件的不同性质：前者警方有掩盖信息之嫌，后者当事人有证据造假之疑。
　　事实上，我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又有10多年的记者工作经历，在自律方面是有一定修炼的。捍卫真相，对公众负责，这是我一贯的追求，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修养要求。我不否认我从媒体行业转到宣传部官员，个人角色已经改变，但是自身的责任感，对社会对党委政府的责任感我是不会丢弃的。
　　《南风窗》：在许多人看来，宣传部就是党委政府之下的一个部门，似乎很难有独立的建树？
　　伍皓：现在，我既然已经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么已经算是党委政府的“形象塑造师”、“形象雕刻师”了。事实上，党委政府的良好形象应该如何塑造、如何维护，宣传部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一直是个值得思考的难题，也一直在困扰广大宣传部门的官员。
　　众所周知的情况是，传统上宣传部除了完成党委政府思想、政策等工作的宣传任务，遇到额外的问题，却总是希望能遮就遮，能大事化小最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信息消防队”，但是传统的种种做法真的就维护了党委政府的形象了吗?我看未必，有些时候甚至还给党委政府带来了许多不应出现的负面影响。
什么才叫党委政府的形象？我个人的理解是“透明、阳光、法制、责任”，宣传部门只有最大限度地做好这些工作，让公众认可这些状况，才叫维护了党委政府的形象。
　　现在，随着互联网、手机短信、视频通讯等新方式的诞生，公众无论在获取信息，还是参与信息传递方面越来越简单，大大促进了公众的知情权。面对这样的时代发展趋势，宣传部门不能墨守成规，观念必须更新，否则将成为历史前进中的绊脚石。
　　如果宣传部门不能意识到这些变化，指导思想仍然原地踏步，那么具体工作的方式方法必然还要出问题。事实上，研究宣传部门的历史可以看出，其在工作中很少有自己的利益得失，即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少出在自身，而绝大多数是出在别的部门。针对这样的客观现实，宣传部门其实就应该放开手脚大干，自己的工作有成绩了，也可以促进别的部门工作，进而保证党委政府整体的工作开展。
　　《南风窗》：说话还是不说话，说真话还是说套话，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两难选择？
　　伍皓：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利益斗争事件也层出不穷，大量社会矛盾经常以案件形式汇聚到政法机关或各级政府，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也就是不断产生“社会舆论事件风波”的重要原因。
　　我必须特别指出：纵观国内各种大小事件，没有哪起事件是因为党委政府说了真话而形成风波。
　　我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情况，很多时候，公众对事件真相的要求是次要的，对党委政府的态度要求却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如果党委政府态度诚恳、积极，公众并不会对事件真相本身产生太大反应；反之，公众会因为一些党委政府暧昧、粗暴和压制的工作态度产生反感，进而影响到对所有事情的怀疑，致使事件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例如“躲猫猫事件”，如果公安机关首先就说明“可能存在牢头狱霸”，并积极展开调查、公布信息，依法处理责任人，肯定不会产生这么大的风波，给云南党委政府的形象带来这么大的危害。由于许多干部、官员一直抱着“家丑不外扬”的传统观念不放，往往最后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于国家、于社会、于其自身都没有任何益处。而事件一旦形成风波，就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应对，结果也很难保证。有这样一种说法：编了一句假话，就需要有另外十句假话来证明，可以想象其中的复杂性。
　　“躲猫猫事件”的完整经历，也刚好可以从反面证明我前面所谈“什么才叫维护了党委政府的形象”的道理。
　　
　　 信息公开是常态
　　《南风窗》：普通人应该如何认识“党委政府”、“宣传部门”和“媒体”三者的关系？
　　伍皓：2009年6月，河南省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在面对媒体记者时创造了精彩名言,“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许多人对他进行了狂风暴雨般的口诛笔伐。在我看来，他之所以会发出这种言论，是缘于把各种利益关系混淆了，或者说他把所有的关系都错误地理解为博弈关系。现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公众形象不好，除了自身素质不高，更有不能认真理解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再谈到他是面对媒体这样说话，则更是把媒体直接推到对立面，完全不清楚媒体的本质了。
　　现在，“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已经是中央高层的明确表达，各级官员应该明白公民意识已经在增强，无视公众舆论就会失去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的监督力量正在日益赶超传统媒体，需要特别关注。
　　在遭遇舆论公共事件，公众希望知道真相时，本来，宣传部门应该是一种居间地位，协调党委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但是现实中很多人都认为“宣传部门是帮助党委政府与媒体博弈的，而媒体是为了公众服务的”，这样把各方都赤裸裸地摆到了争斗的位置，必然产生各种不和谐的结果。
　　事实上，党委政府与媒体之所以会产生博弈，焦点一般都在信息的争夺上，由于现在还缺乏一种有效机制来协调好各方的关系，宣传部门很难找到一种方法来让各方达成互动协同。
　　但是必须注意，无论经历怎样的过程，事件的真相最终还是要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尊重事实、尊重真相、尊重公民权利当作工作的责任，那么三者的利益统一就迎刃而解了。
　　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要更好地维护党委政府形象，“捂盖子”、“消防队”等角色不应该再由宣传部门来扮演。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过度干预信息的流通，肯定会招致过度的反弹。
　《南风窗》：《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带来了什么变化？
　　伍皓：2008年5月1日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法律层面提供了条文保障，当然不同的人对此条例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态度，我自己的理解是：信息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
　　近年来各地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对于自然灾害事件，信息公布都比较积极；但是涉及人为灾害，地方党委政府有责任的可能就不积极了，甚至想办法掩盖。我总结了目前信息公开工作方面存在的三大缺点：一是不及时；二是不全面、不坦诚；三是不实事求是。只要这三方面哪一点没有做好，都将引发公众舆论的不满，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经常是三大缺点一样不缺。
　　首先，我发现许多地方在信息发布方面太注重“规范”，芝麻大的事情都要层层审批，经常是信息可以发布时，“黄花菜都凉了”。这样往往会使得媒体、公众对政府的工作态度产生不满。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精简程序，采取分阶段公布信息的方法，不一定要有结论才公布。因为信息本身不可能掩盖，如果能够争分夺秒地进行信息发布，留给媒体和公众的第一印象会非常好，要知道任何时候第一印象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走在公众和媒体的前面分阶段发布真实信息，就可以避免在等待最后调查结果的过程中谣言的产生，不需要承担过多的社会后果。
　　其次，许多地方在发布信息时，往往只注重结论而忽视过程和细节，有一种“言多必失”的担忧。表面上好像已经尽了公开发布信息的责任，但是由于许多地方不详细，又给媒体和公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信息的不对称同样会致使矛盾产生或升级。如果只是提供结果，而不提供结果是如何得来的，说到底还是没有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再者，任何时候实事求是都应该是一种做事的标准。本来，国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希望更好地公布信息，但是现在许多地方却变成了“新闻屏蔽人”，比如媒体记者以前还可以采访具体人员，现在全部被新闻发言人挡驾了，甚至有些地方的新闻发言人还“按照领导需要来发言”，完全背弃了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
　　《南风窗》：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能够接受你的工作方式吗？
　　伍皓：现实中很多人都觉得我的个人性格和工作作风很另类，我觉得那是因为全社会对于敢讲真话还没有形成气候，或者没有体会到说真话其实利大于弊。目前，我的各种工作压力的确不小，但是创新空间很大。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等主要领导对我也很理解、很支持，也不断对我的工作进行一些善意的提醒，让我觉得工作很有动力。
　　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各种政府职能部门变化也很大，以前那种“信息不出门”的情况得到了改观。举例说，1970年1月云南省通海县发生大地震，那时候的政府部门担心对社会影响太大，封锁信息，使通海大地震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援和外界帮助，致使数万人死伤，损失无比惨重。而汶川大地震时，信息公开透明方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树立新的职责观
　　《南风窗》：在新的历史时期，宣传部门会有什么新的职责探索？
　　伍皓：除了树立好自身队伍的形象，宣传部门还应该树立敢于“揭盖子”的精神，试想，一壶烧开的水如果不揭开盖子壶底就会被烧穿，揭开了盖沸腾的水就会化成水蒸气消散，这是简单的生活常识。当然，宣传部门“揭盖子”会有被烫伤的风险，但是如果要对党委政府、对社会负责任，这样的苦头是必须吃的。
　　当然，包括宣传部门在内，任何观念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躲猫猫事件”刚发生时，各种奇谈杂论都有，但是通过宣传部门的努力，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理解与配合，最终使事件真相大白，全国监所加强了对牢头狱霸的打击力度，推进了相关部门的管理工作，结局应该是可喜的。我还需要说明一下，组织网友参与调查，是希望形成一股力量，推动相关部门公开真实的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非有些人批评我的“想用宣传部力量干预司法程序”。
　　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胡锦涛指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我的理解是，树立宣传部门新的职责观已经非常迫切，宣传部门应该一改过去站在党委政府身后的方式，积极探索，主动走向前台。我们已经把帮助公众获得知情权当作新的职责，我们要主动帮助公众“探求真相、了解真相、走进真相”。
事实上，在云南网友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后，在全国其他不少地方得到了响应或复制，远的不说，昆明市就再次邀请网友参与滇池治理的一些工作。
　　《南风窗》：你对宣传部门的工作制度创新有什么具体设想？
　　伍皓：在国家已经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基础上，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制度创新、完善，目的是要真正服务于媒体和公众的信息需要，其实质上是服务于党委政府。我研究了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各种“便民服务中心”、“行政审批中心”等机构的运行效果，觉得非常有成效，其一大特点是统一、集中，而反观目前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些方面是欠缺的。
　　我已经在思考能不能在云南建立一家省级信息发布中心，让全云南省的信息发布日常化，彻底改变云南这方面的传统工作状态。
　　比如我考虑能不能让公安、卫生和城管等“热点部门”有固定的“信息发布服务窗口”；学习信访部门的工作方式让一些职能部门到宣传部门、新闻媒体挂职工作，了解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增加机制建设的可能；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建立一个“云南新闻素材库”，不但云南省内，包括省外、国际媒体都可以共享信息资源；同时还要建立信息发布督办机制，对于不报、漏报、不及时、不全面的情况，宣传部门要主动出来，依照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督促，依法要求有关部门公布信息，甚至通过“舆情研判”，可以要求其与媒体和公众“面对面”。
　　互联网力量不断壮大，我希望顺势而为，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即每个部门都应该有人负责在网络上主动发布信息，及时解答问题。由于网络虚拟的特殊性，这方面更需要权威性建设，比如政府部门应该公开身份直接回应、直接解决问题，而不是暗中派一批人，用些虚拟网名在网络上发言“引导舆论导向”。
　　事实上我们已经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功开展了工作，前不久有媒体报道昆明市“大树进城”的利弊情况，我们立即发函给云南省林业厅，要求他们对群众关心的多项工作内容进行解答，后者不但积极作了回应，还主动提出了一些工作整改措施。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558/page/1

伍皓试验“云南舆论新政”

 本报记者 李红梅 发自昆明  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时间：2009年9月16日

 从一个记者到一个政府官员，伍皓成功打造了“云南舆论新政”，一系列的新闻事件更是将他这个新闻官推向了舆论的第一线，他表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从“捂盖子”到“揭盖子”，伍皓成功打造了云南舆论新政，他认为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宣传部门该有的职责。

　　这位由记者转行的新闻官，1970年生，四川人。伍皓一直想在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做些新尝试，他常常用一个比喻说明自己的“捂盖子”理论：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你还死死地捂着盖子，其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要被烧穿，但只要盖子一揭，沸腾的民意也就化为蒸汽，终会消散。在揭盖子的过程中，滚烫的蒸汽可能会烫着一点手，但他认为这是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孟连事件”、“躲猫猫”、“陆良事件”等一系新闻事件将这位新闻官推向了舆论第一线。面对叫好声和质疑声，他表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大家都习惯于这种揭盖子的思维以后，包括对我本人的非议、指责那就会少得多了。”伍皓说。

　　“孟连”探索埋下伏笔

　　影响力周刊 你去年被调到云南省委宣传部，那次升迁和孟连事件有关吗？

　　伍皓 孟连事件是2008年7月份发生的，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后来会调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当时是作为新华社记者去参加的。

　　那时我们的报道，的确是观念上的突破。公开报道重大群体性事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以前像这种事件，基本上是不公开报道的，但是在孟连事件发生前已有贵州的瓮安事件作为教训。瓮安事件就是信息不公开，导致谣言、流言肆起，最后引发了那么大的群众打砸抢烧事件。

　　所以，处理孟连事件时有前车之鉴。当时我们跟省里积极沟通，觉得像这样影响重大的事件，应该给群众知情权，越公开透明就越能获得群众的信任。我们省委书记当时点名让我去报道的。

　　影响力周刊 孟连事件的报道对你以后的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伍皓 对孟连事件的报道，当时是作为一种探索、一种尝试。在整个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完全用公开、透明、阳光的办法，效果也非常好。那次报道确实给我们后面一系列的探索和尝试打下了伏笔，我们一直沿着那种理念探索，追求第一时间公开、透明，慢慢的跟国际接轨。

　　禁止媒体给群众扣帽子

　　影响力周刊 听说最近期曲靖市陆良县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群体性事件？

　　伍皓 这起群体性事件跟孟连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产生原因都是群众和企业主的利益纠纷。孟连事件是胶农和橡胶企业的利益纠纷，而陆良则是当地村民和煤矿企业纠纷，这是第一个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都发生了村民聚集并跟企业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陆良事件有近200人聚集；第三个共同点与企业冲突后，聚集群众又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

　　影响力周刊 如何处理陆良事件？对官民沟通有何影响？

　　伍皓 比如这次陆良事件发生以后，当地县里面，昨天我还说他们这个经验回头从外宣办的角度可以总结推广一下，县里懂新闻的人不多，在各个部门一共培训了13名新闻发言人，一旦有热点事件、敏感事件发生，比如这次事件，13个新闻发言人里有六个马上集中到位，分散在公安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包括宣传部门的，还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等等。

　　当场在县城和现场各设了一个记者接待站，媒体记者去，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都有熟悉情况的新闻发言人，他们都能在现场提供一些客观、真实的情况，积极主动地公布信息。

　　影响力周刊 这种执政理念主要可以理解为？

　　伍皓 这次明确提出，建立“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机制。陆良事件里宣传部门发了一个通知，禁止媒体以后再使用“不明真相”、“刁民”、“恶势力”、“一小撮”、“别有用心”等等，这些给群众定性、扣帽子式的词汇，也是从孟连事件生发过来的。

　　“捂盖子”的杀伤力

　　影响力周刊 “躲猫猫”事件在当时被看作是云南省的创举，你怎么看？

　　伍皓 我认为这种组建调查团的形式，是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比较完美的体现。如网民去看守所调查完了以后，通过发布调查报告和个人博客等等参与网上讨论，虽然网民调查团不一定是非常完美，他们不能够完全接触到事件的核心现场，也不能苛求他完全能够揭开事情的真相，他毕竟不是专业的司法办案人员。

　　影响力周刊 “躲猫猫”事件也有人不理解，认为宣传部门越权、越位？

　　伍皓 如果碰到像“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这样的热点事件，宣传部如果只求自己没有风险，明哲保身，能躲就躲，毫无作为，不去通达社情民意，不去引导社会热点，不去疏导公众情绪，不去搞好舆论监督，我倒觉得是我最大的失职。这样的“太平官”我也做不来，让我去当“驼鸟”、当“缩头乌龟”，我觉得实在有愧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

　　影响力周刊 中国有句古话，“家丑不可外扬”，宣传部毕竟是党委政府之下的一个部门，会不会和你的创新思想撞车？

　　伍皓 从前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以为出了丑事、坏事赶紧捂起来，“家丑不外扬”就是维护了形象，殊不知你捂得再紧、再不外扬，当地老百姓你是瞒不住的，在当地群众的口碑中，越捂党委政府的形象越没有了，只是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听不到老百姓是怎么议论而已，现在有了网络，嬉笑怒骂都能在网上反映出来。

　　就像我们陆良县这起事件，发生在很偏僻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山区小村子里，即使我们媒体不报道，只要有知情者在网上发一个帖，瞬间全世界也就都能知道了，怎么捂？往往“捂盖子”、想隐瞒事实真相的举动本身，对党委政府形象的杀伤力，比出的事对党委政府形象的损害还要大，小事都会闹成大事。

　　答卷远未完成

　　影响力周刊 网络上也有一些网民对你有误解，甚至还有骂你的。你介意吗？

　　伍皓 网络谩骂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质疑有价值。对网上的指责、谩骂也不要怕。其实那些毫无来由、泼妇骂街式的网络谩骂，理性的网民绝大多数也不会赞成网络暴力的。中国13亿人口，有那么四五句、几十句骂你的话，对于13亿人口来说算什么，所以没有必要看得过重。

　　影响力周刊 很多人认为您是一个另类的新闻官，如果让您给自己这个新闻官打个分，您会打多少？

　　伍皓 其实我并不另类，之所以把我看成另类，看成很奇怪，那是因为现在官员层里或全社会还没有形成这种公开、透明、说真话的浓厚氛围，如果大家都说愿意说真话了，都习惯于公开、透明、第一时间公布事实了，那我还“另类”吗？所以，我想这确实是一个过程，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开明、开放。

　　现在还不是打分的时候，因为答卷还远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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