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喋 血 慕 尼 黑
1948年，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宣告成立。60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散居在许多阿拉伯国家。
1964年，聚集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再也不堪忍辱求生，成立了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阿里．哈桑．萨利迈。这位年轻人对阿拉法特非常敬慕，阿拉法特也十分器重这个信念坚定、精明强干的青年。不久，巴解组织面临危机，两个负责人乔治．哈巴什博士和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另立山头，成立了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命运的重视，“人阵”苦心炮制了一种战术：劫持飞机。
1968年7月23日，“人阵”恐怖分子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胁迫以方释放20名巴勒斯坦俘虏。以色列被这种罕见的国际斗争方式搞得措手不及，作出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步。
劫机的成功有如一块磁铁，使激进的巴勒斯坦大学生潮水般地涌向“人阵”。他们雀跃不已：“到底干起来了，中东到底动起来了!”
面对这种局面，阿拉法特也不甘寂寞，在巴解组织内部建立了一支秘密特别行动队。一批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被送到埃及开罗附近的一个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的训练。萨利迈就是其中一员。教官们很快发现，他具有组织恐怖活动的天才。27岁的萨利迈求战心切，坐卧不宁，恨不能即刻出击以色列人。
1970年，约旦侯赛因国王几乎已同以色列人握手言和。当时，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已超过本国国民的半数。难民营里日渐扩大的巴勒斯坦各激进组织，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展开恐怖活动，以色列人则不断报以回击。一时闹得约旦不得安宁。国王侯赛因决心打击一下那些越来越富有挑衅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竟在安曼全城荷枪巡逻。一次“人阵”把
3架大型客机劫持到约旦，后又逼迫飞机在沙漠中升空，弄得约旦在国际上名声扫地，侯赛因的忍耐终于超过了极限。效忠国王的军队在安曼街道上向巴勒斯坦人开枪射击，在难民营里大开杀戒。几万人死于这个1970年的“黑九月”。
为了牢记约旦当局屠杀巴勒斯坦人的事件，“黑九月”成了巴勒斯坦秘密部队的化名。阿里．哈桑．萨利迈和穆罕默德．尤素福．纳杰尔成为该组织的头头，他们将一个暗杀小组派往开罗，于1971年11月28日刺杀了对屠杀巴勒斯坦人负有主要责任的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
“黑九月”声称：任何以色列人都是绝对的仇敌，任何到以色列的游客都是敌人，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客机的人都是可以打击的目标。霎时，阴霾密布，恐怖事件接连不断。
1972年，萨利迈与两名同在开罗受过训练的老同学——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共同策划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
1972年9月5日凌晨 4点多，8名“黑九月”恐怖分子身带武器爬过慕尼黑奥运村东面高高的铁丝网，正在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的各国体育代表团都住在这里。4
点25分，恐怖分子将万能钥匙插进了康诺里大街31号1号房间的门锁里，房间内共住了7位以色列运动队成员。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是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德。他块头很大，体重 124公斤。虽然他一时还无法断定这响声是不是室友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发出来的，这家伙出去玩乐也该回来了。但是，门后低低的阿伯语的谈话声使他立刻确信大祸临头。于是，他跳下床，一面用粗壮的身体顶住渐渐被推开的房门，一面用希伯来语高喊：“有危险!”
在尔后的几秒钟内，8 名恐怖分子试图将古特弗罗英德抵住的门推开，双方使出的力气扭弯了金属门框和铰链。这倒使同室的一位举重教练有了足够的时间破窗逃走。但室内的另外
4个教练员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在各自的床上被恐怖分子的枪口逼住。
这时，摔跤教练温伯格正好沿着康诺里大街漫步走回房间来，温伯格也是个大块头，要制服他决非易事。他一踏进房间，立刻挥拳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另一名恐怖分子急忙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面颊，他用手捂住脸，血汩汩地从指缝流出。
恐怖分子接着又撞开了隔壁的3号房间，抓住了6名以色列运动员，当准备将他们押到 1号房间时，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理决定冲出虎口。恐怖分子在他身后连开数枪，但这位身材矮小的摔跤运动员左闪右躲，越过高低不平的庭院，安然逃脱。身负重伤的温伯格此时乘机猛击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嘴巴，那人的上颌骨被打碎，昏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举枪就打，温伯格胸部连中数枪，像堵墙似地塌倒下去。
举重运动员约瑟夫．鲁马努在恐怖分子要捆绑他时，操起桌上的一把菜刀，朝着恐怖分子的前额砍去，剧烈的疼痛使这个恐怖分子无法开枪，只好退避。但从他身后跑来的另一名恐怖分子，用冲锋枪扫了一梭子，鲁马努的身体几乎齐腰断成两截。
身负重伤的温伯格此时摸索着站起来，一心想与恐怖分子拼个你死我活。当恐怖分子看见一个血淋淋的庞大身躯跌跌撞撞地向他们扑来，吓得忘了开枪。温伯格击倒一名恐怖分子，又抓起一把菜刀，砍伤了另一个的臂膀，然后才因头部中弹而身亡。
凌晨5点左右，恐怖分子未能找到住在其他房间里的以色列人，就押着抓获的9名人质，匆匆撤离奥运村。
在历时将近半个小时的搏斗中，负责奥运村安全的警察只接到了有关康诺里大街31号附近“有人在打闹”这一含混不清的报告。这并不奇怪，因为此时大部分人还正在酣梦之中，而且整个行动进行得断断续续：一阵喊声和枪声过后，便是一阵沉寂。要知道在奥运村夜夜都有狂欢活动，往往还伴随鞭炮声和喧嚷声。对许多睡在以色列人隔壁的人来说，这次绑架行动发出的响声听上去与平日的吵闹声相差无几。
那两个死里逃生的以色列人分别跑到南朝鲜和意大利代表队的住处打电话报警。
5点30分，慕尼黑警察局收到恐怖分子的英文信，他们要求在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
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 3架飞机把他们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发生了这样的事，不仅慕尼黑惊呆了，整个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谈判开始了，联邦德国政府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长以敢于赴汤蹈火的姿态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只是把截止期限延长至12点。
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电话里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磋商了10分钟，其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头发花白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人人皆知的立场：即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
态度虽然很强硬，但梅厄总理一搁下电话就立即召来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头头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去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
当天上午10点，长得有些干瘦的51岁的扎米尔衣冠端正、服饰考究地出现在慕尼黑。他一向如此，这在以色列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上层社会格外引人注目。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带有英国上议院中贵族们所特有的那种绅士风度。有人开玩笑说，他即使率领特工队伍行进在40摄氏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上，这种风度也不会打半点折扣。可是此时，扎米尔实在无心顾及自己的绅士风度，他一到慕尼黑，就急匆匆地要求看一下联邦德国方面准备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联邦德国警方已决定佯装答应提供飞机，因为此时恐怖分子已把截止日期又延长至晚上12点，并降低了要求，只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到埃及开罗。如果到那时以色列仍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运动员。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在此之后改建为反恐怖大队)准备在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发起进攻性袭击。
扎米尔阅毕方案，感到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好：准备工作很草率，神枪手太少，武器也不够先进，行动能否成功，实在没什么把握。但是，扎米尔没有发表异议，因为他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晚上10点，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登上了慕尼黑市郊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控制塔。他“有幸”亲眼目睹了机场跑道上发生的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飞机从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腾空而起，朝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机上载着9名以色列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他们是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直升飞机旁登机的。扎米尔日后回想起来，觉得应该在恐怖分子下汽车后向直升飞机走去的时候实施伏击，尽管这是事后才认识到的，但在当时的确就意味着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机会。
一刻钟后，两架直升飞机在距一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约 100米处降落。恐怕分子强迫直升飞机的驾驶员站在前面，然后
4个恐怖分子走出直升飞机，去检查客机。机场的灯光造成许多阴影，使人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狙击手们顿时感到困难起来。然而，不到5分钟，5个狙击手便从昏暗中从远处开火了，慌慌张张的，一上来就没打中目标，从而失去了奇袭的威力。
枪声一响，恐怖分子迅即举枪还击。直升飞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两人被交叉火力击中，负了重伤。以色列人质则无法动弹，他们还坐在直升飞机内，眼睛被蒙住，手脚被紧紧地捆着。
双方对射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恐怖分子狂傲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几次劝降，尽管他们明知这是免于一死的唯一出路。联邦德国方面因为直升飞机内还有人质，因此火力受到限制。于是，便临时决定在
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突击队员直接向上冲。然而，就在装甲车开动的同时，一名恐怖分子向一架载有 5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飞机里投了一颗手榴弹，直升飞机顿时化为一团烈火。紧接着，另外两名恐怖分子枪杀了第二架直升飞机内的4名人质。
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倘若装甲车攻击推迟几分钟，第二架直升飞机上的 4个人质便能幸免于难，人们发现，捆绑他们的粗绳结上留有牙痕。这表明，这
4个以色列人用不了多久就能挣脱绳索，出其不意地袭击守在直升飞机外的两名恐怖分子，他们很有可能活着，并回到体育场。至于第一架直升飞机上的 5个人质，则无法断定采取了什么行动，他们的躯体已被烧为灰烬，无法辨认。
直到凌晨 1点30分，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他的真名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他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参加过修建慕尼黑奥运村，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战斗结束了，一共有9名以色列人质、两名联邦德国警官和5名恐怖分子死在机场上。另有3名恐怖分子被捕。
第二天，奥运会继续举行。那一年，苏联赢得50块金牌，美国名列第二，获得了33块金牌，而以色列则运回去11具尸体。
上
帝 的 复 仇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受到了了解内情的高级官员们批评。因为在此之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曾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向候机室的大批乘客扔手榴弹，并用自动冲锋枪扫射，致使
100多人或死或伤。而在以色列运动队开赴联邦德国之前，摩萨德就不断得到关于“黑九月”在慕尼黑举行奥运会期间要显示其威力的情报，但这将是什么性质的行动，却无人知道。扎米尔显然大意了，他认为恐怖分子是不敢袭击以色列运动队的。
不过，扎米尔还是提前一个月派了两个特工去联邦德国，仔细检查联邦德国安全机构保卫以色列运动队的计划。当对联邦德国方面做出的严肃保证感到满意时，两名特工就撤回了。去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队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准备来对付恐怖分子的袭击。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代表运动队负责与当地保安机构联系的竟是一位随队医生。
扎米尔面对非议，为自己辩解说：世界上只要存在着横下一条心来拼命的残暴敌手，而一个国家周围又没有筑起防护高墙和拉起吊桥，那么，任何一个负责国家情报安全的机构都不可能做出保证，他们能保护本国的人民永远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
然而，不管扎米尔怎么解释，人们对摩萨德多少有了一些不信任感。总理梅厄夫人虽然安慰扎米尔“伐树的时候，总会有木屑飞出来”，但事实上她已任命其宠臣阿哈隆．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夺去了扎米尔的一部分权力。
不过，“黑九月”造成的灾祸也给摩萨德带来了一个立竿见影的好处，一夜之间，它的预算几乎增加了一倍。利达机场和慕尼黑的残杀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使扎米尔得到以色列政府批准，允许他的摩萨德使用“暗杀”这一残忍的最后一招。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的报复行为。
扎米尔给这个报复性的暗杀行动取代号为“上帝的复仇”，并且开始酝酿复仇的对象。这一次，扎米尔决心要暗杀与巴解有关的“黑九月”、“法塔赫”（另一恐怖组织）中的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使这些恐怖组织运转不灵，而不是对难民营进行饱和轰炸。扎米尔借助了电脑作了冷静而精确的分析，制定了他的“死亡名单”。
名列首位的当然是“黑九月”的头头，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阿里．哈桑．萨利迈。这个30刚出头的英俊的巴勒斯坦人，我们已经作了介绍。
名单上的第二位是阿布．达乌德，“黑九月”的爆破专家，萨利迈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第三位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知识分子，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
瓦埃勒．兹怀伊特也是个知识分子，诗人，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头头，他被列在第四位。
第五位是法学教授巴西尔．库拜西博士，扎米尔认定他参与了为“黑九月”提供武器的活动。
第六位是卡马勒．纳塞尔，是“法塔赫”组织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他与哈姆沙里、兹怀伊特和库拜西有所不同的是，他毫不隐瞒自己与恐怖组织“黑九月”有往来。
第七位凯马勒．阿德万也从不隐讳自己负责“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搞破坏活动。
第八位是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又名叫阿布．尤素福，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第九位是穆罕默德．布迪亚，他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也是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但是人们只知道他是位艺术家和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却不知他是“黑九月”的外交部长。
第十位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名列最后的是瓦迪．哈达德博士，扎米尔认为他是“黑九月”的高级谋士，只是拿不准他究竟是一条“大肥鱼”，还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虾米”。不过，为了表示以牙还牙，为被杀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抵命，死亡名单要凑足11个人，这样，他就被注定列入名单了。
暗杀目标已经确定，接下来将要从事更复杂的事情：选择杀手。扎米尔曾明确地讲，他需要那种对杀人深恶痛绝，但是经过专门训练，学会了杀人的人。
一支训练有素的暗杀队伍——“死神突击队”成立了。扎米尔规定，“死神突击队”分成若干个小组，暗杀每个目标动用一个小组。暗杀前先设法建立自己的掩护和安全的藏身之处，研究谋杀目标的生活习惯和所采取的安全保卫措施，策划行动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制定出行动方案报到摩萨德总部审核，“死神突击队”的头头要前来检查行动计划，扎米尔至少也要亲自去一次，听取报告，视察现场，对行动计划作出修改，然后才给以最后批准。在暗杀小组进行暗杀袭击时，扎米尔则总是远离现场的。
暗杀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领到一份“死亡名单”和有关的详细资料。扎米尔要求他们记熟后就将其全部烧掉。这些暗杀目标是按扎米尔认为的主次顺序编排的，当然，扎米尔不要求暗杀小组按照名单上的顺序追杀目标，而是听凭暗杀小组视行动方便而定。
扎米尔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划分名单上的暗杀对象。他把带有武器和保镖的，对外公开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利迈、纳塞尔等。把从不公开其真实身份，只是利用从事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住处的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伊特等。
扎米尔指示暗杀小组最好先从“软”目标下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备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而“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自以为暗地里干的事无人知晓，因此可以高枕无忧，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作任何准备，像捻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脱身。万一被警察当局抓住，以色列人不管动机如何，犯下的将是谋杀罪。这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命运问题，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威望!
不过，说到底，对付“软”目标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们容易被发现，也不太会搞错，他们从不乔装打扮，在公开场合允许让别人照相，甚至在自己住的公寓门上挂着名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
扎米尔之所以要求暗杀小组先去干掉“软”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时间问题。慕尼黑惨案发生于
9月初，案发后，“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抛头露面。而时间一长，这次惨案将渐渐被世人遗忘。到那时摩萨德搞暗杀，公众舆论，甚至恐怖分子自己，可能都不会将这次暗杀与以前的惨案联系起来。因此，“上帝的复仇”会被视为无故杀人。扎米尔不知道英国诗人拜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复仇好比吃一道莱，最好凉了再吃。”不过，扎米尔要是知道的话，他决不会苟同，而会说：“趁热打铁!”
枪击兹怀伊特
第一个要被干掉的目标定下来了，是“死亡名单”上的第四位：瓦埃勒．兹怀伊特。他是一位在意大利罗马住了长达16年之久的巴基斯坦知识分子，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里的翻译，这无疑是他从事活动的好地方。
兹怀伊特给人的公开印象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诗人，一个对别人无害的知识分子，一个流落异乡的翻译。此外，他讨人喜欢，获得了一位意大利寡妇的欢心。他对自己国家的事业或许抱着一点生来就有的同情心。但是，摩萨德认为是他策划了1968年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国际恐怖活动的帷幕。而且，他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他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为她们导游，临别时赠送她们收录机，其实里面装有定时炸弹。一无所知的姑娘们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707飞机，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现在，扎米尔手头有材料证明他是“黑九月”在意大利活动的头头。
1972年10月16日夜里10点左右，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朋友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大步流星地走回家去。他住的是劣等公寓，门厅和过道总是漆黑一团，为了省电，电灯打开后，几分钟后便自动熄灭。兹怀伊特走进公寓大门，一点也不在乎四周的黑暗，他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电梯走去。
突然，电灯打开了，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但他丝毫没有感到恐惧，也许只是感到有些迷惑，他继续向前走，就在双方离有几步远时，一名特工用英语问道：
“你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
提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在灯亮的一刹那，两名特工就立即认出了这位瘦长的在罗马当了多年巴解组织代表的诗人和翻译，他们曾无数次地仔细研究他的照片，熟记了他的个人履历和有关情况。
“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
特工又问了一遍，问得很随便，而且很有礼貌，兹怀伊特没有马上产生怀疑，两个特工手中没有武器。扎米尔曾对他们说过：“要和目标套近乎，好像他就是你的亲兄弟一样，让他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再拔枪，拔出枪来就要立即射击。”
兹怀伊特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了，他的眼睛和头开始动了，准备肯定地点一下。但是，也许预感或警觉制止了他，他没有把头点到底，而是说：“不是。”
可这时两个特工已经动手了，他俩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态。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抓住手枪柄，左手心向下，成半圆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声，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弹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特工们为了快速地、熟练地瞄准练了不下100万次。
兹怀伊特大概毫无防备。从有关他的情报得知，他连枪都不会带，他也没有保镖，只靠颇为可信的掩护身份来保证自身安全。现在，手无寸铁的兹怀伊特大叫着“不”，脸上露出任何人在此刻都会有的表情。
两个特工在一秒钟内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哒”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发子弹。
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好像是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坐在一辆停放在公寓外面的绿色菲亚特
125型小汽车里。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进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后，汽车就飞快地消失在浓黑的夜幕之中。
不久，人们找到那辆被人抛弃了的小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留下。
摩萨德为杀死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头头扎米尔认为旗开得胜很值得。
电话里的蜂鸣声
第二位罹难者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是“死亡名单”上的第三号目标，也是一个“软”目标。
哈姆沙里得过阿尔及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地位比兹怀伊特高得多。哈姆沙里在阿拉伯联盟的办事处出版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他和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交往密切，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衣着打扮和举止行为比起任何一位外交官来都毫不逊色。哈姆沙里娶了个法国妻子，生了一个小女儿，住在一套中产阶级的公寓里，生活得比法国人还富有法国味。
但是，扎米尔手中有材料证明，他利用外交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外关系合法代表的身份作掩护，策划了好几起有名的恐怖活动，如发生在哥本哈根的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未遂事件；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及这次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
根据扎米尔掌握的情报，哈姆沙里并不准备洗手不干，相反，他正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一起共同策划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名叫“东方巴黎人”，网罗许多法国本地的和其他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
哈姆沙里虽然是个“软”目标，但对他进行的初步侦察表明，情况并不令人宽心。哈姆沙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警卫跟着，并事先为他“清扫”路面。他在公寓临街的大门口以及四周的街道上都布设了警卫暗哨。并且，由于兹怀伊特的死，安全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哈姆沙里和他的上司布迪亚都在小心谨慎地行动。扎米尔很清楚，用暗杀兹怀伊特的办法来干掉哈姆沙里要担很大的风险，搞不好就会失败，他的特工人员可能被打死或者被抓住。此外，在杀死哈姆沙里的同时，不得伤害他的妻子和女儿，还包括在他家中、汽车里或办公室内的其他人。因此，扎米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直接交火，他和部下商定了一个更巧妙的安排，借助摩萨德的军械师和爆炸专家来完成。
1972年12月 5日，一名管道工出现在哈姆沙里寓所旁边的一座楼房里，着手修理水管。谁也没有注意他在慢慢悠悠地进入哈姆沙里的公寓。这位管道工实际上是一个训练有素而且技术熟练的摩萨德军械师。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管道，而是沿着管道铺设的电话电缆。
不多时，哈姆沙里的电话机就开始出毛病了，并且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还是这样，他怒气冲冲地要电话局来进行检修。哈姆沙里不知道他自己现在就有一个私人电话局，它就设在停在附近的一辆工具车上。那位军械师在车上一会儿接通，一会儿中断他的电话，直到收到了那个肯定会出现的检修要求为止。
虽然天已经很晚了，但电话局总是一接到用户电话就派人来紧急修理的。哈姆沙里被告知，技师马上就会赶到。一会儿，一位技师果然开着一辆像是电话局的工具车按时来了。在检修电话期间，大部分时间哈姆沙里在场，其余时间则是警卫在扬，可是谁也没看到，技师把一枚新式炸弹偷偷地放到了电话机的底部。只要不拿起听筒，炸弹就完全无害，一旦拿起听筒，炸弹还不会起爆，只是解除了保险，还须有无线电信号遥控，才能引爆。当然，没有什么绝对保险的事，所以摩萨德特工暗暗祈祷哈姆沙里夫人今晚千万不要在电话里和朋友长谈，而且千万不要有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在夫人打电话时用与炸弹接收器相同的频率发报。
12月8日上午8点25分，哈姆沙里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送女儿上幼儿园去了。
两天之前，哈姆沙里曾接到过一个“意大利记者”要求采访他的电话。作为巴解组织发言人的哈姆沙里对这样的要求习以为常。他听从那位记者的建议，同意两天之后在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面谈。那个记者说，他上午一到咖啡馆，就往他家里打电话。
现在，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已出门，那位“意大利记者”打电话来了，哈姆沙里拿起听筒，对方说明自己是“意大利记者”后，问他是不是哈姆沙里博士本人，哈姆沙里刚回答了“对，是我”，就听到尖厉的蜂鸣声，电话机爆炸了，这蜂鸣声就是无线电遥控信号。
暗杀小组的特工们躲在附近的工具车内，看到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寓所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可是，令特工们失望的是，哈姆沙里没有当场死去，他在医院里苟延残喘了一个月，于1973年1月9日死去。
上 床 后 爆 炸
对“死亡名单”上的第十位人物——侯赛因．阿巴德．希尔的“处决”，是在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进行的。这个地中海岛国是中东交战的一个中途站，它既是以色列人的活动区域，也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新据点，同时还是克格勃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中心。苏联在以色列没有外交使团，然而在塞浦路斯，他们离以色列的距离近到可以监听那儿的无线电通讯。希尔就是作为巴解组织的联络员，专门负责与在塞浦路斯的克格勃进行联系。
希尔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以色列人不大可能去的叙利亚大马士革，这是扎米尔把他当作“硬”目标的主要原因。否则，他并不难对付，因为有情报证明，希尔的职业是东方语言教师，他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
1973年12月27日，扎米尔得到消息，希尔又在塞浦路斯露面了。扎米尔立即派遣暗杀小组前往。可是，当暗杀小组抵达尼科西亚时，希尔已经离开旅馆前往机场。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暗杀小组只得扫兴而归。
1 月22日，扎米尔又一次得到情报，希尔将于次日去塞浦路斯，他已在一向住惯的奥林匹克饭店预定了房间。至于他将在塞浦路斯呆多久，无从得知。
当天夜里，暗杀小组捷足先登来到尼科西亚，并抢先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这是一个高招，这样做一是有助于识别目标，二是有利于研究饭店的布局，三是虽然希尔住进饭店，他们就会撤出，但是他们以后再在饭店露面，饭店的服务员和保安人员就会把他们当作以前见过的客人，而不加以怀疑了。
1 月23日晚上，希尔化名侯赛因．巴沙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
暗杀小组的爆炸专家为了弥补上次没把哈姆沙里当场炸死的过失，决定这次要在希尔的床下多放些炸弹。可是，住在希尔隔壁的房间里是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他们是到塞浦路斯度蜜月来的。扎米尔得知这一情况，对是否最后批准执行方案很有些踌躇。然而，摩萨德的那位身怀绝技的爆炸专家拍着胸脯保证说：“绝对不会危及隔壁房间。”
这次给希尔准备的是一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力量很强的弹簧隔开，每个弹簧中间均有1颗螺丝。当炸弹放置在汽车坐垫或床垫下时，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但是，人体的重量足以压低弹簧，使螺丝碰到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如果没有信号，炸弹不会爆炸。同样，没有人体那样的重物压到炸弹上，什么信号也不会使炸弹爆炸。这种炸弹非常可靠，也就是说，只有当暗杀小组确信床上躺着的是希尔本人，已被做了手脚的床才会爆炸。
1月24日，早上8点刚过，潜伏在当地的一名克格勃和另外一个长相很像苏联人的男子开车把希尔接走了。暗杀小组立即派人乘车尾随而去。如果希尔回饭店，要立即通知留在饭店内安放炸弹的特工。结果，希尔几乎一整天都呆在一个苏联人租下的房子里。午饭过后，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等清洁工人打扫房间之后便偷偷溜进希尔的房间。他们把炸弹固定在席梦思床垫下面的金属弹床绷上，并且破坏了卧房内床头罩灯的开关线路。这样，在远处了望的摩萨德特工看到卧房的灯熄掉时，就可以断定希尔一定是上了床就寝了。
晚上10点刚过，苏联人开车把希尔送回奥林匹克饭店。他们护送希尔走到饭店门口，握手告别，其中一位苏联人递给希尔一个信封。事后警察搜查发现，信封内装的是克格勃为希尔筹集的资金。暗杀小组的一个成员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为的是搞清楚确实没有别人和希尔一起进入房间。
希尔慢悠悠地打开房门，独自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卧室，打开床头灯，灯没有亮，他完全不知已经死到临头。他坐在床边，借着卧房的大灯看起书来。大约20分钟后，希尔窗内的灯光熄灭了，暗杀小组的头头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未上床躺下，因此等了两分钟才发出“动手”的命令。可是他的命令还是下得太早，当手下的一名特工揿动遥控器的按钮时，什么也没发生。希尔也许正在床边脱袜子，他的床垫上的重量还不足以压低弹簧。
那位爆破炸专家在心里默默数到10，咬着牙再次揿动按钮，力量之大，差点把手里那个不太结实的遥控器弄碎。他用这么大的劲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要是希尔还未上床，劲再大也是白花功夫。但是，希尔已经上床了。
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破砖乱石朝着街面袭来。暗杀小组负责善后工作的特工进入饭店，发现饭店里的其他人，包括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皆安然无恙。那对夫妇的房间与希尔的房间仅隔一堵薄薄的墙壁。墙的那边，希尔和他的床都已化为灰烬。
凶杀发生在街头
恐怖和反恐怖的闹剧愈演愈烈：1973年3月1日，“黑九月”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大使馆。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为了给希尔报仇，枪杀了一名以色列商人，并在以色列大使家里安放了炸弹；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黑九月”的一个行动小组分乘两辆汽车，闯过塞浦路斯机场的关卡，向停放在机场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开火。
摩萨德也马不停蹄，继续从“死亡名单”上勾出第四位牺牲者，他就是名单上的第五号目标巴西尔．库拜西博士。扎米尔已获悉，库拜西将于
3月底去巴黎度假。这是一个“软”目标，库拜西博士目前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一位教法律的伊拉克籍教授，他曾经是死亡名单上头号目标萨利迈在亚美利加大学上学时的任课教授。他时常到欧洲去，他负责“黑九月”在欧洲的武器炸药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在适当的地方筹备新的武器，保障和监督通讯系统以及管理安全据点等事项。
摩萨德的暗杀小组在巴黎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库拜西，这是因为库拜西做了件糊涂事，自投罗网。3
月29日，库拜西刚抵达巴黎机场，就对机场的一位漂亮的地面女服务员说：“我不是一个有钱的阿拉伯人，我只是出来作一次廉价的旅游，所以麻烦小姐能否介绍一个便宜的旅馆。”库拜西万万没料到这个女服务员是当地一个地下团伙的眼线，而这个团伙与摩萨德又有联系。
女服务员热情地向库拜西推荐了巴黎市中心的几家普通旅馆。虽然她并不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库拜西，但她还是就此事递交了一份报告，以换取一点酬金。于是，摩萨德很快就在巴黎第八区的一条狭窄的街道——阿卡得大街上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
库拜西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这是他对暗杀小组的最大的帮助，使得监视他的任务非常轻松。库拜西将他的时间一分为二，白天，他常常在圣日耳曼林荫大道附近的酒吧与人接头。晚上，他喜欢在他所住的旅馆附近散步，从旅馆走出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沿着加布里埃尔大街，经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豪华的克里荣饭店，再到协和广场，最后总是走到皇家大街离世界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不远的地方，尔后再走5分钟，经过马德莱娜教堂，回到住处。
4月6日的夜晚，库拜西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似乎要看看是否有人盯梢，也许是他感到到了危险；也许是他生性谨慎，习惯这样做。不过，很可能是他什么也没发现。其实，在他一出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慢慢行走的时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就有两辆型号不同的轿车来来回回地从他身旁驶过。
库拜西已经走到冷清的加布里埃尔大街，整条街上静悄悄的，也许除了守卫美国大使馆的法国警察外，再也没有人会多望他一眼。库拜西之所以选择这条没有人迹的街道散步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武装警察高度警惕的注视之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袭击他。而在这条街道的前后，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也使他颇有安全感。只是在从皇家大街路口到他的住处这段短短的路上，他才会孤身一人，步行回去。
当库拜西刚走近皇家大街，摩萨德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就闪了出来，紧紧尾随其后。另外，还有一名特工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库拜西步履轻快，在盯梢者前面约
100米处准备穿过玛列什伯林荫大道。而两位特工要既想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又不暴露他们在追赶库拜西，的确很难。可要是不赶上去，一过第三和第四个街区，库拜西就要踏进他的旅馆了。
这时，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人已经寥寥无几。库拜西过了马路，回头又扫了一眼，看上去警惕性很高，要是他此刻撒腿跑起来，两名特工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他的，因为再过一个较短的街区，就是阿卡得大街。从那儿右拐，再过一个更短的街区，就到了马德莱娜大街，然后穿过夏沃拉加得街就回到住处。
两位特工明显加快了步伐，库拜西显然已经察觉到有人盯梢，也加快了步伐，还向两位特工瞅了几眼，可他还是没有跑，两名摩萨德特工正希望目标是个镇定而大胆的人。
对于“黑九月”的这位军需官来说，不幸的是他胆子太大了。拐到阿卡得大街后，他没有跑，经过一家漂亮的花店、一家雅致的烟店，拐到马德莱娜大街时，他还没有跑，只是步子越来越快，并又一次回头张望一下。两位特工已完全放弃伪装，开始跑起来，很快赶到离库拜西不到30米的距离，那辆接应的小汽车以略慢的速度跟在他俩后面。
尽管库拜西没有跑，可要不是他自己在夏沃拉加得街十字路口的红灯下站住，摩萨德的两名杀手还是来不及追上他。对于知道自己已被盯梢追赶的人来说，这种举动实在奇怪，街上没有一辆汽车在通过十字路口，但库拜西还是在红灯下停住，看看自动交通信号，踌躇不前。
两名特工赶上来了，从库拜西的两旁穿过，然后猛然转过身来对着库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正面看看库拜西，以免弄错了。
几秒钟以前，两位特工朝大街两旁的大楼扫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从窗户里向外看，运气不错，他们正在遮篷下面，上面窗户里即使有人在看也看不清。当然，从大街对面的窗户可以看见他们。不过，要在大街上杀人而又不担点风险，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喂，库拜西！”一名特工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俩同时用右手将上衣往后一甩，握住枪柄，左手往后拉开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的枪管套。库拜西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他们，嘴里重复地喊着：“不!不!”并往后退去，可他的后跟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他的身体向后倾倒，两条手臂在空中胡乱划着。两名特工立刻略微调整了一下枪的角度，在库拜西的身体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向他射出了子弹。
库拜西倒在人行道上，头几乎靠在红绿灯的灯柱上，而脚却依然垂在路边，鲜血从他的头部以及身体的几个部分直往外涌，肩膀还在抽搐。接着，他似乎要站起来，屈起双膝，转向一边，像在清嗓子似地发出了一连串短促、尖厉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的身体软了下来，这个第二天将被巴黎新闻界称为“乔治．哈巴什博士的巡回大使”的人死了。
两位特工一言不发，迅速拐进旁边的一条大街，钻进那辆接应的小汽车，直奔机场而去。
这一切发生时，街道对面的黑暗中站着一对青年恋人，他们成了目击者，他们提供的证词里只提到两名凶手，而没留意到不远处停着的小汽车里还有一名接应的同伙。
第二天，摩萨德暗杀小组的3名特工安全地离开了巴黎。
突袭巴解总部
到此为止，死亡名单上已经勾掉了 4个名字，可这还是扎米尔的“上帝的复仇”行动在第一阶段搞的小动作。接下来，将要进行更大胆、更恐怖的行动：派遣突袭队去袭击远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在“黑九月”认为最安全的庇护所里把他们连锅端掉。
1973年黎巴嫩国内尚未发生内战，首都贝鲁特还是个令人神往的城市，有“东方巴黎”之美誉。她有着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大楼、赌场、夜总会和繁华的商业区，街上穿着讲究的美貌妇人和观光游客比比皆是。在城边，还有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尽是身穿比基尼泳衣女郎的海滩。
4月7日，摩萨德的特工人员五男一女分别乘坐从伦敦、罗马、巴黎的班机到达贝鲁特机场。这几个人过去都曾来过这里，这次旧地重游，头头扎米尔叮属他们，一举一动都要像普通的旅游者。而且，要像当地的出租汽车司机那样，熟悉贝鲁特的街道和海滩，并在外部观察研究巴解组织总部的一幢8层办公楼和一幢4层公寓楼，以及几座军火仓库。
扎米尔没有让潜伏在当地的特工参与这次行动，以避免暴露身份的危险。不过，他们早已做了工作，查明了大楼的内部情况，详细地标出了死亡名单上第六号目标卡马勒．纳塞尔、第七号目标凯马勒．阿德万和第八号目标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的居住房间以及其他情况。
刚到贝鲁特的6名特工用他们的美国捷运公司信用卡租了6辆大轿车，并勘察了有关现场。接着，他们通过贝鲁特邮政总局向巴黎发了一封普通的商用电报，用暗号通知总部：一切准备完毕。
4月9日傍晚，两艘以色列快艇从海法启程，艇上乘有摩萨德的30名突袭队员。
没有月光，海上一片漆黑。凌晨 1点，快艇驶抵贝鲁特近海，岸上装扮成谈情说爱的一男一女向快艇发出一明一暗的手电筒光：三短一长，正是预定的靠岸信号。很快，突袭队员换乘6艘橡皮登陆艇，在僻静的道夫滩头登岸。他们分别乘上那6位特工事先租好的，每隔3分钟就开来一辆的大轿车，向市中心的目标奔驰而去。
大约30分钟后，汽车停在了68号大街和哈雷德．本．瓦利德大街的十字路口附近。30名突袭队员跳下车，直奔对面的那幢四层公寓楼。几秒钟后，3
个站在门口手持武器却毫无戒备的哨兵被干掉了。
他们冲上二楼，对着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的房门锁孔猛烈扫射，然后踢开房门，冲进了卧室。“黑九月”的首领之一，在巴解领导层中坐第三把交椅的纳杰尔睡眼朦胧，他的妻子闻声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丈夫。结果，在一阵弹雨之下，夫妇俩一起丧命，纳杰尔的一个15岁的儿子从梦中惊醒，也被乱枪打死。
飞来的横祸也降临到住在纳杰尔隔壁的一位妇女身上。听到枪声，她惊叫着跑出自己的房间，被突袭队员当场击毙。这位妇女完全是个无辜的局外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迹象表明她和恐怖分子有任何干系。
在三楼，另一个突袭小组找到了卡巴勒．纳塞尔，他是个44岁的单身汉，曾在贝鲁特美洲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69年他成为“法塔赫”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一年后又成为巴解组织的官方发言人。尽管阿拉法特认为他过于好战，曾与他发生争执，但他还是保住了这一职位。当突袭队员冲进他房间时，他正在伏案写作，身边放着一台打字机，一串磷弹把他打得遍体窟窿，他身后的一张长沙发也烧了起来。
四楼住着工程师凯马勒．阿德万，他精于破坏之道，领导了“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的所有破坏活动。当他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后，立即操起一枝自动冲锋枪，对着冲进房间来的以色列人开了火，但连打
3枪都没打中目标，而自己则在一阵短促的扫射中身亡。
紧接着，4 位摩萨德专家着手搜寻整理刚刚被打死的领导人的办公桌抽屉和保险柜里的文件资料，他们将按计划在里面工作整整半个小时。
与此同时，在大街上，巴解战士已开始对以色列人进行还击，突袭队在门口坚守阵地，战斗刚刚开始，摩萨德特工就从各处的公共电话亭向黎巴嫩当局报告：巴勒斯坦的对立派在发生枪战。果然不出摩萨德头头扎米尔所料，黎巴嫩警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既然巴勒斯坦人要自相残杀，黎巴嫩人干嘛要卷进去呢？
大街上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那幢 8层楼里的巴解战士为了战斗，用升降机把人吊到街上。当吊斗接近路面时，突袭队员就残忍地把吊斗里的人全部打死，然后把尸体拉出来，再把空斗送上去，在黑暗中等待消灭下一批。
总部大楼终于被以色列人占领了。他们迅速整理了保险柜里的文件之后，便放置了大量炸药，突袭队员迅速撤退。导火线慢慢地燃烧着，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大楼夷为平地，楼里的许多巴勒斯坦人遇难。
突袭队员在巴解组织存放武器装备的仓库前也发生了枪战，尔后，这几座仓库也被炸掉。
袭击进行了一个小时，突袭队第一次使用无线电台，呼叫停在海边的直升飞机来接运伤员。与此同时，贝鲁特警察局局长和贝鲁特海岸警备司令部都接到了很像是对方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已让几架直升飞机起飞，一时无法确定闹事的中心位置。这样就造成了难以置信的混乱，谁也没想去找对方核实一下，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
摩萨德突袭队和6名特工按原路线回到海边，乘上橡皮艇，在登陆后90分钟离开了黎巴嫩。
在这袭击行动中，共打死1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名单上又勾掉了3个名字，并搞到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
并非讨厌他的长相
摩萨德残酷无情地暗杀了这么多巴勒斯坦人，引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但扎米尔非但没有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起来。不久，扎米尔的部下得到新情报，希尔的继任者——“黑九月”与克格勃之间新的联络官出现了，他名叫赛义德．穆查西，是个巴勒斯坦人。摩萨德对此人知之甚少，而他又不在死亡名单上。部下向扎米尔请示要不要干掉他。扎米尔说：“你们想一想，希尔为什么会在死亡名单上呢？难道是我讨厌他的长相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他是‘黑九月’负责与克格勃联系的联络员。现在，穆查西成了新的联络员，难道希尔袭击以色列，我们就制止他，而穆查西这么干我们就听之任之吗？不行，应该也把他杀了。”穆查西与他的前任希尔不同的是，他把接头地点从塞浦路斯改到了希腊雅典。摩萨德暗杀小组于4月11日到达雅典。翌日傍晚
6点多，他们接到设在索克拉托斯大街阿里斯迪兹饭店的监视哨打来的电话，克格勃人员驾驶一辆梅塞德斯牌汽车把穆查西从饭店里接走了。
晚上8点，暗杀小组的3名特工来到饭店门前，一个留在门外作掩护，另外两个跟着他们的内线——一个希腊人进了饭店大厅。那名希腊人已用钱买通了客房服务员，请他用送酒菜到客房里去的手推车把一个手提箱送到五楼。
手提箱上着锁，里面放着 8枚燃烧弹。燃烧弹里尽是易燃的镁类物质，爆炸时不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到饭店其他房间。这种燃烧弹本来是让人投掷用的，现在摩萨德的军械师稍稍进行了改装，由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引爆。引爆之后，它们就会像放礼花一样发出嗖嗖的声音，并且立刻吸掉室内所有的氧气。尽管这8枚燃烧弹几乎肯定可以炸死房间里的任何人，但它却不可能让房间也烧起来，燃烧弹在一两秒钟之内就会自动熄灭。
服务员把这只可怕的手提箱送到了 5楼。那位希腊人又请他用钥匙打开了某位客人的房门，让两位外国人(暗杀小组的特工)进入房内。而后那位希腊人就领着服务员走了。
暗杀小组的这两位爆炸专家在穆查西的房间里忙碌起来。这种燃烧弹体积很大，比起他们在巴黎和塞浦路斯使用的炸弹来，安放和伪装都很困难。不过，两位特工倒是不慌不忙，因为经过多日的跟踪监视，知道克格勃和穆查西都喜欢熬夜，那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小轿车从来没在半夜以前将穆查西送回饭店。
9 点刚过，两位特工总算把炸弹安放妥当。他们离开饭店，悄悄地坐进停在饭店外面阴影处的小汽车里，睁大眼睛等着。饭店门口的车子多得很，因此他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几个小时过去了，穆查西还是没有回来。都快到凌晨 3点了，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要天亮了，暗杀小组的特工们心急如焚。组长开始犹豫起来，要不要放弃这一次行动。如果放弃行动，穆查西房间里的炸弹怎么办？把它们留在那儿，就会炸死无辜的人；或者炸弹被完好无损地发现，当局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追根寻源，暗杀小组以及内应都有极大的危险。那么，回去拆除呢？这也十分危险，不仅仅是因为穆查西可能会突然闯进房间，而且因为很可能在排除中把自己炸死。
唯一的办法是引爆那个房间的炸弹，但这样做实在毫无意义，而且增加了下次行动的难度。
暗杀小组决定再等一个小时。到了凌晨 4点，他们又决定再等半个小时，如果穆查西还不回来，他们就只好另想办法了。
4 点25分，那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小轿车终于朝饭店开过来了。但奇怪的是车子没有停到饭店大门前，而是放慢速度，在距大门约30米处的路边停了下来，车灯熄灭了。
约一分钟过去了，车子里没人出来。天色太暗，特工们无法看清坐在车里的人，甚至连车里坐的是多少人都不能肯定。
车门终于打开了，车内的灯亮了几秒钟，特工们看清楚了，毫无疑问，下车的人正是赛义德．穆查西，车上还坐着两个人。穆查西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车内的灯熄灭了，但车前灯仍未打开。穆查西已经穿过大门走进大厅了，车前灯还是没有打开。
显然，克格勃在等他。为什么？穆查西可能是回房间去取什么东西来交给克格勃联络员；甚至可能是回去打点行李，准备离开饭店，那两个克格勃将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处所或者送到机场去赶早班飞机。
再过几分钟，那位在饭店里布下的眼线就会出来发信号，告诉外面操纵遥控装置的特工，穆查西是否已经独自进了房间。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化，炸还是不炸?
暗杀小组的组长已经没有时间再作选择了，饭店里的那个希腊人正朝门外走来，他伸伸懒腰，打着哈欠，又把帽子摘下搔了搔头，然后又转身走了回去。
军械师的手按下了控制键，穆查西房间的窗口就要出现漂亮的闪光了。
可是，特工们什么也没看到，一点动静都没有，遥控装置失灵了。事不宜迟，一名特工打开车门拎起一个装有备用炸弹的旅行包，大步流星地朝饭店大门走去。另外两名特工紧随其后进行掩护。那个特工乘电梯来到五楼，走到穆查西的房门前，很有礼貌地用手指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穆查西刚把门打开，那位特工就像投手榴弹一样把
4枚燃烧弹扔了进去，自己飞身跑回电梯，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声沉闷的轰响声，穆查西魂归西天。
3名特工在一楼碰到一起，他们有意不从大门出去，而走饭店工作人员的出入口，刚走到出入口把门打开，就看见那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小轿车正好停在他们面前。特工们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进来的大门出去，可是他们想干得漂亮些，在训练时教官一再叮嘱：绝对不要从进去的地方出来，要迷惑敌人。
的确不错，这次可是“漂亮”极了。
车上坐在后座的克格勃已将车门开了一半，正要下车。他一定听到了爆炸声，也看见了闪光。作为富有经验的特工人员他也是想从边门进去看个究竟。爆炸过后几分钟，看见
3个人匆匆忙忙地从边门出来，他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站在半开的车门后面，左手抓着门框，右手开始朝腰部挪去，他想拔枪。
可是，以色列特工比他更快，拔出枪就连连射击。那个克格勃倒在车门口，车上的司机转过身去抓住他的肩膀，这个司机的力气真大，一只手就把那受伤的克格勃拉进车里，接着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小轿车的车轮猛地一转，发出尖厉的声音，便摇摇晃晃地朝街上驶去。
暗杀小组的特工也立即跳上车，朝着自己的安全据点开去。
第二天，雅典的报纸都争先恐后地报道，阿里斯迪兹饭店被炸着火，但只死了一个客人——赛义德．穆查西。所有的报道都只字未提克格勃遭枪击的事件。
花花公子的末日
现在，死亡名单上只剩下 4个目标了。扎米尔得不到头号目标阿里．哈桑．萨利迈去向的线索。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正关在约旦的监狱里。第十一号目标瓦迪．哈达德博士是“黑九月”的军事领导人，此人非常谨慎，从来不曾离开过暗杀小组无法进入的中东和东欧国家。唯有第九号目标穆罕默德．布迪亚不时有些消息传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相貌堂堂的布迪亚是个“软”目标，因为他从不炫耀自己与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联系。扎米尔也一直只是怀疑布迪亚领导的“东方巴黎人”组织不过是“黑九月”使用的幌子而已。但已袭击贝鲁特巴解组织总部时带回的文件提供了证据：布迪亚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大使。他曾将日本、西德和爱尔兰的恐怖分子接应到南也门的训练基地，并同日本的“赤军”、联邦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保持接触。
布迪亚是阿尔及利亚人，41岁。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布迪亚作为国家剧院的导演，在戏剧界以及风靡一时的巴黎左翼社交界显得非常活跃。他执导了几出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曾在巴黎西方剧院上演，戏演得相当成功。在巴黎那些认识他的人当中，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恐怖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他一起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则更少。有几个女人，她们对这个英俊的阿尔及利亚人爱慕得如痴如狂。
1973年 6月21日，摩萨德暗杀小组在巴黎盯上了布迪亚。这位颇有名气的导演看起来生活十分随便，但实际上行动却是相当诡秘，出没无常。和以往的暗杀目标不大相同，这个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身边美女如云，你不知道他会在哪个情妇家过夜，而且他从来不在同一个情妇那里一连住好几夜，当然，这一点也许与安全措施无关。即使在白天，他的活动也极无规律，你难以预料他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露面。而且，布迪亚在公开场合露面时，身后总跟着一个贴身保镖。
因此，暗杀小组对付布迪亚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刻不停地盯住他，只要看到他身边没有别人，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时间、地点和其他条件都合适，暗杀小组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干掉。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暗杀小组的跟踪一定要十分谨慎，千万不能让这个敏感的艺术家察觉有人盯梢而逃之夭夭，从此便可能再也见不着他的踪影了。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扎米尔指示：绝对不能让同一个人或同一辆车子在布迪亚周围出现两次。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花钱多租几辆车子，特工们要进行多次化装。
举止潇洒的布迪亚丝毫没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仍然每天开着他的那辆漂亮的蓝色雷诺牌小轿车东游西荡。暗杀小组决定为他准备一个车内炸弹。当然，他们也考虑了其他的暗杀手段。如开枪，它所需要的准备工作最少，但是，一旦开枪便极难逃脱；而且，开枪也显不出扎米尔所要求的所谓“智谋”。
为布迪亚准备的炸弹基本上和暗杀希尔时用的一样，但改用了塑料炸弹，体积较小，安装比较简单，也不容易被查出来。引爆的方式则完全一样，先将炸弹放在驾驶座位下面，当人坐上，靠压力弹簧打开保险，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使其爆炸。
6 月27日夜里，布迪亚来到他的新情妇——一位女演员家里过夜，他的雷诺轿车在门外整整停了一夜，暗杀小组恐怕布迪亚第二天早晨会带着情妇一起上车，因而不想冒险把炸弹装上。结果，早上6点，布迪亚独自一人出门，坐上汽车就走了。
特工立即开车紧紧盯住布迪亚。当布迪亚把车子倒进巴黎大学现代化的“居里夫妇大楼”外面一个角落里的停车场时，时间已是早上6点45分。
布迪亚下了车，把车锁上，一位特工徒步跟着他。暗杀小组猜想布迪亚也许是要到附近一个街区的另一位情妇家中去。
半小时后，暗杀小组的几名特工开来了一辆大货车，把它停在布迪亚的车子前面。此时，街上的行人还是稀稀落落，高大的货车可以挡住过路人不经意的视线。布迪亚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不过那个徒步盯梢的人会事先通风报信，让小组的其他特工有足够的时间脱身。
两名穿着修车工工作服的特工，手提一个工具箱从货车上下来。其中一位只用了不到30秒的时间就弄开了雷诺轿车的车门，另一位特工也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就把炸弹装好了。
这种炸弹安装起来的确十分方便，既不需要定时器也不需要连接线。接着，特工又用了几秒钟把车门锁上。
炸弹已安放就绪，时间还不到 8点。一个特工把货车又开回原处。另外两名特工坐进了一辆能清晰地看见雷诺轿车的小汽车，开始守株待兔。
10点45分了，布迪亚没有出现，一辆大卡车开过来停在了特工坐的汽车和安有炸弹的雷诺车的中间，正好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特工急得直骂娘。可又毫无办法。如果跑过去找个借口让卡车司机把车向前开上10米，就会暴露自己，带来后患。如果布迪亚就在这时上了车，特工们就要等他把车开出停车场才会发现他。暗杀小组就只好跟着布迪亚的车子，设法在另外一个地方让车子爆炸，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太危险了。但愿卡车自己能开走就万事大吉了。
过了几分钟，卡车真的开走了。特工们刚松了一口气，可是突然又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书，看上去像是大学生，站在雷诺车旁说起话来。那个姑娘就倚在车子的后挡泥板上。要是布迪亚上了车，他俩当然就会走开，但可能不会走得太远。就在一分钟之前，暗杀小组的头头还希望布迪亚快点露面。然而现在，他却希望布迪亚等到那两个学生说完话再出现。“快点吧！姑娘。”特工头头甚至试图用心灵感应的方式对那个姑娘说：“不管他要什么，你都答应他吧。你们这两个傻瓜赶快走开吧。”他的方法竟然“应验”了，那两个学生走了。
11点刚过，布迪亚迈着悠闲的步子从街上走了过来。特工立即做好准备，把汽车引擎发动起来。
布迪亚走到车前，谨慎地检查了汽车发动机、排气管之类的关键部位，但没想到去座位底下搜寻一番。他坐到了方向盘后面，车子刚刚起步，炸弹就通过遥控装置起爆了。车门被炸开，连车顶也给炸塌了，布迪亚被当场炸死。
扎米尔对一次次暗杀行动的得手感到得意洋洋。摩萨德只用了 9个月的时间就杀死了9个“黑九月”的头面人物。死亡名单上只剩下3个人了。
但是，扎米尔怎么也没想到，由于刺杀了穆罕默德．布迪亚，便在欧洲巴勒斯坦恐怖网的上层留下了一个空位，扎米尔为另外一个可能是恐怖时代最为有名的恐怖分子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几个星期之内，他就要接替布迪亚的位子，并将“东方巴黎人”改名为“布迪亚突击队”，他的名字叫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委内瑞拉人。不久之后，他将以“豺狼卡洛斯”或“魔鬼卡洛斯”著称于全世界，而摩萨德后来一直没能嗅到他的踪迹。
阴差阳错
现在，扎米尔一心想要干掉头号目标阿里．哈桑．萨利迈，派出的几个暗杀小组曾经在乌尔姆远远地望见他走进一个德国女友家，也曾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夜总会里发现过他。而后又在巴黎旺多姆广场见到了他。但是萨利迈溜得快，追捕者屡屡扑空。
萨利迈早在摩萨德实施“上帝的复仇”行动的开始阶段，就知道自己是追捕对象。他增加了两名保镖，更加频繁地改变身份和住所。此外，他准备了两份意大利护照和三份黎巴嫩护照，以及一份可以证实他是科西嘉人(因为他的肤色黝黑)的法国护照。
面对这个似乎比摩萨德更加机敏的对手，扎米尔恼羞成怒，急于求成，变得谨慎不足，鲁莽有余，结果导致摩萨德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败绩。
1973年 7月，扎米尔得到一份“过硬”的情报：“黑九月”正在挪威策划一次重大惊人的劫持飞机的行动。扎米尔很快把这个情报传给挪威的安全机关，并且希望挪威政府同意摩萨德的特工人员进入这一地区活动。挪威方面表示愿意予以协助。但正是这一协议后来在挪威和以色列两国政府之间造成了纠纷。
在协议即将达成的时候，扎米尔又得到了一份新情报：萨利迈要在挪威的临时基地活动，以便建立包括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内的“黑九月”活动网。扎米尔当即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贻误的良机。
接着，扎米尔又获悉，有一位住在日内瓦名叫凯麦尔．本纳马内的巴勒斯坦人将成为萨利迈的联络官，并且不久就要去挪威。摩萨德的特工立即把本纳马内监视起来，因为扎米尔一心想要干掉萨利迈，因此就想用这种最简便的方法——通过本纳马内与萨利迈接头来找到萨利迈。
6 个特工组成了暗杀小组，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些。扎米尔还指派摩萨德行动处处长“麦克”亲自前往督阵，由此可以看出扎米尔对这次行动是何等的重视。
7 月18日，本纳马内到达挪威首都奥斯陆，住进当地的一个旅馆。翌日，又乘火车来到利勒哈梅尔，整个行程都有摩萨德的暗杀小组暗中陪伴着。
利勒哈梅尔不像摩萨德过去经常进行活动的巴黎或罗马这样的大城市。它仅有2万人口，位于米厄萨湖畔，是座逢假日才有些生气的小城镇。那里的人都互相认识，如果来了一伙陌生人，举止与众稍有不同，就必定引起人们的注意。7
月19日，暗杀小组的绝大部分人都来到了利勒哈梅尔。本纳马内住进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旅游者之家”——斯科泰旅馆，那天晚上，他坐在旅馆里悠闲地喝咖啡。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也坐在那里。
第二天上午，本纳马内上街散步，暗杀小组的特工则进行所谓的“松弛跟踪”，这就是说，他们并不老是紧紧地跟着这个目标，而是对他可能走到的每条路线都作了一番侦察，这样就能在任何地方把他找到。利勒哈梅尔的范围之小使这样的做法不仅可行而且也有必要。只有采取这种“松弛跟踪”的方法，本纳马内才不会觉察有人在跟踪。
上午10点左右，暗杀小组在一个小广场的卡罗林咖啡馆里看到本纳马内与一个阿拉伯人在一起。一男一女两位特工立即进去坐在他们旁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位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的阿拉伯人身上。女特工收拢五指，把一张萨利迈的小照片放在手心，并把照片同紧挨她坐的那个人进行比较，她离开座位时已坚信无疑，他们找到了萨利迈。
下午 2点多，本纳马内乘火车前往奥斯陆。摩萨德的的特工在目睹本纳马内步入飞机，并在飞机起飞后就回到了利勒哈梅尔。
此刻，扎米尔已了解到本纳马内在卡罗林咖啡馆进行会面的全部经过。本来扎米尔应该察觉到，那人极不像他们所要跟踪的人。但是，扎米尔是这样想的，尽管萨利迈喜欢舒适豪华的生活，可他也会十分聪明地经常变换自己的形象以便能够随心所欲地周游欧洲和中东。虽然他的确还称不上是头条新闻作家所喜爱的那种“千面人”，但人们知道他过去确实也利用各种意想不到的假身份逃过了安全机关布下的天罗地网。
然而，摩萨德这次是大错特错了，那个被认作是萨利迈的男子，其实是摩洛哥人，名叫阿赫迈德．布希基，在这个小城的一家饭店当服务员。此人除了对漂亮姑娘、节假日和大把的钞票有些偏爱外，从未有过其他奢望，只想舒舒服服地混一辈子。
而本纳马内是阿尔及利亚驻日内瓦使馆的一名雇员，他根本不是来与萨利迈接什么头的。他只是因为与妻子吵崩了，来挪威度假散散心。在奥斯陆旅游局的介绍下，他来到利勒哈梅尔避暑观光。那天上午10点，本纳马内在咖啡馆与布希基攀谈时，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只是本纳马内想找一个人聊聊天，而布希基又是个热衷于饶舌的人。
7月21日早晨7点半钟，布希基温存地护送身怀六甲，快要分娩的妻子到医院上班，然后他去参加露天游泳场举办的救生员训练班。布希基想在今后再谋份临时救生员的差事，多挣些钱贴补家用。
训练班要到10点才上课，布希基看看时间还早，就走进了街头的“王冠咖啡馆”，要了一杯冰镇可口可乐。这时，来了一位青年男子，在隔着
3张桌子处坐下，要了一杯咖啡。
他坐着看报，不时向这边投来审视的目光。此人是暗杀小组的特工，他小心翼翼地监视着所谓的“萨利迈”。其实，他一点也用不着这样谨慎，因为布希基压根儿就不知道24小时以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
将近10点，布希基离开了“王冠咖啡馆”，不慌不忙地漫步来到几十步之遥的露天游泳场。上完训练课，他遇到了曾经在夜总会共事的老朋友——法国人亨利，两人聊了起来。盯梢的暗杀小组感到有点不对头，萨利迈又在策划新的恐怖活动。于是，小组的头头“麦克”立即下令：把住游泳场的所有出口。一位女特工很快从游泳场的泳具出租窗口借来了游泳衣，跳入水中，游近他俩身旁，想从他俩的谈话中窃得一鳞半爪。结果，她的收获只是“萨利迈”和那个“接头的人”说的是法语。
这就使事情更加可疑了：法语正是这位“黑九月”头头运用自如的一门语言。“麦克”立即同扎米尔通了电话，扎米尔是前天接到暗杀小组的紧急电话后亲自赶到挪威来的。
“麦克”建议当晚干掉“萨利迈”。
“那么好吧，干掉他!”摩萨德首脑下令了。
布希基向来爱看电影，这一天真是命中注定他寿数已尽，他拉着妻子去看惊险影片《无畏的鹰》，夫妇俩乘公共汽车来到电影院，丝毫没有察觉有人盯梢。电影10点半散场，夫妇俩又乘公共汽车回家，以色列暗杀小组租的一辆小汽车尾随在后。车上的特工通过对讲机向埋伏在公寓旁车站附近的特工发出信息：“萨利迈”上路了。10点42分，公共汽车在路旁停住，车上只走下布希基夫妇俩。就在公共汽车从地平线上消失的一刹那，暗杀小组的职业杀手在两米远的地方瞄准开枪了。从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里射出的第一颗子弹，击中布希基的上腹部，他像电影中的慢镜头那样缓缓地倒向前方。紧接着的两发子弹，穿过耳朵射中脑部，白色的脑浆溅在公路上。一辈子庸庸碌碌、不问政事的布希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冤死在
3名摩萨德杀手的枪口之一下。站在一旁的妻子吓得没命地惨叫。
从纯技术角度来看，暗杀行动倒还干净利落，但是扎米尔及其手下人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们阴差阳错地杀害了一名无辜者。
几分钟后，挪威警方赶到了犯罪现场。暗杀小组已开车逃跑，但布希基的妻子说出了那辆小汽车的牌号和特征。接着，暗杀小组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有两名特工继续乘坐那辆租来的小汽车，结果在开往奥斯陆的路上被警方逮捕了。其中一名特工患有“幽闭恐惧症”，尽管摩萨德的心理筛选被吹得天花乱坠，也没发现他这一弱点。当把他关进狭小的囚室，他就开始解除武装，供出了暗杀小组的行动目的和几处落脚点。很快，挪威警方又抓到了4名摩萨德特工。至此，暗杀小组全军覆没。
以色列政府企图挽回影响，向挪威政府施加压力，说摩萨德的这个暗杀小组是得到挪威安全部门的默许才在这个国家活动的。然而挪威当局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许可并不包括授予杀人的权力，当然更没授权去杀害一个显然无辜的摩洛哥籍饭店服务员。结果，6
名摩萨德特工不得不承受大规模的公审的耻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罪名是同谋杀害布希基。
扎米尔从“上帝的复仇”行动一开始，就有一个可怕的预感萦绕在心头：一旦事情搞错，特工被抓，后果不堪设想，而现在可怕的预感已成为现实。
错杀事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丑闻，引起了世界舆论对摩萨德的严厉谴责。摩萨德的名声一落千丈，尤其是作为摩萨德首脑的扎米尔，更是受到了众人的非难：他在进一步核实那位阿拉伯人的身份之前，根本不该批准特工人员贸然行动。在行动的前一天，扎米尔刚刚获悉“黑九月”劫持了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东京的日本客机，于是他就把此事同“萨利迈去挪威接头”一事联想到一起，企图立即报复，却没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扎米尔自己也承认，这次行动之所以惨败，是因为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忽略了行动的步骤。摩萨德和他本人只得为这种无能付出代价。此外，在挪威那个偏远的小城采取这样大的行动本身也许是一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摩萨德根本就没有熟悉这块地方的专家；二是那里既无藏身之地，又无脱逃之路。即使目标没有弄错，将暗杀小组派往那里也无异于自投罗网。
现在，摩萨德的处境正如扎米尔在一次摩萨德会议上所说：假如巴黎的一辆公共汽车现在压死一个巴勒斯坦人，人们都会指责是摩萨德把他搞死的，并且会被大肆渲染一番。由于利勒哈梅尔事件，遇事“不予承认”这一最有价值、最必要、最基本的情报机构的武器，摩萨德也只得暂时搁置起来。更有甚者，由于有了利勒哈梅尔一案法庭审判记录为根据，报界以及安全机关就会搞清摩萨德惯用的手法，这对摩萨德是极端危险的。
两年以后，扎米尔才从一位巴勒斯坦情报员那里获悉，萨利迈当时的确在利勒哈梅尔，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暗杀小组却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十分不幸地杀错了人。
就在摩萨德还未从这起错杀事件的梦魇中挣脱出来时，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丢人现眼的事。1973年10月
6日(赎罪日)14时，埃及军队突然跨过苏伊士运河，向以色列开战了。16时，正当总理梅厄夫人的办公室里像无头苍蝇乱成一团时，扎米尔从国外送来秘密情报：“埃及人即日发兵。”没有比此事更能贻笑大方的了，赫然一员摩萨德首脑，居然在战幕揭开2小时后煞有介事地前来报急!无独有偶，那一边埃及人已经“铁骑突出刀枪鸣”，这一边军事情报局的新首脑埃利．泽拉将军却还在召开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大谈“西线无战事”！莫不是这个自诩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特工组织”一夜之间把间谍术统统荒疏了!莫不是它的各级机构全部闭目塞听，反应不灵了?……
原因很清楚，近一年来，摩萨德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全球范围内追杀死亡名单上的目标，而在挪威误杀无辜者后，又元气大伤，摩萨德成了世人议是论非的对象，这是任何一个秘密情报机构最忌讳的事情。
“赎罪日战争”以以色列军队“几近失败”而告终。总理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引咎辞职。1974年初，摩萨德的第四任首脑扎米尔被解除了职务。他一手策划的“上帝的复仇”行动虽未明确废止，但实际上已是处于停滞状况。
追杀红色王子
一转眼 5年过去了，坐在摩萨德首脑宝座上发号施令的已是伊扎克．胡菲少将。这个49岁的强硬派人物接收了扎米尔的摩萨德遗留下来的一切，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份“死亡名单”。
1978年初死亡名单上自动勾去了一个名字：瓦迪．哈达德博士。他死于癌症，在东德的一家医院里寿终正寝。在此之前，胡菲不断地得到情报，知道这位非凡的哈达德博士一直在为“黑九月”的重大活动出谋划策，但他的隐身术十分高明，摩萨德的特工一直到他死也没能发现他的踪迹。
胡菲决定要在扎米尔失败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功勋。他专为谋杀死亡名单上的头号目标萨利迈制定了行动方案，取代号为“追杀红色王子”。
阿里．哈桑．萨利迈生于1943年，他的父亲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是一位信念坚定、战功卓著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人物。后来不幸被犹太间谍暗藏在他家中的一颗定时炸弹炸死。父亲遇难时，萨利迈年方
5岁。从此，小萨利迈和他的母亲栖身在一个难民营，住的是没有电没有水的破帐篷。
萨利迈逐渐长大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相貌出众，身材修长，爱好体育，聪颖过人。在学校里，他的成绩首屈一指。当萨利迈还是个毛头小子时，就博得了姑娘们的青睐，但他却对政治更感兴趣。他15岁时在中学里赢得了“最善辩论奖”。17岁高中毕业时，他用闪光的语言填写了一份毕业答卷：“职业?我不感兴趣!我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把以色列人从我国赶出去。”
1960年，萨利迈获得了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奖学金。当时，还未经历兵荒马乱的贝鲁特是巴勒斯坦知识界精英荟萃的地方。萨利迈进入亚美利加大学攻读工程设计。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淡忘他的政治斗争，他把巴勒斯坦同学吸引在自己周围，同他们探讨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途径。当他同全城最令人渴慕的姑娘结婚后，在同学中的影响就更大了。他的妻子是耶路撒冷一位前伊斯兰宗教大法官的侄女，这位大法官在30年代参加过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以恐怖手段对付以色列移民。
1967年，萨利迈结识了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此人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阿拉法特是成立于1964年的巴解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自1965年起，他就派出人马，在以色列腹地展开游击战。萨利迈对阿拉法特顿生敬慕之情，称赞他是言而必行的杰出的巴勒斯坦人。而阿拉法特对精明强干、信念坚定的萨利迈也颇有好感，他当时就许愿日后必将重用萨利迈。
阿拉法特的诺言很快就兑现了。1969年，阿拉法特把萨利迈送到开罗附近的一个秘密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的训练。教官们在他的结业证书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萨利迈在智谋胆识和行动能力方面都堪称楷模，他急于要和以色列人一决高低。”
1971年，萨利迈成为“黑九月”的头目之一，他向朋友们描述了自己的蓝图：他将劫持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上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飞机，致使通向以色列的空中交通陷于瘫痪。然而在此之前，萨利迈还是首先策划了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劫持谋杀行动，以回报以色列人的杀父之仇。
1972年春，萨利迈在东柏林遇到了以前一起在开罗接受训练的两位老朋友：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于是，他俩也参加了慕尼黑奥运会惨案的策划和准备工作。9月5日，萨利迈本人在国外督战，“黑九月”的行动小组在慕尼黑奥运村下手。
不久，萨利迈就十分清楚地知道，以色列复仇者已把他列为头号目标，摩萨德正在追捕他。从此，他的行踪神秘莫测。
1973年 7月22日晚，摩洛哥籍店小二布希基被误认为是“萨利迈”而饮弹毙命。翌日，真正的萨利迈悄悄地离开挪威。虽然一开始舆论界的报道并未提及萨利迈的名字，但他心中有数，暗杀矛头是对着自己来的。他假道法兰克福返回贝鲁特，从此更是谨慎行事。
在利勒哈梅尔丑闻发生之后，摩萨德表面上不得不宣布取消暗杀行动小组，但实际上仍在暗中活动。1974年
1月12日，一个暗杀小组得到情报，据称萨利迈和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将在靠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内会面。结果暗杀小组在教堂堵到了
3名呆若木鸡的教士，差点发生了第二次利勒哈梅尔丑闻。
当心狠手辣的胡菲接任摩萨德首脑后，他决心要复仇雪耻，非把萨利迈置于死地而后快。1975年
4月黎巴嫩爆发内战，这块地方成了世界上最乱的小国。胡菲趁机派出摩萨德特工人员，残忍地杀掉了几个无依无靠的伊斯兰教徒，然后盗用被杀者的身份，伪装成难民潜入贝鲁特西区，专门寻找萨利迈的踪迹。1975年12月，一名摩萨德特工用一支装有望远瞄准镜的步枪从窗口对准萨利迈的住处射击，结果子弹只穿透了一个假人。1976年10月
8日，萨利迈在贝鲁特只身散步，未带随身保镖。摩萨德特工的两发子弹击中了他，他应声倒地，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立刻把他送进医院，他在手术后脱了险，又一次大难不死。
萨利迈此刻明白了，他将终身处在摩萨德的追捕之下，虽然过去时常使他免遭不测的是他对阴谋活动有着一种精确的、几乎是本能的感觉——一种“处境感”，这种“处境感”总是使他的对手无法确切把握他的行踪，因而也就无法在他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他干掉；可是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他曾对一名记者说：“我并不害怕。我知道，劫数一到我就完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此时，巴解首领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斗争中改变了策略：他努力争取国际上对巴解组织的承认，并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同时，他拒绝在斗争中使用恐怖手段。不过，对萨利迈这样一个能说
7种语言的人，他当然还是重用的。萨利迈已成为巴解秘密情报组织的头头、阿拉法特的保安官。同时，萨利迈也开始确信，必须在政治领域里赢得反对以色列的斗争。
萨利迈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人们越来越经常地看到这位“红色王子”在公开场合露面，身穿考究阔绰的瓦伦蒂诺礼服和裁剪合体的丝质衬衫。尤其是他在1978年和一位曾在1971年迈阿密海滩选美大会上荣膺“世界小姐”桂冠的黎巴嫩美女乔治娜．里泽克结婚后，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起来。按照穆斯林的教规，他完全可以拥有两个妻子，因此他没有和第一个妻子离婚。于是，萨利迈便有规律地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的住处和乔治娜住在凡尔登大街的新公寓之间来回活动。
摩萨德首脑胡菲很快便得知了这一切，他心中有底了，来到贝京总理办公室请命。贝京于1978年11月初明确下令：允许执行“追杀红色王子”的行动计划。
11月18日，一个护照上写着名叫埃里卡．玛丽亚．钱伯斯的英国老处女住进了凡尔登大街萨利迈新房对面的一座公寓楼里。这个女人很快成为这一地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她要人们叫她“佩内洛普”。她收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猫，还用了许多时间临窗描绘下面街道的城市风景。图画画得当然十分笨拙幼稚，却又是令人吃惊的精确。
1979年1月12日，持有260896号英国护照的彼得．斯科里弗到达贝鲁特国际机场。不管从哪点看，他都是一位标准的英国商人。他下榻在地中海旅馆，在那里还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1
月14日，持有编号为DS104277加拿大护照的罗纳德．科尔伯格也抵达贝鲁特，身份是一家炊具公司的推销部主任，住进皇家花园旅馆并租了一辆西姆卡牌小轿车。
以上3名来宾，其实都是手执冒名顶替护照的摩萨德特工。3人在贝鲁特会合后，确定了暗杀行动的细节。胡菲指示他们使用遥控炸弹为好，既方便又准确，而且摩萨德特工对此特别擅长。
1月22日上午，“斯科里弗”开着大众牌轿车，驶往郊区，与“科尔伯格”碰头，两人把50公斤炸药安放在汽车底部，然后，“斯科里弗”把这辆车开回来，停到萨利迈住宅附近的凡尔登大街上。尔后，这两人立即分别使用另外一个护照飞离了黎巴嫩。
下午3点35分，萨利迈的4个贴身保镖从家中出来检查了萨利迈的防弹汽车，并且观察了街上没有异常动静之后，就护送萨利迈登车离开了家。当萨利迈的座车驶过事先停放在大众牌汽车的一刹那，在附近楼上以绘画作掩护的“佩内洛普”按下了无线电遥控装置，引爆了炸药。顿时，沉闷的爆炸声震撼了整条大街，人的肢体和汽车部件飞上了天空，血浆四溅，烟雾迷漫。大众牌汽车被炸得粉碎，萨利迈的座车成了一个大火球，猛烈地燃烧着。当场炸死的除了36岁的萨利迈和4名保镖外，还有4个过路人；另外，有18个行人被炸伤。真是一场十分可怖的屠杀。
“佩内洛普”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从容地收拾好画具，然后下楼。当她遇到公寓的管理员时，她说，这里太吵闹了，要到附近安静的地方去作画、休息。随后，她也悄悄地离开了黎巴嫩。
暗杀萨利迈的那天晚上，摩萨德头头胡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贝京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有一句话：“对慕尼黑事件已进行了报复。”
血迹斑斑的死亡名单上只剩下唯一的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1973年
2月，他在企图绑架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几个内阁成员时被捕。2 月13日，他在约旦的电视上作了公开坦白，承认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系。两天之后，他和进行绑架活动的其他“黑九月”成员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侯赛因国王下令改死刑为有期徒刑，达乌德被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赎罪日战争”前夕，达乌德被赦免释放。从此，达乌德的足迹遍及欧洲，但摩萨德却一直未能找到他。
直到1981年8月1日，阿布．达乌德在波兰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突然遭到枪击，开枪的是一位摩萨德特工，不过，他在波兰的任务并不是刺杀达乌德，而是偶然在旅馆里认出了这位著名的“黑九月”头头时，出于一时冲动才开了枪。当场的目击者都惊呆了，谁也说不清楚凶手是怎样逃之夭夭的。
历时9载，“上帝的复仇”行动到此落下了沾满血迹的帷幕。“死亡名单”上开列的人员全部处死，而且还错杀了无辜者。如此残忍的恐怖手段，竟自称是“上帝的复仇”！相信人们终究会认识到：以恐怖手段反恐怖，只能形成恐怖的锁链，不可能解开民族矛盾。（全文完）
|
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