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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尔雅的一场谋杀

纵酒狂歌 发表于:07-04-07 11:20
温文尔雅的一场谋杀
文/ 田大安
《我的名字叫红》显示了一个通灵的世界,帕慕克取消了生与死的界限,一具尸体,一枚金币、一幅画、一个树、一条狗、一种颜色(红)都成为叙说的主体,为整个故事投入自身的视角。这种文体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但这篇形式优美的小说,并不仅仅美在结构与形式上,在和缓的文字叙述中,却蕴含着凶残的谋杀、情爱纠葛和隐秘的使命,似乎聚集了所有世俗小说中能够牵动人心的基本要素。对于一个相对通俗的主题,叙述本身成为一种最吸引人的力量。
超脱情节追求的小说阅读,本身体现为一种更加高妙的审美趣味。况且,在美妙文字的背后,还富有一个同样吸引人的情节。在不丧失主题的情况下,帕慕克缔造了一个小说写作的新时尚。
“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尸体……”小说一开始就散发出一种异样的芳香,带着一种迷幻的色彩。一个雾帐遮蔽的世界渐渐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深邃、遥远,而又让人看不透,在这种情景中,读者原先预设的阅读经验失灵了,这种文字无形中取消了读者本人发散的想象力,因为,作者以一种强大无形的力量积聚了你的所有情思,不容逃脱。这就是叙说者的语言强力,在这种语言的氛境里,已经没有你安置审视目光的地方了。作者的全知和对整体的掌控,早已将你所包容,毋庸置喙。
文字的铺叙推动画面的舒展,始终带有那种诡异的迷香,雾气笼罩其间,读者那颗心却在一开始便被高悬起来。“这个让我愤恨难当的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要用如此出其不意的手段杀我?”第一人称的叙述,很容易将读者引入角色,使读者本身获得主体性体验,情感的触角从而变得更加敏锐,灵魂被不经意间套进另一具躯体,“他说”变成了“我说”,倾听者变成了倾诉者,切肤之感被唤起。
平和意味一种深意,紧张的凶杀故事却在一种抒情诗体中展开。尸体的出现既是那样的直接,纵使血肉模糊,伤痕累累,但使人感到的不是一种惊骇,而是一种迷困。好像“死”这样的现实,并无与“生”有清楚的界限。谋杀只是将一个人推进另一个世界。死人同样可出于台前幕后,之间只隔着的那一道幕帐,他并没有失去表达的能力,尸体还在进行思想、言说,还是故事中的一个交叉出现的角色。似乎戏剧表演的舞台没有任何道具,一条狗,一棵树,一枚金币,一种颜色,都不是道具,甚至舞台本身也是一个可以出言表达的角色。这是一个没有预置舞台、却在惊心动魄上演的故事。《我的名字叫红》就这样超越原有文学所遵循那些界线,它的边界只是由一些无实体的时间与传统构成,所以,故事发生的舞台具有无限泛延的特征,在时间与传统构成的维度中,被自由地拉近或者推远。
既然,一具尸体都不足以给人以惊骇,那谋杀本身也就不是一个凶残的事情。谋杀发生在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谋杀就带上了一种温文尔雅的色彩。但死亡的哀凉和情感失落却是浓烈的。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奖词说:“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应该说,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似乎并不构成主体特色,倒是帕慕克文字所显现的那种雅致的忧郁和那种音乐性,十分突出和迷人。帕慕克的寻找到了将新小说的独创性与历史传统结合的方式。

以下为引用:
“一位细密画家失踪了,随即被发现死于深井中,奉命为苏丹绘制抄本的长者也惨遭杀害。遇害的画家究竟是死于画师间的夙仇、爱情的纠葛、还是与苏丹的这次秘密委托有关?苏丹要求宫廷绘画大师奥斯曼和青年黑在三天内查出结果。究竟谁是凶手?动机是什么?作者让相关人士全部都现身说法了:一只狗、一棵树、一枚金币、红色,两具尸体及死亡,甚至凶手全都站出来了。他们仿若有生命般,靠着自己的经历与观察,仔细地告诉我们每一条蛛丝马迹。而线索,很可能……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某处。 ”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 Weekly)评论道:“帕慕克拥有‘迷人的艺术天赋及邪灵般的智慧’”。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06.07~ )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于2005年荣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作品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都柏林奖等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包括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在内的欧洲三大文学奖项。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文学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