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西藏的社会制度

旧西藏的社会制度

一、引 言

西藏自古就有人类居住。西藏最初的藏王是聂赤赞普。900多年以后，藏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大约在公元869年到877年间，西藏因为朗达玛毁灭密教，使得西藏进入分裂时期。一直到13世纪中叶，在元朝中央政府的扶植下，建立起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西藏的四分五裂局面才结束。从10世纪初叶到13世纪中叶，西藏社会基本上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的过渡。从13世纪中叶到1959年西藏解放以前，封建农奴制持续了700 余年，没有变更。

二、旧西藏的政府组织

 旧西藏（西藏解放以前）的社会等级十分森严，最上层是喇嘛僧侣，也就是称为“活佛法王”的大喇嘛，其次是贵族，最下层的是农奴、奴隶。政府官员由地位显赫的喇嘛僧侣和贵族组成。

宗教和世俗的最高首领是达赖喇嘛，政教大权都集于他一人之手。达赖喇嘛是西藏最大的“活佛”，不过，他是通过转世制度纪继承政治和宗教统治地位与权利，而不是世袭的。达赖喇嘛有来自贵族世家，也有来自普通农民家庭。即使出身贫民之家，一旦继任为达赖喇嘛，一夜间达赖的整个家族就成为西藏最大的贵族。依照西藏的惯例，达赖喇嘛须年满18岁，并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考取“格西”学位之后才能亲政。在达赖喇嘛亲政前，政教大权掌握在摄政的手里。

充任摄政的也必须是“活佛”，这类“活佛”在西藏最著名的是“四大林”，即丹吉林、功德林、策墨林和锡德林。“四大林”都是“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是蒙语音译，意为“化身”，是清朝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这四位呼图克图都曾经受过清政府的册封。这一级的“活佛”均被载于理藩院册籍，每代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予以承认和加封。木鹿寺的地珠“活佛”也有充任摄政的资格。此外，黄教（格鲁派）甘丹寺法台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出任摄政。呼图克图任摄政的制度是由清朝政府规定下来的，一直没有变更。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前有两位摄政，一位是热振呼图克图，一位是达扎“活佛”。达扎“活佛”并不是大呼图克图，他是在特殊情况下取得摄政权力的。

达赖、摄政以下是政府行政机构，藏语称“噶厦”。“噶”是命令的意思，“厦”是房屋的意思，“噶厦”就是发号施令的地方。外国人常把噶厦译成“内阁”，性质类似。噶厦是清政府规定的。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清政府派军队入藏，打退了入侵西藏的准噶尔之后，把居住在青海塔尔寺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护送回西藏，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并决定废除管理政务的第巴职位，设立噶伦联合掌政（康熙六十年，清政府设噶伦三人；雍正元年，清政府设噶伦五人；乾隆十六年，清政府设噶厦，实行四噶伦制），命他们在大昭寺设立办公所。乾隆十六年以后，清朝命令诸噶伦在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领导下，办理西藏政务。1959年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又称噶厦政府。 噶厦设有噶伦四人，三俗一僧，他们的地位是三品（这也是清朝的规定，达赖喇嘛为二品，摄政为二品，噶伦为三品），一切重要事务，都由噶厦议决后呈达赖喇嘛或摄政核准执行。如果有噶厦不能决定的重要事务，如战争、议和、选举摄政及达赖转世等问题，就由噶厦呈请达赖喇嘛或摄政召开“民众大会”，藏语称“冲都”，与会的是各机关官员代表、三大寺堪布和贵族代表；农奴和奴隶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这种会议至多是达官贵族会议，而且被少数大喇嘛和贵族操纵。有些较重要的事或政府不愿做的事，常常借大会来应付，或推脱责任。

噶厦以下有两个主要的办事机构，一个是“译仓”，意为秘书处，其地位较噶厦略低，但它直接由达赖或摄政领导。达赖喇嘛的印鉴由译仓保管，噶厦的公文要送到译仓盖印后才能发出。译仓有仲译（秘书长）四人，全部是僧官，而且都由四品以上的“堪穷”担任。他们管理着所有的寺庙，僧官的调迁、任命都由译仓决定，并负责代达赖或摄政起草文件。译仓形式上隶属噶厦，实际上又受达赖的总堪布（基恰堪布）领导，噶厦的一些重大事情，都必须通过译仓向达赖呈报。

另一个是“仔康”，意为审计处，管理着财政和俗官、贵族的事务，也负责发布政令。西藏的每一个贵族，有多少庄园，应向政府纳多少税，出几个兵，都由仔康管理。同时它负责培训贵族子弟，凡贵族子弟出任官职，必须先在仔康登记，然后接受训练，经过两三年的训练才能得到职位。仔康设有孜本四人，都是俗官，官位四品。噶伦出缺时俗官噶伦多半从孜本中选任，僧官噶伦则在大仲译中选任。

除“译仓”和“仔康”外，政府行政各机关的官员都是僧俗配制，在各基恰（相当于地区），各宗（相当于县）等地方官中也是如此。

噶厦的其他机构还有马基康（即藏军司令部）、朱颇列空（粮务局）、索朗列空（农务局）、门孜康（医药历算局）等部门。地方行政建制最大的是基恰 ，相当于一个行政区。每基恰设有基恰一人或两人，意为总管。总管都是由四品以上的僧官或俗官担任，三四年为一任。任职期满后或调职或留任，由噶厦决定。在基恰中，以昌都总管为最大。因为出任昌都总管的都是噶伦，较其他总管的地位高，权力大，通常昌都总管都被称为“昌都噶厦”。

基恰以下是宗，相当于县，每宗设有宗本一人或两人，相当于县长。另外，贵族、寺庙庄园的辖地称为“溪卡”，较宗小（也有的溪卡和宗在行政上同级），设溪堆。宗本的品级较高，溪堆的品级较低。噶厦把宗、溪分成三等：一等宗由五品官任宗本，僧俗各一；二等宗、溪的宗本、溪堆由六品官担任，僧、俗各一，可只设一个宗本（溪堆），僧俗轮流；三等宗、溪由七品官担任宗本（溪堆），一般为一人，僧俗均可。

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等级森严，被一种特殊的政教合一的官吏制度统治着，广大农奴和奴隶处于无权的地位。

三、旧西藏的法律

旧西藏通用的法律分为两种：一种是教法，即规范出家人的戒律，专门适用于出家的喇嘛僧侣；一种是王法或政法，适用于俗人。法律条文是吐蕃时代留下来的，1000多年没有多大变化。主要的法律有，“十三法”、“十六法”等法典，它们曾经过五世达赖、十三世达赖的修订。另外，西藏还沿用元朝、清朝的某些法律。法律条文涉及的内容很多，有刑事法律规范，有惩治制裁规定，有婚姻、财产等民事法规等等。某些法律明确规定并严格维护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制度。“十三法”、“十六法”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的命价按尸量黄金计，下等下级人被杀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法律严格区分贵贱，并公然庇护权贵。如按伤人赔偿规定，凡仆人反抗主人，而使主人受伤较重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如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如抗犯“活佛”，则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按照法典规定，农奴“勿与贤哲贵胄相争”，甚至规定“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连农奴喊冤也有罪。而达赖集团散发的材料都称，农奴“是有合法身份的”，他们“可进入法院，他们有权控告他们的主人，并且把他们的案件上诉到高一级当局”。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在以大喇嘛为首的三大领主管辖的范围内，领主们既是法律的制订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的封赐文书、口号命令，谁也不能违抗。法律还保障三大领主对拥有的土地和农奴人身的占有权。五世达赖在木猴年授予贵族谕文中就写道：“如果你们（指农奴）贪图自由舒服，我特授予拉日孜巴权力，将你们鞭打、砍杀”。

喇麻教寺庙和政府的判决同样具有相同的效力，凡喇嘛僧人犯法，皆由寺庙处理，只有寺庙的喇嘛僧人被开除僧籍逐出寺庙，政府才能依法处理。密教的上层喇嘛因此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

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喇嘛教寺庙都有监狱或私牢。在西藏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刑具。不仅如此，只要三大领主需要，哪怕是为达赖祝寿需要也要以残害农奴和奴隶为代价。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一封50年代初致热不典头目的信件，信中写道：“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 研究西藏档案的藏族专家介绍，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用人体器官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况经常出现。

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喇嘛教也介入。如在起誓以分别有理无理的法律中，执行者采用的方法，是令起誓的双方在护法神像前，用手从烧沸的油锅里捞取石子，油锅里放有黑白石子各一枚，捞得白者为有理。这真是骇人听闻。

法律的每一条文都有详细注释、判例和罚则，在执行时，就依据法典的这些注解和判例对触犯法律的人进行刑罚。司法的刑罚方式，在西藏极其原始而惨酷。轻微的罪名，多半施行鞭笞，鞭笞往往当众进行，不论男女都得脱光下身，用长柳条抽打屁股。较重的刑罚有挖眼、割舌、剁去双手或双足，甚至割鼻、割耳、抽脚筋等，有的则被送到隆子宗等边远地区流放，终身为奴。一些刑罚令人难以想象，如把人投入蝎子洞。凡是犯有反叛政府罪或其他重要罪行的罪犯，都被投入蝎子洞里。投进洞中的犯人，很快会被成群的蝎子螫死。郎子辖（拉萨市旧政府）和拉萨附近就有蝎子洞。还有一种刑罚是把犯人缝在一个牛皮袋里，仅留头在外面，然后丢到河里，随流漂泊，慢慢把人淹死。藏学家李有义教授，这位国民党政府时期曾在西藏任职，后一直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在他1951年所著《今日的西藏》一书中，向世人讲述了他在西藏期间亲眼看见的一个奇特的刑罚：“一个做假金子的，被藏政府抓到了，就用一块石头和一把盐，让犯人抓在手中，然后把他的拳头用牛皮缝起来，用枷锁住晒在太阳底下，不久这人手就被石头和盐把血水吸了出来，这人痛的一阵阵晕过去，大声呼救，两三天后这人的手和半截臂膀都枯了，成了残废。”像这一类的刑罚种类很多，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描述。

四、西藏大喇嘛、贵族的权势和地位

西藏各个寺院的大喇嘛“活佛法王”，他们既是政府官员，同时又是土地的占有者。组成这个阶级的大喇嘛，他们掌握着无限的政治权力。自从喇嘛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后，崇拜“活佛”成为西藏密宗的一大特点，逐步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活佛”，藏语称“朱古”，意为化身。因为格鲁派的大喇嘛是出家的，不能结婚生子，在格鲁派取得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以后，“活佛转世”则被用于大喇嘛继承制度，来解决寺庙首领继承问题。达赖和班禅是“活佛”中地位最高的，他们分别是前后藏的政教领袖。达赖和班禅管辖的地域大小、属民的数量不同，因此各自的势力、影响也不完全一样。不过，在宗教上达赖和班禅的地位是相等的。

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完全是格鲁派的自我标榜，其实不是）。达赖喇嘛平常住在布达拉宫，夏天移住罗布林卡。达赖喇嘛有自已的内侍系统，藏语叫“拉让”。拉让中设有基恰堪布一人，即达赖的内侍总管，地位与噶伦相等，可以代表达赖出席噶厦会议；设卓尼钦波一人，职掌内外传达，即传令官；设森本堪布一人，管理达赖的起居生活；设苏本堪布一人，管理达赖的饮食；设曲本堪布一人，管理达赖日常的宗教活动。此外，还设有侍卫若干人，负责达赖的日常警卫；孜恰若干人，负责管理达赖个人财产和放债等。

班禅喇嘛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亦是格鲁派的自我标榜）。班禅常年驻锡地是扎什伦布寺，扎什伦布寺是喇嘛教六大寺庙之一。班禅之下设有管理政教事务的机构，由班禅所属的重要堪布组成，藏语称“囊玛岗”，意为内务处，负责管理后藏地区的政教事务。九世班禅时期，改称“班禅堪布会议厅”，十世班禅时期称“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班禅自己也有与达赖喇嘛大体相似的内侍机构，替他管理宗教、经济和日常生活等事务。

“杰波朱古”是仅次于达赖、班禅的第二等“活佛”，“杰波朱古”在藏语里，意即出任摄政的大“活佛”，就是前已提到的“四大林”等。因为大呼图克图可以出任摄政，其宗教、政治地位很重要。每个大呼图克图都有自己所属的寺庙，如热振“活佛”属于色拉寺的“结扎仓”，他自己的寺庙是热振寺。他们就是不当摄政，收入也很多，可以过上极其富裕的生活。每个大呼图克图都设有“拉让”，庄园里派有管家，替他们收租和管理农奴。

西藏各地的一些“小活佛”，在他们自己管辖的区域，有很大的权威。他们掌握着自己区域内的政治、宗教大权，噶厦政府也要通过他们才能把政府的命令贯彻下去，像昌都地区的帕巴拉呼图克图等。西藏还有许许多多小“活佛”，他们的地位比喇嘛高，多数没有自己的寺庙和庄园，寄籍在一个寺庙中，靠“活佛”的名号和地位分取布施以养活自己。他们的转世也不一定是永远的，有些小“活佛”转了几代以后，就停止转世了。

西藏密宗寺院同世俗社会一样，其喇嘛僧人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各有分工的，他们有不同的职业。寺院僧侣分成许多等级，“活佛”、堪布、管家及担任重要职务的僧官喇嘛是上层僧侣，约占喇嘛总数的4％。他们把持寺院的一切大权，享受更多的封建特权。占90％以上的广大普通喇嘛无权无势，他们在寺庙里的地位仍是农奴地位，是寺院等级中最低等级，所不同的是变成了穿着袈裟的农奴，从事着寺庙里的各种劳役。有经常在寺外为群众的生老疾病、吉凶婚丧等念经占卜、祈福祛灾的；有杂役僧，专为寺院做各种体力劳动和差役；有工艺僧，专为佛殿从事雕塑、铸造、绘画、刻版、印刷等事务；还有学习医药、星算的僧人；还有一类僧人，在重大宗教活动期间，协助铁棒喇嘛维持秩序，发生严重冲突时，充当战士保卫寺院的安全，以安全保卫为业。

普通喇嘛一进寺院就要承担一系列封建义务和各种差役，寺院规定这些封建义务和差役可以出钱代役或贿赂免役，贫苦喇嘛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终日为庙寺上层喇嘛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如哲蚌寺规定，凡要免除根差（年轻时期叫宣差，期满后转入根差，意为老资格的差），要对本康村全体喇嘛布施茶饭一次，每人发藏银三钱，捐赠康村基金藏银六百两，合计三项开支约三四千两藏银。这是贫困喇嘛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因而他们也永远逃脱不了各种差役。

出家为喇嘛的藏人，有的是迫于生计，为解决衣食问题而进寺的；有的是为了逃避差役，求寺院庇护；有的是代有钱的人出家和支扎差（即当喇嘛的差）被迫而来，因为旧西藏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家有三男，必有一人去支僧差”，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女，如果按照规定必须出家当喇嘛，那么他们会出一点钱，让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代替他们出家当喇嘛。据本世纪50年代初期对哲蚌寺的两个康村287名喇嘛的调查，其中因年岁小被父母送来当喇嘛的有124人；因生活逼迫，逃避差役、债务来当喇嘛的有126人；被寺院勒令拉差来当喇嘛的31人；自愿来当喇嘛的只有6人，占调查人数的2％。由于大量的藏人出家为喇嘛，导致西藏社会僧尼成群的畸形社会现象。1965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约120余万人口中就有僧尼12万人，占整个人口的10％。(据《西藏统计年鉴2000》记载，1959年西藏人口为122.8万人。又据《西藏自治区概况》，民主改革前喇嘛僧尼数为11万人。(见该书第347页)。)由于喇嘛僧尼除宗教活动之外，根据宗教戒律的规定，既不从事生产活动，又不进行人口自身的生产，遂使奄奄一息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经济不堪重负，人口锐减，生产力退化。

贵族是统治阶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包括获得贵族封号的政府官员及历代达赖、班禅的家属。西藏历代被封为贵族的大约有400家左右（包括僧官贵族）。这些贵族有的因家族延续中断；或因事故被没收财产；或因政治斗争被革去封爵降为平民。到1959年，贵族剩下不到200家。这些贵族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吐蕃时代的部落酋长，以后作为王室的部属，一直继承下来，成为贵族。有些古老贵族的家世可以推算到松赞干布时代，如朵喀家族。一种是历代服务西藏政府有功，被封为贵族的。还有一种是达赖、班禅家族，又称尧西。从七世达赖到十四世达赖，共形成了七个家族，如朗顿家族、拉鲁家族等。这200家贵族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政府的僧俗官员，大半都是由贵族担任。他们还拥有很强的经济力量，世袭贵族每家都有一个到几十个庄园，拥有几百克（一克约合一亩）到几万克土地，如大贵族多仁就拥有土地4万克。贵族的地位都是世袭的。小贵族要想成为大贵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虽然这些小贵族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200多家大贵族手中。大贵族犯了罪可以被降为小贵族，甚至可能被免职抄家。农奴、农民家庭要想成为贵族，只能是降生达赖、班禅转世灵童的家庭。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原来是青海省一户农民家庭的孩子，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后，他的家庭照例获得了大贵族的地位。

五、旧西藏的经济制度

西藏社会的封建性，就它的土地制度与政权组织的关系来说，与欧洲封建主义相比，有许多相似的特点。比如出租劳役，以服役换取土地，土地所有权与政治地位紧密相关等。在西藏，作为生产单位的庄园与欧洲的领地相似，农奴的劳役也与欧洲的徭役相差无几。在欧洲封建社会里，除了国王、贵族外，基督教会上层也是封建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在西藏被称为“三大领主”的统治阶级就是由政府、贵族和僧侣上层组成。在欧洲封建时代，教会通过赠送或恩赐的方式获得庄园、田地，这点同西藏寺院取得庄园、土地的方式是一样的。欧洲封建制度形成过程中，自由民失去了土地，丧失自由沦为农奴，领地上的农民成为不能自由离开土地的农奴或依附家民。在西藏，农奴也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人身受“三大领主”支配。根据旧西藏与封建时代欧洲的这些共同特点，我们可以从土地的占有形式，以劳役等形式获取收入，看出它们都具有的封建性质，农民在这种制度下沦为依附于土地，依附于领主的农奴。

1、土地与庄园

在旧西藏，土地占有、分配、经营的基本经济组织是庄园，牧区是部落（管理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和牧奴）。庄园归属于不同的领主，又分为三种：一种是政府庄园，藏语称“雄溪”；一种是贵族庄园，称“格溪”；一种是喇嘛寺院庄园，称“曲溪”。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西藏地方基本的行政单位是“宗”，它是由许多庄园组成的，每一个庄园都由它的占有者派人管理和监督农奴生产，征收租税，分配差徭。农奴和奴隶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领主，属于哪个领主的庄园，向哪个领主缴纳租税，向哪个领主服役支差。

根据1959年的统计，西藏有耕地336万克，其中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占有全部土地的38％以上；贵族和喇嘛寺院分别占有24.3％和36.8％。农奴完全没有土地，自耕农仅有极少量的土地。以三大寺为例，1959年，共有庄园321个，土地14.7万克，牧场26个，牲畜11万头，农牧奴4万余人，成为西藏三大领主之一。

三大领主对庄园土地的经营方式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自营地”，由领主派人经营，利用农奴（主要是“堆穷”户）支差，只给农奴少量“份地”，是一种纯劳役地租形式，收获全部归领主所有。一种是政府租给“差巴”耕种、由差巴缴纳实物，支应乌拉差役，按“差岗”分给差巴户耕种。

“差巴”，或称支差者。差巴租种的差地，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随意收回。只有差巴支不起差，或差巴绝后时，政府才将差地收回，分给别的农奴耕种。差巴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也不能出卖土地，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差巴向政府支应的差称“外差”；向庄园（因差地有时夹杂在庄园自营地中）支应的劳役，称“内差”，差巴一般是内外差兼支的。差巴在农奴等级中高于堆穷。领主为了不影响差役的支配和收入租税，有的还规定每岗地（差岗地是崐计算土地的支差单位）必须有全劳四至五人在家，不能擅自离开庄园。

“堆穷”是藏语音译，意为“小户”或“小烟户”。他们或是“差巴”分家、破产分化出来的；或是因为无法生活从别外逃亡出来，投靠新领主的人。堆穷是庄园必不可少的劳力资源，他们大多在领主的庄园里领种少量的份地，成为领主自营地的主要劳动力。地租是无偿地给领主的自营地支应劳役。有的堆穷租种大差巴户的租地，交实物地租，同时向自己所属的领主交人役税（人头税）；堆穷虽然可以到其他地方，但须向领主缴人役税，实际上人身不是完全自由的。

还有的堆穷以手工业为生，以手工艺支差，如木匠、铁匠，织氆氇、为庄园修制农具、家具等。如果凭技艺外出谋生，同样要向领主交纳人役税。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很低，不被人看得起，尤其是铁匠，被视为贱民。

“朗生”，藏语的意思是家里养的，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权利，被领主看成是“会说话的牲畜”。庄园的朗生多半在领主家中做杂务劳动或其他指定的事务，如纺毛线、织氆氇，看水磨等，有的朗生白天还被派到庄园自营地里劳动。朗生中，有的是世世代代为朗生；有的是“堆穷”户破产，或因抵债沦为朗生；有的是堆穷户走投无路卖身为奴的；有的是逃亡或收养为朗生的。领主视朗生为私有财产，可以随意支配，可以转让、抵押、变卖，甚至可以夺去他们的生命，实际上朗生就是奴隶。一旦成为朗生将终生为奴。

2、乌拉差役

乌拉差役是赋税、差役、地租等内容的统称，“乌拉”一词是无偿劳役的意思，种类繁多，包括各种劳役、捐税、地租等。各种各样的差税是有规定的，领主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差。农奴和奴隶们面对的差役赋税名目繁多，它们被形象地分为两类：一类叫“刚捉”，意思是“用腿走路的差”，即劳役差，包括人、牛、马、驴等所支应的劳役。一类叫“拉屯”，意思是“用手拿出去的差”，包括各种实物、货币等等。这两类差有交纳一定数量粮食的土地赋税，如差巴按土地克数每年交纳粮食的“萨差”；有专项差地的税租，如传大昭的柴钱差、驻藏大臣的用粮税等；有专项差的差役，如支应“马岗地”、“驿差地”的差役；还有商业税等等。政府的乌拉差役主要是：无偿供应人力、畜力运送持有政府乌拉牌令的一切人员和物资；接待来往官吏，为因公外出的办事人员和过路藏军，无偿提供住宿。缴纳实物，包括粮食、酥油、牛羊肉等，这些被称为外差。劳役差、实物差名目繁多，谁也说不清有多少种。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仅噶厦政府一年的乌拉差役就达1892种。

“内差”是农奴和领主家内奴隶向贵族、寺院庄园内交纳的实物和担负的劳役。因为贵族、寺院庄园自营地比重大，内差多为劳役差。支内差是无偿的。领主自营地越大，支内差越多，农奴所受的剥削就越重。从以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堆穷身受的内差劳役是极其沉重的。墨竹工卡县伦布溪卡是噶厦政府的一个庄园，米玛是该庄园的一户堆穷。他家种内差地15克，每年支差役如下：长年差1人360天，剪羊毛1人1天，修水堤1人1天，磨菜油1人1天，耕地1人（耕牛2头）4天，秋天运肥1人（黄牛2头）5天，看庄稼1人60天，打场1人2天，磨青稞1人4天，收割1人15天，修房屋1人10天，粉刷白灰1人2天，运粮1人2天，“塔巴拉解”（意为凡能拿绳子的人出此差）1人1天，“铁布拉解”（意为凡有大姆指的人出此差）1人1天，“索拉拉解”（意为凡能手执镰刀的人出此差）1人1天，“再青再穷”（意为收割差）1人2天，割草1人1天，运柴1人（黄牛1头）4天，送信1人1天。总计差税20种，477人日，耕牛8头日，黄牛14头日。以上所列还不包括宗教方面的差役。

草场和牲畜也是三大领主的，牧奴和农奴一样要负担牧区的乌拉差役。牧租根据牧民承租牲畜的方式，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其约结约”，意为有生有死，指租牲畜数不变动。牧主把牲畜租给牧民放牧，繁殖幼畜归牧主，每年牧民按所租养母畜数交纳酥油。一头母牛，一年要交酥油2至3克（1克约合3公斤），约占母牛所产酥油的55％。还有一种叫“其美结美”，意为“不生不死”，指所租养的牲畜数不变，牲畜生产的幼畜归租养人，损失了要赔偿。每头母牛年交酥油2克，长期不变。这是一种租畜数固定，牧租定额包干的承租方式（形式上如此，但实际上其美结美不是牧租，完全是一种超经济强制）。虽然牧民极不情愿承租，但是牧主强行摊派，摊派给谁，谁就必须接受，不能违抗，凡是“接受”了这种牧租的，永远不能退租，即使这批牲畜全死光了，牧奴的子孙后代也要按原来定额向牧主交租，成了还不清的“子孙债”。如果这户牧奴人家死绝，他们承租的畜租要转嫁到他们的亲戚、邻居身上。

牧奴中无牲畜、无帐篷，靠帮工为生的是牧工，他们长年由牧主雇用，放牧、挤奶、制酥油等。虽然牧主和牧工之间无固定的雇用关系，但他们外出干活，仍要向原来的牧主交人役税，以示其人身隶属关系。当雄牧民次旺多吉以其美结美形式租放1头牛，当时市价是30两（藏银），12年内共交酥油24克，加上12年的牧租，共折合藏银8295两，与“其美”30两成本相比剥削率高达275倍。

3、放高利贷

噶厦政府、各地“基恰”、“宗”等政府机关和贵族官员个人以及大小喇嘛寺庙都放高利贷。债利成为他们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噶厦政府年收入中10％来自债利。喇嘛寺院放债最多，三大寺不仅在自己寺院庄园的农奴中放债，还在其他领主庄园中放债，其债务遍及全西藏，高利贷的债利收入占到三大寺总收入的25-30％。贵族放债仅限于自己庄园，债息计入家庭收入，一般的占到15-20％。达赖家庭的庄园最多，放债也最多，债利收入占家庭收入的25％左右。

三大领主放债的年利息不一，有借十还一，借五还四，也有借五还六。农奴中很少有不借债的，有的借债是为了借新债还旧债；有的是支付差税；有的因缺种子、口粮而借债；有的是遭受天灾人祸借债；还有的是三大领主强迫摊派的债务，例如江孜贵族帕拉土登维登曾强迫旺堆溪卡的每户农奴向他“借”银75秤（每秤藏银五十两）。农奴有的债务已经欠了几代人了，债是从何时借起，最初借了多少债，已经偿还了多少，自己也不知道，全凭领主拿出“债据”为准。这种债，几辈人也还不清，又称“子孙债”。根据法典，偿还子孙债是家庭子女的责任。墨竹工卡次仁贡布的祖父向色拉寺借债50克（1克合14公斤）粮食，他祖父还债几十年，他父亲还债40年，他又还债18年，大约还了粮食4000克。但当他还到第十九个年头时，债主说他还欠10000克粮食。

还有一种债务叫“连保债”，一户借债，一至几户作保；几户借债，互为保人；全村借债，全村连保。有一户逃债，众户偿还；一户无力偿还，众户代还；借债户死亡，众户代赔。另外，如果欠债户死亡或逃亡，来接替耕种差地的新差户，要负责还旧差巴户欠下的债务。墨竹工卡的农奴格桑，原来所在的户庄园有10户农奴，其中8户农奴逃亡，领主就把8户农奴的债务加在他和另一户未逃亡的农奴身上。他是一个租种22克土地的农奴，需偿还的债务竟高达40多万克粮食之多！欠债是西藏农奴中的普遍现象，领主可以任意抢走农奴的粮食、牲畜、农具，甚至他们的子女去抵债。当有些农奴实在无物可以索取时，领主便收回农奴的差地。

4、经济剥削与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

西藏的庄园经济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庄园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是在领主占有土地的基础上出现的，并将庄园土地划分为自营地和份地。农奴的劳役租是庄园耕种自营地劳动的来源；超经济的强制是维护庄园生产和存在的主要手段，并在不同程度上占有农奴人身。庄园主派人或设置管理庄园的机构，组织生产、对农奴实行监督，并任意惩罚、审讯，甚至处死。这些共同点可以说明他们是同一类型。所不同的是西藏庄园经济中的奴隶制残余更重。所有荒地、草场，更不用说耕地，都为领主所有，不仅不允许任意开荒，连放牧也要遵照庄园土地划分的规定。95％以上的堆穷完全没有土地，没有完全人身自由，还要长年支差，与奴隶一年到头劳动没有区别。朗生带有明显的奴隶制度残余的痕迹，其人身依附关系比差巴、堆穷更严酷、更悲惨。

在西藏，藏语“米杂”一词表示农奴的依附关系，意思是人根，也就是“人不无主”。藏语中这些特定的词汇，正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严重剥夺人权的证明。

西藏最高封建主在分封领主时，把土地连同地上的人一起封给各个领主，农奴主紧紧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权利，农奴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奴完全没有土地，也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受三大领主役使、压榨。在西藏，农奴没有自由的迁徙权，未经允许不得离开领主。得到允许出外谋生的农奴，也必须每年向领主交人役税，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人头役税象锁链一样，使你不得成为无属的自由人，即使是流浪乞讨的乞丐。农奴的人身自主权随时可能受到领主剥夺，农奴主可以把农奴作为陪嫁转送给另外的领主，可以把农奴租让、赠送给其他领主，甚至可以把农奴用于赌博，抵押债务，或买卖。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止贡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诚，每个农奴的价钱是藏银80两。另外，他还把400名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押所欠债务。

农奴通婚的权利也是受到限制的。农奴主一般只准农奴在自己所属庄园范围内通婚，超出这个范围，要事先取得双方领主的同意，或交赎身费。转为另一个领主的农奴，或由对方领主换一个农奴，男女双方的领属关系未变，农奴婚后所生子女，生男归男方领主，生女归女方领主。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广大农奴受到的超经济强制完全是奴隶制式的人身依附关系造成的。以下两例反映出西藏庄园经济的具体剥削情况和农奴人身依附的悲惨处境。

色兴庄园原来是拉萨小贵族色兴巴的庄园，后被噶厦政府没收。1940年，青海省湟中县当才村一户农民家庭的儿童拉木登珠，被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其家一夜之间成了西藏最大的贵族。这个儿童就是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户大贵族就是尧西拉达。照惯例，达赖家族获得了册封的大量庄园、牧场和庄园牧场上的农奴与奴隶。色兴便是其中的一个。庄园里18户（后来增加了两户）农奴一夜之间变成了达赖家族的属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达赖家族很重视色兴庄园，专门派人代表达赖家管理庄园事务。原来每户农奴，平时出一个“乌拉”（无偿为庄园服劳役），春秋两季增加到两个。达赖家规定每户农奴平时出两个“乌拉”，春秋两季增加到三个，增加剥削量66.6％。全庄园20户农奴约133人，16岁到60岁的劳力79个，每天平均有50个乌拉自带口粮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条件下为庄园干活，占全部农奴劳力的62％！剩下老弱病残，在耕种自己的差地的同时，还要支付政府摊派的象牛毛一样多的乌拉差役。20户农奴一年辛苦劳作，只有康沙强、丹玛夏等4户粮食能吃到年头，康沙妥玛、差萨、比绒等3户够吃半年左右，其余13户，大都是“打完场、糌粑光”。

达赖家代理人经常残忍而无情地殴打农奴和奴隶，他常说“没有犏牛不服牛轭，没有农奴不服棍棒。”据不完全统计，10年时间里，被达赖家代理人打伤致残的有11人，重伤后死去的5人，占全部奴隶人口的8.3％！

六、旧西藏喇嘛寺院的残酷剥削和统治

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大喇嘛阶层就是旧西藏的核心统治阶层。喇嘛寺院每年都要向各地征收大量的钱财实物等，一般各宗送缴寺庙的东西，要占全宗全年收入的50％ 左右，有的高达60％以上。例如甘坝宗（今岗巴县），这项开支就占该宗全部收入的66％，这自然加重了农、牧奴的负担。

贵族为了勾结上层喇嘛，谋取地方政府里的较好职位，也时常向他们送重礼，或向他们的喇嘛寺庙布施。哲蚌寺这样的布施收入，一年可得藏银62000秤(每秤50两，一秤折合银元3元3角3分)，粮食1100克，酥油8500克。这些财物自然也是从贵族所属的农、牧奴那里摊派剥削来的。

另外寺庙还经常利用各种名义向所属农、牧奴进行剥削。例如念防雹经、防风经、求雨经、平安经等等，向人民任意摊派费用。人民统名之为“派经”，意即摊派下来的，非交不可的念经费用。这种剥削也占农奴收入相当大的部分。农奴租种寺属土地，每年交纳的谷物最低要占全部收获的70％ 以上。农奴领种寺庙土地，除缴实物之外，还要为寺庙无偿地耕种自营地，所支出的劳动日约占农户全部劳动日的70%～80％。寺庙还占有大量牲畜，分给牧奴代为牧放。规定每年要交的畜产品，数量一般都占全部产品的70％左右。

喇嘛寺庙内部等级森严，普通的喇嘛僧人（扎巴）毫无权力，也不能公平地享受寺院收入。喇嘛寺庙的大权操在上层喇嘛之手，这些上层当权喇嘛其实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大农奴主，他们享有封建特权，农奴缴各种实物，名义上是供给寺院宗教活动的需要，实际上被这些上层喇嘛所占有。喇嘛寺庙的上层当权喇嘛用种种手段残酷地剥削人民而集中起来的大量财富，并不是都用于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僧众的供给上。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他们贪污中饱了。例如哲蚌寺的帕拉吉索（全寺财务总管）意希群佩，在任职期间积累下的个人私财，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就有4个卡， 土地1000多克，另牛羊共900多头，他每年可以收入藏银10000秤左右（折合银元33000多元）。

农奴为喇嘛寺庙支的“乌拉”差役，以甘丹寺为例，其乌拉差役多达142项。如珠西卡凡种寺庙1克地的差民，每年要派一名常年乌拉和临时差役。常年乌拉每年要为寺庙拣牛粪8天，送牛粪8天，修水渠9天，耕播地两个月，然后每天放水，五天后拔草、割草，收割一个月，打场两个半月，除农业劳动外，白天还要从事其他劳动，晚上要给主人捻毛线，没有一点空隙时间，连出去大小便，主人都要监视。凡是寺内或寺外的房屋修建或维修，从伐木、挖土、背石到修建都要农奴无偿为其出力；寺内服务性差役更是名目繁多，如巴纳雪和巴噶切的差民，常年要到寺内替活佛、堪布、强佐等中上层喇嘛拣牛粪、割马草、磨糌粑、炸油饼、做鼻烟、碎辣子、扫地、擦地板、扫厕所、擦窗台，无所不干。甘丹寺的中上层喇嘛外出或运输物资，乘马和驮运物资的牲畜，也统统由差民担负，如塔吉每户差民，一年就要出乘马108匹次，驮畜1031 头次，人工5588人次之多，每次达赖喇嘛到甘丹寺住，塔吉的差民还要从拉萨河往庙里背15 天的水。除劳动差役外，物资差役更是无所不包，这中间大的项目包括食物、建筑物资、日用品和宗教仪式需用物资等。食物如巴纳雪的洛桑丹巴、格隆和央金三家屠户内差，每年要向赤多康和铁棒喇嘛交牛3头、牛腿10条、牛胸脯肉14条、牛头9个，其他差役仍照常担负。宗教仪式需要的物资更是无奇不有，骇人听闻！如果把每户差民每年支应的差役按时价折合计算，珠西每户堆穷支付的26项差役折合为2873两藏银，每户内差（1克地）每年支付的33项差役折合9316两藏银。由于寺庙乌拉差役的残酷剥削，把无数差民折磨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事例不胜枚举。

西藏的喇嘛寺庙又是旧西藏最大的高利贷者，他们放出去的债，大宗的利率一般年息为30%～50%。小额的有的高达100%或150%。而且大部分是只许纳利，不许还本。到期不能纳利，便将利作本、利上加利地积累下去。不少农户都世世代代是寺庙的债务人。据《西藏自治区概况》载：“三大寺放的粮债为16203273克，年收利息为285692克；放藏银51058595两，年收利息140万2380两。高利贷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30%。”

历代达赖喇嘛都有专门管理自己财产的机构，藏语称为“孜恰列空”。他们每年都要把收入通过这个机构放贷给群众，获得高利。据1950年“孜恰列空”帐本上的不完全记载，达赖喇嘛共放高利贷债达藏银3038581两之多，年收利息藏银303858两。寺院放债数字之大，是惊人的。

喇嘛寺庙还有花样翻新的高利贷，美名叫“玛威”(低息)的高利贷，实为枷锁利，系一种硬性摊借高利贷法，凡寺院之民，不分僧俗，发银借贷，如色拉寺当基所属属民五百户中均强放“恩子”贷款，每户放银50两，不许还本，每年付息酥油两克（合大洋20元），纯利70%。色拉寺的属民赤勒曲珠家被迫借银50两，缴了十五年的酥油，因家境衰败，色拉寺害怕本利无收，急忙赶来索债，折收奶牛一头牵走了事。

即使是喇嘛寺院底层的小喇嘛，也难以摆脱债务关。

如色拉寺杰札仓的耶巴康村，强迫每位喇嘛僧借银若干两，不管是否愿借，都须立借债契约，只准还利不许还本；哲蚌寺寒冬康村和洛赛林札仓，也循此规，弄得喇嘛僧侣徒有虚名，实仍穿僧衣之奴，与俗门债户无二。

喇嘛寺庙向农奴征收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难逐一列数，简言之，就有牲畜税、山税、抬牛粪税、拾柴税、地皮税、水税、人畜饮水税、家禽税、草税、死人背尸税、天葬场地皮税、林园税、水磨税、油房税、人头税、免差税、挖人参果税、辫子税、耳朵税、过路税、下雪税、抗雹税……等等。

寺庙是三大领主中最大之领主，比其他领主的剥削更具残忍、阴险和欺骗性，以达赖经师甘丹寺僧人赤江洛桑益西的拉让为例，有大卡7个，农奴1000余，每年高利贷纯利银可收大洋37万余元，利粮50多万斤；有经商资本约2000万元，每年所举行的“讲经灌顶法会”，一次就可得6600多大洋。赤江在多康有一座粮库，原存粮只有50克，15年后营利增为726738克，短时间剧增了14530多倍。活佛们利用讲经说法请神驱鬼手法榨取财物之术，是其他领主所不及的。

寺庙上层当权喇嘛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大农奴主，在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里，利用他们的财势和封建特权，惯于做各种各样的腐败透顶的罪恶勾当。他们对属民任意欺压，随意侵凌，甚至杀人害命。他们在寺内私设刑狱，非法处理居民之间的民刑案件。两者的胜负，不论是非曲直，而只凭贿赂多寡。若是牵涉到寺庙喇嘛的利益，那就更是一头的官司。任意处罚，往往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手段来折磨摧残人民，很多人因而成为残废，贻害终身。寺庙农奴主们若到了乡下，就越发为所欲为。例如哲蚌寺的一个吉索（总管），经常到寺属卡里去，无恶不作，群众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达卡热”（意为老虎嘴）。他常常住在同寺喇嘛降巴图登的村子里。他一来，人们就忙着给他准备食宿礼物，百般供应，他还时常发脾气。1958年他毒打了降巴图登的全家，降巴图登73岁的伯父被他打死了，70岁的父亲被他打得半死不活，老母也被打得几个月都不能行动。全村60多户的妇女，连尼姑在内，都遭他强奸了。又如1957年，热振地方，贫苦牧奴旺果和公角曲札父子，因家贫绝粮，偷吃了哲蚌寺贡芒札仓桑洛康村在当地牧放的牛。11月间，桑洛康村派了七个喇嘛骑马持枪到热振，杀害了旺果父子二人，割下了他们的头和右手，带回庙里供念“经”时使用。西藏各教派上层喇嘛，在修密法时还残害人命作供品。14世纪的汉文记载，已经提到13、14世纪到北京来的西藏喇嘛，使用人脑盖骨、胫骨、人皮等。当时的喇嘛自己还说，有时使用血淋淋的人心人肝作供佛的供品。这种残酷野蛮的手段，一直在西藏上层喇嘛间秘密流行着。从1958年到1959年春，仅在拉萨西郊一个佛堂里，为了念经放咒（诅咒共产党），就先后向一个管事头人索要过整人头27个、人头盖骨6个、人腿骨4根、整张人皮1张、人尸1具、人肠14捆、人肉8块、人血9瓶。(《废除西藏喇嘛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王森、王辅仁 著)

喇嘛寺庙上层当权的大喇嘛，不仅对寺属百姓任情欺压，随意侵害，就是对寺里普通的喇嘛，也是肆行欺凌，滥施殴辱。喇嘛寺庙虽有庞大剥削收入，但多为上层喇嘛吞没，一般喇嘛靠寺庙供给是吃不饱的。特别是农、牧民家庭出身的贫苦喇嘛，家里无力供给衣食，他们为了填饱肚子，在寺内就长年受人奴役和凌辱，他们是寺院农奴主的农奴,其地位与贵族庄园中的农奴一样。当权喇嘛对他们一向歧视，任意打罚。例如哲蚌寺贡芒札仓有一名叫格桑建九的喇嘛，在1945年他14岁的时候，过年排队领布施，因年小力弱，被挤离队，寺里的格约（铁棒喇嘛的随从）借口他不守秩序，就不由分说，用大棍毒打一顿，格桑建九被打得终身残废（脊背隆起、行动困难）。又如色拉寺的一位普通喇嘛，因为路遇拉让强佐（管活佛私人财务者）没有下马致敬，也被打了一百大棍。这一类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七、结 束 语

以大喇嘛阶层为首的旧西藏三大领主，通过土地封建占有制形成的对农奴人身占有关系，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统治的基础，是西藏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萎缩，文化落后，整个社会发展陷于停滞衰退状态的根源。在封建农奴制度下，人民生活悲惨的境地和所受到的超经济剥削，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旧西藏劳动工具简单，生产粗放，农作物一般只能收种子量的五六倍。牧区自然放牧，无力抗御天灾疾病，牲畜成活率极低，一头奶牛的酥油产量也只有二至五克之间。手工业仅限于家庭副业，目的是满足三大领主和家庭的消费，商品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很小。人口下降，从兴盛时期的四百万下降到不足一百万，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35.5岁。文化教育被贵族、喇嘛寺院垄断，绝大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文盲占总人口的 95％以上。社会两极分化，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集中在三大领主手中，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沉重的差役租税剥削下，贫穷、饥饿、疾病随时会夺去他们的生命。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贵族喇嘛僧侣专权的封建农奴制度，翻去了这页长达700多年的历史。36年以后的今天，随着西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西藏旧社会的奴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他们不仅有了人身自由，还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享受到了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尽管西藏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限制，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一时还赶不上内地一些发达地区，这是今后工作中还需要不断努力，使之改善的问题。但是，无论从人权的哪个方面来说，今天西藏人权的状况与封建农奴制度的旧西藏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

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的“人权卫士”们对西藏1959年以前是什么样一个社会，实行的是什么制度，农奴那时有什么权利不作明确的交代，却四处散布藏族人民丧失人权，竭力鼓吹和美化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是“最神圣、最美妙的制度 ”。他们的目的就是混淆是非，制造混乱，达到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这就是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实质所在。如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藏族人民正齐心协力建设着自己美好的家园。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一定会屹立于世界屋脊。

摘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美丽的西藏”栏目之《西藏的过去现在》。

西藏密教简史

一、西藏的原始社会

在藏北高原的色林错湖，发现史前人类遗留的石器遗址，经放射性碳检测，这些石器的年代距今约24000年。西藏自古就生存着土著人类。后来西藏原有的这些土著支系与从中原退出来的羌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相互融合，逐渐形成稳定的藏族先民。

在古代西藏最初的数十个部落中，有历史传说记载其演变过程的是生活在雅隆河流域的悉补野部落。悉补野部落最早的王是“聂赤赞普”，自聂赤赞普以后悉补野部落的王系，经过“天赤七王、中定二王、地列六王、八德王、五赞王”，传到第28代赞普（藏王），叫作“拉脱脱日宁赞”。

二、古代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

苯教是古代西藏的土著宗教，远远早于密教在西藏的传播。苯教的教主是“辛饶米沃齐”，出生在古代西藏“象雄”（现在西藏的阿里地区），传说他曾收伏众多的鬼神。苯教在“聂赤赞普”时代，就很盛行了。苯教主要是从事占卜、祈祷、降神、捉鬼等活动，本质是一个充满巫术、巫师的原始宗教。苯教还是古代西藏的赞普（藏王）治理国家的工具。据密教上师土观所著的《土观宗派源流》记载：“从聂赤赞普至赤吉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治理王政。”

因此，古代的西藏，苯教是国教，在对外用兵、祭祀、继承政权、丧葬等等国家大事，都要由苯教的巫师来协助藏王决定。由于赞普用苯教治理国家，却导致了信仰苯教的大臣，常常借助苯教的教义来凌驾于藏王之上，最后发展到一些信奉苯教的权臣、贵族垄断朝政，架空藏王，乃至为了争夺权力谋杀藏王的局面。因此，后来的藏王赤松德赞，为了巩固王权，才从印度迎请了精通法术的密教上师莲花生，来打击信奉苯教的权臣和苯教的鬼神。最初，密教是作为藏王巩固王权、铲除异己大臣、打击苯教势力的工具，被引进西藏并传播的。

三、密教在西藏传播初期

1、密教传播到西藏的传说

传说，在古代西藏第28代藏王“拉脱脱日宁赞”执政期间，天上掉下了密教的两部经文以及法器。据《青史》则记载：传说从空中降下的密教的经文法器，是印度密教的上师“洛生措（慧心护）”和“李第生”带来的，因西藏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藏王不知其义，所以洛生措二人只好将经文法器留下来后回国去了。

拉脱脱日宁赞传位给赤年宋赞，赤年宋赞传位给仲宁德乌。仲宁德乌传位给达日宁斯，达日宁斯执政时代，悉补野部落已经基本上统一了雅鲁藏布江南岸地区，并在山南的琼结建造了“钦瓦达孜”城堡，准备向江北发展。达日宁斯死后，朗日松赞即位。朗日松赞统一了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地区。他重用新臣，引起了旧臣的不满，并引发叛乱，朗日松赞也被叛臣毒死。

2、密教传入西藏

朗日松赞死后，他的13岁的儿子——松赞干布即位。松赞干布即位后，表现出治乱的才干。他统一了西藏，并将首都迁至伍茹下部（今拉萨河的下游），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

公元636年，松赞干布向唐太宗求亲。唐太宗李世民没有答应。于是，松赞干布出动20万大军攻打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县），双方打了一年多。后来，由于战争耗费太大，唐太宗被迫将自己的侄女封为“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这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典故。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了一尊觉卧佛像，据说是释迦牟尼佛十二岁时候的等身像，同时还带来了许多有关天文历法五行经典、医方百种和各种工艺书籍。文成公主到吐蕃后，为了放置佛像，建造了小昭寺，松赞干布的另一位王妃——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建造了大昭寺。

松赞干布定都拉萨以后，派大臣吞米桑布札前往印度留学，创造了藏族文字。据说，松赞干布时期，曾经小规模的翻译佛教、密教的经典。

吐蕃（古代西藏）王朝有了文字以后，松赞干布制定了严酷的法律，《新唐书》记载：较重的刑罚有挖眼、割舌、剁去双手或双足，甚至割鼻、割耳、抽脚筋等。这些法律，自松赞干布制定以后，到五世达赖、十三世达赖时期曾经修订过，1000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松赞干布后来，被五世达赖喇嘛美化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其所作所为，显然不符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救世精神。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卒于公元650年，在世34岁。松赞干布之所以寿命如此短促，据《白史》所载的苯教典籍《降玛》一书说：“松赞王因憎恨苯教，故他只能活到36岁。”暗示松赞干布的死是由苯教施法谋害的。

3、金城公主出嫁吐蕃

松赞干布死后，芒松芒赞即位，因为年纪幼小，所以内外事务皆由大相噶尔?东赞处理，这是噶氏家族专权的开始。芒松芒赞死后，他的遗腹子都松芒布吉出生。公元698年，都松芒布吉成年后，以“出猎”为名，暗中调兵杀死噶尔?钦陵的亲信2000余人，钦陵本人自杀，于是专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噶尔家族彻底败亡。

在芒松芒赞、都松芒布吉在位的半个多世纪里，王朝的实权把持在信奉苯教的贵族大臣手中，吐蕃王朝连年对外用兵，密教在吐蕃没有多少发展。

公元703年，都松芒布吉死后，诸子争位，王子赤德祖赞在祖母没卢氏的扶持下即位。没卢氏遣使向唐王朝求婚，公元710年，唐中宗李显封雍王李守礼的女儿为金城公主，嫁给了赤德祖赞。金城公主接管了大昭寺，这时吐蕃还没有出家的僧人，金城公主就安排了汉族僧人举办宗教仪式、供奉佛像。

公元754年，赤德祖赞派大臣桑喜等四人到唐朝取经，唐玄宗李隆基赐给他们一些佛经和礼物。公元755年，在桑喜返回吐蕃的路上，赤德祖赞被信奉苯教的大臣巴?吉桑东赞与朗?弥素二人毒死。在朗、巴二人准备作乱的时候，被吐蕃王室察觉，将他们铲除。平乱以后，王子赤松德赞即赞普位。

4、在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密教在吐蕃立下足来（1）赤松德赞利用密教的势力取得亲政的权利公元756年，年仅13岁的赤松德赞即位。大权却是掌握在他的舅父马向?仲巴吉的手中。马向?仲巴吉素来信奉苯教，排斥密教。于是，马向?仲巴吉就借口藏王寿命短促，以及吐蕃社会上出现的不详之兆，都由于密教传入吐蕃所致，他制定了法律全面禁止密教在吐蕃传播。

赤松德赞成年以后，面临着大权旁落受制于人的局面。取经回来的大臣桑喜，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便联系一些信奉密教的大臣赛朗、管?赤桑等，设计将马向?仲巴吉活埋，于是，赤松德赞借助信奉密教的大臣的势力夺得了亲政的权力。

（2）迎请寂护、莲花生，建造桑耶寺

赤松德赞亲政以后，即宣布废除马向?仲巴吉颁发的禁令，着手发展密教。赤松德赞命巴?赛朗迎请印度的寂护论师。两个月后，吐蕃开始出现了天灾人祸，吐蕃信奉苯教的大臣和平民都说，这是因为赞普信奉密教，得罪了吐蕃的鬼神造成的，他们要求驱逐寂护。在舆论的压力下，赤德松赞赏给寂护一些黄金，让他先回尼泊尔。寂护以为：必须迎请邬仗那国的密教大师莲花生来藏，让他先用猛烈咒语法术制伏藏地的恶鬼邪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莲花生，梵名白玛桑巴瓦，意为“莲花生”，是邬仗那国的王侯“英迪布拉”的儿子（邬仗那国：古译邬苌，藏语译邬坚，即今日的阿富汗。另据王森所著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记载，该地在今日巴基斯坦瓦特河谷一带）。莲花生年长以后，与寂护的妹妹曼达娜娃结了婚。莲花生曾经在当时印度的密教续部的中心地——萨护罗修学密法。

于是，藏王赤松德赞派遣使者，前往印度迎请莲花生上师。据说，莲花生在来到吐蕃的途中，降服的鬼神有八部之多，包括：八部鬼神：瘟神、山神、地神、本土神、游神、龙神、独脚鬼、作崇鬼等等，这八部鬼神，都是苯教所信奉的。

赤松德赞接到消息，就在松卡尔等候莲花生的到来。据密教《莲花生大师传》记载，在赤松德赞和莲花生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双方已经就会面时候的礼节问题动了一番心思。

莲华生想：“藏王赤松德赞虽然也是由文殊菩萨（由于藏王赤松德赞支持密教在吐蕃传播，被密教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化现的，虽然出生为王族；但仍有隔阴之迷，而且这一生罪业也未清净，没有解脱生死。我呢，也是王子，并且已经成就圆满解脱，可以超越一切世间生死。因此，不论世间法上还是出世法上，藏王都不能超胜于我。所以，藏王应该向我顶礼！”而藏王赤松德赞心中却是另一种想法：“我是吐蕃的王，连寂护论师都曾向我敬礼，莲华生大士也应向我顶礼!”

结果两人见面之后，却为了谁给谁顶礼的事情，互不相让。在僵持不下的时候，莲华生“示现了究竟的‘佛慢’”，将自己殊胜于赞普之处列举后，忽然举手作起一个手印，手印中竟然喷出一股火焰，烧坏了赞普的袍服。于是，刹那间赤松德赞君臣都感觉到十分的恐惧，立即五体投地向莲花生顶礼。

寂护随后也来到了吐蕃，和莲花生汇集在一起，设计建造桑耶寺，公元766年桑耶寺建成。桑耶寺建造完毕以后，赤德松赞为了成立由藏人组成的密教团体，就请寂护试探性地为藏人剃度出家。于是，寂护为藏人剃度出家。藏人之中，最初应试出家为喇嘛的有七人，他们是：巴?桑喜、巴?赛囊、麻?仁钦确、巴果?白若扎那、昆?鲁王波松、恩兰?吉娃却央、拉松?吉娃强曲。由于这七人是西藏历史上最早出家为喇嘛的人，史称“应试七人”。

莲花生在吐蕃传授密法，后来和藏王赤松德赞不欢而散。

莲花生在吐蕃的时间不长，他作法的时候，为了迎请护法的鬼神，需要建立坛城，置办供品。莲花生将人头放置在架子上，将人的内脏、撑开的人皮铺在地上，将人血洒在骷髅堆成的金字塔上，用五肉五甘露混合的阿米打（人肉、象肉、马肉、狗肉、孔雀肉等五种肉混合的酒），来供养那些被莲花生所役使的鬼神。这一切，在当时引起了恐慌。以赤松德赞的妃子蔡邦萨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强烈要求驱逐莲花生，她认为：如果在吐蕃传播这样邪恶的宗教，会给吐蕃王朝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据密教的权威史书《西藏王统记》《善逝教法史》等记载：吐蕃的大臣们惧怕莲花生的咒术危害王朝，暗中拨弄是非，造成莲花生和赤松德赞产生矛盾，赤松德赞遂将莲花生送回故乡。实则是莲花生和赤松德赞的妃子移喜措加修习密教的男女双身法（密教的一种核心修法，上师和异性弟子之间借助两性关系来修行）引起了赤松德赞的不快，赤松德赞又害怕莲花生的法术，所以借机将莲花生送走！莲花生在走前，将大量的密教经典埋在山岩中以传播到后世，这就是密教宁玛派所谓的“伏藏”。

莲花生在吐蕃的时候，积极地传播密法，据密教《土观宗派源流》记载莲花生教授出来的弟子中得道的二十五人，如：

“南喀宁布能把日光骑；桑结耶协以橛插山崖；杰瓦却仰三次作马鸣；喀钦措杰能起已斩尸；白吉耶协非人为奴仆；白季僧格天魔供差遣；毗卢遮那具有智慧眼；法王赤松已得不动定；多吉杜炯风行无阻碍；梭布?拉白手捉猛兽颈；齐五穹洛能擒飞空鸟；郑巴南喀从绛拽野牛；汪秋入水似游鱼等等。”

这就是密教所谓的“大成就者”——“君臣二十五尊”。他们以什么为得道的呢？如是大成就，看不到任何佛教般若智慧的证量，却以能把木头橛子插入山崖中，以能擒拿空中的飞鸟、拽野牛，以能驱使鬼神为奴仆……等等神异、巫术为得道，为大成就！

莲花生也因此被后代西藏各派，共同尊为西藏密教的开山祖师。

（3）赤松德赞组织翻译佛教、密教经典，铲除苯教桑耶寺建造完毕，赤松德赞开始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来到吐蕃参加译经的印度僧人数大为增加，其中主要有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等人，这些译师大量地翻译印度密教的经典密续。这一时期，赤松德赞为培养本土的翻译人才，他还安排本土的僧人去印度留学。他们中的遍照护、南喀宁波等学成回国后，成为译经的中坚力量。赤松德赞在大量翻译密教的经典以外，也翻译了佛教的一些经典。

自聂赤赞普被推为悉补野部落的首领以来，历代藏王皆以苯教治理国家。苯教是吐蕃的国教，一些信奉苯教的权臣常常凌驾于藏王之上，甚至谋害藏王。等赤松德赞王权巩固以后，就开始铲除苯教了。

据藏文史料记载，赤松德赞提出让密教一方和苯教一方进行辩论，失败的一方就要被驱逐。当然这种辩论，只不过是赤松德赞驱逐苯教的一种手段罢了，等辩论结束以后，于是赤松德赞就宣布苯教一方辩论失败，苯教的教义是粗浅的，并下令取缔苯教。在压力之下，苯教徒不敢公开活动，他们到处埋藏苯教的经典，这些经典形成了苯教的“伏藏”。

（4）藏王赤松德赞借助“顿渐之诤”，驱逐汉地的佛教赤松德赞在大力弘扬密教期间，还大肆对唐王朝用兵。公元755年，唐王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乘机大举东征，占据唐朝河西陇右地区的大片土地。公元763年，赤松德赞派大将达扎路恭领兵攻占唐都长安，唐代宗李豫出走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吐蕃立傀儡皇帝李承宏（唐雍王李守礼的儿子，金城公主的胞弟），李承宏的伪政权还取了年号，任命了部分大臣和官吏，后来由于恐惧，往西部撤去。公元765年三月，唐朝和吐蕃于兴唐寺和盟，十月，吐蕃即背盟，联合回纥军攻唐朝的泾阳。公元767年四月，唐、蕃再度和盟于长安兴唐寺，九月，吐蕃又背盟，围攻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公元779年十月，吐蕃军与南诏军会合10万之众，分兵三路，攻唐剑南道（今四川省剑阁县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被唐将李晟率兵击败。

此后数年间吐蕃和唐朝之间一直有战事发生。公元 787年三月，吐蕃又遣使求和，唐朝答应在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和吐蕃再次结盟。吐蕃一方在结盟前，预先埋伏骑兵于盟坛西部，在会盟前劫盟，唐朝官员60余人，皆被扣押。

787年，唐朝的禅师“摩诃衍”和尚（又叫大乘和尚）所在的松州（敦煌），被吐蕃占领，摩诃衍大师被俘虏后，奉赤松德赞的命令赶往拉萨，并在拉萨传播禅宗。由于禅宗不太注重宗教的形式，主张“顿悟成佛”，所以马上得到藏人的信奉，随摩诃衍出家的人很多，不到3、4年的时间，他的信徒约有五千多人，但是没有掌握实权的大臣、官员等。

而此时，印度上师所传的密教，却在走下坡路。莲花生被送走了后，寂护因为被马踢中了脑袋而死。寂护死后，伯央（桑喜）出任桑耶寺的堪布（主持），由于伯央的个人威望远逊于印度的寂护，再加上寂护所传的是“渐修成佛”的法门，因此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还在随伯央学习，密教面临着香火中断的尴尬局面。于是，伯央等人就向赤松德赞污蔑摩诃衍所传的“顿悟法门”不是佛教法门，赤德松赞偏袒伯央，摩诃衍的弟子以自杀抗议，赤松德赞就暗中派人去印度迎请寂护的弟子——莲花戒（不是莲花生）论师来和摩诃衍辩论，于是引发了西藏密教史上所谓的“顿渐之诤”。

辩论从公元始自792年，终于794年。关于辩论情况，可以参阅密教大师布顿的《善逝教法史》、敦煌出土的汉文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以及法国学者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等著作。密教的史料如《善逝教法史》《巴协》等对于这次影响巨大的辩论，记载的很简略。汉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详细记载的三组辩论非常精彩，例如：

（莲花戒）问：（如果讲顿悟，那么依照渐修的）三十七道品法要不要？

（摩诃衍）答：《诸法无行经》上卷云：但离心想妄想、一切分别思维，则是自然具足三十七道品法！若悟得不思不观如如之理，一切法自然具足，修与不修且得。如未得不思不观如如之理事，须行六波罗蜜、三十七助道法。准《金刚三昧经》云：如如之理具足一切法。若论如如之理法，离修不修。

可见，摩诃衍和尚并不是排斥渐修的，是莲花戒不懂禅宗。

辩论，即使是密教的史书，也记载在辩论中摩诃衍一方曾一度获得优势，最终在赤松德赞的偏袒下，摩诃衍被判负。于是，赤松德赞下令：在吐蕃禁止传播、修学摩诃衍所传的禅宗顿悟教法。并将摩诃衍遣送回汉地，摩诃衍的著作也被搜集起来，埋在了地下。

密教的史籍记载，汉僧摩诃衍的弟子们，面对法辩失败的结果，引发了过激行为，弟子娘夏米用刀自杀，桑梅郭自焚等等。摩诃衍离开吐蕃以后，他的四个汉人弟子，行刺莲花戒论师，莲花戒因肾脏受伤而死。

原本，吐蕃的宗教是向汉地佛教倾斜的，汉地的佛教可以影响吐蕃宗教的发展，将吐蕃的宗教引导到佛教的清净正法上来，可是，因为藏人的业力，导致了政治因素的干预，使得密教最终成为吐蕃的国教。

藏王赤松德赞选择密教为国教的原因有四点：第一点，宗教的传播，不离因缘。吐蕃的土著宗教——苯教，原本是一个祈求鬼神保佑，追求和鬼神相感应的宗教。在苯教流传的千百年来，苯教的这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苯教为了密教进入吐蕃，打下了文化基础。第二点，赤松德赞是借助信奉密教的力量，才得以铲除异己大臣，取得亲政的权利的。他和这些信奉密教的教徒，利益是一致的。这从他暗中从印度迎请寂护的弟子莲花戒来和摩诃衍和尚辩护，可以看的出来。第三点，吐蕃和唐王朝之间，连年战争，互有胜负。摩诃衍在拉萨弘扬禅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数万人的拉萨，就有弟子5000多人。赤松德赞是不会容许在自己的身边，一个敌对国家的俘虏拥有如此大的势力的。第四点，在赤松德赞执政初期，佛教和印度密教几乎同时在吐蕃得到传播。而且赤松德赞也分不清密教和佛教的区别，以为密教也是佛教的一支。印度本来就是佛教的发源地，赤松德赞既然以为密教是佛教的一支，那么赤松德赞自然更倾向、尊重印度的密教。

基于这四点，顿渐之诤以摩诃衍败北结束，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5）赤松德赞确立了“三户养僧”制度

密教在吐蕃传播初期，出家的都是些贵族、官员等。赤松德赞，为了解决桑耶寺出家的密教喇嘛僧人的生活问题，规定每三户藏民，供养一位僧人，好让僧人可以安心地“修行”。 “三户养僧”的制度，到了热巴坚时期，增加为“七户”。于是，僧人不用劳动，不用交人头税，而且可以接受几乎是唯一的文化教育，又享有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喇嘛僧人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特殊阶层。

因此说，在赤松德赞时期，铲除了苯教，建造了密教寺庙，培养了本土的出家僧人，翻译了密教经续，建立了“三户养僧”制度，最后赶走了传授禅宗的汉地和尚摩诃衍，使得印度的密教在西藏成为“一统江湖、唯我独尊”的宗教。

（6）吐蕃从印度引进的密教的本质

公元6～7世纪，印度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局面，出现了许多封建小国。印度教在广大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随着印度教的迅速发展，印度晚期佛教，为了和印度教竞争，不得不大量吸收印度教的一些修法。

一切佛学考证者都知道、都确认：密教兴，佛教亡。但是他们都只是看到表相，而不知道其中的真相事实。古印度晚期佛教，本来是因为印度教兴盛以后，佛教没有人才，就吸收了一些印度教的祭神仪轨，那些神就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成了佛教护法神后，在佛教中把祭神求有为法(求甘露、财神法等)的仪轨发展起来，反而把真正佛法淹没了。如是之后，古印度晚期佛教，继续融合印度教的修法，长期日渐增补之后，再将印度教中性力派男女合修淫乐之双身修法理论纳入，然后以此双身修法之理论而前后贯串，冠上佛法果位修证的名目以后，于是就有了印度密教之规模、理论与行门。

印度佛教的后期，因为真正的佛法不容易修证，正法势力愈来愈小，证悟的人愈来愈少，印度晚期的佛教如此密教化之后，虽然还保留了佛教的教相与僧相，本质上，已经成了只有佛教外壳，而没有佛法内涵的外道法。因此说，密教兴，佛教亡！

莲花生在吐蕃传播密教的时候，为了使藏人能够接受外来的密教，不得不将密教和吐蕃的土著宗教——苯教进行融合，不得不大量地吸收苯教的一些祭神仪轨等等，因此说，藏王赤松德赞所引进的密教，也就是后来在西藏日渐发展壮大的西藏密宗——喇嘛教，虽然也使用佛法名相，翻译经典，建造寺庙佛像，有出家的僧人，但是本质上，是一个融合了苯教、印度教等外道法，再配上佛法名相的混合宗教，本质上不是佛教。西藏密教因为得到藏王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得以在吐蕃立下足来，并战胜了吐蕃的土著宗教——苯教和汉地的佛教，发展壮大起来，最终取代了吐蕃王朝的统治，走向了世俗权力的中央，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四、朗达玛毁灭密教

1、赤祖德赞极度尊崇密教

公元797年，赤松德赞死后，儿子牟尼赞普继位。牟尼赞普在位仅一年零七个月，便被母亲毒杀了。牟尼赞普死后，他的弟弟——牟底赞普即位，即位后不久也被杀了，死时年仅29岁。身为藏王，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可见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多么残酷。

牟底赞普被杀后，他的弟弟——赤德松赞即位。公元815年，赤德松赞去世，其子赤祖德赞（热巴坚王）继位。赤祖德赞在位时，重视喇嘛，并由喇嘛执政。赤祖德赞任用喇嘛郑喀?白季云丹为教相（职权类似宰相）。所有大小朝政，皆请决于喇嘛；所有行政制度，也都以密教经律为准则。赤祖德赞极为尊崇喇嘛，每逢斋僧法会，他先把自己的头巾敷在地上，请喇嘛在上边走过，然后自己再戴上头巾。赤祖德赞在赤松德赞“三户养僧”的基础，又有所增加，规定：每一个喇嘛，分配给他七户居民，让这七户居民供给他的生活，使他能专一修行。于是，普通百姓出家为喇嘛，一时间成为潮流，导致了喇嘛、寺庙的数量激增。由于喇嘛的权力凌驾于群臣之上，大臣和将军们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娘氏教法源流》记载：

“由于赤祖德赞，用郑喀?白季云丹为相，大小朝政，皆请决于喇嘛，大臣们向喇嘛施礼，喇嘛也不还礼，人民都喜欢出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因此，君臣、喇嘛、百姓之间，矛盾更加尖锐复杂。”

对于大臣和百姓们反对喇嘛的行为，赤祖德赞采取了严厉处置的措施，《娘氏教法源流》记载，赤祖德赞制定了“手指僧人（喇嘛）”的法令：

“如果百姓、大臣有用手指头指着喇嘛的，就砍断他的手指；如果用语言嘲骂喇嘛的，则割掉他的嘴唇；如果对喇嘛怒目而视的，则剜去他的眼睛；如果盗窃喇嘛的法器的，要以80倍的财宝赔偿喇嘛等，以上作为法律执行。”

赤祖德赞这样极端的做法，在臣民当中，引起极大的嫉忌和反感，所以朗达玛的毁灭密教，也就因此而起了。

2、朗达玛毁灭密教

由于赤祖德赞给予出家的喇嘛很大的特权，激化了社会矛盾。先是大臣向赤祖德赞诬喇嘛郑喀?白云与王妃私通，王妃自缢而死，白云亦被害身亡。接着，以韦?达纳坚为首的大臣们，进一步阴谋策划，在公元836年，趁赤祖德赞醉酒之际，将赤祖德赞的颈骨折断，把他的面部扭向后背，赤祖德赞就这样被害死了，终年32岁。

赤祖德赞死后，他的兄弟朗达玛即位。朗达玛从即位之年至841年，五年之中，大灭密教。朗达玛下令：

“出家的喇嘛，必须舍弃出家的戒相（如不许穿喇嘛衣等），有不服从的，命令他们去打猎。将密教的经典埋于拉萨的山中岩石下面，并毁坏所有的寺庙，并将佛像有的投入水中，大的佛相，则埋藏于沙土之中。”

朗达玛灭喇嘛教的第五年（公元841年），被密教信徒拉隆?白季多吉用箭射杀。

朗达玛毁灭密教的原因：

赤祖德赞在经济上给每一位喇嘛配以七户人家，与其说是单纯的经济性措施，不如说是进一步将基层统治权转让给了喇嘛。赤祖德赞让喇嘛参与政治管理，朝廷的大小事情，都要听从喇嘛的安排，大臣们失去了手中的权力，他们的极端不满情绪和恐惧是不难想象的。从根本上来看，与其说朗达玛毁灭密教是宗教性的斗争，不如说是豪族与喇嘛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它不过是政治性斗争白热化的结果。

密教在吐蕃的这一段传播历史，被密教称为密教的“前弘期”。

五、西藏分裂期密教的发展

1、西藏密教后弘期的开始

公元841年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朗德?沃松和赤德?雍登，各自占据一块地方，为了争夺王权，双方长期混战，吐蕃国内大乱，史称为“伍约之乱”。公元869年，吐蕃地方贵族和平民发动叛乱。公元877年，吐蕃各反叛势力攻占山南雅隆河谷，在琼结掘毁赞普王陵，赞普王室后裔四处逃亡，吐蕃王朝灭亡。

自从藏王朗达玛公元841年灭密教以后，经过137年都没有密教传播，直到公元978年，才有喇嘛鲁梅等前往西康学习密教，回藏以后建立寺庙，弘扬密教。此后直到现在约一千余年，西藏密教从未中断。这一时期的密教，相对前弘期而言，名为“西藏密教后弘期”。

2、西藏分裂期密教的发展

自吐蕃王朝灭亡，直到公元1270年，元朝将西藏纳入祖国的版图，这中间近四百年的时间，西藏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在此期间，西藏密教出现空前的“繁荣”，形成了几个大的教派，著名的有：宁玛派（红教）、噶当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

简单地介绍西藏密宗的教派：

（1）宁玛派

十一世纪时，西藏喇嘛——释迦逈乃、喜饶扎巴、濯浦巴等供奉莲华生为祖师，依其入藏所传密咒和所遗伏藏修习传承，遂成一派。当初并没有派名，后弘期其他教派产生后，因其遵循前弘期的旧密咒，故称其为“宁玛派”。宁玛，藏语意为“古旧”，即旧派。又因该派喇嘛戴红帽，故亦称为“红教”。红教的教法以大圆满法为主，此外，无垢友所传的幻变密藏和心部等密法，莲华生弘传的金刚橛法，默那罗乞多弘传的集经等无上瑜伽部密法也是该派的特有密法。释迦逈乃，是第一个系统地把宁玛典籍整理出来的人，他的弟子索尔穹继承其教法。到十三世纪，这一系的继承人释迦斡普，元朝皇帝忽必烈封给他一个“拔希”（法师之意）的名号。宁玛派以分散发展为主，与地方实力集团关系不甚密切。到十六、七世纪才有较具规模的寺庙。著名寺庙有西藏的多吉扎寺、敏珠林寺、四川西部的噶妥寺和竹箐寺等。

（2）噶当派

西藏佛教后弘期初期，学法僧侣中，重密法者则轻显教，重师承者则轻经论，重戒律者则反对密法，致使教法修行次第混乱，显密分歧。阿里的王“智光”迎请印度密教上师阿底峡入藏弘法，仲敦巴拜其为师。公元1056年，仲敦巴建热振寺为根本道场；后形成噶当派。仲敦巴死后，其三大弟子分别传法，又形成了教典派、教授派、教诫派。噶当派教法传播甚广，其他各宗教派别均深受其影响。十五世纪初，宗喀巴主要依其教义创立格鲁派，因此亦称“新噶当派”，噶当派遂并入格鲁派。

（3）萨迦派

萨迦派是一个叫做昆氏家族的后代创立的教派。公元1073年，贡却杰波在后藏萨迦建寺弘法，后以此寺为主寺，形成萨迦派。该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为“花教”。教主由昆氏家族世代相承，分血统、法统两支传承。主要弘扬道果教授等教法，不禁娶妻，但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衮噶宁波、索南孜摩、扎巴坚赞、萨班?贡噶坚参、八思巴五人被称为“萨迦五祖”。十三世纪初，蒙古贵族的武力进入藏区时，首先和僧侣集团发生联系。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封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并支持萨迦派的八思巴建立了西藏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

萨迦派在密教方面分三个支派：翱尔支派、贡噶支派和擦尔支派，这三支派都是由八思巴的侄孙喇嘛丹巴索南坚赞传下来的。

（4）噶举派

噶举派传承的“金刚持佛亲日”所授的密咒教义。因该派喇嘛穿白色僧裙和上衣，故称“白教”。噶举派是十一世纪时期的玛尔巴上师创立的。先传米拉日巴（公元1040年～1123年）、再传达波拉结（公元1079年～1153年）。该派主要学说是月称派中观见，所修的是大手印。噶举派是藏传密教中最早采取“活佛”转世传承制度的，后建立黑帽系和红帽系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同时，此派支系众多，主要有达波噶举和香巴噶举两大传承。

达波拉结的门徒帕木竹巴（公元1110牢～1170年）创立帕竹噶举。不久，山南地区的封建农奴主朗氏家族，篡夺了这一教派的领导权，逐渐发展成为西藏最大的一个地方势力。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帕竹是十三万户之一；十四世纪中叶，帕竹噶举取代了萨迦派，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直到十七世纪初叶。此后随着实力渐衰，寺院也都并入格鲁派，而帕竹噶举亦从此消失。

六、密教萨迦派统治西藏时期

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将萨迦派的喇嘛八思巴封为国师，1272年设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帝师身份领总制院事，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并兼管西藏的地方政务。于是，密教萨迦派在元朝朝廷的支持下，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这一时期应从公元1272年起，至公元1349年密教帕竹噶举派战胜了萨迦派，建立帕竹政权，共统治约七十余年。

1、西藏“十三万户”的由来

元朝统一中国以后，进行人口普查，将拥有夫妻、子女、仆人共计6人，及其生活所需的房屋、土地、耕畜等这样的一个家庭，称为“一户”（霍尔堆）。一千个这样的家庭，称为“千户”；一万个家庭，称为万户，10万户称为一个路，10个路称为一个行省。从“户”到“省”，分别由大小官员进行管理。元朝的西藏，在人口普查的时候，总计有13个万户，管理一个万户的长官，叫作“万户长”，万户长多是密教各派的掌门大喇嘛。

2、一个万户长是怎么形成的

西藏密教后弘期开始后，一些密教的祖师，因为学识和声望，受到地方首领和群众的信奉，信徒捐献了大量的田地、人户、牲畜、财物作为供养，成为寺院的寺属庄园(亦译香火庄)。这使得一部分教派的主要寺院逐渐成为拥有土地、牲畜、农牧民户等生产资料的领主。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担任寺主的喇嘛祖师的亲属、以及为他们办事的人员，演变成贵族、行政官员，在贵族和行政官员之下，出现了——协本(管理庄园属民的人员)、仲译(文书)、涅巴(管事)等低一级的官吏。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寺属庄园，还自行建立了法庭、监狱、不脱离生产的地方军队等，以适应管理地方政务的需要。寺属庄园，把“宗教首领”和“地方官员”的职能结合起来，成为“政教合一”政治势力。由于吐蕃王朝已经土崩瓦解，西藏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管理，这些逐渐发展起来的寺属庄园，各自为政，形成了以寺院为中心的星罗棋布的大小“独立王国”。密教的寺庙不仅是封建地方割据的政治中心，也是农牧业生产和手工业商业的中心。

这些寺属庄园中的少数领主喇嘛，由于善于经营，通过放高利贷、兼并土地、收购朗生（奴隶）等方式，不停地扩大庄园的规模，使得依附于这些庄园的农奴、平民家庭，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于是这一少部分寺属庄园，就渐渐的发展成为“万户”，这些万户，包括密教的止贡噶举派、萨迦派、帕竹噶举派等各派的掌门人，他们就是“万户长”。

到了公元13世纪初期，在卫藏地区形成的这几个最大的“万户”中，萨迦派的萨迦巴家族，逐渐积蓄力量，脱颖而出，在元朝朝廷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西藏的统治权。萨迦派的传承和其他密教教派不同的是，萨迦派是以父子（伯侄）相传的形式，来传递政权的。例如兄弟两个，如果是由哥哥出家继承万户长的职位，那么弟弟则取妻生子，等哥哥死后，由弟弟的儿子来继承政权。

3、萨迦派建立西藏地方政权

按照《萨迦世系史——奇异宝库》记载：

萨迦派的萨迦巴家族，最先源于款?释迦洛追，在他之前的父祖都是精通旧密法的喇嘛。款?释迦洛追最初占有恰如隆巴、上下夏卜等地，建立了一番较大的事业。款?释迦洛追的孙子——贡噶宁波，是西藏萨迦教派的开创者——“萨迦五祖”中的第一祖。从幼年起他学了许多密法，从他开始，萨迦派的声望及经济和政治力量大为提高。

后来再传到——桑察?索南坚赞，为了繁衍后代。他先后娶了五位妻子。他还依靠父亲的声望，在世俗方面扩大萨迦派的实力，在斯塘等地设立了集市和人户众多的村庄，还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庄园、牧场。从这一时期起，萨迦派和密教止贡噶举派、帕竹噶举派等相仿，拥有了很大的地方势力。桑察?索南坚赞有子女多人，他们中最重要的是长子——八思巴。他后来被元朝皇帝忽必烈封为西藏的统治者。八思巴生于公元1235年，他幼年就勤奋学习密教法术，对密教法术极为精通。

公元12世纪末叶，蒙古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兴起，用武力征服了祖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并逐渐攻取了西夏的境土。于是西藏的密教各派，纷纷归顺蒙古。公元1253年忽必烈与八思巴举行了会见，两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人交情。公元1260年，蒙古皇帝蒙哥汗去世，皇族的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争夺皇位，最终忽必烈登上了皇帝位。由于萨迦派一直支持忽必烈，于是忽必烈继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予管理西藏地方政务的权力。于是，密教萨迦派在蒙古势力的支持下，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其他密教各派虽不以为然，但是，因为惧怕蒙古的势力，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臣服。

4、萨迦派失去政权

八思巴去世以后，由他的侄子达玛巴拉执掌政权。此后，发生了“止贡寺庙之乱”。“止贡寺庙之乱”是萨迦派统治西藏期间发生的最大一次战乱，也是西藏历史上一次著名事变。萨迦派与止贡噶举派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在元朝统一西藏时，密教的各派中止贡派的势力最大；但是，止贡派在蒙古皇室中寻求靠山时，却找错了人。萨迦派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支持下，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但是，止贡噶举派并不甘心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

据《汉藏史集》的记载：

公元1285年，萨迦派与止贡噶举派因为矛盾，引发冲突，双方互有伤亡。公元129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派兵协助萨迦派攻打止贡派，将止贡替寺的大殿纵火烧毁，僧俗被杀的人数总计达1万人以上。止贡派的许多属民和领地被萨迦派占有。止贡噶举派被镇压后，止贡寺的主要喇嘛逃到工布住了大约3年。后来忽必烈为了平息萨迦派和止贡派之间的冲突，赐给止贡派大量物品作为补偿，将西藏的一个万户府的民户赐止贡派管理，并下令修复止贡寺。

达玛巴拉死后，八思巴的另一个侄子桑波贝，出任萨迦派的掌门。桑波贝前后共娶了7个妻子，在桑波贝死后，桑波贝与不同的妻子所生的四个儿子，分别统治四个地区，由于势力不相上下，各方都尽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和财富，明争暗斗，由此引起整个西藏的动荡不安。

1349年，帕竹噶举派朗氏家族的绛曲坚赞，利用萨迦政权内部矛盾，推翻了萨迦派政权。绛曲坚赞，继续拥护和执行元朝皇帝的法度，元朝皇帝赐给他大司徒的名号、诏书及玉印等，于是开始了帕竹噶举派对西藏“十三万户”的统治。

以上是密教萨迦派统治西藏的时期的简要历史。

七、密教帕竹噶举派统治西藏时期

1、密教帕竹噶举派执政

自公元1349年，绛曲坚赞建立帕竹噶举派政权起，至公元1618年帕竹政权被推翻为止，前后经历了十二代，共二百六十余年，此一时期为帕木竹巴政权时期。

元朝在西藏设立“十三万户”时，帕竹噶举派所属的朗氏家族已经是一个万户了，丹萨替寺的多吉贝被蒙古皇帝任命为帕竹万户长。帕竹噶举派的上师绛曲坚赞生于公元1302年，9岁时出家为喇嘛，14岁时前往萨迦寺学法。20岁时，绛曲坚赞被任命为帕竹噶举派新的万户长。公元1349年，绛曲坚赞利用萨迦派分裂的机会，打败了萨迦派的势力，夺取了西藏的地方政权。元朝授予绛曲坚赞大司徒的名号和印章，绛曲坚赞开始直接管理全藏的政务。明朝取代元朝后，帕竹派归顺明朝，公元1372年，明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章封帕竹派的释迦坚赞为大司徒，世代管领吐蕃。帕竹政权传到第五代时候，由扎巴坚赞执政，这期间帕竹政权的权势达到鼎盛。

2、明朝对西藏的管理

西藏密教的教派，种类繁多，不同教派各霸一方，自我标榜，门户之见颇深，势不相容，政争与教争纠缠在一起，相互征战不休。明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较元朝独尊萨迦派有所不同，明朝对西藏不同的教派，都予以尊崇，明朝还把僧俗官职纳入地方的管理体制中。一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世袭土司制度，另一方面对高级喇嘛封赐各种尊号，形成一套僧官制度。明永乐时封噶举派哈立麻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宣德时封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绛钦却杰为“大慈法王”。另外还封了“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通称“八大法王”。还封了两个“西天佛子”，九个“灌顶大国师”，十八个“灌顶国师”及若干个“国师”，“禅师”，“都纲”等僧官。明朝所封的这些“活佛”“法王”，部分采用轮回转世的方式，导致了西藏地区“活佛法王”满街走的现状。

3、密宗黄教格鲁派的兴起

公元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创建了“莫兰木”祈愿法会，正式打出了“格鲁派”的旗号。同年，该派在拉萨修建了第一座格鲁派寺院——甘丹寺。标志格鲁派成立。格鲁派成立的时候，正值密教各派的僧侣们生活骄奢淫逸，放荡腐化。故宗喀巴对密教进行改革，主张严守戒律，注重苦修，禁止僧侣娶妻生子，而他的改革中，上层喇嘛却可以找女人修双身法。所以，需要注意的是，宗喀巴并不是对于密教教义的改革，只是在形式上进行变革。密教格鲁派在前后藏，建造了四大寺庙——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格鲁派开始兴起。

公元1414年格鲁派喇嘛——释迦也失，受到明朝永乐皇帝邀请动身去京城，永乐皇帝接见了他，还封他为“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给皇帝和大臣们传授了许多密法，并在汉地的五台山修建了6座寺院，在汉人花园附近修建了法源寺，弘传格鲁派的密法。

4、帕竹噶举派失去政权

在公元1434年的一次战乱中，帕竹噶举派的大臣仁蚌巴诺布桑波，乘机取得了卡桑珠孜等后藏地区的几个宗（县），帕竹政权开始走向衰落。此后，仁蚌巴表面上作出拥戴帕竹政权的姿态，实际上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

随着格鲁派势力的扩大，引起了噶举派的恐慌与不满，噶举派遂对格鲁派进行压制，由此引发了格鲁派和噶举派的对立。公元1481年，在噶举派的红帽系活佛却扎意希的鼓动下，仁蚌巴诺布桑波的儿子贡桑巴和顿月多吉，率领后藏的军队1万余人到了前藏，驱逐格鲁派的施主阿旺索南伦波和阿旺索南杰二人。公元1498年起，又禁止格鲁派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僧人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而改由拉萨附近的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寺院僧人参加。

公元1499年，帕竹政权再传到的第九任第悉阿旺扎西扎巴时，实际上是仁蚌巴掌握了前后藏的统治权，帕竹政权仅剩下了一个名义。公元1503年，仁蚌巴家族的顿月多吉支持噶玛噶举红帽系，为了帮助红帽系压制格鲁派，在拉萨附近的萨纳玛地方兴建了一座号称压伏黄教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噶玛新寺图丹曲科尔寺。后来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僧众捣毁了这座寺庙。后来，仁蚌巴家族因为在政务方面处置失当，被新兴的第悉藏巴家族击败，仁蚌巴的统治宣告结束。

关于帕竹政权和仁蚌巴家族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历史资料记述的十分简略，总之，前后藏发生了多次严重的战乱，到1618年帕竹政权终于土崩瓦解了。

八、第悉藏巴家族取代帕竹噶举派，             建立了噶斯政权

自公元1618年第悉藏巴家族推翻了帕竹噶举派在卫藏的统治，建立噶斯政权起，至公元1642年这个政权结束为止，统治时间较上述萨迦，帕竹两个政权为短，仅二十四年。

据民间传说，第悉藏巴家族的世系，最先是赤松德赞时代吕氏家族的意希宣努。公元1548年，第悉藏巴家族的辛厦巴才旦多吉被任命为日喀则的宗本（县长）。辛厦巴才旦多吉是一个有心计和办事干练的人，他逐渐富贵并掌握了大权。辛厦巴才旦多吉死后，他的后代统治了后藏的大部分地区。公元1611年，辛厦巴才旦多吉的孙子彭措南杰就任后藏第悉职务，从此被称为第悉藏巴。此后在两年内，彭措南杰进兵前藏，攻占了澎波和内邬宗等地，史称“鸡牛年战乱”，由此第悉藏巴基本上统治了前后藏地区。

此时，黄教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喜措，对第悉藏巴支持噶举噶玛派的行为不满，针对第悉藏巴彭措南杰做了威猛的诅咒法事，使得第悉藏巴大怒。因此，在四世达赖去世后，下令禁止寻找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转世灵童。

后来，黄教格鲁派，请来了蒙古军队，才打败了第悉藏巴，并建立了密宗黄教格鲁派的噶厦政权。

九、黄教格鲁派取得西藏地方政教合一政权，建立噶厦政府

1、黄教格鲁派的起源

格鲁派是西藏佛教各教派中最后形成的一个大教派，它兴起于帕竹时期，得到过帕竹政权的大力支持。在帕竹政权的后期，其势力迅速扩张，终于取得统治西藏的地方政权。

密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上师简述：

公元1357年，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罗桑扎巴，出生于脱思麻(安多)地区的宗喀地方，父亲是达鲁花赤鲁本格，母亲名叫辛萨阿却。他7岁时，由顿珠仁钦任为他传授了沙弥戒，起法名罗桑扎巴，因为他是宗喀地方人，后被称为宗喀巴。17岁时，宗喀巴来到密教的止贡替寺，随止贡替寺的京俄却吉扎巴，学习了许多密教的教法。宗喀巴20多岁时，开始学习那诺六法、《时轮本续》等教法。宗喀巴在32岁时，撰写《现观庄严论狮子贤释详疏》，46岁时，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51岁时，写了《辨了义不了义论》，52岁时，对拉萨大昭寺进行了广泛的维修，为举行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进行了准备，53岁时，创立了拉萨祈愿大法会。公元1410年，宗喀巴创建了甘丹寺，甘丹寺的创立标志着格鲁派的正式兴起。公元1419年10月25日，宗喀巴去世。宗喀巴的弟子有：贾曹杰、克珠杰、根敦珠等。

2、达赖名号的由来

达赖喇嘛一世——根敦珠，根敦珠是宗喀巴上师的重要弟子之一，一生协助宗喀巴传播黄教密法，并兴建了后藏地区最大的格鲁派寺院——扎什伦布寺，85岁去世。

达赖喇嘛二世——根敦嘉措。公元1475年，达那地方，出生了一个男孩，名字叫作桑结培。在他10岁的时候，被认定为是一世达赖根敦珠的转世再来，并把他迎请到扎什伦布寺，起名为根敦嘉措。公元1542年，根敦嘉措在哲蚌寺去世，终年67岁。密宗之所以编造了“活佛”转世的谎言,主要是根据时势的变化,需要借助“活佛”转世这种形式，来传递世俗的权力。同时对转世的“活佛”进行神话，也可以达到加强宗派凝聚力的效果。

达赖喇嘛三世——索南嘉措。生于公元1543年，10岁就任哲蚌寺的法台，21岁受戒。公元1571年，盘踞在青海的蒙古的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派人前来迎请索南嘉措到那里传法。公元1576年索南嘉措一行来到青海传法，俺答汗赠送给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瓦齐尔达喇”的称号，“达赖”——蒙语为“大海”的意思，这是“达赖喇嘛”名号之始。索南嘉措再追封根顿珠、根顿嘉措为一世、二世达赖喇嘛，于是索南嘉措就是第三世达赖喇嘛。1588年明神宗派遣使者前来，封给索南嘉措“灌顶国师”的称号，并邀请他到首都北京去。他接受了邀请，但还没有成行，就去世了，终年46岁。

达赖喇嘛四世——云丹嘉措，1589年，出生在蒙古地方，是俺答汗的孙子。格鲁派之所以以蒙古俺答汗的孙子为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主要是要借助蒙古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元1603年，14岁的云丹嘉措到达西藏，登上哲蚌寺甘丹颇章的宝座。此后，云丹嘉措受密戒以后，学习密法，主持了拉萨祈愿大法会。后来，云丹嘉措在乃宁寺居住，因对执政的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在后藏支持噶玛派家族迫害格鲁派不满，于是在甲职强钦波(大咒师)的灵塔跟前，呼叫第悉藏巴和臣僚们的名字进行诅咒法事。1616年明朝派人进藏，在拉萨封云丹嘉措为“普持金刚佛”，并邀请他进京朝见。云丹嘉措答应进京。但是云丹嘉措未能成行，就于当年年底在哲蚌寺去世，终年28岁。

3、格鲁派建立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政权

（1）格鲁派的一次法难

1616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去世的时候，正是第悉藏巴政权强盛的时期，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支持噶玛派对格鲁派进行迫害，同时，第悉藏巴又逐步将拉萨附近的领地纳入自己治下。

因此，格鲁派的施主——第司吉雪巴，便以观音菩萨像作为礼品，请蒙古喀尔喀部的首领曲科尔兄弟发兵攻打第悉藏巴。公元1617年年底，蒙古的大批军队和喀尔喀曲科尔的一些香客到达，格鲁派和蒙古民众都趁此发动反击战斗，一起攻打了驻在拉萨的第悉藏巴的贵族和军队。第悉藏巴随后调集前后藏的大军，加入战斗。此时蒙古军队因受到离间，返回了自己家乡，格鲁派军队战败。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数千僧人被杀，第悉藏巴下令禁止寻找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喜措的转世灵童。在达垅寺住持的调停下，在哲蚌寺和色拉寺的许多庄园和属民被第悉藏巴没收，并要向第悉藏巴缴纳罚金的条件下，第悉藏巴同意格鲁派僧人返回哲蚌寺和色拉寺。色拉寺、哲蚌寺受到战火破坏，两寺大经堂的门、窗都严重破损，挡不住狗和小偷进入。这是格鲁派的一次法难。

1618年，坚决支持黄教格鲁派的索南饶丹，前往青海蒙古搬救兵。1621年，索南饶丹领来在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拉尊穷哇的军队，在拉萨大败第悉藏巴的军队，当时哲蚌寺的法主罗桑确吉坚赞出面调停，第悉藏巴被迫同意归还被没收的庄园和属民，并准许四世达赖喇嘛转世。

（2）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

公元1617年，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出生在青瓦达孜宫，即琼结宗堡之内。1622年，当灵童长到6岁时，以格鲁派的上师罗桑确吉坚赞为首，率三大寺僧众，认定灵童以后，经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允许，由格鲁派和蒙古的代表迎请到拉萨哲蚌寺坐床。

（3）达赖五世建立西藏的地方政权

格鲁派法难以后，第悉藏巴政权还很强大，格鲁派和第悉藏巴以及噶玛噶举派之间矛盾日深，格鲁派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向外谋求援助。当时，盘踞在北方新疆地区和硕特部的首领固始汗，势力很大，他对格鲁派持有支持的态度。因此，五世达赖喇嘛遣臣向固始汗求助。公元1639年，固始汗自青海调动大军入藏，进攻藏巴第悉。1642年，固始汗率兵，攻破桑珠孜（今日喀则），俘获第悉藏巴，不久处死，第悉藏巴政权结束。固始汗将前后藏献给五世达赖喇嘛，由此蒙古和硕特部与格鲁派联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

1644年，清军入关消息传到拉萨，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等遣使到北京祝贺清朝顺治皇帝登上皇位。1645年，达赖五世开始在拉萨红山上修建布达拉白宫，蒙古首领固始汗为了削弱五世达赖的权利，封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禅罗桑确吉坚赞再追认克珠杰为第一世班禅、追认索南乔朗为第二世、追认洛桑顿珠为第三世班禅。这就是班禅传承系统的由来。在西藏达赖被公认为是“观音菩萨”转世再来，班禅是“阿弥陀佛”转世再来。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率领西藏的僧俗官员，出发前往北京，到达以后，并留在都城居留2个多月。顺治帝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去世，终年66岁时。

五世达赖喇嘛死时，掌握实权的“大活佛”第悉?桑结嘉措（据史料说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为了巩固自己权势，密不发丧达十余年之久。其间，第悉?桑结嘉措向清帝讨要封号，清帝只好封他为“法王”。直到后来，清朝康熙帝得悉五世达赖已死多年的消息，乃致书第巴桑结嘉措，严厉责问。第悉?桑结嘉措接到信后，慑于清政府的威力，被迫对外宣布五世达赖死亡的事实。

（4）达赖喇嘛六世——仓央嘉措，1683年出生在错那地区。仓央嘉措在错那的十几年中，备尝艰辛。后世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仓央嘉措在故乡生活时，随母亲一起劳动，并和年轻姑娘谈情说爱。公元1697年，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的司喜平措大殿，举行了坐床典礼。

仓央嘉措成长的时代，恰值西藏政治动荡，内外各种矛盾接连不断地开始出现之际。第悉对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死亡进行了长期保密，这引起了清朝康熙帝的不满。在西藏内部，由于第悉独断专行，长期“匿丧”，身穿袈裟而又公开蓄养“主母”等行为，招致哲蚌寺、色拉寺部分首脑表现出不满情绪。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仓央嘉措感到“失望，学习也无益处”，遂变得懒散起来，且喜好游乐，放荡不羁。在第五世班禅的传记里说：“休说他（仓央嘉措）受比丘戒，就连原先受的出家戒也无法阻挡地抛弃了。最后，以我为首的众人皆请求其不要换穿俗人服装，以近事男戒而受比丘戒，再转法轮。但是，终无效应，只得将经过情形详细呈报第悉。仓央嘉措在扎什伦布寺居17日后返回拉萨。”自那以后，仓央嘉措便穿起俗人衣服，任意而为。白天在龙王潭内射箭、饮酒、唱歌，恣意嬉戏。还到拉萨近郊去游玩，与年轻女子寻欢作乐，放弃了戒行。

蒙古固始汗的子孙——留在西藏的首领拉藏汗，利用仓央嘉措与“大活佛”第悉?桑结嘉措之间的矛盾，于公元1705年将“大法王”第悉?桑结嘉措抓获，并处死。从此以后，蒙古人拉藏汗统治前后藏达12年。拉藏汗掌握大权以后，对第六世达赖喇嘛多方责难。还特派人员赴京师，谗言桑结嘉措勾结准噶尔人，准备反叛朝廷。还说，第悉?桑结嘉措在布达拉宫立的仓央嘉措不是第五世达赖喇嘛真正的转世灵童，他终日沉湎于酒色，不守清规，请予废立。康熙帝即派侍郎赫寿等人赴藏，敕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赐金印一颗。命将仓央嘉措从布达拉宫的职位上废除，“执献京师”。遵照谕旨，废掉仓央嘉措以后，不久即“解送”北京。仓央嘉措死在赶往北京的路上，时年25岁。

其后，拉藏汗将益西嘉措“活佛”，认定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将其迎至布达拉宫坐床。益西嘉措坐床以后，拉藏汗便上奏康熙皇帝，请求皇帝承认他是达赖喇嘛，并赐金印。皇帝依奏，赐金印一颗，印文为：“敕赐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印。”益西嘉措在位11年，但是，西藏僧俗群众皆不承认他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为了稳定西藏当时的混乱局面，康熙帝于公元1713年册封第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命他协助拉藏汗管理好西藏地方事务。从此，历代班禅的“额尔德尼”名号便确定下来。后来清政府命令班禅管理后藏，达赖管理前藏，清庭利用班禅和达赖之间的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5）达赖喇嘛七世——格桑嘉措，生于公元1708年7月19日。1720年9月15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1751年，清朝乾隆皇帝，命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掌管西藏政教。其下设立4名噶伦，办理行政事务，组成噶厦政府，同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领导。噶厦政府，向每位噶伦宣读皇帝的委任状。按照各自的能力和年龄，分别委任，三俗一僧为噶伦。从此到1959年，噶厦组织和一切职权持续200余年。这就是密教格鲁派完全掌握西藏政教大权的开始。

七世达赖喇嘛公元1757年去世，“活佛”第穆呼图克图为代理摄政。

达赖喇嘛八世——强白嘉措，生于1758年6月，1761年被迎请到扎什伦布寺。1792年，乾隆皇帝为了杜绝在确认“活佛转世”时候存在的种种舞弊行为，在《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条就立下了金瓶掣签制度。规定凡是“大活佛”的转世灵童，在最后确认的时候，要用金瓶抽签确定。1805年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去世，终年24岁。由达察丹贝贡波摄理政教事务。

达赖喇嘛九世——隆朵嘉措，1805年12月出生，1808年9月，隆朵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1815年，隆朵嘉措，突患食道疾病，2月14日死亡，终年11岁。

达赖喇嘛十世——楚臣嘉措，生于1816年，1822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1837年7月20起，十世达赖喇嘛身体略感不适，9月1日去世，终年22岁。

达赖喇嘛十一世——克珠嘉措，生于公元1838年。当时找到的3名灵童，1841年，3名幼童被迎请到拉萨。5月，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摇签，结果克珠嘉措被抽中，1842年克珠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公元1855年，克珠嘉措身体感到不适。清朝驻藏大臣探望达赖喇嘛的病情，克珠嘉措单独会见了驻藏大臣，并详细讲了自己的病情。不久，克珠嘉措去世，年仅18岁。

达赖喇嘛十二世——赤列嘉措，于公元1856年，出生在西藏山东的地方，1860年，赤列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1873年，赤列嘉措开始掌管西藏政务。同年3月4日起，达赖喇嘛身患寒病，虽服药治疗，并举行了祈祷健康长寿的法事，但病情不见好转。3月20日，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去世，年仅20岁。

十二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由达擦呼图克图阿旺贝丹却地赞执掌摄政职。

（6）达赖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

土登嘉措生于1876年，下达布地区的一户普通农家里。当时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去世已一年多了，按惯例首先请八世班禅丹白旺秋打卦问卜。八世班禅答复说达赖灵童已经出世，其方向在拉萨的东南方。于是，摄政达擦和噶厦政府在朗顿地方找到了灵童，1879年5月，土登嘉措坐床。1895年，达赖喇嘛年满20岁，亲政大典在布达拉宫隆重举行。

1899年，西藏发生一起预谋暗害达赖喇嘛的事件。前摄政第穆?阿旺罗桑赤来饶杰卸任以后，勾结其侄儿罗布次仁和顿丹等人，对达赖亲政表示不满，企图将达赖谋害杀死，篡位摄政。为了达到此目的，将达赖生年月日，写在符咒上面，埋在布达拉宫四周。他们又送达赖一双靴子，在靴底里面，缝了达赖生年月日之符咒。当时达赖顿感不适，后来发现靴底有可疑之处，拆开检查，发现符咒。根据这一线索进行追查，遂逮捕罗布次仁和顿丹，该二犯因见证据确凿，无可诡辩，全部供认不讳。此案发现后，噶厦召集三大寺及全体僧俗官员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对罪犯绳之以法，并没收丹吉林寺所有财产。

鉴于前面数代达赖喇嘛年纪很轻，就莫名其妙地死去，十三世达赖喇嘛，每餐以前，都要有专门护卫先检验食物中有无毒药。

1904年，英军侵略西藏，西藏军民在江孜英勇抵抗，后失败。1904年英国军队侵入拉萨前夕，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外蒙古，企图去俄国，不听从清廷的号令，被清廷革去名号。不久恢复，被召进京，跪见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行臣子之礼。1910年，清朝所派川军抵达拉萨，由于军纪很差，藏川军与西藏军民冲突，拉萨形势混乱，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为自身安全计，逃往印度。清廷又一次革除他的名号，并下令另觅达赖喇嘛灵童，此事因武昌革命，清廷被推翻而罢休。

达赖和班禅之间，存有矛盾。1915年，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布达拉宫门前击鼓而过，班禅被以不尊重达赖喇嘛为由，处罚藏银1500两。此后两人关系继续恶化，1923年，九世班禅为了避免遭到达赖的毒手，从日喀则出走，次年抵甘肃，再到北京、东北、蒙古等地传播密法。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次年，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感到身体欠安。经多方救治，仍不见好转。10月30日去世，时年58岁。　　

十、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在1940年在拉萨举行坐床，继1950年11月开始亲政。

1951年，解放西藏前夕，十四世达赖喇嘛通过巫师降神，决定武装和解放军对抗，结果藏军在昌都被解放军包围，最终缴械投降。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得不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1954年秋，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人民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此时的达赖喇嘛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和人民的爱戴。但是他却并未珍惜政府给他的荣誉和人民对他的感情。1957年以后，达赖喇嘛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互相呼应，支持由局部逐渐扩展至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逃印度。

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后的30多年来,在外组织非法流亡政府，依靠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领袖”的外衣，鼓吹“西藏独立”，四处奔走游说，散布种种谎言，欺骗国际舆论，从事分裂祖国活动。

不仅如此，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题新闻报道，达赖喇嘛还支持臭名昭著的邪教——日本奥姆真理教。

事实之一，自1987年起，达赖喇嘛和麻原先后有五次会晤，麻原受达赖喇嘛指使两次潜入西藏“传教”。

事实之二，麻原自称他的教义是在“原始佛教”及西藏密宗的密教体系上融入了瑜伽系统，可以把从人到“佛”的时间由二、三千年缩短到十年，而且人们不必苦行，只需皈依三宝、守持四戒、背念佛经、接受非凡指引、进行冥想（观修），就可快乐地获得长寿以至“成佛”。这种特殊方法唯他独有，“是达赖亲自把他指引入佛教大乘传统”。

事实之三，1989年5月起，达赖喇嘛给麻原出具证明书和推荐信，称麻原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奥姆教是“传播大乘佛教”、“促进公共好善的”，呈请东京有关当局“应当允许奥姆教派免交税收”。从而使麻原迅速积累起大量资金，从事毒气的研制和生产。

事实之四，达赖喇嘛于1989年5月26日致书感谢“奥姆教团为我们佛教流亡集体，特别是不久前刚从西藏来的僧侣学生提供了慷慨的捐款”。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和麻原之间，短短几年，就牢固建立了宗教上的师徒关系，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关系，“事业”上的协作支持关系。德国《焦点》周刊说“没有达赖喇嘛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他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小的刑事骗子，在短短的几年内火箭式地上升为日本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会如此顺利，这是可以肯定的。”换一种说法，正是达赖喇嘛的鼎力“支持”，使麻原彰晃从一个小小的骗子，上升为“宗教导师”，积累了放毒资金，从而变成恐怖集团的头子。

达赖喇嘛还破坏西藏密教内部的团结和戒律。

1989年十世班禅去世，为了防止身在海外的达赖喇嘛利用“大活佛”的身份以及影响，借此大做文章，中佛协成立了“寻找班禅转世灵童的小组”。

班禅喇嘛的传统驻锡寺庙──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中央政府对他信任有加，给了他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让他全权负责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拨专款600万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花着北京的钱，用了五年时间，对北京始终虚与委蛇，暗中却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印度的达赖汇报，听取达赖指示。1995年底，“寻找班禅转世灵童的小组”已经找到三名灵童，小组正积极准备在这三名灵童中抽签来决定哪位才是班禅的“转世”灵童。在这个关键时刻，达赖喇嘛根据恰扎?强巴赤列活佛暗中提供的情报，抢在中央政府之前，宣布灵童之一的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由于达赖喇嘛的“突然袭击”，致使中央在寻找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十分被动。虽然中央最终认定嘉黎县出生的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真身，但是，客观上却出现了两个班禅并立，乃至出现中央政府认定的十一世班禅不被一部分藏人承认的尴尬局面。

后来恰扎?强巴赤列活佛被投入监狱，判了八年徒刑。恰扎活佛并不后悔，他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

在2000年8月，还发生了达赖喇嘛集团干扰宗教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顺利召开的事件。据联合国2000年8月29日专电（记者顾震球、倪四义）：正在此间出席宗教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的中国宗教领袖们29日晚上愤然离开联合国大会厅，强烈抗议达赖派出的所谓代表宣读他写给大会的信件。

退场的宗教领袖中包括著名的藏传密教活佛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成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在退场后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说：“达赖不出席这次世界和平千年大会是有自知之明的，但是又通过所谓代表宣读信件，又极不明智，结果是干扰了大会，与大会的总体气氛极不和谐。”

圣辉法师指出：“达赖长期利用宗教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做与宗教不相符的事，迷惑欺骗了善良的、不知道真相的人民。”他引述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团长傅铁山今天在主旨发言中的话说，宗教倡导的仁慈、博爱、宽恕与和解是人类维护和平的宝贵的精神源泉。达赖打着宗教旗号，欺世盗名，分裂祖国，实际上是对宗教的玷污和亵渎。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该予以坚决抵制。

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成员、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曹圣洁说：“达赖制造动乱，破坏和平，已经成为政治人物，不适合参加宗教领袖参加的和平大会。他在会议开始前后大造舆论，迷惑世人，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目的就是企图干扰大会的正常召开。”

在海外利用反华组织的帮助，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达赖喇嘛，1989年，居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国际和平将。在西藏，达赖喇嘛号为“观音菩萨”转世，可是看看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哪里有任何一点点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呢？十四世达赖喇嘛，一夜之间，由宗教领袖成为民主先锋、人权斗士，人们不禁要问一句：达赖喇嘛是“法王”，还是“政客”？

以上是根据有关史料整理的西藏密教发展简史。

综上所述，密宗本是吐蕃时期，藏王赤松德赞为了打击信奉苯教的异己大臣，而从印度引进的假冒佛教的外道法。密教在打击苯教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最终取代了吐蕃王朝的统治，从而走向了权利舞台的中央。先是密宗萨迦派在元朝的支持下统治西藏70余年；后来，密宗帕竹噶举派打败了萨迦派，建立了以朗氏家族为中心的地方政权，统治西藏260余年；再后来，密宗的格鲁派借助蒙古人势力打败第悉藏巴，建立了噶厦政权，统治西藏一直到新中国西藏的解放。

密教在西藏传播的一千三百余年的时间里，自始至终，都是和世俗的政治权利紧密地结合起来，密教从起源、发展到取得政教合一的政权过程中，充满了血腥、欺压和暴力。纵观西藏密教的发展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人文文化、经济极为落后的西藏，密教各派的组织及其教义，只不过他们用以谋取现实利益的工具，当他们的现实利益遭到侵犯的时候，这些高高在上的“法王活佛”会完全抛开密教的教义，采取任何可以想象的到的残酷的手段、暴力，来维护其现实利益，而没有任何慈悲可言。

因此，整个西藏的密教史，就是一部“活佛法王”在宗教的外衣遮掩下，所进行的人统治人、人残害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罪恶而肮脏的历史！

参考：

《西藏王臣记》

《红史》

《西藏简史》

《达赖喇嘛传》

《西藏密教史》

藏学学者——徐明旭访谈录

徐明旭，1947年生于上海，自幼好学，1964年考上华中工学院，文革初因“成分不好”(徐父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两年文职小吏，“解放后”被迫害致死)被打成“黑五类”，受尽侮辱。1978年，徐明旭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1979年以中篇小说《调动》一举成名，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调到西藏，1990年到美国探亲定居，写作有关西藏的散文、小说等，后来他对西藏研究、评论产生了兴趣。

以下是美国《读者文摘》记者安琪对徐明旭的采访文章。

一、讲真相遭误解

安琪：每一次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会，你发言时都要首先声明自己在西藏工作过，是不是对听众是否听得进你的发言有顾虑？

徐明旭：就象我有一次在德国发言时一样，有人说我在放毒。这里我要声明：我既不亲共产党，也不亲达赖喇嘛，我只尊重事实。我在西藏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样的，我就讲是什么样的。

安琪：你是到了海外以后才开始研究西藏问题，那么你参考的数据、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徐明旭：有的是我原来就知道的，有的是我到了海外才搜集的。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美国藏学家的著作，有两个人，一个叫戈尔斯坦(Goldstein)，是凯西保留地大学教授，他精通藏文，著有《西藏现代史》。还有一个叫做格芮弗德(Grunfeld)，他是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他直言不讳地说：1959年达赖喇嘛的起义，是农奴主发动的叛乱。他在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达赖喇嘛的很多宣传都是谎言。他说，所谓的西藏起义，已经过去了28年，时间可以证明，当时中共关于这一事件所列举的事实和宣传是真实的，达赖喇嘛的宣传是谎言。

二、国际舆论是达赖喇嘛的翻版

安琪：你说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关于西藏问题的观点几乎是一边倒，那么你了解到的国际舆论是怎样的？

徐明旭：国际舆论绝大多数的宣传是从达赖喇嘛那儿翻版过去的。国际上写西藏问题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没去过西藏，去过的也是走马观花看一下。而我上面说的那两个人，他们是学者，是懂藏文的，他们先读到大量藏文资料，然后到西藏和印度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去，实地采访了达赖喇嘛当年的政府官员和当年叛乱参加者，以及上一代逃出来的在西藏生活过很长时间的难民，还采访了达赖喇嘛本人，查阅了西藏政府的档案，他们才做出了上述结论。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是国际公认最权威的西藏史，他的副标题是“喇嘛王国的覆灭”，关于灭亡原因，他的结论说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太腐朽，它严重地阻碍社会的发展。这是非常客观的。

安琪：他们的研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或了解吗？

徐明旭：美国的藏学界都知道。你所看到的西方报刊上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大部分不是精通藏文的藏学家写的，而是搞政治的新闻记者写的。他们是从达赖喇嘛的宣传机构道听途说来的。海外民运人士绝大多数都没去过西藏，他们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很多也是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过来的。

安琪：请问你的这些你认为谈西藏真实的作品，在海外引起了什么反响？

徐明旭：一般来说，中国人大部分赞同我的观点，因为他们看到我说的非常客观。藏人几乎全部反对我。美国人和西方大部分人是反对我的，也有少数为我所讲的事实所折服，比如我去年在德国汉藏对话会上讲时，就有个德国人站起来，认为我讲得对，他也认为西藏独立既无法理根据，也不现实。今年在伦敦汉藏对话会上，有个老一辈流亡藏人，是当年青海玉树寺活佛，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藏独不现实。

安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你？

徐明旭：西方媒体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来的宣传铺天盖地，象我这样说明真相的文章凤毛麟角，而且发表的地方非常有限。我很多关于西藏的文章发不出来。我向美国基金会申请研究西藏的基金，人家一看我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再一看我已经发表文章的观点，马上取消，谈都不谈。但如果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哪怕文章都写不通他都会给你钱。这是种偏见，没办法。这种偏见主要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很多人受西方的逻辑影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朋友。但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

安琪：作为个人来讲，你追求的是什么？

徐明旭：忠于事实。我这个人天生有这个毛病，无论我说了真话以后对我本人会带来什么，我都一定要说，说出来才痛快。即使要砍头我也要说出来。

三、毛泽东主席不懂藏人文化心理

安琪：你认为西藏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徐明旭：这个问题很复杂。概括地讲，毛泽东主席念念不忘用阶级斗争和无神论去改造西藏社会，这种农奴制从历史上来说是反动的。如今达赖喇嘛也承认西藏以前是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将来西藏独立以后他绝对不会恢复旧制度。

毛主席要废除这个制度，但他操之过急。同时，他又忽视了西藏的宗教问题。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汉人完全不一样，我曾写文章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心”，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佛教是要求人们清心寡欲、超度来世的宗教，藏人重来世，至少把来世看得和现世一样重要。汉人是实用理性文化，不关心死后，只关心现世，老百姓到庙里磕头烧香不是为超度来世，是要求菩萨保佑现世发财生儿子，作官交好运。毛主席把地主土地一分给农民，农民马上拥护他。毛主席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西藏，打倒农奴主，把土地分给农奴，希望藏民老百姓无条件支持他，跟着他去反对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达赖喇嘛。但是毛主席忘记了，达赖喇嘛是藏人心中的“观音菩萨”的转世，他把握着藏人进入天堂之门的钥匙。只有经过达赖喇嘛的超度，才能进入天堂。达赖就以保护宗教的名义煽动那些农奴反对党的政策。毛主席从汉人的实用理性出发，完全忽视了藏人的宗教需求，使藏人得到物质幸福的同时，失去了来世进入天堂的机会。这样他们的世界观就发生了分裂，他们在物质上感恩毛主席，但是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崇拜达赖喇嘛。毛主席忽略了文化心理学。

四、喇嘛丧失政治特权

安琪：邓小平时代与毛主席时代有什么不同吗？

徐明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人，他们给藏人大量的钱，派汉人去西藏建设现代化设施，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允许宗教自由，国家出钱修寺庙，出钱养一大批喇嘛，给了他们大量好处。我亲眼看见了邓小平的政策，我称之为福利政策。邓小平用经济上的好处来换取藏人放弃独立，但他同样忘记了藏人的精神需要，对来世的需要，以前清朝皇帝懂得这一点，在西藏制造一个神话，说清朝皇帝也是西天大菩萨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藏人就信以为真了，就接受清朝的统治。同样，英国代表说英国女王才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俄国代表说沙皇才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他们都懂得在宗教上打动藏人，他们知道物质不能代替精神。中国共产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以告诉藏人说：总书记就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而藏人如果没有来世寄托，他们就不会听你的。无论给他们多少钱，都不能使他们放弃对达赖喇嘛的崇拜。用一个藏族老人的话来说：“中央政府管现世幸福，达赖喇嘛管来世幸福”。他们在物质上认同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认同达赖喇嘛。

安琪：物质幸福主要是什么？

徐明旭：例如，西藏土地全部分给了农牧民，国家不收一分钱税，反过来给他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汉人的血汗，通过中央财政拨款与薪水、津贴、福利、住宅给了藏人。西藏自然生存条件极其严酷，没有现代工业，现在拉萨市民的生活与北京市民不相上下。国家现在每年给西藏15亿人民币，拉萨市民人均住房15平方米，全国最高。

安琪：为什么西藏游行示威不断发生？

徐明旭：西藏游行示威，都是喇嘛带的头。喇嘛实际也是国家养着的，但喇嘛的宗教观念使他们看到不信神、不信宗教的汉人特别恨，就象义和团看到洋人就恨一样。另外，达赖喇嘛时代政教合一，喇嘛有很多政治特权，现在国家虽然给喇嘛恢复了政策，将大量当年红卫兵捣毁的寺庙修复得金碧辉煌，国家给那些喇嘛发工资，还定了级别，有科级喇嘛、处级喇嘛、省级喇嘛等，他们成了头面人物，出门有车，还有房子小别墅什么的，但是国家不可能把过去喇嘛的政治特权还给他们，他们就带头闹。崇拜达赖喇嘛的藏人看到喇嘛号召西藏独立，就跟上去了。西藏的衰落有其内在深刻原因，独立毫无可行性，只会带来灾难。

五、藏人拥护统一

安琪：中国共产党培养的藏族干部的立场是怎样的?

徐明旭：一些藏族高级干部，是共产党培养的翻身农奴，达赖喇嘛是他们的死对头，达赖喇嘛如果掌了权，他们就要受到追究和报复。藏族干部最不愿意西藏独立、达赖回来。

安琪：藏人对这些人怎么看？

徐明旭：有很多西藏人和海外华人，包括民运人士，都有个错觉，似乎每个本土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流亡藏人是受达赖喇嘛影响高度政治化了的，满脑子是西藏独立。西藏农牧民根本没有政治意识，他们从来就没有独立的概念。市民当然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有政治概念了，他们中大多数也和中国普通市民一样，对自由、民主、独立是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

安琪：藏人也说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成了二等公民？

徐明旭：在邓小平时代，似乎是汉人在西藏变成了二等公民。在西藏的汉人干部，他们的子女家属是没有公费医疗的，但藏人全部有公费医疗，包括农牧民，这是不是不平等？招工藏族优先，汉族干部的子女成年了就没有工作，考大学，藏人录取分数线只是汉人的一半，这是不是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六、西藏不能独立

安琪：抛开可能性，你认为西藏独立这个问题能否成立？

徐明旭：作为一个政治研究者，任何问题都要考虑两个方面，即理论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联合国人权宣言讲，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但是联合国宪章也规定，主权国家不容分裂。塞尔维亚占波斯尼亚三分之一人口，他们全民投票要求独立，结果联合国就藉口“主权国家不容分裂”不准塞尔维亚人独立。现在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联合国都不让他们独立，这是双重标准。世界上有3500个民族，只有190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果这3500个民族都要独立，那不得了！很多民族是混居的，都要独立，土地怎么划分？领土怎么分界？只有用武力解决，这是世界的末日。

民族自决从理论上是行得通，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人民自决更荒谬，哪个范围自决？你说中国人民自决，中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要求独立，中国全民投票，你是少数，你肯定输，肯定独立不了。联合国、西方各国都不承认西藏独立，也没有一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

安琪：如果从语言、文化、宗教等心理结构特征来分析，西藏是不是有特殊的独立因素？

徐明旭：有很多国家内的少数民族跟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完全不同，如印度克什米尔的穆斯林要求独立，他们的语言和宗教跟主体民族完全不一样，谁支持它了呢？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军队支持下，占领了塞浦路斯北部，自称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联合国拒不承认，只有土耳其承认它，美、英、法都不承认它。这种情况多了，所以说，语言宗教不同，并不能成为独立的理由。

再看可行性，达赖喇嘛还坚持“大西藏”，根据他的自传，“大西藏”只有600万藏人，却有 750万非藏人、17个民族，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不信教，如“大西藏”独立，就会造成内战，不管对谁来说，都是灾难！

七、汉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侵略

安琪：西藏和内地的关系？

徐明旭：现在西藏的经济全靠汉族供给，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14日文章说，中国去年给西藏补贴4亿6000万美元，等于36.8亿人民币，不得了啊！我在西藏亲眼看到，如果没有中国政府补贴，西藏经济就会崩溃。西藏生产粮食和肉类，只能养活它人口三分之二，市民吃的全是内地运去的粮食。

安琪：你说国家给了他们这么多好处，那么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方面都有哪些变化？

徐明旭：93年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这是美国总统直属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达赖喇嘛的首席代表洛地先生代表藏族参加会议，我作为汉族代表参加，还有很多美国西藏问题专家。一位美国教授发言，说他到西藏，满眼看到汉式建筑，看不到藏式建筑，看到很多汉式服装，很少看到藏式服装，这是汉族的文化侵略！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位先生到西藏去走马观花，他看到的电影院、百货大厦、饭店等所谓汉式建筑，实际上是西方传来的钢筋水泥平顶大楼。我拿出美国报纸西藏人示威游行的照片说，你所看到的汉式服装，其实是西式服装。所谓汉族文化侵略，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侵略。西方文化侵略不仅深入到西藏，深入到中国各地，也深入到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各地。那个美国教授哑口无言。

八、西藏的喇嘛所享受的优厚待遇

安琪：你说中国政府拨款三亿元人民币，把文革中被摧毁的寺庙大部分修好了，还养着四万六千个喇嘛，所谓养是什么意思？

徐明旭：喇嘛拿工资，还有公费医疗。有个美国导演拍西藏的政治研究片，来采访我，我问他们在西藏是不是看到寺庙和在那里烧香磕头的藏族老百姓？是不是看到那些念经的喇嘛？他们说看到了。我说，既然你们看到西藏老百姓和喇嘛都能自由从事宗教活动，怎么还说西藏没有宗教自由呢？他们说：我听说那些喇嘛如果搞大规模佛教活动，要向政府报告。我说，这是因为他们要从事大规模宗教活动，就要政府拨款，他们的工资也是政府给的。就像你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你要美国一个基金会给你钱从事某项课题，你总要打个报告，说明一下你要干什么吧，不然人家凭什么给你钱呀！要你打个报告，你能说人家是在干涉你的学术自由吗？他们很惊讶：西藏寺庙是政府给钱的，美国任何宗教活动都不是国家给钱的。

安琪：据报道，西藏以前有6000多座寺庙，现在只修复了1700多座。以前大约有11万个喇嘛，现在只有4万6000个喇嘛。宗教活动较之以前，是不是有很大差距？

徐明旭：西方批判中共西藏政策，把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事情移到现在来来讲。只说中共摧毁西藏寺庙，闭口不提中共修复寺庙。这里有个问题，中共控制喇嘛人数，因为他要发工资，所以要求定编。以前喇嘛没人发工资。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在分析西藏民族的衰落时讲到，达赖喇嘛时代的西藏，一百二十多万藏人，喇嘛僧人就有三十万之多，有26%的男人是喇嘛，而女性喇嘛的数字微乎其微。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出家人按密教的规定不从事生产，不结婚生育，必然引起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和经济后果，第一，很多笨重的农牧业劳动，就要由妇女承担；第二，四分之一妇女找不到丈夫，那时候虽然西藏人可以一夫多妻，但能够有两个以上妻子的人很少，因为他没有能力养活。正因为有这样多问题，所以西藏曾出现很多单身母亲，而且性病流行，是中国共产党派大量医疗队，把西藏的梅毒治好的。但这点他们从来不提。那么多人当喇嘛是造成西藏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安琪：这是你的解释还是共产党的解释？

徐明旭：是我的解释，现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有230万，其中有4万6000个喇嘛，占总人口的2%。而以宗教立国的泰国，根据官方数字，和尚只占全国人口0.5%，中国共产党养的喇嘛已经是宗教之国泰国的四倍，够高了吧！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这样高的比例。而且没有那一个国家的宗教人士是由政府养的。

九、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

安琪：西藏的人权状况究竟是怎样的？

徐明旭：跟达赖喇嘛时代来比，毫无疑问，现在人权改善了很多。达赖喇嘛时代，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什么自由也没有，他们的法律规定，农奴如果议论，还不是批评达赖喇嘛，就要逮捕法办。当年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是主人的财产，是会说话的牲口，可以买卖。达赖喇嘛每天都在攻击中国共产党，但他从来不敢说，在共产党统治下，藏人就像会说话的牲口，被他们的主人随意买卖。的确是中共给了藏人人身自由、文化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等。

安琪：去年又有喇嘛上街游行，抗议国家控制宗教活动，对此如何解释？

徐明旭：说来很有意思。在90年前，西藏有三次重大游行示威，带头的主要是喇嘛和无业游民。90年以后就没有大规模游行示威。原因很简单：国家给那些闹事的无业游民安排工作，给职工提高工资，分房子，然后警告他们说：这些钱是政府给的汉人的钱，你要独立，这些钱就没有了，达赖喇嘛可以给你们同样的钱吗？他口袋里有多少钱？藏人一想，对呀！就不闹了。现在喇嘛绝大多数也不闹事，只有千分之一的人闹事。今年一个美国议员去西藏回国后发表文章谴责中共，说中共禁止未经当局同意的宗教活动是侵犯宗教自由。所谓未经当局同意的的宗教活动其实是政治活动，宣扬西藏独立，散发传单。西方先进民主国家都要政教分离。喇嘛上街游行，向来朝拜的老百姓宣传藏独，这是政治活动，违反政教分离原则。

安琪：你怎样评价达赖喇嘛？

徐明旭：达赖喇嘛一夜之间，从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变成了民主领袖，人权斗士。如果他只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不会变成民主领袖。西藏的民族问题掩盖或者扭曲了政治制度问题。达赖喇嘛所说的自由，不是废除农奴制，他的人权也不是要解放农奴，而是要民族独立。达赖喇嘛至今想让西藏回到政教合一的时代，他还想继续西藏人的政治领袖、宗教领袖。政教合一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是反其道而行的，是反民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达赖喇嘛充其量算一个民族领袖，根本不是一个民主领袖。

文章来源：美国《读者文摘》

西藏密宗活佛转世制度的真相

西藏密宗在大喇嘛死后，为了保持教派的稳定性，传递权力和财产，而按一定方式寻找到一个幼童，并认为他是大喇嘛死后转生的，由这个幼童来继承大喇嘛死前的宗教地位以及政治、经济的权利，这就是密宗的“活佛转世”。西藏密宗不同的宗派都有“活佛转世”，这些转世的“活佛”，在西藏已经形成一个身份特殊的群体。

在历史上，“活佛转世”制度，是西藏密宗最重要的制度，特别是在解放前政教合一的西藏，最大的“活佛”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领袖，而且还是世俗政权的首领。“活佛”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还掌握着贫民百姓死后是进“天堂” 还是下地狱的钥匙。因此，如果一个平民的儿子被认为是“活佛转世”，那么立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他本人一下子从普通的平民百姓变成万人景仰的领袖，而且他的家族也一跃变为西藏最有势力的贵族。因此，在西藏“活佛转世”，作为西藏社会的一个焦点，为万众所瞩目。今依据历史资料，来介绍一些西藏的“活佛转世”文化。

一、“活佛转世”的由来

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最先是由密宗噶玛派的大喇嘛攘迥多吉创立的。噶玛派是噶举派的一个支派，是由都松钦巴创立的。都松钦巴于1110 年出生在今天的四川藏区，父母都是修密法的人，所以他自幼跟随父亲学修密法。噶举派的创始人是玛尔巴，玛尔巴传法给米勒日巴，米勒日巴传塔波拉结（岗波巴），都松钦巴在30 岁时跟随塔波拉结学习密法。1147 年，都松钦巴在西康，兴建了噶玛丹萨寺和楚布寺，从此，以噶玛丹萨寺和楚布寺为上下两主寺，形成了西藏噶玛噶举派。由于都松钦巴曾戴黑帽传法，后人因此将这一派又称为黑帽派。

1193年，都松钦巴去世。1204年，噶玛拔希在西康出生，年长后随都松钦巴的弟子崩札巴学习密法。传说噶玛拔希“神通广大”，成为密宗里面，神通仅次于教主莲花生的人物。1283年，噶玛拔希去世。1284年出生在后藏贡塘地方的攘迥多吉，被认为是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这是密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活佛转世”现象。攘迥多吉再追认都松钦巴为噶玛噶举派第一世“法王”，噶玛拔希是第二世，于是攘迥多吉就成了噶玛噶举派的第三世“法王”。1407年，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活佛”银协巴被明朝永乐皇帝封为“大宝法王”，一直传到现在的第十七世。

二、西藏密宗创立“活佛转世”制度的原因

西藏密教后弘期开始后，一些密教的祖师，因为学识和声望，受到地方首领和群众的信奉，信徒捐献了大量的田地、人户、牲畜、财物作为供养，这使得部分寺院的寺主逐渐成为拥有土地、牲畜、农牧民户等生产资料的领主。这些寺庙，还自行建立了法庭、监狱、不脱离生产的地方军队等，以适应管理地方政务的需要。由于吐蕃王朝已经土崩瓦解，西藏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管理，这些逐渐发展起来的寺属庄园，各自为政，形成了以寺院为中心的星罗棋布的大小“独立王国”。西藏密教的教派，种类繁多，不同教派各霸一方，自我标榜，门户之见颇深，势不相容，政争与教争纠缠在一起，相互征战不休。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派为了凝聚本派的力量，在传递政权、教权的时候，为了确保新上任的领袖的稳定性、声望、号召力等，逐渐摸索出“活佛转世”这种形式。

西藏密宗初期，是以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的方式，来传递政权和教权的。师徒传承，理论上来讲，上师可以在弟子中选择一个优秀的弟子来继承，但是往往出现弟子们在上师死后，互相不服气的局面。因此会导致教派的分裂，如噶举派曾经由一派裂变成八个小派。家族传承，例如，在元朝，掌握西藏地方政权的是密宗的萨迦派，萨迦派属于西藏的萨迦巴家族。萨迦派的政权、教权，是以父子（伯侄）相传的形式来传递的。这种的传承，虽然保持了血统的纯净，但是，往往受生育的限制以及家族冲突的限制。而且密宗格鲁派的出家喇嘛，不能结婚生子，最终密宗发展为稳定的“活佛转世”的方式来传承。

三、寻找“转世灵童”的方法与步骤

寻找所谓的“转世灵童”，先要确定大喇嘛“活佛”死后的转生地点，然后再在这个地点寻找大喇嘛“活佛”死后所出生的儿童，最后在所找到的数名儿童中确定其中的某一个为“转世灵童”。西藏密宗寻找“转世灵童”，一般有固定的方法和步骤。以黄教格鲁派在达赖喇嘛、班禅死后，寻找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为例，来作一个简要地说明。

（一）确定达赖、班禅死后要转生的地点

寻找转世灵童，首先要确定达赖、班禅死后要转生的地点、方向。确定达赖、班禅转生的地点一般有如下几种方法：

1、依照达赖、班禅死前的遗言，来确定转生的地点。

通常达赖、班禅死前的遗言很简短，只是说一个大概的范围。例如：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生前曾写过一首著名的情歌：

请求白色大雁，借我凌空双翼；

并不远走高飞，理塘一转就回。

后来，在六世达赖死后，人们根据这首诗提供的方向，在理塘寻访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2、以“占卜”——来确定达赖、班禅死后的转生的地点。

西藏最盛行的占卜方式就是羊胛骨占卜法。羊肩胛骨占卜法是把剔净肉的羊肩肿骨放入火中，然后根据肿骨火烧后的裂纹来判断吉凶等等。

占卜在西藏活佛转世制度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在达赖、班禅及其他大活佛的转世问题上起决定的作用。

例如，四世班禅死后，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占卜，明确指出了灵童的转世地点。借此找到了转世灵童。

3、以“降神”——来确定达赖、班禅死后的转生地点。

密宗的降神，就是通过专门的护法神（巫师）借助鬼神附体，来指示转世灵童的出生地，或者在候选灵童中确定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转世灵童。

这些所谓的护法神（巫师），就是所谓的能与神灵相通的通灵者，西藏最有名的护法神（巫师），是乃穷寺的乃穷活佛。

寻找转世灵童，在班禅、达赖等众多活佛占卜以后，对转世灵童出生的方向还要多次请西藏最著名的护法神来降神占卜确定，例如：

十三世达赖喇嘛死后，经过班掸大师占卜确定了转世方位后，仍然要请乃穷活佛来降神，降神的结果说是达赖转生到西藏的东北方向。

乃穷护法神的降神经过是这样的：

降神仪式前，乃穷活佛被悄悄地领进乃穷寺的大殿。这时大殿上香火缭绕，浓烟呛鼻。乃穷活佛从他的禅房里被专人领了进来，胸前挂着一面闪闪发光的大铜镜。侍从给他穿上了缎袍，然后领他登上神坛。此时只有鼓乐在大殿里萦绕回荡。按仪式的程序他开始“显灵”。他的两眼一合，身子往旁边一歪，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了软垫上。面部失去了血色，生命好似已经从肉体上飞离。突然间，就象遭到电击一样，他全身弯曲，四肢抽搐，身子痉挛得成了弓形。据说这时神灵已经附着了“凡体”。不一会乃穷活佛又开始颤抖，脸上布满豆大的汗珠。侍人们从里边抬出一顶巨大而古怪的法冠给他戴上。法冠非常的重，必须两个人才能抬起它。戴上法冠，乃穷活佛几乎会被压倒在地，动弹不得。这以后，乃穷活佛颤抖得越来越凶猛，沉重的法冠也开始左右摇摆起来，他的面容会变得越来越恐怖：眼球被压出了眼窝。两腮肿胀往往还会出现块块红斑，牙缝里还发出“咯咯”的咬牙声。猛然间，好似僵尸复活，乃穷活佛突然会变得力大无比，竟然能顶着法冠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在鼓乐的伴奏声中手舞足蹈地旋转起来。他一面蹦跳着，一面用拇指上的大戒指猛击胸前的铜镜，叮当声几乎把鼓声淹没。旁边的侍从不断地往他的手里放青稞粒（据说得到这些青稞，便可以得到其中所表现的圣力）。在场的人吐舌屈膝，敬畏万分。这以后乃穷活佛渐渐地平静下来，几位侍从迅速将他抓住。这时，按照降神仪轨的程序，大喇嘛马上就要询问乃穷“转世灵童”的转生方向，由乃穷活佛发出神谕，告知班禅或者达赖喇嘛的转生地点。

4、以“湖中显影”——来确定达赖、班禅死后的转生地点。

西藏的拉姆拉措湖，被称为是圣湖，在确定班禅、达赖喇嘛死后的转生地点，有时候要到拉姆拉措湖，观看湖中的显影来确定。

例如：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乃穷活佛经过占卜，指派上密院堪苏洛桑达杰一人前去观看圣湖显影。随后，堪苏带着一班人马来到圣湖。由于乃穷活佛在降神问卜时，明确指定只能让堪苏一人在拉姆拉措湖观看显影，所以，其他随行人员只能在湖畔等待。

由于湖水的流动，在圣湖正中会出现一幅倒影、幻影，据说这些幻影能给喇嘛们提供一些寻找班禅、达赖的转世地点的线索。

一般说来，观看完圣湖显影后，寻访工作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二）寻访灵童

通常情况下，观看圣湖显影的人员返回拉萨后，经过讨论后，根据占卜、降神、观湖的结果，确定了转世灵童转生的方位，一些高级喇嘛和显要人员开始被分别派往西藏各地，寻找转世灵童了。

（三）最后认定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以后，最终找到符合条件的灵童往往是若干名，这就进入最后的认定阶段。认定的方法，除了前面所说的占卜、降神等方法以外，还采用：

1、摸物

所谓的摸物，就是在认定大喇嘛死后的转世灵童的时候，当所找的几个候选的灵童都符合条件的时候，就是将死去的大喇嘛的遗物，混在其他物品中，让这些候选灵童来辨认，碰巧摸到遗物的儿童，就被确认为转世灵童。例如：

六世班禅死后，当时寻访到的班禅转世“灵童”共有四个，札什伦布寺派出六世班禅的近侍苏本堪布前往勘验四个“灵童”，他拿出六世班掸曾经用过的茶杯、铃杵、念珠等，让“灵童”自己挑选，结果日喀则白朗宗吉雄罗卡的“灵童”拿的东西是六世班禅的，于是苏本堪布肯定这个小孩是六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而其他三位“灵童”自然也就被放弃。

2、金瓶掣签制度

金瓶掣签，也就是在清代的乾隆皇帝，为了防止最后认定转世灵童时候出现徇私舞弊，命令对所寻找的一个或数个转世灵童，进行抽签决定的认定灵童的方式。

在清代，西藏地区是采用政教合一制度，由于灵童被确认为是死去的大喇嘛所转世以后，本人和家族都能得到极大的利益，因此，在确认“转世灵童”的时候，经常出现徇私舞弊的现象。在护法神“降神”的时候，特别是在决定达赖、班禅的继任人选时，“降神”一般事先由西藏的大贵族暗中决定的，哪位贵族权大、钱多，护法神就会被哪位收买，护法神就会指定这个大贵族或与这个大贵族有亲密关系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成为达赖的继承人。

有时候，甚至出现几个转世灵童出自一家的舞弊现象。例如：六世班禅、札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仲巴呼图克图、噶举派噶玛巴第十世红帽活佛沙玛尔巴都出自一家，而且都是通过“降神问卜”寻访认定的。

针对这种舞弊现象，1792 年，乾隆皇帝通知军机大臣：

“（对于护法神指定‘转世灵童’），朕思其事，近乎荒唐，不足凭信。拉穆吹忠（护法神巫师）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人等因其事涉神异，多为所愚，殊属可笑。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内地巫师，多以邪术惑人耳目。而拉穆吹忠降神时，舞刀自扎，身体无害，是以人皆信之。此等幻术，原属常有。但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下乘。若使虚假，则更不值一噱。其妄诞不经，岂可仍前信奉？”

乾隆皇帝的想法很清楚，拉穆降神一不可信，二易被人操纵，必须改革。乾隆皇帝，为了稳妥处理此事，先派大臣福康安对这些护法神进行现场考察，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如传说的一样“能以刀自割，以舌舔刀”而不受伤。现场考察的结果是：这些护法神都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乾隆五十八年三月辛丑，指示军机大臣说：

“至藏内拉穆吹忠一事，前据福康安等续奏，亲加试验，俱不能用刀自扎，以舌舐刀。但若竟革去吹忠（护法神），势不能将前后藏略具聪明之幼孩遍加试验等语。所奏尚属未当。吹忠等所习幻术尚不及内地之师巫，积习相沿，最为可笑。若仍由该吹忠等降神指认，伊等皆可听受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虽由金奔巴瓶内签掣，而所掣之人仍不能无徇情等弊，不过系一二权势之人主谋，而吹忠四人内大约即系拉穆一人主持，其弊亦也概见。”

基于福康安面试的结果以及拉穆吹忠四大护法存在假托神话，弄虚作假的实际情况，1792 年，清政府制定的《二十九条钦定章程》，第一条确定了“金瓶掣签”认定达赖喇嘛、班禅及其他活佛之转世灵童的制度。

乾隆皇帝在谕示中明确指示，今后指定转世灵童，不准拉穆吹忠等人插手，完全由金瓶掣签最后决定。

金瓶掣签制度规定： 在寻找达赖、班禅以及其他活佛转世灵童的时候，在确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进行抽签确定。即使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以后，第一个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是十世达赖喇嘛。

事实上，清朝的皇帝，即能够封达赖为西藏的地方最高长官，也能革除达赖喇嘛的封号，比如：乾隆皇帝曾革除六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十三世达赖喇嘛，借助英国人的势力，谋求西藏独立，也被光绪皇帝革除过名号。清朝的皇帝不仅有权革除西藏大喇嘛的权利、封号，乃至有权停止“活佛”的转世。例如，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第十代转世活佛却朱嘉措，勾结库尔喀人（今尼泊尔）入侵西藏，乾隆皇帝派大臣福康安打败库尔喀人后，却朱嘉措畏罪自杀。乾隆皇帝命人将却朱嘉措的遗骨分挂在西藏的各大寺院，以为叛国者戒。后来清廷下令禁止红帽“活佛”系统转世，命令红帽系的喇嘛改信黄教，并将红帽系的主寺羊八井寺所有财产予以查抄。

四、“活佛转世”制度的虚伪性

1474年，密宗黄教“至尊”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去世。一年后藏达那地方，出生了一个男孩，名字叫作桑结培。这时候，黄教正是发展壮大期，迫切地需要出现宗教领袖，以便和其他教派竞争。在桑结培3岁的时候，根顿珠的亲戚比丘卓玛和扎什伦布寺的公钦群觉堪布经过研究，根据当时的时势，决定必须采用转世的形式，于是便认定桑结培是根顿珠的转世灵童。在桑结培10岁的时候，把他迎请到扎什伦布寺，起名为根敦嘉措。根敦嘉措在扎什伦布寺并不被重视，在他19岁的时候，和第四任寺主益喜则漠不和，于是根敦嘉措便前往拉萨的哲蚌寺学经，后来他到外地弘扬黄教，公元1542年，根敦嘉措在哲蚌寺去世。这个时期，掌握实权的第悉仁蚌巴，联合噶玛噶举派对黄教采取敌对态度。止贡噶举派甚至派遣武装力量攻打黄教格鲁派的甘丹寺。

公元1543年，前藏地方的小贵族生了一个男孩，被认为是根敦嘉错的转世灵童，取名索南嘉措。索南嘉措在四岁时候，被迎请到哲蚌寺，10岁就任哲蚌寺的法台，21岁受戒。公元1571年，盘踞在青海的蒙古的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派人前来迎请索南嘉措到那里传法。公元1576年索南嘉措一行来到青海传法，俺答汗赠送给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瓦齐尔达喇”的称号，“达赖”，蒙语为“大海”的意思这是“达赖喇嘛”名号之始。索南嘉措再追认根顿珠、根顿嘉措为一世、二世达赖喇嘛，于是索南嘉措就是第三世达赖喇嘛。1588年索南嘉措去世了，终年46岁。索南嘉错死后次年，恰巧蒙古的俺答汗生了一个孙子，格鲁派为了要借助蒙古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将俺答汗的孙子认为是索南嘉错的转世灵童，取名云丹嘉措，他就是四世达赖喇嘛。

在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时代，黄教格鲁派为了在激烈的宗派竞争中，避免被消灭的命运。五世达赖和扎什伦布寺的寺主罗桑确吉坚赞暗中商量后决定，向盘踞在北方新疆地区蒙古和硕特部的首领固始汗请求武力支援，固始汗出兵打垮了当时执政的第悉藏巴政权，将前后藏献给五世达赖喇嘛，由此蒙古和硕特部与格鲁派联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

蒙古首领固始汗，为了笼络罗桑确吉坚赞，就赠给罗桑确吉坚赞“班禅”的称号。班禅罗桑确吉坚赞再追认克珠杰为第一世班禅、追认索南乔朗为第二世、追认洛桑顿珠为第三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就是第四世班禅，这就是班禅传承系统的由来。

在西藏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达赖和班禅在清代，皆为清政府所承认。清政府命达赖管理前藏，班禅管理后藏。虽然达赖和班禅地位平等，都受清朝政府的册封，但是达赖的势力远远超出班禅。清政府让达赖班禅各管一块地方，目的分而治之。因此达赖班禅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往往搞得水火不能相容。例如：

清王朝结束了它的封建统治以后， 达赖喇嘛开始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他的统治，并向班禅管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札什伦布寺则坚持过去的旧例，不愿有任何负担，于是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1902年，九世班禅曲结尼玛去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候，欢迎他的仪仗队击鼓经过布达拉宫，达赖喇嘛非常生气，说班禅在达赖喇嘛门前击鼓是妄自尊大，罚了班禅1500两银子。

1916 年，九世班禅给达赖喇嘛去了一封信，除了申述礼什伦布寺的困难外，要求到拉萨与其见面。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信中同意他来拉萨面谈，但又说政教事务很忙，提议推迟到第二年会晤。班禅只好服从。可是一年过去了，达赖喇嘛又突然宣布：要“闭关静坐”3 年，在此期间，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班禅也不例外。班禅只好又等了3 年，才经达赖喇嘛的同意，到拉萨会晤。但这位黄教领袖的拉萨之行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达赖喇嘛只派了一个代表去欢迎他。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会晤后，很快离开了这个不欢迎他的城市。1923 年11 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命令札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没想到这些人刚到拉萨，就被投进了监狱。九世班禅异常恐惧，他预感到这是大祸临头的恶兆，如不出走，势必危及他的生命，于是当即决定向青海方向出走。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先在15名近侍亲信的保护下，秘密向北出走，无人知晓。随后，他们开始穿越藏北草原，并从那里翻过唐古拉山脉，进入了青海藏区。

九世班禅在汉地流浪多年，始终没有能够返回故乡，最终客死中国内地。班禅系统，因为势力弱小，一直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所以历代的班禅是爱国的，拥护祖国统一的，十世班禅直到解放军解放西藏以后，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才得以回到了后藏。

达赖喇嘛，他的所作所为哪里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再来呢？

再者，按照佛理来说，既然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而有能力转世再来，应该是入胎、出胎都不迷的！应该不必经过上师的教导，能够自动的回忆起上一生修学的密法，可是，没有哪一代达赖喇嘛有这个能力！

再者，达赖喇嘛既然是转世再来，经过这样不断的转世再来，应该每一代的密法证量都要高于上一代，可是为什么每况愈下呢？例如：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最终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五世达赖还写作了《西藏王臣记》《引导大悲次第论》等密宗的学术著作，可谓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可是等他转世为六世仓央嘉措的时候，却变成了一个喜欢游乐，寻花问柳，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在第五世班禅的传记里说：“休说他（仓央嘉措）受比丘戒，就连原先受的出家戒也无法阻挡地抛弃了。最后，以我为首的众人皆请求其不要换穿俗人服装。但是，终无效应。”自那以后，仓央嘉措便穿起俗人衣服，任意而为。白天在龙王潭内射箭、饮酒、唱歌，恣意嬉戏。还到拉萨近郊去游玩，与年轻女子寻欢作乐，放弃了戒行。最终六世达赖，因为自己的放荡不拘，被乾隆皇帝废除达赖喇嘛的职位，死在了被押往北京的路上，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达赖喇嘛所谓是“观音菩萨”转世再来，实是一场骗局！

密宗黄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本来就是为了传递世俗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传递过程中，黄教内部各派的势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甚至是谋杀。如，黄教找到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以后，要等这个灵童长大到18岁以后，才能亲政——亲自掌握政教大权。在达赖喇嘛亲政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面，西藏的政教大权掌握在摄政王的手中，摄政王往往是低于达赖班禅一级的“活佛”。在权力炙手可热的西藏，谁掌握权力，就能得到巨大的现实利益，摄政王往往是不会轻易地将手中的权力，他们往往想方设法的延长自己的摄政时间，有的甚至采取在达赖喇嘛成年亲政以前，将他谋杀的手段，以达到个人目的。如：达赖九世，活了11岁；达赖十世，活了22岁；达赖十一世，活了18岁；达赖十二世，活了20岁。

再如，1899年，西藏发生一起预谋暗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事件。前摄政第穆?阿旺罗桑赤来饶杰卸任以后，勾结其侄儿罗布次仁和顿丹等人，对达赖亲政表示不满，企图将达赖谋害杀死，篡位摄政。为了达到此目的，将达赖生年月日，写在符咒上面，埋在布达拉宫四周。他们又送达赖一双靴子，在靴底里面，缝了达赖生年月日之符咒。当时达赖顿感不适，后来发现靴底有可疑之处，拆开检查，发现符咒。根据这一线索进行追查，遂逮捕罗布次仁和顿丹，该二犯因见证据确凿，无可诡辩，全部供认不讳。鉴于前面数代达赖喇嘛年纪很轻，就莫名其妙地患病死去，十三世达赖喇嘛，每餐以前，都要有专门护卫先检验食物中有无毒药。

达赖喇嘛是西藏大小活佛的一个代表，在西藏，从解放初期至民主改革时，光西藏自治区境内，大约有3000 到4000位转世活佛。除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外，还有策墨林活佛、功德林活佛、丹杰林活佛、热振活佛、第穆活佛、帕巴拉活佛、洛萨林活佛等。另外，在札什伦布寺和拉萨的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大大小小的活佛更难以枚举。此外，在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还各有一名大活佛，他们就是章嘉活佛和嘉木样活佛，他们同属于格鲁派，其宗教地位在达赖喇嘛和班禅之后。

因此，西藏密教所谓的“活佛转世”，本来就是一场游戏，一场骗局，在这场游戏与骗局中，被愚弄被欺骗的是不明真相的信徒和群众。

参考：

《西藏王臣记》

《达赖喇嘛传》

《活佛转世揭密》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喇嘛教的“科举考试”——辩经与格西

西藏喇嘛教最为夸耀的就是他们的宗教教育——学经制度，所谓的“先显后密”，学习“五部大论”，再通过辩经获得“格西”学位。获得格西学位以后，即跻身于喇嘛教的上层行列，从此名闻利养不求自来，喇嘛教的辩经和格西考试，等同于汉地古代的科举制度。

拉萨黄教三大寺学经组织，由拉吉、扎仓、康村三级组织构成。康村相当于现代大学里面的班级，扎仓相当于系，拉吉相当于大学。每一康村有管理事务的职事若干人，数个康村组成一个扎仓，扎仓的总管喇嘛叫“堪布”，数个扎仓组成更高一级的管理机构，称为“拉吉”。拉吉采取委员制，各札仓的堪布都是委员，从中再选出年资最高者为赤巴堪布，俗称法台。例如，黄教的哲蚌寺曾有七个扎仓，其中的罗色林札仓有23个康村，全寺共有喇嘛学僧七千七百多名。

学经的喇嘛先要进入康村。

一、喇嘛在康村的学习

进入康村学习的人，除了极少一部分是信仰密宗的喇嘛以外，大多数人并非自愿。西藏的“法律”规定，密宗的寺院有权采用“二丁抽一”、“三丁抽一”和“五丁抽二”的办法来强制年轻的藏人来康村学习，有钱的人或贵族子弟被抽中后，可以用钱买贫穷的人来替顶，部分寺院甚至将进入康村学法，甚至还可以将学经作为一种差役，派给普通的藏人，叫做“支学差”。

喇嘛进入康村学习后，按照规矩，先要当差，做杂务。但是，如果有钱的话，可以在康村内花上一千两藏银，来做布施，就可以免去当差。

喇嘛学僧每天早上必须上殿，完成集体日诵功课。吃早饭后，回到自己居住的康村念经，然后再去扎仓法园听堪布讲经和练习辩论，课业完毕，再回康村吃午饭。下午五时许，又必须上殿诵经。诵经之后，学僧可以立宗辩论，最后回康村背诵经文、休息。

二、学习“五部大论”

喇嘛寺院对学僧不收学费。喇嘛寺院不负责提供教师，除了寺院的堪布、格西讲经（相当于上大课）外，学僧需要自己去寻请老师或花钱去请老师，要根据学僧自己的经济力量而决定。

喇嘛要学的是“五部大论”，学习“五部大论”前后大约要花11～20年的时间。这“五部大论”及其所花的学习时间为：学习讲因明学（逻辑学）的《释量论》2年，学习《现观庄严论》4年，学月称的《入中论》2年，学小乘的《俱舍论》2年，学《戒律论》1年，“五部大论”至少要学11年的时间，如果学不完，还可以延长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黄教的这五部大论，都不是佛经。其中的《释量论》是讲逻辑的，《戒律论》是讲戒律的；而《俱舍论》是小乘佛法的论著；真正讲到大乘的是《现观庄严论》和《入中论》。《现观庄严论》据说是弥勒菩萨所著，但也只是解释《大般若经》部分章节的论著。而月称所著的《入中论》则是印度应成派“中观”的理论。密宗还有一个中观派别，叫做自续派中观，自续派中观和应承派中观观点相左，因此在历史上吵的不可开交，但是，黄教宗喀巴是独尊月称的应承派中观的。月称在《入中论》里面否定佛陀所说的了义的唯识经典，许多观点都是违背佛教的经教的，故当年法尊法师翻译成汉文，太虚大师阅读以后，专门写作《阅<入中论>记》，对其中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破斥月称的“中观”学说。如《太虚大师年谱》记载：

（1943年）十月四日，（太虚）大师《阅<入中论>记》脱稿。月称之《入中论》，法尊于三十年译出，大师曾为删润。是论高扬中论空义而专破唯识；大师不忍唯识之被破，乃明唯识而一一反难之。评《入中论》为：“功过互见而瑜不掩瑕”。

太虚大师在《阅<入中论>记》说月称所说的应成派“中观”:“但为舌辩游戏，无当证悟，乐著内诤，卒难独占全胜，徒令外道乘隙，尽灭佛法，故诸佛子应不为此！”。因此所谓的“五部大论”根本不能涵盖佛陀三转法轮——“阿含、般若、唯识”的教法，甚至其教学核心的《入中论》，是违背佛教经典的。

三、辩经

喇嘛僧人，在学习“五部大论”的同时，还要根据自己所学的内容，举行辩论，这就是所谓的“辩经”。辩论有两种方式：一种叫“立宗答辩”，即立宗人树立一题目，并以此为辩论，但他只能对对方的提问及问难加以解答，不得反问及发挥，问难的人则可以拍掌高呼，手舞足蹈；一种叫做对辩，即由两入双方互相问答。

洛桑珍珠格西在《雪域求法记》第六章——“喇嘛生活”的“结场辨经”一节如是说：

“辨经的时候，会出现学员、上师对于经文的理解不同，而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况，每遇到这种情况，一律以宗喀巴‘大师’的注解为准，只要一方印证出宗喀巴大师的注解，争论便到此结束。宗喀巴的理论在黄教是不容质疑的，也是辨经的最后的标准，不论是学经还是辩论，最后都要以宗喀巴的理论为中心！”

密宗黄教所谓的辩经，在辩论的最后依据，都不是依佛经作为评判对错的标准，都是以“五部大论”为依据，乃至最终以宗喀巴所写的论著为最究竟的依据，一切法义辩论，都不得违背宗喀巴的观点，宗喀巴在密宗完全取代了佛陀的地位！如果观点违背了宗喀巴的观点，就要判负，那样就不能毕业，得不到“格西”的学位了。在政教合一的西藏时代，黄教是“执政党”，黄教的法义是不容怀疑的，怀疑其教义，就是质疑其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反叛。

四、考取“格西”

喇嘛学僧，学完这“五部大论”，就可以考“格西”学位了。但是，在申请考格西以前，还必须有足够的财力，在康村、扎仓或者全寺发放一次大布施，布施包括茶和饭钱，以及每个喇嘛一份钱。这样的布施至少也要三四千两藏银，有钱的大喇嘛、活佛在考格西前发放布施，一次要花费三四万两藏银之多。密宗里面说学“佛”要福慧双修，如果不具备福德资粮，如何能够学佛呢？因此，在申请考格西之前，如果发不起布施，被认为是福德资粮不足，就算“五部大论”学的再精通，也是没有资格申请考格西的。有的贫穷的喇嘛，通过做杂工来积累发放布施的钱财，往往要苦干三五十年，才能凑足发放布施的钱。

喇嘛学僧在学完五部大论，发放布施以后，就可以考格西了。格西分为四等：

第一等格西称“拉然巴格西”，每年取16名。要在达赖喇嘛或者摄政喇嘛面前辩论，辩论获胜以后，需经达赖喇嘛或者摄政喇嘛的审定。按照规矩，达赖喇嘛也要参加格西考试，但是只是一个形式罢了，因为他是密宗的宗教领袖，不论如何他都能考上的。

第二等格西称“措然巴格西”，每年取16名，也需经达赖喇嘛或摄政喇嘛的审定，但是不需要在他们面前辩经。

第三等格西称“林塞格西”，这是各个大寺庙自己产生的，没有名额限制，由各个喇嘛寺庙的堪布决定。

第四等格西称“多然巴格西”，级别最低，是各个寺庙的扎仓产生的。

具有资格考取第一等格西的，往往都是西藏喇嘛寺庙的头面人物，因为他们放得起大布施。实际上西藏的喇嘛寺院，大体可分为上层僧人和普通僧人两个大阶层。上层僧人包括活佛、堪布、管家及各级有实权的僧官，约占僧人总数的4％；其余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权势的普通僧人。僧人出身家庭的政治经济实力，决定了僧人的分工，而分工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凡有地位和财力的僧人，入寺后通过送礼、捐赠、布施和宴客等手段，可以为自己地位的上升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最后取得一个公认的特权地位，享受种种特权，从衣着服饰、住处、座席、学经年限到分享寺院收益和布施份额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优待。在这僧侣阶梯上，每向上爬一级，都需花大量的金钱，等级愈高，数目愈大。有时大到惊人。一旦考取格西，获得职权，即可从下属那里获取加倍的补偿，积累私产。因此，喇嘛们为了获取格西的文凭，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对主考喇嘛进行贿赂。而一般家庭出身的喇嘛僧人，是没有这个财力的。拉萨三大寺的一个普通喇嘛，从入寺到考格西，需十至二十多年，据估计，单考取格西前后的一笔花费，就达四五万两藏银，这绝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担得起的。

五、进入上下密院学习

凡考上格西的喇嘛，相当于大学毕业了，要么通过关系，在喇嘛寺院得到一个好的差使，要么继续入上、下密院，学习密法。当然，没有经过格西考试的喇嘛，视情况而定，也可以直接进入上下密院学习密法。而没有考上格西的则须补学再考，或者另谋出路，有的甚至在此终老一生。因为这一级是没有年限的。

密教扎仓是没有学位的，在拉萨的上、下密院要将密教四续部，即“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学完。由显院而入密院的学僧，一般要学三年以上，直接入密院(拉卜楞寺)一般要学十年以上，期满就可以报考密教学位，成绩合格者授予“昂仁巴”，相当于博士了。这种名额太少，拉卜楞寺两密院每年只考取一名，拉萨上、下密院稍微多一点，但也很有限。取得“昂仁巴”学位，就可以派往其它寺院任堪布、法台、住持，也可经在密院当格贵、翁则、堪布等职务，最终可以接着升法主，再往上升就是甘丹赤巴(甘丹寺的堪布)，为格鲁派寺院的精神领袖。

综上所述，在密宗里面，要得到格西的文凭，是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还需要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可是，一旦得到格西的文凭，那么名闻利养不求自至。因此，考取格西的资格，完全等同于于中国古代的科举，而其内幕，比之科举制度还要黑暗！

密宗黄教考取格西所要学习的“五部大论”，本质上等同于现代政党的“党章”，如果违背了黄教的教义理论（而无论是否符合佛教经典），说明喇嘛不接受“教义”，那么他就无法得到格西的文凭。故喇嘛教的修学制度根本就不符合佛教四依四不依精神，是一种沿袭黄教旧西藏政教合一时的统治制度的体现。

以上摘自：

《雪域求法记》 洛桑珍珠（刑肃芝）口述，张建飞 杨念群 笔述，三联书店 出版 2003年第一版

刑肃芝，1916年出生，9岁皈依佛门，16岁进入重庆汉藏教理院学习藏文，1937年独自去西藏学习密法，于38年抵达拉萨，进入哲蚌寺学习5部大论，拜多位活佛学习，包括达赖喇嘛的教经师——领仓“活佛”，经过7年的学习，终于考取了密宗的最高学位——拉然格西，成为第一个获得此一资格的汉人。学成之后，奉蒋介石之命，出任西藏拉萨国立小学的校长之职务。后转道去美国定居。

达赖喇嘛的甘露丸

西藏密宗里面，有一种法物，叫作“甘露”（甘露丸），自古以来，密宗的上师就鼓吹“甘露”（甘露丸）的种种神异功能，谓能够起死回生，乃至猪狗吃了，来世就能“成佛”，简直比之道教（神仙）的仙丹，还要要高明多少倍！那么，密宗的甘露（甘露丸）到底是由什么制作出来的呢？甘露（甘露丸）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一、密宗所谓的甘露

1、据密宗宁玛派第二世敦珠法王“日喋依谢多杰”披露的“甘露”的成分。甘露种类分为三种：

(1)智慧甘露

(2)慈悲甘露

(3)药材甘露

其中药材甘露的成分为：八根本药材、1000支分药材、五大肉甘露、五不净肉甘露。（《甘露法药殊胜功德》宁玛巴尊圣 第二世 敦珠法王 “日喋依谢多杰” 著）

2、密宗黄教上师杨坚葛威洛觉、衮谦滇贝尼玛合著的《生起次第论集》所说的甘露：

“（供养用的）五肉及五甘露或酒肉不可缺故，应尽力采办。…… ‘巴借’、‘渣给’为酒，‘拔拉’为乳，‘渣即’及‘芒沙’为肉，‘展摩’为香菇，‘湘摩’为清酒，‘衮杜局’为盐，‘永间’蒜，‘阿魅’大肉，‘昆准’象肉，‘阿噶鲁’马肉，‘那令’牛肉，‘给杰’犬肉等。综之，即药材果物等饮食诸类均尽力筹备。……吉美林巴云：‘以其表示，总体而言：洒药血于食子等，净治垢秽染污，消除障碍、献供及加持，如药引般成催请本愿相续等具各种需要。”（《生起次第论集》法护译，南天书局1998年出版 339~349页）

3、印顺法师披露的甘露的成分

密宗的“五肉”“五甘露”，印顺法师于《以佛法研究佛法》披露：

“佛世以依教奉行、为最胜之供养，佛后亦供以灯明香花等而已。密教以（所）崇拜者为鬼神相，其供品乃有酒肉。有所谓‘五甘露’者，则尿、屎、骨髓、男精、女血也。更有‘五肉’者，则狗肉、牛、羊、象及人肉也。以此等为供品而求本尊之呵护，亦可异矣。”（《以佛法研究佛法》印顺法师 著 146～147页）

因此，密宗制作“甘露”所需的五大肉是人肉、大象肉、马肉、狗肉、孔雀肉。

密宗“五甘露”还包括：

（1）大香，是上师的大便，密宗的上师以为有证量的上师，拉出的大便是香的，叫作大香。

（2）小香，是上师之小便。

（3）脑髓，是所谓有成就的密宗上师，死后他的脑髓保存下来的。

（4）红菩提，是密宗的女性上师——“空行母”（明妃）所排放之月经、淫液。

（5）白菩提，是密宗男性上师的精液。

按照密宗的理论，“大成就”的上师的大香、小香，是制作甘露丸的上品材料，因此，“大成就”的上师的屎尿极为珍贵。例如：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到北京参加人大会议时，他的屎尿都被收集在金盆里送回拉萨做成甘露丸。青海省主管宗教事务的一位官员说，十世班禅在青海巡视的时候，陪同人员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隐蔽地处理班禅的粪便。一旦被密教徒发现班禅的粪便在哪里，就会被群而分之，拿回去制作甘露丸。

二、密宗甘露的制作过程

密宗的上师在备齐“五肉”“五甘露”以后，还要经过特别的处理，才能制作成可以用于供养、服用的“甘露”（甘露丸），而且只有经过“大成就”的上师，以咒语加持以后的甘露才有效果。其制作过程大致如下：

密宗的“大成就”上师，置办五肉、五甘露以后，再将五肉、五甘露混合阿米达（酒）药草等，放入用人头颅骨制成的“颅器”内，然后观想颅器下方生起风轮、火轮，此时绝对不能用真正的火来加热，用烟火来加热，则会将头颅骨烧坏，而且也不能完成上师加持的过程。当上师的观想达到一定的强度时，颅内秽物即开始沸腾（注：使颅器内五肉五甘露等物沸腾的热量全部得自上师的观想），这时，其内的固体物品全部转变成液态。当颅内的物品沸腾后，上师又观想颅器的上方有一代表本尊的乳白色神物，继续观想此神物熔化，慢慢滴入颅器；此时颅内的沸腾之物瞬间转为水银色。当观想乳白色的神物全部融入颅器内以后，颅器内的水银色的甘露又刹那变成赤红色。五肉、五甘露等污秽之物，经过“净、增、变”的过程，甘露就制作完毕了，五肉、五甘露就成为可资供养和食用的甘露了。密宗的上师称，这种甘露十分难得和殊胜，如将其倾入死亡七日人的口中，可令彼还阳复活，故又称“不死长寿甘露”。

密宗的“大成就”的上师，借助观想能使头颅骨内的五肉、五甘露沸腾，也却有其事，这只不过是上师用咒语呼唤密宗的“佛菩萨”（鬼神夜叉天魔等）来加持的结果，这些天魔有很大的威德神通，有的连佛教的护法神都无可奈何，天魔还会化现佛德三十二相，为密宗的上师说一些相似佛法，密宗的上师因为精神已经被天魔所控制，故对天魔所说的法，深信不疑。密宗的上师、弟子用五肉、五甘露所供养的“佛菩萨”，其实皆是山精、地祗、鬼神、夜叉、罗刹…等所冒充化现的，故有种种颜色，如：五色佛、五色文殊、五色菩萨、五色度母等等，并不是真正的佛菩萨。因为这些“佛菩萨”，都是由山精、鬼神、夜叉等化现假冒，所以这些邪恶生灵喜食世间最污秽之物如大小便、淫液精液与酒，及众生鲜血、鲜肉，因此密宗的上师要用五肉、五甘露供养他们，如果以清净素食之物、乃至煮熟之肉类供养，这些邪恶的鬼神夜叉就没有任何兴趣了。因此，密宗咒语所招来的所供养的“佛菩萨”并不是真正的佛菩萨，佛菩萨又如何会接受五肉、五甘露这些极度污秽的供养呢？

三、密宗甘露的作用

1、供养佛菩萨

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佛教一般是以香、花、果、灯、水等清净之物供养诸佛菩萨。密宗供养“佛菩萨”的供品，亦如印顺法师所说的就是这种“五肉”“五甘露”，可谓惊世骇俗。如密宗黄教至尊宗喀巴上师所说：

“（密宗修法的时候，要持咒）咒为“底叉摩诃卓答，阿北夏耶吽，岂利黑如迦耶毗摩黑，毗耶惹拶耶，底摩黑娑诃”，以此真言劝发勇识（以此真言引发“大乐”）。（还要用熏过的物品供养“佛菩萨”），所熏之物，铃论师谓：妇女染污之月经带，涂以五肉五甘露及猫粪，和以黑香，于颅杯（死人之头盖骨所造成之供盆）中烧炭火而熏。此是依物降智之法（用五肉、五甘露供养“佛菩萨”后，得到佛菩萨加持，而获得智慧）。”（《密宗道次第广论》宗喀巴 著339页）

2、制作甘露丸

密宗的甘露，还有一种用途就是制作“甘露丸”，交给信众服用，谓能获得各种世间法的利益，能增加“佛法”的证量。

3、密宗的上师狂妄地鼓吹甘露、甘露丸的种种作用

（1）将甘露放入死亡七日人的口中，可令彼还阳复活，故又称“不死长寿甘露”。

密宗的祖师鼓吹，甘露丸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那么事实如何呢？那么来看看密宗的宗教领袖——达赖的实际寿命：

达赖三世，活了46岁；达赖四世活了28岁；达赖五世，活了66岁；达赖六世，活了26岁；达赖七世，活了49岁；达赖八世，活了47岁；达赖九世，活了11岁；达赖十世，活了22岁；达赖十一世，活了18岁；达赖十二世，活了20岁。

在西藏密宗，达赖喇嘛被公认为是“观音转世”再来救度众生的，以宗教领袖的地位，却很少有能活过50岁的，寿命为什么这么短呢？如果甘露丸真的具有起死回生的效果，那为什么不给藏密宗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服用，以便让他“长生不老”，也省得再死后再寻找所谓的转世灵童了？

（2）能减轻众生的罪业，增加“佛法”的证量。

如宁玛巴第二世“法王”——敦珠“法王”开示说：

“见到、意想到、闻到、尝食到、影子照射到或触及到，如芝麻般大小极少量之殊胜甘露法药，刹那间本来需堕入三恶道之众生皆能转升三善道，更因得到以上见、想、闻、尝、触到甘露之殊胜功德而使自己的善因更为广大。”

服用甘露丸，并不能消除恶业，使人转生到三善道。

有关业报问题，《优婆塞戒经》卷第七，佛云：

“如有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定知善恶当有果报，是人能转重业为轻，轻者不受。若遭福田，遇善知识，修道修善，是人能转后世重罪，现世轻受。”

可见只有修戒、修心、修慧，才能消除恶业，使人转生到三善道。这才是佛教正理。譬如，《佛说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典故记载：

目连的母亲，因为“罪根深结”，生在饿鬼道中，不得饮食。神通第一的目连，也没有办法，于是，向世尊求救。世尊说，要救目连的母亲，光靠目连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目连母亲的困境。于是，命令目连，在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准备一些精致的生活用品、食物，来“供养十方，大德众僧”。于是7月15日这一天，“一切圣众，或得四道果，或六通自在，或十地菩萨”等一起来接受供养，为目连的母亲超度，目连的母亲才得以“脱一劫，饿鬼之苦”，往生到天上。

以目连、以及十地菩萨、世尊的力量，为什么不制作几颗甘露丸，在目连的母亲死的时候，交给她吃呢？

如《无修成就食解脱——甘露法药》（妙音龙多加参法王 著，普巴扎西活佛 译）中说：

“庸俗猪狗者，口触甘露丸如豌豆大，来世获得十八暇满身，即生证得遍知大觉果……甘露丸或粉佩身之功德者，莲师（莲花生）曰：‘于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佛前作无量供养，若将甘露丸或粉佩身，其功德超胜于彼。将甘露丸佩带颈上之功德，超胜修持三世诸佛之刹土者十万倍。……此食解脱甘露法药所化众生不依信心之有无，即使造杀业者或旁生等若食此甘露法药，一入其口，即清净所作诸罪，未来七世中生于佛法弘传之地而修持正法，究竟证得解脱果位。”

密宗之法王、上师、弟子以为，佩戴上师加持过的甘露丸，比供养无量的佛的功德还大，为服用甘露丸能增加“佛法”的证量，即使是一条狗，接触到甘露丸，来世也能“成佛”，完全是违背佛教经论的荒诞无稽之谈！

（3）服用污秽的甘露丸，能消除“分别心”。

密宗的上师弟子还以为，服食五肉、五甘露这些污秽之物制作的甘露丸，“所以要享用这些是（污秽之五肉、五甘露），为了破除行者对净与不净的执着与分别，因为一切原本皆是缘起性空的，另一方面是表示我们对‘佛’无量智慧的坚信。”

密宗的上师鼓吹：服用这些污秽的东西，是为了破除行者对净与不净的执着与分别，另一方面是表示我们对佛无量智慧的坚信。如是想要通过吃屎、喝尿、服用人肉，来消除净与不净的执着，完全是异想天开的荒唐做法，试问：精神病人吃屎喝尿，他的执着消除了吗？这样笼罩信众、弟子的荒唐说法，因为密宗的十四根本戒的缘故，弟子、信众皆不敢怀疑。须知，破除佛子对于净与不净的分别，要实证三界的一切法，无非是苦、空、无我，乃至实证三界的一切法，皆是自心所变、所显、所现，并不是实有的法，因此得以断除我见、我执，从而达到破除对于净与不净的执着的效果。而修行佛法，是要以智慧来建立信心的。先要闻信，通过听闻佛教正法、佛学原理，再来深入思维，现前观察，直到实证，产生证信。如是才能对佛无量智慧产生坚信。如是通过听命于大小上师的命令，不加思索，就吃屎喝尿，以为如此可以对佛无量智慧产生坚信，实在是很荒唐的做法！

四、结论

千百年来，密宗的上师，惯于先用十四根本戒，来操纵控制弟子的精神，再利用一些荒诞言论，蒙蔽笼罩信众，以达到获取名闻利养的目的。而一些不明真相的信众，对于这些用五肉、五甘露等污秽之物做成的甘露丸，还大把大把的掏钱购买，云何是有智慧的人？

末法时期，学佛的佛弟子根器不如古人，喜欢追求种种有为法有境界的法，因为贪着境界，又想投机取巧，不想努力修行，就能成就佛道。密宗正是利用了末法时期佛子的这个缺点，才造出甘露丸来迷惑众生，鼓吹吃吃甘露就不用修行，就能不堕三恶道。试问，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如果真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佛陀不给每个众生都吃一个？还需要地藏菩萨那么辛苦地在地狱度众生呢？

佛为救护末法时期的众生，破斥藏密上师饮酒啖肉广行淫秽，以食屎尿、男女淫液为甘露之加持，以及妄说一切法空、拔无因果，而在《楞严经》卷9里面说：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于明悟中得虚明性。其中忽然归向永灭。拨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长断灭解。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谤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于信心檀越。饮酒啖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疑谤。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一种俱空。破佛律仪误入人罪。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密宗各派，虽然也有上师免费提供甘露丸的，但是，上师制作甘露丸的主要目的是要获得钱财，试问，有哪一位密宗弟子从上师那里得到甘露丸，而不交供养的？密宗所搞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如果和大供养（钱财）联系在一起，如果剥掉他们所套用的佛教名词的外壳，则是触犯现有法律，构成诈骗行为的。

五、以下是当代密宗各派销售的甘露丸的统计资料：

◎一颗莲师亲制甘露母药丸（白玛灯登伏藏）。

◎ 吽噶拉大师之密衣药丸

◎ 毗卢遮那大师亲笔真迹（贝叶经片）

◎ 无垢光尊者之舍利

◎ 全知法王总集观音药丸

◎大伏藏师色拉阳智从铜色吉祥山迎请的甘露丸

◎ 吉杂仁波切之摧破金刚药丸

◎ 法身邬金贡波之舍利

◎ 法王龙朵加参仁波切开取神山时天降甘露丸

◎ 亚青极乐法会之天降舍利

◎ 亚青寺首批药丸

◎ 大伏藏师荣瑞多杰伏藏甘露丸

◎ 安藏加色之甘露药丸

◎ 新龙无垢伏藏药丸

◎ 曼达惹从圣地印度获得的二十七味药丸

◎ 虹化者白玛灯登的伏藏药丸

◎ 钦则旺波与昂翁来巴、曲集多杰洛珠等大德之会供品与长寿丸

◎ 嘛呢上师班玛色德亿遍观音心咒加持过的药丸

◎ 竹庆显现长寿佛的药丸

◎ 钦则旺波伏藏药丸

◎ 钦则色德之汇集药丸

◎ 钦则旺修久美不动药丸、金刚萨陲药丸、永断轮回药丸、总集善妙药丸、杂药丸

◎ 喇荣五明佛学院万僧加持过的多种殊胜甘露法药丸

◎ 喇荣五明佛学院极乐法会之天降舍利

◎ 喇荣五明佛学院法王如意宝上师药丸

◎ 喇荣五明佛学院之长寿法会长寿药丸

◎ 喇荣五明佛学院九五年大自在解脱丸二十一颗

◎ 文殊怙主昂翁来巴之不动药丸和观音药丸

◎ 道香多吉修持马头明王加持过的药丸

◎ 扎坚活佛十三亿观音心咒加持过的药丸

◎ 戴龙药丸

◎ 囊真药丸

◎ 珍宝药丸

◎ 芝蒙格西之药丸

◎ 德格甘珠尔净水药丸

◎ 增上意乐宝-即解脱药丸

◎ 宗藏寺之药丸

◎ 竹庆寺之观音药丸

◎ 噶托寺千僧药丸、万僧药丸

◎ 竹登寺千僧药丸

◎ 白玉寺之药丸

◎ 达科寺堪布西惹的舍利

◎ 达科寺堪布西惹加持过的药丸

◎ 杂噶寺道登活佛加持过的药丸

◎ 昌根寺德钦活佛加持过的药丸

◎ 拉本寺之药丸

◎ 萨迦法王之百石甘露、千石甘露

◎ 萨迦之百石药丸、万石药丸

◎ 八思巴之总集药丸

◎ 六世噶玛巴之药丸

◎ 八世噶玛巴之黑药丸

◎ 噶举派总集药丸

◎ 八蚌寺之药丸

◎ 马尔巴、岗波巴之舍利

◎ 格鲁巴总集药丸

灌  顶

灌顶是学习密法的起点，宗喀巴于《密宗道次第广论》中说：灌顶是修学密法之道基，故学密者须先受灌顶，方可修习密法；灌顶前，师徒之间须互相观察，若双方都觉得有缘而能与密法相应者，方行灌顶之事（《密宗道次第广论》（宗喀巴著，法尊法师译，妙吉祥出版社1986.6.20.精装版）160、163页）。

依密宗的传统，灌顶之事极其慎重，乃至有观察至十二年的，此郑重其事的原因，乃因不愿密宗双身法的“密法”被外界所悉，以免遭到社会大众的批判。然而今天的密宗，传灌顶时，大多不是正轨的灌顶，皆已形式化：唯将法器高举示现与受灌者观见，便认作已灌顶完成。

密宗的灌顶级别，各派都有所不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简单的来说，灌顶主要有四种：一者因灌，二者瓶灌，三者密灌，四者第四灌。因灌及瓶灌属于生起次第，因此有时因灌与瓶灌合并举行；密灌和第四灌属于圆满次第之灌顶。

一、因灌

密宗正规的“因灌顶”，首先要建立坛城，在坛城内安放密教的本尊（鬼神像）和装有水的瓶子，瓶中的水，上师先要观想“报身佛”（密宗的“佛”）搂抱明妃（密宗把用来和上师合修男女双身法的女性，称为“明妃”）在瓶中交媾，观想从明妃的性器官流出淫液落入瓶中，这样瓶中的水就变成了“甘露”。只有瓶中的水“变成甘露”以后，再用来为密宗行者灌顶，如此方能得灌，否则不能得灌，不能得灌就无法进入密宗的大门学习密法。获得“甘露”以后，上师还要为受灌顶者略说密宗男女双身法的“殊胜”之处，令学者生起欢喜信乐之心。然后上师再将瓶中的水洒在弟子的头顶上，为弟子灌顶，这就是因灌，因灌需要使用水来来灌顶，因此又叫“水灌顶”。 （参考《密宗道次第广论》356～358页）

二、瓶灌顶

瓶灌顶，不用外面的水来灌顶，完全由上师借助观想来为弟子灌顶，因此也称“内灌顶”。关于瓶灌，宗喀巴如是说：

“上师于观想……弟子入自口中，从金刚路（密宗将上师的尿道，称为‘金刚路’）出住明妃莲华（密宗将明妃的阴户称为‘莲花’）之中。次想……诸‘如来’明妃等至（密宗将上师与明妃行淫、生起淫乐而到达高潮，名为‘等至’），大贪（贪受性高潮而射精）溶化，（‘如来’和明妃的混合淫液）从毗卢门灌入（自己之）顶（门）中，随金刚路（尿道）出菩提心（流出‘如来’和明妃的混合淫液），（混合淫液射入明妃阴户内）而为莲华之上生，为（观想所成的住在明妃阴户的）天身弟子灌顶。”（《密宗道次第广论》356～357页）

在传授内灌顶的时候，上师在心中观想：接受灌顶的弟子，由上师的口中进入上师的身体内，再从上师的尿道出来，进入明妃的阴户中。然后上师继续观想：“佛”和明妃行淫，流出混合的淫液（密宗将混合的男女淫液称之为“菩提心”），这些淫液从上师自己的头顶流入体内，再从尿道流出，射入明妃的阴户内，为住在阴户内的弟子灌顶。

如是密灌，皆依观想而作灌顶，不见有外相之水灌顶，层次虽同于因灌，但别立灌顶名为内灌顶。一般而言，密宗行者认为能受此灌顶的人，较诸一般所受之水灌顶为胜。

三、密灌顶

弟子欲受此灌顶之前，必须已先随上师修成风瑜伽（气功），并能自由提降明点（密宗将精液等称为“明点”，上师利用气功，能使自己的精液在气脉内上下运动，称为“提降明点”）欲修成风瑜伽，要练习九节佛风、宝瓶气，求打通气脉，然后明点才能在气脉中运行，通过明点在气脉中流动，来引发全身的“大乐”。

九节佛风的练习，先由右鼻孔吸气，然后再左鼻孔呼出；再左鼻孔吸，右鼻孔出；再两鼻孔吸，两鼻孔出气。吸气时，观想白光进来，白光代表一切宇宙清净的风，然后吸进来，在你的身上脐下丹田部位作旋转，然后呼出黑气业障（密宗之徒认为这样能够消业，真是无稽之谈），这是风息的练习。做完九节佛风一遍、二遍、三遍，最后才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清净风全部吸入你的身体之中，然后闭住气不要呼出来，不呼出来就变成了宝瓶气。不呼出来时，就等于所有的风在身体里面做一个运转。这时五轮都要转，也就是眉心轮、喉轮、心轮、脐轮和密轮全部都要转，跟着风息在旋转，这是宝瓶气的基础。风瑜珈练成，打通气脉以后，在日后接受灌顶、修习双身法的时候，就可以借助宝瓶气推动明点（精液以及身体内微细的体液），在气脉内运行，以便将性高潮扩充到全身，而且，借助风瑜珈，还可以延续性高潮而不射精的时间，以增加性快感（此风瑜珈完全是气功，和佛法的修证无关）。具备了这些条件，方可受此灌顶。

在灌顶之前，先要寻找具相（要容貌娇好，具有性技巧等适合修习男女双修）的明妃，按照明妃的相貌，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别：

1、具兽女：上身乳坚实，下身丰腴紧密，腰细，步态悠闲，见男子时目不瞬眨，其体气及密处有麝香味。

2、具螺女：总相为骨粗，肉滑软，脐有右旋螺纹，身力大、迅捷，音清亮快疾。

3、具象女：总相为身肉丰腴，身肢短，力大，眼小，耳长且大，出汗时其味极馥，聪慧寡欲，蜂常缠（绕）之。

4、具纹女：肉色微红，脐上有三竖纹，眉间有一竖纹，诸肢节纤长，身肢多有吉祥纹者大吉，护爱孺，如此者应特赞许。

5、众相女：具四种功德，或具二、三种功德。其它教授中亦有为具牛女，此女与具象女同一性相。（出自密宗萨迦派根本经典《道果——金刚句偈注》）

找到符合条件的明妃后，要让她们接受三昧耶戒（密宗自创的戒律），发誓不泄漏男女双修的秘密，并恐吓说如果泄密则会入密宗自创的金刚地狱。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明妃来修双身法灌顶，求法弟子，也可以将自己的的姐妹、女儿、妻子奉献给上师，作为灌顶明妃使用，如宗喀巴如是说：

“……（弟子）以具足三昧耶之智慧母（受过密宗戒律的明妃），生处无坏（女阴部完好无坏）、年满十二等之童女奉献师长（年满十二岁至二十岁童女九人奉献与师长，供上师合修双身法）同乐而作供养。‘等’字谓十二岁一人、十三岁一人、…乃至满二十岁一人，共为九人。如《大印空点》第二云：‘贤首纤长目，容貌妙庄严（容貌必须美丽），十二或十六（年岁须在满十二或满十六岁之间），难得可二十（若有困难者，则可用满二十岁之未婚女人奉献师长行乐，以取得师长欢心）。廿上为余印（若超过二十岁以上者，可作他用，不适合用来作秘密灌顶），令悉地远离。姊妹或自女，或妻奉师长（还可以将自己的姐妹、女儿，妻子奉献给上师合修双身法，作为灌顶明妃使用。）’”（《密宗道次第广论》376页）

关于密灌的灌顶，宗喀巴继续开示说：“为讲经等所传后密灌顶，谓由师长与自十二至二十岁九明等至（由传授灌顶的上师，与十二岁至二十岁各种不同年龄的九位明妃，一一与之交合而同入性高潮后，一一射精于明妃下体中，再收集男女混合的淫液），俱种（上师与明妃混合后的淫液，俱有男女双方的种子）金刚（此淫液名为“金刚菩提心”）注（入）弟子口中，依彼灌顶。”（《密宗道次第广论》399～400页）

宗喀巴于《密宗道次第广论》中说，此灌顶时，由上师与十二岁至二十岁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九位明妃，一一与之交合而同入性高潮中，而后一一射精于明妃下体中，而后收集上师与明妃混合后之淫液，再将此淫液注入弟子口中，名为灌顶。密灌顶的过程中，上师在现场表演和明妃淫合，并告知受灌之弟子，令弟子了知种种女人之性欲差别，则受灌之弟子成为金刚上师之后，将来为异性弟子灌秘密顶时，能知如何令其种种不同种类之女弟子达于性高潮、而体会其中淫触之乐空不二等，受灌弟子由此缘故而取得阿阇梨（上师）资格之秘密灌顶。是故密灌必须以男女淫液之混合液作为甘露而灌顶，若不具备此二密物（男上师之精液白菩提心及明妃之淫液红菩提心）者，则密灌即成不实，不能成就灌顶功德，不名得灌。

宗喀巴如是说，传授第三秘密灌顶之最主要目的，乃在于令弟子成为可以修学密宗双身合修法之“道器”；藉由秘密灌顶之理论说明，及其内容说明，令弟子信受其法，不生怀疑而领解之，准备起修双身法，此是第三灌密灌的主要目的。

四、第四灌

第四灌乃是弟子完成第三密灌之后，亲自与明妃第一次合修男女双身法。第三灌密灌，弟子自身尚未能亲自与异性合修，唯尝上师与明妃之红白菩提心（混合淫液）而生“乐”，故欲进一步学习密法，需要继续接受灌顶。

在第三灌，上师虽已对双身法之道理加以解说，仍恐弟子于男女双修的实修细节上之种种方便善巧及其理论未能完全了知，故需要第四灌。

宗喀巴强调，须得此第三灌顶之后，方能进修第四灌顶；密宗的弟子，由上师亲自在第四灌中具体指导其实修双身法以后，方能与他人共修无上瑜伽之乐空双运。若未与上师入第四灌顶坛，接受上师之“临床”（临坛）亲自指导，而径行与他人合修双身法者，即是违犯禁行戒，违犯密宗自创的十四根本戒；依密宗之说法，此人必下密宗自创的“金刚”地狱。

密宗谓受上师第四灌顶之后，可“修证”双身法，方能证得乐空不二之即身成佛的“智慧”。从此便可通达密宗一切经典，方能成为真正有证量之金刚上师，第四灌是实修无上瑜伽的基础，通达第四灌便知密宗一切修行法门之密意及实修之法。

密宗的上师开示说：接受第四灌顶就可以成为“初地菩萨”，所以密宗行者有许多人接受第四灌顶而与明妃作第一次之双身法合修之后，他们就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初地菩萨”，因而轻视显教（佛教）之修行者证量粗浅。密宗有的宗派，认为灌顶所获得的“果位”还要高，例如：密宗萨迦派的根本经典《道果--金刚句偈注》认为：瓶灌可证得初地至六地之化身果德，密灌可证得七地至十地之果德，第四灌可以究竟成佛。根据佛教的理论，实证初地菩萨，必须在开悟后，明心见性见道证得第八识阿赖耶基础上，永伏性障如阿罗汉，再修学别相智及一切种智，具足了知八识心王之五法、三自性、七种第一义、七种性自性、二种无我，勇发十无尽愿而不退转，如是才能入初地。密宗所推崇的龙树菩萨，佛在《楞枷经》中也只是授记他证得初地菩萨而已，尚且没有“即身成佛”，何况密宗的祖师？由此可见，密宗的上师弟子，所证的“初地菩萨”，完全不是佛教的初地菩萨，密宗只是套用佛法的名词而已。

五、无上瑜伽

密宗弟子受第四灌顶后，必须另择时地进一步实修无上瑜珈，来“即身成佛”。正修无上瑜珈的时间，每天至少须经历八个时辰（一个时辰为二小时），如宗喀巴要求弟子要整日、整月、整年、整劫地修习。密宗各大派的四大部修法，即是事部、行部、瑜珈部、无上瑜珈部。无上瑜珈，是密宗各大派都有的法。

密宗的无上瑜伽部，有二：一为光明大手印，属于明空双运；二为双身修法，属于事业部之乐空双运。光明大手印之明体修证，详见密宗《椎击三要》《祝拔宗大手印》《修心七要》《大圆满最胜心中心引导略要》等著作。皆是以意识觉知心之一念不生、不起执着攀缘、不对诸法起语言思想上之分别，心中认定一切法缘起性空；说能如是长时安住者，即是证得光明大手印，如是境界谓是密宗之见道初地境界，亦有谓为已成究竟佛道者，其实皆是外于自心真如而建立的虚妄法，根本不是禅宗开悟悟得如来藏的境界，还是落在意识境界里面。

无上瑜珈之乐空双运，即是乐空不二之修法，乃是密宗的上师在第四灌顶后，与明妃合修的法。宗喀巴于《密宗道次第广论》中，说无上瑜伽乃果续之瑜伽部修法，并言修习此双身法者，一世即能成佛。密宗之即身成佛理论，完全根源于此男女合修之双身法，而将来成佛时之庄严报身亦是男女坐姿交合受乐之双身像。无上瑜珈之乐空双运乃密宗各大派皆有之思想，亦是密宗一切宗派之根本思想；东密虽已不外传此法，然其根本经典亦仍具载此法。西藏密宗一切宗派之修行理论，及实修之法门，悉皆以此男女双身合修之法门为最后标的，无一宗派能自外于此双身修法。无上瑜珈的具体修法：“…如鬘论云：‘由慧合吉祥，正表示真实，从金刚跏趺，心入摩尼中。’……谓四喜中立俱生智为此慧智。生起之时，谓菩提心至金刚摩尼未出之际（谓精液已因性高潮而出至龟头，将出而未出之际）。金刚跏趺，谓住摩尼、二鼻孔内停息之时（所谓金刚跏趺者，是说乐触极大、令精液出至龟头而以气功令不射出，使乐触极强而不中断，几至不能忍受故令鼻息停止之时，即名金刚跏趺）。毳衣大师说生时与体性同前，四欢喜中，说于胜喜、离喜、中间而生。萨惹哈师亦说俱生智为第三灌顶。若传女子灌顶，‘于金刚处（于男性阳具之处）’当知为莲（应当了知于女性而言即是阴户）。此如妙吉祥口授论第三灌顶时云：‘由虚空界金刚合，具正眼者生大乐；若于正喜离欲喜，见二中间远离坚。莲空（阴户内空无一物故名莲空）金刚（阳具坚挺故名金刚）摩尼（勃起时之龟头）宝（此句谓：女性之莲花空性与男性之金刚摩尼宝贝），莲藏二合金刚趺（莲花与金刚摩尼二者相合而至极乐、鼻息暂停之时），若时见心入摩尼（若于彼时能亲见菩提心精液进入龟头而不射精，永住其大乐境界之中），知彼安乐即为智（此时了知彼乐及空者，即是证得佛法之智慧）；此是圆满次第道（此是圆满佛法次第之修行法门），最胜师长共宣说（佛教中最殊胜之师长皆共同宣说这个胜妙法门）。‘贪、离贪’中皆无得（住于大乐中而观察：于此乐生起贪或离贪之中，其实皆是无所得法，乐触亦无形色故），刹那妙智于彼显（于到达第四喜之大乐生起之刹那中，妙智就于大乐之中显现），八时一日或一月（学密宗佛法之人应于每日之八个时辰中，或整日、整整一个月中），年劫千劫受此智（乃至整整一年、一劫、千劫而正受此大乐与智慧）。’正灌顶时受须臾顷（正受秘密灌顶之时，所受此种快乐只有在舌尝“甘露”之刹那领受之），正修习时、长时领受经八时等（真正付诸实行而与异性合修时，则应长时间领受此乐，必须长至连续八个时辰。等者，乃谓应于整日、整月、整年、整劫、千劫而领受此乐）。”（《密宗道次第广论》383～384页）

无上瑜珈即是密宗的的核心修法，此前所修的念咒、脉气、拙火、明点等等，都是为最后的男女双修无上瑜珈服务的。密宗的上师谓修此无上瑜珈，在男女双修的时候，借助气脉、明点、拙火，将“性快感”扩充到全身，如是长时间住于性高潮之中，于觉受性快感之时，起心观察此时心里没有杂念，只有快感，起心观察除了性快感，其他一切都是“空”，名为“即身成佛”，因为借助气功、拙火、明点等能令性高潮的大乐触遍全身，即名“成就正遍知觉”，因为有此“大乐”作为果报故，故密宗的祖师说其所证之“佛果”为“报身佛”。此法门即是密宗一切宗派共有之无上瑜伽“即身成佛”的法门。

佛子须知，佛教的报身佛的修证和密宗无上瑜珈修法完全不同。佛子欲证得诸佛圆满的报身，需要经历三大无量劫的修证，证得一切种智和无量的禅定三昧，还须修积无量的福德资粮，并经由等觉位位于一百劫修积佛地的三十二相好，最终才能在色究竟天上，现起圆满的报身。诸佛报身成佛的时候都是在色究竟天，都是在色界，不是在欲界。释迦牟尼佛在欲界成佛，那是化身示现成佛，不是报身成佛。正如《大乘入楞伽经》“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说：“云何于欲界，不成等正觉？何故色究竟，离染得菩提。……云何欲界中，修行不成佛？

　而于色究竟，乃升等正觉。”因此，密宗的男女双修即身所成的“佛”，决不是佛教的“佛”，尽管他们自称为佛！

密宗之徒鼓吹借助无上瑜伽，除了“即身成佛”以外，还可以修成虹光身，此亦属妄想。密宗利用脉气（气功）、明点、男女双修法，能谓将身体化光，死后仅仅留下指甲、毛发等，谓为虹光成就。如果密宗真有所谓的“虹光成就”，实则是借助气功所产生的灵热，身体自焚而已。密宗所言上师之不死虹身，多是时日渐久之后，以讹传讹之渲染附会传说，以之笼罩众生而起其信尔，并无实质之虹光身可言。因此，密宗所谓的虹光成就，与佛身无关，与佛法的证量无关，乃是笼罩世人的外道法。

密宗的上师说女人因有女阴而能助人证得乐空不二“佛智”，故以女人及女阴代表智慧，故不许任何人诽谤“女人代表智慧”之语。密宗以此第四灌之因，是故能证得第四喜，宗喀巴说：双身法之淫乐所得的身中之淫乐乃是俱生之乐，是常住实法。又言修至佛地时，方能令此淫乐之第四喜大乐常存，如是而得常乐果报，故密宗以此境界为“报身佛”之境界——常受此淫乐果报故。密宗由如是修证之证量故，动辄自谓已经“即身成佛”，而嘲笑汉地的菩萨为证量粗浅。淫乐固然与身俱生，然不是常住法。淫欲是三界中最低级粗重的贪着，佛于四阿含中说八解脱门，谓世间之人若修得初禅，即能解脱于欲界之系缚；三世诸佛于度声闻人成阿罗汉之后，彼诸阿罗汉必皆永离女人，必永离异性贪爱及淫欲；何况已证佛菩提圆满之两足尊，怎么可能在成佛之后复以双身抱女之交合受淫乐相作为其庄严报身？密宗行者之见邪谬至此，而竟无人自知邪谬，乃竟妄言：“释迦佛之法身毗卢遮那佛传授《大日经》之双身修法与密宗，令密宗行者可以即身成佛。”如是虚言，怪诞已极，实是谤佛之言也！

佛教真正的在家菩萨，固然示现有妻子儿女，但是这仅仅为了酬其宿缘，以及为了示现眷属圆满、众缘具足，也为了显现菩萨生理正常——示现具足性能力而离欲。以此表示，菩萨娶妻生子，不是因为贪着淫欲。菩萨尚且如是，何况诸佛？诸佛怎么可能再传与佛菩提道完全背道而驰的淫乐修法？怎么可能以交抱女人常受淫乐之双身相为其庄严报身之真实果报？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此，密宗祖师所说的“以欲止欲”之说，是邪说，是完全不可信的。

密宗所谓的具格上师，具有给人灌顶资格的上师，无不修习此无上瑜珈男女双修法，才有能力给弟子灌顶，并指导弟子进一步实修无上瑜珈。西藏密宗所谓的密法之“密”，不仅是指修法秘密，而且也是上师和异性弟子之间永恒的秘密。密宗的“密法”由于历代上师的严格保密，再加上密宗的严厉的“规矩”——要有传承，要受过高级灌顶，要严守密戒，弟子对于“密”先要深信不疑以后，才能得到密法的真传。因此，密法虽然流传了一千余年，广大佛子，却始终无法了解西藏密宗的核心法义。

佛弟子千万莫要受密宗的祖师欺骗，而信、传、修习密宗的淫邪修法。学佛者若入此灌顶坛而与上师合修第四灌顶法，师徒二人俱破邪淫重戒，必下地狱受无量世尤重纯苦。复次，于世间法而言，如是行为亦为乱伦之行，师徒共行邪淫，违背三纲五常，人伦之所不容。尚不能合乎人伦，如何而有资格修学佛教的般若智慧呢？无斯理也。末法时期，多有佛子被密宗的淫邪双身法所迷惑，故世尊在《楞严经》卷9作出预言：“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推究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处。彼无知者信是秽言。此名蛊毒魇胜恶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

密宗的上师，将男女双修，誉为“无上瑜伽”，将男女之间的淫行双身修法，套上佛法的名相，谓通过男女之间两性器官——“男女二根”——来行淫，能够证得佛地的涅盘，即身成佛，正是世尊所破斥的“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处”。世尊还进一步的说：“阿难当知，是十种魔，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觉，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则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命终之后毕为魔民，失正遍知堕无间狱。”

当知，末法时期，密宗的出家上师，往往大妄语说多少上师已经“即身成佛”，赞叹淫行可以“即身成佛”，并和异性弟子长时间用淫行来“证佛道”，正是世尊所破斥的：“皆言已成正遍知觉”“赞叹淫欲”“淫淫相传”！

任何时候，佛弟子都要牢记世尊在涅盘前的叮嘱“以戒为师”，牢记世尊在《楞严经》中所说：

“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成热沙。何以故？此非饭本，石沙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盘何路修证？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西藏的密宗，本质是套上佛法名相的外道法。他们虽然建造寺庙，供养佛像，虽然号称先“显”后“密”，显教（佛教）是密教的基础，但是，他们所说的“佛教理论”却完全是对佛法的曲解，寺庙、佛像、佛经只不过是西藏密教的“门面”，等进了这个“门面”以后所修的“密”，诸如：观想、咒语、手印、明点、气脉、灌顶、无上瑜伽、息增怀诛、破瓦法、夺舍法、中阴救度法、密宗自创的经典等等，都违背佛教的经典，都和佛教所修的无我智慧、般若智慧完全无关，却大妄语鼓吹为可以“即身成佛”的顶级“佛法”，试问，释迦牟尼佛授记的未来佛是弥勒佛，密宗的上师哪一个已经成佛了呢？那么他的佛号是什么？他的国土在哪里？他讲的什么经典？他转法轮度弟子多少？他何时涅盘？他授记的未来佛又是谁？

一切佛子，皆可以《楞严经》对比密宗的密法，以鉴别正邪，将外道邪法驱逐于佛门之外，如此佛教保持清净、和谐、无诤可也！

密宗的中阴救度法

西藏密宗的上师索甲“仁波切”，于1992年，写作的《西藏生死书》，在欧美畅销，此书后来译为汉语后出版。客观的来说，也的确有人，因为读了《西藏生死书》，而对佛教产生兴趣的。虽然如此，《西藏生死书》的许多内容却是违背佛教经教的。《西藏生死书》主要是根据西藏密宗的教主莲花生所编造的《西藏度亡经》写成的。《西藏度亡经》里面有很多是违背佛理的邪见，略举例如下：

“（人死后的）第一天：……（人死后的中阴身由昏迷清醒以后）那时候，你（中阴身）将见到的种种现象，将是种种光焰与诸部圣尊。那时候，整个天空将呈现一片深蓝之色。那时候，将有浑身白色，手执八座法轮，坐在狮子座上，有虚空佛母相抱的毗卢遮那世尊，由名叫‘种子撒播’的中大区域向你显现出来。这是集合而成本然状态的色蕴，其光蓝色。有蓝色、透明、灿烂的法界智光，从身为父母的毗卢遮那世尊心中向你放射而来，其光热列异常，使你几乎难以逼视。……你应勤恳观想毗卢遮那世尊，并跟着祷告（并祈求加持）……热切虚心恳祷之后，你就可以在虹光轮中进入毗卢遮那世尊心里而证报身佛果，安住中央密严佛土。”

“（人死后的）第四天，将有火大本色之红光，前来照射。当此之时，西方极乐世界将有全身红色、手持妙宝莲花，坐于孔雀宝座上，且有白衣佛母互相拥抱的阿弥陀佛，携同观音菩萨与文殊菩萨及其眷属持琴与持灯两位女菩萨，共计六位菩提之身，从一虹光轮中放光照临你的面前。此种作为妙观察智光的受蕴本色，出自神圣父母阿弥陀佛的心中，直照你心，其光红色，闪亮透明，且有种种光球及其卫星光球照耀其间，极其夺目，使你几乎难以正视，……（你应该）一心顶礼（并祈求加持）……你以如此深切信心恳祈之后，就可契入身在虹光轮里的神圣父母阿弥陀佛心中，证得报身佛果，安住西方极乐世界佛土。”

“（人死后的）第七日，有‘圣尊’名‘地居持明’者，其身白色，面带微笑光焰，手执偃月宝刀以及满贮血液之人头盖骨，右手高举结降服手印，由白色达吉尼天母拥抱着，从大圆相之东方，一路舞蹈而来，放光照射。又有持明圣尊名掌寿威权者，其身黄色，面带微笑光焰，手执偃月宝刀以及满贮血液之人头盖骨，右时高举结降服手印，由黄色空行天母拥抱着，从大圆相之南方，一路舞蹈而来，放光照射。……从五位持明主尊心中放出，向你的心中射来，其光五色，闪烁震动，犹如色丝，透明而又光耀，令人畏，且十分强烈，使你的眼睛难以忍受。……当此之时，你不但不应骇怕炽烈的五色智光，而且要明白那是你自己的智慧之光。在此五色智光之中，将有法尔的实相之声，犹如千雷齐吼一般地排山倒海而来，使得整个宇宙回荡震颤不已，而在此种巨响之中，复有可怖的‘杀呀！杀呀！’以及令人生畏的密咒之声，交织其间。不要惊慌，不要畏惧，不必逃跑。要知这些只是你的内在光明的智性功能而已。……你应至诚信受明亮耀目的五色光焰，一心一意转向那些圣尊，那些持明的征服者。你在心中如此祷念……至诚的信念祈愿之后，一定可在虹光之中融入持明诸尊心中往生清净的极乐世界。”（《西藏度亡经》莲花生著，徐进夫译，天华出版公司1985再版，53～73页）

以上莲花生杜撰的《西藏度亡经》违背佛教教理之处，略评点如下：

1、佛教经典中所说的究竟清净之佛，到了《西藏度亡经》里面，都变成了搂抱女人，享受淫乐的双身“佛”。密宗的“佛”都是常抱女人交合受乐之相，一切显教中清净之佛，到了密宗这里，都成了淫秽之双身“佛”。密宗的“佛”，往往是三头六臂，青面獠牙，脚踏人头，手抱女人交合的“佛”，其实都是凶恶且喜欢邪淫、血食的鬼神、夜叉、罗刹所化现的。

密宗之法淫秽至此。色界初禅天以上之一切凡夫天人，即已远离男女相，为什么密宗的“法身佛”尚不能远离男女欲之触受？为什么密宗的“报身佛、化身佛”尚不能远离男女淫欲？

2、莲花生所说的中阴身融入“佛”的心里，就能证得报身佛果，乃是妄想！一切有情的本心都不能也无法互相融入。本心之内，集藏了有情自身无始劫以来所有善恶业的业种，如果能够互相融入的话，那么必然会导致因果错乱。报身佛的成就，需要佛子在开悟明心以后，再实证地上菩萨的无生法忍，究竟断除烦恼障，至等觉位尚须百劫修集佛地的相好，最后身菩萨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眼见佛性，顿断最后一分所知障无明，金刚喻定现前的时候，才能现起庄严的报身。如何能够以中阴身融入佛心来实证报身佛？决无是理也！

3、莲花生所说的往生极乐世界违背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示的净土经典。莲花生说，在中阴身阶段的第四天，阿弥陀佛拥抱着白衣“佛母”（明妃），放射红光来照射中阴身，中阴身融入红光轮里面，就证得了报身佛，而往生极乐世界。所说明显违背佛教的净土经典。一者，极乐世界没有女子，那里来的白衣“佛母”呢？又哪部净土经典说阿弥陀佛拥抱“佛母”接引众生？二者，念佛人要往生极乐世界，需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才能够往生。譬如《佛说阿弥陀经》中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三者，净土经典亦说行者应当一心不乱念佛，如是求生极乐世界。可见，诸佛绝不会整日无聊没事、每日商量派一尊佛轮流来行者之前示现。四者，即使往生极乐世界，还是要随阿弥陀佛闻法、修行，经过长劫的修行，才能证得等觉位，尚且还没有成佛，并不是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已经成佛。

4、莲花生谓死后第七天的中阴身状态，有“实相”之声，犹如千雷齐吼一般地排山倒海而来，使得整个宇宙回荡震颤不已。须知佛教所说的诸法实相——如来藏，实相无相，不可见，更何可闻？因此莲花生所说的“千雷齐吼”之“实相之声”违背佛教的实相之理。

5、莲花生所说之密宗的“佛”所放的“妙观察智光”“五色智光”等光，乃是密宗上师在修习第四喜淫乐时所化的光，与佛教修证之断我见、我执无关，与佛教所修证之般若智慧无关。

莲花生所谓的见“光”、见“声”以后，融入“佛光”，来证得报身佛，正是世尊在《金刚经》里面批判的“若以色见我，若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6、莲花生所著《西藏度亡经》中所说的中阴身在第七天所见之搂抱“天母”的“持明部诸尊”，并手执偃月宝刀以及满贮血液之人头盖骨，由是观之，可知此等“圣尊”，皆是藏地一些喜好淫乐及生鲜血食的夜叉、罗刹、鬼魅所示现，岂有诸佛菩萨及圣者搂抱女人且喜欢血食者？岂有“佛菩萨”会手执宝刀及众生之骨血，于放光之时，竟有“可怖的‘杀呀！杀呀！’以及令人生畏的密咒之声，交织其间”者？这已经很明确的说明了密宗所崇奉之“佛、菩萨、持明诸部尊”等，其实都是夜叉、罗刹、鬼魅等所化现的。可怜密宗的信徒并不知道真相，还精进修行，期望能死后往生到那些罗刹、夜叉等所住之“净土”中，与罗刹、夜叉等为伍！

7、《西藏度亡经》所说的种种有关中阴身阶段的内容，与佛教《阿含经》所说不符。佛于阿含经中说：“善人之死，如美梦之中见诸天女围绕，心生爱乐，遂生欲界天中；五戒不犯之人死时，如眠熟不觉，于中阴身中现起觉知之时，方知自己已死，无诸苦患。谤佛谤法谤僧，以及将诸外道法入佛法中者（如密宗之以外道性力派双身修法引入佛门之中，妄说为最究竟佛法）者，死前受诸痛苦，然后极重闷绝，故正死之时完全无知；逮至觉知心复现之时，已在地狱中受苦，不经中阴阶段，故唯有死前受苦，正死之时并无所谓地水火风空识分离之种种痛苦。”

故《西藏度亡经》所说的种种有关中阴身阶段的内容，与佛教经典所说的完全不同。

而根据莲花生臆造的《西藏度亡经》写就《西藏生死书》的索甲“仁波切”，因为受莲花生邪见的误导，在美国性侵害诸多女弟子，被她们告上法庭，索赔1000万美金，后来达成庭外和解。

因此，西藏密宗根据莲花生所造之《西藏度亡经》编造的中阴救度法，荒谬无稽，乃是密宗上师个人妄想编造的“佛法”，所说完全不符合佛教经典，完全违背佛说，有智佛子不当信受也。

佛教大德对于西藏密宗的态度

历史上，有关佛教和密教的关系，太虚大师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1937年）在汉藏教理院演讲稿《汉藏教理融会谈》一文里面说：

“再讲显密问题。显密所以成为问题者，是由于密咒兴盛，而批判其余一切教法为浅显，成为显密对立，所以发生了问题。本来、密教传到中国也是很早的，大概在六朝时候吧，便有了杂密的经典输入。但是、真正的建立密教，还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当时有名的人物，如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都是专门宏扬密教的上师（唐朝的密宗，简称‘唐密’）。并且在这时，（唐密）也传去了日本。中国的佛法，因为经过了唐武宗的毁灭，密教（唐密）也就一蹶不振，继之而起的是不立文字的禅宗。一直到了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密宗（西藏的密宗，简称‘藏密’），在北方五台山等处也有很多密宗寺院；但多是喇嘛，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说汉土民间信仰只属禅宗等；其焰口和其他的密咒，虽普遍于民间，为社会的风俗信仰，然非寺中修习的正课，如禅门日诵中的密咒，不过是附属的一种助行罢了。在民国六七年前，还没有所谓显密问题。近年来，因为密教的勃兴，一方面有由日本而输入中国的东密、台密，一方面由蒙藏关系的密切，而传来黄、红、白各派的藏密。汉地佛教有了密教而占有重要地位，形成显密对立的状态，因而又产生所谓显密问题了。”

这就是说，在历史上，中国内地唐朝的密宗（唐密），经唐武宗灭佛以后，唐密宗也就失传了。此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的密宗，乃是西藏的密宗（藏密）。“宋、元、明、清”各朝，中国的佛教界禅宗兴盛，和西藏密宗并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因此对藏密也没有什么了解，因为没有了解接触更谈不上来批判密宗，即使放焰口、密咒普遍于民间，但那也不是寺中主课，仅仅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形式罢了。等到了民国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因为日军侵华，东密（日本的密宗）随着日军势力传入中国；另一方面西藏的九世班禅、诺那“活佛”因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争权夺利失势，为避免遭到达赖喇嘛的毒手，逃到汉地来传播密法，在这个时候，西藏密宗的“密法”，才被汉地的佛教界有所接触了解。此后，太虚法师的弟子法尊到了西藏，将藏密黄教宗喀巴的著作部分汉译以后，汉地佛教界才算是比较深入的了解了藏密的一些法义。因此，现时所谓的密宗、密教，即是指西藏的密宗、密教。而因西藏密宗自夸是能教人“即身成佛”的顶级“佛法”，鼓吹“显教（佛教）是密教的基础”，因而轻视显教。部分汉地的僧人也以为藏密的上师弟子，既是学佛之人必不会妄语，于是就信以为真而仰慕之，不仅学密，也随着密教之徒贬低显教的教法浅显，由此形成显密对立的状态，因此才产生了所谓“显密问题”。

民国时期，藏密传入内地，因此才有佛教的各位大德就自己所接触了解的密宗，各有看法，略述如下：

一、民国佛教四大德之一——印光法师对密宗的态度

1、以下摘自大醒法师所写的《永思集?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见《印光大师年谱?66岁》）一文，可见印光法师对密宗的态度：

“……（大醒法师拜见印光大师时，宾主）问讯顶礼后，对面坐下，说了几句仰慕的话，（印光）大师就开始批评大勇、显荫二师不应修习密宗（大勇、显荫法师都是当时佛教界的骨干人物）。他说的道理当然亦有他的见地。他说中国现在有的禅宗、净土宗以及研究教义的天台、贤首等法门，何一不可以学习，偏要到日本去学密法！他老说这话的时候，潮州王弘愿正在南方大传其法，大授其徒。一方听说日本僧侣是所谓带妻食肉的，因为他老爱惜的显荫又恰恰死在高野山，于是他可以说完全不赞成，甚至反对别人习学密宗。”

2、以下是《印光大师致龚宗元居士书（信）》中流露出印光大师对于密宗的态度。

“宗元居士鉴：（因宗元居士念佛之余又学密宗，故印光大师在信中说）而密宗语气甚大，危险之极。汝且专注于信愿念佛一门，而辅之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自行，复以化他，则可决定往生矣！”

3、以下是《追念印光大师》中记载的印光大师对于密宗的态度。

《印光大师永思集之怆辞》之《追念印光大师》一文，袁希濂著（袁希濂，近代上海宝山人，创办“城南文社”，与弘一法师至交。）在文中袁希濂如是说：

“余在五十二岁时，绝对不信佛法，是年秋，得《安士全书》而读之，始知佛法之圆融，佛力之宏大，于是稍稍念佛。……是年腊月二十日起，余从余之根本上师持松阿阇黎，学习密宗十八道加行暨十八道正行，以及施食灵供等法，至翌年二月初八日圆满。复至（印光）师处，师已知之，谓：‘密宗易得神通，易着魔障，汝其慎之，如能舍弃密宗，专持净土，则尤妙也’云云。嗣后每见一次，必问：‘汝仍修密法乎？慎之慎之！’……余时往顶礼，师必殷殷慰问，并云‘闻汝虽为律师，尚能劝人息讼，甚好甚好。以汝不贪不瞋，故学密而不上魔也，然汝仍须慎之，切勿劝人学密’云云。”

结论：可见，身为净土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认为：“密宗语气甚大，危险之极”，“密宗易得神通，易着魔障，汝其慎之，如能舍弃密宗，专持净土，则尤妙也”，“切勿劝人学密”等等，已经明确表明了印光大师对于密宗的整体态度。

印光大师以一代宗师的身份，一言为天下式，如果不能肯定，又岂敢轻易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字，流传后世。且学习净土之佛子，最怕的是诽谤佛法，因为念佛不能往生者——“唯除五逆，诽谤正法。”是以，印光大师，虽然寥寥数语，却足以代表大师对于密宗的态度是否定的。

二、民国佛教四大德之二——虚云老和尚对密宗的态度

1、《虚云和尚年谱49岁》记载：

“（虚云老和尚）由川入藏，行及一年。日出而行，日入而息，登山涉水，每数日不遇一人。鸟兽异于中原，风俗堪称殊异。僧伽不守戒律，多食牛羊；道服划分红黄，各立门户。忆及只园会时，不知涕之何从也？”

2、《虚云和尚年谱114岁》记载：

1952年，虚云老和尚在上海玉佛寺，举办禅七时候，对于佛教各个宗派的开示：

“（禅宗达磨祖师）传来东土，是为第一祖。自此传至五祖，大开心灯，六祖下开悟四十三人，再由思师让祖至马祖，出善知识八十三人。正法大兴，国王大臣莫不尊敬。是以如来说法虽多，尤以宗下独胜。”

“如念佛一法，亦由马鸣龙树之所赞扬。自远公之后，永明寿禅师为莲宗六祖，以后多由宗门下的人所弘扬。”

“密宗一法，经一行禅师发扬之后，传入日本，我国即无相继之人。慈恩宗是玄奘法师兴起，不久亦绝。独以宗门下源远流长，天神归依。”

结论：虚云老和尚在49岁的时候，行脚西藏，看到西藏的喇嘛僧人（虚云老和尚49岁的时候，或许还以为喇嘛也是佛教僧人）。但是看到喇嘛，不守戒律，多食牛羊；道服划分红黄，各立门户，无比的伤感。虚云老和尚在114岁的时候，在评点佛教各个宗派的时候，提及密宗的时候，说:“密宗一法，经一行禅师发扬之后，传入日本，我国即无相继之人。”1952年时，西藏已经和平解放，祖国统一，西藏密宗的领袖——达赖喇嘛十四世已经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许多的活佛、法王也在大力的弘扬密宗，可是，虚云老和尚却说——密宗一法，经一行禅师发扬之后，传入日本，我国即无相继之人。显然，虚云老和尚没有将西藏密宗当成佛教的一支，不然万万不会说出“密宗一法，经一行禅师发扬之后，传入日本，我国即无相继之人”的话来。

三、民国佛教四大德之三——太虚大师对密宗的整体态度

太虚大师早期，希望久已失传的唐密再度复兴起来，等到后来西藏的密宗传入汉地，对显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太虚大师在研究了藏密的教义以后，却转变为矫正藏密的流弊，由“冶铸中密论”而转向“摄密归禅论”。因此，太虚大师，对于藏密宗的态度，是有着前、后期的变化的！对于藏密，太虚大师所推崇的不过是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强调戒律。如太虚大师在《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说：

“密宗之概史溯密宗（唐密）之入支那（中国）也，其最盛时，莫唐代若焉！当开元三大士来华，一时君相，礼敬如佛，尊崇之诚，弘扬之力，可谓已极！乃行世未久，忽遭武宗之摧残，……降迄元、明之际，亦有所谓密教（藏密）者，则非复开元之旧，蒙藏红教传来之另一种耳；其异唐密，更不知相差几千万里矣！盖当时所行者，实师承于西藏喇嘛，而斯时西藏之红教，以发思巴帝师之力，随元军远跨西欧，所至传布，于是传之也滥而习之也杂，以讹传讹，愈趋愈非！戒律废弛，腐败已极！故迄洪武之禀国钧也，目击其弊，毅然禁传。即在西藏，明初亦由宗喀巴准教理戒律改为黄教，乃有相承至今之蒙藏密教，否则、亦断灭久矣！”

太虚大师出于改良藏密以及时势等原因，虽然初时对于藏密也不乏赞语，但是却对于藏密之徒不守戒律，曲解显教的教义，对于“即身成佛”等等密法，都有专门的批判、指正。略举例如下：

1、太虚大师批判藏密的喇嘛不守戒律，喝酒吃肉。如太虚大师在《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说：

“复次、如藏蒙喇嘛之来华传密也，形服同俗，酒肉公开，于我国素视为僧宝之行仪，弃若弁髦！提倡者迷著既深，先丧其辨别真伪是非之心。……又、世间俗人肉食则劝令茹素，而妄称为活佛之喇嘛辈，则日非杀生不饱，且谓由杀生可令解脱。呜呼！此非印度杀生祠神之外道耶？若然者，则彼喇嘛应先互相杀害以成解脱，或迷著盲从者应先请喇嘛杀而食之，何尚腼颜食息人间也？噫！长此以往，密法之真制未窥，妙果未获，而佛制祖规之尊严扫地，遗害人心，深堪危惧！”

太虚大师此一段文章，对于西藏密宗以喝酒吃肉杀生当作修行的邪见，以幽默诙谐的语气讽刺说：“如果杀生可以令被杀者解脱，那么喇嘛活佛们，应该互相杀死对方，来解脱，盲目迷信者，应该到上师那里，请上师将自己杀死，以达到解脱的目的！”

2、太虚大师，明确地批判密宗黄教所讲的显教理论，颠倒错乱！

密宗之徒，往往鼓吹：显教是密教的基础；显教是中学生，密教是大学生。可是密宗黄教的“至尊”宗喀巴却不懂显教，曲解显教的理论。1936年7月太虚大师为《密宗道次第论》（克珠杰著，见《宗喀巴大师集》第五卷，法尊法师译，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作序。太虚大师序言中明确指出：

“（密宗黄教宗喀巴）于佛所转法轮，既采《解深密经》三时之说，又以第二时为最上，显违经教，似有未妥……以《楞伽经》《华严经》等入第二法轮，尚应抉择。密续之作部、行部，可统于瑜迦部。瑜伽部亦有其统，略同东密、台密之两界。然无上部对瑜伽等三部有何统属关系？且五金刚并立，虽可以《集密》统大威德、欢喜、胜乐，但时轮又如何关摄？故似多头而缺乏统一组织。”

太虚大师在序言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对于世尊前后共三转法轮所讲的“阿含、般若、唯识系列经典”，密宗黄教的宗喀巴，在《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中，虽然也承认《解深密经》里面世尊所说的前后三转法轮的观点。但是，宗喀巴却认佛陀第二转法轮般若系的经典为了义，认为第三转法轮所说的唯识系经典为不了义经，又将《楞伽经》《华严经》等了义经典归纳到二转法轮的不了义的经典中，明显违背世尊在《解深密经》里面判第三转法轮的经典为了义的观点。如《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第五说：

“尔时胜义生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初于一时在婆罗痆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惟为发趣声闻乘者。以四谛相，转正法轮。虽是甚奇，甚为希有。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是未了义。是诸诤论，安足处所（以上说初转法轮所说的声闻法为不了义）。世尊。在昔第二时中，惟为发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盘。以隐密相，转正法轮。虽更甚奇，甚为希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犹未了义。是诸诤论，安足处所（以上说世尊二转法轮所说的般若系的经典为不了义）。世尊。于今第三时中，普为发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盘，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轮。第一甚奇最为希有。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是真了义。非诸诤论，安足处所（以上说世尊第三转法轮的唯识经典为了义）。”

故太虚在《密宗道次第论》的序言中明确地指出宗喀巴的判教“显违经教”。因此，黄教宗喀巴所解释的显教理论，将了义说为不了义，将不了义说为了义，已经从根本上曲解了经典的意旨，显见宗喀巴并不真正懂得佛教的经典，密宗黄教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所说的“显教佛法”，焉有不悖佛理之处？

3、太虚大师破斥黄教宗喀巴一派的“中观”邪见。

密宗各派虽然都推崇圣龙树菩萨，尤其推崇龙树的中观学说。可是他们却不理解龙树菩萨所说的中观的意旨，因此密宗历史上出现两个中观派别——应承派“中观”、自续派“中观”，自续派中观和应承派中观观点相左，两派都声称自己对于龙树菩萨的中观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因此而吵得不可开交。密宗应承派中观的代表人物——月称，是黄教宗喀巴最为推崇的印度应成派“中观”大师，宗喀巴亲自著书《入中论善显密义疏》讲解月称的《入中论》,乃至月称的邪著《入中论》是黄教必学的“五部大论”中最核心的论著。月称在邪著中公开的否定佛陀所讲的唯识经典。

故据《太虚大师年谱》记载，当年法尊法师将月称的《入中论》翻译成汉文，太虚大师阅读以后，专门写作《阅<入中论>记》，对其中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破斥月称的“中观”学说。《太虚大师年谱》如下：

（1943年）十月四日，（太虚）大师《阅<入中论>记》脱稿。月称之《入中论》，法尊于三十年译出，大师曾为删润。是论高扬中论空义而专破唯识；大师不忍唯识之被破，乃明唯识而一一反难之。评《入中论》为：“功过互见而瑜不掩瑕”

这就是说，在民国三十二年，太虚大师的弟子法尊法师译出月称的《入中论》。在《入中论》译成汉语以前，汉地的佛教界只知道《入中论》是密宗很有著名的一部论著，但是都不知道《入中论》所讲的内容。等太虚大师阅读《入中论》后，见月称这部“大论”，却是以应承派观点，专破世尊所说的唯识经典的；不得不连夜著作《阅<入中论>记》，明“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理而一一反难之。太虚法师在文章中如是评判月称的邪著《入中论》：

“由此可见《入中论》于别大乘法亦非不具，但于台、贤所谓圆教之义，则尤逊一筹耳！”

“（《入中论》）由于大乘法契悟者咸成了义，不应仅执契一类机所说之空独为了义而摈他说，遮闭圣教诸多胜方便门。则虽能开显一派宗论义，亦将功过互见而瑜不掩瑕矣！”

“除自所宗中观论外（除月称所曲解的《入中论》以外），概谤余宗为乱造之理，如外道邪教，则应除所宗中论外更无五乘、三乘、一乘等之佛法！此种褊狭之胸襟，实出部派之恶诤……犹使中国之佛徒不习印度部诤者，竟莫能想像其何以横恶如此！习印度部诤者，乃知大毗婆娑丑诋大天具造五逆，而分别功德论则推崇为唯一菩萨，过情失实，乃其斗诤惯风；印度之佛法由此而衰灭，不足惊尤不应学也！”

“则知（月称写作）《入中》破他（世尊的唯识经典），但为舌辩游戏，无当正悟，乐著内诤，卒难独占全胜，徒令外道乘隙，尽灭佛法，故诸佛子应不为此！”

太虚大师在著作中明确地指责月称的《入中论》诽谤世尊的唯识经典，只是舌辩游戏，无当正悟，最终令印度的佛教毁于外道之手。密宗之徒，每每鼓吹“显教是学密的基础”。密宗之内，最强调学习显教理论的是密宗黄教的宗喀巴，对于如是违背佛教经典的邪著《入中论》，却当作最究竟最了义的“中观”来学习，由此密宗宗喀巴所说的“显教佛法”理论的正确性，可想而知了！

4、太虚大师破斥密宗的“即身成佛”

密宗的修持中，“即身成佛”被标榜为密法修持中“独具之胜义”。密宗最夸耀的就是以男女双修之无上瑜伽来“即身成佛”了，这对于佛法修行者来说，无疑都是极具号召力的，但是密宗的“即身成佛”却是违背佛教经论的。

（1）太虚大师在《论即身成佛》第二部分“二破谬”中，破斥密宗的“即身成佛”理论时说：

“甲、破执定肉身之变相为即身成佛之谬。凡起种种方便，修诸善业而进趣菩提者，惟此五蕴身；起种种谬执，作一切非法而堕诸魔外者，亦惟此五蕴身，以一切施作，皆不离乎身故。如人能由一方法修成一种禅定起神通，即可现出种种异相，若佛相、菩萨相、天魔、鬼神相等等。而传密教至日本之空海师，相传尝现毗卢佛相，于是彼宗徒牢执此为密宗即身成佛之谬据。殊不知若定执其肉身能现佛相为即身成佛，则诸精灵妖怪亦能现此种种之神异。……可见天魔等亦能现佛相、菩萨相，若以其身现佛即是成佛，则：此魔应是佛，能现佛相故……此等谬执，混同魔外，学佛者不可不破。”

“乙、破咒印加持各身分为即身成佛之谬密教有加持五脏六腑等身分之种种咒印，谓可使现前肉身变为金刚佛体。当修此咒印时，口诵真言，手结密印，心观字种，加持一一身分。然由此令想见此身是法界诸法聚，而法界诸法亦不外我身，固未尝非一观行方便，若即执定此身已非凡体，已成为佛——即身成佛，则为谬执。”

（2）太虚大师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如是评点密宗的即身成佛：

“佛寂一千年后，入像法期，乃由龙智等兴行密教，旨在修神仙咒术行，成欲界天色身──双身从盻、笑、握、抱、合，即示欲界他化自在至忉利，由上而下之五天次第，以最下之合为无上瑜伽法，依所得天色身之等流果成就佛身，故特重即身成佛。设非菩提心、般若慧，则失其为成佛之方便，故尤以发大乘菩提心、修大乘般若慧为要义。换言之，亦即再依‘天色身’为圆成大乘行果之基据也。”

太虚大师如是评点归纳密宗的即身成佛理论，并不表示太虚大师认同这个理论！

在这一段里面，太虚大师明确地说，密宗修的是外道法，“乃由龙智等兴行密教，旨在修神仙咒术行，成欲界天色身”！

密宗的上师弟子，欲以这种以最下之合为无上瑜伽法，配以修神仙咒术行，成就欲界天色身。

什么是最下之合？就是欲界最粗重的烦恼——淫欲，即是密宗的上师弟子所修的男女双修之无上瑜伽！故借助淫欲这种最下之合，附以气脉、拙火、明点的修证只能成就欲界的天身。

为什么太虚大师说密宗的持咒、男女双修等神仙咒术？《楞严经》卷9说：“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

密宗之男女双修，借助脉气、明点、拙火，能长时间地交媾而不射精，即是楞严经所说的“精行仙”的修法，故太虚大师说为“配以修神仙咒术行，只能成就欲界天色身”。

密宗妄想用欲界天的天身来即身成佛，根本是违背佛理的：诸佛报身成佛的时候都是在色究竟天，都是在色界，不是在欲界。释迦牟尼佛在欲界成佛，那是化身示现成佛，不是报身成佛！《大乘入楞伽经》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说：

“云何于欲界　　不成等正觉

　何故色究竟　　离染得菩提

……

云何欲界中　　修行不成佛

而于色究竟　　乃升等正觉”

因此，密宗无上瑜伽欲以所证的欲界天身来成佛，实是白日做梦，哪有用外道的神仙咒术能圆成佛道的道理？

（3）太虚大师于民国二十三年在灵隐寺演讲时说：

“密宗灌顶，即身成佛，最为人所欣慕。殊不知才云直指，早曲了矣；性且不有，怎样可见？何况六大本空，身不可得，说什么即不即；五智非有，佛不可得，说什么成不成？”

5、太虚大师对藏密经典的评判

太虚大师在《梵网经与千钵经抉隐》中如是评判：

“密宗的经，所说大都甚奇诞，益后出的益怪特！如去年在北平、班禅所传的时轮金刚法，虽亦说源出释尊，然与释尊当时在印度之说法无关，乃由另一神秘的香拔拉国中相承而来，故亦非日密传说之南天铁塔系所能范围。且西藏谓各经咒各有从释尊以来传承之上师，则南天铁塔或亦不过大日经之龙智、善无畏系一流的传统，甚或竟同禅宗灵山拈花、多子塔传法之取重当世信仰的一种传说，并无何正确的经典根据。”

太虚大师对于密宗的评断，的确不错。例如《苏悉地羯罗经》是密宗最根本的三部经典之一，《苏悉地羯罗经》所载密教的法师作法情形如下：

“作法的基本方式叫做阿毗遮噜迦。作法时，先供养大忿怒金刚和他的眷属，作法的人，用水洒湿赤衣或青衣着身上。如作极忿怒事，用自己的血洒衣使湿，以右脚踏左脚上，面向南，一目向左斜，一目向右斜（怒目不齐），睛眉间起皱纹，紧咬牙齿，作大声音。一天分三次，取黑土涂坛（曼茶罗），或用驴粪，或驼、羊、猪、狗粪，或烧死尸灰。给坛神献赤色香花，或献青色臭花，或献诸谷麦豆之糠。于黑土地穿三角炉，一角向外，三角中间各长二十指，深十指，以烧尸灰涂之。炉底放烧尸灰或用诸糠，或用炭。又用毒药诸粪芥子及盐作成仇人形，一片片割下来烧掉。或用左足踏仇人形心上，割取碎片焚烧，或用仗鞭打，或用皂英刺遍打仇人形全身。说作阿毗遮噜迦的作用是，仇人自相分裂，或迁移到别处，或亲人相憎恨，或仇人得重病，或眷属离散，或变成顽愚。”

密宗又有治偷窃的法术。当发现东西被偷的时候，作法的喇嘛发起瞋怒，按照阿毗遮噜迦法，作护摩烧法，于地上穿三角炉，用已身血，或用苦谏木，或用烧尸残柴，放在炉中燃烧，火烧起以后，用烧尸灰和己身血继续焚烧。又用毒药、己身血、芥子油及赤芥子作成偷者形，作法喇嘛坐形上，用左手（喇嘛教徒以左手为贱）片片割折偷者形。如偷者恐怖，亲自送还偷窃的东西，便应叫他无畏，给他作扇底迦法（息灾法），否则偷者必死。作法的人不分被偷的钱物多少，企一律用妖术使偷物人身死。因此密教的妖邪残忍，只能在落后黑暗的社会里流行，在较进步的社会里是不能存在的。《陀罗尼集经》载许多用咒法，例如得钱财法说，如欲得钱财，可于七日之中，日日取古淄草茎长六指、一千八段，一一火烧并念陀罗尼咒，即得钱财。又法，如欲求别人的心爱物，可取白菖蒲念陀罗尼咒一千八遍，系在自己的臂上，向别人乞求即得。如果念咒不效，一定是有障碍。可于初八日或十五日，牛粪涂地，设饮食花果，烧安息香，取白线一条，念陀罗尼咒，一遍打一结，如是作四十九结，所有障、碍鬼神都被缚住，所求就顺利了。

对于这些伪造的经典，密宗的喇嘛信徒，因为接受密宗自创的三昧耶戒，不敢怀疑经典，不敢怀疑密教祖师所说的法，无论这些经典、法有多么荒唐，因为怀疑了，就是违背三枚耶戒，死后要落入密宗自创的金刚地狱。

6、太虚大师意欲改良密宗

民国时期密教日益泛滥，随着对于藏密的深入研究，太虚大师逐渐意识到西藏密宗的危害性，意欲通过改良藏密、限制密宗寺院发展的方式，来化解密教流行对中国传统佛教的现实冲击。太虚法师在《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如是说：

“当学日密藏密纳于律仪教理建中密。噫！我国密宗方在幼稚时代，其情形如此！而各宗受其影响所生之混乱及将来之危险，又如此！此吾人不能不思有以挽救之也。救之策维何？仍不外本予整理僧伽制度论所说，使大乘八宗平均发达，调和建设，而关于密藏者：一、当学日密、藏密、纳于律仪教理以建中密；二、密宗寺当为一道区一寺之限制。……今日本与蒙藏之密宗，殆已同昔年之红教，末流之弊，在所不免！故中国应学宗喀巴以教理戒律为之轨范，建为中华之密宗；不应一概承受也。要之、欲密宗复兴而无害有利者，当由有力比丘分子，以出家戒律为基础，以性相教理为轨范，而后饱参日密及藏密，同化而成一种中密，实为当今唯一之急务，唯一之企图。”

据太虚多年观察，“日本与蒙藏之密宗，殆已同昔年之红教。末流之弊，在所不免”。正是从密法流行对中华佛教传统修行范式的冲击及其流弊的深切反思中，太虚逐渐形成了“中华佛教的特质在于禅”的识见，太虚大师开始转向“摄密归禅论”。然而，由因众生的业力，在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太虚大师想将密宗引归到禅宗，想要彻底地改良密宗，是根本行不通的。

7、太虚法师的弟子——印顺法师对藏密宗的认识

太虚大师的弟子——印顺法师，参与对西藏密宗的重要论著——《密宗道次第广论》的翻译工作，为全文作整体润色。精于做佛学研究的印顺法师，虽然说因自身的修证方面，以先入为主的邪见缘故，不能实证如来藏而否定如来藏，起到很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他在《北印度之教难》一文中，批评整体西藏密教的研究结论却是可取的：“如罽宾（笔者注：古印度国名）比丘的作风，却是西藏喇嘛式的，把此男女情欲神秘化，把它作为修行佛法看的。他们公然的拿佛法做淫乱的媒介，掩护他们的罪行，竟然向女人要求：‘彼应与我’，要女人将身体贡献给他们，因为这是‘如来咐嘱汝’。他们伪造佛说，以为佛要女人将身体供养他们。女人在信仰佛教的热情下，听说这是佛说的，这是无边功德的大供养，又是顶好的佛法，于是乎上当了。‘如己家无异’，即是俨同夫妻。‘我住于此十年勤求，犹尚不能得是诸法：如汝今者，于一夜中已得是法’。这是什么？这就是七世纪以后，印度佛教公开而冠冕堂皇的无上瑜伽——双身法、欢喜法。从前，元顺帝的太子，起初对于顺帝在宫中，男女裸居的实行演揲儿法——秘密的双身法，不以为然。顺帝劝他，‘秘密佛法可以益寿’，于是派西番僧教他。太子试验一番说：‘李先生教我读儒书，许多时，我不省书中何意。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原注：见《元权衡庚申外史下》）。这一夕便晓的秘密佛法，即是‘如汝今者于一夜中已得是法’。这种男女交合的欢喜法——近于中国道家的御女术，以运气摄精为核心，当然还加上几多仪式与多少‘高妙’的佛学。在密宗，不但男人要经老师的秘传，女的被称为明妃，也得施以训练。这样后期佛教泛滥不堪的欢喜法，佛教中早已存在，此经即一明显的证据。”（笔者注：印顺指的此经是：佛预记法灭因缘的《大威德陀罗尼经》。）”

印顺法师又言：“此种男女交合的秘术，早在佛教僧侣中秘密传授。本来，性欲与生俱来，为一般人极平常的事实。然自古以来，即有神秘崇拜的，与神教相结合。佛教本为厌离尘欲而出家者，等到佛教普遍的传开，没有厌离出世心的（人）滥入僧团，变态的性心理，不期而然的促使与外道固有的性欲崇拜相结合，构成此一夜便学会的佛法。然起初，在佛教僧团是不能公开的，被呵责的，驱逐的；即在大乘流行的时代，也还如此。如《大威德陀罗尼经》，即对此痛恨说：‘此是因缘，灭正法教’。日本的密宗，还在攻讦立川派为左道。这（双身法）要到七世纪后，才慢慢的后来居上，冠冕堂皇的自以为佛教的最高法门。罽宾佛法的被灭，隐着这一段史实。罽宾史说：佛教行者以魔术诱拐王妃，即是这样的魔术，这样的诱拐；潜入王宫也是为了此事。他们并不自以为淫乱，还自以为修证受用呢？罽宾佛教，一度断送在这般人身上。”

如是参与翻译藏密宗的根本经典密续《密宗道次第广论》的印顺法师，不可谓其不懂密宗，其所作的结论，是中肯的、客观的。

结论：早期，太虚大师出于改良西藏密宗的需要，对于西藏密宗虽也不乏赞语，但是在称赞宗喀巴所领导的黄教强调持戒等的同时，太虚大师却又将黄教宗喀巴颠倒了义不了义法的错误，将密宗最夸耀的“中观”，将密宗最自豪的“即身成佛”理论一一批判了一番，而作这样的评判，稍微具有佛教常识的佛子，即已经知道——密宗黄教宗喀巴的理论体系，已经陷入完全崩溃的局面。

太虚大师早年即阅读全部《大藏经》并有所悟，就精通教理方面，近现代无有出家僧宝能出其右者！可见太虚大师对于西藏密宗所说显密理论的论断，是经得住经教的检验的！

四、民国四大德——弘一法师对于密宗的态度

弘一法师在《佛法宗派大概》一书中如是评点密宗：“密宗，又名真言宗。唐玄宗时，由印度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先后传入此土。斯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三部为正所依。元后即衰，近年再兴，甚盛。在大乘各宗中，此宗之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真切。常人未尝穷研，辄轻肆毁谤，至堪痛叹。余于十数年前，唯阅密宗仪轨，亦尝轻致疑议。以后阅大日经疏，乃知密宗教义之高深，因痛自忏悔。愿诸君不可先阅仪轨，应先习经教，则可无诸疑惑矣。”

可见弘一法师，对密宗的态度，是先贬后褒的。这是密宗的上师、弟子，最值得“夸耀”的事。

须知，弘一法师所推崇的是唐密，唐密是唐代的印度僧人善无畏、不空等传入唐朝的，唐密以准提修法为主修，强调戒律。唐密在唐代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在我国就已经失传了。西藏密宗不同于唐密，它来源于古代印度被印度教性力派渗透的晚期佛教，是以男女双修为“即身成佛”的核心修法，他们喝酒吃肉，男女双修，自编经典，本质是融合了印度教性力派的修法、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仪轨，再套上佛法名词的宗教。此即是太虚大师在《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说之：“……所谓密教（藏密）者，则非复开元之旧（唐密），蒙藏红教传来之另一种耳；其异唐密，更不知相差几千万里矣！”因此，弘一法师所称赞的是唐密，根本就不是藏密。

弘一法师称赞唐密，并不代表他也认同西藏的密宗。弘一法师学习律宗的法师，一生戒行精严，修持有方，但是，这并不代表弘一法师对西藏密宗一定有深入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这是因为，如上文太虚大师所说，西藏密宗的传播，仅仅限于西藏，在元明清各朝，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因为政治的关系，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控制西藏的政局，故各朝的皇帝都拉拢尊崇西藏的密教，将密宗各派的掌门封为“活佛”“法王”，授予官职。于是，西藏密宗的“大活佛、法王”，将密法传到皇室的宫中。汉地的佛教界根本不知道西藏密宗的“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西藏密宗是在太虚法师的弟子法尊到了西藏，将密宗的著作的著作大量汉译以后，汉地佛教界才算是比较深入的了解到了密宗的一些法义。

例如，弘一法师写作《佛法宗派大概》是在1938年，而西藏密宗的根本经典，大肆宣扬男女双身法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于1939年法尊法师才刚刚翻译成汉文，之后由印顺法师润色，再由北京菩提学会印行。也就是说弘一法师写作《佛法宗派大概》时，此书还没有出版。此书印行时弘一法师已近作古，何况北京菩提学会印行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根本没有对外发行，而是几乎全部带回了四川，专门提供给密宗的修行人使用。由于此书从不公开，只有在藏密上师开许的情况下才可阅读，鉴于藏密自创的戒律规定，在那个时期一般与此无关之显宗法师根本无法得到此书。如果弘一法师阅读了宣扬男女双身修法为主的西藏密宗的著作，不知以持戒闻名的弘一法师又会作何感想？

结论：密宗之徒，见弘一法师推崇唐密，就以为弘一法师也一定推崇西藏密宗，那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也是在侮蔑弘一法师，给弘一法师造罪！

五、台湾佛教界著名的圣严法师所著《印度佛教史》中对于西藏所全盘继承的印度密宗的评断：

第十二章　从密教盛行到近代佛教

第一节　密教的渊源

……早期所行的密教

近代学者将历史上的密教分为三期：

1.初期的杂密，2.中期的纯密，3.后期的左道密。

现在，我们先说初期的杂密，杂密是没有教理可说的，它的原始成分，大多来自婆罗门教。

……佛教成为密教，可谓是突如其来，也可谓是渊远流长。所谓突如其来，因在释尊的时代反对神秘，否定神权，破斥方技之术，一切咒语术数之学均非释尊所喜。

《长阿含经》卷一四第二十一经《梵动经》（《大正藏》一?八九页中－下）所载：“如馀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唤鬼神，或复驱遣，种种祷，无数方道，恐热于人，能聚能散，能苦能乐……或为人咒病，或诵恶咒，或诵善咒……或咒水火，或为鬼咒，或诵刹利咒，或诵象咒，或支节咒，或安宅符咒，或火烧、鼠、能为解咒，或诵知生死书，或诵梦书，或相手面，或诵天文书，或诵一切音书，沙门瞿昙无如此事。”

……总之，密咒发源于婆罗门教，佛陀最初禁绝，继而由于外道来佛教中出家的人渐多，他们习用咒语治病。至部派佛教如法藏部，推尊目犍连，盛说鬼神，咒法渐行。到了大乘密教，更进而以密咒哲学化，完成了高深的理论基础。密咒之能产生效验，那是无可置疑的，若言观诵真言而能即身成佛，此所成之佛，是何等性质之佛？则尚有考察的馀地。

……  

第二节　密教的兴亡

法统

……根据密教的传说，密教是由大日如来，传金刚萨，金刚萨成为付授密法的第二祖。释尊灭后八百年，有龙树（龙猛）出世，开南天铁塔而亲向金刚萨面受密乘，为第三祖。龙树传其弟子龙智，为第四祖。再过数百年，龙智七百岁，传付第五祖金刚智。金刚智便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来华的开元三大士之一。

然经历史的考证，由龙树开南天铁塔，是密教学者附会龙树入龙宫得大乘方等深奥经典的传说，托古自重。……

西藏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也说，密教通途均以龙树为源头，此龙树乃系出于婆罗门罗罗跋陀罗之下，但此罗罗跋陀罗又被学者疑为提婆弟子之讹传；龙树将密乘下传龙智，胜天的弟子流波又尝学于龙智之门，胜天则为稍后于护法的人。又有月称的弟子护足，也曾从龙智求学。

因而就有人传说龙智寿长七百岁了。

但据《密教发达志》卷三所说，金刚智的师承是师子国的宝觉阿梨，不是龙智。

又据吕澄的《西藏佛学原论》中说：“综合各事观之，彼传密乘之龙树者，其师罗罗，似出提婆之后，其弟龙智，又在胜天月称之前，或即提婆月称之间，有此一家，而与创弘大乘之龙树别为一人也。”

……

左 道 密 教

所谓左道密教，是对以《大日经》为主的纯密或右道密教而言。……此在《诸部要目》中说：“佛部，无能胜菩萨以为明妃；莲华部，多罗菩萨以为明妃；金刚部，孙那利菩萨以为明妃。”为了表征悲智相应，部主均有女尊为偶，修法者付之实际，便是行的男女双身的大乐。后来，遂以金刚上师为父，以上师之偶及一切修密法的女性为空行母，竟至将上师修双身法而遗的男精女血为甘露、为菩提心。佛教本以淫欲为障道法，密教的最上乘却以淫行为修道法。由中国而传到日本的密教，仅及于金刚界及胎藏界的纯密，未见到最后的无上瑜伽之行法，所以日本学者称它为左道密教。

正由于两身相交的行法之开演，接着就出现了多种象征的名词。以男子生殖器称为金刚杵，以女子生殖器称为莲华；以性交称为入定，以所出之男精女血称为赤白二菩提心；以将要出精而又使之持久不出时所生之乐为大乐、妙乐。对于男性的修持者而言，女性的生殖器实在就是一个修持无上瑜伽法门的道场；藉此道场的修持，可得悉地；因此，便称女子的阴道为“婆伽曼陀罗”。

……初传密教至西藏的莲华生，他与寂护之妹结婚，乃是无上瑜伽的实际派，也即是红教喇嘛的先驱。

但是，切勿以为此等修法即是纵欲，或是淫猥。其末流之辈，自不免藉修法之名而享淫乐之实；初期的此派学者，却不是荒唐的淫乱之徒，他们既视此为最高的神圣，且亦有种种的仪轨限制。不过，此法原非出于佛教，并由于此法之实行而伤害了佛教的慧命。

……

大乐思想的源流

左道密教的大乐思想，是出于《金刚顶经》……此一思想的根源，它是来自印度教的性力派。根据日本崎正治的介绍，印度教的湿婆派之分支，由对于湿婆神之威力崇拜而引出生殖力崇拜及女神崇拜。湿婆的威力之中，有男女的生殖之力，生殖则由其妻担任，故而生起崇拜湿婆之妻的一派，这便是女神的性力崇拜。对于湿婆崇拜的右道派而言，于此女神的性力崇拜，便称为左道派。

……

佛教的灭亡

当然，原始的先民，以男女生殖之事，演为宗教的信仰，我们不应抨击其为愚蠢，如果今人而仍奉行原始先民的信仰，那就愚不可及了。

密教，也确有许多优点。真言密咒及瑜伽行法，也确有相当的效验；纵然是双身法及房中术等，也多少有些生理学上的根据。近代的中国密教学者，大多也对道教的方术深感兴趣，原因即在于它们之间，确有相通之处。

但以佛教的本质而言，唯有理解并实践四谛法，才能达成真解脱的目的；唯有实践戒定慧三无漏学及四摄六度，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若藉佛法之名而行外道之实，佛教岂能不亡！

……

从上可知，佛教之在印度灭亡，有两大因素：一是佛教自身为了迎合印度的外道，结果也变成了与外道合流而使自己融入于印度教中。二是回教军队的屡次入侵与彻底摧毁，而使佛教没有了容身之地。

由以上所引的圣严法师所著的《印度佛教史》可知，西藏所全盘继承的——印度的密教，其本质是套上佛法名词的外道法，密教兴，佛教亡，是有历史的事实教训的。因此，不仅太虚、印光、虚云这些民国的高僧大德认识到密宗的危害，就是现代的一些著名法师，例如圣严法师、宣化上人等也对藏密是持有否定态度的。

国家政府，中央当局的领导，皆知道西藏密宗的危害性。但是，因为密宗是西藏的传统宗教，再加上1951年西藏解放后，一直有运动，如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此后又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一直没有时间精力来顾及整顿西藏的宗教。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建立流亡政府，从事分裂祖国破坏统一的行动，这给中央处理西藏的宗教问题，又带来更大的难度。故国家从大局出发，为了创建和谐社会，宁肯用一个较长时间，在西藏普及基础人文文化，来逐步引导藏人走出密宗的误区，使密宗的信徒能回归到正信佛教的正常轨道中来。汉地的佛教界也是本着这个原则，才承认藏密是佛教的一支，而和西藏密宗和平共处，由于这种种极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才使得了西藏密宗残口延喘到今天。

附录——— 

我是一个坦特罗密教性奴隶

藉由她的书，《空行母：寻找藏传佛教中女性之定位》，苏格兰宗教哲学家JuneCampbell打开了许多道让人可以诚实探讨与深入辩论坦特罗密教教义的水闸门。她曾担任过多名西藏喇嘛的翻译员，其中还包括了她后来成为其秘密性伴侣的卡卢仁波切。在这里我们重现了来自英国独立报theIndependent有关她的一份访问报导。

英国独立报-1999年2月10号-记者PaulVallely

JuneCampbell曾经是一位地位崇高的西藏喇嘛的多年性伴侣。她还曾被告知如果违背秘密誓言的话，将遭受死亡诅咒的威胁，但是话说回来，所谓的开悟或许真的脱不了这些事吧?

又是一双黏土脚吗？不，是人体解剖构造上的另一部分——而且是再肉质不过的一部分——所造成的麻烦。当然，我想读者们应该都不至于会误认坦特罗密教中的双修性行为会是一种坦率公开的活动，不过话再说回来，当你立誓出家成为一名禁欲的比丘尼时，任何一种形式的性行为想当初都不在你原先的计划中吧。

(※译注:黏土脚:这个名词特别用来喻指某些地位崇高，道貌岸然之人，其实暗中有公众所看不见的弱点或秘密!意味一个人的地位再神圣，站的再高，如果他的双脚是黏土作的,那么将很容易被打碎，打碎了自然就站不稳，必定要从高处跌下来，既不神圣也不高了!)

这是，JuneCampbell在演讲开始时说的，自从她的书出版以来第二次被邀请为这个国家的佛教团体发表演说，《空行母》这本书在三年前问世出版，而一点也不意外的，她所叙述的主题被当时的宗教界斥为异端，而她所遭受的责难亦可说是无人能过其右。因为在书中她不仅揭露了自己曾是西藏诸多“神圣”修行人当中，一位转世喇嘛——卡卢仁波切多年的秘密性伴侣，她还坚信这种关系的核心当中所隐藏的权力滥用更足以暴显整个坦特罗密教（即喇嘛教）教义最极核心的缺失!

说实在的，乍听之下这真是异端邪说。对外人而言，卡卢仁波切是西藏流亡在外诸多备受崇敬瑜伽师—喇嘛当中的一个。身为自己寺院的住持,他不仅早发誓禁欲，而且更以曾隐居潜修十四年而备享盛名。他的学生当中,很多都是西藏最高阶层的喇嘛。而正如Ms.Campbell说的：“在西藏社会中，他的身份地位是无庸置疑的，而所有人也都乐于证明他的神圣不凡。”

藏传佛教世界这个圈子——不管它在西方时尚圈中已经如何传播开来——本质上都还是一个既封闭又紧密的圈子。尽管Ms.Campbell已经选择将自己的陈述以一种颇为节制的方式，在她那本极为学术化而又以“寻找藏传佛教中女性之定位”为副标题的书中表达出来，仍然不免在这个封闭的圈子中激起被她形容为“愤怒与激动的原始流露”的强烈反弹。“我被痛斥谩骂成一名骗子，一个恶魔！”她在上个礼拜于Sharpham，Devon的无派系佛学研究大学

(thenonsectarianCollegeforBuddhistStudies)所发表的那场公开演讲中这样说：“在西藏佛教那个世界里，他是一名圣人。而我对他的揭发就好象是宣称天主教德蕾莎修女也会拍A片一样！”

但是，并非因为不敢面对这些反弹，而让她整整等了十八年才出版这本书《TravellerinSpace》（TravellerinSpace即藏语dakini一辞的英译,dakini是空行母的意思，这个名辞虽然看似颇有诗意,实则不过意指被喇嘛用来当作双修性工具的女人）来揭发吐露真相。而是整整花了十八年那么久的时间，她才终于能够克服这些经历所造成的创伤。“有十一年之久我绝口不提这事，等到我决心要把它写下来了，又花了我七年的时间去做研究。我想作的是把我个人的经验以及我对西藏社会中女性所扮演角色的了解编织联系起来，好让自己能够合理解释过去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事情发生经过如下，六零年间嬉皮年代当JuneCampbell在苏格兰家乡成为佛教徒后，她接着就旅行到印度并在那里出家成为比丘尼。随后她又在一座西藏喇嘛寺庙里待了十年，远比任何一位西方人士都还深入接近这个信仰中的神秘高层。最后她更成为藏密大师卡卢仁波切七十年代旅游欧美时的随身翻译。“就是在那之后，”Campbell说，“卡卢仁波切要求我成为他的性伴侣，与他双身共修密法。”

只有一个第三者知道她与卡卢仁波切间的这种关系——一个侍从喇嘛——这个喇嘛也曾在Campbell所形容并参与的那种一女多男西藏密宗双身共修关系中与她发生过性行为。“好几年过后，我才醒悟到就我当时所被侵犯与利用到的程度来说，那早已构成是一种对性的剥削与糟蹋了。”

就年代上来说,坦特罗密教这种双身修法要比正统佛教(显教)还来的早。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则可远溯自古代印度教某些教徒所深信的——“在交媾当中男性若能保持精液不漏失,就能增强性爱快感并且延年益寿”。藏传“佛教”(喇嘛教)以此为基础，甚至更进一步发展成深信“若将情欲导入修行当中,而非一味排斥情欲”,将可以让修行人加速到达所谓开悟的境界！这种将情欲导入修行中的方法，在藏传佛教中被视为极端危险而又极端有效,可以让修行人有机会在短短的一世中证悟成道，即身成佛。

资历浅地位低的喇嘛因为有所受限而只能在冥想当中以观想的方式进行这种男女双身修法，但是正如Campbell书中所陈述的，那些号称“大师”的高层喇嘛则自认已经达到能够进行真正的男女合体双修而不被情欲污染的境界，在西藏所谓的密续(※译注:特指密宗喇嘛自创的经典，与显教经论不同)中，详细地解说了这些号称可以控制男性精液能量流动的瑜珈呼吸控制法与其它修行法。所有这些方法的主要目的不外乎“将精液能量(※译注:意为阳性或男性能量，就外在而言,即表现为男性物质精液。一般人但依常识亦知不可能将精液转移至脊柱乃至头部中!)沿着脊柱往上引导到头部”。一位修行者如果累积越多的男性能量在头部，就越被视为在智能与心灵上越优秀强壮。

“‘一般性行为的倒行逆施’恰足以一语道破密宗双身修法中男女双方的相对关系与地位。”

此外,在保持自己精液不漏失的情况下,男性甚至还可以藉由吸取双修女伴的淫液而获得额外的精气能量。这种“一般性行为的倒行逆施”，JuneCampbell说：“正足以说明双身仪轨中男女双方的相对关系地位,因为它清楚表明力量是从女方身上流失到男方的。”

(※译注:之所以称为“一般性行为的倒行逆施”是因为在一般性行为当中,男方最终必将射精漏失精液,亦即所谓损失精气能量!然而密宗双身修法却“倒行逆施”,标榜精液可以不漏失,甚至还能反向逆引此一男性精液能量上传至头部!)

这种双修法中男女地位的失衡是因为喇嘛大师们必定会坚持与他们进行双修的“空行母”严守秘密——其目的不过在于让喇嘛们可以完全掌握这些双修的女伴——而更形恶化。JuneCampbell说：“这本书出版以来,我收到不少从世界各地曾遭受相同甚至更恶劣待遇的女性所寄来的信件。”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继续待在卡卢仁波切身旁将近三年之久呢?“个人的威望与地位!”这些与喇嘛上师进行双修的女性相信她们自己是特别而且是神圣的!(※译注:因为只有她们能与“神圣尊贵”的喇嘛上师们进行秘密双修,别的女人不能!)她们相信自己正踏入一个神圣的领域。这种神圣领域的踏入将为自己的来世带来好运,而为了踏入这个神圣领域而与喇嘛上师们裸体进行双修则是对自己信仰忠诚与否的一种考验!这种宗教信仰、性、权力与秘密的混合能够产生一种威力庞大的效应。结果正是造成一种让人进退两难的精神勒索情况,恰如另一个西藏喇嘛BeruKyhentzeRinpoch所说的:“如果你自己上师的举止看起来不像一个觉悟者应有的行为,而你又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把他视为是一尊佛实在是很假道学的话,那么你应该记住你自己的想法是不足凭恃的,而你所看到自己上师所犯的那些明显过失很可能正是你自己紊乱不过的心灵所显现的倒影罢了……(要知道)如果你的上师以一种完美的状态表现举止时,他对你而言将成为遥不可及，而你也将无法与他亲近乃至沟通。所以啊,你的上师之所以表现出种种明显过失其实是出于大慈悲心……他其实是在为你显现你自己的过失啊!”

这种精神压力对于那些“空行母”来说,通常因为她们必须发下毒誓保证决不泄漏与上师裸体双修的秘密而随之加强，就JuneCampbell而言,她就曾被告知如果违誓泄漏她与上师进行裸体双修的秘密的话,“疯狂,灾难甚至死亡”将可能随之降临于她身上!“我被告知说,与我进行双修的卡卢仁波切，在上一辈子里有个情妇带给他一些麻烦,为了除掉她,他就念咒施术让那位情妇生病乃至最后病重死亡!”

“当我开始解开自己旧心结的同时,我也开始质疑起了一切事。”她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她所怀疑的对象已不仅仅是某位喇嘛上师的行为是否正确?而是更进一步的,他的法义思想是否根本就是有问题?她更开始怀疑起整个坦特罗密教的思想或许根本不过就是个大妄想,而密教无上瑜珈中的男女双修根本也就跟一般男女的裸体作爱毫无两样!她甚至还怀疑起所谓的觉悟到底是否存在?而静坐冥想那些修行是否有真实意义?“我体认到如果我真的想要重新寻回自我的话,我一定得完全地、彻底地抛开以前所有的那一切!”

达赖喇嘛之流——索甲仁波切,行销第一的好色之徒

----MARYFINNIGAN的文稿

取自伦敦观察者日报10/01/95MaryFinnigan著

著名西藏喇嘛索甲仁波切被控胁迫、骚扰以及性侵一位美国妇女而遭求偿千万美元。索甲(仁波切三字是藏文尊称,意谓“珍宝”)本人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在他自己连锁遍布英、法、爱尔兰、美、澳各地的静坐冥修中心——TheRigpaFellowship(Rigpa协会)从事佛教静坐冥想教学,他的门生众多，而他自己则不仅是佛学畅销书《西藏生死书》的作者,更曾在Bertolucci所导演的电影“小活佛”一片中客串演出。针对索甲仁波切被控性侵求偿一事，TheRigpaFellowship(Rigpa协会)伦敦分部已经自备说辞,发函会中学员加以说明，说索甲本身并非出家僧人,亦不曾发誓守戒禁欲独身。不过，他终究还是被控假藉密宗上师权位性侵座下女学员。类似这样的性丑闻案件，无疑地已在近年盛传于西方的西藏密宗(喇嘛教)俭朴苦行的神圣光环上轰出一个破洞来了。

话说一九六零年代末期，西方嬉皮在追求所谓灵性开悟之路时，纷纷被吸引向充满异国风味文化，看似多姿多彩的西藏去。当时的西藏普遍被错认为佛教徒的香格里拉——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这样的光环形像一直维持在绝大多数西方人士心中。直到七十年代，某些与其说是人类精神导师，毋宁称为宗教工业巨头的著名喇嘛大师，肆无忌惮行使(中古世纪领主特有的)“初夜占有权”,诱惑女学生的性丑闻事件突然犹如烽火，开始传散开来，围绕在西藏一词上面的光环才开始渐渐褪色。举刚过世不久的TrungpaRimpoche（创巴仁波切）为例，六十年代他曾在哈佛大学求学，算是诸多最早开始学习英文的西藏高层喇嘛中的一个。当他俟后获致最能激发人心的静坐冥想导师的盛名时，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众，其中包括本文主角索甲仁波切，心目中的精神楷模。然而，众所皆知，他本人却又是个恶名昭彰的酗酒狂兼登徒子。一九八七年他终于死于饮酒过量。临死之前，他选择了美国籍的OselTenzin上师作为本宗的继承人。而这继位的Osel上师后来则在传染HIV病毒给众多弟子之后,自己也惨死于爱滋病!

话说回来，并非每位西藏密宗上师都是戒淫戒色的出家和尚——其中一些要不早就放弃戒淫誓戒，要不根本就是出自不禁女色的密宗门派。然而,无论如何，一旦上师与学员之间发生性关系时,那种原本早就存在师生之间的权力失衡，毫无疑问必将导致后者沦至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悲惨状况。而绝大多数佛教徒，不消说，亦必将这种丑事视为违反教义之中不得损人利己的基本道德规章。

在去年于印度举行的西方密宗上师会议里头，达赖喇嘛告诉与会的代表:如果你们真的没有其它办法对付这些腐化的喇嘛上师的话，那么就向报社揭发吧。

同样在去年，索甲仁波切一位美国籍前女弟子在要求匿名情况下，以化名JaniceDoe向加州SantaCruz郡的地方法院提出对索甲的民事赔偿官司。被害人声称，自己在父亲死后，心灵受创情况下，向索甲仁波切寻求精神方面的协助。索甲当时告诉她“藉由她自己的牺牲奉献以及他的心灵指导将可以净化她整个家庭的厄运”。原告向法院控诉，隔天索甲仁波切即胁诱她与他“交合”，声称藉以强化并愈合她受创的心灵。

尽管这种控诉乍听之下似乎不甚可信，然而，现在负责辅导原告JaniceDoe(化名)的YvonneRand禅师却指出，上师与学员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有主从之分，特别是当后者处于迫切寻求灵性指导的情况下，确实极可能愿意相信上师所说的每一句话。

“在寻求上师精神协助的妇女当中，有许多都是出身自功能不全或是破碎的家庭中。她们有些都曾惨遭肉体乃至性虐待，可能根本没有父亲或是与父亲关系一向恶劣，因此内心深处其实是颇渴望有个人能够为她扮演一个好父亲角色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经常成为她们在寻求精神导师过程当中的盲点。”

Rand禅师特别强调，这种具备高度潜在危险性的人际关系是极不可能让师生双方共蒙其利的。一些曾与自己上师发生奸情的密宗女学员也都同意他这种看法。

“我被他对我的需渴所感动!”其中一名曾与喇嘛上师有过长期性关系的女学员说，“不过不管怎么看,事情总是让人觉得既尴尬又奇怪，一点也不像正常男女之间该有的关系。我经常想象自己与他之间的感情非比寻常,但是他不同意我存在这种想法。我又觉得自己好象蒙受他的授权而得以不同于往常平凡的自己，但是，即使跟我相处时他总是对我保持一种尊敬的态度，我一直还是很清楚，除了我之外他还有其它爱人。”

另一位女学员则说，刚开始与上师发生关系时，宛如一名卑微的宗教奉献者,慢慢地，自己又转变成一名备受好评的性伴侣，一直到最后，却又摔回到尊卑有别的师生关系中。“我觉得自己彻底被利用了!他把自己的需求完全凌驾于我的之上!”

类似的事件最近还有，一位英国女性学员在参加一项短期住宿的静修课程时,误以为自己特别受到上师恩宠，因此得以受到上师额外的关注与训练，然而事情的真相却是——她的喇嘛上师邀请她加入他的“后宫”群中，成为他的女眷床伴。“一开始我还觉得自己满受夸宠的,因此心态上也表现得既开放又信任。他鼓励我跟他谈恋爱——不过我当时知道他在跟我开玩笑。然而，当我发现另外还有不少年轻貌美的女学员也经常进出他的住处而找他对质时，他竟然把我列为拒绝往来户，在静修剩下的期间里对我完全不理不睬!”

读者或许会怀疑她从这种与喇嘛上师的不正常亲密关系中，学得任何教训没?“他或许曾经给过我一些好的建议，不过，终究还是不免让我感受到茫然与被抛弃。我因此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质疑。而如果要说自己从中有获得任何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自己以后一定得学会更加谨慎和小心才行!”

另外，Rand禅师与现居英国的佛学老师NgakpaChogyamRimpoche对于此类事件的看法也颇为一致。他们俩都认为大部分的西方学人在选择上师时都不免太匆促草率了些，于是不知不觉中，一下子就让自己掉入远远超乎当初所预期与所能承受的师生关系中。这种窘境又特别容易在他们选择西藏密宗时发生，因为，在密宗坦特罗教所谓的进阶修行(无上瑜珈)中，男女双方的肉体交合本被视为灵性修行时绝对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Rand禅师强调，西方学人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不知如何区别谁是可以在修行路上帮助自己的上师?谁又是本身确实已经开悟证道的大师!

“某些西藏喇嘛就西方字义的accountable(可依靠的)而言,根本够不上格。”NgakpaChogyam说，“他们纵欲贪色过度，严重偏离灵性修行原本的真正主旨!”

正由于潜藏这种被人恭维捧上天而得意忘形的危险，为了自己学员的福址，每位上师就更应该切实要求自己担负起对学生该担负的责任。这些责任即使并不包括禁欲戒色在内，至少也意谓着在处理有关男女“性”方面问题时，每位宗教上师都必须谨慎万分，极度小心!因为恰如心理学家DeborahClarke所说，在追求灵性提升或接受心理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绝对难免有被剥削误导的可能。“如果我的密宗上师勾引我,我绝对会火冒三丈!”Deborah她说，“这些人到现在总该知道,任何拥有强大权力的人，必得同时担负起不得随便滥用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