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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绝对考验你们的耐心)!

谲爱の鸢色 发表于:06-07-02 13:10
《美国8大奇案》 *第一部分   当警方人员还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时,一拨拨人流越过乔尔斯江大桥,从波士顿涌向剑桥,又从剑桥的各个方向涌向哈佛大学,其中有几天前无端遭到警方骚扰的爱尔兰移民,也有长期以来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断肢之谜(1)   当警方人员还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时,一拨拨人流越过乔尔斯江大桥,从波士顿涌向剑桥,又从剑桥的各个方向涌向哈佛大学,其中有几天前无端遭到警方骚扰的爱尔兰移民,也有长期以来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据不少史学家的评论,本案是“19世纪最富戏剧性的案例”。   如果将本案比做一部戏剧,其中的主要人物就有三个:约翰.崴特.韦斯特、乔治.派克曼和伊弗任.利托菲尔德。   56岁的约翰.韦斯特和59岁的乔治.派克曼是老相识了,他们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40年前的19世纪初叶,两个人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乔治毕业于1809年,约翰稍后,1811年。到本案发生的1849年,乔治已经不做学问了,改行搞房地产投资和放高利贷,但因他早就有了一个博士的头衔,而这个头衔又是终身的,所以人们还管他叫“派克曼博士”。约翰仍在哈佛医学院,他在那里做了25年的化学教授,所以被尊为“韦斯特教授”。   博士细高个儿,体格硕健,高颧骨,尖下巴,讲话底气十足,嗓门很响,咄咄逼人,处处透出商人的精明和刻薄。教授正相反,矮矮的,胖胖的,“一双小眼睛在近视眼镜片后面和善地闪动”,颇具读书人的诚实与厚道,甚或迂腐。   博士很富,可谓腰缠万贯,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财大气粗的捐助人。据波士顿萨伏克地区有关部门的不动产资料记载,仅1848年一年,乔治.派克曼经手的房地产贷款就有111项。   教授很穷,只靠一年1900美元的薪俸养家糊口。说“穷”其实不确切,但为了维持一家五口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从大约8年前开始,约翰便不断地向乔治借贷。到1849年的11月,其债务已累计高达2432美元。有后人计算过,要是搁在20世纪90年代,这笔钱就相当于16万美元还多。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也由往昔的同学同事,日渐演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   然而,到了1849年11月23日这一天,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的关系又发生了急转直下的突变,也可以说,永远地结束了。   这天上午的8点到9点之间,派克曼府上的男仆帕迪克.麦戈万替主人迎进了一位客人。帕迪克后来对警方说,他记不得这位客人的模样,只听见派克曼博士和客人相约在同一天的下午1点半见面。   9点30分,乔治.派克曼到了他姐姐在勃朵茵广场附近的住宅,然后和他的姐夫、也是他的生意合伙人罗伯特.高尔德.肖一起去了施达特街的商务银行。派克曼博士和肖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两家人实际上是亲上做亲,因为博士父亲的原配夫人也姓肖。从银行办完事出来大约10点左右。两个人分手之前,派克曼博士没有告诉肖先生他去哪儿。   下午1点刚过,博士走进离哈佛医学院不远的保罗.荷兰食品店,让荷兰先生往派克曼府上送6磅奶油和一桶32磅装的糖。派克曼博士临离开时交给保罗.荷兰一只棕色纸袋,那是他在昆瑟市场替他生病的女儿荷莉艾买的玻璃莴菜。100多年前,玻璃莴菜属于非常娇嫩的品种,不宜长时间携带。博士请荷兰先生把纸袋收好了,说他“过几分钟就回来”取。   然后,1点半至2点之间,有两个小男孩看见派克曼博士朝哈佛医学院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乔治.派克曼博士一夜没有回家,并从此再没有回家。派克曼家住在培根山庄,一幢红砖的四层巨宅,与哈佛医学院相隔不过半英里。   第二天,波士顿各报登出一则《寻人启事》:   特告   乔治.派克曼,医学博士,高尚正派的波士顿市民,于11月23日星期五中午12点至1点之间,离开其在核桃街8号的住所,前往某处赴一商务会晤,至今未归。后于同日下午5时左右,被看见在本埠城南华盛顿路或其附近与人交谈。   特悬赏征集任何与之相关并能导致发现其本人的线索。切望知情者火速与警方联系。   第四天,11月26日,罗伯特.肖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出了赏金的具体数额,“一个令人晕眩、令人怦然心动的价码”——3000美元,并在同时发布的另一则启事中称,乔治.派克曼有“可能因某种突发性的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这单启事不仅出现于所有报端,并且劳师动众地由警方出面在全市各地张贴2 8万份。   又过了两天,派克曼家族在第三张启事中另封1000美元,专赏发现派克曼博士尸体者。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考虑博士死亡的可能性了。   失踪者的身份和赏金的数额顿时轰动了整个波士顿。   就在本案发生前不久,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曾对波士顿作过这样的描述:   波士顿,那里的房子光鲜而华丽——砖是那样的红——石头是那样的白——沿街毗连的宅门上,门环和门牌都是那样无与伦比的明亮和闪烁——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实际上,狄更斯先生描述的房子只是在波士顿城西、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是马萨诸塞州的另一种中文译法)所在的那片英文名字也叫做“剑桥(Cambridge)”的区域。这一带居住着波士顿的文人雅士们,一群既有钱亦有权的社会名流和精英。他们塑造着波士顿,操纵着波士顿,主宰着波士顿,他们是波士顿的形象,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断肢之谜(2)   约翰.韦斯特和乔治.派克曼都同属于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只不过,派克曼博士经常出入的是“上流中的上流”——位于培根山庄的“培根俱乐部”;而韦斯特教授夫妇光顾的则多是些同事和朋友家举行的派对或宴会。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和美国各地所有的上流社会成员一样,过着优裕、舒适而尊贵的日子,活得体面、自在而自信。但是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至少他们的成员自以为如是——他们崇尚文化、智慧和教育,自誉是“美国社会最纯洁的道德净土”。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资本——由他们创办的闻名于世的大学,由他们倡导的各项社会改革,诸如解放奴隶,争取妇女权利,以及自我修养和禁欲,包括后来的“禁酒运动”,这又使他们获得了“现代文明之先驱”的美名。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城市称为“合众国的摇篮”(18世纪下半叶,美国民众抗击英国殖民者的第一枪是在波士顿打响——笔者注)、“宇宙的思想中心”、“美国的雅典”。   然而,在1845年前后,波士顿冠冕堂皇的外表产生了很深的裂缝,或者说,“美丽华贵的脸庞上被人生生地留下了一道伤口”。随着大批爱尔兰移民的进入,波士顿开始出现贫民窟,出现乞丐和妓女,出现疾病和瘟疫,出现暴力和犯罪。截至1849年,在波士顿定居的爱尔兰移民多达3 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将近四成。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两个数字,1849年,全市出生的5031名婴儿中有2450人是爱尔兰后裔,而当时的监狱中有半数以上的囚犯来自爱尔兰。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前一个月,一场在爱尔兰移民聚居区肆虐一年的流行性霍乱刚刚结束,1300多名丧生者全是爱尔兰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波士顿城西上流社会沙龙里的人们开始忧心忡忡、神色惶恐地讨论移民,讨论贫困,讨论那些难以驾驭的“低劣人种”,以及自己的城市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和潜在的危机。他们惊呼“美国的雅典正在变成美国的都柏林(爱尔兰首都——笔者注)”,大有世风日下,城将不城之势。   所以,1849年11月23日,当“高尚正派的”“医学博士”乔治.派克曼在波士顿的大街上莫名其妙地消失时,这座已经开始动摇的城市便感受到了难于估量的震撼。   据波士顿市警察总署署长富朗西斯.图克对报界的说法,他首先指示西区的警察们在哈佛大学一带“尽可能不声张地”了解了情况,然后率员直奔爱尔兰区。以前办案总是这样,但凡有事就到爱尔兰人的贫民窟里抓几只“替罪羊”,因为波士顿的贵族们对警方职责的第一条定义便是,“看住那些不懂规矩的下等人”。但是这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抓着。   紧接着,图克署长和探长德拉斯塔.柯拉普又指挥着他们的人马搜查了派克曼博士名下的全部仓库、地下室等,以及无数的公共下水道,甚至潜入了波士顿港湾和流经城西的乔尔斯江段水下。“我们搜遍了城里城外。”图克署长说,“以哈佛大学为圆心,半径40到60英里的所有地带,郊区和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镇,科德角两侧。我们搜遍了陆地、水域及水下。”但乔治.派克曼博士还是不肯露面。   这时,社会上有谣言流传,说派克曼博士失踪的秘密就在最后有人看见他活着的地方——哈佛大学医学院内。于是,警察们重返剑桥,遍查包括地下室和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化学实验室在内的医学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楼板,但仍是两手空空,无功而归。   当年的哈佛医学院是一幢耸立于乔尔斯江畔的两层楼房——也可说是三层,如果算上不足四英尺(约合1 2米)高的地下室——与马萨诸塞总医院毗邻。楼房的一半建在沙滩上,底座悬空,仅靠几十根巨大的木桩支撑着。这样,当大西洋涨潮的时候,泛起的江水便能将楼底浅滩上的淤泥冲刷干净,也捎带冲走从实验室废料口和排污管道扔出的垃圾。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和韦斯特教授的化学实验室被安排在楼里紧靠乔尔斯江的一面,以便江风带走实验室逸出的气味和废气。   在波士顿的市民中,哈佛医学院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地方。一方面,哈佛的学者们以及其他上流社会的志士仁人们很为医学院所取得的成就、为医学对波士顿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然而,在一般民众的眼里,那栋楼房却是一个“肮脏的、充斥着恶臭和腐尸味的地方”。在大街小巷的传言中,哈佛医学院的“每一间屋子里都摆放着死尸,任由那些对上帝毫无敬畏之意的教授和学生们切割、肢解,而后再将残肢断躯,甚至整个尸体抛入江中”。住在邻近的大人们告诫他们的孩子尽可能远离哈佛医学院,因为那栋楼房与墓地鬼宅无异,是“异端、不祥和凶险”的象征。   据约翰.韦斯特教授自己说,他是在11月24日,星期六,从晚报上读到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的消息,并于次日去了博士的哥哥弗然斯.派克曼神甫府上,告诉他自己和派克曼博士在星期五见过一面。教授说,那天早上,他先到派克曼博士家中和他约好了时间,然后下午1点下课之后,便在实验室里恭候博士光临,一面从一根木棍上削下一些木屑放进容量瓶里,为下一堂实验课“木材的性质”做准备。1点45分左右,博士如约到达教授在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 断肢之谜(3)   韦斯特教授在多次借贷的过程中,曾将他的一批珍贵矿石收藏抵押给了派克曼博士。数月前,韦斯特教授背着派克曼博士将这同一批矿石卖给了罗伯特.肖——博士的姐夫兼搭档。派克曼博士得知此事后极为不满,威逼韦斯特教授立时还债,否则将诉诸法律。博士曾为了逼债而擅闯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和家中。某夜,他在教授家的一个派对上不请自到,当众羞辱韦斯特夫妇。   韦斯特教授说,11月23日上午,一位名叫瑟斯.培提的银行职员给他送来了一张90美元的支票,那是学生们刚刚交上来的开课费,使他终于筹措到了足够的现金。等博士到了他的实验室,韦斯特教授便将这笔钱尽数交给了他,一共是483 64美元。派克曼博士行色匆匆,没有点钱就走了。但他告诉韦斯特教授,他会按规定注销那笔贷款。   后来,约翰.韦斯特教授又根据警方的要求讲述了自己整个周末的行踪。   派克曼博士走后,他点燃实验室的火炉打算为下一个实验准备一些氧气。但这项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他做到一半便停了下来,于3点左右离开实验室,到附近的布莱翰餐馆就餐。饭后搭乘公共马车回家,途中在一家商店耽搁了一会儿,到家时大约5点半。晚上偕夫人去了邻居中一位教授家里和朋友们聚会。   此后的两天,除了星期天下午3点到派克曼神甫府上和偶尔去去医学院和邻居家外,一直在家,与家人一起玩牌、念书等等。   星期一照常上班。   星期二,11月27日,韦斯特教授送给医学院的勤杂工伊弗任.利托菲尔德一只火鸡,因为再过两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美国人家家户户吃火鸡的日子。学校从那天起连放四天假。   这位伊弗任.利托菲尔德便是本案中的第三名主要人物。几天后,他即以其特殊的方式报答了韦斯特教授的火鸡。   根据某些书上的描述,伊弗任30来岁,蓄络腮胡,人长得还算精神。   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杂务包括打扫卫生、管理人体样品,以及替教授们帮忙跑腿。每次上完解剖课后,伊弗任得负责将学生们肢解的尸体缝合好,注入防腐药水。如果保存得当,一具尸体可供师生们反复使用达六周。医学院付给伊弗任的报酬是一笔不算高的工资,还有为他全家人提供的一处栖身之地——一楼靠东门的两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厨房。但利托菲尔德一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寒碜。医学院的人都知道,伊弗任还有一些“灰色收入”。   11月30日,星期五,感恩节次日,也刚好是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后一周。据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后来在法庭上的证词(事实上,人们现在所了解到的本案案情大部分是根据法庭记录构筑的),那天下午,他先到街对过利奥拉德.富勒先生的铁匠铺里借来一些工具,回到医学院后,锁严所有通向外面的门,再启开前门门厅处地板上的活板门,下到一楼和江滩之间的地下室,或地窖。   地下室里遍布排水排污管道,没有窗户,密不透光。伊弗任随身提了一只带灯罩的煤油灯。但由于空气稀薄,煤油灯亮一阵子就会自动熄灭。伊弗任在地下室里沿一条狭窄的隧道爬行了大约60英尺,最后来到韦斯特教授化学实验室底下的排污管道。   排污管道上接教授私人卫生间的马桶口,兼做废料口或排污口。马桶口直下一小段距离后,与和水槽相连的下水道会合。这种早年间的设计是为了在排放污水的同时,也捎带冲走垃圾秽物。   那个年代还没有像现在用的金属或塑料大圆筒管道,医学院的污水管砌了五层砖墙,异常结实,以确保不漏和不被化学试剂等腐蚀。伊弗任用短钻、铁锤、钢钎、撬棍等依次凿开砖墙。据后来研究此案的专家们估算,这至少是一个人一天半的工作量。当最后一道墙打穿时,伊弗任几乎是一眼就看到了排污管道里的人体断肢——距离砖墙洞开处仅1 5英尺。   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冲出地下室,连外套都没顾上穿,便冒着严寒和妻子一起直奔医学院教授雅各布.拜基鲁博士家。消息很快惊动了警方,富朗西斯.图克署长和德拉斯塔.柯拉普探长率领众警察于当晚重新开进哈佛大学医学院,搜查的重点当然是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   韦斯特教授的化学实验室共两个部分,分布于一楼和二楼的差不多同一个位置。楼上主要是学生实验室,有两条长长的实验台和水槽火炉等设施。一道不算厚的隔板的另一面,是教授自己的小实验室,用于准备学生实验所需的化学品和玻璃器皿等。左边一间密室(privateroom),里面锁着实验室的贵重物品和危险品。   学生实验室的东北角是一架专用楼梯,通往教授在一楼的研究实验室,那里有两只水槽、一座熔炉(也叫冶炼炉)、两只火炉(或称加热炉)、两张实验台和两个猪头式(Hogshead)储水罐——因其下部有一凸出的水阀,形似猪头,故而得名。楼梯底下的狭小低矮处便是韦斯特教授的私人卫生间,内有一只坐式便桶及一些杂物等。这只马桶后来成了警方的主要勘查点。但因为目前关于本案的各资料中没有专门的描述,只能从其字里行间拼凑出一个大致的概念。马桶上应该有一块坐板,其下是与马桶口至少同直径的直筒状管道。当时肯定还没有自来水系统,譬如有的书中提到,那两只猪头式储水罐是由勤杂工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定期打水装满。卫生间外面实验室的东墙上开了一道门,里面的燃料储藏室里堆放着三种不同的煤炭。实验室的正门开在一堵面朝东南方向的斜墙上。第三道门在西墙,门外是与解剖实验室之间的过道。 断肢之谜(4)   警察们先去了地下室,在韦斯特教授实验室底下的排污管道中看到了——也是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看见的——一条人类的右大腿、一只从膝盖和脚踝处截断的左小腿和一具盆骨或腹腔,上面还连带着基本完好的男性生殖器和一段6英寸的直肠。   在一楼实验室的冶炼炉里,警察们从炉灰中扒拉出了几颗假牙和若干骨头碎片等等。   星期六,搜查继续进行。这一天,也是在一楼实验室,从摆放在西南墙角的一只茶叶箱(teachest)里发现了更多的人体断肢——铺在表层的矿石标本和鞣皮底下藏了一副胸腔。其中空处插一条左大腿,左胸下端有一处仿佛被利器戳穿的洞状伤口。   依当时在场的各位专家学者们的看法,这些人体残余同属于一个年龄50至60岁、身高1 8米左右、形体强健、腿部肌肉尤其发达的高个子男人。   后来还有社会上的传言说,哈佛医学院的捷夫.威曼教授用那些散碎的骨头拼出了死者手背上的“伤疤(scar)”,与派克曼博士的至亲好友们曾经熟睹的无异。又有说,派克曼夫人依丽莎从那副腹腔上认出了阴茎和后臀的两处特征标记,云云。虽然无从考察其真伪,但至少对于这后一种说法,不少人以为不过是些闲来无事者信口杜撰出的荤段子。   总之,媒体和公众很快便认同了警方的结论,相信他们终于找到了乔治.派克曼博士。   约翰.韦斯特教授被捕的消息是稍后传出的。据《波士顿日志》报道:   星期五当晚,几名警察来到约翰.韦斯特教授在剑桥的住宅,当时教授正在家中与朋友们欢聚。韦斯特教授被告知,警方准备马上对医学院展开新一轮的搜查,需要他在场,以便于开门开箱等。然后就被带上了驶往波士顿的马车。   整个过程中,韦斯特教授没有半点的犹豫或惊慌,他镇定自然一如往常,和警察们谈论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失踪,以及当时流传的各种相关消息。   直到马车在市立监狱门口停下后,警察们才通知韦斯特教授,他已因涉嫌谋杀派克曼博士而被依法拘捕。   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布令韦斯特教授大吃一惊,一时间,他似乎完全不知所措。   还没等他从震惊中恢复,韦斯特教授已经又被带上了马车押解到医学院。在那里,在场的官员们注意观察了韦斯特教授在看到那些人体残骸时的表现和反应。而后,他被再度送回监狱。   现存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生平家世的记载,只有些只言片语提到他祖籍新罕布什尔州,十多年前来到波士顿。但有关约翰.韦斯特和乔治.派克曼的就多了。   韦斯特和派克曼两家都是当地的世家,他们家族的第一位成员在这里落脚时,美国还是英属殖民地,波士顿还正在从渔村向集镇转型。其后,两家的祖上都曾出过达官显贵、巨商富贾,诸如州长、哈佛大学校长等等,出过不止一个哈佛毕业生。   1793年5月20日,约翰.崴特.韦斯特出生时,他的父亲瑞德福.韦斯特是一位成功而富有的药商。约翰14岁就读哈佛大学医学院,18岁获学士学位,22岁获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1815年远渡重洋,赴当时医学最发达的伦敦实习,和后来成为英国著名诗人的约翰.肯特一起,在盖斯医学院附属医院为外科手术医师辛普森.弗斯特当副手。   实习完毕,约翰.韦斯特随当时的医学界权威波耶教授遍游英伦三岛,后在返回美利坚途中路经亚速尔群岛时堕入情网,与驻该岛美国领事的女儿一见如故。她便是后来的韦斯特夫人赫丽叶.亨克琳。   韦斯特夫妇于1823年举行婚礼,尔后,约翰.韦斯特接手了格尔翰医师在波士顿的诊所,但业务开展得并不似年轻的医学博士想象的那样顺利,所以从一开始,经济上的窘迫就像幽灵一般如影随形。多年后,韦斯特教授从列维利街监狱写给友人乔恩.洛威尔的信中有这样一段陈述:   事实上,我对于金钱的价值知之甚少。我父亲从来就只给予我极少的零花钱,而且不允许我过问或插手他的生意,当然毫无疑问,他老人家是出于好意。自从结婚后住在波士顿,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只有每年500美元,房租亦包含其中。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债务,但一直坚信,我的诊所能挣钱。   父亲去世时,我只得到了本应属于我的财产的一半,而且其中不包括乔尔斯江大桥的部分——我必须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他把不动产全部留给了我的孩子们。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只能享用每年的进项。如果有孩子结婚,则那笔进项便属于我和未婚的孩子们。   由于听信了他人——非我家族中人的怂恿,我极其愚蠢地在剑桥置下了巨大而昂贵的豪宅,并花高价打造园林,购买书籍和家具等。此后数年,我屡屡负债,几乎无力支撑我的产业。当初买房子买地时,人家都对我说,这一带的房地产十分抢手,不出几年,我只消卖掉我手中地产的一部分,便可以赚回大笔的钱,从而摆脱所有的债务。结果呢,却是差不多全盘输光。   这栋位于哈佛路上的豪宅后来在1837年被债权人拍卖,韦斯特一家便以“租至买”的形式搬进了哈佛广场附近花园街22号约纳斯.崴萨先生的房子。“租至买”是一种长期租赁合同,双方预先讲定等房客缴纳的房租费总额相当于该房产的价值时,房子便归房客所有。 断肢之谜(5)   约翰.韦斯特的诊所只维持了一年多。1824年,他应聘到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化学。两年后提为副教授。又过了一年即升任教授。应该说,韦斯特教授的学问做得是相当成功的,由他撰写的《韦斯特化学》是当时哈佛大学、西点军校及其他高等院校化学课的指定教科书。他还是《波士顿哲学与艺术》等学术杂志的编委,以及19世纪著名的冯.李比格《有机化学》的英文译者。   韦斯特教授的同事们形容他“诙谐开朗、喜好玩乐、博古通今、机智聪明”,是“剑桥所有派对的灵魂和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仇人”。韦斯特教授亦擅长长笛,也是当地几乎每一场音乐会的热心观众。警方后来在他的实验室里查抄到了一大沓保存完好的波士顿爱乐乐团历年演出的节目单。   韦斯特夫妇一共有过五个孩子,他们唯一的儿子在很小便夭折了。本案发生时,女儿们的年龄从16到24岁不等。大女儿莎拉业已出嫁,并且凑巧得很,也嫁给了当时的美国驻亚速尔群岛领事,底下的三个姊妹尚待字闺中。其实,这句中国老话儿用在这里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西方的女孩子到了婚嫁的年龄不是呆在家里,而要频频出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舞会、宴会、派对等等。自然,姑娘们的穿戴装束也是不可马虎的,这就更使像韦斯特这样的人家捉襟见肘了。   有关乔治.派克曼博士家世的最奇特之处是,家族中第一位在波士顿定居的祖先也叫乔治.派克曼,而且后来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派克曼家世代经商,也读书。到了博士父亲沙缪尔.派克曼那一代,家族的房地产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乔治.派克曼出生时,从他家四层楼房的窗口望出去,目所能及者几乎全是他们家的房子。等到博士失踪的时候,仅沙缪尔.派克曼的后裔中就有14人毕业于哈佛大学。   乔治.派克曼20岁取得哈佛医学院学士学位,即赴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就读博士,而后进了巴黎的萨培却伊尔医院,拜师于著名神经病学专家菲利普.派乃尔和埃蒂恩.伊斯奎罗门下。   回到波士顿后,博士雄心勃勃,致力于创建美国第一所精神病院。为此,他曾寄出过很多封信,试图搞清楚当时的美国到底有多少拥有相关学位的医师。查访的结果,一共592人。直到1966年,还有人在《美国神经病学》杂志上撰文,称乔治.派克曼博士为“美国精神病学界的先驱者之一”。   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派克曼博士的理想未能成就。几年后,当马萨诸塞总医院的董事会计划筹建精神病诊所——麦克林医院时,博士马上参与角逐院长一职。在他提交的申请中,派克曼博士附上了两篇很有分量的论文(这在招聘文告中是没有要求的)《精神病院管理》和《神经错乱论》。前者详尽地阐述了他对未来医院从科室安排、仪器设置,到规章制度等等的种种构想;后者则着重探讨了自杀者的神经系统病变,及婚姻对当事人精神状况的影响。其中某些精彩段落至今仍为研究者们所引用。   尽管派克曼博士使出了“奇招”,董事会在经过慎重的评议比较后,录用了“更具实力”的另一位候选人卢福斯.威曼博士。乔治.派克曼继续在哈佛医学院做研究,继续在《医学学报》和《波士顿外科及手术》杂志当编辑。直到他父亲去世,管理家族财产的巨大压力迫使他弃医从商。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在事业上屡遭挫败,才借机抽身引退的。   和几乎所有的商人一样,世人对派克曼博士的作为有贬有褒,毁誉参半。这里是一些例子。   乔治.派克曼承继的产业中有一片乔尔斯江滨的沼泽地带,就在他居住的培根山庄西面。适逢市政府决定新建一所监狱,以应付日渐增多的囚犯人数。按照惯例,城市规划工程师们将监狱的地址选在远离闹市区的波士顿南郊。但在市长乔司亚.坤赛卸任前几天,派克曼家位于波士顿城西的江岸沼泽地在项目中中标,这给了新任市长约翰.比其鲁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因为这块地皮不但离市区很近,价格昂贵,并且一年之中有好几个月浸泡在水下。而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派克曼博士仅用他名下这片沼泽盐碱滩的三分之一,即换来了4万多美元,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桩“相当可疑的、极具丑闻色彩的交易”。后经多方努力,市政府终于在经过改造的河滩上建起了波士顿有名的乔斯街监狱,不过那已经是派克曼博士失踪后的事了。   哈佛大学的校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846年2月22日,“由于乔治.派克曼博士的慷慨捐赠,校方接受了位于马萨诸塞总医院前的一块100英尺乘80英尺的浅滩地,计划在此兴建医学院新楼。”新楼于是年11月落成。后来就是在这幢楼里,发现了被认为是“乔治.派克曼博士的遗骸”。为了表彰博士的贡献,学校在哈佛医学院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派克曼荣誉解剖学教授”称号。在本案发生的1849年,该称号被授予当时的医学院院长奥立佛.福尔莫斯教授。   在同事和家人们的记忆中,乔治.派克曼博士作风严谨,特别守时,近于刻板。他每天在一定的时间起床,一定的时间吃饭,一定的时间上下班,一定的时间就寝,连每天必须读书的时间和页数也是一定的。此外,他还在每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去培根俱乐部,以及每月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去理发店,等等。所以,派克曼夫人几乎总是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她的丈夫。而当博士在应该回家的时候没有回家时,派克曼夫人便准确地感觉到她的丈夫肯定是出事了。派克曼博士的另一个习惯是,他很少坐车,不论去哪儿总是步行,尽管他家里备有不止一辆当时波士顿最豪华的马车。 断肢之谜(6)   虽然派克曼博士为人冷淡,但他却钟情于大自然,尤喜户外远足。也是由于他的“慷慨捐赠”,鸟禽学家乔恩.奥杜邦于1848年11月30日宣布,将他新发现的一种鸟命名为“派克曼鹪鹩”。一年后的同一天,哈佛医学院杂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便在约翰.韦斯特教授的排污管中找到了那些人体断肢。   1849年11月30日晚,当警方人员还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时,哈佛医学院外一片光明,一支支火把一盏盏油灯映照着一张张愤怒的脸。只几个小时,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发现便成了街头巷尾人人谈论的话题。一拨拨人流越过乔尔斯江大桥,从波士顿涌向剑桥,又从剑桥的各个方向涌向哈佛大学。其中有几天前无端遭到警方骚扰的爱尔兰移民,也有长期以来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烧了它!”   “烧掉这座魔窟鬼域般的医学院!”   人们高声呐喊着,与警察们冲撞着,将油灯和火把抛向医学院的大门和砖墙。骚乱一连持续了两天。   12月1日,星期六,法医贾贝兹.普拉特博士被授权组成了他的六人陪审团。马萨诸塞州当时的法律要求,在对被疑为“非正常死亡”的死者验尸时,必须有一个六人的“法医陪审团”在场。依照有关条文,该陪审团的法律职能应该是非常单一的——通过验尸和听证确定死者的死因,而无须对案子所涉及的犯罪事实进行甄别,或对该案的嫌疑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断。但是真正运作起来,陪审团往往越俎代庖,因为其中的成员并非平民百姓,大多与当地司法界有些关系。   譬如在普拉特博士的陪审团中,陪审长奥斯敏.布鲁特是州立法委员,而负责文字记录的秘书约翰.安佐斯后来成为了本案公诉方中的一员。   陪审团闭门数日,于12月13日公布了他们的裁决,内容大意为:警方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发现的那些人类肢体乃医学博士乔治.派克曼之残骸。该博士于1849年11月23日下午1时30分以后的某一时刻,在哈佛医学院内“暴力致死”,死因为“一次或多次打击或伤害”,而且这些“打击或伤害”皆出自约翰.韦斯特教授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该陪审团的验尸和听证是完全“单方面”的,即,没有嫌疑人或其律师在场,当然也没有另一方交叉取证的可能。   法医陪审团的裁决先是登在了波士顿和纽约的报纸上,而后出现于全美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地方的报端。很快,各持己见的报道、评论等铺天而来。那时因为摄影术尚未问世,报刊编辑和记者们都多少有一点儿绘画方面的才能,尤以速写漫画见长,以配合自己的文字,使之形象具体。于是,在这些人的笔下,韦斯特教授被画成了屠夫、妖魔或吸血鬼。他在哈佛医学院的同事们如果不念旁注或说明,都几乎认不出画中人物是约翰.韦斯特。   12月3日,乔治.派克曼博士的遗骸——胸腔、腹腔、两条大腿和一条小腿被装进一只盛满酒精的铅盒里,再盛殓入棺。奥立佛.福尔莫斯院长代表哈佛医学院在追悼仪式上致辞,称派克曼博士“当别人睡眠时,他在工作;当别人坐车时,他在走路;当别人滥饮时,他滴酒不沾。一位严于律己,并将原则奉为至高的人;一位永远充满活力,而又俭朴、直率的人。”   然而,在缅怀死者或失踪者的同时,哈佛大学的师生中没有任何人指责“杀人凶手”约翰.韦斯特教授。这种沉默在当时被普遍理解为上流社会为维护自身形象而作出的努力。   1850年1月21日,乔治.派克曼博士的遗嘱被提交萨伏克地区遗嘱检验法庭。博士在他的遗嘱中将其全部财产留给了他的妻子依丽莎.派克曼,以及他们的女儿荷莉艾和儿子小乔治。并指定小乔治.派克曼为其财产管理人。   据波士顿市政厅财产估价办公室1849年的卷宗记载,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名下一共有价值16 7万美元的不动产和17 5万美元的个人财产。但以众知情者的看法,这是两个被明显低估了的数字。即便这样,派克曼博士在波士顿的富豪中仍名列前茅,排在与他的姐夫、全市首富罗伯特.高尔德.肖仅相差四名的位置。而根据当时出版的《马萨诸塞富豪榜》,乔治.派克曼的财产估价为75万美元,罗伯特.肖的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同年1月26日,大陪审团下达了对约翰.韦斯特教授的起诉书。   1850年3月19日,星期二,本案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正式开庭。   早晨7点不到,花岗石筑成的法庭大楼外已经云集了近千人。来得比这些人更早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们。他们奉富朗西斯.图克署长之命,在法庭宽阔的双扇铜制大门前绕着几根巨大的花岗石柱拉起了金属链围栏,并挨个儿给排队的人们发票,讲明每次庭间休息时,原班观众尽数撤出,新一拨看客凭票入庭,以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观看,也免却了不死心者在法庭周围长时间滞留徘徊,以致生出事端。(也有的书上讲,旁听者是每10分钟轮换一次)据事后波士顿警方的估算,12天的庭审期间,除新闻界外,进入法庭的一般民众人次达5 5万至6万,而当时波士顿的人口总数为10万左右。 断肢之谜(7)   不消说,当地所有的报家倾巢出动,纽约、费城等地也有大批媒体拥入。最远的来自欧洲,伦敦、巴黎和柏林都派出了自己的记者。他们应用当时新兴的电报技术,24小时之内便能将消息传送到大西洋彼岸。时至今日,哈佛大学的档案馆里还保存着1850年德国报纸关于“波士顿悲剧”的头版新闻。   除了每天的报道,不少媒体还在周末发行类似于“庭审一周回顾”的小册子。本案的审理结束后,至少有三家波士顿报纸和一家纽约报纸将他们关于整个案子的报道汇编成书出版。   8点,记者和旁听者鱼贯而入,依次就座。据《波士顿日志》报道:“人们交头接耳地低声交换着对案情的看法,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兴奋和对自己好运气的满足。每一个人,只除了神色平静的约翰.韦斯特教授,他在9点差10分被带进法庭,手上戴着铁铐……他的风度更像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而非穷凶极恶的罪犯。”   另一篇报道说:“教授的步履并不沉重,他显得镇定、友善,竭力保持着尊严。在被带往‘囚犯厢’的不到20步的路中,教授不断地向朋友和熟人们点头致意……只有当他摘下眼镜擦拭时,因充血而泛红的双眼才隐隐暴露出了他曾经历过的忧郁、焦虑,和也许是一宿未眠。”在100多年前,案犯不是和他的律师们一起坐在被告席上,而是单独关进法庭中央稍高处的一个被称为“囚犯厢(Prisoner’sDock)”的四方笼子里。   9点整,“法官团”入席。根据马萨诸塞州19世纪的法律,凡极刑案,须由至少三名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法官团审理。当时的麻省最高法院一共有五名法官。除一人生病外,其余四人都在这里了——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居中,他的左边是查尔斯.杜威法官,右侧为沙穆尔.维尔德法官和索伦.梅考夫法官。   接下来,挑选陪审团,宣读起诉书,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代表公诉方致开场发言。检察长说,公诉方的证人们将向法庭证明:一、乔治.派克曼博士已经被谋杀致死;二、谋杀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凶手就是约翰.韦斯特教授。   如前所述,本案保存至今的原始资料之一是法庭文书记录的诸证人证词等。由于年代久远,应该是蓝墨水写就的字迹业已褪变成了浅棕色。而且,在法庭上,证人陈述的方式是回答律师们的提问,但记录中忽略了那些问题,所以留下来的只是些读起来不太连贯的答案。   乔恩.克立夫发言完毕,由派克曼家族重金聘请的首席公诉人——这在美国司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乔奇.贝密斯传唤他们的第一位证人:   我叫乔斯.M.肯司利,家住波士顿市布洛松街56号。我是乔治.派克曼博士的招租经理,替他管理房产、收取租金等。他要求我每天都必须向他面呈当日的账目往来。派克曼博士拥有哈佛医学院所在地周围的大部分房地产,他经常光顾那一带。   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快3点时到达派克曼府上,因为博士每天两点半用午餐。那天我听说他没有回家吃饭。   我留下当天的报表走了。第二天早晨,他的家人告诉我博士失踪。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得知他在星期五下午1点半有一个会晤,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他要见的人是谁。后来我在波士顿的街面上四处探访。我所打听到的派克曼博士的最后行踪是在医学院附近。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知道博士失踪了,都一起帮着找,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大约12至15名警察先生帮忙。   到那天晚上,我们搜查了哈佛附近的许多房子。星期天,我去了剑桥东部找。星期一,我跟着史达威警官又去了医学院。我们和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安司沃博士一起查看了所有的房间和解剖实验室的排污口。我记得是伊弗任用钥匙打开排污口盖板上的锁。   韦斯特教授的二楼实验室关着门,我们敲了一阵,没人应。我和史达威警官转身准备离开,但伊弗任握着门把使劲摇晃。大约两分钟后,韦斯特教授开了门。我们说我们是来找派克曼博士。我不记得韦斯特教授都说了些什么。他好像对我们不是很介意,跟着我们走进实验室。我们搜查了他的房间。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和三名警官,克拉克、赖斯和富勒再到医学院。韦斯特教授开了门。伊弗任一直和我们一起。我们还搜查了伊弗任家住的每一个房间和壁橱。我甚至用手触摸了晾着的衣服,看了床底下,搜得很彻底。   我们从门厅地板的抽板门下到楼层下面的地下室,然后又回到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克拉克警官找了一个借口,说我们必须搜查这一带的每一间房子,说我们并不是怀疑这幢楼里的什么人,我们只是在执行任务。   我们查看了实验室,查看了卫生间的周围。克拉克警官推开二楼密室的门。韦斯特教授说那里面都是贵重物品和危险品。克拉克警官站在门口朝里探探头,开玩笑说他不想进去把自己的脑袋给炸飞掉。   我把脚伸进没点火的加热炉里,翻拨炉灰。然后我们又下到一楼实验室,那里的大炉子生了很旺的火,炉膛好像刚刚打扫过。我看见一只茶叶箱,里面装着鞣皮,最上面放了些矿石。我后来跟人提起过这件事,因为我当时一眼就看到了,所以印象很深刻。 断肢之谜(8)   有人问到了卫生间,伊弗任说那是韦斯特教授的私人地盘,只有教授才有钥匙。教授将我们送出实验室,在我们身后关上门。几位警官都说,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我再次见到韦斯特教授是11月30日晚上,在列维利街监狱。   …………   我们到达医学院后,先去了教授二楼实验室的密室。有人问起楼下卫生间的钥匙,可能是我问的。韦斯特教授说钥匙都挂在架子的尽头。我们找到了钥匙,但是插不进去,我们就把门给砸开了。   我听见他们说在冶炼炉里找到了骨头,又有人说别动,留在那里,先让法医陪审团看了再说。然后我们就从地板门下到地下室。断肢已经取出来了,放在一块木板上:腹腔、右大腿和右小腿。韦斯特教授的情绪异常激动,警察们让他站在距那些残骸八九英尺远的地方。过了10到15分钟,他们把他带回了马车。   第二天下午,富勒警官发现胸腔和大腿时,我也在那里。我看见他们把茶叶箱从墙角里拖出来,再整个翻转过来。大腿是插在胸腔里的。左大腿和一柄刀从箱子里掉了出来。那段身子和大腿用一条绳子缠着。我们把它们取出来,和其他肢体摆在一起。   星期日,普特南警官找到那条染了血的裤子时,我也在那里。我看见一柄很脏的刀,还有那把从墙上的钉子上取下来的锯子。伊弗任捡起两支笔递给我。   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上午,我和柯拉普探长,还有一位剑桥的警察山德逊一起搜查了韦斯特教授的家。我们12点左右到那里。第一次我们带了搜查令,第二次没带。我们撬开了教授家酒窖地上的砖。   法庭记录翻过一页:   我叫帕迪克.麦戈万,从去年9月16日起,在派克曼府上听差。   我记得博士失踪那天,上午8点到9点,有客人造访,要求见博士。我不认识那人,他也没有报姓名,所以不能确定他就一定是约翰.韦斯特教授。我听见那人和博士说他们下午1点半见面。我听见博士说,好,他同意见面。   下一页:   我姓肖,名罗伯特.高尔德,是已故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姐夫。如果博士还活着,他应该在今年的2月满60岁。派克曼博士和被告韦斯特非常熟悉。但我是一直到告诉他韦斯特卖给我矿石的事,才知道教授欠了他的钱。   …………   11月30日晚上,我听说发现了断肢,并且亲眼看见了。它们看上去确实像是乔治.派克曼博士身体的那些个部位。主要是胸毛和腿毛的颜色和密度等,跟我以前在他身上看到过的完全一样。我曾经见过他的胸毛。至于腿部,那是在去年11月,他失踪前不久,我也看见过。那天早晨很冷,他来我家时没有穿大衣。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他穿得不够暖和。他说他连里面的衬裤也没穿,还拉起裤腿让我瞧。我看见他的胸部是他有一次敞开胸襟,跟我显示他的胸毛有多浓密。至于他的大腿,我就说不好了。还有那些断肢的形状、胖瘦和大小等等,都与派克曼博士的体格正相当。总而言之,我就没看出有什么地方不像的。   我也看见了从炉灰中扒出的假牙。我知道他装了假牙。   验完尸之后,那些断肢都交给了我。我负责将它们入殓、埋葬。   至于我和韦斯特教授,还有派克曼博士生意上的关系,我在1848年4月18日或19日收到被告的一封信,要求和我私下里会晤,我就安排了第二天上午。他来了,说他真是觉得很难为情,说他要是不马上凑足多少多少钱,偿付一笔已经逾期一年的债务,警察就会登门抄走他的家具。他希望我买下他的一箱子矿石。我说我不需要矿石。他说也许我可以把矿石捐赠给某某院校或某某研究机构。他开价1200美元。我再次拒绝。但是他不停地劝说,不停地给我施加压力。最后,我不得不同意帮助他。我问他那笔逾期的债款一共是多少。他说600美元。我说如果他能找到哪家银行兑现我手里的票据,我就买他的矿石。后来他又来了,还是同一天上午,说他已经找好了银行,我记得好像是乔尔斯江银行。我给他开了票据。这就是那张票据的收条,日期是4月20日。不久,他给我送来了矿石的编目和买矿石的账单,我当时没有细看就收起来存档了。6月6日,他来收账,我给他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8月3日,又给了他400美元。所有这些账目上的往来我都有他的收条。后来他又说,假如我不反对的话,他想留下一些已经列在编目上的矿石。我对他说,留下可以,只要他付利息。但他不愿意付利息。后来我们就没再谈论过这件事了。   那以后不多久,有一天,我和派克曼博士一起在弗侬山路碰到韦斯特教授。走过之后,我问派克曼博士,韦斯特教授在哈佛的工资是多少。1900美元,他回答。我说:“那连他全家人花销的一半还不到。”然后就扯到了他问我借钱和卖矿石的事。派克曼博士马上说:“他怎么有权利卖那些矿石?他已经都抵押给我了。如果你不信,我可以给你看契约。”他带我到了他家里。我比较了他的契约和我的账单,确实是同一批矿石。他又说,他要去找韦斯特教授,给他一点教训。他说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理应受到惩罚。   …………   在回答被告方律师爱德华.索耶尔的交叉取证时,罗伯特.肖说:“如果我不知道派克曼博士已经失踪,便不会以为那些断肢是他的遗骸。在我得出这一结论时,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实和那些毛发的颜色同等重要。” 断肢之谜(9)   下一位证人:   富朗西斯.图克,本埠警署署长。我是在11月24日,星期六得知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的……   11月30日,星期五,我听说发现了人体断肢,便立即带上一把左轮手枪,先到罗伯特.肖先生家里见过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然后一起去哈佛医学院。   到了医学院,我们先从抽板门下到地下室,弓着腰在隧道里走了大约60英尺,一直走到后墙,或北墙。那里横跨的管道墙上被凿了一个洞,约18英寸直径,刚够一个人钻进去。我们带了一盏煤油灯,照在洞口一看,里面有几块人类肢体。   我让崔诺蒙警官和伊弗任爬进去,把那些断肢都递出来。我们找来一块木板,把肢体一一放在上面,一副盆腔,一条大腿和一条小腿。我问伊弗任除了这个洞之外,还有别的入口可以进到排污管道里吗,他说没有。   这时候,我们听见楼上有声音,以为是韦斯特教授,就赶紧冲出地窖。我手里握着枪等在实验室正门旁边的库房里,直到警员们回来报告说,他们都搜过了,一个人也没有。   我走到冶炼炉跟前,看见柯拉普探长手里捧着一些炉灰,或熔渣,上面结了一块骨头。我马上命令柯拉普、斯朴尔和史达威去剑桥逮捕韦斯特教授。   我带来了一些在实验室熔炉里找到的骨头,现作为物证提交法庭。   …………   接下来出庭的是两个12岁的小男孩摩尔和普鲁特,他们都住在哈佛医学院附近。11月23日1点半到2点之间,他俩看见派克曼博士去医学院。摩尔和普鲁特说,他们能记住当时的时间是因为他们刚刚吃了午饭回来,所以应该是下午2点之前。   距哈佛医学院75英尺处,乔尔斯江边一家铁匠铺的三兄弟也作了相似的见证。三个兄弟中最年长的埃利亚.伏勒尔说:“我认识乔治.派克曼博士,我们经常看见他,也和他打过一些生意上的交道。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1点半至2点之间。我当时正和我兄弟阿勃特站在铺子外面的人行道上,博士沿葛洛福北街西侧的人行道一路走过来,从我们身边经过时跟我们点了点头。他是朝哈佛医学院方向走的,但我当时没有转身看他是否进去了。他走得很快,行色匆匆的样子。他穿着黑色的紧身大衣,黑背心、黑领结,丝绸或缎子的,戴一顶黑色的高帽。”   保罗.荷兰先生的食品店离哈佛医学院两个街区。他告诉陪审员们,23日下午1点到2点之间,派克曼博士到他店里要了些糖和奶油,临走时留下一棵玻璃莴菜,说他“过几分钟就回来”。但是派克曼博士没有回来。那棵玻璃莴菜在店里一直搁到第二天下午,乔斯.肯司利先生来打听博士的下落时才带走了。   法医贾贝兹.普拉特博士在证词中说,他在韦斯特教授的冶炼炉里找到了“一块带假牙和其他牙齿的人类颌骨。我还看见炉膛内壁的砖墙上附着若干炭渣和骨头的凝结物。我用一根弯曲的铁钎把它们一一敲下来。后来又发现了两三颗零散的假牙。警察们将碎骨从炉灰中一颗一颗地捡出来,用纸包好交给我。后来我都给了捷夫.威曼博士,因为我要去通知我的法医陪审团成员第二天到哈佛医学院验尸”。   在召集陪审团的同时,普拉特博士指定了一个由三位医学专家,温思洛.路易斯博士、乔兹.盖博士和詹姆斯.司托博士组成的“医学委员会”,他们的代表向法庭提交了委员会的报告:   温思洛.路易斯,医生。我于韦斯特教授被捕后的星期六下午到哈佛医学院查验警方在那里发现的人类肢体。和我们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的还有捷夫.威曼博士。   后来,盖博士、司托博士和我本人共同起草了非常详细的验尸报告。   首先,我们检查了那副胸腔以及附着其中的骨头内脏等物。除胸骨外,所有的骨头俱全。胸腔内含两片已经损坏的肺叶。左胸下端第六七块肋骨之间,有一个被撕裂穿透的直径1到1 5英寸的伤口或孔。没有心脏和膈,左肾仍在其自然位置但已经萎缩,没有肝,没有右肾,没有胃,没有胰腺,也没有肠。   然后,我们检验了那副腹腔,内含盆骨、两截腰椎、生殖器,以及其他内脏和一段6英寸的直肠。   第三,右大腿,肌肉发达,很少脂肪。   第四,左大腿上缠绕着一条两英尺半的绳子,但没有打结;某些部分的皮肤和肉被人为地剔除,或用人工方法使其萎缩;有明显被烈火焚烧,以及使用过腐蚀剂的的痕迹。   最后,那条被截断的小腿,基本呈其自然状态。   本人注意到,肢体背部的毛发十分浓密,呈沙灰色。左胸毛曾被火焰烧过或燎过,所以无法判断其原始长度。   头部与身躯在喉结下方处被锯断,肠胃均被去除。依我之所见,从髋部切下大腿并不一定说明施刀者具有多少解剖学方面的知识,但将胸骨和锁骨分开,却是需要相当程度的解剖技能的。   我和乔治.派克曼博士相识多年,应该说,那些人类肢体与派克曼博士的相应身体部分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显然,各部位肢解的方式都不是为了解剖学研究或教学的目的。这些断肢本身亦非供解剖学研究或教学之所用。如若真是解剖学标本,则应该有用保存尸体的防腐剂处理过的痕迹。 断肢之谜(10)   毫无疑问,这五段肢体皆属于同一个人。   在回答被告律师爱德华.索耶尔的最后一个问题时,温思洛.路易斯博士说:“我不知道将一颗人头烧成灰烬需要多长时间。同样,我也无法给出将尸体中除了这五段肢体的其他部分烧成灰烬的大致时间。”   不过,下一位证人的证词多少弥补了一点这方面的遗憾:   本人伍德瑞.斯特朗,自1820年起在本埠行医。   我一向对解剖学很有兴趣,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譬如某年冬季,只要能搞到尸体,我便夜以继日地做解剖,每天从早晨8点到深夜12点,前后大约持续了三个月。可以说,我对解剖人体简直是着了迷。   我在焚烧尸体或以焚烧的方式去除人体肌肉方面也堪称经验丰富。有一次,警方特种部队让我肢解一名海盗的尸体。当时天气很热,所以我准备先去掉肌肤等软组织,只留下骨架。那家伙肌体发达,强壮剽悍。那天晚上,我在一座老式的大炉子里架好尸体,用木柴生起了旺火。我在炉膛前守了整整一宿,不断地添柴,但是直到早晨,肌肉还没有烧光。我一直担心当地警方会找我的麻烦。结果上午11点左右,他们果然来了,问我满大街的气味是怎么回事。我好歹赶在午饭以前把活儿给干完了,但从此也知道,烧尸体可不是闹着玩的。   比方说吧,首先,你得有合适的燃料。木柴比煤炭好。轻的木柴比重的好。其次,你得不停地把火拨旺,所以必须呆在那里,不能走人。你还得注意不要让那些掉下来的骨节肌肤什么的把火给压灭了。最讨厌的是,烧死人的味道总是会引起人们的怀疑。我就曾经因为这个不止一次地惹来邻居和警察。   在他们发现那些断肢之后,我于星期二去了哈佛医学院。我去那儿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全然没想到他们会让我出庭作证……   当然,我也对活人的身体感兴趣,尤其是女人。   这些证词的喜剧性效果使法庭内的气氛变得轻松。有两次连“囚犯厢”里的约翰.韦斯特教授也忍不住笑了。   更多的专家们相继走上证人席——   弗里德利克.S.安司沃,哈佛大学医学院解剖实验室示范教师。我负责指导学生们的解剖实验课,为奥立佛.福尔莫斯教授准备上课和解剖用的人体标本。每次课后,由我具体指示医学院杂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如何缝合和保存样品。   是的,多年前,这个位置曾属于已故派克曼博士的弟弟小沙缪尔.派克曼博士。   医学院所有的人体样品在发放给教授和学生们使用之前,都必须先经过我的手。我有习惯详细记录收到和发出的样品。韦斯特教授被捕后,我曾清查过实验室里的库存,一件不少。   我也曾检验过那些残肢,并确信它们不是医学院用于解剖的人体标本。因为我们所有的样品都会注射药剂,以防止它们腐坏变质。但在伊弗任找到的那些残骸上没有注射过药剂的痕迹。   从那些肢体被肢解的方式看,也完全不像是用于解剖的。以我的观点,切割那些肢体的人可以说是毫无解剖学方面的知识。他也许曾经看见过别人解剖尸体,但我怀疑他本人是否亲自实践过。   我叫查尔斯.T.杰克逊,在过去的25年里,我一直是职业化学家。   …………   我从那些断肢上提取了些许皮肤样品,用石蕊试纸试验为强碱性。我把样品带回到实验室进行化学分析,结果表明是氢氧化钾。   氢氧化钾可以使人体肌肤变软,如果再辅以加热,譬如水煮,即可使软组织等很快消溶。   假如将人体肌肤切成小块,加氢氧化钾煮沸,只消2至3小时,所有肌肤便会溶化殆尽,但这要求氢氧化钾的用量为人体重量的一半。我想象,如果要将整个人体一次煮掉,那就需要一只很大的锅。我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看了,那里最大的可供此用的容器是一只马口铁的锅炉,那肯定是不够煮一个人的。   我在教授的实验室里还注意到,墙上、特别是楼梯两边的墙上有很多斑点。那是液体晾干后留下的。捷夫.威曼博士当我的面取下了一些做样品。   我还看见了一条裤子和一双拖鞋,上面有血样的印迹。威曼博士也取了样。   (公诉方律师向证人出示一把刀)   我在韦斯特教授那里见过这把刀,那还是当年在梅生路老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我认识韦斯特教授25年,在医学院做学生时上过他的课,从那时起就养成了习惯,有事无事常去他那里转转。教授被捕以后,我在医学院第一次见到这把刀时,看上去非常干净,好像刚刚洗过。   我姓威曼,名捷夫,哈佛大学医学院赫瑟荣誉解剖学教授,教授解剖学迄今8年。   我第一次到医学院查验人体残肢是在12月2日,星期日。他们交给我一些在冶炼炉里找到的骨头。后来我给所有的这些骨头都编了目,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当把胸腔翻过来时,肢体背部毛发之浓密令我非常吃惊。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长这么多的毛。从肩胛往下,脊椎两旁,布满了半个背部。   我化验了楼梯墙上那些杰克逊博士认为可能是血迹的样品,结果只是烟草汁的渍迹。 断肢之谜(11)   我也化验了杰克逊博士提到的裤子和拖鞋。除右脚拖鞋上面有些血迹外,鞋底的斑点皆为威尼斯红(一种颜料——笔者注)。   (公诉方律师要求证人向陪审团讲解骨头的编目)   根据我做的编目,那些骨头碎片分别来自人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头部和四肢——脸、前额、脖子、手、右腿的膝盖以下部分和脚……   人体中的血液量大约为体重的五分之一。所以,一个体重140磅的成年人身上应该有28磅或28品脱血液。但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物件上外,我们没有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发现其他血迹。   我甚至让人撬开了实验室地板上的砖块,但也没有在砖缝和砖层之间发现血迹。   至于裤子上的血点,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这些血是在什么时候溅上去的。   我可以区分人类和某些低级动物的血,但不能区分人血和高级动物——譬如牛的血。   我叫纳逊.C.柯普,在本埠行医30年的手术牙医。乔治.派克曼博士是我的病人。   12月3日,星期一,我从斯平斐德度完感恩节假期后回到波士顿。温思洛.路易斯博士给我看了几颗假牙。我当即认出那是我为派克曼博士专门制作的。   派克曼博士的口腔形状及上下颌骨的相对位置都很特别,所以我印象深刻。   派克曼博士定做假牙时问我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某月某日是医学院新楼的落成典礼,他将以赞助者的身份出席并讲话,牙齿必须赶在那以前做好,否则他就不要了……   后来我又替他调整和打磨新牙数次。最后一次是在他失踪前两周。   …………   这些牙齿应该是和头部,或头部的某一部分一起被焚烧过,或是与之类似的情况。因为如果是单独放入火中,它们便会因为经受到骤然高温而开裂破损。但假如周围有肌肉或其他缓冲材料,升温的速度就会比较缓和,牙齿本身的水分逐渐蒸发,即使经过了灼烧也不会因破裂而变形。   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制作这些假牙,后来又磨合多次,对它们的形状大小、质地颜色,以至轮廓线条等等都了如指掌。当路易斯博士让我鉴别这些在熔炉里发现的假牙时,我马上就说:“派克曼博士已经不在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真的,我马上就认出来了!   奥立佛.福尔莫斯,哈佛大学医学院“派克曼荣誉解剖学教授”,这个称号是为了表彰派克曼博士对医学院的贡献而设立。   在1846年11月1日医学院新楼的落成典礼上,我记得见到过派克曼博士,并注意到了他的新牙。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高级职员包括:W.恰宁医学博士、法医学教授,J.拜基鲁医学博士、材料医学教授,J.W.韦斯特医学博士、化学教授,J.威尔医学博士、物理学教授,J.B.S.嘉可森医学博士病理解剖学教授,和我本人。   我在发现断肢后的星期一或星期二查验过它们。很明显,肢解者具有一定的解剖学常识,他至少知道在什么地方下刀。应该说,手法并不拙劣。   我熟悉派克曼博士的身材相貌。我看不出那些肢体与派克曼博士身体的相应部分有什么不相似之处。   我记得派克曼博士失踪之日,我是在1点钟准时下课。我的办公室就在韦斯特教授的楼上。他的实验室天花板很高,但我并没有听见任何异常的动静。倒是在我上解剖课的时候,听见他那边传来鼓掌的声音,但从没在我的办公室里听见什么声音。解剖课的教室也是在二楼。   至此,公诉方相信,他们如预先所承诺的,向陪审团证明了乔治.派克曼博士已经被谋杀致死。庭审第四天,法庭里的人们等来了他们企盼已久的公诉方明星证人(starwitness)或关键证人。   我叫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哈佛大学医学院勤杂工。我负责打扫整个医学院的卫生,生炉子、扫地、掸灰等等。我已经在医学院工作了七年,前四年在梅生路老学院,近三年在葛洛福北街的新学院。   至去年10月,我认识韦斯特教授整7年,从我到医学院时算起。我认识派克曼博士近20年。   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我目睹了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在教授二楼实验室密室里的一次会晤。我当时正在那里帮教授打杂。屋子里很黑,点了三四支蜡烛。我没有听见脚步声。但派克曼博士突然就走进了教授的密室。韦斯特教授当时也很吃惊。   派克曼博士说话很快,嗓门也很大:“韦斯特教授,你都给我备齐了吗?”韦斯特教授说:“没有,我还没准备好呢,博士。”韦斯特教授又说,“明天怎么样,博士?”派克曼博士站在门口,挥了挥手说:“那就一言为定。明天一定得有个说法了。”然后就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医学院里见到派克曼博士。   第二天下午1点半,我正站在医学院的大门外,韦斯特教授走过来要我替他送一张条子给派克曼博士。我把条子给了一个名叫约翰.麦克思威的小男孩。他亲自到派克曼府上交到了博士手上。   也是在那个星期的某一天,韦斯特教授问我可不可以在地窖里点一盏灯。我说不行。他问我是不是确定,我说我几天前刚试过,但地下室里空气龌龊、缺氧,很快就把灯给扑灭了。我试过是因为替安司沃博士找一颗放在地窖里浸解(使之变软)的非洲人头颅。我点燃了灯提着下去,但不一会儿就灭了。韦斯特教授说他是想为一个实验制备一些气体。 断肢之谜(12)   星期四,派克曼博士失踪的前一天,韦斯特教授要我帮他取一些血来,说是第二天上课用。他说:“我需要一品脱(等于0 473升——笔者注)。”我从他的架子上拿了一只玻璃罐。他又说,“到马萨诸塞总医院去把它给装满了,如果可能的话。”   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差一刻两点时,我看见派克曼博士朝医学院这边走过来。他当时正在弗鲁特路上,走得很快。我因为说好了两点钟到楼上帮福尔莫斯教授干活儿,就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下来关上前门。我想我在福尔莫斯教授那里呆了大约15分钟。然后就去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打扫炉子,但他的门从里面插上了。我又试另一扇门,发现也给插上了。我觉得我听见他在里面走动,还有哗哗哗放水的声音。我上到二楼,想从学生实验室的楼梯绕到他一楼的后门,但还是进不去。   那天下午我没有再去试他的门,直到很晚了,大约5点半钟,我在厨房里听见有人从后面的楼梯上下来。走出去一看,是韦斯特教授,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那天晚上我没有见到韦斯特教授。我吃过晚饭就去格兰特先生的舞蹈学校开派对,10点过后才回来。我先到厨房换下衣服,点了一盏油灯,然后开始对楼里所有的门窗进行例行检查。我查的第一扇门是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已经从里面闩上了。我又去旁边的解剖实验室,那儿的楼道里还有一扇通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也锁上了。我是想去灭掉解剖实验室的灯,因为那天的解剖课上到晚上10点。但是里面黑着灯,一个人也没有。自打我到了医学院,还从没见过在有课的晚上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像这样关着门。   星期六早晨,教授实验室的门还是锁着,但解剖实验室楼道的门却被打开了。我分明记得头天晚上我亲手插上了这扇门。当时我以为,大概有学生被我关在里面了,就没再多想别的。我又试了试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几道门全都锁着。没过多久,教授来了。   我跟在他后面,看见他掏钥匙开门进去,又用钥匙打开通二楼实验室的门。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利托菲尔德先生,请帮我生火炉。”我生好火炉,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事,他说没有。后来我又见到过他,我想是11点钟左右,他胳膊里夹了一卷报纸包着的东西。我给了他15美元鹰式金币,那是我替他卖票给瑞奇伟先生,一位医学院学生的钱。从那以后,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又都锁上了。星期六本是我扫地的日子,我试过好几次,我能听见有人在一楼实验室里面走动,但就是进不去。   星期天白天,我一直没看见韦斯特教授,但他的实验室还是锁着的。傍晚,我正站在葛洛福北街和卡乎尔先生聊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韦斯特教授来了。他劈头便问:“利托菲尔德先生,上星期的后半周,你有没有见过派克曼博士?”我说:“见过,星期五大约一点半的时候。”他问:“在哪儿?”我说:“就在这儿。”他说:“那正是我交给他483美元和一些零头的时候。”他接着说,他们交钱的地点是在实验室的桌子处,博士收了钱也没有点数,就三步并作两步匆匆忙忙地走了,一面说他马上到剑桥注销抵押契约。韦斯特教授说,“我想他已经注销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去契约注册办公室查对。”   星期一,我试了两次想进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替他生炉子,但是进不去。后来前面门铃响,是帕克.布拉可先生(派克曼博士的亲戚兼财产管理人——笔者注),他想见韦斯特教授。这次教授开门了,说带他进来吧。我带着布拉可先生进去。那时应该是10点半左右。11点半我又去他的实验室,发现门又锁上了。   警察是12点来的,肯司利先生和史达威警官,他们要求见福尔莫斯教授,我就带他们上了楼。不一会儿,福尔莫斯教授过来对我说,让我领他们各处看看。肯司利先生说先去韦斯特教授那里。我去敲门,实验室的门还是锁着。过了几分钟,韦斯特教授打开门。我告诉他警察来了,来找派克曼博士。我记不起他说了些什么。他让我们进去。我们穿过二楼实验室,再从楼梯的后门进到楼下的实验室。我带着警察看了楼里的各个地方,还去了顶上的阁楼,后来他们就走了。   星期二早晨,韦斯特教授的门又是锁着的。9点半,或者10点,我用钥匙开了门,发现他就在里面。他戴着帽子,穿着连身的工作服,好像正在忙着为12点钟的课作准备。我绕过桌子时发现他的火炉里已经生了火。那天,警察又来了,其中一人说:“我们去韦斯特教授那里。”   我到楼上,发现学生实验室的门没有锁,但从里面插上了。我使劲敲门,没人应。我又敲,过了一两分钟,韦斯特教授才开了门。我告诉他警察想看看实验室。   所有的人都进到他的房间里。我记得好像是柯拉普探长走到密室的门口。那间密室我是进不去的。韦斯特教授说:“里面都是我的贵重物品和危险品。”柯拉普探长没有进去,故意装作很害怕的样子,也没怎么朝里面看。大家又一起从后面的楼梯下去。经过卫生间时,柯拉普探长问了一句:“这里面是什么?”当时,韦斯特教授落后我们大约3英尺,我说:“那是韦斯特教授自己的卫生间。”我认为,韦斯特教授这时候是故意转移警察们对卫生间的注意,他拉开旁边燃料储藏室的门说:“先生们,这边还有一间房。”众人于是都涌了过去。 断肢之谜(13)   有人提出想搜一搜解剖实验室的排污口,我告诉他们那里面都是我扔的一些废料和垃圾,只有我一个人用。我说我有排污口盖板的钥匙。警察们搜遍了楼里的上上下下,最后到了我的住处。   我也带他们去了地下室,我们从前面走到后面,又走回来。他们搜查了我的住处,然后就走了。   那天下午4点,韦斯特教授午饭后回到实验室。他刚打开门,他的门铃就响了。我对我太太说:“他的门肯定是开着的,我可以进去了。”我还是从楼上绕下去,看见他站在桌子旁边看报纸。他问我知不知道豪尔集市旁边的福斯特先生。我问是不是那位食品供应商。他说正是。又问我买没买感恩节的火鸡。还没有呢,我说。他递给我一张订单,说:“拿着这个去挑一只好火鸡。这是我的习惯,每年都要送人几只火鸡。也许我会让你帮我做些什么的。”我谢了他。他又给我另一张订单到福斯特先生那里领番薯。我带着两张单子到福斯特的店里挑了一只很大的火鸡,足有八九磅重。那是韦斯特教授第一次送我东西。   …………   星期三早晨,韦斯特教授来得很早。我看见他进来。我悄悄地蹭到门口想听听他在干什么。我先从锁眼向里窥视,但里面被门扣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我掏出刀子,打算在门上挖一个窟窿,但发现动静太响。我于是趴在地上,把脸紧贴着地板,从门底的缝儿往里瞧,但我最多只能看到他的膝盖。我就这么看了大约5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开。9点,我和太太一起进城,直到下午才回来。   回来后,大约下午3点,我发现韦斯特教授实验室外面的墙壁很烫。我当时就站在墙边儿,我的脸上能感觉到热气。我把手放上去,但不多一会儿就得挪开。我知道那是因为里面生了炉子。同样,韦斯特教授的门又是锁着的。   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好从大楼的后门跑出去,翻墙爬上一扇亮着灯的双开窗户。这窗倒是没有上闩。我抬起窗户钻进去,跑到冶炼炉跟前,揭开盖在上面的皂石,看见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火苗。我又走到实验室后面的楼梯,发现踏板上溅了一些我不曾见过的渍点,不像是水,我尝了尝。后来到了二楼的密室,那里也有些同样的斑渍,还是湿的。我想它们是血。   感恩节那天,我到霍庞码头给韦斯特教授搬来一大块石灰,那是他在星期二就已经吩咐下的,他要一块“像我的头一样大”的石灰。这件事本身倒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我每年冬天都要替他搬石灰。   下午,我开始在韦斯特教授卫生间底下管道的砖墙上凿洞。我大概是从3点开始动手。我想亲眼看一看那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这样我就死心了,也封了众人的嘴。我每次从医学院出去,总听人说:“派克曼博士就在医学院里。如果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那一定就是医学院了。”我一出门就听见这样的议论。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如果排污管道里没有什么可疑的物件,我也好对街坊邻居们有个交代。   我带着一盏煤油灯,干了1到1个半小时,觉得工具不得手,想这样凿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感恩节舞会,玩到第二天早晨4点才回来。一共20场舞,我跳了18场。   星期五,我起床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我太太从不到8点就开始叫我,她希望我早点干完。吃早饭的时候,韦斯特教授进来了,他到厨房取当天的报纸,问我:“有什么新闻吗?你还听见了什么关于派克曼博士的消息吗?”我说:“消息满天飞,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的好。”然后,韦斯特教授就上楼去了。   快到中午时,我在解剖实验室里一边干活一边和亨利.拜基鲁博士说话,他要我忙完了手里的活儿继续挖墙。我去解剖示范室,看见J.B.S.嘉可森博士也在那里工作,我跟他讲了挖墙的事。他说:“利托菲尔德先生,我感觉这件事特别恐怖。你可不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它给干完了?”又说:“假如发现了什么,最好不要惊动福尔莫斯教授。到桑蒙街告诉老拜基鲁博士。”就是亨利.拜基鲁博士的父亲雅各布.拜基鲁教授。   下午,我先向利奥拉德.富勒先生借了一把手钻,或短钎。他想打听我要干什么,我用玩笑话岔开了;但我估计他能猜出来。我让我太太守在抽板门口,从那里也能透过前面的窗户看见大门外几百英尺的地方。我对她说,除非她看清了来者是谁,否则不要开门。我对她说,如果是韦斯特教授,就到厨房的地板上敲四下;如果是别人,则不必通报我。   我正忙着,肯司利先生和史达威警官来了。我从地下室里钻出来,站在大门台阶上和他们说话。肯司利先生问我是哪一处的私人地盘还没有搜到,我说了。肯司利先生说:“我们再到他的实验室里瞧瞧。”我说进不去,都上了锁。他们刚离开,就看见崔诺蒙警官远远地走过来。我和他已经很熟,我迎上前去跟他讲了凿墙的事,我说如果他过20分钟或半小时再来,我也许就可以告诉他结果了。我们走回到大门口时碰见我太太,她说:“算你走运,韦斯特教授刚刚进去。”   我和崔诺蒙警官站在门口接着聊。不多时,韦斯特教授也出来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他说起一个爱尔兰人过乔尔斯江大桥时,用一张20美元的现钞付一美分的通行费,被关卡扣了下来。他们不相信爱尔兰人会有那么多的钱,怀疑他和派克曼博士的失踪有关,因为据韦斯特教授向警方的说法,他在博士失踪那天交给了他一大笔钱。韦斯特教授还说富朗西斯.图克署长正在亲自调查这件事,说完就走了。 断肢之谜(14)   我也和崔诺蒙警官分手,回到地窖里。我很快就用手钻打通了最后一道砖墙。在肯司利先生他们来之前,我已经在墙上凿了一个大洞。墙很结实,一共有五层砖。我把煤油灯提过洞口,但洞穴里的气流极强,马上就把灯给扑灭了。我想了个法子,把我自己的头也探进洞口,挡住穿堂风,这样灯就不会熄灭了。借着灯光,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些断肢,一副腹腔和两截腿。从上面实验室水槽流下来的水冲刷着残肢。我知道它们本不应该出现在排污管道里。我赶紧从隧道爬出去,锁好抽板门,在楼上找到我太太。我当时全身发抖,完全无法自已。   我锁上大门,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桑蒙街雅各布.拜基鲁教授的家里。教授不在家。我又一路跑到乔西路亨利.拜基鲁博士家,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他带着我去桑蒙街见罗伯特.高尔德.肖先生,让我把情况给肖先生又说了一遍。肖先生当即差人去请富朗西斯.图克署长。署长很快就来了,他让我先回去,说他们跟着就到。过了10到15分钟,图克署长和拜基鲁博士到达医学院。在他们之前,柯拉普探长已经先行到达。   我凿的洞正好在地面和一楼楼板之间一半的高度,洞口靠外砖层的开口直径大约18英寸,最里面10到12英寸。排污管道从卫生间底下斜斜地伸向江边,从马桶口至管道到达地面的那一段长度大约是八九英尺。发现人体断肢的地方并不刚好在马桶口的正下方,而是管道向外伸展到北墙处。涨潮的时候,江水常常漫过北墙灌进地沟或管道里,有时候潮退了,管道里还留着大约五六英尺深的水。当我们在实验室底下的时候,听见楼上有一些响动,图克署长马上拔出手枪。后来才知道,那些声音是我太太和孩子们弄出来的。   那天晚上韦斯特教授被押回医学院以前,图克署长、崔诺蒙警官和我检查了冶炼炉。我伸手进炉子里摸出一块骨头。前门门铃响,我去应门。一名警察说:“我们把韦斯特教授带来了,他很虚弱。”我打开门,韦斯特教授走进来。教授对我说:“他们逮捕我把我从家里带走也不给我个机会和家人们道别。”   韦斯特教授看上去很紧张,我记得他不停地出汗,浑身瑟缩。他根本站不住,一直由警察们架着。   我们回到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当我走到后门时,他们说想去楼上放贵重物品的密室里看看,我说我没有钥匙。问韦斯特教授,他也说没有,就和问他别的钥匙一样。有人问我卫生间的钥匙在哪儿,我告诉他们这得问韦斯特教授,因为我从来就没看见过卫生间里头是个什么样子。   韦斯特教授说:“钥匙就挂在那颗钉子上。”他们取下钥匙试了试,插不进去。他们对教授说:“这不对,不是卫生间的钥匙。”“我看看,”教授说。我把钥匙递给他,他说,“这是我壁橱的钥匙,还有一把应该在这儿的什么地方。”这时候,有人用斧子砸开了卫生间的门。   然后,我们下到地下室里把人体残肢都拿上来。崔诺蒙警官、柯拉普探长和我一起去的。我们把断肢一一摆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围过来,站在离桌子五到六英尺的地方。韦斯特教授也被带了过来。他此时越发紧张,汗如雨下,眼泪和汗水一齐往下流。   这时,公诉人乔奇.贝密斯拿出一些物证请证人过目。   关于那双带血的拖鞋,伊弗任.利托菲尔德说:“我在他的密室里见过这双拖鞋,或与这双相似的。”   关于那把锯子,伊弗任说:“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把锯子。”   乔奇.贝密斯向陪审团解释道,捷夫.威曼博士在显微镜下查验过锯齿上的斑点,证明它们不是血迹。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被公诉方列为了物证,他就应该向法庭出示,让陪审员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继续作证:   我见过那柄茶叶箱里的折叠刀,即使不是同一柄,也是和它一模一样的。那是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韦斯特教授对我说:“嘿,看看我这把刀。”韦斯特教授在实验室里通常都戴着帽子,穿连身的工作服。他被捕以后,那两件东西都不见了。   我也见过在卫生间里找到的那些毛巾,上面有大写的“W”(即韦斯特的头一个字母——笔者注)字样。还有擦手的布卷,至少两三年前就已经在他的实验室里了。星期五那天,我去告诉他说我不能从马萨诸塞总医院弄到血液时,他就在上面擦过手。   公诉人乔奇.贝密斯又作了一些必要的注解,说经查验,毛巾上的斑渍是酸,而非血。   被告方律师爱德华.索耶尔问:“你晚上在他的实验室里玩过牌吗?”伊弗任.利托菲尔德拒绝回答。   索耶尔律师又问:“韦斯特教授是否曾发现你在他的房间里赌博?”伊弗任答曰:“不曾,先生。至少他本人从未跟我提到过。”   以下是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对索耶尔律师提问的回答:   派克曼博士失踪后的那个星期,我反反复复地回忆和思索我在前面证词中谈到的那些事实。25日,星期日晚上,在和韦斯特教授那番谈话之后,我对我太太说,我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那天白天,我也和大家一起到处找寻派克曼博士。我从没想到过赏金,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有赏金一说,我是到第二个星期才听说的。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这样做是为了金钱,也没有对韦斯特教授这样说过。我敢打赌,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我说过。 断肢之谜(15)   星期一,小沙缪尔.派克曼博士,就是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弟弟,和韦斯特教授一起来了。我当时一直都在想这件事,多多少少。我怀疑派克曼博士栽在了韦斯特教授手里。   星期一晚上,在去格兰特先生的舞蹈学校之前,我试过韦斯特教授的门。事实上,那天下午我一直在试,并不是每时每刻,但试过很多次。我想进去替他干活儿。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像那样锁着门。   当我发现墙壁烫手时,觉得特别奇怪,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我翻窗进去以后,看见炉子里的火并不是很大。   我进到实验室以后,发现地板上有一些可疑的斑点。我注意到溅在楼梯上的渍点比别的地方多,当时看上去非常红,所以我想应该是血。   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领取什么赏金。我绝对不承认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金钱。   3月25日,开庭第六天,举证继续:   德拉斯塔.柯拉普,本埠警探总长,自1828年加入警署。   12月5日,图克署长指示我去剑桥,从那里带一名警员到韦斯特教授府上搜查。所以我和波士顿的霍普金斯警官,还有剑桥的山德逊警官一起去了韦斯特家。到了那里,他们都上楼,只有我留在楼下。这是我们对韦府的第二次搜查。根据我在离开波士顿以前接受的指示,我们应该重点查找一批文件。我问韦斯特夫人被告是否曾给过她什么文件。她想了想,然后在山德逊警官的陪同下离开房间,不多时,拿回一沓文件。那些文件(她给我看的头三份)并没有列在搜查令上。我又命山德逊警官到楼上把装这些文件的箱子搬下来,我让韦斯特夫人将里面的其余文件都交给我,我说我要带回城里去,我说我会给她开张收据。我给她开了。   我记得两名警官后来又到楼上搜查了一番,但我们带走的只有这些文件。剑桥的警官有搜查令。我当时并不清楚我问韦斯特夫人要来的都是些什么文件,但我想应该就是它们。我从其中的两份文件上认出了派克曼博士的字迹,我在上面签下我的姓名缩写,以便于日后鉴别。   第一份文件是一张400美元的欠款单,上有J.W.韦斯特的签字,日期为1842年6月22日,其上写明:“1847年1月22日付清。”欠款单的背面是派克曼博士的笔迹:“余款483 64美元已付,49年11月22日。”单子的正面有两条很粗壮的横向斜线,各长2 5英寸,宽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英寸。下面“J.W.韦斯特”的签名上也有两道表明注销的横向斜线。   第二份文件的日期是1847年1月22日,借款总额2432美元。同样,有J.W.韦斯特签名。而且,单子的正面也有两条很粗壮的横向斜线,比前面那张上的更粗。底下的签名上也是相同粗细的横向斜线。   和第二份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查尔斯.坎宁翰先生手书的关于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之间这笔复杂交易的备忘录。根据坎宁翰先生的说明,这份2432美元的欠款单据不仅取代了1842年6月22日那张借款单的本金400美元,也包括普瑞斯科先生借给韦斯特教授的500美元、普瑞斯科夫人的200美元、耐耶先生的200美元以及查尔斯.坎宁翰先生的100美元。备忘录的背面写着:“欠派克曼,1849年4月25日,余款456 27美元;利息27 37美元;共计483 64美元。”   …………   我叫弗然斯.派克曼,已故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哥哥。我与韦斯特教授相识多年,并任他的教区牧师数年。韦斯特教授搬来剑桥后,我和他熟悉的程度与其他医学院的教授们无异。去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替他的小外孙主持了洗礼,我记得是他女儿和那个住在亚速尔群岛的外交官女婿的孩子。   我弟弟失踪后的星期日,我们全家人当时都很压抑。我记得那天下午4点左右,韦斯特教授来了,他说他就是星期五早上到过我弟弟家、约他在1点半见面,并交给他钱的人。我说:“韦斯特教授,我真高兴你能亲自来向我们澄清这件事,这下我们大家都不用再猜疑了。”韦斯特教授说,他付我弟弟钱的时候是1点半。我问他对这个时间是否确定,他说:“当然确定。我1点下课,在他来之前,我等了大约20到30分钟。”我问他有没有已经注销的借据,他说,“有,他带来的。他拿出一张,用笔在上面画了两道。”一面模仿我弟弟那种很快很用力的动作。   韦斯特教授又说:“我告诉派克曼博士别忘了注销抵押契约。他回答说:‘我会办的,我会办的。’”他说然后我弟弟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不得不向诸位指出的是,韦斯特教授那天的举止言谈都显得很仓促,很神经质,令人生疑。他一进门便用了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说话,无论在其表情或口气上都没有流露出丝毫譬如对我弟弟的失踪表示惊讶,或对我们的悲痛表示同情等等,完全是一种商业会晤的做派,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对受害者家属表示慰藉等等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他没有。   韦斯特教授说完就走,前后一共也就呆了10到15分钟。   我弟弟这人有一些很特别的习惯,比如他守时极其严格,可以说到了机械的程度。他几乎总是在家,从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家不归。 断肢之谜(16)   我弟弟留下了妻子、女儿和儿子。他的女儿长期卧病,成了他最大的一桩心事。在他失踪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在欧洲,后来回来了。   沙缪尔.B.富勒,波士顿警署警官……   我以前看见过那只茶叶箱,但没有碰它。这一次,我从上面捡出几块矿石,发现了底下的鞣皮。我将手伸进鞣皮里,抽出一把猎刀。我打开来看了看,放进我的衣兜里。我又伸手进去,触摸到了什么又湿又凉的东西。我对自己说,看来这箱子里不光是鞣皮。我把茶叶箱拖出门后的角落,扣在地上,一堆断肢便一古脑地掉了出来……   第二天,星期日,我又在煤灰里找到了一只肾。   我们到卫生间里做试验。马桶的口径是九又四分之三英寸。我们先试了胸腔,口太小了,进不去。那副腹腔倒是不成问题,但必须立起来,竖着放下去才行。   我们做试验的时候,马桶的坐板是揭起来的。利托菲尔德、布特曼警官和我。利托菲尔德拿着胸腔和腹腔。腹腔很容易就进去了。   富朗西斯.图克署长再上证人席,向法庭出示警方收到的若干举报信中的三封。第一封:   亲爱的图克先生:我对派克曼博士失踪之事深感兴趣,我想我可以给你们一点建议,以使你们能在与此案相关的众多谜团中理出一点头绪。   第一,关于你们的搜查,我想你们应更多地注意地下室的地面;第二,你们彻底搜查过所有的厕所及其设备吗?   或许他的尸体被装进盛有重物的口袋,从某一座桥梁上抛入了水中——很有可能是克莱季桥。我提议你们从一些桥上和港口向水中轰炮,以使尸体浮出水面。当然,这应该是最后的一着棋。   我还建议你们搜查剑桥东部那些房子的地下室。   您的敬仰的,赛维斯。   第二封:   派克曼博士在海格立斯港遭绑架,这是我唯一能够告诉你们的,否则我就没命了——剑桥东部——绑匪成员之一给了我他的手表,但是我不敢留着,就从通往波士顿的长桥右面扔进了水里。   第三封:   亲爱的先生:您将发现派克曼博士已在布鲁克林山庄被谋杀。   您的忠诚的,M——达特船长。   公诉方的下两位证人是在那个年代的法庭上极少出现的笔迹鉴定专家:   我叫纳萨纽.D.戈德,在本埠居住多年的波士顿市民。我知道被告韦斯特教授,经常看见他,但我们之间并无私交。   我虽未曾亲眼目睹他写字,但却有幸瞻仰他的笔迹。20多年来,我一直被雇担任哈佛大学学生毕业文凭和学位文凭的抄写人,故而非常熟悉他和其他医学教授们一起在医学院文凭上的签名。   …………   警方给了我一些韦斯特教授的书写样本,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那封所谓“剑桥东部”的信,以鄙人之愚见,完全算不得是“写作”。但就其笔迹而言,则毫无疑问是出自韦斯特教授之手。“达特船长”和“赛维斯”两信也应为被告所作。   我叫乔士.史密斯,镌刻师。由于职业的缘故,主要是为了逼真地镌刻手写体,我对笔迹书法等都有相当程度的研究。   我也是通过医学院的各类文凭而熟悉了被告的签名。对于“赛维斯”一信,根据我的看法,那绝对是韦斯特教授的笔迹。我很抱歉地告诉诸位,我对这一判断非常有把握。   在“达特船长”一信中,我也发现了许多与韦斯特教授笔迹的相似之处,但似乎确定的程度不如“赛维斯”信。   至于“剑桥东部”一信,同样,我也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就在两位专家出庭的第二天,仿佛是为了和公诉方开个玩笑,被告辩护律师爱德华.索耶尔收到了一封寄自“赛维斯”的信,落款处的日期为“50年3月27日”,即头一天。写信人坚称是他自己,“赛维斯”,而非约翰.韦斯特教授,写的那封给“亲爱的图克先生”的信,并指责两位专家的证词“显示了人为判断的非客观和不精确性”。   后有研究此案的专家们鉴定,前后两封“赛维斯”信,无论其风格或笔迹都完全一致,当属一人所作无疑。但不知何故,爱德华.索耶尔没有将此信作为物证提交法庭,亦未将此争端引入法庭辩论。   被告方的听证几乎是紧接着两位笔迹鉴定专家,从庭审第八天的下午开始。   被告方首先需要证明的,是约翰.韦斯特教授并非性情暴戾、可以如此血腥地杀人焚尸之徒。为此出庭的20多位证人全是波士顿的上流社会成员甚至名人,包括国会众议员、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剑桥市长,以及教授、学者、科学家、法官、律师、商人等等。   第九天,哈佛大学校长加尔德.斯巴克斯为韦斯特教授出庭。他不仅是教授的同事,也是他的邻居。他在证词中称约翰.韦斯特“是一位绅士”。剑桥市警署署长亚伯拉罕.爱德华兹则说:“我与韦斯特教授交往15年,居住在同一条街区。众所周知,他是一位安静祥和,颇有修养,而且心地非常善良的谦谦君子。我从没见过他表现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急躁、愤怒、或暴力倾向等。”   被告方的第二步,是证明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后的一周里,韦斯特教授并无任何异常行为。 断肢之谜(17)   我叫沙缪尔.P.P.费,密德赛可地区遗嘱检验法官。我在剑桥居住40余年,自从约翰.韦斯特当上教授我就和他相识。在过去的15至20年间,我俩私交甚笃,算得上是密友兼近邻。   韦斯特教授的善良和随和在邻里中是有口皆碑的。他不仅没有过暴力行为,甚至从无情绪冲动。他乐善好施,深得大家的敬重。我从来不曾听到过任何与之相反的评论。   我记得在派克曼博士失踪的那天,星期五晚上9点,我去崔德威尔教授家的聚会时,韦斯特教授夫妇也在那儿,还有摩瑞.崴曼博士夫妇。在我的记忆中,教授那天晚上的言谈举止没有任何的不正常。他和平日一样,与众人聊着当天的新闻,以及关于科学的话题。   在后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又曾多次与教授见面。事实上,星期日和星期二晚上我都去过他家。星期日晚上,我是去告诉他一些关于派克曼博士的消息。另一个晚上,星期一或星期二,我和他的家人们一起玩牌。教授和他的女儿一方,我和教授夫人一方,我们玩了两三个小时。我确信在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的三天中,我有两个晚上在教授家中。   我姓基德尔,名约瑟夫,药剂师。我认识韦斯特教授,我也记得派克曼博士失踪的那天。那天是星期五,23日。5点左右,或者差一刻5点,教授到我店里买了一些香水。我非常肯定是那天,因为他买了一箱子香水,要我把账单寄到他府上。我有账单为证。   我叫玛莉安.韦斯特,我是韦斯特教授的二女儿。自父亲被捕以后,我一直在试图回忆他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后那一个星期的点点滴滴。   23日,星期五,父亲下午回家时正好赶上吃茶点的时间,应该是在6点以前。然后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到8点,送我和妹妹们到邻居家里开派对,一直把我们送到邻居家门口,才和母亲一起离开。我们在夜里12点半回家,是父亲替我们开的门。大家聊了约半个小时,他在1点钟回房就寝,我们也跟着一起上楼。   星期六下午1点过,我们在一起吃罢午饭,父亲就进了自己的书房,直到天快黑时才出来。那天是霍金斯小姐来我家吃茶点,我记得父亲从书房出来喝茶。那天晚上我们都在家里,父亲给我们朗读,又和我们姐妹几个玩牌。他在10点钟就寝。   星期天上午,我们先去了教堂。之后,他和母亲,还有我妹妹散了一会儿步,12点半回家吃饭。通常在星期天我们都是1点钟吃饭,但是那天提前了,因为父亲要在饭后去波士顿的弗然斯.派克曼神甫家,告诉他他在星期五那天见过乔治.派克曼博士。   星期一,父亲是在家里吃的午饭。他2点钟到家,那正是我们家周日或工作日吃饭的钟点儿。父亲午饭后又出去了一趟。4点半吃茶点时我看见了他,但我觉得那天下午他不在家里。晚上,费法官来访,大家一起玩牌。我在10点钟回房睡觉。   星期二,父亲也是在家里吃的午饭,而且饭后呆了一会儿。我想不起那天下午的事,但他吃茶点的时间和晚上都肯定在家里。10点到11点之间我看见过他。那天晚上我们自己玩牌。波特饭店的方向失火。我记得火警铃响时父亲在家里。   星期三,上午11点,父亲从外面进来。我当时正在餐厅里看书,父亲跟我谈论了一阵那本书,然后去花园里剪葡萄藤,一直到两点。午饭后他就呆在家里,6点20分带我们去波士顿坎宁翰先生家里开派对。我们在10点半离开坎宁翰先生家,坐11点的班车回剑桥。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没换衣服,坐在那儿看报纸。   星期四是感恩节,父亲一直在家,没去波士顿。据我所能记起的,他整个上午都在花园里,晚上也在家。我10点睡觉时他在家。   我在星期五两点吃午饭时见到父亲。饭后约半个小时他出去了一趟,傍晚时分回来,在家里一直呆到他被捕。   我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住在亚速尔群岛的法雅尔,我们频繁通信。家里保持了一份通信记录,每次寄出信后,我们都会记下日期等等。正是这份通信记录帮助我回忆起了不少的事。   韦斯特教授的另外两个女儿赫丽叶和凯瑟琳也向陪审团提供了大致相似的证词。17岁的凯瑟琳还记得:“星期三晚上,我们离开坎宁翰先生家后,在马车驿站等候班车时,我看见墙上贴了一张悬赏寻找派克曼博士的启事。我姐姐指给父亲看,父亲随即大声地念给我们听。”   至于在韦斯特教授实验室里发现的人体残肢,那正是被告方准备探讨的下一个问题。   我叫埃宾.N.霍斯福,哈佛大学化学讲师。自韦斯特教授被捕后,我接替了教授在医学院的化学课,以及他的实验室。   在化学实验中使用人血样品是十分常见的。应警方的要求,我将韦斯特教授遗留在实验室里的各种布质物品送回他在剑桥的家中,包括一条毯子——也许不止一条;两条裤子,我记得;一两件外衣;一套连身工作服;一顶浅色夏日帽;我记得是在1月1日那天送去的。当时我非常好奇,也非常仔细地查看了那套连身工作服,但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整个实验室里有大约四五瓶硝酸,总共加起来不过1到1 5加仑,或重13到16磅。如果想用硝酸化解或腐蚀人体,我估计,硝酸的用量应该多于人体的重量。而且,还需要一个很大的铁质容器。他的实验室里没有铁质器皿。 断肢之谜(18)   威廉.T.G.默顿,牙医。本人行医8年,经常自己做假牙,所以对柯普大夫在证词中叙述的制造假牙的方法和步骤都十分熟悉……   我不觉得这些假牙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征。材料是普通的材料。看得出来,做成之后又经过了打磨……如果将它们和别的假牙放在一起,说实话,我看不出它们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我亦不以为这些假牙和柯普大夫在法庭上出示的派克曼博士的石膏牙模匹配得就那么分豪不差,恰到好处。事实上,我做的假牙中也有一些可以严丝合缝地安在那具牙模上。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假牙都是非常普通的,所以,以它们作为鉴别死者身份的工具或标准,显然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它们曾经过高温灼烧,肯定已经多多少少有些变形,与其原始形态不再是一回事。   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也可以辨认出我做的假牙。而且,在我的病人中,也有不止一人具有和派克曼博士极其相似的下颌骨。不过出于职业道德,我还是不要提及他们的姓名为好。   几天前曾为公诉方作证的温思洛.路易斯博士、乔兹.盖博士、奥立佛.福尔莫斯院长等医学界专家再次出庭。这一次,是代表被告方,或者说,为了约翰.韦斯特教授。专家们在证词中作了与威廉.默顿大夫大致相似的陈述,指出在缺乏其他科学手段的情况下,仅以那些人体断肢作为鉴别死者身份的证据是远远不够的。   温思洛.路易斯博士还在其证词中称“韦斯特教授被公认为是一位心地宽厚,心怀慈悲的善良人,与施暴者相去甚远”。他提到“韦斯特教授有在实验室里反扣房门的习惯,以防被人打扰。他这样做已经不是三年五载,早在梅生路的老医学院时,我就经常发现进不去他的实验室。”   被告方的听证还远没有结束——   我叫菲娜.G.B.赫契,我是波士顿市民约瑟夫.赫契的妻子。我认识派克曼博士已经14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星期五,11月23日,在布洛松街和卢梭北街之间的剑桥路上。我当时正往家里走,所以是朝着坎布里奇桥的方向。博士相反,朝着科特路的方向,背离医学院。那时应该是比1点50分早一点点。我到家时1点50分。   我能记住那天的事儿是因为前一天,11月22日一大早,我丈夫去佛蒙特州出差。同一天,22日晚,我姐姐从缅因州过来看我。第二天,23日,我去城南告诉她女儿(即我的侄女),她妈妈来了,回来的路上就碰见了派克曼博士。到家以后,我跟我姐姐提起过派克曼博士的事。我说我在街上碰见了“下巴颏”。她问我谁,我说派克曼博士的绰号叫“下巴颏”,因为他的下巴极尖。   (听众中爆发出一阵哄笑。)   威廉.V.辛普森,密德赛可地区契约注册办公室工作人员。   11月25日,星期日晚上,我和波士顿的富勒警官一起去了韦斯特教授家。我记得是6点左右。教授在家。我们在他的书房里谈了很久注销抵押契约的事。在我的印象里,韦斯特教授当时谈吐自如,举止自然。他给了我一些关于借款的记录。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我没发现他有任何的紧张或神经质。   我和派克曼博士很熟,我认识他差不多10年。在过去的5年里,我经常为他办理房屋贷款或借贷抵押等等契约的登记手续,因而也经常见到他。我最后看见他是星期五,11月23日,在本市的柯史威路。我想当时应该是下午2点10分到2点15分。我走下坡,往乔尔斯顿的方向,他是上坡,朝列维埃方向。我们相遇的地点在普特兰路附近。   我记住了日子是因为那一天,我去印第安街的一家商店收了款。我们替店里的老板做过产权鉴定。我带来了收据的副页,上面的日期是11月23日。我还在同一天去服装店缴了我现在穿着的这件大衣的欠款。那天以前的九天我都不在波士顿。   我离开剑桥办公室的时间是2点零3分或2点零4分。我准备去波士顿。当时法庭大楼的钟指示的是2点。碰到派克曼博士后不久,我到了要去的第一处,在榆树路和汉诺威街交叉口的奥托.N.唐恩商店。我看了店里的钟,2点15分。   我记得派克曼博士穿了一件黑色紧身大衣、黑裤子,戴深色帽子。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双手背在后面,神情激动,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当时是步行。之后的星期天下午5点左右,我和派克曼博士的侄子詹姆斯.H.布拉可先生说起过这件事。   …………   安佐斯先生是法医陪审团的秘书,他后来一直在本案中为公诉方收集证据。有一天,他来到契约注册办公室向我了解与派克曼博士的那次邂逅。   我告诉他,我不记得是韦斯特教授说过,在他付钱给派克曼博士之时或之前,还有两个人也在场,其中之一是医学院的勤杂工,还是我以为韦斯特教授说过这样的话。我告诉他我对这一点没有绝对的把握。他说没关系,我还是可以把这些话在纸上写下来,并签上我的名字。他说他只是想了解事情的梗概。那是他唯一一次找我谈话。   我叫山穆尔.A.温特沃斯,我在林德街和剑桥路口做食品批发供应。   我认识派克曼博士两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科特路,星期五,11月2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半之间。我记住了时间,是因为我每天一点钟吃午饭。我先回家吃饭,再回来换我儿子,他的午饭时间是两点。我等他回来,大约是半个多小时以后,便出发去市中心取星期六的定货。我朝干草市场的方向走,在科特路上,季德尔夫人的医药店对过看见派克曼博士。他和我在马路的同一侧。他走到勃朵茵广场停下来。我第一次想到这件事是在星期六晚上10点半,从商店回到家里,我太太告诉我有两个人挨家查问有没有人看见过派克曼博士。我马上说:“他肯定没走远,因为昨天下午我在科特路碰到了他。” 断肢之谜(19)   我和我太太说这话时,还有一位住在我家的女士也在场。警方发现断肢之后,我又将同样的话告诉过亨利.L.福斯特先生,他住在布洛松街。我不清楚遇见派克曼博士的准确时间,我想大概是3点,但肯定是在2点半以后。   我叫莎拉.格林诺。我和派克曼博士已经交往了很多很多年。   我相信我最后看见派克曼博士是在感恩节前的那个星期五,在本市的贝克拿街和卢梭南街之间的剑桥路上,时间大约是下午2点50分。   派克曼博士当时走在马路的对过。我知道那天是感恩节前的星期五,因为我约了另一位女士一起喝茶,而且我还要赶在喝茶之前见我儿子。   沙缪尔.克勒兰,派克曼博士以前的房客。   我最后见到派克曼博士是在星期五,11月23日,下午3点一刻到3点半之间,地点是缪克街和富兰克林街之间的华盛顿路一段。   我看见他时,他正跟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走在一起,所以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我们在马路的同一面,几乎是擦肩而过。我没和他说话。我已经很多年不和他说话了。   我第一次谈及此事是在星期一早晨,当时我的一位同事正在读报纸上关于派克曼博士失踪的消息。   我也将此事告诉了警署的纳普先生,他对我说,我这条线索没什么价值,因为还有人在比这更后来的时间段里在城南看到了派克曼博士。所以我就只好三缄其口了。   我叫亚碧.B.偌兹,我认识派克曼博士已经有25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星期五,11月23日,在格林路快到与利曼街交界的路口,索任药剂店对面。我想,当时应该是下午差一刻5点左右,天快要黑了。还有一个人和博士在一起。我走在人行道靠里的一侧,我女儿在我和博士之间。派克曼博士是朝勃朵茵广场的方向走。当我们经过时,我们互相躬了躬身,我是指,我和派克曼博士。   在那之前,我女儿和我一起去了文特街霍维先生的店里,扯了11码印花毛纱。20美分一码,共计2 20美元。我当场付了账。   在后来的星期二,我和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哥哥弗然斯.派克曼神甫说起过这件事。是我女儿对我说应该去告诉神甫的。她从星期六到星期二一直在雷克星顿。   我肯定没搞错那天的日期,我清楚地记得我在路遇派克曼博士之前和之后的所有事。   我一直是弗然斯.派克曼神甫的教区居民,所以对他兄弟失踪一事非常关心。我不记得亦不认识和派克曼博士在一起的那位先生,但绝对不是韦斯特教授。那人比较高,比较壮。   我叫玛丽.偌兹,是刚才作证的偌兹夫人的女儿。我认识派克曼博士10年,所以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我最后看见他是星期五,11月23日,在格林路索任先生的药店对面。我母亲和我一起。我们从文特街的霍维商店出来。派克曼博士和另外一个人一起。我们经过的时候,他向母亲欠了欠身。他离我比我母亲近,我手里的布匹差点儿碰到他。布匹是刚从霍维先生那儿买的印花毛纱。   我一直在回忆当时的时间,应该是4点半到5点,傍晚时分。   1850年3月29日,星期五,庭审第10天,在传唤了一共112名证人之后,双方取证结束。   在这112名证人中,没有被告人约翰.韦斯特教授,因为当时的马萨诸塞州法律禁止被告出庭为自己辩护,这不但为本案留下了无数的疑点,更使这场审判被屡屡冠以“不公正”的头衔——至少以现代法学的观点。特别是,真正将韦斯特教授“套牢”的是杂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证词,其中之真伪除了他自己和韦斯特教授,可以说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但在当时的法庭上,“法律规定”陪审团只能听到一面之辞。   是日上午11点20分,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另一名辩护律师普利尼.梅里克代表被告方作总结性发言。普利尼对陪审员们说,若要证明起诉书上对教授指控之谋杀罪,公诉方必须证明派克曼博士已经死亡,必须证明韦斯特教授是杀害派克曼博士的凶手,必须证明韦斯特教授的行动是有预谋的。假如陪审团对其中的任何一条发生了疑问,公诉方的指控便不能成立。   比方说,如果派克曼博士在与韦斯特教授会晤之后离开了哈佛大学医学院——正如被告方的诸位证人所证实的那样——又无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们后来又见过面,因而派克曼博士不可能死于韦斯特教授之手,则公诉方败诉。   接下来,是关于派克曼博士是否已经死亡的讨论,这在当时被新闻界戏称为“派克曼博士不在现场的证明”。不错,普利尼.梅里克指出,在哈佛医学院里确实发现了非解剖用的人体断肢,而且在11月23日之后,确实没有人再见到派克曼博士,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派克曼博士已经死亡,或那些人体断肢就一定是博士的遗骸。事实上,在公诉方传唤的一系列证人中,只有牙医纳逊.柯普的证词提供了这方面的直接证明,然而,正如为被告方出庭的威廉.默顿博士所指出,即使牙医们像艺术家一样,一眼便能认出自己的“作品”,但在其“作品”经过高温灼烧后,也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烧成灰也认得出来”。   普利尼.梅里克提醒陪审员们不要忘了罗伯特.肖在悬赏3000美元的公告中所言,派克曼博士“可能因某种突发性的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之说。“在刊登在所有报纸上和张榜于全市的启事中,他们说他可能因‘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这么讲了。既然他们敢把这一条列在3000美元的赏金之下,那他们必定是相信,这种事完全有可能发生,即派克曼博士完全有可能离家出走。” 断肢之谜(20)   退一步讲,就算那些断肢是派克曼博士的遗骸,警方和公诉方也没有作出真正的死因鉴定。本案中的受害者到底是因颅骨碎裂而死,如一些人根据那些在冶炼炉里发现的骨头碎片所推测的,还是因左胸受伤而死,如那副胸腔所显示的?普利尼.梅里克说,公诉方甚至没有在他们的法庭辩论中提到这一点。“死因尚且不明,那又如何谈得上‘因暴力或犯罪致死’?”   再退一步讲,就算派克曼博士确实为韦斯特教授所杀,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有预谋的”。普利尼.梅里克详细地分析了派克曼博士和韦斯特教授在性格上的反差,经济地位上的反差,特别是罗伯特.肖证词中关于矿石抵押的那段话。普利尼说,从这宗公案的前因后果来看,我们可以“安全地”假定,派克曼博士在乎的倒不一定是钱,虽然钱永远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之所在。真正令博士气恼的,是他认为自己被韦斯特教授糊弄了、欺骗了,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理应受到惩罚”,“他要去找韦斯特教授,给他一点教训”之类的话,所以他才会多次闯入韦斯特教授的住宅和实验室,并当众对他进行羞辱。   如果派克曼博士确实是在1849年11月23日下午1点半以后的某一刻,死在了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可能的情形只能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而且非常可能是激烈的争执。争执过程中派克曼博士意外死亡。普利尼.梅里克说,原因很简单,派克曼博士的咄咄逼人是有目共睹的,而韦斯特教授,据我们许多德高望重的证人们的证词,其性格特征中几乎完全没有冲动的成分,暴力的因素,或犯罪的倾向。“而且请注意,在这些证人作证的过程中,公诉方甚至没有交叉取证,一次也没有!这不能不被看做是一种默认。”   普利尼.梅里克继续构筑他的所谓“案情经过”,他说或者是韦斯特教授失手误伤了派克曼博士,或者是派克曼博士急火攻心,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或自制能力。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后果对韦斯特教授来讲都是一样的——他觉得自己就是“跳进乔尔斯江也洗不清”,所以才出此下策,毁尸灭迹。   之后,普利尼.梅里克花了很长的篇幅向陪审员们解释“预谋杀人”和“过失杀人”之间的区别,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法学界人士认为是被告方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第一,被告方在本案中作的是“无罪抗辩”,即如韦斯特教授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他没有杀害派克曼博士;第二,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庭辩论的焦点也是围绕着韦斯特教授“是否杀人”,而从未引入过“为何杀人”的讨论。然而现在,被告方却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里毫无前因地大谈“预谋杀人”和“过失杀人”,不仅冲淡了陪审员们对“是否杀人”的印象,更引导他们去作“为何杀人”的考虑。往严重一点讲,可以说是使被告方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长达7小时的发言接近尾声时,普利尼.梅里克终于如韦斯特教授的朋友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开始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发起攻击。他说伊弗任口口声声讲,他那么劳命费力地爬过60英尺隧洞,在令人窒息的地下室里一锤一钎地钻开五层砖墙不是为了赏金,只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试问,既然伊弗任怀疑韦斯特教授,为什么不向警方报告?既然他知道“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唯有化学实验室的排污管道例外,为什么不请求警方进行搜查?星期三下午,当他因为墙壁烫手而翻窗进入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时,为什么没有查看卫生间?他认为教授在冶炼炉里生火很可疑,为什么当时没有检查炉膛?星期五那天,既然他在见到崔诺蒙警官之前“已经在墙上凿了一个大洞”,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为什么告诉该警官“过20分钟或半小时再来”?难道他不希望在砖墙挖开时有其他人在场?还有,排污管道在地下室里蜿蜒了“八九英尺”,为什么那些残肢刚好就摆在砖墙洞开处?   “听上去倒像是他自己放在那里的。”普利尼.梅里克说,“而且我认为,就是他放在那里的。”   但在最后的几分钟里,普利尼再次偏离航道。他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韦斯特教授和伊弗任以外的另一个目前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的第三者”杀害了派克曼博士,而后将他的尸体或部分尸体藏在哈佛医学院内。可以想象,在派克曼博士放贷的过程中,和他生出龃龉,结下私仇的肯定不会只是韦斯特教授一人。普利尼引用韦斯特教授被捕当晚对警方说过的一句话:“我不相信那些就是派克曼博士的遗骸,但我确信,我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跑到医学院里来的。”普利尼.梅里克对陪审员们说,这便是约翰.韦斯特教授无辜的写照。“他不能告诉你们那些断肢是怎样被藏进医学院的,他无法解开这些使他自己身陷囹圄的谜团。正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不是作案人,他向你们指示了那位‘神秘的第三者’的存在——那是一个公诉方提交法庭的所有证据都无法排除的极其合理的可能性。”   公诉方的总结性发言从庭审第11天,3月30日,星期六的上午9时开始。   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首先将矛头指向被告方最强有力的辩护点——不止一位证人发誓,他们在1849年11月23日下午1点半以后看见派克曼博士活着——但不是直指。检察长说,如果陪审团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警方在哈佛医学院找到了派克曼博士的遗骸,而且有足够的证据将“囚犯”和那些遗骸联系起来,那么,有人在那天或任何一天,看见或没看见派克曼博士,又有什么关系呢? 断肢之谜(21)   至于“神秘的第三者”一说,克立夫检察长提醒陪审员们不要忘了,这个“第三者”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解剖学和化学方面的知识。而且,“我怀疑有哪位‘第三者’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那些断肢在医学院里藏起来,而不为韦斯特教授或利托菲尔德先生所察觉。”   乔恩.克立夫认为,被告方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抨击也是同样可笑的,“试想,如果伊弗任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领取赏金,那他为什么要毁掉受害者最容易辨认的脸和双手?”况且,如果伊弗任杀害了派克曼博士,那他的动机又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们在他身上找不出作案动机。但另一个人却不然。”   乔恩.克立夫检察长说,被告方总结性发言中最精彩的章节,便是对派克曼博士与韦斯特教授之间矛盾的描述。他请陪审员们想象一下两个人的关系一路发展到1849年11月,应该是什么状况。“在经济上,韦斯特教授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除了房子里的家具,他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而且,他已经借遍了所有的朋友熟人,没有地方可以再告贷了。”   乔恩.克立夫详尽地回顾了韦斯特教授的经济状况,不时地对照手里的笔记本念出一些数字。他说,当韦斯特教授谈及他与派克曼博士那天的会晤时——第一次是向弗然斯.派克曼神甫;第二次是对警方——从来都只提到一张条子,但后来办案人员在他家里查抄到了两张。如果韦斯特教授只还了部分欠款483 64美元,为什么总欠款条2432美元也在他手里,而且也被用黑笔注销?常识告诉我们,派克曼博士绝对不可能将没有付账的欠款单据注销并还给债务方,何况在这份单据上,韦斯特教授欠下的不仅是派克曼博士的钱,还有其他人的钱。   结论显而易见:韦斯特教授因债务所迫,杀人赖账。   下午5点,乔恩.克立夫检察长疲惫地回到公诉席。除去2点到3点半的午餐时间,他也讲了将近7小时。   出乎法庭中所有人的意料,时值薄暮,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并没有宣布休庭。他与法官团的成员们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随即开始对陪审团作指示。   列缪尔.肖又讲了两个多小时,晚上8点左右,陪审团进入审议室。不到3个小时,10点50分,12名陪审员回到法庭。   “陪审团的先生们,请问你们是否已经做出了裁决?”法庭文书约基.威尔德问道。那时的陪审团里没有妇女。   “是的。”众陪审员齐声回答。   “谁将代表你们宣读裁决?”   “陪审长。”   “陪审长先生,请问陪审团裁决‘囚犯’约翰.崴特.韦斯特有罪或无罪?”   “有罪。”   旁听席上顿时一阵骚动。约基.威尔德只得稍稍提高嗓门,用依旧机械而冷漠的声音字正腔圆地“唱”道:“有罪,法官大人,裁决有罪!”   约翰.韦斯特教授以前的学生,曾为公诉方出庭的“职业化学家”查尔斯.杰克逊博士在后来寄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W教授站立着,举起右手。当宣布裁决有罪时,他仿佛陡然中弹,那只举着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他低着头,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大约有5分钟,法庭内一片肃静。我看见许多陪审员都在擦眼泪,法官们亦深为所动。W教授的辩护律师普利尼.梅里克先生走近“囚犯厢”与他耳语,大概是说他会给他的家属捎个信。开庭以来第一次,W教授流下了眼泪——我看见他推上眼镜,用手帕捂住眼睛。然后垂头、闭目,做沉思状,或默祷状。5分钟后,法庭的官员们开始重司其职。法官命令将囚犯送回牢房,但没有人动——无论法警或囚犯——静坐数秒后,W教授突然叫道:“把我带走——为什么让我留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揪心的场面,法庭内的不少人都掉下了眼泪。   人们并没有在当天晚上将消息传给W教授的家人,但很多朋友去了他家,和往常一样,暗示她们作最坏的打算。第二天,由普瑞斯科先生出面,告诉了她们裁决的结果。他的孩子们的哭声整条街上都能听见,其情其景真的是悲惨至极。   我没有去法庭听判决。我不想再听到什么。仅只是裁决就已经足够了。   判决是在两天之后,庭审的最后一天,4月1日,星期一。   这一天,所有五位麻省最高法院法官全部到齐——连生病的理查德.弗莱切法官也到了。陪审团业已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在星期六裁决完毕后即被遣散,所以仅由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宣布,依法判处“囚犯”约翰.崴特.韦斯特死刑。肖法官在他的宣判中特别强调了“依法”二字,他说这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决定,而是法律已经作好的规定,因为按照马萨诸塞州当时的法律,凡犯有“预谋杀人”罪者,皆应被处以绞刑。   列缪尔.肖法官的宣判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连原来认为韦斯特教授确实有罪的人也觉得这样的惩罚太过于严厉。经上诉被驳回后,被告方的律师们将教授的案子递到州赦免法庭。在定于7月初举行的听证会之前,包括助理州长在内的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收到了寄自全美各地的有数千人签字的请愿书。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若干证人中,有一位来自多彻斯特的医生爱德华.加维思。他说乔治.派克曼博士在失踪前几天曾去过他的诊所,后来博士的弟弟、另一位派克曼博士小沙缪尔向他问起过对其兄精神状态的看法。“派克曼家族担心,博士以前曾犯过的精神失常会复发。”加维思医生在听证会上说。 断肢之谜(22)   但几天以后,爱德华.加维思就翻供了。他在写给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收回了他的证词,说“那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别人灌输给我的印象”。在与小沙缪尔.派克曼博士又一席谈话之后,“我相信我确实是弄错了”。信的末尾,有小沙缪尔.派克曼写下的一行字:“我认可上述纠正。S.派克曼”不少人认为,这和乔治.派克曼博士生前的那桩“乔斯街监狱地皮交易”一样,也是“相当可疑”而且“极具丑闻色彩的”。试想,派克曼家族甚至可以以重金聘请公诉方律师,要封掉一个医生之口还不是易如反掌?   多年后,本案又爆出两宗与派克曼家族有关的事件,或乔奇.贝密斯所称之“派克曼计划”。一是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州议员萨穆尔.伍德在定于1850年7月1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听证会前,给公诉方的另一位律师、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写了一张条子:   绝密   议员会议   1850年7月17日   朋友克立夫   委员会将向议会提议,于8月30日,星期五,执行韦斯特教授死刑。   你的忠诚的   S.伍德   也就是说,在听证尚未结束之前,委员会已经决定否决被告方的申请。这纸短柬被史学家们认为是乔恩.克立夫涉嫌“派克曼计划”及“策划阴谋的罪证”。   二是,社会上曾流传过一份所谓的“由普特南牧师笔录的韦斯特教授自白”,称韦斯特教授在“自白”中承认,他于1849年11月23日与派克曼博士在化学实验室里因债务发生口角时,失手误伤了对方,凶器就是那根为实验课“木材的性质”做准备的木棍。几乎在《波士顿旅游者报》登出“自白”的当天,其他报纸便以文中数处明显的破绽而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骗局”。后来有证据证明,这场“骗局”的导演者正是几位公诉方的成员和派克曼博士的儿子、律师小乔治.F.派克曼。   1850年8月30日凌晨,夜空刚刚透出一点天光,便有人群开始聚集在列维利街监狱的刑场。到上午9点,刑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波士顿警察完全失去了控制。   9点25分,一支小小的队列从监狱方向缓缓走过来,穿过刑场,登上绞刑台。狱卒安德鲁扶住囚犯的胳膊,警官强恩.埃维雷斯伸手整理好罩在囚犯头上的黑色头套,这才转向众人——   “现在,本人以马萨诸塞州的名义,奉马萨诸塞州之命令,对人犯约翰.崴特.韦斯特行刑。愿上帝保佑马萨诸塞州!”   随着一声令人直酸到牙根儿的金属摩擦声,犯人脚底下的活动踏板被猛地抽掉,身子便铅锤般地骤然跌落了8英尺半(合2 6米),又在空中戛然而止。几秒钟后,放了一个很响的屁,两条腿一阵抽搐,而后渐趋笔直。   尸体在风中荡悠了正好半小时,10点零5分,埃维雷斯警官割断绳索。   据《波士顿旅游者报》报道:“尸体被装进一副极粗劣的棺材……全身上下没有一点走形,看上去与熟睡无异。只有变成酱紫色的肌肤显示出,韦斯特教授死于非命。”   稍后,哈佛大学图书管理员兼历史学家乔恩.思伯黎听韦斯特教授的好友亨利.隆斐洛教授说起,那天早晨,临刑之前,他和哈佛大学校长加尔德.斯巴克斯一起到了韦斯特教授那间6乘8英尺的空徒四壁的牢房。整个过程中,教授闭口不谈他自己的事,“只滔滔不绝地述说他那位早逝的唯一的儿子”。   隆斐洛教授言毕一声长叹:“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律师们说,要想了解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看一看这个人的私人物品细目表。   以下便是韦斯特夫人赫丽叶向萨伏克地区遗嘱检验法庭提交的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全部个人财产:化学仪器若干,矿石收藏若干,各类名目书籍几百册,科学论文660篇,音乐文献几百份,长笛一支,钢琴曲谱102页(没有钢琴),坛装酒满满一地窖,和与约纳斯.崴萨先生签署的花园街22号住房租赁合同(年租金200美元)一份。   自韦斯特教授被捕之后,尽管他的两个女儿玛莉安和赫丽叶分别找了份教授绘画和音乐的工作,家里一直是入不敷出,全靠朋友们接济。教授被处死后,周遭的人们再次慷慨解囊。据主持这项工作的威廉.阿勃顿先生说,替韦斯特家募捐并不难,他曾有一次半天就募到了4000多美元。到1850年9月底,韦斯特母女一共收到各类捐款2万多美元,相当于教授生前10余年的工资。据说其中有500美元是派克曼博士的遗孀依丽莎捐赠的。   三年后,1853年10月,教授夫人赫丽叶.韦斯特因积郁成疾,久病而逝。这时,也叫赫丽叶.韦斯特的三女儿已经出嫁,玛莉安.韦斯特遂带着最小的妹妹凯瑟琳远渡重洋,到亚速尔群岛的法雅尔投奔了她们的姐姐莎拉。约翰.韦斯特教授是家中的独子,从此,韦斯特家族的这一支便从波士顿的版图上抹掉了。   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如愿以偿,获得了派克曼家族的3000美元赏金。   也是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再次造访波士顿时,专程前往哈佛大学医学院查看了本案的“现场”。   时光泻过100多年。1961年,位于波士顿以西40余英里的沃瑟斯特,一幢当地人称为“霍亚故居”的巨宅中珍藏的大量“历史文献”被它的继承人捐献给了“马萨诸塞州州史协会”。一个世纪以前,这栋房子曾经属于名叫艾伯纳.霍亚和乔基.霍亚的两兄弟。艾伯纳是当地有名的律师,后来又做过法官。乔基是“19世纪下半叶马萨诸塞州杰出的国会参议员”。兄弟俩生前与约翰.韦斯特教授的辩护律师爱德华.索耶尔过往甚密,堪称至交。 断肢之谜(23)   州史协会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对霍亚兄弟留下的各种“历史文献”整理分类,并于1970年发现了爱德华.索耶尔的遗物,内有韦斯特教授在狱中亲笔写给他的律师们的笔记、备忘录,甚至条子,等等,共计194页,合称“韦斯特手记”,可以算做是教授未能有机会呈交法庭的书面证词。事实上,1850年4月底,韦斯特教授曾上书当时的州长乔治.布里格陈述冤情,其中提到“我准备了一份详尽的材料……但接受了律师们的忠告,保持沉默。因此,那份文件也……不曾予以公布。”   爱德华.索耶尔终身保留着“韦斯特手记”,但据说是有碍于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协议,也终身不曾透露手记的内容。爱德华去世后,艾伯纳.霍亚法官代表律师协会出面帮助料理了后事。没有史料说明这份手记最后是如何辗转到达霍亚兄弟的手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兄弟俩都有“收集珍贵历史文献的癖好”。乔基.霍亚在晚年退出政坛后,曾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及美国文物爱好者协会会长。霍亚法官和霍亚参议员于1895年和1904年相继逝世于“霍亚故居”。   手记一开头,约翰.韦斯特教授巨细无遗地陈述了他从1849年11月23日——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之日——至11月30日——他本人被捕之日的行踪。文中列出了时间地点,给出了他见过或见过他的所有“可能的证人”的姓名。其中不少细节与包括他三个女儿在内的其他证人的证词相符。   有学者们将手记中的叙述与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在法庭上的证词逐字对照,认为其出入之大,远不是仅以“记忆误差”就能解释的。   比如11月23日,派克曼博士失踪的那个星期五,伊弗任说:“那天下午……大约5点半钟,我在厨房里听见有人从后面的楼梯上下来,走出去一看,是韦斯特教授,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而另一位证人、药剂师约瑟夫.基德尔说:“星期五,23日,5点左右,或者差一刻5点,教授到我店里买了一些香水。我非常肯定是那天……我有账单为证。”韦斯特教授的女儿们则说:“23日,星期五,父亲下午回家时正好赶上吃茶点的时间,应该是在6点以前。”这些证词佐证了韦斯特教授在手记中的说法——也是他当初对警方的说法——于3点左右离开实验室,到附近的布莱翰餐馆就餐。饭后搭乘公共马车回家,途中在一家商店耽搁了一会儿,到家时大约5点半,云云。   再如同一天晚上10点过,伊弗任说韦斯特教授的门“从里面闩上了”,但不少人证实,韦斯特夫妇那时正在邻居崔德威尔教授家与朋友们聚会。同样,后者也与教授自己的说法一致。   又如星期天,11月24日,伊弗任在证词中说:“傍晚,我正站在葛洛福北街和卡乎尔先生聊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韦斯特教授来了。他劈头便问:‘利托菲尔德先生,上星期的后半周,你有没有见到过派克曼博士?’……”但教授手记上的说法却是,他从派克曼神甫府上回来的时间是4点左右,然后,4点45分到5点00分,到邻居培奇家,5点15分,回家,吃晚饭。   还有星期三,11月28日早晨,伊弗任的证词是“我于是趴在地上,把脸紧贴着地板,从门底的缝儿往里瞧,但我最多只能看到他的膝盖”。而根据“韦斯特手记”,教授当时正跟他的女儿们一起吃早餐。韦斯特家的三女儿赫丽叶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星期三,我们一起吃过早饭,父亲就去了花园。他在那里呆了一个上午。”   等等等等。   在这一星期中的至少七八个时间段里,伊弗任或者说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反锁,或者听见教授在实验室里面,或者他与教授在医学院内某处相遇或交谈,都有其他证人的证词或教授本人的手记将韦斯特教授置身于远离哈佛医学院的另一个地方。   韦斯特教授在其手记中毫不掩饰他对那位杂役的怀疑,毫不隐瞒他认为是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将那些人体断肢放进了他的化学实验室——且不论那些断肢是否是派克曼博士的遗骸,也不论派克曼博士是否为伊弗任.利托菲尔德所杀。   手记中的文字组织得不是很有条理,有的只是只言片语,不成整句。看得出来,教授当时不过是将脑子里冒出的想法随笔记下,想到哪写到哪。现摘录几段如下。   伊弗任是一个“盗墓贼”,而且已经在这一行当活跃多年,先是在老医学院,后来又在新医学院。   问问他,去年夏天他弄进了多少尸体,后来又因为臭气熏天而不得不扔掉?一具尸体卖多少钱?通常25美元。大部分尸体是他从纽约到波士顿的铁路上弄来的——有时候木桶破裂,露出里面的尸体,他就去把它们弄了来,切下头部,把身子卖给医学院。问问伊弗任他掘开维勒家的墓地偷尸体,后来被人发现的事。前不久他还卖过一具废尸——经反复解剖六星期的尸体。他告诉买主随便出个价就可以把尸体扛走。在老医学院的时候,每当废尸窖里的尸体堆满时,洛伦兹博士就会付他200美元让他把废尸处理掉。伊弗任从新罕布什尔州偷过一个女孩的尸体。J.C.华伦博士可以证明伊弗任是如何从罗克斯堡搞尸体的。还有小沙缪尔.派克曼博士,他知道要想用25美元从伊弗任手里买一具尸体有多困难。伊弗任切下尸体的头,5美元卖给学生们。后来,那个新罕布什尔女孩的家人跑来把尸体要回去了,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问问伊弗任去年夏天他搞来了多少尸体。说200具也不算夸张。 断肢之谜(24)   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和底下发现的尸体完全有可能是他弄来医学院出售的——伊弗任通常是在晚上卖给学生尸体,这样就看不太清楚尸体的成色——而且可能是用麻袋装进来的(通常如此)……解剖实验室里有专门的装置处理血迹,将血冲洗到盐水里。若是在那里留下什么痕迹也不会被人怀疑。   假如我要藏一些人体断肢,绝对不敢扔进马桶里,因为那是警方最可能搜查的地方。伊弗任知道我卫生间的钥匙挂在哪里。他也完全可以从楼上实验室的楼梯下来,他有那道门的钥匙,也有楼上实验室讲台后面那道门的钥匙,他可以在我的实验室里轻而易举地做任何事情。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现卫生间的门打开了,而我明明记得是锁上了的……   伊弗任在11月23日,星期五和星期一之间清理过我实验室里的垃圾。如果上了锁,他是怎么进去的?   被告方律师爱德华.索耶尔在收到韦斯特教授的手记后,并没有采纳教授的建议传唤以上证人,也没有在交叉取证时向伊弗任.利托菲尔德提问盗卖尸体的事,因为伊弗任在医学院里除了负责打扫清洁等杂役外,还另有一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任务,就是为他的雇主提供人体标本。这在那个年代的医学界业内其实算不上是什么秘密,凡是搞解剖的地方都必须有自己的“进货”渠道,甚至设专人专司此职。所以,伊弗任常常与一些盗墓贼们打交道,从这个特殊的黑市上买来死人卖给医学院,并从中略取小利。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官方和警方对这个非法行当睁一眼闭一眼,任其在夜幕下猖獗肆行。伊弗任自己也不时地充当盗墓贼,比如教授手记中提到的那几件勾当。   所以,爱德华.索耶尔的顾虑不无道理。如果端到了台面上或法庭上,哈佛医学院解剖的尸体恐怕没有哪一具是来路正当的。试想,本案发生之前,医学院已经在民众中有一些“声名狼藉”了,后来又偏偏是在那里发现了“受害者”的残骸。如果再将从黑市上倒尸体的“丑闻”捅将出来,哈佛医学院真的有可能被一把火烧成灰烬。   爱德华.索耶尔此举显然是保全了医学院,甚至整个哈佛大学的名誉,但律师和校方是否就此进行过接触却无从考证。   此外,医学院也让伊弗任负责将他弄来的尸体收拾处理干净备用。不少尸体需要按照任课教授的要求在事先切割肢解,那也是勤杂工的职责。据估算,他每年大约要进行这类的“操作”百次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伊弗任.利托菲尔德也称得上是一位解剖或肢解高手,虽然其刀法不一定非常专业规范。请看“韦斯特手记”的下一段:   20多年来,我从没解剖过一具尸体。伊弗任倒总是有机会看人家解剖。他的职责之一是在课后缝合尸体,包括华伦博士的课、解剖实验课和福尔莫斯教授的课。他至少看见过上千具尸体被解剖,以及在人体内部的各种实验。而且,这些年来,他也自己肢解尸体,或帮助别人做解剖。他完全算得上是一位专家。他懂得如何切开关节和胸骨,也知道如何防止血液流淌。   …………   伊弗任也定购过氢氧化钾——不是为我——他无疑认为他可以用氢氧化钾销毁人体残肢——肯定是星期一那天——我那段时间根本就不用氢氧化钾——除了有时候用一点点化学家所说的“分析纯氢氧化钾”,那种有火漆封口包装的。我一般是从布鲁特-卡辛-史蒂文公司定购。“工业纯氢氧化钾”或“常用氢氧化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纯度极差。我的实验室里只有很少一点“工业纯氢氧化钾”,还有就是经酒精提纯的“分析纯氢氧化钾”,密封在小瓶子里,非常贵。小瓶子现在还在那儿。一个化学家不会使用氢氧化钾——那是碱。而应该用相反的——酸。   伊弗任知道我从来就是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准备实验课,或做研究,等等——他知道这一点,所以可以任由他编派无论什么。   伊弗任在28日,星期二那天,对瓦尔博士说,假如他能得到那一大笔赏金,他就心满意足了。   韦斯特教授还在手记中就公诉方证人们提到的一些其他细节做了说明。譬如,关于火鸡:“邮递员萨汶先生和他的兄弟知道,我在每个感恩节和圣诞节都送人火鸡。我还给过伊弗任在马松尼剧场看演出的票,他去了。”   关于带斑点的毛巾、擦手的布卷和断肢上的绳子:“那些毛巾和布卷一直就在我的实验室里,伊弗任唾手可得。绳子也是。伊弗任定期收走我实验室里的毛巾,由利托菲尔德太太洗干净了送回来。”   关于连身工作服:“工作服现在在我家里。我经常把它带回家去做园子时穿。这就像匠役们的工装,从来不洗的。”   关于鞣皮:“我在一年前就向伏勒街50号的绕司伟克先生定购了鞣皮——为了摸索一种新的鞣革法。我一直催着邮递员萨汶把鞣皮送过来,但他说他需要大马车。他是在27日送来的,把口袋都卸在我的实验室门外。伊弗任把它们搬进来,装进茶叶箱里。我搬不动那些口袋,太重了。”   关于茶叶箱:“茶叶箱是萨汶在去年9月送来的,因为我暑假中用不着那些个化学试剂和玻璃器皿。伊弗任把它放在了角落里当家具。我从来没有动过它。这件事木匠巴尔先生可以作证。” 断肢之谜(25)   关于血液等:“伊弗任以前替我弄过好几次血液,还有人体标本。”   但是,在这份手记里读不到关于两张欠款条的解释。   如果爱德华.索耶尔,以及他的搭档普利尼.梅里克,采用了“韦斯特手记”,结果会是如何?这也许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但以现代“法学实践”或“庭审技巧”的标准,撇开倒卖尸体的事不说,当年本案的被告方律师至少在两个关键之处忽略——有人以为是故意回避了伊弗任.利托菲尔德证词中的致命弱点:   第一,发现人体断肢的“现场”是医学院里离利托菲尔德家住处最近的实验室,伊弗任不仅有钥匙可以进入“现场”,而且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他就生活和工作在“现场”附近,“作案”的机会应该说是比任何人都多。   第二,伊弗任声称,他在11月23日,星期五晚上,就试图进入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但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伊弗任还说,从11月25日,星期日起,他就开始怀疑韦斯特教授谋杀,而那个时候,连派克曼博士的家人们还不曾想到博士已经死亡。譬如在罗伯特.肖26日发布的启事中只提到乔治.派克曼有“可能因某种突发性的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悬赏征求尸体是在那以后的事。   就连公诉方自己的律师也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去世之后,人们在他关于本案的庭审日志中读到了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要说星期五晚上就想进韦斯特的实验室?这将会降低他自己的可信度。   栽赃韦斯特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先把尸体藏匿在尽可能合适的地方,再向当局举报。   …………   如果派克曼博士在医学院里被害,他的尸体一直就没有离开过那栋楼,但最后被送进了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藏匿或销毁,则韦斯特或伊弗任,一定隐瞒了什么秘密。   …………   除了韦斯特教授——如果不考虑伊弗任的话没有人可能杀派克曼博士,因为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没有任何指向“第三者”的新线索出现。   派克曼是在医学院外面被杀,而后带进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吗?若果真如此,其目的便只能是三者之一:藏匿、销毁或栽赃。   根据韦斯特教授自己的说法,作案者不是他就是伊弗任:   “除了勤杂工,没有人能进我的实验室。”以及“他们为什么不问问利托菲尔德,他有解剖室的钥匙。”   这最后的两句令克立夫检察长印象深刻的话是韦斯特教授在被捕时说的,当时德拉斯塔.柯拉普探长只告诉教授“我们”已经在化学实验室里找到了尸体,并未提到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名字。   乔恩.克立夫认为,伊弗任杀害或参与杀害派克曼博士的想法也是一种“合理的假设”。他写道:   利托菲尔德在星期五那天有什么样的作案机会?   墙壁发烫,他的脸都能感觉到热气——但他翻窗进去后,发现火已经快灭了——这可能吗?   为什么在搜查排污管道时,他不从卫生间的马桶口下去,而要到地下室凿穿五层墙?   …………   谁能告诉我答案?!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文中一直没有提到案子的名称。   这桩令人瞩目的案子在历史上曾有过很多种叫法。官方或法律文件上的名称照例是刻板而准确的“马萨诸塞州诉约翰.崴特.韦斯特”案。而当时的媒体用的则是意思比较明确,文字也相对规范的“约翰.韦斯特教授杀人焚尸案”。但在一般人的口头语中,就简化成了重点突出且颇能渲染气氛的“哈佛谋杀案”,因为对老百姓们而言,谁杀了谁其实并不重要,本案的卖点只在于,案子发生在哈佛这样的世界级高等学府。   然而,直到现在,哈佛大学和法学界的不少人士仍将其称之为“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案”,因为按照这些思维缜密作风严谨的学者们的观点,本案中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只有一个——那便是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失踪。   也有人说,波士顿的“婆罗门”们拒不承认谋杀,是因为这桩案子向世人昭示出,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们也有捉襟见肘,打肿脸充胖子,也有催债逼账,为了钱反目成仇,也参与非法勾当、黑市交易,甚至策划阴谋,玩弄诡计。总而言之,这桩案子曾使他们名誉尽丧,斯文扫地。用研究本案的专家之一、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辛马的话说:“使整个上流社会失去了贞操。”                                         随机目标(1)   上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关于谋杀、关于抢劫、关于绑架、关于卡普利黑手党家族等的种种报道。1924年,在5月21日之前,该市凶杀案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50起,平均一天一起。然而,是日发生的勃比.范克斯绑架案却在市民中引起了少有的轰动。   勃比是雅各布和弗萝拉.范克斯夫妇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今年14岁。绑架案人质的家庭大多非常富有,范克斯家也不例外。雅各布.范克斯是芝加哥房地产大亨,还跟人合开过一家钟表公司。范克斯家住在芝加哥市中心与著名的芝加哥大学之间一片名叫肯伍德的街区,在那里的爱黎司路5052号拥有一幢黄砖楼房。肯伍德可谓当地犹太裔中的百万富翁住宅区,譬如范克斯家斜对过的洛易家,其男主人为全美当时最大的连锁百货商店瑟尔丝公司的副总裁,据说两家还沾着点远亲。而北面不远处的里奥普家,则经营着自己的家族工业莫利斯纸坊。范克斯一家在这个富豪区中过着安静,甚至有点封闭的生活,很少与邻里们交往,也几乎从不在任何社交场合露面。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全家放弃犹太教后,皈依了基督教;二是雅各布在发迹之前,曾在几家赌场附近开过一家当铺,靠着赌徒们的噩运日进斗金。尽管已时隔多年,这种不上台面的买卖至今仍为商界的同仁们和邻居中的银行家、律师、医生等所不齿。   5月21日是一个星期三,直到下午6点半,勃比还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讲明原由,雅各布和弗萝拉都有些着急。和往常一样,为父的觉得生气,做母亲的则不免担心。弗萝拉开始给勃比的朋友和同学们打电话,有的孩子告诉她,勃比放学以后在棒球比赛中当裁判,因为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争执,球赛结束之前,勃比就已先行离开了。雅各布则挨个儿询问家里的人,勃比的哥哥杰克说,他也许在洛易家打网球吧。洛易家的网球场虽然筑有围栏,但从不上锁,邻居们可以自由出入。洛易先生很有些谦谦君子的风范,在周末人多的时候,他坚持要求自家的孩子们也必须排队等候。勃比的网球打得不错,偶尔也会和洛易家18岁的儿子理查德挥上两场。雅各布于是出门,朝马路对面的洛易家走去,但网球场空无一人。回来的路上,雅各布下意识地向北张望。三个街区之外便是勃比上学的哈佛学校,那是一所费用不菲的男子贵族学校,收的全是阔佬家的公子哥儿们。已是春末夏初,爱黎司路上绿阴覆顶,枝繁叶茂,所以从雅各布当时的位置实际上是看不见哈佛中学的。   墙上的挂钟敲了七下,雅各布满腹的火气也渐渐被担心所代替。女佣进来问可不可以开饭了,范克斯夫人说再等一等。雅各布又到附近的街区走了一遭,仍不见小儿子的踪影,回来说不等了,咱们先吃吧。他此时已是火气全消,只剩下了担心,但仍安慰妻子说,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吃过晚饭,雅各布打电话给他的好友和律师沙缪尔.伊托逊,沙缪尔在9点钟左右抵达范克斯府上。范克斯夫妇和律师讨论了一阵,又分析了一阵,沙缪尔说,该不会被锁在学校的教学楼里了吧?他们又打了几个电话。不一会儿,哈佛学校的体育老师托马斯.施格曼闻讯赶到,三个男人便一起去了学校。   学校大楼的前门已经上锁,他们又转到侧面,发现地下室的一扇窗户敞开着,就翻了进去,一面说,如果我们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进去,里面的人也应该能够出来。话是这么说,三个人还是叫着勃比的名字,搜遍了楼上楼下,但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范克斯家的电话铃响了。那时的电话是两件套,听筒和话筒各是各的。弗萝拉把听筒凑近耳朵,听见线的另一端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找范克斯先生,弗萝拉对着话筒说范克斯先生出去了,不在。   “你们的儿子被绑架了。”那个声音说,“他现在很好。明天早晨你们会接到更多的消息。”   “你是谁?”范克斯夫人问,全身不自觉地颤抖。   “约翰逊。”   “你们想干什么?”范克斯夫人叫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没有回答,对方已经挂断了。弗萝拉一阵晕眩,昏倒在地。   雅各布和沙缪尔回来后听说了这通电话,律师马上与电话公司联系,要求监控所有的来电。他俩在一楼的书房里争论了很久要不要报警,一直到凌晨两点,沙缪尔说他在警署里有信得过的熟人,可以告诉他们保守秘密,雅各布才同意一起去一趟市中心的警察分署。   沙缪尔的两位熟人都不在,但雅各布和沙缪尔后来还是非正式地向一位值班中士讲了大致的情况。也就是说,只在口头上说了说,没有作正式的填表登记。值班中士同意保密,答应不向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5月22日,上午9时许,一位名叫托尼.曼考斯基的波兰移民正沿着蜿蜒于沃夫湖畔茅草地间的一条小路,向南面的小镇赫季奇走去。托尼刚刚在玉米加工厂下了夜班,准备回家之前先到赫季奇取修理的手表。   沃夫湖地处芝加哥东南,距离市中心约15英里。湖面很大,方圆一到两英里,但与一英里外的密执安湖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沃夫湖也是两州的分界线,湖西是芝加哥所属的伊利诺伊州,湖东是印第安纳州。 随机目标(2)   小路顺着湖岸拐了个弯,便是与一条水渠平行的一段。水渠连接着沃夫湖和西面的海德湖,在流到与南北走向的宾夕法尼亚单轨铁道交叉的地方,通过一个涵洞转入铁轨底下的阴沟。   走着走着,托尼.曼考斯基突然站下了。他以为自己花了眼,于是又踱到涵洞前细看。这时,他听见一阵哐当哐当的机械声,两辆小型巡道车正沿宾夕法尼亚铁道自北向南而来。托尼奔上铁路,用波兰语大声疾呼。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但他惊恐万状的神情却让车上的人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巡道车上的四个人是保罗.科尔夫工长和他的铁路信号工们,他们正在进行每天上午例行的巡回检查。保罗跳下车一边跟着托尼走,一边朝他指点的方向看去。   “我的上帝!”保罗叫道。   “怎么回事?”车上的人问,一面也相跟着跳下车来。   “好像有人淹死了。”死者倒栽在涵洞口的管道里,两只脚跷在外面。保罗跳进齐膝深的水中,他的同伴们和托尼一起相帮着,把尸体拖出来放到了地面上。   死者是一个男孩子,赤身裸体,面部和身体其他部分的肤色不同,已经变成了棕灰色。   有人从巡道车上取来一张防雨用的帆布,保罗.科尔夫吩咐他的手下把尸体抬到车上,自己则在涵洞和水渠的周围查看。他本来是想找一找有没有孩子的衣物,没有,只在地上捡到一副眼镜。   信号工们怀疑托尼.曼考斯基与死者有什么关系,于是也将他推上巡道车,一行五人——如果算上那位不明身份的死者一共是六个人——继续向南行驶。到了赫季奇,他们停下来给警察打电话,然后根据值班警员的指示,就地等候。   就在他们等着的时候,保罗.科尔夫从兜里掏出那副眼镜。那是一副在当时看来算得上很讲究的眼镜,圆形的镜片,深色的玳瑁框架。保罗试着把眼镜架到自己的鼻梁上,眯缝着眼儿四下里张望,觉得昏花。另一位信号工瓦尔特.尼特拿过去,见眼镜上有些泥,便从自己的工装口袋里抽出一张大手帕擦拭,然后再戴上。虽然小了点,但还合适。保罗.科尔夫说:“那你就收着吧。”   前来接收尸体的警察中有一位懂得波兰语的,他毫不费劲地记下了托尼.曼考斯基的证词。死者的头部有一些伤口,警察们问是不是从涵洞里拖出来时划破的。信号工们和保罗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警察们于是开始教训他们不该在报警之前擅自挪动尸体,破坏现场。又问还有别的什么发现吗?保罗.科尔夫想起来了,说还有一副眼镜。在哪儿?瓦尔特.尼特收着呢。   瓦尔特.尼特很不情愿地拿出眼镜。警察看了看,一面在本子上记了几个字,然后把眼镜插进自己的警服口袋里。事后瓦尔特抱怨保罗说:“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有一副眼镜?”   警察们将尸体直接送到133街和休斯顿路交界处的奥利尼沙卡殡仪馆,老板的太太奥利尼沙卡夫人接待了他们。在有关文件上签完字后,警察把那副眼镜也一并交给了她,说这是死者的遗物。奥利尼沙卡夫人把眼镜放在了尸体的头边。   这时候,距离殡仪馆北面约10英里处的范克斯家门铃响了,一位邮递员送来一封特邮专递信。雅各布.范克斯匆匆撕开信封,抽出两张用打字机打成的信纸:   亲爱的先生:   时至此刻,你应该不再怀疑你的儿子已经遭绑架。首先请允许我们告诉你,他目前一切尚好而且安全。只要你能够严格地遵循我们在这封信里的指示,以及我们今后将要给你下达的其他指示,你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会受到任何伤害。然而,倘若你在执行这些指示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哪怕只是非常些微的偏差,则我们对你的惩罚就将是他的死亡。   1.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你绝对不可以与警方或私人侦探取得联系。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那就让他们去进行自己的调查,而你绝对不可以向他们提及这封信。   2.在今天中午之前准备好1万美元,其货币单位为:面值20美元的2000,面值50美元的8000。所有钞票都必须是已经使用过的旧币。任何在赎金中夹入新币或暗作记号的企图,都将使整个交换计划流产。   3.请将赎金装在一只大号的雪茄盒子里,如果没有的话,一只比较结实的厚纸板盒子也行。盒子外面再用白纸包裹。包装纸的所有缝隙都必须用火漆封口。   4.按以上指示准备好赎金后,请于1点钟开始在家里等候。注意不要有人使用电话。   我们将向你下达进一步的行动指示。   再警告一遍,这是一笔非常严肃的交易。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在执行上述指示时出现任何误差,则我们对你的威胁就将变成实际的行动。   然而,如果你能严格按照这封信的指示办事,我们保证,在收到赎金后6小时,你的儿子将会安然无恙地回到你身边。   你的忠诚的   乔治.约翰逊   GKR   范克斯夫人弗萝拉读完信后再次昏厥。雅各布赶紧派用人去请大夫,一面又打电话给律师沙缪尔.伊托逊。沙缪尔告诉他马上去银行取钱,自己则到警署里找熟人。   范克斯先生开车到了市中心的银行,照绑匪信中的要求取了钱。后来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写到这一段时,加进了一些颇具戏剧性的描述:“年轻的银行职员惊讶地注视着眼前这位疲惫而憔悴的长者,放下手中窸窣作响的新票,伸手去取那些磨得已经毛了边的旧币。等顾客转身离去后,小职员才冲着他的背影无奈地摇摇头。” 随机目标(3)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24岁的青年记者詹姆斯.缪罗伊走进主编的办公室。“我们刚刚得到一条可靠的消息,说沙缪尔.伊托逊手里有一桩尚未报警的绑架案。”主编说:“去,把这个故事给挖出来。”   但是沙缪尔不愿意透露,说是出于人质安全的考虑。詹姆斯就赖在伊托逊事务所里软磨硬泡。等到他第一千次承诺保密之后,沙缪尔才告诉他,是范克斯家的小公子被人绑了票。   当雅各布.范克斯得知摁门铃的竟是一位记者,顿时火冒三丈。此刻,他真是恨透了这些无孔不入的包打听们,到了这种人命关天的时候,居然还敢为了编撰一条小小的消息哗众取宠,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他撵走,雅各布对用人下令道。   不多时,用人又回来了。我撵不走他,先生。他问你是让他进来和你们一起等呢,还是让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等?他说请你想一想,假如绑匪刚好开车从这里经过,看见你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蹲着一位西装革履的家伙,会是什么结果。   这时,《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又收到了一则信息,赫季奇的沃夫湖畔发现了一名溺水而死的小男孩,年龄与勃比.范克斯相仿。更重要的是,目前尚“身份不明”。主编立时便派了另一位年轻记者阿尔文.格斯坦前往奥利尼沙卡殡仪馆调查,并很快有了消息。“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很可能和范克斯家的小少爷是同一个孩子。”主编在电话上对阿尔文说,“詹姆斯已经进到了范克斯家里。你打电话过去,把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再对他讲一遍,看他有什么法子能撺掇范克斯家的人亲自去殡仪馆鉴认。”   阿尔文.格斯坦把电话打到范克斯府上时,其实还不到1点钟,但雅各布.范克斯仍狠狠地瞪了詹姆斯一眼。阿尔文告诉詹姆斯,殡仪馆里的小男孩大约10岁或11岁,身高5英尺,体重100磅左右,戴玳瑁边眼镜。   抑或是根本不愿意考虑绑匪已经撕票这一令人难以接受的可能性,雅各布听完詹姆斯的话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不不,那不是勃比。”雅各布一口咬定。第一,勃比比那孩子大;第二,勃比没那么重。最重要的,勃比不戴眼镜。雅各布没有讲出口的话是,他不相信绑匪会在收到赎金之前对孩子下毒手,这太不合乎情理了。按照一般的常识,绑架的目的都是为了勒索。绑匪决不会愚蠢到将人质撕票后塞进一个什么涵洞里,再回过头来问家属要钱。   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绑匪没有打来电话。下午两点半,沙缪尔.伊托逊以律师的身份替雅各布做了个主,决定还是让勃比的叔叔埃得温和詹姆斯.缪罗伊一起去一趟殡仪馆:“可能不是勃比,但看看总是不妨碍的。”   3点,范克斯家里的电话铃终于响了,离得最近的沙缪尔一把抓起听筒。对方根本不问这边接电话的是何许人,开口就说:“我是约翰逊。我派了一辆出租车来接你。请在东63街1465号的药铺下车。”   沙缪尔说:“等一等,我让范克斯先生来听电话。”   “约翰逊”又将同样的内容向雅各布复述了一遍。也许是心情太紧张的缘故,雅各布挂断电话立即就忘了药铺的地址。他问沙缪尔,律师说他也没有记住号码,只有个印象仿佛是在63街上。两个人四目相对,不知该如何是好。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雅各布一把抓过了听筒,他以为是绑匪打回来的。不是,是埃得温,从殡仪馆里打来的。埃得温说他看见了那个孩子。孩子不是别人,正是勃比.范克斯。   现在,赫季奇警署面对的就不再是溺水或事故,而是一起绑架谋杀案了。爱德华.安迪逊警长马上传来托尼.曼考斯基和铁道信号工们,让他们带路直奔发现尸体的现场。安迪逊警长一路上气哼哼的,埋怨托尼他们不该把尸体从涵洞中弄出来。现如今这案子变成了一桩要案,但现场和尸体都已经面目全非,这不是存心给我们添乱吗?   涵洞四周是湖泊、树林和空旷的原野,最近的住户也在至少一英里以外。警察们以涵洞为圆心四散开来,仔细地搜寻每一寸地面,但大都空手而归。   警方的兴师动众招来了三三两两好奇的路人。办案人员乘机向他们打听,头天晚上是否有人听见什么奇怪的声响,或看到任何可疑的迹象。只有一个人说,他在半夜12点40分从福特汽车装配厂下班回家时,看见三个人沿着铁路线边走边说话,因为隔得远,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后来那三个人就在黑暗中消失了。爱德华.安迪逊警长认真地记下了那三个嫌疑分子的形体装束等,但很快便发现,这只不过是在此后的数日里,警方收到的若干无关线索中的第一条。   3点30分,一辆黄色出租汽车停在了范克斯家门口,应声开门的女佣说,她不认为这栋房子里有谁叫了出租车。司机忙问这里是不是爱黎司路5052号?雅各布.范克斯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女佣让他稍等。不一会儿,沙缪尔.伊托逊出来了。   “是谁派你来的?”   “一位范克斯先生打电话来要的车。”   “你知道去哪儿吗?”   “范克斯先生没有讲去哪儿,只说在这个地址接他。”   沙缪尔回到书房时,雅各布正在犹豫,他是否还是应该跟着出租车走一趟?沙缪尔劝道,孩子既然已经不在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去冒这个险。再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药铺的地址。 随机目标(4)   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公开化后的第一个标志,是爱黎司路5052号那幢黄砖豪宅的周围顿时记者云集。雅各布.范克斯当即代表全家人宣布,悬赏5000美元缉拿凶犯。不久,芝加哥市警署署长摩根.柯林斯也宣布,在范克斯赏金的基础上再追加1000美元。芝加哥地区两家一直较着劲的大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也在当地的两份小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和《晚间美国人》之后,先后跻身于这一焦点新闻,并分别表示愿意出资5000美元,购买有关绑匪的独家消息。   次日,芝加哥市警署和库克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在新近落成的德拉克饭店组成临时联合总指挥部,协调双方有关本案的事务。柯林斯署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此案为“本市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恶性犯罪案件”,并称“我们必须而且一定会缉拿凶犯归案”。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则指定他最得力的助理,也是沙缪尔.伊托逊的侄子勃梯.克劳逊主持本案。据说勃梯在星期五下午接手此案后打电话给他的太太,简单地讲述了案情,说他今天可能会晚几个小时回家。结果,他直到十天以后方才与太太再次见面。   也是在这十天里头,芝加哥的街头巷尾,餐馆酒吧,人们对勃比.范克斯命案议论纷纷,猜测纷纷,似乎每一位芝加哥人都自有一套解释案情的理论。有人说,绑匪的目的是诈财,一般不会轻易撕票,所以勃比.范克斯应该是在作案过程中的意外死亡。也有人说,凶犯手段恶劣,显然是报复,估计当年雅各布.范克斯开当铺时得罪下了什么人物。更多的人则认为,案犯可能误杀了孩子,而后佯装绑架,布下迷魂阵以麻痹警方。还有一些人推断,作案人可能是那些在刚刚结束的棒球比赛中和勃比发生了争执的孩子们,他们本来只是想教训他一顿,结果失手打出了人命。   警方派出了数百人,在沃夫湖、哈佛学校及其他一些可疑地点周围展开大规模搜查,同时与各方面的专家取得联系,请他们分别对目前仅有的几件物证进行鉴定甄别。   首先是来自眼镜行业的专家们仔细查看了保罗.科尔夫在涵洞附近拾得的那副眼镜。眼镜较小,推测应该是为女人所有。两边架子的末端有被牙齿反复咀嚼的痕迹,说明眼镜的主人经常有些神经质。警方将眼镜依次送到各个店铺,请求商家们协助查阅店里的验光及售货记录,以确定该眼镜的买主。   笔迹专家们反复研究了赎金索取信信封上手书的收信人姓名地址,认为其书写者当属书写流利之辈,但为了掩人耳目,而故意将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至于赎金索取信本身的文笔,则显示出深厚的英文功底。警方曾由此推断其作者应该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但后来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发现,在同年5月3日出版的《侦探故事》杂志上,一篇题为《绑架辛迪加》(辛迪加——syndicate,意即联合行动组织)的小说中,绑匪留给人质家属的信与范克斯家收到的赎金索取信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让警方颇费周折的是绑匪所使用的打字机。根据同一份赎金索取信上的打字样品,专家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些人断言是科罗那牌,另一些人则相信是昂德武牌。只有一点是口径一致的:那是一架手提式,而非台式打字机。最后,一位来自皇家打字机公司的工程师H.P.沙顿作出了权威性的结论:绑匪使用的是一台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而且,这位专家进一步指出,此人对这项工作非常生疏。“当一位熟练的打字者击键时,对所有的字母皆着力均匀。而写这封信的人,或者是对该系统不甚熟悉,或者只用了两根指头,以至于信上有的字母敲得太重,纸都快被打穿了,另一些则非常轻,让人感受到一种犹豫和不确定。”   星期五上午,《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詹姆斯.缪罗伊和阿尔文.格斯坦一起去了住在肯伍德的一户富有的家具商哈特曼家里。据警方透露的情报,哈特曼家9岁的儿子,也是哈佛学校学生的鄂尔文,是在绑架案发生之前最后看见勃比.范克斯活着的人。星期三下午,勃比从棒球比赛中退出后离开学校时,鄂尔文也正要回家。两个人住家的方向是相同的。小男孩记得,勃比当时就走在他前面100英尺左右。鄂尔文跟着勃比先横穿马路到了爱黎司路路西,再向南跨过48街。这时候,他看见一辆往北行驶的深蓝色文顿牌轿车左转进了48街。那辆车在48街调了头,回到爱黎司路,这次是朝着南面开。鄂尔文又走了几步,瞥见路边人家花圃里的郁金香开得正盛,便饶有兴味地停下来观看。等鄂尔文抬起头时,前面的勃比不见了,只有那辆深蓝色文顿还在继续南行。小男孩说,他既没看见勃比上车,也没看见车上有人下来,但是前后不过一分钟,勃比就消失了。   从哈特曼家出来已是中午时分,因为报社主编没有派给他们具体的任务,两位年轻记者便信步来到阿尔文的母校芝加哥大学。他们在午餐桌上遇见了阿尔文的两个熟人,《晚间美国人》报驻芝加哥大学见习记者,也是该校学生的豪尔.梅耶和理查德.洛易。   此理查德.洛易便是住在范克斯家斜对过,与范克斯家沾着远亲,而且和勃比.范克斯打过网球的那位理查德.洛易。但他的同学们不一定知道这些。理查德在大学里的赫赫名气,在于他年仅18岁,已然做了一年的研究生,一名真正的少年天才。理查德自幼聪敏过人,智力卓绝,在小学里曾连跳数级。12岁初中毕业后,进入肯伍德社区内与哈佛学校齐名的另一所名校——芝加哥大学附属中学。两年以后,便当上了芝加哥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为了逃避家庭的管教,理查德在大学三年级时转学去了位于安纳勃的密执安大学,又用两年时间修完全部大学课程,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毕业生。从去年秋天开始,理查德重返芝加哥大学,念欧美历史的研究生。现在又突然说厌倦了历史,准备过完暑假就去法学院修课。 随机目标(5)   理查德.洛易兴趣广泛,关心时事,对社会上的新闻或热门话题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又是一位社交能手,频频参加学生中的各项活动。而且热心,肯出力跑腿儿,又舍得花钱,跟谁都能自来熟,在学生中颇有人缘。   这时候,理查德.洛易又成了四个人的中心。他的脑子里好像装了不止一个关于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的理论,他说他不以为绑匪会在药铺里和范克斯先生见面,而只会留下一些指示,让范克斯先生带着赎金去下一个地点。   “绑匪绝对不会在热闹的地方约什么人见面,”理查德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常识。”   众人首肯称是。   理查德越发兴致勃勃:“我们何不一起到63街上的几个药铺转悠转悠,看有没有哪家店里曾收到过给范克斯先生的留言。”   这正中詹姆斯和阿尔文的下怀。问题是,两位记者都没有车,理查德因为离家近,也没开车。三个人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犹疑不决的豪尔.梅耶,他今天开的是他家老爷子的车。豪尔并非对案子不感兴趣,但他的报社并没有分派他报道此案,而且,期终考试近在眉睫,他本打算利用今天下午好好地复习。再说,还下着雨。   最后,众人终于说动了豪尔。三位记者加上理查德.洛易,一行四人开车到了63街靠近密执安湖的最西端,一个叫做石岛的去处。从这里开始,由西往东,挨家调查。   在黑石路和63街的交叉处,理查德和豪尔走进西南角的一家药铺,门面上方的牌子上写着:凡德波格与罗斯,这便是这家药铺的店名了。   理查德和豪尔叫住一位正在扫地的黑人店员,问昨天下午是否曾有人打过电话来找一位范克斯先生。不错,店员马上说,一共来过两通电话,他接了第一个,坡斯.凡德波格,本店的店主兼药剂师,接了第二个。但是职工中没有叫范克斯的,他们又问了当时在店里的顾客,也没有这个范克斯先生。   理查德兴奋异常:“找到了!”他冲到车里叫来詹姆斯和阿尔文,“找到了!你们看,我说过我们能找到的。这就是经常阅读侦探小说的结果!”理查德是很迷侦探小说和犯罪文学的。   三位记者忙开了。他们给各自的报社打电话,给警方打电话,又给电话公司打电话。不幸的是,电话公司无法查找那两通电话的来源。   等警察们抵达了凡德波格与罗斯药店,四位年轻人又匆匆离去,他们要赶到位于东47街上的福尔司殡仪馆参加警方和法医们关于验尸结果的新闻发布会。星期四下午,勃比.范克斯的尸体已经移到了这里。路上,詹姆斯.缪罗伊和理查德.洛易坐在后车座,是詹姆斯提起的话头。他说我听人讲,你和范克斯家是近邻,你能不能告诉我,勃比是怎样的一个孩子?比方说,在遭人绑架时,他会不会很激烈地挣扎、反抗等等?理查德注视着窗外,想了想,头也不回地答道:“这么跟你说吧,假如我是一个凶手,假如我要想杀一个人,那么,像勃比.范克斯这样的小兔崽子就将是我的第一人选。”   根据法医们的报告,勃比.范克斯的左右额头上各有一道很深的伤口,后脑部有几处青肿。揭开头皮后发现,额头上的伤口深及骨头,后脑大面积淤血。勃比的脸和右肩以下至大腿处有数处擦伤,估计案犯曾将尸体在极粗糙的地面上拖行。至于其面部变色的原由,据初步鉴定,是因为被泼上了带刺激性的化学溶液。经解剖,尸体内部从上呼吸道以下直至肺管均已变色,说明勃比的死因除了头部创伤外,还有窒息。或者凶手捂住了他的嘴,或者是用手帕之类的物件勒住了咽喉处。法医们指出,被害者没有遭受其他虐待或折磨的迹象。   警方和报界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如雪片般飞来的举报和投诉。一位电话接线员称,她曾在施达特大道上见到过一位戴那种深色玳瑁框眼镜的女人。一名某政府机构的办事员报告说,他在星期三那天乘公共汽车从67街经过时,瞥见一辆擦身而过的灰色文顿牌轿车中有两个人形趴在车内的地板上。还有一位妇女说,是日晚上8时许,她在113街和密执安路看见了一辆灰色文顿,开车的是一个女人,后座上竖立放着一大捆东西。   据报道,在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发生后的一周内,芝加哥市几乎所有灰色文顿牌轿车的车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警察们的骚扰。约瑟夫.科隆不但开一辆灰色文顿牌轿车,而且戴玳瑁眼镜。当他第三次被警方拘捕,又第三次被无罪释放后,对聚集在警署门口的记者们愤怒地说:“今天回去以后,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车漆成红颜色,或干脆卖掉。没办法,我必须得戴眼镜。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换掉这副该死的玳瑁镜架。”“这一切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另一位灰色文顿车的车主阿道夫.帕裴兹则相对超然:“我早就料到了他们会找我的麻烦。”   一天夜里,警方接到的举报说,有人在芝加哥城北看见一位开灰色文顿牌轿车的男人,从另一辆车的司机手中取走了一台打字机。大批警探立即抄袭了那一带,并根据举报者提供的车牌号码很快抓到了嫌疑人——一位打字机修理工。   警方也收到不少后来证明是骗局的字条和信件。比如一封寄往范克斯家的匿名恐吓信,威胁要绑架他们的大女儿约瑟芬。警察们据此相信,本案的作案人真的是在报复范克斯家。 随机目标(6)   再如有人在涵洞附近扔下一张条,上书:“亲爱的警察们:赶快找到我,我有危险,赶快!”下面的落款是“勃比.范克斯”。   又如葬礼那天,范克斯夫人弗萝拉收到一束虎斑百合,插在花丛中的卡片上写着“自约翰逊先生”。警方后来循踪查到了城南一家花店,店主形容那位高个儿男性顾客有30多岁光景,戴玳瑁眼镜。   摩根.柯林斯署长也接到过一封信:   我是绑架并杀害勃比.范克斯的案犯。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决定自杀。我非常抱歉曾干下了那样一桩伤天害理的勾当。   一名罪人   事后警方曾遍查当时的自杀者,没有发现任何人与该绑架谋杀案有关。   办案人员调查的重点是哈佛学校的教职员工们。很快,便有三名教员被捕,包括星期三晚上和雅各布.范克斯、沙缪尔.伊托逊一起翻墙进学校寻找勃比的体育老师托马斯.施格曼。因为勃比的脸上被泼洒了化学试剂,该校的化学老师也被列为本案嫌疑人之一。   据警方分析,作案人应该对发现尸体的沃夫湖一带比较熟悉,遂派专人走访了湖西北岸伊戈司树林的管理人,打听平时都有些什么样的人经常光顾此地。在管理人提供的名单中,有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年轻鸟禽学家,他就是住在范克斯家北面仅三个街区之遥的里奥普家的小儿子纳森。   里奥普家堪称当地的望族。纳森的父亲老纳森曾经营过大湖区船运业,还在新墨西哥州的矿业和密执安州的冶铜业中占有不小的股份。后因在一场商业官司中败诉,倾其家产盘下了当时已颇具规模的莫利斯纸坊。纳森的一位舅舅位居伊利诺伊州银行家协会主席,另一位舅舅是犹太人联合慈善会的创始人。里奥普家还有两位有名的姑父,其中之一因曾在23岁时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银行而蜚声金融界,另一位是内陆钢铁公司的继承人。   纳森.里奥普是家里三个儿子中最年幼者,现年19岁。因为里奥普夫人弗萝伦丝体弱多病,在怀孕期间一直卧床不起,纳森从一生下来体质就差,但人却是少见的聪明。据他的婴儿日志记载,纳森四个月即开口说话,长大以后也是语言方面的天才,十几岁就已经掌握了15种外语,包括一些很冷僻的语言,如古希腊语、拉丁语、夏威夷土语、梵语等等。除了英语之外,他至少还可以用5种不同的语言流利自如地与人对话。纳森小时候上的也是哈佛学校,其间跳过两级,15岁便进入芝加哥大学。后来曾转学密执安大学安纳勃分校就学一年,而后又回到芝大。纳森只用了三年时间便修完全部大学课程,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准备秋季开学以后,即去东部的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   纳森的两位哥哥均比他年长10岁左右。纳森自幼性格孤僻,又因多病而少运动,便对昆虫及鸟类生出了兴趣。数年下来,收集制作的各种鸟类标本占据了里奥普家三楼的一大间屋子,他本人也因对该学科颇有研究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年轻鸟禽学家,经常利用课余和周末参加鸟禽学者们的各种活动,其中之一,便是带领上自然科学课的中学生们到野外观察鸟类。   星期天,5月25日,上午11点,两名警员来到里奥普家时,纳森还没起床。经用人通报,纳森穿着睡袍走进了客厅。“不错,我经常去沃夫湖一带打鸟,因为我持有市政府特批的许可证。”纳森说,“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你们去警署,我约了12点和女朋友一起吃午饭。”   警员们保证时间不会很长,中午以前一定将他送回来。   在警署的办公室里,托马斯.沃尔菲上尉很客气地询问纳森.里奥普是否戴眼镜,纳森说他偶尔戴,沃尔菲上尉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又问他是否还知道别的经常去沃夫湖的人,尤其是戴眼镜者。纳森讲了几个名字,然后执笔书写了如下的证词:   在过去的六年中,我经常去108街和F路(即沃夫湖附近——笔者注)一带,今年一共去过五六次,最近的两次是5月17日星期六和5月18日星期天。5月17日那天,我和乔治.路易斯开车穿过树林,然后沿沃夫湖东岸向南,一直到126街,再返回。我们在2点半左右到达,5点钟左右离开。   星期天,5月18日,看完鸟后,我和西尼.斯坦、乔治.路易斯开车沿公路穿过树林,直到沃夫湖和海德湖之间的梅斯棚房,那时是6点30分或6点45分。然后向东步行到冰屋,再折转到铁道,于7点20分或7点30分时原路返回。   所有这些旅行的目的都是为了观察鸟类。   四天之后,5月29日,星期四,又有两名警探到里奥普府上要求见纳森。这一次,是库克地区检察长罗伯特.科罗派来的人。   当初向各路兵马分派任务时,罗伯特.科罗让他的另一名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负责查找那副玳瑁眼镜的来源。约瑟夫带着眼镜遍访各商家,奥蒙.珂宜光学公司很容易地认出该眼镜是他们的产品,因为镜片的角上有一个小小的不甚明显的菱形标志。   这副眼镜的处方或度数是十分常见的,玳瑁框架在那时亦比较普遍。它的唯一独特之处在于,连接镜框和镜架的折叶,或绞链,是纽约布鲁克林巴博瑙光学公司的产品,而奥蒙.珂宜是巴博瑙在芝加哥地区的独家代理商。 随机目标(7)   奥蒙.珂宜公司在瓦芭希北街分店的经理嘉可夫.温司顿逐张查阅了全公司的共计5 4万份出货记录,发现只有三副眼镜用的是巴博瑙光学公司出品的框架折叶。第一副卖给了一名律师。警方调查的结果,此人正在欧洲出差,离开芝加哥已经四周有余。在1924年,欧洲与美洲之间尚无空中航线,来往皆靠海路。第二位买主是一位年过五旬的老妇人。第三张单子上的名字便是这位纳森.里奥普,日期:1923年11月,价格:11 50美元。据给纳森.里奥普验光的眼科大夫阿米尔.杜思齐后来说,纳森当时主诉的症状是视力疲劳诱发的偏头痛,杜思齐大夫遂为他配了这副眼镜,在阅读时使用。   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并不知道托马斯.沃尔菲上尉已经在星期天找纳森.里奥普谈过话。两位警探于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达里奥普家时,纳森已穿戴整齐正准备出门,他应该在3点钟带芝加哥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到野外上鸟类观察课。警探们说,那课恐怕得往后延一延了,仍是非常客气又不容商量地要求纳森马上给学校打电话告假。看得出来纳森很不乐意,但还是照办了。   警探们问纳森是否戴眼镜,纳森说他曾经戴过,但已经好久不戴了。   “是丢了吗?”警探们问。   “不是。”   “那眼镜在你身上吗?”   “不在,但我肯定是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警探们便也不再往下追问了。   考虑到纳森.里奥普的家庭背景——里奥普家族的任何一丁点儿小事都会被炒成社会新闻,更何况是由警方出面向其家族中人调查一桩要案了——科罗检察长决定把谈话的地点改在拉撒尔酒店,以避开无处不在的记者们。   科罗检察长拿出那副在现场发现的玳瑁眼镜,问纳森这是不是他的。“看起来很像我的那副,”小伙子说,“假如我不知道我的眼镜就在家里,很可能会把这一副误当作是我的了。”   “你的眼镜在家里吗?”   “是的。”   科罗检察长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实在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决定,还是让纳森把他的那副眼镜找出来,这样大家就都没话可说了。   科罗检察长派了三名警探跟着纳森回去,应声开门的是里奥普家的大儿子、29岁的迈克。迈克听弟弟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兄弟俩便开始找眼镜。到后来,家里所有的人连同三名警探全都过来帮忙,但那副眼镜还是不知去向。迈克于是说:“他们发现尸体的那一片,不就是你们经常去看鸟的地方吗?也许你不小心把眼镜丢在那里了。”   纳森说完全可能。   迈克建议应该与律师联系,他提到沙缪尔.伊托逊。沙缪尔也住在肯伍德,和里奥普家很熟。他是看着纳森从小长大的。   沙缪尔正在范克斯府上。迈克与他电话联系后,便带着纳森和三名警探一起去了。纳森说他此前从没来过范克斯家,也不认识他们家的勃比,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范克斯先生。   沙缪尔.伊托逊显然不认为纳森.里奥普会和那起绑架谋杀案有关,但“这件事情必须尽快澄清”,他对里奥普兄弟说,然后告诉三位警探,他今后将会以律师的身份过问此事,“请转告科罗先生,如果他要采取任何行动,请事先通知我。”   迈克陪着众警探和弟弟一起回到拉撒尔酒店。办案人员们继续盘问纳森,迈克则始终等在休息室里。   现在,纳森已经不否认铁道信号工长保罗.科尔夫在涵洞旁捡到的就是他的眼镜。他又重复了一遍星期天对托马斯.沃尔菲上尉说过的那些话,他曾在绑架谋杀案发生前三天到过沃夫湖附近,只不过讲得更加详细罢了。   警探们问,既然你有好几个月都不戴眼镜了,为什么还随身带着它?纳森说,我就是懒,眼镜放进衣兜里就随它去了,再不会想到要把它拿出来收好。假如这套西服要送出去干洗,我或许会记得把它取出来。但是像这种在野外粗穿的衣服,有时候一年半载也难得洗一次。   警探们问:“你记不记得是怎样丢掉眼镜的?”纳森说,可能在他绊跤的时候,眼镜便从胸前的衣袋里掉出来了。   “你什么时候绊的跤?”警探们追问道,“星期六还是星期天?”   “一般来讲,我的记忆力是不错的。”纳森答曰,“但是我确实记不起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在他们捡到眼镜的那个地方摔的跤,不过算来应该是星期六。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讲过的吗?那天我们看见了三只费拉尔鸟,我想打下一只来做标本,所以换上了橡胶靴子。那双靴子又大又笨重,而且不合脚,故而跌倒的可能性比较大。”   警探们把眼镜递给纳森,请他揣进胸前的衣袋里,示范他是如何跌倒,眼镜又是如何掉出来的。纳森往前一扑,双手撑地,眼镜并没有掉出来。又试了几遍其他的姿势,还是掉不出来。   警探们让纳森将外套脱掉,放在地上,再倒提着捡起来。这一次,眼镜掉在了地毯上。   但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纳森.里奥普完全可能是在与绑架谋杀案毫无关系的一次野外活动中丢失了眼镜。也就是说,办案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查的结果,只是否定了他们手里仅有的一件现场物证。   也许是不甘心吧,几位警探并没有就此放纳森走人,而是开始了进一步的盘查,询问他案发当日,即5月21日,星期三,从下午到晚上的全部行踪。 随机目标(8)   纳森先说他记不清了。那只不过是寻寻常常的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再说这段时间一直忙于应付考试,实在是难以记起那一天的每时每刻自己都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或和什么人在一起。   警探们不着急,他们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耐心。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好好回忆回忆,他们启发道,那一天并不是那么久远,才刚刚过去八天,也就一个星期多一点儿。要不咱们再从头开始,想一想星期三你都上了些什么课,再一点一点地往后捋,这就比较容易了吧。   纳森面现难色,他说他其实是记得的。如果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也就罢了,他早招了,但是因为涉及到了另外一个人,他总不好出卖朋友吧。   那个人是理查德.洛易。   纳森.里奥普说,星期三下午没课,他和理查德先在费尔茨烧烤店吃了午饭,然后开着纳森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去林肯公园看鸟,顺路买了一瓶杜松子酒和一瓶威士忌。他们喝得很高兴,但是谁也不曾醉。理查德的父亲是不允许他喝酒的,他怕家里人从他的气息中闻出了酒味,决定吃了晚饭再回去,两个好朋友便一起去了爱黎司路和53街交界处的椰子园餐厅。晚饭以后,两个人又沿着63街兜风,想找两个“没事可干的姑娘”玩玩,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叫了两个女孩子上车,一路开到杰克逊公园。“我们在公园里找地方坐下来喝酒。但是没和那两个姑娘谈成,她们很不上道,我们就打发她们走了,然后我们也各自回家了。”   警察们开始就这一段话细细地盘问。那两个女孩儿叫什么名字?纳森说一个叫爱德娜,一个叫梅怡,但是不知道她们的姓。长得什么样?20岁左右,个儿不高。你们具体是在什么地点诳她们上车的?什么时间?姑娘们说她们可以跟你们走多远?你们接吻了吗?她们在什么地方和你们分的手?什么时间?你们到过林肯公园里的哪些去处?看见了什么样的鸟?晚饭吃了些什么?喝了些什么?你和洛易先生又是什么时候分手的?你送他到家是什么时间?你自己是几时到家的?当时家里都有谁?那两个姑娘叫什么来着,你能不能再说一遍?你肯定她们没有提起她们姓什么?……   周而复始的问题,越来越详尽也越来越广泛的问题。纳森表现得非常合作,回答了警探们关于他的家世,他的经历,他的业余爱好,他的朋友熟人等等的询问,以及——   不错,我有一台打字机,汉梦德牌,多功能的,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当然,那是台式的。多年前曾经有一台手提式的,科罗那牌。在那之前还有过一台奥利弗牌的。我打字非常熟练。是的,我完全可以打出那封赎金索取信来。   是的,我在报纸上读到了那封赎金索取信,文笔相当不错。但不一定非得是大学生,有的高中生也可能写出那样漂亮的文章来。你是问我吗?毫无疑问,我也能写出类似的信。不错,我注意到作者使用了一些法学术语,但那并不能说明他在这方面有多丰厚的学问。   不,我并不认识勃比.范克斯,但听说过他的家庭。勃比这孩子大概不喜欢鸟,否则我会认识他的。哈佛学校对鸟类感兴趣的学生都上过我的课。   不错,我同意你们的观点,绑匪应该对那一带很熟悉,否则不会黑灯瞎地还能找到那个涵洞。   是的,我在报纸上看见了眼镜的照片,但在今天以前,丝毫不曾想过那会是我的眼镜。   …………   夜深了,警探们改变战术,轮番问话,一个人在里面问,两个人在外面歇着,只有纳森.里奥普毫无倦意。警察们背地里议论说,看来做学问的人都是夜猫子,越到晚上越精神。   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一直没有露面,但也一直没有离开拉撒尔酒店。他在另一间屋子里坐镇指挥。   当纳森.里奥普提到他的汉梦德牌多功能打字机时,科罗检察长马上派人和迈克.里奥普一起回到里奥普家,不但取来了打字机,还顺带进行了一番搜查。在三楼纳森的鸟类标本室里,办案人员找到了一大罐乙醚——一种强效麻醉剂,一瓶士的宁和一瓶砒霜。尽管都是些带刺激性的有毒化学物品,但说到底,也是鸟类研究者的必备工具,很难讲就一定与绑架撕票案有关。在纳森书房的书架上,有一本罗伯特.史蒂文森写的小说《人质》。侦探们还拿走了几张纳森的打字样品和书写样品,以及一只有奥蒙.珂宜光学公司标记的皮革眼镜盒。在纳森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中,他们发现了一团用绳子捆绑得很结实的报纸和几张列车时刻表。   在此之前,科罗检察长还派人“请”来了理查德.洛易,由检察长本人亲自问话。   5月30日,星期五。《晚间美国人》报记者豪尔.梅耶在早晨7点钟被电话铃吵醒,主编命令他马上去洛易家——赶快!自从上次在凡德波格与罗斯药店成功地查找出绑匪打给范克斯先生的电话后,报社便派了豪尔报道本案。这样的殊荣并不是每一名见习记者都能享受到的。   豪尔到达洛易家时,正巧看见理查德从马蒙斯牌警车上下来。“嘿,豪尔,”理查德仍一如往常般地打着招呼,“你知道的,我一直想坐一坐马蒙斯,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警察们是带着搜查令来的。豪尔以记者特有的本事,缠上了一位穿中士警服的汉子。“这两个孩子麻烦大了,”中士说,“他们讲的故事全都对不上号。”中士告诉豪尔,理查德说,他在星期三下午吃过晚饭就跟纳森拜拜了。但是纳森说,他们还在一起找了两个妓女。 随机目标(9)   以豪尔的看法,这正好就是他这两位朋友各自的作风。纳森.里奥普比较老实,有什么说什么,而理查德.洛易喜欢讲究点绅士派头,不屑跟人谈起细节。但最关键的是,豪尔了解纳森和理查德,他相信他的朋友们是无辜的。   豪尔立即驱车前往市中心。这时候,纳森.里奥普已经被带到了地区检察长办公室。警探们允许豪尔与纳森见面。豪尔告诉他的朋友,理查德想不起来星期三晚上发生的事了。纳森说,你就对他说,我已经把两个女孩子的事都招了,他自会明白的。   警方搜查完毕洛易家后,把理查德带到了警察总署。豪尔很下了一番功夫,通过他父亲在警署里的熟人才总算见到了理查德。果然,理查德明白纳森的意思。现在,两个人的供词基本一致了。   与此同时,另外两名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詹姆斯.缪罗伊和阿尔文.格斯坦也在展开他们自己的调查。   他们打听到纳森.里奥普参加了一个法学院研究生们自发组成的研讨会,每周一次的聚会基本上都是在里奥普家纳森的书房里。因为纳森打字熟练,又是少数几位拥有自己的打字机者之一,所以由他当场或事后打出每周的简报分发给大家。   星期五上午9点半,阿尔文找到该研讨会的一名成员亚诺得.马尔门。不错,亚诺得说,每次我们聚会时,纳森都坐在他的书桌前,用汉梦德牌打字机作记录。亚诺得很爽快地找出几份简报,阿尔文随手翻了翻,发现其中几页的字体跟别的不一样。亚诺得说,那是2月初的一次,因为需要查阅一些参考资料,所以将聚会的地点临时改在学校图书馆一楼。亚诺得记得纳森当时坐在窗户旁的卡片桌前,用的是一台手提式打字机。   阿尔文几乎压抑不住他的兴奋,立刻通过报社将此线索报告给了检察长办公室。经皇家打字机公司的H.P.沙顿工程师鉴定,研讨会2月初的简报与赎金索取信确实出自同一台打字机。例如两者的字母t,上半部都打得比较重,下半部比较轻,字母m略带倾斜,而字母i则有些扭曲。沙顿工程师解释说,打字机上的每一个键也和人的手指一样,是有“指纹”的。   但是纳森.里奥普拒不承认那是他的打字机,推说一定是另一位研讨会成员带去图书馆的。向其他聚会者调查的结果,谁也不清楚那台手提式打字机究竟是谁的。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再次派人到里奥普家搜查,警探们无功而归。   已经到了星期五晚上9点,办案人员们尽皆垂头丧气。凭着多年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两个孩子一定有问题,然而,几乎所有的证据都站不住脚。眼镜确实是纳森.里奥普的,但他的沃夫湖之行完全可能和案子毫无关系。可以肯定纳森曾经使用过与绑匪同样的打字机,但那台机器又踪影全无。   罗伯特.科罗将他的全班人马召进办公室:“我们得让这两个孩子回家,”他说,“他们的家庭都非常富有,可以请到最好的律师。所以如果我们拿不出像样的证据,就只能放人。”检察长将扣留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的时限定在是夜12点整,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不管这两个孩子是否在我们手里,调查工作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嘛。”   这时候,助理检察长勃梯.克劳逊说话了:“我想找里奥普家的司机谈谈。”   “为什么?”罗伯特.科罗问。   “不知道,就是想和他谈谈。”   勃梯派了一名警员去里奥普家请司机史万.英格伦,然后又埋头于其他工作,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直到时近午夜,扣押嫌疑人的期限将至,才又想起这茬儿来。一名警员说:“英格伦先生已经坐在外面等了两个钟头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助理检察长开门见山,问史万.英格伦是否还记得一个星期前的5月21日,星期三,下午发生的事,里奥普家的司机说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午饭后,纳森开车回家时,把他的红色威利骑士牌直接停进了车库。纳森对史万说,车闸踩着不舒服,每次刹车都吱嘎作响,要史万给拾掇拾掇。   “所以,他们等你修好了闸,才又开车出去的,是吗?”勃梯.克劳逊问。   “哦,不是。”司机说,“我修了整整一下午。他们开的是另一辆车。”   助理检察长立时双目圆睁。纳森和理查德说,他们那天是开着纳森的威利骑士轿车接走了两位姑娘,但眼前这位司机说,那辆车根本就停在自家的车库里!“你确定没有记错日子?”   “不会错的。那天我太太带孩子去看过大夫,因为他着了凉。”   “你能证明确实是21日吗?”   “我想,我们有大夫的处方。”   英格伦太太在电话上证实,处方上的日期是5月21日。   “他妈的!总算逮住他们了!”科罗检察长听完勃梯.克劳逊的汇报,狠狠地骂了一句。   正在分别审问纳森和理查德的办案人员被叫了出来。几分钟后,当他们再次出现在两名嫌疑人面前时,神情和口气都大变。   警察们对理查德.洛易说,别再跟我们装蒜了,你要是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就赶紧招了吧。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并没有去什么林肯公园看鸟,也没有带着两位姑娘去什么杰克逊公园。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两位姑娘,只有一个小男孩,勃比.范克斯。你们为自己提供的那些不在现场的证明全是谎言,因为那天下午,纳森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一直停在他们家的车库里。 随机目标(10)   理查德皱了皱眉头:“谁说的?”   “英格伦。”   刹那间,理查德的脸色变成了死灰。他身子往后一仰,倒在椅背上,嘴唇动了动,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警探递过来一杯水,理查德一饮而尽:“我的上帝!他是那样说的吗?”   “是的。”   “混蛋!”   理查德要了一支烟。警探们看得出来,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很难准确地将香烟送到两唇之间。半晌,理查德才说,他想见科罗检察长,现在就见。   那时是5月31日,星期六,凌晨1点40分。   凌晨4点,科罗检察长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同样的问话在这里却进行得不太顺利,纳森.里奥普坚称是史万.英格伦搞错了。“我当然记得请他修理车闸的事,但那绝对不是5月21日。”处方签?处方签又能证明什么?   科罗检察长说:“你还是从实招来吧,你的朋友已经都说了。”   纳森笑道:“你当我就那么傻,会相信这种骗小孩子的鬼话?再说,我有什么可招的?”   罗伯特.科罗也笑了。他摘下厚如瓶底的深度近视眼镜,掏出一张手帕仔细地擦拭,而后戴上,目光透过镜片牢牢地盯住纳森:“让我来告诉你有什么可招的。比如说,你们在租车公司租了另外一辆威利骑士,因为你的那辆太红,太招眼儿。比如说,你们用伪造的名字在默尔逊饭店登记住宿。再比如说,你们将车停在茵葛塞路,坐等乔尼.乐文森独自一人回家……你的朋友说了,整个案子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勃比.范克斯也是你亲手杀死的。”   纳森.里奥普脸红了,因为愤怒,因为绝望,也因为不知所措。他摁灭一支刚点的香烟,随即又点燃了另一支。他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听着检察长娓娓道出他和他的同案人曾拼命想要保守的秘密。   终于,纳森.里奥普放弃了他最后的那道心理防线。他从凌晨4点20分开始交代,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理查德.洛易说,至少两个月之前,他们就着手准备这桩绑架谋杀案了。纳森.里奥普说,不对,其实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开始策划了。不过两个人的口供中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两位“少年天才”打算联手实施一桩令警方束手无策、永远都不可能破案,而又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大轰动的“完美犯罪”(PerfectCrime)。金钱并不是他们的目的,甚至杀人本身也不是他们的目的。赎金也好,人质也罢,都不过是部署在他们棋盘上的一颗小小的棋子。他们对待这次血腥行动的态度其实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游戏,或者用纳森的话说,设计一套精确的化学实验。仅只是那些夜深人静之时,孤灯双影之下的讨论、争执、筹划、安排等等,就足以令他们眉飞色舞,兴奋不已了。   纳森和理查德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挑选谁来作为他们的受害者。经过若干讨论,他们逐渐拟就了被害人的条件:家庭非常富有,有能力支付大笔的赎金;与他们相识,能够轻而易举地被诱入圈套。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准备好了要撕票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留下一个能认出他们的活口。   他们曾经想过绑架他们的一位父亲,后来之所以摈弃了这一方案,并非有碍于亲情,而是考虑到案发之后,作为“受害者家属”,自己有可能会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故而行动不便,无法继续索取赎金。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否决了绑架理查德9岁的小弟弟托米的计划。   纳森曾提到物色一个女孩,在灭口之前,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士兵强暴手无寸铁的法国姑娘那样奸污她。可是理查德说不行,因为女孩子们被家人看管得比较严。   他们一度选中了狄克.拉贝尔,不过狄克的父亲非常小气,不一定肯拿出赎金来。他们又考虑过汉林.巴克曼,此人曾造谣说纳森和理查德在搞同性恋,杀了他可以解气。但是汉林人高马大,只有一米七三的纳森和刚刚一米八的理查德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比较保险的做法,当然就是绑架一个小孩了。两名案犯提出并深入地研究过不下十名候选人,鄂尔文.哈特曼,乔尼.乐文森等大富翁的子孙们都在此列。最后他们决定,暂不敲定绑架的对象,而是届时见机行事。或者,用他们自己独创的语言:“让被害人自己挑选自己”,“看谁会在最后的一分钟撞到我们的枪口上”。他们需要做的,只是预先确定作案的时间——5月21日下午,和地点——哈佛学校附近。到时候谁是更容易、更方便的目标,谁就是他们的人质。   “所以,”检察长罗伯特.科罗问,“在你们以往的讨论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勃比.范克斯?”   “没有,”纳森答,“也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绑架勃比.范克斯的?”   “就在我们看见他的那一刻——一个完全随机的选择,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   如何获取赎金是他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两名案犯说,他们曾构思过不下几十种方案,但各有各的美中不足之处。最后敲定的,是让人质的父亲在列车经过某一指定地点时,将装有赎金的盒子从车上扔下来。   为此,纳森和理查德曾在那年年初花了好几个下午,沿着市外的铁道线徒步选点,但后来还是决定在市内进行,以便于迅速隐身。他们看好的地点是位于城南74街的冠军制造公司,一幢地处伊利诺伊中心铁路路东的红砖大厂房。 随机目标(11)   他们用绳子将报纸捆扎成模拟的赎金盒子形状,那便是警探们在纳森的车中看见的报纸团,然后由理查德从火车尾部的平台上扔下,纳森捡到后,再开车到下一站接他的朋友。经反复踩点,他们拟定让人质的父亲在列车经过红砖厂房后数到五,如此一来,盒子将会落在一个相对偏僻却又离74街较近的地方,因而能够尽快地驾车潜逃。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对方报警。如果人质的父亲过早地得知赎金的最后交接点,则可能事先通知警方埋伏在那一带。两名案犯设计的程序是,先让那个人到63街的药铺里等电话,电话将指示他在某个垃圾桶找到一只用胶布粘在桶盖底面的信封,再根据信上的指示到火车站的某个电话亭等候。这最后一个电话的钟点必须掐得恰到好处,只给对方留出几分钟的时间,刚好可以赶上某一趟指定的列车。电话还将吩咐他在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找到一张写明如何扔赎金盒子的字条。届时纳森和理查德将会先在一定的距离以外通过望远镜监视和观察,以确保安全。   因为已经打算杀人灭口,如何处理尸体,且又不会在短时间内被人发现并验明身份,是纳森和理查德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那年初春,纳森曾开车带理查德去过沃夫湖畔,他们本来可以在那片人迹罕至之处的随便什么地方挖一个坑将尸体掩埋起来,但或许因为两位阔少爷太懒惰,他们最后选中了涵洞。   还有一个问题是绑架用的车辆。他们当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自己的车,而且纳森的那辆威利骑士太红,太引人注目;理查德不久前刚出过一次车祸,他的车现在还躺在修车铺里。两个人曾考虑过偷一辆车,又觉得风险太大,本身就可能招来警察,所以租车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1924年5月7日,星期三,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发生前两周,两名案犯开车到芝加哥市中心的默尔逊饭店。纳森等在车里,理查德手提一只塞满书籍的旅行箱,用蒙顿.巴拉德的名字登记住宿。下午,两个人来到海德公园州立银行,这次是理查德等在车里,纳森进去用100美元和蒙顿.巴拉德的名字开了一个账户,地址一栏写着“默尔逊饭店”。而后,理查德从同一银行自己的账号上取出400美元现金,两个人再回到默尔逊饭店退房间,并吩咐前台的工作人员说,如有蒙顿.巴拉德先生的信函请替他收好了。   两天后,5月9日,星期五上午,纳森来到位于密执安路的租车公司。他自称蒙顿.巴拉德,某制造商家的推销员,住默尔逊饭店,在海德公园州立银行有一个账户。他想租一辆车,可以先交预付金若干。当店员要求顾客提供证明人时,纳森给了他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他知道,理查德正在电话亭里等候。                     店员微笑着挂断电话,问纳森是要一辆福特,租金每英里15美分,还是要一辆威利骑士,租金每英里17美分?纳森要了一辆威利骑士,并且很爽快地放下50美元预付金。   当天下午,纳森还回威利骑士时,计程器上显示一共只开了9英里。店员找补给他40多美元的退款,告诉他公司将会尽快把租车卡按照他所填写的地址寄到默尔逊饭店,下次巴拉德先生再要租车时就可以凭卡直接办理,而无需提供任何证明。   接下来要做的,是准备各类信件:寄给人质家属的,贴在垃圾桶上的和放在列车车厢里的。然后,纳森在他的书房里用一台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将书信一一打好待用。   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又问了一遍:“你们在什么时候写的那封信?”他指的是寄到范克斯家的那一封。   “案发以前四五天。”纳森答。   “所以,你们当时并不知道谁将是收信人?”   “不知道,只有‘亲爱的先生’。”   转眼到了5月21日,他们计划中的“BigDay(重大日子)”。上午11点下课后,两个人开着纳森的车去了租车公司。他们在几个街区之外停住,理查德留在车里,纳森步行过去。10分钟后,当纳森开着新租来的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经过时,理查德很默契地跟了上去。他们先到35街的克莱摩餐馆吃过午饭,又在附近的商店里买来绳子和盐酸。然后,纳森换回到自己车里,理查德则放下深蓝色威利骑士的窗帘。两辆车一前一后驶进里奥普家的大铁门后,纳森把他的那辆红色威利骑士交给了史万.英格伦。   纳森和理查德带上早已备好的其他作案用品,开车到杰克逊公园等待学生们放学。在理查德的供词中,他说这时候,纳森用胶布缠好了凿子的刃口。纳森说不对,是理查德缠的。   2点30分,两个人回到哈佛学校附近,在茵葛塞路泊了车。茵葛塞路和哈佛学校中间还隔着一个街区,理查德下车穿过一条小路,走近学校的操场,很多孩子放学后都要在那里滞留玩耍。其间,理查德至少和三个人说过话:乔尼.乐文森、一名教员J.T.塞思、和他的小弟弟托米。不久,他听见纳森在街对面吹口哨,意思是要他回去。差不多同时,初中学生的棒球比赛开始了,乔尼.乐文森和别的小小孩们被逐出了操场,转移到49街一片空地上开始了自己的棒球游戏。   纳森认为理查德在学校操场呆久了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遂自告奋勇回家取来看鸟用的望远镜,以便于远距离观察。理查德则利用纳森离去这段时间,踱进哈佛学校教学楼对面的小商店,在电话黄页上查找到了乐文森家的地址。 随机目标(12)   乐文森家住在两英里开外的40街和湖园路一带,其父是一位著名的律师。9岁的乔尼和洛易家的小儿子托米同上四年级,不久前还去过洛易家参加托米的生日派对。理查德估计,乔尼可能会愿意有人主动开车送他回家的,便顺手在小商店里买了两包泡泡糖。   纳森带着望远镜和理查德会合后,又开车到了49街的空地附近,在茵葛塞路找到一个视野不错的地方停下来,通过望远镜看乔尼们玩球,一边试图从孩子们中挑选其他可能的绑架对象。但最后还是觉得,乔尼.乐文森是他们中间最理想的目标。   大约4点30分,小朋友们还在继续打棒球,乔尼和几个孩子结伴而去,而且一去不回。两名案犯等了一会儿,觉得不对,便开车寻找乔尼。他们先在周边的街区转了一圈,又开车到了乐文森家门口,但哪儿哪儿都没有乔尼的影子。   此刻已经是5点刚过,临近吃晚饭的时间。如果纳森和理查德不能尽快地物色到一个绑架的对象,并尽快地下手,就只能等到下一次了。而且,天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次。两个人开着车——关于本案的一个重大疑团,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从这以后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在开车——沿格林坞路南行,在49街处右拐至爱黎司路,再右拐。这时候,目标出现了。   理查德.洛易的供词:   我们瞥见勃比.范克斯在爱黎司路路西的人行道上朝南走着。我们经过他的时候,他刚穿过48街。我们也转进48街,将车掉了个头。   纳森.里奥普的供词:   我们再回到爱黎司路时,发现勃比已经和后面的那个行人拉开了距离,快到49街了。我们在那里将他骗上了车。   勃比.范克斯身后的行人就是9岁的鄂尔文.哈特曼。在此之前,他的名字曾不止一次地被两名案犯提出来讨论过。抑或是匆忙之间他们没有认出他来,抑或是他们认为勃比比鄂尔文更合适作为人质。总之,两名案犯开车经过了正在路旁看郁金香花的小男孩,迫不及待地向他们的受害者逼了过去。   纳森.里奥普的供词:   理查德认识勃比,就叫他过来。……勃比来到车旁,理查德给我们俩作了介绍。理查德说想请他帮个忙。……理查德说,你上车来,我想问你网球拍的事。等他上来后,我就开车沿爱黎司路往南到了50街。理查德问勃比,愿意跟我们转一会儿吗?勃比说没问题。等车一拐过了50街,理查德就用左手捂了勃比的嘴,右手操起凿子,在勃比的头上连戳几下。   理查德.洛易的供词:   我当时开着车,纳森坐在后面。我沿爱黎司路往南,和勃比平行。我停车打开车门,对勃比说我可以送他回家,勃比说不用。他正要走开,我又说,我想问你网球拍的事,他就上来了。我开到50街,向东刚一拐弯,纳森就捂住勃比的嘴,用拳头猛击他的头部。   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理查德又补充了几句:“我们最早的计划是用乙醚将他窒息而死,这个点子是纳森想出来的,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他说这种方法快捷简便,又不会留下血迹等等。……我是不懂这些化学的劳什子,但是他懂,对不对?所以你们看,应该是他坐在后座充当刽子手的角色。”不过,这对凶犯最终放弃了使用乙醚,而改用绳子勒扼。   在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里,勃比.范克斯顿时鲜血满面,而且昏迷不醒,或已经死亡。他被拖到了车后座,嘴里塞进一大团布团,“一直塞到了喉咙”。因为勃比一动不动,案犯们便没有如事前策划好的,再用绳子勒他。勃比被放倒在地板上,纳森或理查德,继续驱车南行。他们越过州界,抵达印第安纳州境内,停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去处,开始动手扒掉勃比的衣服,为的是不在尸身上留下任何可资辨认其身份的证据。在离开那里之前,两名案犯将勃比的部分衣物,鞋、皮带等等,东一件西一件地随手撒落在四周的荒野里。   此时天色尚早,或者说,夜幕尚未降临。纳森和理查德漫无目的地驾着车消磨时间。其间,他们停下来买了几个热狗充作晚餐。   直到天黑透了,两个人才顺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泞小路,开车到了沃夫湖畔。按照预先的计划,用一条毯子裹好尸体,连抬带拖地搬到涵洞处。再将毯子拿掉,在死者的脸上泼了盐酸。纳森换上他那双不合脚的橡胶靴子跳进水渠里。两名案犯齐心协力,把尸体塞进了涵洞中。然后,就着渠水将自己稍事清洗了一番,把所有的物件收进毯子包好,再不慌不忙地离开现场。   纳森回忆说,在此过程中的某一刻,很可能是跳进水渠以前,他曾脱掉外套放在地上。后来收拾现场的时候,理查德将外套倒提着拎起来。估计就在那当儿,眼镜从左胸的口袋里掉了出来。但是理查德说不是他,是纳森自己捡起的外套。   返回的路上,他们先在某商店停下,纳森需要给家里打电话。里奥普先生对儿子说,他的姑姑和姑父正在家里等着他开车送他们回家,纳森答应将尽快赶到。到了下一家商店,两个人从电话黄页上查出范克斯家的地址,当即抄写在赎金索取信的信封上。后来路过一个邮筒时,将这只注明“特邮专递”并已贴足邮资的信封投了进去。然后又根据从黄页上抄下的电话号码,从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范克斯家。这就是范克斯夫人弗萝拉接到的那通令她晕眩倒地的电话。 随机目标(13)   纳森和理查德先去了洛易家,在地下室的壁炉里焚烧掉勃比.范克斯的衣物等。他们本来也打算烧掉那条毯子,但是太大了,塞不进壁炉,又担心烧起来味儿太重,遂将它暂时藏进了园子中温室后面的灌木丛里。两名案犯再用肥皂和水粗粗冲洗了一遍车里的血迹,然后开车到里奥普家。纳森从车库里开出史万.英格伦已经拾掇好了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送姑姑和姑父回家。回来后在客厅里加入到里奥普先生和理查德正在进行的谈话中。快到12点时,里奥普先生自去歇息。两位年轻人又玩了一会儿扑克牌,估摸老头子已经睡熟了,才又开车出去,在格林坞路和49街处扔掉了凿子。   第二天,当雅各布.范克斯收到那封特邮专递的赎金索取信时,纳森和理查德正坐在各自的教室里上课。他们在校园里吃过午饭,理查德先回家取来一副眼镜、一件大衣和他父亲的帽子,两个人再一起去里奥普家洗车。司机史万.英格伦看见他们又是肥皂又是刷子地忙活,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昨天晚上喝高了,吐了一车。史万要帮忙,两个人说不用,这就快完了。史万觉得挺奇怪,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些孩子们动手做家务,更不要说洗车了。   纳森到楼上自己的卧室里取来早已准备好的各式信件后,案犯们便开车去了那个计划中的垃圾桶。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垃圾桶表面非常油腻,胶布根本就粘不上去。最后,他们只好放弃这一打算,决定跳过垃圾桶,在打到药店的电话中指示范克斯先生直接到火车站待命。   他们要去的下一个地点是市中心的伊利诺伊中心铁路火车站。下车之前,理查德先将自己伪装起来。他戴上眼镜,穿上大衣,将他父亲的帽子低低地扣在头顶上,然后到售票口买了一张“下一趟去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的火车票。售票员告诉他开车时间是下午4点整,还有一个多小时,理查德点点头说他知道。他还知道,因为这一班次的起点站是芝加哥,所以列车已经停在站台上了。理查德检票进站,登上空无一人的列车,从大衣的衣袋里抽出一只信封,放进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   理查德回到候车大厅,在事先约定的电话亭里见到他的朋友时,纳森刚刚挂掉电话。他说他已经通知了范克斯先生,让他带上赎金,坐出租车到63街的药铺里等候进一步的指示。   现在,按照计划,他们应该到67街的一家商店给药铺打电话。途中经过一处报摊时,他们看见了一则不算小的新闻标题,《沃夫湖畔发现不明身份男孩尸体》。理查德在供词中说,他的第一反应是:Thegamewasover(没戏了)!但纳森不这么认为,他争辩说,打电话到药铺问问总是没关系的。第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没有这个范克斯先生。他们又换了一家商店,第二个电话打过去,还是没有。至此,两名案犯方才死了心,承认自己干了一件“badjob”(不地道的活儿),遂将那辆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送回租车行里还掉。   他们懊恼的只是拿不到赎金,但并不担心警方会追踪寻迹查到他们头上。纳森.里奥普照常上课,照常读书,照常复习考试。他在案发后的第五天,即5月26日的那个星期一,很轻松地通过了他的法学考试,并要求校方将此成绩转呈哈佛大学法学院。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纳森现在每天看报,从不放过任何有关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的消息。   理查德.洛易本来就是一只socialanimal(社会动物,或社交专家),如今更是活跃异常。他积极参与周围人们关于案子的讨论,往往主动挑起话题。他对案情的解释、推测和分析之准确,之独到,常常令人们刮目,令人们叹服。他很快便和几位报道本案的记者交上了朋友,热心地为他们出谋献策,提供线索,或只是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东奔西跑。   理查德讲到这里,科罗检察长打断他的话,提出了一个警方一直关心的问题:你们是如何处理那台打字机的?   理查德说,案发后的那个星期六晚上,他、纳森和另一位朋友,带着各自的女友集体约会,直到午夜过后方散。他与纳森又相约凌晨2点在一家餐馆碰头,处理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两件物证:浸透鲜血的毯子和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理查德随身带去了一把老虎钳,他们先把打字机上的字母键一个一个地钳下来,胡乱撒进杰克逊公园的小河沟里,再绕到公园南面,从一座连接小河沟和密执安湖港湾的公路桥上将打字机扔进了水里,然后开车到城南的73街,把毯子埋在了一个桥墩下面的瓦砾堆里。   真正让两名案犯感到紧张,感到有危险迫近的,是理查德从他的记者朋友们那儿听说,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正带着那副玳瑁边眼镜走访各商家,包括奥蒙.珂宜光学公司。经过了一番“究竟是谁从地上倒提起外套致使眼镜失落”的激烈争吵之后,他们开始为自己编造不在现场的证明。但由于各自的利益,两位同伙人又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正是这种分歧,引起了警方对他们的怀疑。   纳森.里奥普认为,关于两个妓女的说法是最能令人信服,最无懈可击的。理查德.洛易却不以为然,他不愿意自己被牵扯进去,因为眼镜是纳森的,警察完全可能永远也不会追查到自己,所以,他更倾向于两个人在晚饭后分手的故事。争论的结果,他们达成了一项内部协议。如果警方在一周或七天内找到他们,就使用两个妓女的版本。如果超过了一周,则以“记不清了”为由,只对警察说他们很快就分手了。 随机目标(14)   但是,这两位“少年天才”在此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这七天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在向警方的交代中,纳森说,他是从5月22日,星期四下午3点30分,即他们打电话到药铺发现没有范克斯先生,而决定全盘放弃时算起。所以当5月29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他被两名警探带到拉撒尔酒店时,刚好不到一周,他便理所当然地在自己的故事中编进了两个姑娘。而理查德的算法,则是从5月21日,星期三下午5点刚过,即勃比.范克斯被掳上车的那一刻。警察将他从家中带走的时间是5月29日,星期四晚上,已经超过了八天。   后来有记者们评论说,尽管二犯在作案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智力和学识上的优势,策划缜密,运筹精确,但又由于知识分子的弱点,而锱铢必较,相互推诿,反倒不如那些肚子里没什么墨水的黑帮和其他犯罪团伙的成员来得痛快。这也是使他们整个方案归于流产的原因之一。   早晨6点,检察长罗伯特.科罗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歪斜的领带、皱褶的衬衣和两只黑黑的眼圈,但兴奋与喜悦却溢于言表。检察长扫了一眼黑压压的记者们,大部分和他一样地衣冠不整。他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里守了一宿,其中有詹姆斯.缪罗伊,有阿尔文.格斯坦,也有豪尔.梅耶。他知道还有更多的人也在等候着,芝加哥12家报社的主编们、排字工们、印刷工们,被害人和嫌疑人的家属们,当然,还有千千万万的芝加哥市民们。   “我们已经圆满地破获了勃比.范克斯命案。”科罗检察长宣布道,“凶犯已经在押。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已经主动向警方作了彻底的交代。   “这宗绑架谋杀案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但勃比.范克斯却并非两名案犯事先设定的目标。……”   马上就有记者涌向电话亭。几分钟后,各报的号外首页便送到了印刷厂。据《芝加哥先驱者》报统计,该报号外上市的头10分钟内,即售出10万份。   正如媒体所预料的,芝加哥再一次地轰动了,或者说,震动了。尽管这座大都市的人们已经对谋杀、抢劫、绑架,以及团伙犯罪等等见惯不惊,但两位如此养尊处优、学识渊博,且又前程不可限量的百万富翁之后,竟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而似江湖上的草寇蟊贼一般绑架撕票,实乃闻所未闻。更令人万难想象的是,两名案犯在策划和实施过程中的冷酷与冷血,他们挑选和杀害人质就如同“随手从树上扯下一片叶子,再随手将它揉碎”。   乔尼.乐文森的父亲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说:“我和我的妻子不久前曾赴洛易家的晚宴,当时理查德也在那里,他热情、风趣,又细致、周到,一举手一投足都很有绅士气派。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所见到的最优秀的孩子。我对他的供词只有一个评论:难以置信。”   鄂尔文.哈特曼的祖父也有同感:“这两个孩子的手里有那么多的钱可供他们随意支配,怎么还会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里奥普和洛易两家更是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理查德后来谈到这一点时说:“真正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我的母亲。无论我怎么跟她解释,说这一切全是真的,但她还是那么固执地、那么一厢情愿地拒不相信她的儿子犯了法。”   据说理查德的母亲、洛易夫人安娜曾登门求见范克斯夫人弗萝拉,以表达她的悲痛、同情和遗憾。毕竟,她们双方都在这场惨案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两度遭到拒绝后,安娜不顾用人们的阻拦,径直闯入范克斯夫人的房间,发现弗萝拉如木头般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散漫的目光痴痴地投向窗外。安娜刚开口向受害人的母亲致歉,弗萝拉便打断了她的话:“勃比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相信。”   勃比的父亲雅各布.范克斯则说:“纳森.里奥普自称是无神论者,那他又当如何解释那副为警方留下线索的眼镜呢?”纳森的母亲弗萝伦丝.里奥普夫人生下了最小的儿子便一病不起,17年后即撒手人寰。纳森悲愤之余,从此不再去教堂。   同日晚,理查德的叔父、芝加哥市教育局局长捷科.洛易在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陪同下,亲自拜访了全美著名刑事案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恳请他出庭为纳森和理查德辩护。理查德的父亲阿尔伯特.洛易本来就年迈体弱,儿子犯事之后更犹如雪上加霜,力所不能支,只得请其弟出马打点。因为当时的芝加哥已是民情激愤,众怒难平,人们纷纷要求对二犯处以极刑。据报道,捷科对克拉任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判他们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我们愿意支付任何的、所有的费用。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绞死他们。”   67岁的克拉任.达偌其貌不扬,大智若愚。多年后,纳森.里奥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写对克拉任的第一次印象:“那天很暖和,克拉任穿一件薄呢外套。外套是不错的外套,但看上去好像他穿着它睡过一觉。衬衫也是皱巴巴的。而且,他那天的早餐肯定吃了鸡蛋,我能看出衣服上的印迹,要么就是没换过衣服。领带胡乱打了个结,歪歪地挂在脖子上。最不修边幅之处是,克拉任不戴帽子,又不曾好好做过头发,所以前面的那一绺老是掉下来耷拉在右眼上。每到此时,老头子便会很不耐烦地用手指将它们顺上去。不管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会当他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一个在芝加哥转上一圈就会迷路的乡下人。我当时心里想,他懂得法律吗?” 随机目标(15)   其实,作为一名法学院学生,纳森对达偌博士这样一位哲学家、作家兼律师早有耳闻,也听人说起过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比如30年前,克拉任曾任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法律顾问,后在几名工会领袖状告公司及联邦政府的案子中毅然辞职,转而为工会领袖们辩护。比如若干年来,克拉任曾多次替全美各地请不起律师的穷人们辩护,不取分文,在民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再如克拉任办案时极少作笔记,但却几乎从未在法庭上忘记过任何相关的细节。还有如克拉任的办公室陈设简陋,唯一的装饰只是墙上几幅被他称作“伟人”的画像,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   所以,当这位“民众的代言人”最终同意接受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替被告人出庭,又有传言说聘金高达100万美金时,当即引起了本案的第三次轰动。在当时,百万美元是创历史记录的最高律师费用。人们纷纷议论,说克拉任.达偌博士到底也是肉体凡胎,也有见钱眼开的时候。其实克拉任自有他的原则和打算。除却人们加封的那些头衔外,克拉任还是一位博爱主义者,坚信爱能够产生更多的爱,恨也将滋生出更多的恨。克拉任的毕生奋斗目标之一,是彻底废除死刑。在他过去的业绩中,克拉任曾成功地将102名委托人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这一次,芝加哥、乃至全美民众的情绪已经被纳森和理查德的罪恶行径激怒到了极点,人们恨不得即刻将两名案犯就地正法。克拉任想试一试,他能不能在这样的民情民愤中,再次救下两条生命——两条年轻的生命。   本案中代表被告方的另一名律师即本杰明.巴赫拉奇,他虽不及克拉任那么名声显赫,但因为接过几桩与黑手党有关的案子,在芝加哥地区也是妇孺皆知的。   克拉任.达偌并没能马上见到他的两位委托人。检察长罗伯特.科罗扣下了二犯,并邀请三位心理及精神病专家为他们会诊。科罗检察长这次是铁了心要判处他们的死刑,他知道纳森和理查德能够逃避死刑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在法庭上作“无罪”抗辩。他希望他的专家们能够证明,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在作案时神志清醒,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到底是同行,对对手的路数招数都已谙熟于心,克拉任.达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也必须聘请专家,从被告方的角度对纳森和理查德的精神状况进行审视。无奈检察长已经抢先一步,征走了芝加哥地区首屈一指的专家们,克拉任只能到别处另搬高手。   其时,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正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第18届年会,克拉任.达偌遂派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弟弟华特专程前往,将包括学会主席在内的三名德高望重的专家请到了芝加哥。   日复一日,专家们就身体、心理、精神等各个方面,对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检查、测试和评估,还找到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用人们,以及二犯的老师、同学等等了解情况。据说在此过程中,纳森自始至终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因为他极少有这样的机会跟别人谈论自己,他也很喜欢在各种测试中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理查德则情绪低落,觉得这一切很无聊,很枯燥乏味,甚至有几次,他在测试的过程中就睡着了。   芝加哥的12家媒体仍一如既往地兴奋着,忙碌着。大大小小的版面上充斥着关于纳森和理查德狱中生活的详细报道,他们每天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市民们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两位生长于富贵之乡的膏粱子弟是否过得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日子。理查德倒是很快便和同监的犯人们混熟了,但纳森却迟迟难以进入新的角色。每天出庭或与几位专家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如往日般地西服革履。但一踏进监狱的铁门,又必须换回到粗布的囚服。两个人最不习惯的是狱中的伙食,一开始家人们还按顿从各餐馆叫了外卖送进去,后来干脆请斯腾餐厅包下他们的一日三餐,并且还在每顿饭的食谱中加进了一包香烟。尽管仍是“禁酒令”时期,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泰瑞尔.克鲁姆为了获取对纳森二人的“专访权”,答应在采访时为他们偷带些酒进去。泰瑞尔每天下午到监狱,在腰间的皮带里别上两个4盎司的扁形锡酒壶。纳森或理查德总是迫不及待地先喝干了酒,再回答记者的提问。回到牢房后,又开始急切地等待泰瑞尔的下一次采访。   6月中旬,芝加哥地区的意大利黑手党老板阿尔芬斯.卡普利因其在几个月前下令的一桩谋杀案而被迫向警方自首。这条本应十分轰动的消息被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了关于勃比.范克斯命案的大量报道中,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有人说,卡普利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卡普利的案子不久即因一位关键证人的翻供而撤诉。   公诉方和被告方对二犯的会诊结果都是严格保密的。媒介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纷纷聘来自己的专家学者。当地的两家报业巨头,《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则棋高一着,发函至欧洲大陆的奥地利首都维也那,邀请著名医生兼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前来美国,为两名案犯作心理和性格分析。《芝加哥论坛报》报出的价格是2 5万美元,或由弗洛伊德先生随意开价。《芝加哥先驱者》报则表示,愿意接受弗洛伊德的任何要价,又因为大师当时身体欠佳,该报提出将为他的赴美之行在一艘豪华巨轮上包下全部头等舱位。但最终由于健康的原因,年近古稀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推辞了所有的邀请。 随机目标(16)   然而,《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还是使出了吸引读者的奇招。前者请到一位颅相学家,他根据纳森和理查德五官的形状和位置来判断他们的性格,并撰文若干在该报连载。后者则找来一位星占学家,此人连篇累牍的分析结果表明,两名案犯的佐狄亚克星座标志业已决定了他们成为杀人犯的必然性。年轻读者们更感兴趣的是,不少报纸相继开辟的“与纳森和理查德比智力”专栏。据测试,纳森.里奥普的智商为210,理查德.洛易的稍次,亦高达160。煞费苦心的主编们让那些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专家给两名案犯若干智力测试题,再将同样的题目以及他们的得分公布在报纸上,供人们或习作,或消遣,或下注,或竞奖。   不久,报纸上出现了新的阅读热点。有贼人破窗进入克拉任.达偌博士的事务所办公室,盗走被告方专家们长达5万字、将近300页的会诊报告后,高价转卖给各报社。也有人说,这其实是克拉任故意安排的,他希望市民们能有机会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听到故事的另一面。   会诊报告囊括了纳森和理查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家庭背景,个人履历,童年记忆,学生时代,等等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告揭示出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并非两名案犯生活中的孤立事件,而是他们若干年犯罪生涯的极端和顶点。   据专家们认为,理查德.洛易早在八九岁时即开始出现犯罪倾向。他第一次作案是偷了一位邻居家孩子的零花钱,藏在自己玩具房子的屋檐下。“他当时完全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感到惶恐或惴惴不安,反而觉得很兴奋,因为别人都不知道钱的下落,还在屋里翻箱倒柜满世界地找寻,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不久,理查德和另一个男孩在街角处摆摊儿卖柠檬汁,当然也是小孩子的游戏了。他趁着同伴不注意,窃走了玩具收银箱,连同里面的钱一起埋在自家的后院里。从此,理查德养成了顺手牵羊的习惯,而且不管那件东西对自己是否有用。他曾先后偷过他哥哥亚伦的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债券,表兄的两瓶酒,叔叔的三瓶威士忌。他的得意之作,是有一次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位朋友的贴身口袋中掏出了一只扁形锡酒壶。“还有这条裤子”,理查德指指自己身上,不无炫耀地告诉专家们,他如何在一家乡村俱乐部里发现了一只未上锁的衣帽柜,又如何乘人不备偷出了这条高档的毛料裤子。专家们在报告中写道:“促成他此举的真正原因是偷盗带给他的刺激,至于被盗物品的价值等,倒在其次了。”   理查德果然智商不低,在这些接二连三的偷盗和欺骗中几乎从未失手。只有一次例外,那还是理查德很小的时候,在夏令营里冒领了别人的小甜饼后被戳穿。他当时“觉得特别窝囊,发誓今后一定不要再被人逮住”。   在遇到纳森.里奥普之前,理查德有一位比他大两岁的好朋友,但是在所有的恶作剧中,理查德都是主谋。有一次,他带着那位大男孩从邻居家的窗台上盗走一只银瓶。事先他们曾策划了很久,但在盗得银瓶之后,理查德随手就将它扔进了湖里。   里奥普和洛易两家虽然只隔了三个街区,但因为上的是不同的中小学,纳森和理查德直到1920年秋才相互认识。那时,15岁的纳森刚上大一,比他小七个月的理查德已经是芝加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共同的犹太裔背景,相差无几的年龄,特别是,二人皆被师长们誉为“少年天才”,使他们一见如故,相逢恨晚。   纳森也是自小就有盗窃行为,但不及理查德那么经常,那么严重。据专家们的会诊报告:“病人(指纳森——笔者注)记忆中的首次偷盗,是从一位朋友的集邮册里悄悄拿了几枚自己尚缺的邮票(据称曾得到其家庭教师的鼓励)。他同时也收集香烟包装,有一次竟偷窃其兄的领带去跟人换烟盒。当家人问起时,他马上据实承认,毫无掩饰或抵赖之企图,亦无羞愧之意。病人还记得小时候曾从一家希腊餐馆里偷过水果。”   1923年2月,理查德邀请纳森到洛易家在密执安州嘉列沃克的别墅度周末,两人于旅途之中研讨出了一整套在桥牌中作弊的暗号。理查德是不缺朋友的,但纳森却常常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专家们认为,在二人的关系中,理查德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他可以强迫纳森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而纳森却是被动的,因为他离不开理查德,他违心地跟着理查德进行一些犯罪活动,只是为了维持他们之间的友谊。理查德曾带着纳森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里偷过烟斗,在一家饭店里盗走过一只网球比赛的奖杯。有一次理查德发现,他母亲的密尔博牌轿车钥匙可以开启其他同类型的车辆,便伙同纳森在天黑之后闯入车行偷车,被车行的保安一路追赶,最后被迫弃车而逃,任由那辆车在电线杆子上一头撞毁。纳森跳车后当即找到一个藏身之处,理查德则冲上一辆过路的电车。事后两人会合,改换行头,又回到肇事现场看热闹。就是在那次以后,纳森说他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不愿意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冒险勾当。但是不到一个月,又被理查德说服,跟着他第二次盗车。这一次,两个人直接将车开到一家餐馆门口停下,警察跟踪而至,在顾客中询问这辆车是谁开来的,二犯佯作不知,径自吃完饭扬长而去。 随机目标(17)   就像从小偷小摸逐渐发展到偷车,他们的其他犯罪行径也日见升级。理查德和纳森先是打电话到学校骚扰老师,后来便发展到了谎报火警、匪警,先是在路上砸车窗和商店的橱窗玻璃,渐次发展到了纵火烧房子。   一次,理查德和纳森打电话到哈佛学校,指名点姓找一位老师。秘书告诉他们那位老师正在上课,理查德坚持说他有非常要紧的事情。等那位老师匆匆赶到办公室,理查德在电话上告诉他:“请把话筒插进你的屁眼里。”10分钟后,他们又打过去第二通电话要通一位老师,对方说该老师有事不能接听,理查德便留言道:“告诉他现在可以把话筒拔出来了。”   另一次,他们和两位朋友一起在库普-咖里顿饭店吃午饭,席间理查德打电话报警说该饭店失火。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由远而近,两位朋友吓得赶紧躲开,理查德和纳森却若无其事地留在饭店,观看自己导演的闹剧。   专家们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病人(指理查德——笔者注)继续说,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计划烧掉一块空地上的棚子。他们先开着各自的车在五个街区以外停下,病人进入其同伴的车,两个人开车到了空地,在棚子的地板和墙壁上泼洒汽油后纵火。   “他们回到五个街区外的停车处,换乘病人的车再赴火灾现场,使病人能有机会欣赏自己亲手制造的混乱场面,和围观的人群交谈,听他们是否猜得出失火的原因,并提供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法。病人说,他能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理查德.洛易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的这些犯罪活动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每次作案后,他都会在第二天买回所有的报纸,逐一翻看有没有相关的报道。几经失望之后,理查德决定干抢劫。1923年夏,他们计划在一位朋友全家去纽约度假期间洗劫那幢空无一人的房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绳索、凿子和左轮手枪等作案工具,但终因一些临时出现的意外而未得逞。   同年11月的一天,理查德和纳森驱车200余英里,回到他们曾经就读的密执安大学安纳勃分校,准备在理查德当年与几个学生合租的一栋房子里行窃。理查德在那里住过两年,对房子的结构和学生们的习惯了如指掌。他们于凌晨时分潜入,盗走了所有能盗走的物件,并不是因为需要,只是想把案子作大,能多少引起一些轰动。那台后来打出了赎金索取信的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就是这次行动的赃物之一。二犯随后来到纳森当年的住处再次作案,因为刚好碰到一位学生起夜,只偷得一架照相机。   1923年11月13日,星期一,《安纳勃时代新闻》报第三版的“当地简讯”栏目里刊登了一则不足50字的消息:“警方正在调查今晨3时至5时发生在瓦西腾瑙街学生宿舍的偷窃案。被盗物品包括手表、现金、打字机、奖章、钢笔等。”   据纳森.里奥普的供词,就是从那时起,两名案犯开始酝酿一桩更大的犯罪活动。   1924年7月21日,星期一,芝加哥万众翘首的“伊利诺伊州人民诉纳森.里奥普及理查德.洛易”案,或按照比较通俗的说法,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市中心刑事法庭大楼六楼,首席法官约翰.加维利的审判室里开庭。63岁的约翰.加维利已经做了14年法官,他个子不高,满头华发,戴一副金边眼镜,论其外表和气质都更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今天穿戴得十分整齐,但仍不及他的两位委托人那般华贵潇洒,又因为天热而不停地擦汗——那时的法庭还没有安装空调——左胸衣袋中原本叠得有棱有角的手帕很快就皱巴了。虽然相处不到两个月,纳森.里奥普已经一改他对克拉任的最初印象,对这位法学界的老前辈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言必听,计必从。许多年后,纳森甚至在其自传中称颂克拉任是一位英雄,因为在一桩曝光率极高的案子中为两位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辩护,是需要有一些敢于“倒行逆施”的勇气的。   克拉任.达偌率先发言。后来有记者在报道中认为,他实际上是抢先发言。克拉任针对当时媒介的猜测和议论指出,他知道,今天上午的听证对被告方来讲是一次机会,他们可以就本案提出任何动议。但是第一,被告方不打算要求“异地审判”,因为他的两位委托人认为,民众对他们的不良印象已经遍及全美,如果他们不能在芝加哥得到“公正裁决”,在别的任何地方也同样得不到。第二,如果公诉方提出将谋杀与绑架分案审理,被告方亦不会有任何异议。   克拉任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然后话锋一转:“坦率地说,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认为,两名被告可以或应该被无罪开释。我们相信,他们必须永远地与社会隔绝……在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充分的讨论后,我们决定,撤回我方在预审中提出的‘无罪’抗辩,两名被告对被指控的所有罪名均承认‘有罪’。”   “有罪?”克拉任的最后两个字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法庭中所有的人,特别是公诉人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尽管他还能够保持镇静,还能在公诉席上正襟危坐。纳森的父亲老纳森.里奥普痴痴地从座椅上站起,茫茫然若有所失。理查德的叔父捷科.洛易则垂头蒙面而泣。只有两名被告神情依旧,仿佛不为所动。与此同时,记者们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将此“爆炸性新闻”通报给自己的主编们。 随机目标(18)   事实上,纳森和理查德是在那天早晨刚刚听说,他们的律师希望他们改变抗辩。两个人的兄长、迈克.里奥普和亚伦.洛易,在开庭前几小时才告诉他们,律师事前曾对两家人作过详细的说明,大家经讨论后一致同意,承认“有罪”对两名被告而言是最好的选择,舍此便几乎不可能逃避极刑。   “科罗检察长指控你们二人绑架与谋杀,”克拉任.达偌后来向他的两位委托人解释道,“如果你们仍然坚持‘无罪’抗辩,他就有权要求将两条罪名分案审理,比方说,先审谋杀罪。假如得到的裁决低于死刑,他再回过头来审绑架罪。要避免这种情形只有一个方法——在他提出分案审理,并被获准之前,我方对两项指控均承认‘有罪’。所以,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   其实,克拉任此举还有一个目的。根据伊利诺伊州法律,如若承认“有罪”,纳森和理查德则有可能免却陪审团审案,而仅由法官一人决断。克拉任认为,这样便能最有效地削弱公众情绪对审判结果的影响。又因为已经有了“有罪”的“裁决”,所以法官要做的,实际上只是为两名被告量刑。而所谓“审判”,也在无形之中变成了与人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听证”。   如此一来,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历时两月精心准备提交法庭的证据,从理论上讲,就与本次法庭辩论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所有的那些人证和物证要证明的,是两名被告业已承认的——“有罪”。而被告方的克拉任.达偌则可利用这个机会,在法庭上充分施展才华,抨击死刑,以为他的两名未成年委托人争得苟且人世的机会。   另一方面,假若被告方以纳森和理查德的精神状况为由进行“无罪”抗辩,并由12名陪审员裁决他们的命运,在民众中要求处二犯以极刑的呼声如此高涨之时,可以想象,没有哪位陪审员敢斗胆对两名案犯网开一面,否则在审判结束之后,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熟人朋友、邻里街坊?就算有某一位陪审员原本是反对死刑的,他也会因为自己不过是陪审团中的一员,最多只承担十二分之一的责任,而聊以自慰。   然而,仅由法官一人量刑就不同了,他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负起全部的责任。克拉任.达偌推理道,对纳森和理查德来说,精心策划一起谋杀案也许不难,但对法官约翰.加维利而言,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仍作出剥夺两条性命的决定,那恐怕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克拉任深信,他了解加维利法官,也知道在他以往主持的案子中,有五桩经陪审团审议的,最后都是以死刑告终。克拉任明白,他劝说纳森和理查德将“无罪”改为“有罪”,实际上也是在赌博,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他能将两位委托人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但是至少,约翰.加维利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老法官,他能够在断案时力求独立思考,力保头脑清醒,尽可能不受来自民间和新闻界的影响和干扰。“如果现在坐在法官席上的是罗伯特.科罗,”克拉任对本杰明.巴赫拉奇说,“那我恐怕就得另想他法了。”   因为无需挑选陪审团,法官宣布,本案的审理将在两天后的星期三正式开始,而非原定的8月4日。   那天休庭的时候,约翰.加维利法官神情凝重。现在,克拉任将那只“HotPotato(烫手山芋)”硬塞到了他的手里,迫使他必须在这场官司中独自对被告席上的两名年轻人作出生死决断。加维利法官摇摇头,他不喜欢他目前的这种处境。   约翰.加维利的刑事庭共有300个座位,右侧靠前的30个是为受害者及被告人的家属们预留的,还有200个新闻界的“红票座”(Pink-TicketSeats),即根据各媒体的申请发放给记者们的“凭票”座位,向公众开放的只有70个。然而,就是这70个座位,亦不可能完全归市民们所有,因为不少没领到“红票”的记者也在天亮之前赶到法庭大楼,夹杂在排队的人群中。1924年是美国法定的总统选举年,此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参与采访报道的记者达600余名。有当地的报纸调侃说,那600多人现在差不多全都开进了芝加哥。   7月23日,星期三。开庭之前,纳森和理查德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一面心情轻松地和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记者们开着玩笑。   “我听说在前天的报道中,你们中的一些家伙不知道该怎样描述我们的穿着。我不希望你们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对吧?现在,请看着我,”纳森站起身,双手撩开西服的衣襟,“我穿的什么?假如我在这一刻离开法庭,我敢打赌,你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够讲得清楚。所以,请听仔细了。理查德戴的是浅顶软呢帽,暗灰色。我的这种呢,叫蓝灰色。”纳森嘬起嘴,喷出一串烟圈,“都记下了吗?好……”   “哦,纳森,闭嘴吧,你。”理查德打断纳森的话,两个好朋友乐不可支。   根据惯例,由公诉方的罗伯特.科罗检察长首先致开场白。尽管被告方撤回了“无罪”抗辩,公诉方仍准备按原定方案,向法庭呈交警方已经收集到的证据。   “我方将向法庭证明,纳森.里奥普,现年19岁,和理查德.洛易,现年19岁,都是来自本地富裕而体面的家庭。他们自小便深得父母的溺爱,自小便享有金钱所赋予他们的各种特权。他们在本地最好的私立学校上学,家里还为他们聘请了私人教师。他们和所有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一样,待人接物十分得体,为人处世也十分符合身份。但是有一个例外,他们喜欢赌博,不停地赌博,而且筹码越来越高,高到连他们富有的家庭都无法支付。 随机目标(19)   “我方将向法庭证明,大约在去年的10月或11月,两名被告开始炮制一宗巨大的阴谋,其目的是勒索金钱。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谋杀。”   罗伯特.科罗摘下眼镜,掏出一张手帕仔细地擦拭。后来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报道说,在整个开场发言中,科罗检察长共擦拭眼镜“50次”。现在,检察长走到靠墙摆放的证据台旁,逐件审视着排列其上的物证:纳森在现场丢失的眼镜,从湖底捞起的残破不全的手提式打字机,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中被鲜血浸透的脚垫……科罗检察长展开一封信念道:   亲爱的先生:   请马上带着盒子到列车尾部的平台。在你的右边,即铁道的尽东面,你将看到一幢高大的红砖厂房,房顶的水塔上写着“冠军”的字样。等列车完全经过了厂房的南端,你数到五,然后迅速将盒子尽可能远地扔向东面。   切记,这是拯救你儿子的唯一机会。   你的忠诚的   乔治.约翰逊   科罗检察长解释说,警方是在每天下午4点整开往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的列车上,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找到这封信的。   科罗检察长继续道:“我方将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地区。然后,待公诉方听证结束,被告方听证结束,而且双方的总结性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将以全体伊利诺伊州人民的名义,以母亲们和父亲们的名义,以伊利诺伊州所有孩子们的名义,要求法庭对这两名冷血的、残忍的、邪恶的刽子手处以极刑。”   克拉任.达偌代表被告方的开场发言只有5分钟:“我们将坚持认为,法官大人,这桩惨案,如同所有的杀戮一样,已经非常血腥,非常暴力了。如若再将两名如此年纪的小伙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绞索直至他们咽气,这无疑将只会增添整个事件的血腥与暴力,而不可能让勃比.范克斯死而复生,或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更加和平安定。”   那天休庭之前,公诉方传唤了15名证人。公诉方的策略是,尽可能详尽地、生动地向法庭展示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细节,以加深法官对事件恐怖性的印象,达到将两名被告刻画为杀人恶魔的效果。   尽管如一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在其报道中所形容的,“绞索就在他们的头顶上晃悠着”,第二天一早,纳森和理查德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对于今天,我们抱有一个巨大的希望,”理查德一本正经地向记者们宣布道,“里奥普先生和我经过长时间的分析和讨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共识。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我们衷心期望:今天比他妈昨天凉快。”说罢开怀大笑。   本案庭审期间,共有81位证人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勃比.范克斯的父母和叔叔,发现尸体的托尼.曼考斯基与铁路信号工们,参加办案的警方人员和验尸官们,出售给两名被告那些绳子、凿子和盐酸等等的商店职员,以及来自默尔逊饭店、海德公园州立银行、租车公司、凡德波格与罗斯药铺、火车站等处与纳森或理查德打过交道的工作人员们。公诉方不仅想要证明两名被告绑架杀人,还要证明他们在事前曾精心部署,以使自己能逃避惩罚,还要证明他们的作案手段十分残忍,而且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毫无悔恨之意。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希望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可以促使约翰.加维利法官作出死刑的判决。   被告方显然明白对手的意图,所以在公诉方的整个取证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几乎不作任何交叉提问,以免因重复而加重证词的分量,使人们对具体的案情刻骨铭心。但有一次例外。一位名叫詹姆斯.戈兰的警探作证时,提到他与纳森.里奥普在6月1日晚上的一次谈话:“我问:‘你的律师们将如何为你辩护?’他说:‘这要看我父亲和律师们的意思。如果他们希望我被绞死,我就作无罪抗辩,陪审团自然会判处我死刑。或者呢,我要是想终生监禁,就在一位友好的法官面前承认有罪。”   克拉任闻听此言立即转身紧盯着纳森:“你是这么说的吗?”   “我没有!”纳森低声叫道。   次日,待詹姆斯作证完毕,克拉任开始了他在本案中唯一的一次交叉取证。   “当时在场的还有谁?”   “没有别人,只是我和他。”   …………   “你跟他谈了多久?”   “就一小会儿。”   “有笔录吗?”   “当时没有。”   取证继续进行。詹姆斯.戈兰说,他曾将此次谈话中关于“友好法官”的部分告诉过其他警察、记者、亲友,甚至“大街上的市民们”。   “你还告诉过检察长办公室的其他人吗?”   “是的,我给科罗检察长写过一张条子。”   …………   “就是这张你亲笔写下的条子吗?根据你刚才的证词,这是星期四才写的?”   “是的,先生。”   “也就是说,前天?”即7月24日,被告方撤回“无罪”抗辩之后。克拉任.达偌逼视着警探:“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友好法官’的故事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大有恫吓法庭之嫌?”   “我不知道,先生。”詹姆斯.戈兰汗如雨下,但显然不光是因为天气。 随机目标(20)   7月30日,星期三上午,公诉方宣布取证结束。   克拉任.达偌的第一位证人是威廉.崴特博士,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主席。崴特博士在证人席上宣誓后刚刚入座,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便振振有词地提出抗议:“当你断案的时候,你并不需要一只显微镜去探究罪犯的大脑,以其神经系统是否有病变来决定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需要的只是事实。譬如,他杀了那个人是否因为此人曾勾引过他的老婆?如果是,则可从轻判决;他杀了那个人是否因为此人曾到处散布谣言对他进行诽谤?如果是,则可从轻判决;他杀了那个人是否因为两个人酒后互戕,如果是,则可从轻判决。然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桩性质极其残酷的预谋杀人案。在被告承认‘有罪’,并逃避陪审团审案之后,再引入‘精神病抗辩’,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天的辩论。   在本次庭审之前,被告方只能在“无罪”辩护中引入关于其神经不正常的证据,而且必须由陪审团对法庭是否应该采纳或拒绝这些证据作出最后裁决。   正如某记者在报道中所言:“当法庭内的听众们被炎热的暑气,还有双方发言中的那些晦涩难懂的法学术语催眠得昏昏欲睡时,本案被告方的律师们正在力图揭开美国司法史上新的一页。”终于,在约翰.加维利法官的帮助下,他们完成了这一“壮举”——1924年8月1日,星期五上午11点,法官驳回了公诉方的抗议,允许威廉.崴特博士等作为专家证人在本案中出庭。   崴特博士在证词中说:“理查德自小便感觉,他的家人对他多少有些忽略。”当他在14岁进入大学时,同学们都比他大了4到8岁。“他开始摹仿大孩子们喝酒”,以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理查德经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大人物,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在小时候最喜欢“装扮成牛仔或警察照相”,稍大一点则幻想自己“是一个让人们闻风丧胆的罪犯,一个犯罪团伙的首领”。在因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被捕入狱后,尽管民众对凶犯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但理查德却相信不少年轻人会将他视为英雄。他认为“在铁窗中身着囚服”才是自己一向希望的形象。   “纳森则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他的孤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演变为“自我中心”。“但在智慧的外表下,纳森实则十分脆弱”,因此也不像理查德那样“具有犯罪倾向”。   两名被告的共同之处,除了智力、年龄和家庭背景外,还因为他们虽然都在学业上成绩斐然,但就其性格和社会经验等等而言,却是“非常的不成熟,甚至幼稚,只相当于正常儿童8到10岁的水平”。尽管纳森和理查德都没有明确地承认过,但崴特博士认为,他们在一群大孩子中间肯定受到过某种形式的欺负,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反社会情绪”。   比如理查德:“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他说他对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生活非常满意,但生活已经不可能再给予他更多,因为他已经享受到了生活的全部。”“理查德所有那些犯罪活动都是他自我毁灭的一部分。”   这位专家指出,勃比.范克斯命案是两名被告合作的结果,或“他们性格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我不能想象单凭纳森自己会萌发出绑架杀人的念头,因为他的个性中没有犯罪的因素。我也不能想象理查德独自一人会作下这么轰动的案子,”因为他“是需要观众的。在他的幻觉中,犯罪团伙是他的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纳森是他的观众。”更重要的是,纳森这位观众并不是被动的。他不单是在一旁观看,他也是演员之所以成为演员的理由。往往在演员遭受挫折,准备卸装退场的时候,这位观众便会挺身而出,堵住演员的去路,鼓励、甚至是逼迫着演员将已经开场的戏继续演下去。因此,“在勃比.范克斯命案中,是纳森首先提出编排好不在现场的说辞。当二人得知尸体已被发现,理查德准备罢手时,是纳森坚持要按原定计划打电话到凡德波格与罗斯药铺。”同样,在接受警方审讯的过程中,也是纳森矢口抵赖,顽抗到最后一刻。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交叉取证时问:“以你之所见,博士,你认为是谁动手杀死了勃比.范克斯?”检察长稍事停顿,又加上一句,“他们中的哪一个?”   “我想应该是理查德。尽管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而不愿向当局承认。”事实上,无论是纳森或理查德将凿子戳进勃比.范克斯的额头,从法律的观点,两名案犯都应该承担同等的罪责。威廉.崴特博士继续道:“我没有问。但在为他们作完检查和测试后,我就知道了。或者说,我认为我已经知道了。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但是我并不好奇。”   来自波士顿的韦尔.赫利博士是研究少年犯罪行为的专家,他在本案中也兼主持对纳森和理查德的各种试卷测验。   赫利博士作证说,纳森的默读测验得分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高分,纳森的记忆力也相当惊人,有过目不忘之能事。赫利博士曾随手写下20个互不相关的单词,纳森看完一遍便能够倒背如流,而且第二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赫利博士说,纳森在“实事判断”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他的得分之低,令我惊讶。”“100分的满分中,他只得了56 5分,那是12岁孩子的平均水平。或者说,10岁的孩子中有25%的人会比他做得更好。” 随机目标(21)   除此之外,纳森固执己见,对他人非常苛求。“他永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据纳森的父亲说,他经常会在家里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而争论不休。”   最让这位精神病学家感到震惊的,是纳森的如下论述:“我决定是否杀人,在本质上,和我决定是否在晚饭后吃甜点一样,完全取决于此举能否让我获得享受或满足。”   在谈到理查德时,赫利博士的口气就不一样了。尽管小伙子的智商测验得分高达160,但该专家以为其智力程度只能算中等。赫利博士还注意到理查德时有面部抽搐,语言表达能力欠佳等等。在他的印象中,理查德生性懒惰,没有动力,从不想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事,也很少能够圆满地完成一项工作。但在另一方面,理查德待人接物却颇有风度。比如在狱中接受专家们的面谈时,每到吃午饭的时间,他总是殷勤周到地关照所有的人都点完了菜,最后才点自己的。   赫利博士和被告方的另一位专家伯纳.格鲁克指出,纳森和理查德经常表现出一些有别于常人的言行举止,虽然不能笼统地说他们神经有问题,但正是这些异常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导致了本案的发生。   作为对这一观点的佐证,被告方传唤了纳森和理查德的几位同学朋友。这些年轻人在证人席上谈到理查德的幼稚和神经质,谈到他毫无节制的抽烟喝酒,谈到他在学校因酗酒而受到警告处分,谈到他对所有侦探犯罪类读物的着迷,谈到他在一次新年除夕夜的狂欢中因饮酒过量而晕倒,醒来后逮谁揍谁。理查德的女朋友萝兰琳.那珊说,理查德开车非常野蛮,从不为行人让路,他出过好几次车祸。就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前不久,理查德撞坏了他父亲的豪华礼宾车。萝兰琳讲到有一次理查德去她家,正巧她父母的几位朋友也在那里,理查德就跟小孩子发“人来疯”似的,独自一人在屋子中央跳舞,用手指头摁遍盘子中的每一块巧克力,又将客人们挂在门厅里的帽子挨个儿试戴一遍。还有几次,理查德一到萝兰琳家就开始偷东西,临走的时候又一件一件地放回去,为自己的行动能瞒过众人的耳目而兴奋不已。   就是在这些证人中,记者们发现,雅各布.范克斯收到的那封赎金索取信上,左下角的GKR原来是理查德的另一位女朋友婕梅.K.荏哈德的英文缩写。在一般的公务信函中,这应该是执笔或打字秘书的签名。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证实,婕梅与本案没有关系。   纳森的一位教授谈到,这位聪明的学生特别爱钻牛角尖,经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问题。他的同学们则作证说,纳森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奉行实用主义,有用的就是好朋友,没用了就一脚踢掉。能与他长期相处的只有理查德,因为纳森对理查德的态度更像是“恋人”。出庭的专家们证实,纳森与理查德之间确实发生过同性恋行为。   被告方也请到了一位本地的专家。在芝加哥西郊挂牌行医的豪洛德.休勃博士指出,两名案犯之所以胆大妄为,犯下如此滔天的大罪,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才华出众,智力超群,警方逮不着他们。   克拉任.达偌的最后两位证人是阿尔伯特.洛易的秘书卡瑟琳.菲茨拉德和纳森的哥哥迈克.里奥普。   卡瑟琳说,她的老板曾授权于她,任何时候只要理查德需要钱,她都可以开给他250美元以内的支票,而无须经得阿尔伯特的同意。科罗检察长在交叉取证时问:“这就是他被惯坏了的原因之一?”卡瑟琳支支吾吾,说以她的身份,不便对此事作出评论。克拉任从被告席上起身道:“我方承认这一点。”   迈克.里奥普在证词中说,纳森每月的零花钱是125美元。此外,如果有其他需要,家里可随时给他更多的钱。事实上,里奥普先生不久前刚刚给了纳森3000美元,让他在今年暑假去欧洲度假。   克拉任.达偌博士在此想要证明的是,以两名被告的经济状况,他们不可能为了图谋钱财而杀人,就像公诉方所指控的那样。   被告方听证结束后,公诉方要求重新取证,以利用这次机会和法官8月1日的新决定传唤他们自己的专家证人。受雇于公诉方的三位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致认为,从总体上讲,纳森和理查德心智健全,精神正常。休.派骓克博士指出:“除非我们认为,所有在作案之前精心部署周密策划的杀人凶犯全都是神经病,否则很难证明,这两名被告确实有什么神经方面的疾病。”   阿契巴德.丘尔其博士告诉法庭,根据他的观察和诊断结果,理查德在作案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以及当时的日期、时间等等的一切。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所表现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一流的,我看不出他的神经有什么毛病”。丘尔其博士补充说,纳森的情况也是如此。   几位公诉方专家的共同结论是,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自小便生活在极其优越的环境,他们富有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了锦衣玉食,他们住大房子,开好车,特别是,他们在学业上的卓越表现,使他们自我感觉处处高人一等。他们鄙视周围的人、周围的物和周围的事,进而发展到蔑视所有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与众不同也包括了他们可以不受任何规章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或者说,他们过人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而这一点,才是导致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 随机目标(22)   在被告方交叉取证的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博士几次向法官表示,纳森和理查德被捕之后,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为了让公诉方的专家们完成他们对两名被告的评估诊断,一再拒绝被告方律师与委托人见面的要求,直至法庭下达命令。克拉任指出:“扣押委托人并强迫他们招供绝对不是执法。”   科罗检察长回答说:“我们并没有强迫他们说话……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一旦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们筹划的这桩所谓‘完美犯罪’是多么的聪明巧妙,周密细致。”   在克拉任.达偌的追问下,检察长终于恼羞成怒:“我不否认我的行动违反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且,只要我还坐在地区检察官这把交椅上,我还将继续这样做。当一个人被控犯罪时,我绝对不会在我们的人找他谈话之前,就打电话告诉他请什么律师。”   克拉任.达偌也火了:“你以为市民们会选举一位公开扬言要违反宪法的人做他们的地区检察官?”众所周知,罗伯特.科罗将在即将到来的11月大选中竞选连任,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中如此不遗余力的原因之一。   克拉任一语中的,媒介也借此大做文章,甚至把这段对话中的画龙点睛之处挑出来,做成报纸上的大幅标题。后来,科罗检察长不得不在法庭上就自己的上述言论作一番“解释”。   在1924年,“蒙然达权利书”尚未问世。直到30年后的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蒙然达案的裁决中指出,有关当局必须向犯罪嫌疑人通告他们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的权利。当记者们就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采访芝加哥著名律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的侄子威连.科罗时,他承认克拉任.达偌博士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先见之明。(“蒙然达权利书”全文见笔者所著《美国8大名案》中《被亵渎的母爱》一文)   8月19日下午,当公诉方的最后一位证人退出法庭之后,约翰.加维利法官宣布总结性发言开始。   首位陈词的是助理检察长汤姆斯.马歇尔:“鉴于本案前所未闻的恶劣情节,和作案人前所未闻的残忍手段,公诉方的立场是,对两名被告只可能有一种惩罚,即处以极刑——死刑。”汤姆斯讲了整整一个下午,几乎数遍了历史上所有判绞刑的案例。   另一位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对加维利法官说:“现在在您面前的,是两名最冷血、最残酷而又最懦弱、最卑鄙的罪犯。”他们甚至不曾给被害人勃比.范克斯反抗的机会。“他们从背后袭击勃比,那是一种完全懦夫的做法。”现在,当他们栽到了警方手里,当他们被带到法庭上受审,他们用重金聘来的律师便开始侈谈什么宽容和仁慈。“当他们用拳头在勃比的头部连击四次,又将他拖到车后座用凿子活活地戳死时,他们对勃比表现出了任何的宽容和仁慈吗?法官大人,您难道不觉得,当他们对一个活生生的男孩下了那样的毒手,如今又到法庭上乞求宽容和仁慈,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吗?”   旁听席上,呜咽和叹息之声渐起。雅各布.范克斯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离开了法庭。   “绞死他们!绞死这两个狼心狗肺的杀人犯!”约瑟夫.萨瓦其最后说,“如果我们不以法律的名义对他们处以极刑,我们便是亵渎了法律。而且,我想对您——尊敬的法官大人说一句出自肺腑的话,如果这两名被告不被绞死,以往历史上所有的那些被绞死的罪犯都会觉得冤枉。”   据说在约瑟夫.萨瓦其发言结束后的休庭期间,纳森.里奥普一改开庭以来向公众展示出的轻松、随便和无所谓,在哥哥迈克面前痛哭失声:“哦,我的上帝!……迈克,你觉得我们真的会被送上绞刑架吗?”   与约瑟夫.萨瓦其的激愤形成鲜明的对比,被告辩护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发言则非常冷静,非常学究气。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法庭内的听众们讲解当时新兴的弗洛伊德学派对人类精神状况的解释,说“精神疾病主要是指患者不可能对其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此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处理这类案子需要的是学识与理解,而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在其发言中却只是一味地煽动民众的成见和敌对情绪。   8月22日,星期五下午,当法官约翰.加维利午饭后返回时,发现刑事法庭大楼内外人山人海,几乎万人空巷,他必须左冲右突,才能上到六楼。等他终于进到了自己的审判室,加维利法官愤怒地命令法警立刻关闭大门。   用一位记者显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半个芝加哥都涌到了这里。人们是想亲耳聆听克拉任.达偌在本案中的总结性发言。   2点12分,克拉任.达偌博士站起身来。门外的嘈杂声,窗外的喧哗声,此起彼伏。克拉任讲了不到十句,便无奈地举起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法官大人……”后面的话淹没在新一轮的声浪之中。旁听席上观众们只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加维利法官厉声命令法警必须在十分钟内将整幢楼里的人们全部撤空,并打电话给芝加哥市警署署长摩根.柯林斯请求增援。克拉任.达偌又试了两次,才得以在2点40分左右重新开始。   克拉任首先谈到了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全美造成的轰动。“当一个案子激起了民愤,舆论纷纷要求严办凶手时,人们只会想到一种惩治方法,那就是死刑,而不会考虑被告所犯具体罪行的轻或重。” 随机目标(23)   克拉任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人们关于“百万美元辩护”的议论。“我们曾公开地告诉过大家,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绝不会花高价聘请专家,也不会花高价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再次公开地告诉大家,我们信守了这一诺言。”克拉任声称,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酬金标准和公诉方的专家们完全一致。“如果我方在本案中败诉,其缘由将不会是因为钱太少,而是因为钱太多。”克拉任说,如果纳森和理查德是两个穷人家的孩子,则伊利诺伊州的任何一位检察官都不会在他们承认“有罪”之后,再要求法官判处其死刑。   事实上,克拉任.达偌指出,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30岁以下的被告在承认“有罪”之后被判处死刑。“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听到的只是以血还血的呼声,我听到的只是被检察长办公室愈煽愈烈的仇恨,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援引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原始酷刑,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敦促法庭将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而无人屑于认真地去考虑本案提供的证据,考虑可资参照的史实,考虑两名被告人的年龄。”   克拉任列举了若干统计数据,列举了芝加哥历史上的90例绞刑判决,其中只有三例被告承认“有罪”。而在过去的30年里,“芝加哥共有350人被指控谋杀并承认‘有罪’,其中只有一人被绞死。”“将此人送上绞刑架的那位荣耀无比的检察官,便是我们在本案中的首席公诉人朋友。但是请注意,他的那位‘受害人’已经年满40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听到这里,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的对手。   达偌博士接着说:“在我经手过的案子中,公诉方对案情的形容无一不是‘有史以来最冷血、最恐怖、最凶残、最不可饶恕’等等等等。”“如果是一桩谋杀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血腥的。如果是一起抢劫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如果是一宗策划阴谋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险恶的。”克拉任直言,以他的经验,勃比.范克斯命案其实算不上十分残酷,虽然凶杀本身是残酷的。“可怜的小勃比实际上并没有太遭罪。从他进到车里开始,所有的一切在15分钟内就全部结束了。”   克拉任.达偌再次分析了公诉方关于二犯“谋取赎金”的作案动机,“这两个从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的孩子,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杀人?”“不,这一切不是为了金钱。这一切只是两个孩子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毫无用处,也毫无动机可言的恶作剧。”   克拉任历数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他们为了物色目标而在哈佛学校附近长时间地逗留,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出他们;他们劫持勃比.范克斯的地点就在范克斯家的视野范围之内,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四周围任何一扇窗户的后面都可能有眼睛”;他们带着尸体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区穿行将近20英里,甚至停下车来吃晚饭,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丁点儿的差错,一丁点儿的疏忽,一丁点儿的事故,甚至一丁点儿的霉运,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交通违章,都可能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所有的这一切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我所能想到的,只有《李尔王》中那个傻瓜的疯狂举动,可以与我的两位委托人相媲美。”事后,他们又跟朋友、记者,甚至警察大肆谈论此案。“没有人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做出如此蠢事。对所有这一切的唯一解释只能是,他们的神经出了问题。”“他们在本案中自始至终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正常人的行为。”   “当本案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都一一呈报法庭之后,公诉方的立场依然是,如果不绞死这两名被告,整个宇宙都会塌陷。我必须指出,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对死刑如此狂热的推崇,尽管此前曾有过上千宗比本案恐怖不知多少倍的、动机险恶的凶杀案。是的,以前已经有过了上千宗,今后也许还会有上千宗,无论这两个孩子是被绞死,还是坐牢。如果绞死他们可以阻止未来更多的谋杀,我或许会亲手将他们送上绞刑架。事实上,如果杀一真的能够儆百,我会赞同所有的死刑,只要被绞死的人不是我自己。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那些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就像它们曾经发生过一样,至少就这个话题而言。”   “我们的法律中写进了考虑减刑的变通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年龄。为什么?”达偌博士环顾四周,而后自问自答,“很简单,因为孩子们不可能对生活对社会作出和成年人一样的判断和决定。”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都知道孩子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幻想,我们都知道他们生活在梦一样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在孩子们的世界中,并非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很多孩子们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激,不懂得尊敬,不懂得负责任。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幼稚,还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弱小,还需要成年人的保护。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19岁(克拉任在这里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理查德.洛易的生日是6月,他刚刚满了19岁。也有一种解释说,克拉任指的是他们作案时的年龄——笔者注)。法律尚不允许他们签订合同,不允许他们未经父母同意私自结婚,不允许他们投票选举,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成熟,还不具备可靠的判断能力,因此,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在1924年,参加投票的法定年龄是21岁。 随机目标(24)   “我不能想象,像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醒来,换上一套干净的囚服,走上绞刑台。在那里,他们被蒙上双眼,捆缚手脚,推到活动踏板上。绞索徐徐地降下来,绕过他们的脖颈,在后面打一个结。然后,行刑者一摁机关,脚底的踏板便被抽掉。我不能想象,他们在空中坠落,又陡然被绕在脖子上的绞索止住。”   “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死刑:火烧、水煮、凌迟、分尸等等。在英国,罪犯是被吊在十字路口,让所有的人们都能看得到。……一个小偷被绞死了,结果在围观的人群中,更多的人被掏了钱包。一个杀人犯被绞死了,结果有人在前往观看绞刑的途中或回家的路上被人杀害。”   “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死刑,我们生活的社会因此而变得安全和平了吗?”克拉任.达偌悲哀地摇摇头,“没有。”   “这三个月以来,我就像是一个人站在海边,竭尽全力想要抵挡住铺天而来的大潮。我盼望着风能够停息,海能够平静。我相信它们终究会的。顺便说一句,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我知道,在这场官司中,最简单,也最能迎合民意的做法,就是对我的委托人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头脑的男人和女人们会为这样的判决鼓掌,一些心胸狭窄或生性残忍的人会为这样的判决喝彩。但是,在芝加哥,以及比芝加哥更宽更广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父母们,无数心地善良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他们看到的不光是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邻居的孩子,以及后代中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有一天,那些孩子们也会站在纳森和理查德今天的位置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现在正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您可以把这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绞索,直至他们停止呼吸。但是,假如您这样做了,您便是将您的脸转向了过去。……您也可以拯救他们,同时也拯救了现在和今后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孩子们,拯救了那些心地善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我祈求未来,祈求有一天,仇恨和残忍不再占据人们的心灵。那时候,人们将学会如何去分辨和判断,如何去理解和信任。那时候,人们将懂得,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地值得挽救。那时候,人们将懂得,仁爱与宽恕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境界。”   克拉任.达偌讲了整整三天。当他说完时,法庭中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包括约翰.加维利法官。   在后来的年代里,许多法学教授要求学生们熟读达偌博士的这篇总结性发言。   1924年9月10日,星期三,法官约翰.加维利早晨5点半就起来了,6点以前吃过早饭后,由两名警员陪同在公寓的附近散了步。听证结束后的十几天里,约翰.加维利收到了不少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的威胁说,如果法官不判处二犯死刑,他就要炸毁法庭大楼。有的则宣称,如果法官胆敢将二人送上绞刑架,他就将会被电缆线活活勒死。一天,法官出门参加一个葬礼,有人打电话到公寓通知加维利夫人说她丈夫被刺,等老太太匆匆赶到葬礼上,发现法官安然无恙。从此,加维利夫妇掐断了电话线,摩根.柯林斯署长为刑事法庭大楼增派了50名警察,为法官安排了保镖,还在他们夫妇住的公寓楼派了持枪门卫。   8点15分,约翰.加维利法官的车在一前一后两辆警车的护送下驶向刑事法庭大楼。当他步入法庭时,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以及里奥普家人和洛易家人们,已经齐齐地等在了那里。缺席的只有被害者家属,范克斯先生曾在事前通知法庭,说他们更愿意留在家里。   在法官宣布他的决定之前,他问两名被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纳森和理查德都摇头表示没有。   加维利法官在发言中指出,毫无疑问,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指控之绑架谋杀罪成立,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人证物证,以及两名被告自己的供词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综合分析了双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和相关的诊断报告之后,法官不认为纳森或理查德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或神经病,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有异于常人。法官说,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类案子的具体法律条文,但他同意克拉任.达偌博士的观点,两名被告的年龄尚小,尚不适合被判处死刑(Theyarejusttooyoungtogetthedeathpenalty)。   “本庭在量刑时选择了监禁,而非死刑,其主要的考虑,是基于两名被告的年龄。……这并不意味着,本庭将不在今后的任何案子中使用死刑,或一概地反对死刑。但本庭确信,他有权拒绝对尚未成年者判处死刑。”   加维利法官严肃地看着纳森和理查德:“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只有两起未成年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本庭不希望由他亲手将那个数字增加一倍。”在那两例中,被告方做的是“无罪”辩护。   后来,纳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道:“早知如此,我们就不需要聘请那些专家证人了,甚至连律师也不用,只消将出生证交给法官就行了。”   约翰.加维利法官最后宣布: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谋杀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无期徒刑。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绑架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有期徒刑99年。 随机目标(25)   34年后,这一判决赫然出现在纳森.里奥普自传的封面,书名就叫《终生监禁加99年》(LifePlus99Years)。   记者们在庭审结束后的第一个发现是,约翰.加维利法官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周之后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都住进了医院。据说加维利夫人是因为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审理期间受到过度的惊吓,至于法官本人,他在出院后递交给刑事法庭的辞呈中说:“在过去的六年里,由本人主持审理的六桩大案中,有三名被告被判处死刑,两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本人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有关方面根据他的请求,将加维利法官调到了民事法庭,而且只主持离婚判决。约翰.加维利法官于1939年8月去世,享年78岁。   克拉任.达偌博士后来又在名噪一时的所谓“猴子案”中免费为21岁的青年教师约翰.施柯普辩护,此人因在田纳西州一所学校的课堂上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被捕。克拉任.达偌博士于1938年3月13日去世,享年81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接踵而至的连任竞选中如愿以偿,1928年离任后又回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他曾在1940年被选举进入民主党在伊利诺伊州的执行委员会。罗伯特.科罗于1958年1月去世,享年78岁。   1924年12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和摩根.柯林斯署长联合宣布了本案中赏金的分配。各家报纸在案发初期拿出的资金仅用于购买独家新闻,所以,可供警、检两方支配的实际上只有范克斯家的5000美元和柯林斯署长后来追加的1000美元。   在总共6000美元的赏金中,《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两名记者詹姆斯.缪罗伊和阿尔文.格斯坦各获得1500美元。他们后来又因为在本案中的贡献而被授予当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那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首次获奖。   发现小勃比尸体的波兰移民托尼.曼考斯基得到了850美元,拾得眼镜的保罗.科尔夫工长获750美元,其余三名铁道信号工各300美元。   最后的500美元发给了一位名叫勃纳德.亨特的巡夜人。5月22日,案发第二天的凌晨1点30分左右,勃纳德看见一辆车沿格林坞路南行,在快到49街处慢了下来。车后座上的一名男子将身子探出车外,扔了一件什么东西。勃纳德马上走过去,借着昏暗的街灯在地上摸索了很久,终于在路边干涸的水沟里找到一把带血的凿子。   15名警、检方的有功人员获得了上峰的口头表扬。同时受到表扬的还有福兰克.布莱尔,在杰克逊公园附近的小河沟里找到那台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的潜水员和嘉可夫.温司顿,奥蒙.珂宜光学公司某分店的经理。事后,该公司总裁奥蒙.珂宜亲自写信给报社表示不满。信中认为,嘉可夫.温司顿前后花了整整36小时,查阅了所有5 4万张单据才找出了眼镜的买主,该雇员理应获得比口头表扬更高的奖赏。   判刑次日,1924年9月11日,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递解到地处芝加哥西南远郊的约利埃州立监狱,开始了他们的铁窗生涯。入狱第一年,两个人都生了一年的病。有一段时间,外界传言说理查德真的疯了。一年之后,他们习惯了在水泥台子上睡觉,习惯了在桶里大小便,习惯了被关禁闭时只有水和面包的一日三餐。1931年,纳森和理查德携手开办了监狱学校,为其他犯人教授不同题目不同层次的课程,后来又创办了狱中图书馆。   1936年1月26日中午,理查德在监狱的澡堂里被同监犯人基米.德袭击。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澡堂里只有理查德和基米两个人。理查德身受重伤,血流如注。狱方以最快的速度召集到了10名医生,但终究未能挽救他的性命。三小时后,理查德.洛易死在了手术台上,年仅30岁。   理查德是被剃刀活活割死的,他的身上一共有50多处刀伤,最深、也最长的一处从左耳下方划过脖子,几乎割断了他的咽喉。纳森后来在《终生监禁加99年》一书中写道:“他的全身上下,身体和四肢,到处都是伤口。他身上最大片的完整皮肤还不足六英寸。”而且,在理查德咽气后数小时,其尸体一经挪动,仍流血不止。   基米.德说,他杀死理查德是正当防卫,因为理查德企图对他性骚扰。但同监的其他犯人却反映,基米其实早就对理查德怀恨在心。当时的监狱发给犯人们的月津贴是每人3美元,洛易家每月给狱中的儿子寄去50美元,理查德便拿了这些钱收买人心,其间不免厚此薄彼,也就招来了一些人的嫉恨。基米其人形容猥琐,行为下作,虽然常常为了几个钱上赶着巴结,但理查德很不愿意理睬他。天长日久,便酿成了祸端。因为证据不足,基米.德最后被无罪开释。   理查德死后,纳森的日子更加难熬。他在监狱里又学了12种语言,选修了不少医学方面的函授课程,包括当时很时新的X光技术,并写完了自传。1953年,纳森.里奥普依法申请假释被驳回。四年之后,纳森再次申请,并写信给当时的伊利诺伊州州长。这一次,假释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他的请求。   据说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临终之前转变了他对纳森.里奥普的强硬态度,并准备写信给假释委员会替纳森请愿,但终因健康的缘故,未能成就。   1958年3月13日,一个风平浪静而又春寒料峭的早晨,杰克逊公园一座没有名字的桥上聚集了大约四五十人。20年前的这一天,克拉任.达偌博士谢世。后来,他的骨灰就是从这座桥上洒进了下面的湖水里。湖水经过一条小河与不远处的密执安湖汇合。克拉任.达偌的传记作者亚瑟.韦伯代表众人将一只花环抛向湖中。那天的湖面实在是太平静了,花环在原处滞留良久,才非常缓慢、非常不情愿地依依而去。 随机目标(26)   几乎同一个时刻,在距离杰克逊公园西南约35英里的约利埃,52岁的纳森.里奥普跨出了州立监狱的大铁门,自1924年5月29日,罗伯特.科罗检察长的两名警探将他“请”到拉撒尔酒店后,第一次获得自由。纳森那天穿的是请监狱里的裁缝们缝制的蓝色西服和花呢大衣,口袋中揣了一共639美元。根据由他亲笔签名的现金收讫单,其中有狱方发给被释放人员的公共汽车交通费1美元,和出狱后第一周的食宿费25美元,还有613美元是纳森自己在狱中的积蓄。   据几天后《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计算,从那把罪恶的凿子插进勃比.范克斯的头颅,到纳森.里奥普离开监狱的高墙,已经过去了33年275天又18小时。   纳森在监狱门口向等候在那里的几十名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为了躲避媒体的滋扰,纳森出狱的第二天,即在家人们的安排下飞往波多黎各,从此再没有回过美国本土。他先在一所医院的X光室工作了两年,同时就读于波多黎各大学并获取了一个硕士学位,而后到该校教书及从事医学研究,其间还出版过一本《波多黎各鸟类》。1961年,纳森娶了当地一位医生的遗孀,原巴尔的摩市民政部工作人员楚迪.德奎尔达女士为妻。10年后,1971年8月30日,纳森.里奥普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67岁。                                         *第二部分   安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在她14岁那一年。邻居家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几星期后便撒手人寰。安妮和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十分熟悉,她们相互认识是因为上的同一所中学。一时间,街坊、同学,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说,那病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有的说,那病绝对没治,谁染上都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说,就连医生和专家们也不知道那病缘于何物,或来自何处。那种绝症的名称便是白血病,也叫血癌。       小城故事(1)   安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在她14岁那一年。邻居家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几星期后便撒手人寰。安妮和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十分熟悉,她们相互认识是因为上的同一所中学。一时间,街坊、同学,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说,那病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有的说,那病绝对没治,谁染上都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说,就连医生和专家们也不知道那病缘于何物,或来自何处。那种绝症的名称便是白血病,也叫血癌。   21年后的1971年,安妮已经成了安德森夫人,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再次听到的“白血病”这三个字,是医生对她儿子病情的诊断。   吉米.安德森是安妮和乔尔斯的小儿子。那年一月,他和他的哥哥姐姐同时病倒,而且具有相同的感冒症状:咳嗽,流鼻涕,低烧。几天后,两个大孩子基本痊愈了,但三岁的吉米却始终不见好转。他脸色苍白,身上出现好几块紫血斑,而且胃口越来越差,体力也越来越差,到后来只能终日卧床。安妮和乔尔斯把孩子带到了当地医院的唐纳德.麦克林大夫那里。   吉米的情形使麦克林大夫十分不安。苍白,紫斑和低烧不断,这都是血液病变的临床症状。麦克林大夫怀疑到了白血病,但他没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安德森夫妇,因为白血病非常罕见,每年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低于十万分之四。那天是星期六,麦克林大夫仍安排实验室在当天下午化验吉米的血样。“等结果出来就清楚了,”他对安妮和乔尔斯说,“四点以后给我打电话。”   当乔尔斯.安德森依言拨通医生的电话时,麦克林大夫的声音显得异常沉重:“恐怕你儿子的血液出了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才能做结论。”仍旧只字未提白血病。麦克林大夫说,他已经为吉米.安德森预约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主任约翰.杜鲁门大夫,时间是两天后的星期一上午。   马萨诸塞总医院是波士顿地区最大的医院。杜鲁门主任为吉米.安德森做了骨髓穿刺化验,发现其中枯萎状白血球(blastcell)的比例高达32%。这类白血球分裂繁衍极快,但还等不及充分地发展和成熟便业已开始枯败萎缩。毫无疑问,吉米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那天下午,安妮.安德森和丈夫一起坐在杜鲁门主任的办公室里。她记得那天特冷,从窗玻璃斜射进来的阳光显得特别刺眼。当听到那令她极其恐怖的“白血病”三个字时,安妮觉得她的心脏猛地抽紧,之后,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复存在,只有飘浮在阳光中的尘埃在她眼前不停地飞舞旋转。杜鲁门主任的声音变得非常遥远,仿佛从太空深处徐徐传来。   杜鲁门主任说,今后的四周至关重要,他将要对吉米实施药物和化学综合治疗。病情好转的把握相当大,但也有10%的几率发生意外。最大的危险其实并不在白血病本身,而是来自任何可能的感染,因为化学疗法在杀死血液和骨髓中的癌细胞的同时,也将大大降低肌体的免疫能力。随便一点小小的疾病,哪怕只是非常轻微的感冒,也可能致命。   杜鲁门主任说,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时,儿童白血病还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不治之症,小患者们一般在诊断后数周内死亡。最近的两年里,白血病的治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药物和化学的综合治疗法也称圣尤德疗法,是由位于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市圣尤德儿童医院研究而成的。如果吉米.安德森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个月的疗程,他在今后五年里存活的可能性将高于50%。   至于病因,杜鲁门主任坦诚地说,他不是很清楚。有研究者发现,核辐射和某些化学物质,如苯等,导致急性骨髓细胞白血病,但那和吉米的情况不是一回事。因为已经证实某些动物,如猫、牛、鸟等所患的白血病是由病毒引起,一些研究者也正在试图找出人类白血病与病毒的联系。   安德森家居住的小城名叫沃伯恩,地处波士顿以北约12英里,人口3 6万。沃伯恩历史上以鞣皮制革著称,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前后曾拥有过20多家皮革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皮革厂在外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下倒闭。到20世纪60年代末,只有位于城东阿波卓纳河西岸的J.J.瑞勒厂还在生产皮革。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沃伯恩市有关当局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和93号高速公路之间规划开发了一片空地,命名为“工业公园”。那片50多公顷的区域里除了几家制造业小厂外,还有联合第一服装厂和跨国公司W.R.格拉斯新建的一座食品机械厂。   安德森家是在1965年搬来沃伯恩的。在这之前,他们住在波士顿一套小小的公寓房里。安妮儿时的好友卡.格莱和她的丈夫在沃伯恩买下了一栋房子,他们喜欢那儿离波士顿不远,又能尽情地享受本应属于乡间的原野、山林和河流。安德森夫妇去格莱家玩过几次,便认定沃伯恩也是他们理想的安家之处。   安妮和乔尔斯挑选的房子在城东南的派茵街社区附近,阿波卓纳河流到了这一带变得比较宽阔起来。那年2月,当吉米.安德森从马萨诸塞总医院掉光了头发回到沃伯恩后,邻居们带了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前来看望。一位妇女告诉安妮,在她居住的格里格街上,有两家人家的孩子也患了白血病。其中拿戈尔家的儿子在化学治疗后恢复得还算不错,但是另一个男孩,佐纳家的迈克,却一直是病病恹恹的。 小城故事(2)   安妮.安德森和那两位母亲通过几次话,又见过几次面。她思前想后,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这三起发生在方圆不到半英里之内的病例只是偶然的巧合。她和周围的人们谈,和约翰.杜鲁门主任谈,但众人只是礼貌地倾听、点头,谁也没有认真考虑她的想法。   如此悠悠地过了两年多,1973年6月,沃伯恩城东南的又一个小男孩被送进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2岁半的凯文.卡恩和他的父母以及三个哥哥姐姐住在亨利路,从他家的后门越过沼泽地便可看见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派茵街和安德森家在橘子街的红砖平房。杜鲁门主任对凯文的诊断和吉米.安德森一模一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安妮.安德森是从卡.格莱那里听到凯文.卡恩的。那年暑假,卡14岁的儿子揽了一份每天早晨在亨利路送报纸的活儿。安妮记得卡在电话上说:“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挂断电话,安妮找出一本笔记本,开始写她的第一份患者名单。她详细地记下孩子们的姓名、地址、年龄和生病的大致时间,她再次思索这四个孩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吸入的空气和喝下的水是一样的。”多年后,安妮.安德森对律师们说,“水质一直很差。我当时以为里面会有什么病毒,和白血病有关的病毒。那水喝上去怪怪的,看上去怪怪的,闻起来也是怪怪的。到了夏天就更糟糕了,根本就没法儿喝。每个周末我母亲从桑蒙维尔过来串门,我都请她捎点儿水过来,大约三夸脱(约合3 5升——笔者注),那就是我们喝的水。其他的时候,只要能用比如咖啡的味道,或者橙汁的味道压过水里的怪味,我们就用自来水。水很厉害,毁坏了我们的洗碗机,整个门全被腐蚀了,关都没法儿关,只好换一扇新的。里面盛盘碟的筐子也锈得不成样子。厨房和卫生间水槽底下的管道总是漏水。所有的自来水管都关不严,一直在滴滴答答地滴水。我们往往是这儿的毛病还没有修好,那儿又开始坏了。”   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们见面总爱谈论天气一样,安妮的街坊们见面时总是在谈论水。而且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对水质仍旧是束手无策,就像对天气一样。   1961年,当卡.格莱一家人搬到沃伯恩时,水还是好好的。到1965年安德森家搬来的时候,味道就变了。记得在沃伯恩的第一个夏天,安妮问卡:“你是不是也觉出了水的味道不对?还是我自己的味觉出了问题?”   后来人们想起,水质的变化始于1964年10月,沃伯恩市新钻的G号水井正式启用的时候。在这之前,沃伯恩一共有六口老井,分布在城市的中西部,按英文字母从A到F排序。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六口老井的水不够用了,有关部门便决定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J.J.瑞勒皮革厂和“工业公园”之间凿了这口G号井。三年后,当夏季供水再次成为沃伯恩市的一大难题时,与G号井相距仅300英尺的H号井也破土动工,并于当年投入使用。   1967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卫生部下令关闭G号井和H号井,理由是,“自从两井启用以来,自来水中的细菌含量一直超标”。经市政府再三交涉,州卫生部最后同意他们继续使用这两口井,条件是,必须长期对井水进行氯化处理,即加入漂白剂。   从G号井和H号井抽出的水虽然进入了沃伯恩市的整个供水系统,但主要是供应城东。氯化处理在1968年4月正式开始实施,那年的春夏两季,市政府不断收到市民们关于水质的投诉。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称“水的气味闻上去和纯漂白剂完全一样”。而市政府的工程师们却反反复复地告诉居民们,水的质量肯定没有问题,作为饮用水绝对安全。   但是,市民们更相信由自己的感官得出的结论,他们在1969年春天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以敦促市长下决心永久性地关闭G、H二井。请愿书于是年8月递上去,10月,当夏季的供水高峰期过去之后,市长关闭了两口井。次年春夏之交,工程师们再次开井取水,市民们再次投诉请愿……从此,G号井和H号井时开时关,陷入了似乎永无休止的循环往复。   1975年9月,吉米.安德森旧病复发,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安妮每天到病房陪伴,也时常在那里过夜。那是11月的一个不合时宜的温暖傍晚,安妮独自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注视着窗外暮色笼罩着的波士顿。一位老妇人从近旁的病房踱出来,满脸凄凉。她也在窗前站下,目光也注视着窗外,不知是对安妮还是对自己喃喃而语:“刚才一个孩子死了,白血病。”   安妮没有答腔,甚至没有移动目光。她太累了,心力交瘁。她自己的吉米也正在死于白血病,使她无暇顾及别人的感情,也无力施舍同情和眼泪。   老妇人并未注意到安妮的冷淡,继续着自己的絮叨:一个小男孩,其实还只是一个婴儿。没有任何先兆,突然就病了。听说他家住在沃伯恩,姓里莱。   1976年10月,安妮.安德森从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那里听说,冬娜.卡能4岁的儿子罗比被新英格兰医学中心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冬娜家住在城北,那里的水质也不好,但比城东强多了。冬娜家一向不宽裕,吃不起现成的牛奶果汁和其他饮料,冬娜就买来大袋大筒的奶粉和浓缩果汁等,回家用水兑了喂儿子。有时水里的怪味实在太重,孩子不吃,冬娜就放到炉子上热一热,去去味儿。罗比自小体质就差,磨人不说,家里还欠了一屁股的医药费。丈夫卡尔先是三天两头地不着家,后来干脆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不久就和冬娜离了。 小城故事(3)   从此,安妮和冬娜常来常往,相互交流经验和心得。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起,守护着彼此的病孩子,给对方送去无言的支持,也从对方获取心灵上的慰藉。   1979年春,沃伯恩警署奉命调查一起乱扔垃圾废料案。一夜之间,184桶工业废料突然出现在离G号井和H号井北面不足半英里的“工业公园”附近。虽然警方始终没有抓到乱扔废料者,也没有查到废料的具体来源,但案子报到了马萨诸塞州环境部,工作人员马上赶赴现场,对包括G、H二井在内的周围环境进行取样分析。   5月22日,分析结果送到了负责东北地区的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的办公桌上。10分钟后,麦科尔主任让秘书接通了沃伯恩市政府的工程师,他在电话上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两口井水均已被严重污染,其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商业上叫做TCE,一种用于溶解油类和脂肪的工业溶剂,以及较低浓度的其他四种污染物,包括四氯乙烯,另一种工业溶剂。这两种溶剂都被国家环保署列为“可能的”致癌物。   安妮.安德森并没有特别地在意刊登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的关闭G、H二井的消息。文章花了大量的篇幅敦促市民们在即将到来的夏季厉行节水,因为市长已严令禁止各家各户洗车浇园子。记者在文中只含糊其辞地提到了一句“性质不明的污染物”。   基拉德.麦科尔主任亲临沃伯恩查看那184桶工业废料。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桶里装的都是已变质失效的聚氨酯树脂,其成分与两井中的污染物全无干系。那TCE,或三氯乙烯,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市政府有一位工程师名叫托马斯.摩宁,住在城东的伍德街,距G、H二井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当麦科尔主任和他闲聊时,托马斯谈到了他的邻居图梅一家。图梅家的三个孩子长期患皮疹,每年要往医院的皮肤科跑好几趟,而且不管用什么药都不见效果。图梅夫人玛丽怀疑是水的问题,因为他们家的水管被腐蚀得很厉害,总漏。   1979年8月,G号井和H号井关闭后三个月,图梅家最大的孩子——其实是老二,老大已于几年前丧身车祸——10岁的派特病倒了。和当年的吉米.安德森一样,当地医生查出他的血液有问题,便将他送到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约翰.杜鲁门主任为他做了骨髓穿刺化验,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所有白血病种类中最为致命者。   那年9月10日,安妮.安德森接到卡.格莱的电话,卡只在电话上说了一句:“快看今天的报纸。”《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的大标题是《城北发现砒霜池》。一位名叫查理.瑞恩的年轻记者报道说,今年7月,一支施工队在一片已关闭多年的化工厂废墟上挖掘出了一处废品池。池深五英尺,面积一公顷。池内的污染物包括大剂量的砷(砒霜)、铅、铬和微量的其他重金属。当年,这家名叫麦瑞.马克的化工厂除了生产制革用的化工品外,也生产以砒霜为基体的杀虫剂。废品池里还有皮革厂扔弃的动物皮毛和残骸等物。文章说,专家们认为,极微量的砷便可能致癌,而金属铬则历来被认定与肺癌和呼吸道癌有关系。文章说,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些有毒物品是否已经污染了一英里以南的G号井和H号井,但有确切消息称,两井的关闭是因为:“水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或TCE,一种工业溶剂。”   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也看到了这篇报道。他后来回忆说:“就在那一刻,安妮.安德森这些年来跟我说起过的那些话显现出了真正的意义。”安妮一直认为,孩子们的白血病源于那可疑的自来水。她先是在家里和丈夫说,日久天长,乔尔斯听腻了,他很不耐烦地打断安妮的话,说这么多专家学者都搞不清楚的问题,你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凭什么妄下结论?安妮只得去找好脾气的扬格牧师说。   第二天,扬格牧师打电话给安妮,说他拟好了一个计划,准备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请所有在过去的15年里有孩子被诊断为白血病的家长到三一圣公会教堂参加一个调查性的会议。G号井启用于1964年,到现在正好15年。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有30多人来到圣公会教堂开会。扬格牧师向与会者们分发了一份由马萨诸塞总医院的一名护士帮助起草的关于白血病的问卷。调查结果,一共有12起儿童白血病例。扬格牧师买来一张沃伯恩地图,按12处地址画上记号。12个孩子中有8人家住沃伯恩城东,彼此间最多不过半英里的距离,其中6人在派茵街附近,差不多就是隔壁邻居。   扬格牧师带着这张地图到马萨诸塞总医院登门拜访约翰.杜鲁门主任。牧师问:“15年中出现12起病例——也许还有更多——这算不算‘异常高发区’?”   杜鲁门主任答:“毫无疑问。”   其时,查理.瑞恩又在《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调查文章。据披露,州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70年代中期,沃伯恩死于癌症的人数在五年内上升了17%,其中以白血病为最高,肾癌其次。但是,文章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证明,癌症发病率的剧增是否与城北发现的含毒废料有关。”   布鲁斯.扬格牧师读完这篇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沃伯恩每日时报》,告诉查理.瑞恩他和安妮.安德森关于儿童白血病“异常高发区”的发现。1979年12月12日,查理.瑞恩发表了第三篇头版调查文章《找寻儿童白血病的答案》。 小城故事(4)   与此同时,约翰.杜鲁门主任也将“异常高发区”的发现报告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该中心遂派出专家,与马萨诸塞州卫生部联合组团,到沃伯恩的市民中,特别是那12个患者家庭,进行调查研究。   不久,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之邀,安妮.安德森与布鲁斯.扬格牧师专程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参议院的“公共事务与环境委员会”作证。安妮在她简短的发言中说:“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也为朋友、熟人和其他的孩子们担心。我们的左邻右舍无一不生活在每时每刻的恐惧之中。”安妮的最后一句话被印成大号铅字,当作了第二天《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标题。   冬娜.卡能在沃伯恩只认识一位律师,就是当年替她办理离婚的律师。1980年7月,冬娜接到律师的电话。当时,冬娜的儿子罗比已经病入膏肓,律师问冬娜可曾考虑过通过法律程序为孩子讨个公道,冬娜说不曾。律师说他自己并不十分精通伤亡索赔,但是如果冬娜有兴趣,不妨找波士顿的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试试。   冬娜拿不定主意。按照一般的常识,打官司总是牵扯到一大笔法律费用,以冬娜的处境,她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冬娜找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牧师说,向律师咨询咨询应该不要紧的。   冬娜于是往里德—缪里根事务所打了电话。一周后,乔.缪里根开着他的白色卡迪拉克如约来到沃伯恩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扬格牧师给他看了那张地图,给他讲了和约翰.杜鲁门主任的会晤,以及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进行的调查。“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饮用水,”乔.缪里根后来说,“这样的案子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是,告谁?向谁去讨赔偿?扬格牧师说,国家环保署正在着手调查污染物的来源,等他们的报告出来,一切都自会清楚了。   乔.缪里根离开时带走了扬格牧师收集的有关报刊剪集,并请牧师安排他与患者家属见面。   扬格牧师让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个家庭。但由于各自的原因,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律师打交道。   在8月底的见面会上,乔.缪里根向众人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务所,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倾听大家的议论。其间有人问到了费用,乔说,同意请他的事务所做代理的家属将会签署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律师的报酬为赔偿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收到赔偿以前,家属们不必付钱,也不必支付办案所需的任何花费。   到9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签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纳、卡恩和图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恶化,安妮打电话向沃伯恩消防队要急救车送吉米去马萨诸塞总医院。当工作人员把孩子放上担架时,一位消防队员问安妮:“你儿子的大夫是约翰.杜鲁门主任吗?”   安妮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鲁门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记得曾经在那些会议上见过他,便问:“你是?”   “乔恩.里莱。”   想起来了。那是五年前的那个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告诉安妮,一个名叫迈可.里莱的小男孩刚刚死了。   不到一个月,1981年1月18日,星期天,14岁的吉米.安德森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当班的护士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一直陪伴在这里。母子俩都显得疲惫不堪。吉米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在此之前,乔尔斯因为不堪家庭的重负,已经与安妮母子分居。   同年年底,在熬过了精疲力竭的五年之后,冬娜家9岁的罗比.卡能也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一年,一个6月的下午,冬娜.卡能提着一桶牛奶到戴摩拉超市退货。她那天早晨刚买的奶,中午打开却发现已经变了质。   另一位在“顾客服务处”柜台前排队的男人手里也拎了一桶同样的奶。男人大约30来岁,一脸憔悴。他和冬娜相互看看,笑道:“奶坏了?”   冬娜点点头。   男人又说:“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没工夫对付这种差事。我刚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陪儿子。”   “非常抱歉。”冬娜说,“他怎么了?”   “白血病。”   两个人站在超市门口谈了半个多小时。男人名叫理查德.奥费诺,卡车司机。他的儿子嘉洛德今年刚3岁。奥费诺家也住在派茵街附近,离安德森家只消步行三分钟。临别时,冬娜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人聊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冬娜听说,嘉洛德.奥费诺死了。   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奥费诺夫人劳拉打电话给嘉洛德就诊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告诉值班护士说嘉洛德一直在昏睡,叫都叫不醒,她很担心。护士问孩子发不发烧,劳拉说不。护士说不必担心,“明天一早送过来就是了。”   星期一早晨,劳拉还是叫不醒嘉洛德。她伸手试了试儿子的鼻息,已经非常非常微弱。夫妻俩慌了,他们赶紧开车沿93号高速公路朝波士顿疾驰而去。快到桑蒙维尔的时候,怀抱着嘉洛德的劳拉突然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哦,上帝!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没气儿了。”理查德把车停靠在路边,开始嘴对嘴地给儿子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经太晚了。 小城故事(5)   上中学的时候,简恩.希莱曼从不曾想过要学法律,尽管父亲说他合适当律师,因为他特别擅长于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在马萨诸塞大学,简恩读的是哲学。1972年毕业后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然后一起去了罗得岛州,妻子在那里的一所学校念研究生。哲学系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简恩开始向研究生们兜售人寿保险。因为口才好,半年就卖出去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保险,但他还是不喜欢这份工作。适逢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丑闻被媒体爆炒,简恩索性呆在家里,天天守着电视机看国会的调查听证。三个月看下来,便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又在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做了一阵,接触到了一些民事官司,简恩更觉得自己应该朝这个方面发展。这时候,他们夫妻感情已经开始恶化,年轻人又容易头脑发热,吵了两架就闹离婚。简恩遂离开罗得岛,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法学院。   从法学院出来,简恩先在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工作了小一年,专办与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关的案子,处理诸如电话公司的违章操作和与客户的纠纷等等。他生性讨厌与政府部门的官僚打交道,也不耐烦只给那些名律师们打下手干杂活儿,连在法庭上说句话的机会也捞不着,便想着要自己开事务所,接案子。大城市里僧多粥少,简恩决定先到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开始自己的事业。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几个州转了一圈下来,简恩最后落脚在了一个叫做纽勃利港的渔村。   事务所开张一年多,简恩.希莱曼只接到了一些诸如遗嘱、离婚、酒后肇事之类的案子,而且入不敷出。正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时,洛尔.伊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洛尔说,他的独生子,3岁的斯图尔特,五年前淹死在他家近旁的一个废弃的石料坑里。那天是星期六,他和妻子都在制鞋厂上早班,就请了孩子的祖母临时过来照管。祖孙俩在后院玩了一会儿,老太太进厨房拿点东西,出来孩子就没影儿了。后来在石料坑里找到时,斯图尔特脸朝下浮在一汪脏水中。石料坑是一个建筑公司施工后留下的,经过一个雨季就成了水凼。孩子出事的第二天,那家建筑公司派来几辆推土机把坑给填平了。伊顿家已经请过一位律师,律师也向法院递过状纸,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不久,老太太便过世了。几年来,洛尔不时地给律师打电话,最后一次律师劝他算了,说老太太一死,没了目击者,案子就更难办了。但洛尔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简恩.希莱曼接了这个案子。这是他接到的第一桩“真正”的案子,需要录证词、请证人、上法庭,需要挑选陪审团、对对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还需要准备开场发言和总结性发言,等等等等。简恩雇来摄影师乘直升机从空中拍摄肇事现场的图片,又根据当地报社提供的线索,从外州找到出事当天曾到现场采访过的记者,还请了医生和土木工程师等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到七个月后正式开庭时,简恩已经为本案花费了1 5万多美元,而且拖欠了数月的房租和秘书的工资。   简恩在开场发言中指责建筑公司渎职,没有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填平石料坑,或修筑篱笆将水凼围起来,或竖立昭示牌告诫人们小心。被告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律师,根本就没把乳臭未干的简恩放在眼里,他一上来甚至矢口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坑。八天的诉讼下来,当简恩提交了一件又一件的证据,传唤了一个又一个的证人之后,对方妥协了。庭审的最后一天,法官将双方律师召到法官席前,说被告方提出调停,表示愿意支付7 5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了结此案。简恩说他需要征求一下委托人的意见。   在法庭外的楼道里,一位工作人员把简恩叫到一旁,忠告道:“一个醉鬼把车开进了人家的园子,撞死人家的小孩,才赔了2万。7 5万不少了。”   但是,在经过了大半年的辛勤工作后,简恩.希莱曼着实想听听陪审团的裁决。他如实地告诉了伊顿夫妇对方的提议,然后说:“我感觉我能赢。”   洛尔说:“我们听你的。”   双方的总结性发言在午饭前结束。当陪审员们在审议室进行审议时,简恩在楼道里来回踱步,紧张得吃不下饭。陪审团只用了1小时15分钟便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裁决:25万美元赔偿,外加5万美元利息!按协议,简恩提成三分之一。   简恩用这10万美元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给秘书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又去裁缝铺里定做了几身像样的西服。简恩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重返大都市的条件,遂向波士顿的几家专事个人伤病赔偿案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求职信,其中就有里德-缪里根。但是一连数月都没有人搭理他。   就在简恩等着的时候,碰上了一桩大案子。一位纽勃利港商人开着他新买的单引擎飞机“派普箭”号,带着三个朋友去大西洋赌城度周末,回来的路上就出事了。飞机一头栽进纽约长岛的海滩,四个人无一生还。其中一位女士不久前刚离婚,4岁的儿子跟了前夫。孩子的爸爸与简恩的秘书在酒吧里邂逅,聊起这件事,说他准备请一位律师代表儿子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的老板就刚好是你所需要的律师。”简恩的秘书说。   简恩.希莱曼正开始着手这件案子,便接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说收到了他的求职信,问简恩是否愿意到波士顿一叙。 小城故事(6)   接待简恩的是事务所的大老板巴瑞.里德。他把简恩带到培根山庄一家极高档的意大利餐馆,这里经常有州长、市长和各界社会名流出入。在跟着侍者穿过厅堂时,巴瑞不时地停下来与熟人握手、寒暄。巴瑞正在他名气的巅峰,他写的一部小说《裁决》刚被好莱坞改拍成电影,50多岁的巴瑞本人也长得不亚于一位电影明星,依然健硕的身材,依然浓密的波浪式鬈发。电影在波士顿拍摄期间,当地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巴瑞在司法界和文艺界的种种传奇。现在,他又跟简恩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些故事。简恩心里纳闷,这位老板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   两个钟头过去了。签单的时候,巴瑞.里德仿佛突然想起一样,说哦,那起飞机失事案中有两名遇难者的家属刚和我们签了约。“派普箭”的主人生前为乘客投保了上百万美元,只要我们能证明他在出事之前有违章操作,保险公司就得付七位数字的赔偿金。听说还有一位家属委托了你?我看咱们这么办,孩子。你把案子转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付给你一笔不菲的报酬。你就等着拿钱,什么事也不用做。你可以去忙你手头别的案子。   “我手头没有别的案子。”简恩.希莱曼很固执地说,“如果你真有兴趣,咱们可以合作。”   两人又争执了一番,见简恩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巴瑞.里德说:“OK,你搬到我的事务所办公。我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给你挪出个角落。”   简恩.希莱曼开始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上班。巴瑞.里德在路过会议室时会不时地探头看一眼“孩子”在做什么。通常在巴瑞上班时,“孩子”早已经到了,在巴瑞下班时,“孩子”还没有走的意思。偶尔,“孩子”也会消失几天,回来时总是兴高采烈地向巴瑞炫耀他的新发现。就这样,简恩从大西洋城的赌场带回了商人的信用卡收据,证明在星期天晚上6点驾机起飞之前,他一直在喝酒,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调控中心带回了失事前的通话录音,说明商人当时已经丧失了判断力,调控员指示他右转时,他却向左转,他马上道歉说:“Iamsorry。”然后就是一片尖叫声,然后,“派普箭”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过了三个月,案子递进了法院。保险公司接到法院的通知后立即打电话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双方谈判的结果,被告方同意按最高投保额付赔。   巴瑞.里德对这个结局非常满意,他告诉他的合伙人乔.缪里根:“这孩子就像一只猎犬,一旦咬住了猎物,打死都不松口。”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乔.缪里根在下班前邀请简恩.希莱曼到附近的酒吧喝一盅。两个人端了酒在角落的火车厢里坐定,乔对简恩说:“我们还有很多不错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希望由你来办。”   第二天,一只文件夹放在了简恩在会议室的“办公桌”上。文件不厚,不足一英寸。封面上写着:沃伯恩案。   简恩.希莱曼第一次到沃伯恩时,距五家人家与乔.缪里根签订合同已经八个月。会晤的地点安排在安德森家里。吉米刚刚病故不久,安妮看上去苍白而憔悴。简恩花了两个多钟头向他的委托人们解释说,几个月工作下来,他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提起诉讼。他已经查阅了所有能够弄到手的有关资料,包括不久前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提交的调查报告,但是,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G号井和H号井中污染物的来源,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被告方应该是谁;二、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那些污染物会导致白血病。   简恩离开安德森家时心里充满了内疚。在开车回波士顿的路上,简恩总忆起理查德.图梅说的一句话:“我们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我们只是要讨个说法。这么多的孩子病了,死了,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恩想,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是爱莫能助。这个案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庞大了,太复杂了,也太昂贵了。我力所不能及。   在这之前,乔.缪里根已经指示秘书将安妮.安德森和冬娜.卡能的电话转给简恩.希莱曼。很快,留言条叠成了高高的一摞。简恩强迫自己不去看它们,也不去想它们,强迫自己若无其事地埋头于其他的案子。   一个秋天的下午,安妮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拧开车里的收音机。WRKO台的主持人请来了两位律师作为嘉宾,回答听众的提问。安妮把收音机开在那儿,也没有认真去听,但突然,她听到了简恩.希莱曼的声音。其时,安妮刚刚拐进一家超市的停车场,又匆匆忙忙地退出来,以允许驾驶的最快速度直驰家中。安妮推开房门,冲进厨房,抓起墙上的电话。   “我想问希莱曼先生一个问题。”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请讲。”主持人的声音。   “如果律师不回你的电话,你该怎么办?”   “等等,”简恩.希莱曼说,“我知道这个声音。是安妮吗?”   “简恩,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但从来找不到你。”   简恩当即答应,明天一定给安妮去电话。   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个人伤亡赔偿案的原告方从事发之日起三年内若不提起诉讼,便算做自动放弃。按官方的算法,沃伯恩案的起始日期为1979年5月22日,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那天。 小城故事(7)   转眼到了1982年,简恩.希莱曼知道他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打算放弃,就得亲自去沃伯恩对委托人们当面说清楚。如果准备起诉,则必须在5月22日之前把状纸递到法庭。   简恩选择了前者。   2月的一天,简恩.希莱曼来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的三一圣公会教堂,这是他与患者家属们的第二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会晤。”简恩对自己说。   临来之前,他在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兼好友凯文.康威问:“当你从沃伯恩回来时,所有有关沃伯恩的档案都可以封存入库了,是吗?”简恩点点头,说:“是。”凯文一直在规劝简恩放弃沃伯恩案,他形容沃伯恩案就像一个“无底黑洞”,无论扔进去多少钱都几乎见不到任何动静。   简恩向他的委托人们重复了一遍上次讲过的那些话:没有被告人,没有科学证据……“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答案。”然后又说起了斯图尔特.伊顿的案子。那么简单的一个案子尚花去了简恩七个月的时间和一万五千多美元。简恩无奈地摇摇头,说你们的案子确实太棘手了。   众人无语,等着律师起身与他们握手言别。这时候,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扬格牧师说话了:“假如我告诉你我能弄到一笔钱呢?”   简恩心想,一场诉讼的花销可不是靠教堂的募捐和义卖就能筹到的。   扬格牧师继续说,就在那天下午,他接到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的电话,一个新成立的民间法律机构——律师公益协会——获得了一笔赞助基金,想请参议员办公室替他们寻找一个有代表性的环境污染方面的案子,肯尼迪参议员便想到了沃伯恩。参议员的秘书当即安排扬格牧师和律师公益协会执行主席安东尼.罗思曼的三方电话联席会议。一切都没有问题,安东尼说,但是,他不能插手别的律师正在办理的案子。   这简直是天作的巧合!简恩.希莱曼详细地询问了电话会议的细节,告诉众委托人他将尽快与安东尼.罗思曼取得联系,向对方表明他的合作意向。   安东尼.罗思曼40多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卡特政权期间曾任司法部有害物品处处长,其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简恩与安东尼一拍即合。两个人通话的第二天,安东尼即从华盛顿飞抵波士顿。双方讲定各自承担一半的花销,律师公益协会拿三分之二的报酬,另外三分之一归简恩和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安东尼还指派他的一名助手专事查阅收集与本案相关的污染物的科学及医学资料,安东尼自己则通过关系获得了尚未正式定稿的国家环保署关于沃伯恩污染物来源的调查报告,其中列举了G号井和H号井周围方圆一英里内的几家工厂,但是对污染物的具体来源并未作明确的结论。   安东尼又请来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地下水污染及有害物品研究专家乔治.平德尔。平德尔教授对各种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井水中的三氯乙烯,即TCE,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位于两井北面的W.R.格拉斯公司食品机械厂,二是阿波卓纳河西岸一块属于J.J.瑞勒皮革厂的约15公顷的空地。J.J.瑞勒的母公司即总部设在芝加哥的比却斯集团,它和W.R.格拉斯当时都在全美500强公司中名列前茅。也就是说,它们都非常有钱。   5月14日,离起诉的最后期限还差八天,简恩与安东尼代表沃伯恩的一共八户白血病患者及家属——后来又有三家人与事务所签订了合同——向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提起诉讼。为避免路上耽误,简恩亲自将起诉书送到法院。起诉书上说,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下属企业排放的有害化学废液污染了原告的生活用水,其中浓度最高的TCE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可导致一些严重的症状如头晕、厌食、动作不协调,以及肝脏病变和癌症等等”。污染的自来水“造成了该社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造成了五名儿童的死亡,并损害了其所有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   5月底的一天,比却斯集团派人将沃伯恩案的起诉书送给了波士顿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庭审部主任杰罗.费歇尔。60出头的杰罗瘦小精明,脾气古怪,已经灰白的鬈发剪成极短的平头。在过去的20年里,杰罗还一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庭审实践》(TrialPractice)课。   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占据了国务街60号摩天大楼中的10层,但杰罗却只拥有一间与他身份不相称的小小的办公室。事务所几次提出给他换间大一点的,都被杰罗谢绝了。他用不着大办公室,因为他并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只是每天早晨来这里取取邮件,听听电话留言,然后就消失在了他的不知哪一处“藏身之地”。其中之一是在21层走廊尽头,一扇大铁门的背后。铁门里面是一间巨大的灯光暗淡的储藏室,这里那里堆放着成箱成架高及天花板的行将销毁的过期资料。杰罗在房间中央用三张桌子拼成了一张大办公桌,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甚至蔓延到了旁边的一张沙发上。每当杰罗接到了案子,他就这样孜孜不倦地蜷缩在这些故纸堆中,每小时收费数百美元,每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到目前为止,杰罗.费歇尔一共在法庭上打过60多场官司,绝大部分都赢了。经他手的更多的案子则是在正式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在谈判桌上调停解决。这也难怪,有人讲,民事诉讼的要旨实际上就是双方坐下来谈条件。若能谈成了,至少可以节省一笔上法庭的费用。 小城故事(8)   杰罗.费歇尔的手头通常都有三四十个齐头并进的案子,他也有若干固定的大公司主顾,比却斯集团便是其中最大、也最富有者。然而这一次,杰罗却没有把沃伯恩案放在眼里。他听说过好几起这种与环境污染有关的伤病索赔案,一开始声势浩大,引人注目,因为都是些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时髦案子,很招记者们的青睐,但到后来却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不过,既然人家送来了起诉书,总不能不予理睬。杰罗遂派了事务所的一位年轻律师,他从前在哈佛的学生尼尔.雅各布去沃伯恩的J.J.瑞勒皮革厂“跑一趟”。尼尔回来后起草了一份针对起诉书的复函,杰罗.费歇尔匆匆读过一遍之后便OK了。   代表另一方被告W.R.格拉斯公司的,是波士顿佛雷-侯格尔-埃利奥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威廉.契士曼。与杰罗.费歇尔不同,威廉当即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W.R.格拉斯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士要求“全公司自上而下都必须高度重视此案”。公司在纽约的总部于收到法院通知的次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强烈谴责”起诉书中对他们的“不负责任和不公正”的指控。   事实上,W.R.格拉斯并不是第一次卷入类似的纠纷。一年多前,马萨诸塞州的另一个小镇阿克顿也曾状告W.R.格拉斯污染了他们的地下水,但涉及到五个孩子的人命官司就是完完全全另一回事了。而且,沃伯恩案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媒介广泛的兴趣。就在简恩亲自去法院递交起诉书的第二个星期,《波士顿环球报》即进行了报道。紧接着,当地两家电视台派记者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专访简恩.希莱曼。对于W.R.格拉斯这样的500强公司来说,真正要命的是,那些触目惊心、极具煽动性的大标题足以把本案炒成一桩丑闻。   威廉.契士曼面对沃伯恩案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把这个令人生厌的案子扼杀在萌芽阶段。这是威廉的拿手,也是他在事务所的声誉所在。到目前为止,威廉接手的案子中只有四起上了法庭,因为他总能使用一些聪明的手段迫使原告方撤诉。   威廉很快便了解到,W.R.格拉斯在沃伯恩的食品机械厂始建于1960年,现有职工100多名。该厂生产的食品包装机械——用塑料保鲜膜包装各种肉类的机器——只用于W.R.格拉斯内部的几家肉类加工厂。   食品机械厂曾于60年代初期定购过一桶55加仑,合250升的TCE,供手工擦拭较小的金属部件之用。工人中可能有人把使用过的溶剂泼洒在了厂房后面的空地上,一次顶多一茶缸。据厂子里的技术人员讲,这样的排放量根本不可能污染半英里外的两眼水井。   在W.R.格拉斯送给威廉的资料中,还有一盘简恩.希莱曼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录像带。屏幕上的简恩两眼直直地盯着摄像镜头,很铿锵有力地说:“首先,我们要求这些公司对患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的赔偿,要求他们停止排放化学废料,要求他们治理已经造成的污染。”简恩还说,有证据证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自建厂以来的20多年里,一直在排放未经任何处理的化学废液。   威廉.契士曼看着看着便忍不住地想乐,他觉得这个名叫简恩.希莱曼的年轻人果真是稚嫩得很,言谈举止一点儿也不专业,一点儿也没有一个律师应有的派头。威廉想,我要是给这小子一个下马威呢?让他知道知道应当怎样和W.R.格拉斯这样的大公司打交道。威廉于是提笔给简恩和安东尼写了一封咄咄逼人的信:“你们最好现在就撤诉,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敦促有关方面驳回此案。而一旦我们有所行动,你们不仅必须支付我们所有的开销,还必须按照我们的收费标准支付律师费用。”   信发出去了,原告方一直没有回音,法院也没有撤诉的通知。威廉.契士曼等到10月,等来了简恩.希莱曼一份长达52页的问卷。上百个问题囊括了食品机械厂从内部体制到操作程序的方方面面,不仅要求被告方律师在30日之内答复,而且所有的答复还必须受到誓言的约束。也就是说,如与事实有出入,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威廉.契士曼当然是无心回答这种愚蠢的问卷了。他按部就班地开始实施已经构想好了的第二步方案,“采取必要的措施”——反起诉。在他起草的《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中,威廉写道:“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作为原告的沃伯恩家庭、地下水中发现的污染物和作为被告的两个公司之间有任何关连。”第一,在医学和科学的文献里查找不到有关TCE或自来水中的其他污染物可能导致白血病的依据,这一点在全国疾病防治中心和国家环保署的两份报告中均有明确的陈述。第二,国家环保署的调查报告中并没有将W.R.格拉斯和比却斯集团列为污染物来源。如果这两家权威性的国家机构尚无定论,试问简恩.希莱曼和安东尼.罗思曼在起诉书中的结论从何而来?   威廉.契士曼这一动议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程序条例》中的第11款,该款要求杜绝那些“无意义的和不负责任的诉讼”,后者指的就是证据不足的起诉。所以在业内人士中,这类动议一般又称为“第11款动议”。   写完后,威廉.契士曼打电话将动议的内容通知了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的尼尔.雅各布,并请他转告杰罗.费歇尔。在威廉看来,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既然是联合被告,就应该尽可能多地互通情报互相合作。而且威廉对杰罗的名声早有耳闻,有了这样的盟友,无疑又增加了几分胜算。 小城故事(9)   并非所有的沃伯恩白血病患者都是儿童。1980年夏天,35岁的罗伦.加马齐也被诊断出了白血病。罗伦和他的老婆孩子住在派茵街社区,和佐纳家只隔了一个门。罗伦一开始并不知道打官司的事,直到1982年4月,简恩和安东尼准备把案子递到法庭前的一个月,一天晚上,佐纳夫人登门拜访,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到原告方阵营,罗伦说他愿意。   几个月后,秋天,罗伦8岁的儿子央求父亲带他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去看布鲁恩熊队的曲棍球比赛。整个赛季的球票已经全部售出,而罗伦只有两张票。他打听到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手里有两张和他联座的票,便想着要拿出两张紧俏的凯尔特队篮球赛票去和瑞勒先生交换。   罗伦打电话到皮革厂时,杰克.瑞勒正在开会。散会后看到秘书交给他的电话留言,杰克立即认出了罗伦.加马齐的名字。他很奇怪罗伦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找他做这种交易。他对秘书说:“你约个时间请他来一趟。”   罗伦来了。杰克.瑞勒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我,你为什么一边在起诉我,一边又要跟我换球票?”   “起诉你?”   “不错。”见罗伦满脸的疑惑,杰克又问:“你不是患有白血病吗?”   “是呀。”罗伦更疑惑了,心想瑞勒先生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联名控告J.J.瑞勒皮革厂的几户原告之一。也许你还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现在是比却斯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罗伦.加马齐惊呆了,过了好半天才说:“我只是不希望市政府重新开启那两口水井,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再喝那种脏水,如此而已。”   “那两井该死的水本来就不适合饮用和家用,它们只够工业用水的标准。J.J.瑞勒皮革厂一向都对排放的废料进行了很好的处理和治理,所以你看,周围那么多的皮革厂都关门了,只有我们还在这里。”杰克说着把两张球票递给了罗伦。   待罗伦离去,杰克打电话告诉尼尔.雅各布说:“这家伙连他起诉的对象都不知道,显然是律师在煽动他们闹事。”   几天后,尼尔.雅各布给威廉.契士曼回电话,说杰罗.费歇尔的意思,他们不便参与威廉提出的“第11款动议”,但作为盟友,愿意向威廉提供一个可能有用的情况。尼尔讲述了杰克.瑞勒和罗伦.加马齐交换球票的事,说:“也许可以在你的动议中增加一节‘起诉教唆’。”   “起诉教唆”是指某些律师以花言巧语诱骗不明真相的委托人参与打官司。威廉.契士曼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从理论上讲,杰克和尼尔之间的谈话受律师、委托人保密协议的约束,不得透露给原告方。所以威廉在动议中使用了一些闪烁其辞的文字,诸如:“我们有非常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指控。但受律师-委托人保密协议的约束,目前尚不宜提交法庭”云云。   当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接到沃伯恩案时,他的案头上还堆积了500多件其他的案子。56岁的司肯纳法官也是从哈佛大学法学院出来的,与大多数的同学和校友一样,毕业后就留在了波士顿。虽然在接手之前,司肯纳法官对分派给他的许多案子知之甚少,但沃伯恩案却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在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本案的消息,还在电视的晚间新闻上看到了简恩.希莱曼答记者问的镜头。   瓦尔特.司肯纳对威廉.契士曼送来的“第11款动议”很有兴趣,因为这是他当法官9年来接到的第一份“第11款动议”,也因为他和其他的法官们一样,长年受诸多“无意义的和不负责任的诉讼”——在同僚之间被叫做“垃圾案件”所累,因而感触颇深。但《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写得太长了,就像佛雷-侯格尔-埃利奥律师事务所起草的其他法律文件一样。司肯纳法官只匆匆地翻过一遍,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起诉教唆”一节。   “第11款动议”使简恩.希莱曼大为光火,他操起话筒就和威廉.契士曼吵起来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通话。   “简直莫名其妙!什么‘起诉教唆’,那纯粹是对我个人的攻击和诬陷。”简恩嚷嚷道。   “你的那份起诉书才是对我委托人的攻击和诬陷。”威廉的声音显得异常冷静,但却是火上浇油。   “听着,混蛋,你现在就撤消动议。”   “除非你撤消诉讼。”   简恩“砰”地挂断电话,仍兀自气得直喘。凯文.康威从没有见到过他这副德行。“少见的混蛋!”简恩还在嚷嚷,“要是法官听信了他的胡言,我就会被吊销律师执照。”   安东尼.罗思曼专程从华盛顿赶来商量对策,因为司肯纳法官在他下达的指令中明确要求简恩或安东尼在关于“第11款动议”的听证中出庭作证,并接受被告方的交叉取证。   毫无疑问,威廉.契士曼切中了他们的要害,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就在两个人冥思苦想而始终不得其要领之时,凯文.康威出了一个点子,他建议在法庭上转移视线,把法官的注意力引到关于“起诉教唆”的指控上,因为威廉.契士曼没有可以提交法庭的“明枪”,而法官们向来是不喜欢“暗箭”的。   1983年1月6日,星期四,一个阴霾的冬日。午饭后,简恩、安东尼和凯文一行三人走进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民事庭,在原告席上坐定。和他们一起到庭的还有事务所的两位老板巴瑞.里德和乔.缪里根,以及五六位同事。被告席上也坐了三个人,简恩都不认识,但他听出了一位40多岁蓄长发者的口音,那是曾和他在电话上交过锋的威廉.契士曼。另外两位,简恩猜想,应该是代表比却斯集团的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了。 小城故事(10)   司肯纳法官先和杰罗打过招呼。他俩的交往始于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代,迄今已30余载。“费歇尔先生,你也对这个案子有兴趣?”   “我代表一方被告。”杰罗欠欠身,又补充一句,“但这并不是我的动议。”   “就我个人而言,”司肯纳法官开始说,“我对‘第11款’兴趣匪浅。事实上,鉴于大量的‘垃圾案件’侵吞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税收,我认为律师们应该更经常地、更充分地使用这一条款。”   简恩起身道:“我想提请法官大人注意动议中的一个章节,在‘起诉教唆’的条目下。契士曼先生称他有‘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起诉教唆’?”司肯纳法官有些迷惑,“是哪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谈话?”   “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委托人是比却斯集团,J.J.瑞勒皮革厂的母公司。”   果然,法官拿过动议翻阅了一阵,然后说,“我对‘不宜提交法庭’的东西不感兴趣。让我们继续进行‘第11款动议’的听证。”   “但是,法官大人,”简恩还不想就此罢休,“你觉得如果我戴着‘起诉教唆’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罪名,我还有资格代表我的委托人吗?我还有资格站在这里和你说话吗?……在我们继续进行之前,我要求被告方或者公开事实,或者收回指控。”   司肯纳法官叹了一口气:“费歇尔先生,你愿意公开你们和委托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吗?”   “所谓‘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是他的措辞,”杰罗.费歇尔指指威廉.契士曼,“不是我的。不过如果法官大人希望的话,我可以再和我的委托人核实一下。”   “你可以在外面的楼道里找到公用电话。”   杰罗耸耸肩。他其实并没有想现在就去核实,但既然法官如是说……杰罗转身缓步离开了法庭。   “好,让我们继续进行‘第11款动议’的听证。”法官又重复了一遍,“这场听证要搞清楚的问题十分简单:原告方到底掌握了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足以对被告方提起起诉?现在请契士曼先生向原告提问。”   威廉.契士曼站起身来,翻开手里的笔记本,就仿佛准备传唤证人一样。   简恩.希莱曼抗议道:“我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就必须依法回答所有的提问,如此一来,便不可能在本案中作为律师代表我的委托人了。”   “契士曼先生将要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希莱曼先生,并不会影响你继续为你的委托人工作。”   一番争论之后,简恩向法官建议道:“我们可否变通一下,由法官大人你来向我们提同样的问题?”   “契士曼先生,你意下如何?”   威廉.契士曼犹豫片刻,很不情愿地带着他的笔记本朝法官席走去。简恩听见他对司肯纳法官说他的字迹很潦草,两个人接下来就威廉预先拟定的问题讨论了很久。简恩禁不住暗自得意,因为他看得出来,司肯纳法官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果然,法官照着威廉的笔记本提了几个问题后,便问众人在休庭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   “最后一点,”简恩说,“我想费歇尔先生已经和他的委托人谈过了。”   杰罗.费歇尔早就回到了法庭,并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暂时无法提供新的情况,他们都出去吃午饭了。不过我可以再和他们联系。”   两个星期后,瓦尔特.司肯纳法官做出裁决:“原告方的起诉乃基于与本案有关的间接证据,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起诉基础的某些证据尚待发展和收集。因此,本法官裁定,‘第11款动议’不适用于本案,并就此否决被告方《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   此后的一年半里,简恩.希莱曼把沃伯恩案搁在了一边。他很忙,挣了很多钱,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先是巴瑞.里德揽来了一桩饭店失火案,一位商人在火灾中丧生。简恩主动请缨接了这个案子。他的助手中自然少不了凯文.康威,还有一位新近加盟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比尔.克诺利。他们聘来全国有名的专家,花了1 5万美元制作准备在法庭上展示的各种照片、图片和模具模型等等,他们把肇事饭店的律师和保险公司请到一家高级酒店协商调停。三天的谈判结束后,简恩.希莱曼拿到一张面额225万美元的赔偿支票。   巴瑞.里德取走了报酬中的绝大部分,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出席任何一场谈判。余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由简恩、凯文和比尔三个人分。当《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电话采访时,巴瑞就此案侃侃而谈,把所有的功劳据为己有。   “你至少应该提到我的名字!”简恩读完报道后找到老板的办公室。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简恩.希莱曼在里德-缪里根的职业生涯,凯文和比尔也和他一起辞职。   三个人新开张的律师事务所就叫希莱曼-康威-克诺利。他们在联邦法庭大楼附近租下一套办公室,把从饭店失火案中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室内装修和购置高档办公家具。简恩还要求秘书每天向花店定购鲜花。开张那天,100多位同行登门助兴,巴瑞.里德和乔.缪里根也带着他们的夫人们前来祝贺。   除去各种各样的开销和打点,三个人囊中所剩无几。一向谨小慎微精打细算的凯文.康威成了事务所的把门人,每一件案子都须先经凯文过目,由他判断胜诉的可能,并决定是否受理。所以一开始,他们只接了一些小案子,大都是病人告医生医院的,收入不多,倒也不愁温饱。但是这种小打小闹根本就不对简恩的脾气,他生性喜欢大手笔,玩的就是高投入,高回报,自然也少不了高风险。他盯上了一桩已经被两家大事务所拒绝受理的案子。 小城故事(11)   一位名叫保尔.卡立的年轻人在车祸中受伤后住进医院,医生告诉他只消十天半月便可痊愈,结果保尔在病床上躺了五个多月,出院时成了只能靠轮椅代步的残疾人。   简恩花去了足足半年的时间和20多万美元,总算搞清楚了保尔的案子。保尔在车祸中伤在头部,而后全身严重浮肿,医生给他开了甾醇类药物,这本是治疗浮肿的常规方法,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当浮肿因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而加剧,持续不见消退时,医生未能及时对感染作出诊断,只是一味地加大甾醇类药物的剂量,而且连续使用三个星期,大大超过了规定的用药期限。据相关的医学文献报道,大剂量长时间地服用甾醇类药物,将导致骨质疏松败坏,特别是髋骨。   和饭店失火案一样,简恩包下一家高级饭店的会议室,请医院的律师和保险公司坐下来谈判。不出两个回合,原本一毛不拔的保险公司主动提出愿按最高标准支付10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被简恩拒绝了。   消息在业内圈子里传得飞快。有相识的律师们在大街上叫住简恩,问他这一切是否属实。等到被证实后,有人摇头表示惋惜,有人则直言不讳地骂简恩是天字第一号的笨伯。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简恩为区区一桩医疗事故案投入了二十几万美元的风险资金。   保尔.卡立伤残案的庭审一共进行了15天。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当简恩.希莱曼开始他的总结性发言时,法庭内座无虚席。和简恩的新老同事同行们一起在旁听席上就座的,还有一位人称“毕特大叔”的银行家,简恩花出去的二十几万美元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毕特大叔”的本名叫乔治.甫里格,波士顿银行副总裁。自从简恩拒绝了保险公司的100万美元报价后,毕特大叔茶饭不思,总觉得自己的那一大笔贷款很可能就此打了水漂。   陪审团进到了审议室里。简恩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来到法院,在审议室门外的走廊里坐立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简恩想到了他的声誉和事业,想到了那些在大街上骂他愚蠢的律师们,也想到了保尔.卡立。这时的保尔正坐在轮椅上,和简恩一样苦苦地等候着陪审团的裁决。   第三天下午,审议室那两扇厚重的、似乎将无限期地关闭下去的大木门终于打开了。陪审团认定医生和医院“玩忽职守”,裁决院方赔偿保尔.卡立470万美元!   正当简恩.希莱曼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卡立伤残案中时,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两位教授完成了对沃伯恩白血病的研究。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在1981年春天,安妮.安德森和布鲁斯.扬格牧师应邀参加了公共健康学院的一次研讨会。该学院的摩文.泽拉伦教授听了他们的发言后颇有感触,便和一位同事一起着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   在长达153页的研究报告中,两位教授写道:“综合考虑所有的事实,我们认为可以肯定,G号井和H号井的水污染造成了当地居民中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两井之水与该地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份报告后来被通称为沃伯恩案中的“哈佛健康报告”。   《波士顿环球报》就此研究发表了题为《沃伯恩白血病与水污染有关》的报道。简恩.希莱曼深知,虽然他们的案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光有“哈佛健康报告”是绝对不够的,他和安东尼.罗思曼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卡立伤残案结案后一星期,简恩还沉浸在名利双收的喜悦之中,便接到威廉.契士曼向法庭提交的第二份动议,《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自从“第11款动议”被否决以来,威廉一直没有闲着。他先是走访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两位世界知名的血液病专家,其中之一的詹姆斯.柬德尔博士新近刚刚完成了他的《血液学教程》一书中的白血病章节。柬德尔博士重新查阅了有关白血病的医学与科学文献,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TCE会引发白血病。当威廉向他们问及国家环保署为何将TCE列为致癌物时,两位专家非常权威地回答说,国家环保署此论的依据得自动物试验。严格地讲,动物试验的结论不可以生搬硬套到人类,因为两者的代谢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威廉.契士曼在新的动议中引经据典,并再次敦促司肯纳法官驳回沃伯恩案,“因为TCE导致白血病之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其实,威廉.契士曼“即速裁决”的真正动机是再清楚不过了。沃伯恩的白血病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像摩文.泽拉伦教授一样的“管闲事者”,还会出现多少类似于“哈佛健康报告”的研究专著?   威廉曾在电话上和杰罗.费歇尔谈起过他草拟的“即速裁决动议”,但是和上次一样,杰罗对此不感兴趣。   收到“即速裁决动议”之后,简恩.希莱曼立即投入了工作。安东尼为他推荐了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免疫学专家亚伦.列维博士。列维博士曾多次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案子中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他对沃伯恩的白血病一案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长期摄入低浓度的TCE可以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使癌细胞得以繁衍与扩张。   这种理论令简恩耳目一新,但有没有具体的方法证明这一论点?列维博士说,他认识哈佛大学的洛博特.科尔文教授,一位免疫病理学家,他的实验室专事长期监测器官移植病人的免疫系统。但是,列维博士警告说,做这种试验非常昂贵,而且,他也并不能确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小城故事(12)   简恩大手一挥,做!他请亚伦.列维博士当即打电话给洛博特.科尔文教授。   科尔文教授知道“哈佛健康报告”,也听说过沃伯恩的白血病案子。他问列维博士想做哪些试验,列维博士答曰,淋巴细胞计数和系列T细胞化验。淋巴细胞计数即检测体液中的白血细胞数量,这种相对简单的试验在一般的实验室里都能做。但系列T细胞化验就比较复杂了。T细胞的学名全称为胸腺产生细胞。所有的T细胞都非常貌似,但生理作用却各不相同。比如T细胞H的功能是鉴别侵入人体的病毒、细菌和癌细胞等,T细胞K负责向这些有害的群体发起攻击,而T细胞S则在有害群体被消灭之后及时抑制T细胞K的行动,以免破坏其他正常细胞。要将人类免疫系统中的所有这些T细胞逐一分辨开来并非一件易事,而且系列T细胞化验指的是一组实验,并非一个单一实验。科尔文教授使用了在当时极为尖端的激光技术。   其后的一周里,作为原告方的所有28名患者家属全都抽取了血样,科尔文教授将每个人的血液化验了两遍。等结果出来了,列维博士对简恩解释道:“简单地说,科尔文认为,这些人的免疫系统中有超乎正常数量的T细胞K,也称杀手T细胞(K即Killer,杀手的意思——笔者注)。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体内存在有致癌物,逼迫其肌体分泌合成出大量的T细胞K,以与这些入侵者对抗。而那些死于白血病的孩子们,则是在这场对抗中被致癌物击倒或拖垮了的牺牲品。”   列维博士还查到了三篇医学文献。第一篇是一份关于干洗店的研究报告。干洗店也是经常使用TCE的地方。在对330名干洗店职工的调查中发现,几种不同癌症的发病率远高于正常人群,而白血病的发病率更高出150%。另外两篇为动物试验论文,其作者认为,TCE破坏了骨髓中的血液再生细胞,从而引起病变。   现在,简恩的手里有了“哈佛健康报告”,有了列维博士的理论,有了科尔文教授的血检结果,还有那三篇相关的医学论文。虽然这一切还远不能称作TCE引发白血病的科学依据,但足以对被告方的“即速裁决动议”发起反击。在简恩向法庭提交的辩护状概要中,亚伦.列维博士亲自执笔写下了一段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井水中的TCE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当地居民一系列严重病变,包括免疫系统功能失调和白血病。”   状纸递上去的第四天,司肯纳法官驳回了威廉.契士曼《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   许多年后,简恩.希莱曼回忆说,如果不是威廉.契士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各种动议,他恐怕早就听信凯文.康威的忠告,放弃沃伯恩案了。威廉的那些动议一开始总是搅得他心烦意乱,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其他案子,像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地去走访专家,查找资料,在证据日臻完善的同时,也使自己在这个“无底黑洞”中越陷越深。简恩说,他一直到后来才悟出了杰罗.费歇尔的功夫和修炼。倘若威廉也能像老谋深算的杰罗似的,不急不躁,不动声色,对案子不闻不问,能不碰就不碰,沃伯恩案最后很有可能就和其他几桩环境污染引起的伤病索赔案一样,历经长年累月的无人问津不死不活之后而自生自灭。   1984年8月,司肯纳法官宣布,暂定在第二年的5月份开庭审理沃伯恩案。   接到消息后,凯文.康威提醒简恩.希莱曼说,虽然他们的事务所在本案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用于验血的数万美元,但是从原则上讲,沃伯恩案仍然是律师公益协会和安东尼.罗思曼的案子,因为根据当年签订的协议,律师公益协会将收取全部报酬的三分之二。简恩懂得凯文的言外之意,他还是希望简恩就此罢手。别的不说,据亚伦.列维博士的建议,简恩应当聘请各方面的医学专家——神经病学家、心脏病学家、毒物学家、内科学家等等——对所有的28名原告作全面彻底的体检。凯文.康威说得不错,沃伯恩案确实是一个“无底黑洞”。面对这样一个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时间和金钱的庞然大物,谁不会想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那年秋天,简恩应邀列席律师公益协会在威斯康星州缪瓦克市召开的年会,顺便带去了沃伯恩案的初步预算:在开庭之前还需要将近50万美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安东尼和简恩坐在一家酒吧的吧台前,安东尼说:“董事会今天开过会了。鉴于沃伯恩案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由你和你的事务所做的,我们决定把整个案子转让给你们。至于律师公益协会已经做过的一些早期工作,在事成之后收取12%的酬金,你觉得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简恩还想继续干下去,从今往后他就将是孤军作战。   威廉.契士曼发现他的委托人W.R.格拉斯公司没有跟他讲真话。国家环保署调阅了沃伯恩食品机械厂的进货记录,该厂实际上前后共进过四桶55加仑的TCE,而非原来说的一桶。而且据职工们反映,大约10年前,厂子里的一位经理曾让工人们将六只装过废液、包括TCE的铁桶埋在了厂房后面的地沟里。国家环保署责令W.R.格拉斯挖出那六只铁桶,《沃伯恩每日时报》的一位摄影记者拍得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人们从照片上看到,一台起重机正吊起一只锈迹斑驳、被挤压得歪扁不成形的大铁桶。 小城故事(13)   威廉想,完了,单凭这一点,任何陪审团都会对W.R.格拉斯公司作出“有罪”的裁决,以及上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   虽然以前的两项动议均被驳回,但这并不能阻止威廉向法庭提交第三项动议。事到如今,撤诉就免谈了。在国家环保署的调查报告中列举的若干企业里面,还有一家使用TCE的,那就是与食品机械厂毗邻的联合第一制服厂。该厂生产各行业的职工工作服,需要用TCE清洗布匹等物。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承认,他们曾误排过一次废液。   也许不止一次,威廉想。   威廉于是提笔写下了《关于联合第一制服厂应被列为沃伯恩案联合被告的动议》。如此一来,便有了三家,而不是两家来分担今后的赔款或罚金。而且,也大大地增加了原告方的工作量,因为简恩必须一个一个地调查核实,收集各方被告的证据。   这一次,司肯纳法官批准了威廉.契士曼的动议,简恩.希莱曼对此也毫无异议。但被威廉强拉进来作陪葬的联合第一制服厂却不乐意了。作为联合被告,联合第一制服厂本应与W.R.格拉斯和比却斯集团合作,现在却调转枪口,给了威廉.契士曼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代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哥德温-普洛特-霍尔律师事务所私下里与简恩谈成了一笔交易,愿以150万美元的赔偿费换取原告方对其撤诉。双方商定首期付款40万美元,余者分五年付清。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简恩把原告方的几户人家请到他的办公室。众人欣然接受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调停方案,也认可了简恩的提议,将这第一笔钱作为继续打官司的基金。   案子正式开庭以前,有一段被律师们称为“摸底”的调查期,即原被告相互查验对方可能提交法庭的证据,传唤对方可能出庭的证人,并向对方索取某些必要的资料。   理查德.奥费诺是第一位被“摸底”的原告兼证人。198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理查德和妻子劳拉起了一个大早,他们要在上班的时间赶到波士顿的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到了那里之后,简恩.希莱曼请劳拉在办公室里等候,他和凯文.康威一起陪着理查德去不远处的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在一间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他们见到了代表两方被告的杰罗.费歇尔和威廉.契士曼。   杰罗先提了一些有关奥费诺家健康方面的问题。   “你们的医生是否说过你们有免疫系统功能失调的问题?”   “没有。”理查德答道,“但当我儿子死的时候,医生说,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殆尽。”   杰罗翻阅着嘉洛德.奥费诺的病历:“这里提到他的死因是伤寒,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嘉洛德的直接死因确实是伤寒。但医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对白血病的化学治疗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这种小小的感染本不至于致孩子于死命。理查德说:“他一直好好的,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刚刚三个月,就死了。”   杰罗点点头,说:“你是说,在他被诊断出白血病以后,一开始,治疗是很有成效的,你们都感到非常乐观。但他突然病倒,马上就死了?”   “是的。”   “他死在医院里了?”   “不,在93号高速公路上,我正在开车。”   杰罗.费歇尔以前并不知道这些细节,所有的惊讶都写在了他的脸上:“你是说,嘉洛德死在了去医院的途中?”   “他死在93号高速公路上,”理查德又重复了一遍,“快到桑蒙维尔的出口。我们赶紧拐下高速公路,找到就近的一处消防站……”理查德说不下去了,眼泪簌簌地往下掉。他端起水杯一饮而尽。凯文.康威则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一时间,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杰罗.费歇尔总爱对他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说:“对于一个律师而言,有的案子是不可能输的,而有的案子,也许是不可能赢的。”现在,杰罗想,我面对的恐怕就是一个不可能赢的案子。原告方一共有八户人家,也就是说,有八个揪人心肺催人泪下的故事。用不着任何想象力便可以想得到,听了这样的故事,慢说是陪审团里的大叔大婶们,恐怕连法官也会伤心落泪。杰罗想,我应该竭尽全力阻止原告们出庭作证,尽管这很难做到。   对原告中11位成年人的“摸底”耗去了整个一个月,简恩.希莱曼一次不落地出席了所有的听证会。现在,轮到他传唤被告方证人了。简恩决定,先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下手。   保罗.沙林是该厂负责安全生产的部门主管,有13年的工龄。但经过两天共12小时的听证之后,简恩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否认和回避。保罗甚至说他不知道被国家环保署责令挖出的那六只废液桶是怎么回事。他在撒谎,简恩想,但我迟早会把真话从他嘴里给逼出来的。   第二位证人叫托马司.巴勃斯,食品机械厂的油漆工。简恩请他来是因为,机械部件在刷漆之前需用TCE清洗,所以厂里的TCE都由油漆车间保管。托马司承认在1961年他刚参加工作时,曾往厂房后面的排水沟里倒过TCE废液,“后来我向老板建议,先把废漆和废液集中在桶里,再采用合法的方式一起处理掉。”   “你告诉沙林先生不应该把废液泼在地上?”简恩问。 小城故事(14)   “是的。”   “巴勃斯先生,你是否参与过在厂房后面的土沟里掩埋那些废液桶?”   “没有。”   “你是否知道这件事?”   “除了后来在报纸上读到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管把废漆和废液装进铁桶里,至于如何处理,那不是我的事。”   4月初,食品机械厂负责收货的仓库保管员奥尔.拉维来到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他告诉律师们他家住在沃伯恩城东的派茵街社区。他和托马司.巴勃斯一样,1961年就进厂了。在调到仓库之前,他一直是油漆车间的清洗工。奥尔根据公司律师威廉.契士曼的旨意,尽可能简单扼要地用“是”或“不是”回答简恩的提问,而不可多言多语添枝加叶。   当被问及有谁参与过在厂房后面处理那些废液桶时,奥尔吞吞吐吐地道出了两个名字:约.默洛和托马司.巴勃斯。奥尔不愿意打小报告,他和托马司从小就认识,但他更不愿意撒谎。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先把桶里的废液倒进沟里。”   “什么沟?”   “排水沟,一直通往一条小溪。”   简恩话题一转:“你在城东住了多久?”   “19年。”   “你有孩子吧?”   “八个。”   “一个大家庭。”简恩点点头,笑了,“当你听说两口井被污染,一定很担心,是吧?”   威廉.契士曼举手表示抗议。   简恩换了一种说法:“你担心家人的健康吗?”   威廉再次提出抗议。   “你的家人中有没有谁得过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   威廉对简恩提出的所有这类问题都表示抗议。奥尔始而大惑不解,继而大为反感。他不顾威廉的阻止,一口气回答了简恩所有的提问:“是的,我非常担心家人的健康。我最小的儿子心脏有毛病,我的一个女儿流过产,还有一个孙女一生下来就有生理缺陷。”   奥尔.拉维吃不好睡不好,他思前想后好几天,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安德森家的门。奥尔和安妮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安妮问他是否愿意单独找简恩.希莱曼谈谈,奥尔说愿意。   第二天晚上,简恩应邀来到拉维家。奥尔告诉简恩,厂里有谣言传出来,说到70年代初期,总共埋掉的废料桶有50多只。奥尔还说,他知道托马司.巴勃斯没有讲真话,因为他亲耳听见托马司和一位名叫弗兰克.凯利的工长谈起过埋在土沟里的废料桶。奥尔最后说,已经跳槽的电气技术员诺波特.帕奎里拉也知道这些事。   诺波特.帕奎里拉说话很快,还喜欢不时地重复一些词句:“没错,就是我亲自扔掉的。对,我亲自扔的。艾狄.俄拉任,装配线的工长,让我把那些废液都倒进沟里。都倒进沟里。那一带简直是寸草不生。我当时并不知道那玩意儿有毒。我有时候用它清洗零件,你知道,清洗零件。每次用过之后手都翻白了。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叫什么。我不懂化学。不懂化学。”   “三氯乙烯。”   “对,就是它。就是它。”   “那托马司.巴勃斯呢?”   “托马司.巴勃斯呢?他往沟里倒油漆的稀释剂。”   “但他说他从没干过这些事。”   罗伯特嗤之以鼻:“他干了好多年。好多年了。”   很明显,保罗.沙林和托马司.巴勃斯都在听证会撒了谎,而且W.R.格拉斯公司也对国家环保署撒了谎。按照联邦政府的法律,对国家环保署隐瞒实情者犯法。简恩.希莱曼相信他有足够的理由请政府有关部门出面进行调查。他带着奥尔.拉维一起去了检察机关。   一个星期后,威廉.契士曼打电话给简恩:“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再次传讯托马司.巴勃斯。他说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事,他记得他曾经把桶里的废液倒进了排水沟里。”   保罗.沙林的记忆也恢复了,他承认在威廉向原告方律师提交的物证中,有一张字条是他亲笔所书。这张日期为1973年9月30日的条子上写着:“截至九月份,共使用三氯乙烯150加仑。”如此说来,简恩在心里估算道,至少在1974年以前,该厂每年使用大约四桶55加仑的TCE。十多年累积下来,应该有50多桶,与“谣言”的说法完全一致。50多桶!足以污染G号井和H号井!简恩想,这就叫做铁证如山了。   对W.R.格拉斯的“摸底”持续了整整六个月。1985年7月,应双方律师的请求,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批准将开庭日期推延到第二年的2月18日。   要说W.R.格拉斯已经够难对付的了,J.J.瑞勒皮革厂更是难上加难。全厂自上而下,从老板到员工,竟无一人肯在摸底会上透出丝毫口风。杰克.瑞勒矢口否认起诉书上所有的指控,既不承认曾经使用过TCE,也拒绝提供任何形式的记录——化学配方、定货单、发票等等,说是因为没有地方存放,所有这些单据均已被销毁。   指控J.J.瑞勒皮革厂的关键,是厂房和阿波卓纳河之间那片15公顷的不毛之地。简恩.希莱曼曾经去过那里,亲眼看见了大约10来个已经生绣的55加仑铁桶,也闻到了那股子略带甜腻的化学溶剂的气味。简恩还在州卫生部查到了一份日期为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当时州卫生部接到周围居民的投诉,说皮革厂附近老是有一种难闻的怪味,遂派了环境卫生工程师A.C.博尔得前去调查。博尔得和杰克.瑞勒一起顺着一条小路走到了那片空地。博尔得后来在报告中称:“地上的淤泥中动物毛发随处可见,从毛皮上刮下来的肉扔得到处都是,有的离阿波卓纳河只有几英寸。”博尔得要求杰克.瑞勒立即进行清理,杰克说这是他的地盘,他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于是向他指出,”博尔得写道,“不管这块地皮属于谁,对空气和河流造成污染都是与本州的现行法律相违背的。”杰克最后勉强同意清理。 小城故事(15)   这份报告使简恩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请来私人侦探挨户走访皮革厂附近的居民,但是几个月下来几乎一无所获。J.J.瑞勒皮革厂不愧是瑞勒家经营三代的百年老厂,在沃伯恩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颇具“地头蛇”的架势。不但厂子里所有的工人三缄其口,绝不说出对老板不利的话,而且周遭的人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番忙碌的结果,简恩只得到一条已经断了线的线索。多年前,有一家与皮革厂相邻的巴诺尔公司,专营回收各种工业用包装材料,包括55加仑的化学品铁桶。巴诺尔公司后面就是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两家有时候不分彼此。杰克.瑞勒说,简恩看到的那些锈铁桶就是巴诺尔公司遗留下来的。一位该公司当年的员工告诉简恩,老板韦特立.巴诺尔曾让他们把桶里残留的农药等直接倒进通往阿波卓纳河的排水沟里,把一些“不知名”的有毒液体泼洒在地上。这位员工还说,巴诺尔公司在对金属包装重新刷漆之前,也要先用TCE擦洗一遍。但是,韦特立.巴诺尔已病故多年,巴诺尔公司也早就不复存在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无论是谁“具体”地污染了那片空地,比却斯集团都必须对在其名下的地皮上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但是,简恩也知道,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曾亲手所为,要说服陪审团恐非易事。   简恩.希莱曼为八户原告重金聘请的第一位医生是来自芝加哥的雪莉.康尼贝尔博士,环境及职业病专家。体检的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家属的健康状况惊人地相似,28个人全都有胃痛、腹痛、恶心呕吐、嗓子痛、皮疹、头晕目眩等慢性化学中毒症状。   第二位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学专家索尔.科恩,他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对原告中的所有11名成人及3名高中学生逐一进行检查,发现这14个人无一例外地患有心律紊乱,一种典型的TCE症状。科恩大夫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检查的结果令我非常震惊。”   根据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科主任罗伯特.费德曼的检查结果,大多数患者家属患有不同程度的运动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失忆和忧郁症。   简恩还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儿童医院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生物化学家芭薇莉.佩金博士,她曾参与过国家环保署主持的几次水污染调查。在对八户人家住宅内的空气进行取样分析之后,佩金博士得出结论,当人们使用热水,譬如淋浴时,水中的TCE随热气一起蒸发,使得滞留在空气里的TCE含量高出水中两至三倍。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一位毒物学家则发现,TCE还有可能从皮肤渗入,这就是患者皆出现皮疹的直接原因。概括起来,TCE进入人体的渠道一共有三条,除了饮用水以外,还有呼吸和毛孔吸收。   至此,简恩自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受污染的自来水导致了当地居民的慢性化学中毒。就算TCE直接诱发白血病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也会使病情加重。而最关键的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如果W.R.格拉斯属下的食品机械厂和比却斯集团属下的J.J.瑞勒皮革厂没有污染地下水源,那些孩子们就不会这样白白地死去。   简恩前后聘请的医学专家共多达12人,足够装备一座小型医院,账单的总额也十分惊人。到1985年9月,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中的投入已经突破了100万美元。四年前,凯文.康威曾预言沃伯恩案是一个“无底黑洞”,现在看来,真的是被他不幸而言中。   简恩又想到了波士顿银行的毕特大叔,但他从不独自一人去申请贷款,每次都要拉上凯文和他们的会计师詹蒙.戈登。   在简恩的眼里,詹蒙简直就是一个数字的天才。他俩的交往可追溯到“派普箭”号失事案。当时保险公司在谈判桌上答应,按最高投保额付赔。他们给了简恩一个非常复杂的40年分期付款方案,说是价值150万美元。简恩对此一窍不通,他连自己支票本上的账都算不清爽,便将单子交给了詹蒙。詹蒙在键盘上劈劈啪啪一阵敲下来,算出保险公司实际上只付了33万,其余的都是由本金生出的利息。从那以后,简恩每一次的调停谈判都要请詹蒙到场,凯文更是在接手每一桩案子之前都务必要与詹蒙商量。   简恩缺钱用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找过毕特大叔,有时还带上房契车契。毕特大叔总是要先数落一番简恩花钱如流水、有一千花一万的陋习。遇到毕特大叔和颜悦色的时候,简恩也照例要重复一遍他的“钱是王八蛋,花完了再赚”的理财哲学。然后,毕特大叔又总是把房契车契推到一边,说我用不着这些玩意儿,大笔一挥,就贷给他们十万八万。   但是这一次,毕特大叔真的虎了脸,说咱们先不谈贷款,把以前的老账清一清再说。   “一共是20万美元。”毕特大叔把最后的数字递到三个人眼前,“联合第一制服厂的第一期赔偿应该够了。”詹蒙答应过毕特大叔,等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头款一到立马还债。   众目睽睽之下,詹蒙用了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口气,满不在乎地说:“花了。”   毕特大叔后来跟人回忆起这一段,说他当时气得恨不能把办公桌对面的三颗脑袋一颗一颗地揪下来,却瞥见简恩又开始故伎重演,一张一张地往外掏他的房契车契。毕特大叔说:“等等,都花到哪儿去啦?” 小城故事(16)   “沃伯恩案。”詹蒙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胸有成竹地递上从计算机里打印出来的栏目清晰、条理分明的账目册,上面一条一款地列着用于沃伯恩案的全部花费。根据詹蒙的预算,至少还需要50万美元才能挨过剩下的五个月“摸底”和预计将持续至少六个星期的庭审。   毕特大叔带着所有的这些纸张上楼去了一趟,下来时告诉“孩子们”,董事会同意再贷给他们50万美元。他又把简恩的房契和车契推到了一边,然后让三个人在一张《贷款合同书》上签字。合同书上写着,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愿以联合第一制服厂的五年分期赔款偿还波士顿银行的这笔贷款。   毕特大叔起身与“孩子们”一一握手,祝他们好运,又把詹蒙拉到一旁,请他务必随时通报有关沃伯恩案的进展。“银行家不喜欢意外。”毕特大叔警告詹蒙说。   杰罗.费歇尔听说联合第一制服厂用150万美元换了一个撤诉,觉得此计甚妙,便打电话到简恩.希莱曼的办公室:“听说你已经拿到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赔款。”   “是的。”   “我这儿还有,想要吗?”杰罗给出的价码是200万。电话另一头的简恩笑了笑,不置可否。杰罗又说:“据我所知,你对比却斯集团的指控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纸上谈兵,空口无凭。”   简恩承认,针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确实不如W.R.格拉斯那般确凿,但也决不是空口无凭。   在挂断电话之前,杰罗说:“你以为你有本事让那些个原告在法庭上痛说他们的悲惨境遇,惹得陪审员们一个个掏出纸巾,跟着他们一块哭天抹泪儿。告诉你,门儿也没有。你的那些患者家属永远也别想走上证人席!”   放下电话,简恩想,这老小子急了,恼羞成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胡诌些什么。他怎么可能不让原告们出庭作证?不过说到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那倒确实需要再下一番功夫。简恩和他的同行兼好友、当年在纽勃利港的小渔村里就认识的汤姆.凯立聊起这件事,汤姆建议他去请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查尔斯.纳逊教授,联邦证据条例(FederalRulesofEvidence)专家。   纳逊教授40多岁,年富力强,也是个大忙人,而且行踪不定。几经周折,简恩终于打听到,纳逊教授将应邀在波多黎各召开的一个法学界的会议上讲演。   讲演结束后,简恩和一帮子年轻人团团围住了纳逊教授,但教授却对他们视而不见,只顾与一位长者无休无止地扯着闲篇。简恩耐心地等到了一个插话的间隙,急忙向纳逊教授伸出手去,用早已在脑子里练习过多次的台词自我介绍说:“我手里有一个案子,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纳逊教授很敷衍地握了握简恩的手,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崴任斯基法官。”说罢便转身快步离去。   被称作“崴任斯基法官”的长者开始跟简恩说话,但简恩管不了那么许多,他扔下法官,一路追上纳逊教授。   “你是想要征求我的意见?”教授头也不回地说道。   “正是。”简恩点点头。   “那我对你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当一位联邦法官和你说话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扭头就走!”   飞机从波多黎各机场起飞不到10分钟,简恩便不顾空姐们的劝阻,跌跌撞撞地踱到查尔斯.纳逊的座位旁。纳逊教授正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在简恩说话的自始至终,他一直没有睁一下眼睛。简恩无奈,只好将一大摞“沃伯恩案”的资料轻轻地放在教授的膝盖上,反正这本来也是为他准备的。   飞机在波士顿机场降落之前,纳逊教授来到简恩跟前,“OK,”他说,“我很有兴趣。你们打算付我多少钱?”   到1985年底,詹蒙.戈登账簿上沃伯恩案的花销总额已经到了180多万美元。几个人又跑了一趟波士顿银行,这一次,毕特大叔收下了他们带去的所有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简恩是单身汉,可以自己说了算。其他的几个人,凯文、詹蒙,还有比尔.克诺利,都是瞒着老婆干的。詹蒙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默默祈祷上帝保佑庭审如期举行,他听说杰罗.费歇尔曾先后两次向司肯纳法官要求延期开庭,因为他尚未做好准备,幸好都让法官驳回了。真的,简恩们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拖延了。   开庭的日期近在眼前,两方被告通过司肯纳法官提出,愿意再次与原告方协商调停。法官在通知简恩时说,请他们事先草拟一个付赔方案,到时候拿到谈判桌上讨论。   谈判的地点定在四季宾馆的宴会厅,按照惯例,由原告方埋单。詹蒙.戈登亲自点菜,定下了一桌丰盛的自助早中餐(Brunch)。   杰罗.费歇尔晚到了10分钟,他一面道歉一面似不经意地说,他是从哈佛直接赶过来的。这天早晨,那所世界著名的大学刚刚授予他“一把椅子”。   “什么椅子?”这消息似乎令查尔斯.纳逊教授非常吃惊,他简直不能想象,一把在靠背的铜牌上刻有“杰罗.费歇尔”的椅子会和其他著名学者的摆在一起。   “黑色,带扶手。”杰罗轻描淡写地答道。   “祝贺你。”纳逊教授微微一笑。   宾主在各自指定的位子上一一就座,简恩.希莱曼代表原告方发言。他说他们计算赔偿金的依据是,除了保障28名患者家属今后的生活,还要足以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事实上,他们的委托人们更需要的是两家公司以实际行动向整个社区的居民们道歉。说话之间,简恩瞥见杰罗拿了一块薄荷糖,剥开纸,送进自己的嘴里,很津津有味地咂巴着。 小城故事(17)   简恩说了15分钟,然后由詹蒙讲解赔偿方案:2500万美元用于设立白血病研究基金,2500万美元头款,八户原告家庭每户每年150万美元,一共支付30年。   威廉.契士曼和他的同事们不停地记着笔记,只有杰罗一直在把玩一支精美的钢笔,那是宾馆为每位与会者预备的。   威廉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一共是4 1亿美元。他问詹蒙:“这是30年的合计。按现在的利率,本金应该是多少?”   “我还是不说的好。你们的会计师会告诉你的。”其实詹蒙计算过:1 75万美元。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1985年的总收入合计为6 5万美元左右。   杰罗又拿起一只炸圈饼,用餐巾纸包好,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   威廉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提问,简恩们还在耐心地回答着。杰罗突然开口了:“我可不可以……”等所有的目光都转了过来,杰罗晃了晃手中的钢笔,“带走这支笔?”   众人愕然。   杰罗把钢笔插进衣袋里。“好笔,”他说,“谢谢。”一边披上大衣,径直朝门外走去。   威廉和他的同事们也起身收拾东西,跟了出去。   凯文.康威看了看表,整个会晤前后不过37分钟。被告方碰过的食品就是一块薄荷糖和一只炸圈饼,连咖啡都没人喝一口。   简恩耸耸肩,说:“还有两个星期,挑选陪审团。”   走出四季宾馆的大门,凯文对比尔.克诺利说:“我好像听见杰罗说了一声‘操!’你听见了吗?”   “没有。”比尔想了想,“也可能说过,不过……”   他俩争论了一路。   审议挑选陪审团的工作仍然如期进行。依照简恩.希莱曼的想法,最好是清一色的中年妇女,每个人都有半大不小的孩子,就和安妮.安德森一样。杰罗.费歇尔不希望陪审团听到那些白血病孩子们的故事,特别不希望像安妮那样的母亲们听到那些故事。但是六天的筛选下来,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进入陪审团的第一位是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儿,最后一位是一个20来岁的姑娘。当然,12名陪审员也并不个个都是被告方的理想人选。他们想要的是那些供职于大公司的单身汉,有点像简恩一样的工作狂。   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给了双方律师两周的时间,要他们各自提出一个庭审的议程方案。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建议,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传唤证人。先请几位原告述说他们的孩子们从被诊断出白血病到死于白血病的经过,最后一名出庭的患者家属应该是安妮.安德森,因为她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除了吉米的故事之外,安妮还要讲述她所收集记录的患者名单和资料,以及她对自来水的怀疑等等。之后,便可向法庭提交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污染当地水源的证据。然后,便是若干的医学专家们出庭论证两井中的污染物与白血病和其他疾病的联系。   代表W.R.格拉斯的威廉.契士曼则希望首先进行TCE是否会导致白血病的法庭辩论,他认为这是原告方最薄弱的环节。   而代表比却斯集团的杰罗.费歇尔却主张,先要搞清楚两家工厂是不是真的污染了G号井和H号井。J.J.瑞勒皮革厂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不一样,后者与两井同在阿波卓纳河的东岸,而皮革厂却是在河的另一面。如果原告方不能证明该厂排放的废液确确实实地到达了河对岸的两口水井,则对比却斯集团的审判就不必再往下进行了。   方案交到了法官手里,他又花了一个星期比较权衡,最后制定出一个与杰罗的方案大同小异的议程。瓦尔特.司肯纳将庭审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命名为“供水系统”和“医学论证”。法官解释说,鉴于沃伯恩案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审理,他会在两个阶段之间安排休庭的时间,届时双方都可以放松一下,并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准备。   其间,杰罗.费歇尔的副手尼尔.雅各布把简恩约到酒吧里,请他再单独给比却斯集团开一个价码。   “1800万美元。”简恩第二天在电话上告诉尼尔。   “谢谢。”尼尔说,“我请示了老头子就给你回电话。”   但是,尼尔一直没有回电话。   简恩.希莱曼站在法庭的中央,面对12名陪审员。他那天穿一身炭灰色暗花条纹西服,系红色赫美丝领带。其实他的目光并没有朝向陪审席,而是注视着脚底下的地板。在他右边的旁听席上,他知道,最前面的几排早就已经被媒体包围了。后面的席位上,除了事务所包括前台小姐在内的全体员工和他们的妻子丈夫外,还有简恩的母亲,他的前后三任女朋友,还有来自沃伯恩的布鲁斯.扬格牧师和当地其他居民,还有波士顿银行的毕特大叔,当然还有专程分别从芝加哥和纽约赶来的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的头头脑脑们。连杰罗.费歇尔的一个女儿也来了,因为这是她父亲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案子”。   唯一缺席的,是本案的原告们。简恩曾表示希望患者家属们回避。简恩的意思,整个庭审可能会持续数周乃至数月,如果这些令人注目的未来证人们在旁听席上显出了怠倦、无聊,或在不该笑的时候笑了,不该愤怒的时候愤怒了,或只是因为不管什么原因时来时不来……“想一想,”简恩说,“那将会给陪审团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要知道,记者们的后脑勺上都是长了眼睛的。 小城故事(18)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简恩抬眼望着陪审席后面的窗户,开始了他的开场发言,“在波士顿的北面有一座小城。这座小城的名字叫做沃伯恩。沃伯恩,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城镇一样,有住宅,有学校,有教堂,有工厂。但是沃伯恩,它还有一样,就是发病率高乎寻常的各种疾病。”   简恩把发言稿留在了原告席,他用不着它们。原告席上还坐着凯文.康威,比尔.克诺利,查尔斯.纳逊教授和汤姆.凯立。汤姆自己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但在简恩需要的时候,也抽空过来帮帮忙。   简恩娓娓道来。他讲述了沃伯恩的八户人家和他们的遭遇,讲述了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他说他将向法庭证明,两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把有毒的化学废液泼洒在地上,或倒进沟里,这些废液通过地下水渗入了沃伯恩供水系统的两口水井,并继而进入了城东居民的自来水管道。“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然而,他们却照做不误。”   当简恩结束时,法庭内悄无声息。过了好久,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才宣布休息10分钟。   简恩.希莱曼掐着指头算了算,他大约需要四五个星期的时间传唤原告方所有三十几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但是他的关键证人,也叫“明星证人”,只有两位:地质学家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水文学家乔治.平德尔。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比较好办,奥尔.拉维、托马司.巴勃斯等等都愿意出庭。至于比却斯集团的J.J.瑞勒皮革厂,大概就只能依赖于旁证了。   第一位走上证人席的便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佐宾斯基博士率领他的地质小组在W.R.格拉斯和J.J.瑞勒皮革厂的辖区内钻了二十多口试验井,分析了上百份土壤样品。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55加仑的锈铁桶,采集到了被TCE等化学废液饱和浸透的泥土,这些泥土的样品编号为Z,所以也叫Z样品。他们还挖出了1963年的沃伯恩选举公告,1967年从医院开出的药瓶,和1970年的百威啤酒罐。根据这些发现,再加上几张50年代至60年代从空中拍摄的沃伯恩俯视图片——图片上清晰地显示出15公顷空地上成堆的皮革废料和锈铁桶——这位科学家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块土地已经被污染了至少25年。   按照佐宾斯基博士和简恩事前的演习,他出庭的时间应该是三天左右,但结果却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因为杰罗.费歇尔不停地用抗议打断佐宾斯基博士的作证。杰罗曾经在他的哈佛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当你在法庭上陈述一桩案子的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完整,是流畅,是一气呵成。而破坏这种完整,这种流畅,这种一气呵成的,是另一方的抗议,或者异议。”   现在,杰罗就扮演着这种破坏者的角色。比如,当佐宾斯基博士向陪审团展示一幅用手捧着的Z样品的照片时,杰罗起身抗议道:“这照片放得太大。”   “当然,”司肯纳法官说,“如果你想在讲解的同时,让每位陪审员都看清楚,你当然应该放大照片。这很正常嘛。”   “我是说,它大得变了形。看看这只手,它比一把网球拍还大。”   “如果你是想说,没有任何人有这么大的手,那你无疑是对的。”   杰罗还对博士的土壤样品分析结果提出异议,对州环境部的报告提出异议,对其他旁证材料提出异议,说它们与本案毫无联系。   佐宾斯基博士又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皮革厂的垃圾坑。   “我抗议,”杰罗说,“这张照片是假的,这上面的废料是人为伪造的。”   “是吗?”简恩转向杰罗。   “绝对没错。”   “你难道忘了吗?这是你的照片,是你的工程师拍摄的。你认为你的工程师‘人为伪造’了这堆垃圾废料?”   被告方对佐宾斯基博士的交叉取证又花去了另外的两个星期,往下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简恩传唤了几位沃伯恩的居民,他们都曾在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亲眼看见过皮革厂与阿波卓纳河之间的15公顷上堆积如山的动物废料和几十只装过化学溶剂的废旧铁桶。他们还说,15公顷空地原先叫做野树林,但是自从50年代,那里就再也见不到一棵树了,而且寸草不生,连虫子蚂蚁都没有,人们于是改称那儿为死亡谷。但是瑞勒先生不乐意,后来就干脆叫了“15公顷”。   第四个星期的最后一天,4月19日下午,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走上证人席。简恩在法庭上出示了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简恩后来说,他其实并没有指望瑞勒先生承认这一切,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最好能激怒他。但是杰克.瑞勒表现得非常镇静,他摇摇头说:“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博尔得工程师,也没有和州卫生部的任何人一起去过15公顷。”   在休庭前的几分钟,简恩问起了J.J.瑞勒皮革厂的簿记档案:“瑞勒先生,你的厂子里没有任何关于在60年代至70年代你们所使用过的化学品的文件记录,是吗?”   “没有,”杰克答道,“一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 小城故事(19)   “这些文件都被销毁了,是吗?”   “是的。”   “厂里现存的最早记录是到1979年,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的那一年?”   “是的。”   “瑞勒先生,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销毁这些记录的?”   杰克.瑞勒终于发火了,他愤怒地大声说道:“我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在什么时候被销毁的。但是我再告诉你一遍,先生,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三氯乙烯!”   “不,不,不,”司肯纳法官打断他的话,“他并没有问你三氯乙烯,他只是问你在什么时候销毁的这些文件,你说你不知道。请问下一个问题,希莱曼先生。”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法官大人。”   开庭第六周的一天,简恩从法庭回到事务所,发现电话不通了,一问才知道,因为没有及时交费,让电话公司给掐了线。詹蒙.戈登说,他已经做了安排,通知花店停止送花。其实前段时间,詹蒙已经背着简恩把每天的鲜花改成了每周两次。詹蒙说,他在年初预付了花店六个月的费用,所以花店会有一些钱退回来,正好先补上电话公司那边的欠款。   詹蒙说,既然你今天来了,有些事情我就一并跟你汇报一下。第一,我取消了你们在几个律师联谊会和律师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每月可节省开支若干。第二,从今往后,所有的员工因公外出只予报销公共汽车票,不能乘坐出租车。第三,我已经中止交付跟你有关的两笔每月分期付款:一是你当年在康奈尔大学上法学院时借的学生贷款,还有就是你购买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   詹蒙说,他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比尔.克诺利手头正在办理的一桩误诊案。   八个星期之后,法庭上的时间就仿佛过得快起来了。一个个的证人,一件件的证据一晃而过,如同人们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风景。   简恩.希莱曼还剩下了最后一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即普林斯顿大学的乔治.平德尔教授。平德尔教授在业内名望颇高,堪称水文学权威。他的最强项是“地下水的运动和走向”。   简恩知道,杰罗.费歇尔的手中有一张盾牌,那便是横贯于J.J.瑞勒皮革厂和G、H二井之间的阿波卓纳河。依照杰罗的理论,两井之水取自阿波卓纳河。资源丰富的河水既满足了泵水的需要,又阻止了河对岸被皮革厂污染的地下水的进入。   但实际上,有关的地质学资料表明,阿波卓纳河河床底下的地层质地疏松,渗透性很强。平德尔教授将沃伯恩城东地区的水文及地质学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模拟系统,结果显示,根据G号井和H号井的井深,两井之水并非来自阿波卓纳河,而是从更深层的地下水源抽取。流经皮革厂的被污染了的地下水可以顺利地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并夹带着那里的泥沙和碎石一并进入G、H二井。   当原告方聘请的专家们在阿波卓纳河畔打眼钻井时,国家环保署的一支勘察小组也在那一带忙碌。1985年12月4日,勘察小组重新开启G号井和H号井进行模拟抽水实验,平德尔教授则带着他的人马在J.J.瑞勒皮革厂的一口试验井旁边安置了各式仪器,监测抽水时的地下水状况。平德尔教授从仪器上看到,该井的地下水在四小时中降低了一英尺,和他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完全一致。   但是有一点却让简恩心神不定。12月的马萨诸塞州已是天寒地冻,阿波卓纳河面上这儿那儿漂着些许浮冰。简恩和平德尔教授发现,在两口井抽水的同时,靠近河岸的浮冰从水中来到了岸上。所以很明显,河水也在下降。按照平德尔教授的理论,阿波卓纳河床周围的地质属泥炭层,河水是不应该这么快就进入二井的。既然如此,这些水到哪里去了呢?   平德尔教授解释说,除了沙漠和高原,地球表面的大部分河流是由地下水形成的。地下水源和河流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供水”的关系,即地下水渗入河流,而河水一般不会返灌入地下。当G号井和H号井开始抽水时,地下水源被迫满足抽水的需要而大幅度下降,使它没有“余力”再向阿波卓纳河供水。“所以,简恩,”平德尔教授说,“阿波卓纳河其实并没有‘失水’,只是再没有地下水源向它供水。”   简恩想,我倒是明白了,到时候陪审团的大叔大婶们会明白吗?干这一行的律师都喜欢在背地里管陪审员们叫大叔大婶,因为他们的案子,无论是交通肇事、医疗事故,还是其他伤亡,总会涉及到一些医学、科学或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一般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弄懂。   威廉.契士曼的同事,佛雷-侯格尔-埃利奥事务所庭审部主任迈克.凯顿代替威廉成为了W.R.格拉斯公司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花了两天的工夫向平德尔教授交叉提问,但依然于事无补。食品机械厂不像皮革厂那般幸运,它和G、H二井之间没有河流的阻隔,而且从地势上看,食品机械厂位于高处,那里的地下水在流向阿波卓纳河的途中正好经过G号井和H号井,于是,那些倾入土壤中的有毒废液也通过地下水道,像弹子球滚入洞中一样流进了两口水井。   杰罗.费歇尔照例在平德尔教授作证的过程中不断地使出他百玩不腻的“抗议”。当回答杰罗的交叉提问时,平德尔教授承认,如果两口井连续抽水数月,阿波卓纳河水也会进入城市的供水系统。但他仍坚持认为,G、H二井中有大量来自J.J.瑞勒皮革厂地底下的掺有化学溶剂的地下水。 小城故事(20)   庭审进行到第12周时,比尔.克诺利经手的医疗事故案胜诉。按协议,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拿到了59万美元赔偿金中的40%。要是照以往的惯例,几位年轻人应该在一起开香槟、下馆子、喝个通宵达旦,再给办公室里的上下人等分发红包。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庆贺。到手的钱还没来得及焐热乎,便让詹蒙.戈登一分不剩地拿去付了账单。   6月4日,星期三,开庭第54天的上午,杰罗.费歇尔开始了他为比却斯集团的辩护。杰罗在开场发言中说:“伤亡索赔案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专办此类案子的律师们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一个字,一个赤裸裸的‘钱’字。”“钱能抚平伤员的伤口,钱能消除病人的病痛,钱甚至能使死者复生。”   杰罗一共只有三位证人,其中之一便是沃伯恩市政府工程师,在图梅家隔壁住了13年的托马斯.摩宁。多年前,正是这位摩宁先生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城东的居民、他的邻居们保证,自来水质绝对没有问题,不就是点儿异味吗?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压压味儿,或者煮煮开就好了。   在简恩.希莱曼看来,杰罗传唤托马斯.摩宁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像他这样的内行尚不能确知工厂的废液会污染当地的生活用水,杰克.瑞勒作为一个外行又怎么可能知道?   但后来,托马斯.摩宁的出庭成了本案可能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细节。托马斯在证人席上显得苍白无力、羸弱瘦削,简恩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病了。这段时日,简恩看到了太多的病人。   果然,一个月之后,摩宁先生就被诊断出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和图梅家的儿子派特一模一样。过了不到6个月,托马斯.摩宁病故,年仅49岁。在他的葬礼上,社区的人们原谅了这位工程师。看来他并不是有意欺骗他们,他只是实实在在地无知。   到6月底进行上半年的结算时,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上的花费已经高达240万美元。更让詹蒙.戈登担心的是,自沃伯恩案开庭以来,事务所所有的律师全线投入,没有一个人再有闲暇接别的案子。也就是说,至少在近期内不会有任何进项。   在美国,对信誉良好或收入不菲的顾客,总有不少信用卡公司不断地给你寄卡,巴望着你能在忘情的消费中稀里糊涂地欠他们一屁股的高利贷。詹蒙以前收到这些卡都顺手拿剪子一剪两半,扔进垃圾桶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大约半年多前吧,詹蒙开始收集信用卡。“以备不时之需,”他自嘲地对自己说。现在,果真就到了有“不时之需”的时候,詹蒙便拿了这些卡满世界赊账。上个月秘书和清洁工的工资就是这样赊来的。   波士顿银行的贷款已经欠到了百万美元以上。尽管有几个人的房契、车契和人寿保险等等作抵押,毕特大叔的心里头还是不踏实。他担心有一天,日积月累滚雪球似的利息使债务总额接近所有这些抵押品的价值时,他就不得不扮演逼债人的角色,强行剥夺几位年轻人的身家财产。   詹蒙.戈登又来了,愁眉苦脸地坐在毕特大叔的办公桌对面。   “真的不能再给你们贷款了。”当毕特大叔无可奈何地第三次重复这句话时,他看见詹蒙把手伸进了鼓囊囊的外套口袋里。“你没有带枪吧?”毕特大叔欠欠身子。他真的有些紧张。在银行里干了大半辈子,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他见多了。   詹蒙慢慢抽出手来,是一把金币,一把光灿灿的金币!詹蒙把金币放在桌子上,又一枚一枚地码整齐。“我就剩下这些了,”詹蒙疲惫地说,“你看着给吧。”   第61天,迈克.凯顿代表W.R.格拉斯公司出庭辩护。迈克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不假,食品机械厂的工人们确实是把一些化学溶剂倒在了地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稍有一点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溶剂具有极强的挥发性。他们把这些溶剂倒在地上是为了让它们挥发,而且确确实实挥发掉了不少。不假,食品机械厂底下的土壤和地下水从60年代初期就开始被TCE污染,但这并不等于说,同样的TCE也污染了两口水井。”这位被告方律师说,他将向陪审团证明,是被上游其他厂家污染了的阿波卓纳河,而不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污染了城东的供水系统。   迈克的证人中也有一位地下水专家乔恩.嘉希瓦,他不仅与乔治.平德尔教授认识,而且“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专业的角度,我都非常敬重他。但是我不能不在此指出”,乔恩话锋一转,“平德尔教授关于阿波卓纳河的理论是错误的。当两井抽水时,阿波卓纳河水也被抽入了其中。而这,便是两井被污染的原因”。   然而,乔恩.嘉希瓦首先要证明的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并没有流进G号井和H号井。乔恩的研究生论文写的是冰川,他说在一万两千多年以前,地质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冰川时代的末期,属于现今美国东北部的陆地表面上覆盖着一块厚达一英里的巨冰。由于这块巨冰经年累月的重压,底下的土层形成了在地质学上叫做冰碛的硬土,也称地岩。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就是建在这样的一片地岩上。因为土质的密度极大,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运动极为缓慢,就好像让水从一根完全被水垢堵塞的管道中流过一样。乔恩用计算机模拟程序计算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他告诉法庭,“即使在1960年食品机械厂开张的那一天,地下水就已经被污染,也要等到1979年5月才能流到G号井和H号井。” 小城故事(21)   这一点是简恩始料不及的。他和平德尔教授花了大力气去证明J.J.瑞勒皮革厂污染了两井,却完全忽略了W.R.格拉斯公司,以为从地理位置上看,一切都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简恩想,乔恩.嘉希瓦肯定在哪儿弄错了,尽管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那天晚上,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在事务所里花了几个钟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乔恩的证词。乔治.平德尔教授去了欧洲开会,没法儿跟他讨教。临走时,纳逊教授带走了平德尔教授留下的几本水文学教科书。   第二天,乔恩.嘉希瓦继续出庭。他说当水泵开足马力时,G号井和H号井每分钟的抽水量为1100加仑。就算W.R.格拉斯的地下水真的到达了两井——乔恩实际上并没有承认这一点——也最多不过是每分钟5加仑,占水流总量的0 5%,相当于成语中讲的沧海一粟。   查尔斯.纳逊教授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乔恩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时候,他在笔记本上涂写了几笔,便匆匆起身离开了法庭。   纳逊教授一走就是两天,事务所的秘书不停地打电话,但到处都找不到他。没办法,简恩只好硬着头皮独自面对乔恩.嘉希瓦。在他的交叉取证中,简恩不敢去碰W.R.格拉斯的地岩,便将话题转到了与之一江之隔的J.J.瑞勒皮革厂。简恩想玩一招借刀杀人。   简恩拿出国家环保署进行模拟抽水实验那天,平德尔教授在J.J.瑞勒皮革厂的地盘上测得的地下水水位数据,请乔恩.嘉希瓦当庭计算地下水的流向。结果,乔恩把皮革厂的地下水算进了G号井和H号井。   司肯纳法官饶有兴趣地听了一阵,他打断简恩的取证,自己向乔恩提问道:“依照你的观点,阿波卓纳河会在两井和皮革厂的地下水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吗?”   “不会的,法官大人。”乔恩说。   “那么以你之见,地下水会从皮革厂流经阿波卓纳河的河床底下,到达两井的所在地了?”   “完全可能。”   “法官大人,”杰罗.费歇尔起身抗议道,“你不能提这样的问题。”   瓦尔特.司肯纳挥挥手,示意杰罗坐下,或者说——闭嘴。   简恩成功了。他成功地操纵了一方被告的证人去攻击另一方被告。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简恩在心里头纳闷,纳逊教授到底去哪儿了?   查尔斯.纳逊教授躲进了哈佛法学院的教职工图书馆,他知道只有在那儿才不会被人打搅,才可以塌下心来做他的学问。   乔恩.嘉希瓦在法庭上用了很复杂的电脑模拟程序,以纳逊教授的条件,他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此进行验证。他所有的工具,就只是那几本水文学教科书。纳逊教授翻开第一页,从最基础的开始阅读。也许是急于要找到答案,也许是几个月来在平德尔教授那儿的耳濡目染,纳逊教授读起这种专业书籍来竟并不觉得生涩。   纳逊教授找到了平德尔教授曾提起过的水文学中最基本的达瑟定律(Darcy’sLaw),也是计算地下水流量的基本方程:   Q=K.A.I   该定律说,通过某一地层横截面的地下水流量(Q)应该等于水在该地层的渗透率(K)与横截面积(A)和水流倾斜度(I)的乘积。纳逊教授把乔恩在法庭上列出的相关数据一一代入,发现方程的两边并不相等。你可以在模拟过程中附加上这样那样的条件,或预定这样那样的假设,但基本定律是绝对不能违背的,纳逊教授想。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天一开庭,简恩.希莱曼在黑板上写下经过纳逊教授变换的达瑟定律:   A=Q/K.I   “假定你所使用的K值是正确的,即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极低的渗透率。”简恩对证人席上的乔恩.嘉希瓦说,“假定你的I值也是对的,即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与G号井和H号井之间的坡度。请你把你用计算机模拟程序算出的地下水流量代入等式的右边,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乔恩计算出了面积A。简恩又让他除以食品机械厂的占地宽度——那也是取自乔恩自己的数据——结果应该是横截面的高度。   “59英尺。”乔恩从计算器上抬起头来。   “59英尺。”简恩重复了一遍。乔恩自己制作的食品机械厂的大幅地下岩层构造示意图就在旁边的架子上立着,简恩请他按图上的尺寸比例从基岩开始往上丈量。   “比地面高出10英尺。”   也就是说,运用乔恩自己的数据进行计算,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的位置应该在水下10英尺的地方。   事后,报道本案的记者们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水文学的计算错误竟然是一位法学教授发现的。   乔恩.嘉希瓦是沃伯恩案第一阶段庭审的最后一位证人。7月1日,星期二,应陪审团的要求,司肯纳法官安排他们去沃伯恩实地考察,法官本人和全体律师也陪同前往。之后,陪审团将有近两周的假期。   法官和律师们却不得休息,他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草拟出供陪审员们裁决的问题。通常,在这类案子的审理中,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是赞同原告方,还是赞同被告方?”复杂一点的,如简恩这次拿出的方案:“你认为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是否应该对1979年5月22日之前G、H二井的污染负责?”1979年5月22日是马萨诸塞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的日子,从那以后,两井再未作为居民生活用水重新开启过。但是杰罗.费歇尔和迈克.凯顿送来的却是一长串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司肯纳法官认为,TCE和其他化学污染物到达两井的具体时间对本案第二阶段——“医学论证”——的审理至关重要。 小城故事(22)   经过几天的庭外辩论,最后由司肯纳法官总结为对两方被告的四个相似的问题,每个问题虽然都只有一个句子,但其中却包含了若干的分句、从句和逗号等等。譬如第一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是否认为,在1968年8月27日以后,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在它所拥有的土地上排放了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和/或1,2,反式二氯乙烯,并且,这些化学污染物在1979年5月22日之前对G号井和H号井造成了污染?(请对问题中的三种化学污染物分别作出回答。)   因为杰克.瑞勒在法庭上作证时说,他本人是一直到1968年8月27日,他自己请的工程队凿地钻井时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的地下水位因G、H二井抽水而下降,司肯纳法官因此而要求陪审团不必考虑皮革厂在1968年以前的行为,也不必考虑原告方提交的有关1968年以前的种种证据,如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因为“不知者不为罪”。对于W.R.格拉斯公司,这个日期是1964年10月1日,即G号井首次启用之日。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在这些日期以前对自己的地盘、从而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统统不算数,因为他们并没有如简恩.希莱曼在他的开场发言中所指控的那样:“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但是,他们却照做不误。”   可以想象,面对这样的八个问题,陪审团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裁决。有记者后来评论这些问题“就像是有人把它们从英文翻到了日文,又从日文翻回到英文”,晦涩难懂自不必说,连念起来都很费劲。   而简恩.希莱曼更是觉得,他前后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倾家荡产准备的案子,如今已被几个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法庭老手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先是司肯纳法官划分的两个阶段,然后是杰罗.费歇尔在法庭上的一连串“抗议”,现在又是这些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天知道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样状况?   更重要的是,陪审员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案子的全部,没有看到那些真正的原告或受害者们,他们能作出什么样的裁决?   有生以来第一次,简恩感到力不从心,感到束手无策。简恩变得不自信了。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早上8点半,简恩.希莱曼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对方自称是一位警察,说简恩已拖欠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数月,除非他能马上付清欠款9203美元,否则这位警察将在半小时内登门收车。   简恩这才想起来,詹蒙.戈登几个月前曾经给他说起过这件事。他赶紧给詹蒙打电话,没有人接。   警察准时摁响了门铃。简恩带他到了车库,又将车钥匙交到他的手上,然后自觉地站在一旁。警察很熟练地掏出一把改锥旋下牌照,又抖开一条绿色塑料垃圾袋收拾属于简恩的个人物品。在保时捷的后座上,警察看见一叠法律文件,封面上写着“安妮.安德森等诉W.R.格拉斯公司等”的字样,他把文件也捡进了垃圾袋里。警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汉子,经验告诉他,在执行这类公务时,没有多少人会对他表示出热情,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地好奇:“你是律师?”   简恩点点头。   “这是你的案子?”   简恩又点点头。   警察说,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里看见过这位安德森女士。警察把垃圾袋递给简恩,请他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然后很费劲地把自己的大块头塞进驾驶座里,点火,换挡。警察抬眼看着简恩,摇摇头:“挺棘手的吧,这案子?”   简恩笑了笑。   “那就,祝你好运了。”   保时捷拐过街角,消失了。简恩对自己说:来得容易,去得容易(Easycome,easygo)。   两天后,传出话来,说经过两个星期的审议,陪审团终于作出了裁决。   简恩.希莱曼赶到法庭时,众多的记者们已经先他而到。司肯纳法官展开陪审长交上来的一张条子,看了一阵,然后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道,所有的陪审员都对比却斯集团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所以,比却斯集团在本案的第一阶段胜诉,不必再参与第二阶段的庭审。按照四个问题的设计,如果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则不必考虑后面的三个问题了。   杰罗.费歇尔立时绽开了满脸的笑容,简恩则把脸深深地埋进手掌中。   “至于W.R.格拉斯公司,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中的三氯乙烯回答‘是’……”司肯纳法官依次念完所有的答案,最后说:“所以,对W.R.格拉斯公司的审理将继续进行。”和几位律师商议之后,法官暂时将第二阶段的开庭日期定在9月15日,并要求律师们在9月5日那天来法庭见他。   简恩依然一脸愁云。这一个星期以来,他一下子苍老了10岁,头发也变得花白了。临分手时,司肯纳法官试图安慰他。他拍拍简恩的肩膀,说了一句谚语:“有半袋面包总比没有强,是吧?”   简恩勉强点点头:“是。”心里却想,其实连半袋面包也没有。对于W.R.格拉斯公司的第四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认为,在第三个问题中叙及的污染从何时(同样,请给出具体的年份和月份)开始是由于该公司的不负责任和明知故犯造成的? 小城故事(23)   陪审团的答案是1973年9月。那个月,食品机械厂封掉了一条工人们经常倒化学废液的排水沟。陪审长罗伯特.福克斯后来说,审议期间,陪审员们始终无法确定这个日期。直到最后一天的早晨,是他首先想到了1973年9月,其他的陪审团成员也就附和着填上了。但是如此一来,沃伯恩的三个孩子便被罚出了局:吉米.安德森,迈克.佐纳和凯文.卡恩,他们都是在1973年9月以前被诊断出白血病的。也就是说,根据陪审团的这一项裁决,这三个孩子及其家人都得不到赔偿。   当然,感觉沮丧的也不止简恩.希莱曼一个人。那天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W.R.格拉斯的股票跌掉三个点。詹蒙.戈登算了算,相当于1 55万美元。   “如果明天的《华尔街日报》说我们赢了,我就相信我们真的是赢了。”詹蒙停了停,又说:“但不知怎么的,我一点也没有赢了的感觉。”   简恩.希莱曼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事务所的会议桌旁,他们必须面对现实,认认真真地盘算下一步的计划。   “我对这个陪审团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心直口快的比尔.克诺利嚷嚷道,“趁着还没把脸面丢尽,赶紧找W.R.格拉斯谈判。”   其实简恩也有这种想法。这桩他原本以为可以成为环保史上的里程碑的案子,可以为他和他的事务所带来财富和声誉的案子,一转眼又变回到了一桩普普通通的伤亡赔偿案。   詹蒙.戈登说,他刚刚提出了他们几个人的退休储蓄金,如果能精打细算,又不出任何意外的话,也许还可以撑上三个月。他不懂法律,但是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他们打持久战。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速战速决就行。不过,詹蒙说,有一点他是懂得的,即使是山穷水尽,也不可以让对方看出了他们的窘相。要拿出一副底气十足的派头,让人家觉得他们真的是实力雄厚,准备把这场官司一直奉陪到底。至于索赔额,他认为1500万美元比较合适。“你们看呢?”詹蒙用目光依次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他左手边的汤姆.凯立身上。   “我同意,1500万。”汤姆说。   “我也同意。”比尔说。   轮到简恩,他犹豫了一下:“2500万。”   最后一位是凯文.康威,他说:“1000万。”   “莫名其妙!”简恩跳将起来,比手画脚,唾沫飞溅,“至于吗,你,至于那么惊慌失措吗?你以为我们已经穷途末路,到了,啊,随便抄一把什么撒腿就跑的地步。真他妈的莫名其妙!”   “不是这样的,简恩,你听我说。”凯文试图让他的朋友平静下来,“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让这个事务所生存下去……说句心里话,我把你们看得比我的老婆孩子还重要,因为我的家庭是要指靠着这个事务所的。”   第一次会晤的地点在古典而雅致的霞飞饭店。W.R.格拉斯的执行副总裁兼法律顾问,也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的阿尔伯特.犹斯蒂专程从纽约飞来波士顿。阿尔伯特今年65岁,应该和司肯纳法官、杰罗.费歇尔等是前后届的。   根据他们事先商量的结果,简恩们将索赔额的范围定在1000万至2500万美元之间,但开价3500万,以便留出让对方杀价的余地。   “这个价码是高了点,”阿尔伯特说,“但是我们总得从某一个数额开始。”他说他将把原告方的方案提交下周四召开的董事会议讨论,如果简恩们愿意的话,可以在下周五赴纽约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星期四下午,简恩一行人到了纽约。他们果真打肿脸充胖子,派头十足地在机场叫了礼宾车,又住进了每晚房费850美元的赫尔姆斯大酒店。第二天,他们从阿尔伯特嘴里听到了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报价:660万美元。阿尔伯特说:“要,就拿走,不要,就留下(Takeit,orleaveit)。”   “他甚至没有留我们吃午饭!”简恩一回到酒店的房间就气哼哼地说。   汤姆.凯立用了一种息事宁人的口气:“往坏处想,这个价确实比我们的底线还低,但是往好处想呢,每个家庭平均将近一百万。”   简恩脸红脖子粗地较着劲道:“有那么多吗,啊?刨掉我们300多万的花费,再刨掉我们40%的提成。你让我空着双手去沃伯恩怎么见人?哦,就对人家说:‘衷心感谢你们的信任’?”   詹蒙.戈登一边敲着手里的计算器,一边说:“我们的费用实际上是200万,因为前面还有过联合第一制服厂的150万。所以每家人家拿到手的应该是25万,而且不用缴税。”   “25万对他们来讲已经不算少了。”凯文.康威也插了进来,“你不是前两天还在说,冬娜.卡能连从波士顿到沃伯恩的出租车都舍不得坐,愣是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坐长途汽车回去的吗?”他指的是陪审团裁决的第二天,应美国广播公司的邀请,简恩和冬娜专程去了一趟纽约,接受早间电视新闻节目《早安,美利坚》采访的事。凯文又说:“赢也好,输也罢,我们都必须尽快结案。五年前我就给你讲过,这个案子是一个黑洞。你难道还看不出来,现在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人都陷进了这个黑洞。我们一天不从这个黑洞中跳出来,我们就一天不能向前走。”   简恩说:“其实我比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希望能尽快结案,但像这种结法,我接受不了。” 小城故事(24)   比尔.克诺利早就忍不住了:“废话!1000万美元你就能接受,就算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大案,660万美元就只是区区一桩伤亡索赔案?”   简恩站起身来,耸耸肩,一声不吭地走出房间。   凯文知道,只要简恩那里不松口,沃伯恩案就不能算完。等到房门在简恩的身后轻轻关上,凯文说:“如果他决定要继续上法庭,我就跟着他上法庭。但是我希望他不要上。上帝啊,我真的希望他不要上。”双手合十,仰面朝天,做祈祷状。   回到波士顿,简恩.希莱曼开始埋头准备庭审第二阶段的“医学论证”。两万多页的各种医学和科学文献、报告等等,几万页的个人病案和体检结果,十几位原告,还有二十多位即将出庭的专家证人……相形之下,第一阶段四个月左右的庭审不过是法学院的课堂演习。   詹蒙.戈登每天都接到债主们带有威逼口气的电话和信件。昨天,电力公司派人来断电。詹蒙赶紧让秘书将来人好吃好喝地招待着,自己出去兜了一圈。一小时后,带回一张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支票。事务所的计算机系统虽然还在,但是大家都知道,债主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找上门来,所以无论做完什么都必须马上存入软盘。最辛苦受累的要算一向任劳任怨的凯文.康威,自从辞掉了清洁工,他每天下班后都要吸完地才离开。   说起凯文,还有一件尴尬事。他家住在郊区,但是已经很久不开车了,为了省下汽油费和泊车费。那天早晨,凯文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妻子只给了他一块七毛五分钱,刚够到波士顿的火车票。这段日子妻子的心情一直不好,在家里骂完这个骂那个。出于习惯,凯文顺手在车站买了一份报纸,等到上了车才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了一块四毛钱。他面红耳赤地向售票员解释、道歉,把名片、驾照等等全都掏出来了,还一再保证第二天一定加倍偿还。   这些从不知“缺钱”为何物的心高气傲的年轻律师们尝够了囊中羞涩的滋味,660万美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增值,都在变得更加诱人。终于有一天,简恩把同事们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他一宿未眠,算是想明白了。不就认个栽吗,何苦要硬拉着哥儿几个跟着他一起受这份罪?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简恩操起电话,拨通了阿尔伯特.犹斯蒂的专线。“哈啰,阿尔伯特,”简恩屁股一扭,将大班椅转向落地窗,把后背留给众人。“我很好。我只是想知道……对……对。”简恩哼哼哈哈地听了好一阵,“看来你们进展不错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已经收回了报价?……当然,当然,你们绝对有权利这样做。”   简恩放下电话,两手一摊:“没戏了。他说迈克.凯顿跑了几趟沃伯恩,打听到罗伦.加马齐从1974年开始一直喝的是超市买来的瓶装水。还有嘉洛德.奥费诺,他的死因确实是伤寒。”   又有两名患者从W.R.格拉斯公司的赔偿名单上去除了。   一晃到了9月5日,瓦尔特.司肯纳法官召见律师们的日子。这是一个星期五的午后。迈克.凯顿呈上一份新的动议,以种种理由要求对W.R.格拉斯公司的第一阶段重新开庭审理。法官与被告方的律师们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地斗了三个多小时,便到了快下班的钟点。司肯纳法官说容他把这个问题再好好想一想,争取在下周内做出决断。这才转向原告席,问简恩.希莱曼有什么要说的。   “我这儿有一件新的证据需要请诸位过目。”简恩拿出一份1975年W.R.格拉斯总部给食品机械厂下达的文件,禁止该厂继续使用TCE。“文件上说TCE会导致癌症。”   “使人致癌?”法官问。   “是的,法官大人,所以他们明文禁止继续使用。”   “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学结论都只来自动物试验,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TCE会使人类致癌。”   “但是至少W.R.格拉斯总部认为TCE会使人类致癌,否则他们没有必要下达这样的文件,你说呢,法官大人?请看这段,‘致癌物(Carcinogen)将会导致癌症……’”   这本来应该是在第二阶段的庭审中需要证明的问题,也是W.R.格拉斯认为原告方不可能证明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承认了。   几天后,阿尔伯特.犹斯蒂电告简恩,W.R.格拉斯公司愿向沃伯恩的每户原告家庭赔偿100万美元,一共是800万美元,条件是,不可将赔款的数额公之于众。   简恩在电话上和阿尔伯特谈了很久,放下电话后他对凯文和詹蒙说,听上去W.R.格拉斯也不愿意继续打官司,好像他们也在担心着什么。   后来,迈克.凯顿在私下里就“保密”的条件跟简恩解释说,阿尔伯特的意思,一是如此“巨额”的赔偿就相当于当众认错,W.R.格拉斯这样的大公司丢不起这个脸。上次陪审团的裁决尚使W.R.格拉斯的股票跌掉三个点,800万美元的赔款要是传出去,可能就不止是三个点的问题了。二是担心只要开了这个先例,其他的律师们便会去沃伯恩挑唆其他的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属跟W.R.格拉斯公司没完没了地打官司。   简恩.希莱曼常说:“钱一旦摆在了桌面上,事情就开始变得丑恶了。”   简恩把他的委托人们从沃伯恩请来事务所商谈付款的具体方式。此时,一年前的豪华和富丽已然全无踪影,办公室里的破败和寒碜令人触目惊心。家具和地毯等早已被债主们收走了,律师们只能趴在地板上或椅子上办公。 小城故事(25)   简恩说,除去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付过的150万美元,用于本案的开销还有260万。事务所决定,将原先合同上写的40%提成降低为28%,即220万。这样,根据W.R.格拉斯的分期付款方案,每户人家现在可拿到37 5万美元,五年后再拿8万。   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在开车回沃伯恩的路上,安妮.安德森对冬娜.卡能抱怨说简恩的个人提成太多了。   “我倒是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冬娜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们只是去开开会而已。”   “但他并没有失去孩子!”安妮说。   安妮对简恩的不满越来越多。她说简恩跟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老师在跟孩子们说话。她说若不是她的多方努力和四处奔波,根本就不会有沃伯恩案,而简恩却处处排挤她,不让她参与重要的决策。每当他们产生分歧时,简恩总是说:“相信我,安妮,相信我。”安妮还说,她所做的这一切本来并不是为了钱,只是想要讨个说法,但是既然简恩那么在乎钱,她也应该在乎。安妮越来越相信,简恩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关心过他们,他只是想利用他们和他们的痛苦来捞取资本,实现自己的野心,为自己赚得财富和声望。   安妮开始到各家游说。她对简恩的个人提成倒讲不出什么,因为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摆在那里。令她生疑的是那几百万的花费。当安妮和佐纳夫妇——安妮能找到的唯一同盟军——向简恩提出这个问题时,简恩建议他们请一位会计师稽查账目。   会计师核对了上千张发票、收据等等,发现其中的某些复印费、加班费和利息可能会有出入(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所有银行贷款和信用卡欠款的利息加起来,高达每天上万美元)。会计师最后算出了大约8万美元的差额。简恩马上掏出支票本,说不用复查了,这些账他全认。   但是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其他的六家人都坚决不收简恩的支票。   詹蒙.戈登还清了事务所欠下的所有债务,给律师公益协会寄去了他们的份额,从毕特大叔那儿取回了众人的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办公设备和用品也陆陆续续地讨回来了。圣诞节的时候,凯文.康威给妻子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和一台家用摄像机。各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开始走回正轨。   简恩.希莱曼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但账面上只剩下了不足三万美元,还不够赎回他的保时捷跑车。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场大病初愈,浑身上下懒懒的,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遂告了一段长假,去夏威夷玩了一个冬天。   回到波士顿,简恩和凯文联手办过一桩误诊案,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东奔西跑,结果还是输掉了。简恩开始跟人说,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做律师。这并不像他父亲想象的那样,只要有很好的口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就行。回想当年守着电视机看水门事件的国会听证时,法庭在自己的心目中曾经是多么神圣庄严的殿堂。但直到身入其境后才发现,那里面也会有卑鄙的伎俩和险恶的阴谋。   伎俩是有的,凯文好脾气地说,但未必真会有什么阴谋。凯文劝简恩赶紧成个家,他说单身汉固然是自由,但也缺了动力。你要是像我这样有老婆孩子要养,就不会生出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了。   简恩说他的女朋友刚刚搬出去。   凯文说那就是了。   简恩仍然每天乘公共汽车到事务所上班,但他什么案子也不接,只是东游西逛,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发呆。沃伯恩案过去一年后,9月的一天,詹蒙.戈登从国家环保署波士顿地区办公室办完事回来,把一叠文件扔在简恩的桌子上,问:“你当时见过这份东西吗?”   简恩顿时两眼发光,如同一只饿狼发现了猎物。他一把抓过那份材料,只见扉页上写着《J.J.瑞勒皮革厂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底下的署名是扬基环境工程公司,日期:1983年。   那年秋天,应杰克.瑞勒之聘,扬基公司的工程师们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钻了六眼试验井,他们的发现和乔治.平德尔教授一样,流经皮革厂的地下水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进入了G、H二井。文中还提到,在15公顷靠近厂房的地方,有几堆“形同泥炭的黑色垃圾”,很像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那里采集到的Z样品,一种被化学溶剂严重污染的土壤和垃圾的混合物。   10月,简恩向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提交了《要求调查比却斯集团及其辩护律师扣留隐瞒沃伯恩案关键证据的动议》。司肯纳法官似乎很不愿意再见到简恩和他的沃伯恩案,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传杰罗.费歇尔到庭。   杰罗说,不错,他确曾看到过这份扬基公司的报告,那是在一次“摸底会”之前,杰克.瑞勒的私人律师玛丽.莱茵给他看的。他当时匆匆翻了一下,一共也就一两分钟吧,觉得没什么要紧的,就顺手交还给了玛丽。   简恩要求传唤玛丽.莱茵出庭作证,被司肯纳法官拒绝。理由是,这份文件并不能在实质上改变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因为陪审团已经在法庭上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了与该文件相似的内容。而且,简恩本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庭审之前,杰罗曾两次提出延期开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是简恩一而再,再而三,坚持要求庭审如期举行。 小城故事(26)   简恩不服,将案子递到上诉法庭,说他怀疑被告方可能扣留了更多的证据。若果真如此,则整个沃伯恩案应该推倒重来。   一直等到1988年12月7日,上诉法庭才做出裁决。文件长达54页,大意是说,司肯纳法官在断案时确实有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且敷衍了事,偏袒一方之嫌,现责成该法官重新听证。   “该法官?”简恩彻底失望了。在大部分类似的情形下,案子是应该移交别的法官经办的。经过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简恩决定亲赴沃伯恩现场重新调查。   “去现场?”詹蒙.戈登说,“你自己连车都没有。”   简恩不仅没有车,在过去的两年里,因为他无所事事,只靠别人结案的红包度日,先是被断了电话,而后让人搬走了家具,在1988年的新年那天,银行收走了他的房子。一年来,简恩一直住在事务所里,也在事务所里蹭吃蹭喝。好在这楼里什么都有,下班后可以在会议室里看电视,晚上可以睡在凯文.康威办公室里的长沙发上,还可以在厨房里煮咖啡。大家仍尊他是事务所的元老,常常从家里给他带些吃的用的。汤姆.凯立更是不时地领着他下下馆子,遇到手头宽绰的时候,还背着老婆接济他一张两张百元美钞。   当然,简恩也没钱雇人请专家,所以他必须自己跑腿搞调查。   凯文.康威成了简恩的车夫,负责接送他去沃伯恩。凯文每次回到事务所总是又摇头又叹气:“走火入魔了。这家伙走火入魔,没救了。”他又想起7年前说过的“无底黑洞”的话。看来这沃伯恩案确实没底,永远也不会完结。至少对简恩来说,永远也不会完结。   简恩打听到,扬基环境工程公司当年曾雇过一位名叫洛伦兹.诺克斯的钻井工人,现在已经搬迁到了马萨诸塞州最北边,与新罕布什尔州接界的地方。简恩在一个圣诞节的派对上找到他。洛伦兹回忆说,就在他们钻井的同时,皮革厂自己的工人们也在那15公顷上忙碌着。洛伦兹亲眼看见挖土机把黑乎乎的混杂了垃圾等物的土壤装进大型翻斗车里。翻斗车满载而去,空空而归,一天好几趟,一连数天。   在返回波士顿的途中,简恩对凯文说:“你有没有发现过,有的时候你特别想看清、或寻找什么东西,把眼睛凑得特别近,反而却什么也看不清了?”   “你想说什么?”凯文一边开车一边问。   “我一直在寻找往地上倾倒废液的人,怎么就没想到找一找替他们打扫清理的人。我怎么这么傻呀?”   负责那次打扫清理的人叫詹姆斯.格兰吉,当时J.J.瑞勒皮革厂的工程师,他也已经不在沃伯恩了。还是圣诞节的长假期间,简恩和比尔.克诺利带着一位公证员一起飞往佛蒙特州,录下了工程师的口供。   至此,凯文.康威也开始相信,这里头确实有什么阴谋了。   过完新年,简恩.希莱曼就带着他的新证人们回到了司肯纳法官的法庭上。之后两个多月的听证期间,简恩一共传唤了26名证人,提交了236份、共计3000多页的证据,其中包括国家环保署提供的一些材料。近十年来,国家环保署也一直在调查沃伯恩供水系统被污染一案,但鉴于联邦政府对国家部门的政策,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可在非官方的诉讼中作为证人出庭。   詹姆斯.格兰吉在法庭上说,1983年9月,杰克.瑞勒指示他在国家环保署的勘察小组到达之前,彻底清除15公顷上的全部垃圾。当他们挖到一堆变了色的土壤时,瑞勒先生很不高兴,“好像发现了那些土壤是我的错似的。”詹姆斯说。   杰克.瑞勒要詹姆斯指挥工人们挖地三尺,务必将所有的变色土壤都刨干净了。詹姆斯是机械维修工程师,不懂化学,后来才听皮革处理车间的工人们讲,剔掉了肉和毛的皮子先要放在化学溶液中浸泡,以去除油渍。他们挖出变色土壤的地方就曾经是工人们倾倒废弃溶剂的废液坑,后来都堆上了垃圾。在15公顷上,这样的废液坑还有好几个。“但是每一处的变色土壤并不是很多,”詹姆斯继续说,“只要一车就装完了。”瑞勒先生是相当认真的,每挖完一个坑都要詹姆斯回去查看,是否所有的变色土壤都确确实实清除掉了。然后再用别处的土填上,夯夯实,撒一些落叶,做成好像从来没有人动过的样子。   詹姆斯说,他们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星期。瑞勒先生反复交代要众人一定保密,切不可向外界泄露半点风声。   3月初,杰克.瑞勒再次被传唤到庭。与三年前那个镇定自若,又咄咄逼人的总经理判若两人,眼前的杰克已然一位风烛残年的老翁。虽然比却斯集团在上次的庭审中胜诉,但也许瑞勒先生遭遇到了太多来自公司内外的种种压力,他先是患了忧郁症,继而出现老年痴呆症先兆,记忆力开始衰退,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杰克用了一连串的“我不记得了”或“可能有,可能没有”来回答简恩.希莱曼的提问。当简恩问起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报告时,杰克说,他曾带了一份副本回家。接下来,出乎简恩的意料,也出乎法庭内所有人的意料,杰克说:“因为我在家里保存了一些皮革厂的资料,譬如,我自己关于各种机器的笔记和配方手册。”   配方手册?简恩立时振奋起来,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一直在找寻的J.J.瑞勒皮革厂与TCE的联结点吗?简恩不敢让惊喜外露,仍然用了不动声色的口吻,问:“你说的配方是指处理皮革的化学试剂吗?” 小城故事(27)   “我想,是的。”   “最早的是到哪一年?”   “我不记得了。有新的,有老的。……它们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些配方。不过是些和做菜的菜谱一样的单子。”杰克还说,他曾先后给过律师们一些配方,就在上次庭审之前。   简恩转向司肯纳法官:“他们上次就应该给我那些化学配方的资料,法官大人,但是没有给。我要求他们现在给我。”   法官问杰罗.费歇尔,杰罗说他从来就没收到过这些资料。法官又问玛丽.莱茵,玛丽说她把它们放在了事务所的储藏室里。玛丽又说,其实他们从不曾向原告方隐瞒这些配方。但是既然原告方没有问起,他们也没有义务主动提供。   简恩.希莱曼遂请求法官允许原告方进入玛丽.莱茵事务所的储藏室查找相关资料。但司肯纳法官的回答却是:“你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吗?那是一间堆满了各种文件的储藏室。如此大规模的‘摸底’性查寻将导致一场新的庭审,而不是听证,你懂吗?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简恩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法官席前挥舞着拳头:“这次的听证不就是因为被告方隐瞒了关键证据吗?我们刚刚听到,除了那份扬基公司的报告外,他们还扣留了更多的资料,譬如化学配方手册。你怎么可以?……”   司肯纳法官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我并不清楚在上次开庭之前的‘摸底’过程中,你是否曾向他们要求过你现在要求索取的这些东西。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主动提供对方不曾要求过的证据。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继续你对杰克.瑞勒先生的取证。”   简恩.希莱曼无奈。他开始向仍旧坐在证人席上的杰克.瑞勒询问一些关于那次搬运垃圾的秘密行动,然后拿出杰克三年前的证词,翻到第22页,念道:   杰罗.费歇尔:据你所知,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垃圾废料等曾经被倾倒在那块15公顷的空地上。   杰克.瑞勒:我已经说过了。   杰罗.费歇尔:请你再说一遍。   杰克.瑞勒:没有。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过,绝对没有过。   杰罗.费歇尔:你也没有从那里搬掉或运走过任何东西?   杰克.瑞勒:没有。   杰罗.费歇尔:你能讲讲为什么吗,先生?   杰克.瑞勒:因为我的律师告诉我说要对那里进行调查,所以什么都不能动。   这一次,没费什么周折,瑞勒先生就承认了他在上次的庭审中作了伪证。   坐在旁听席上的冬娜.卡能后来说:“我当时看见瑞勒先生的样子真替他难受。”   杰罗.费歇尔本打算以杰克.瑞勒的健康状况为他的记忆混淆作辩护,但是杰克不允许。   作证完毕,杰克.瑞勒步履蹒跚地走下证人席,走出法庭,嘴里喃喃道:“这一切和事实没什么关系,和伪证也没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钱,因为钱……”   他问身边的一位记者:“这一切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大概还得一年吧。”记者说。   “一年?”老人摇摇头,“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   最后两位出庭作证的是被告方辩护律师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他们发誓说从来没有拿到过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调查报告等文件。   1989年7月,法官瓦尔特.司肯纳作出裁决,杰克.瑞勒在1986年的沃伯恩案审理期间犯有伪证罪,玛丽.莱茵则因蓄意扣留证据而犯有渎职罪。法官认为,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在此期间的言行无可指责,并宣布,将于同年10月举行的另一次听证会上论证,与被告方有关的这两项罪责是否影响到了原告方对案情的陈述。   10月的听证会持续了两个星期,双方都没有传唤证人,只是凭借已有的文字资料等进行论证。最后,司肯纳法官要求简恩.希莱曼向法庭提交他当年在对J.J.瑞勒皮革厂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和各种文件,以供裁决时参考。   除了原定的议程外,玛丽.莱茵聘请了自己的律师,并向法庭提交了41件物证——信件、便函、电话记录和收据等,证明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曾经分别收到过玛丽送给他们的那些所谓“被扣留和隐瞒的文件”,包括扬基报告和J.J.瑞勒皮革厂的部分化学配方。其中一张日期为1984年11月的收据上说明,法庭文书曾向尼尔.雅各布递交了扬基公司的报告,尼尔亦在收件人栏目里签了字。   但司肯纳法官仍不改初衷,维持原判。他认定,玛丽.莱茵在年初的那次听证中“有意”隐瞒了这些证据。如果不是因为被判有罪,她或许永远都不会交出这些证据。   也就是说,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仍然是清白的。也难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法律不过是他的手中玩物,怎么可能被判罪?   1989年12月12日,星期一,简恩记得他做了一宿的噩梦。早晨刚上班,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说法官已经就10月的听证会作出了裁决,他可以在今天的任何时候去取。简恩马上和比尔.克诺利一起赶往法庭大楼,他觉得他等候这个裁决已经太久太久了。当他从司肯纳法官的秘书手里接过裁决后,简恩迫不及待地匆匆翻阅浏览。 小城故事(28)   那上面说,法官查阅了简恩对沃伯恩案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等文件,其中并无任何要求查看皮革厂配方等资料的文字,也没有任何关于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化学废液的具体证据的记叙。由此可以作出结论,在办理沃伯恩案的过程中,简恩自始至终“知道原告方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了化学废液”。因而,法官裁定,简恩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1款,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向法庭提交了“不负责任的诉讼”。法官将呈请有关部门就此事追究简恩的责任。   如此,沃伯恩案历时数年,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回到了当年威廉.契士曼的“第11款动议”。   简恩一把揪过秘书,愤怒得浑身发抖:“他要追究我的责任?这个老魔头!”   秘书掰开简恩的手,连连说道:“这不关我的事。这不是我的裁决。”   比尔紧紧地抓住简恩的胳膊,把他一路拖出法庭大楼。到了外面的邮电广场,简恩犹自大喊:“这个老魔头!他要追究我的责任?”   那天晚上,沃伯恩的六户人家——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一起来到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陪简恩坐到深夜。   后来,简恩.希莱曼又曾先后三次向各级法院上诉,均被驳回。   1990年,简恩向联邦法庭申请破产。他所列举的全部个人财产,按价值从低到高依次为:14美元银行存款、一个价值50美元的收音机、100美元现钞和价值500美元的服装。他的负债总额达123 1542万美元。   同年,国家环保署正式向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提起诉讼,指控他们污染了沃伯恩城东的大片土地、河流和地下水。经调停,两家公司同意共同出资6940万美元治理已经造成的污染。   不久,J.J.瑞勒皮革厂和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相继关闭。                                                             共父其子(1)   巴维列山庄,这个地名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与一流影星、大牌导演及著名艺术家连在一起的。其实巴维列山庄的居民中还有包括前美国总统在内的社会各界名人,也有削尖脑袋企图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暴发户。   巴维列山庄位于洛杉矶城西,与好莱坞毗邻。山下星罗棋布着各大电影厂家和娱乐公司。山庄的西面是风景秀丽的石谷自然保护区,南侧紧挨着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榆树路和巴维列山庄的大多数街道一样,依山势而建,不是那么直,也不是那么平。1989年8月20日晚上快10点时,一位少女站在榆树路下端自家的门口,她正在等她的男朋友。一辆小轿车经过少女身边,停在榆树路上端的722号。两个男子的身影从车上下来,一个打开后箱盖,另一个径直朝房子走去。不过是夜幕下的寻常街景,少女兴味索然地扭头转向别处。如果离小轿车稍微近一点,或稍微多看一会儿,她就会发现,那两名男子的手里都握着长枪。   榆树路722号是一栋白色地中海式大宅,当时值价400多万美元。宅内共有23个房间。四周高高的铁栏杆围定偌大的园子,园内林木参天,枝叶繁茂,将整栋巨宅掩映于绿阴之中。722号的前庭也比邻居家宽敞,房子因而退缩得相对靠里,离人行道比较远。房前半圆形的车道入口处有一道铁栅门把守。   722号的房主人姓蒙纳戴兹,男主人霍塞,44岁,女主人凯蒂,47岁。家里还有两个儿子,约瑟夫.莱尔,21岁,和艾瑞克,18岁。这天是星期日,用人们都放了假。两个小伙子在家里呆不住,也邀约了几个朋友一起看电影去了。晚饭后,蒙纳戴兹夫妇往起居室的放像机里塞进一盘007——詹姆斯.邦德录像带,一面懒懒地靠在沙发上,一面吃着饭后的甜点奶油蓝莓。   枪手们没费什么事就进到了院子。前院的铁门敞开着,防盗警报系统也已被关闭。两个人推开书房那扇通往院子的法式门,穿过书房,来到与起居室连接的过道。起居室里暗暗的,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发出忽闪忽闪的光亮。此刻,霍塞靠在棕色皮沙发的一头,昏昏欲睡。他面向过道,双脚架在咖啡几上。凯蒂头枕着丈夫的腿,拥着一床毯子躺在沙发上。她已经睡着了。咖啡几上零乱地放着两只咖啡杯和吃过甜点的盘碟。   一名枪手举起一支12毫米口径摩斯堡步枪朝霍塞连发四弹。第一枪打在了他的左肘,后两枪击中他的右臂,还有一颗子弹飞过霍塞的头顶,落在沙发后面的法式门上。枪手或另一名枪手绕到霍塞身后,对准他低垂的头又是一枪。这一枪掀掉了霍塞的后脑勺,飞起的血肉喷溅了凯蒂一身。最后,霍塞的身子侧倒在沙发上,脚着地,手搭在腹部。   第一声枪响便惊醒了蒙纳戴兹夫人,她仓皇失措地起身正准备逃跑,接连而来的两发子弹击中了她的右腿和右臂。凯蒂应声倒在沙发和咖啡几之间的地毯上,又挣扎着站起来,摇晃了两下,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凶手赶上前来对着她一阵乱射,凯蒂的左腿、左胸和右臂连中数弹,但她还没有咽气,还在喘息着试图爬离她倒下的地方。   子弹打空了,枪手们犹豫片刻,大概还是怕给警方留下活口,最后决定回到小轿车里取子弹。这次他们取来的是鸟枪子弹,而不是第一次用的大号铅弹。   枪手回到起居室,隔着咖啡几瞄准蒙纳戴兹夫人的左脸颊连开四枪。凯蒂的身上共有九处枪伤,颅骨被那四颗鸟枪子弹打得粉碎。霍塞一共中了四弹。   凶手们在撤离现场之前没有忘记捡干净地上的弹壳。   以上便是巴维列山庄警署的办案人员和公诉方的专家们根据现场勘查和验尸结果拼凑起来的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案情经过。   霍塞.蒙纳戴兹于1944年出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一个中上阶层家庭。霍塞的父亲曾是古巴知名的足球明星,从绿茵场上退役后开办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母亲年轻时也是红极一时的游泳健将,曾被评选为古巴全国优秀运动员之一。蒙纳戴兹家尽管不算十分富有,但由于夫妻俩在体育界的声望,霍塞的父母一直算是哈瓦那上流社会的名人。霍塞还有两个姐姐,泰莉和玛塔。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和最小的孩子,霍塞自幼备受母亲的宠爱和呵护。   50年代末期,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弗根西奥.巴蒂斯塔王朝,哈瓦那的有产阶级纷纷逃离古巴亡命海外。1960年,16岁的霍塞.蒙纳戴兹随大姐泰莉的未婚夫卡罗斯.巴拉特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海若顿。第二年,他的父母也先后辗转赴美。   言语不通,身无分文,从小娇生惯养的霍塞只能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贴补家用。但争强好胜的天性使他难以甘居人下,霍塞发誓一定要在合众国打出一片天地。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霍塞.蒙纳戴兹没能够如愿以偿地进入美国东部的“常春藤学院”——老牌的著名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他对自己许愿说,将来他的孩子们非得就读于名校不可。霍塞当年只是靠着游泳获得了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并不喜欢那儿。同届的学生们记得他总是闷闷不乐,很少与人交往,还记得他学习非常刻苦,为了专心于功课,霍塞后来甚至放弃了游泳。多年后,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留在霍塞心中的唯一记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凯蒂.安德逊。 共父其子(2)   那是在1962年,霍塞刚上一年级,凯蒂.安德逊已是大四的学生。这位来自芝加哥郊区橡树坪的姑娘曾有过一段幸福而又不幸的童年。凯蒂的父亲在家乡的小镇上拥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空调及暖气设备公司,家资富足,日子也过得很体面。凯蒂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是不用外出工作的,她只是操持家务,照顾好凯蒂和她的两个哥哥。后来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离婚后,母亲在芝加哥米德威机场的联合航空公司找了一份事。不久,父亲又在橡树坪成了家,而母亲却从此寡居,再也没有结婚。她孤独,忧郁,整日沉默寡言。   凯蒂从她母亲的身上知道了,离婚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她因此而痛恨父亲,几乎不再与他来往。父母的离异也在凯蒂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终生的伤痛,从小学到中学,她一直郁郁寡欢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1959年,凯蒂.安德逊进了南伊利诺伊州大学通讯及传媒学系一年级,课余经常到学校广播站工作。在那里,凯蒂学会了编导广播剧和电视剧,也重新建立了自信心。1962年夏天,她回家乡报名参赛,并被当选为那年的“橡树坪小姐”。   抑或是两个人性格上的相似使霍塞和凯蒂走到了一起。其实无论外表多么孤僻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也是渴望着爱与被爱的。这对年轻人如干柴烈火,很快便被激越的爱情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结合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对霍塞.蒙纳戴兹而言,娶一位白人女子意味着离他的“美国梦”又近了一步。少数民族毕竟是少数民族,要想在星条旗下闯荡,首先得让美国社会的主流承认和接受自己,让自己进入社会的主流。况且凯蒂并不是一般的白人女子,她的父亲怎么也算得上是商界中人。   而凯蒂.安德逊所看上的,还有霍塞身上更深刻的、不为周围的青年人所理解或欣赏的一面。霍塞雄心勃勃,又脚踏实地,特别是,他的毅力之坚强,能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凯蒂相信霍塞肯定会成功。   霍塞和凯蒂的结合并非易事。60年代初的美国,“只供白人”(WhiteOnly)的牌子举目皆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屡见不鲜。霍塞和凯蒂在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校园里手拉着手,简直就成了那座保守的卡波德尔小镇上的一道风景线。路人们明目张胆地朝这对“混合情侣”驻足、注目,甚至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丝毫不掩饰一脸惊愕的表情。   压力还来自双方的家庭。安德逊家自然是不愿意他们唯一的女儿找一个黑不溜秋的女婿。而凯蒂的父母曾经离异这一事实,又有悖于蒙纳戴兹家族的宗教信仰。但是,什么也挡不住这对叛逆的青年男女,1963年夏天,当凯蒂获得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后,便立即和霍塞举行了秘密婚礼,给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西班牙姓氏——蒙纳戴兹。   婚后,霍塞从南伊利诺伊州大学退学,随凯蒂一起到了纽约,不仅因为年轻的蒙纳戴兹夫人想在广播电视界发展,也是为了逃避卡波德尔小镇上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霍塞.蒙纳戴兹又先后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和皇后学院。凯蒂不但没有找到和她专业对口的工作,而且为了帮助霍塞完成学业,她还放弃了继续念硕士学位的打算,在一家小学校里谋了一份职。   1967年,霍塞.蒙纳戴兹从皇后学院毕业并考取会计师执照,随即进入一个大型跨国审计公司柯博-莱勃蓝德。两年后,他被派往芝加哥替一家叫做利昂容器公司的客户做审计。公司的老板对霍塞的精明强干和管理才能颇为赏识,以高官厚禄聘请他担任利昂容器的总会计师。霍塞于是带着全家——凯蒂和刚满周岁的儿子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昵称莱尔,迁回伊利诺伊州。凯蒂闲居家中做了全职主妇,从此再没有工作过。   霍塞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使利昂容器公司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并被顺理成章地任命为公司总裁。但终因与董事长意见不合而于次年辞职。   1971年,霍塞.蒙纳戴兹跳槽到赫茨公司任租车部执行总监。全家又随之搬回到东海岸的新泽西州。年底,凯蒂为蒙纳戴兹家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艾瑞克。两年后,霍塞升任赫茨公司首席财务官。1979年,35岁的霍塞.蒙纳戴兹被任命为该公司国际部总裁。   霍塞在赫茨公司业绩辉煌有目共睹,不幸的是,他也背上了一个对下属要求过分严厉且作风霸道行事专横的名声。也许由于霍塞本人系少数族裔的缘故,他对白人下属特别苛刻,经常当众嘲笑和羞辱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白人同事。但另一方面,霍塞又非常希望为欧裔所接受,故而尽量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上摹仿白人。他要求公司里的同事们按照欧美的发音叫他“乔”——Joe,而不是南美西班牙式的“霍塞”——Jose。由于这种种原因,1980年,霍塞.蒙纳戴兹被调离到赫茨属下的RCA音像设备公司。   霍塞在家里也是一手遮天,无论大事小事都得由他说了算,有时甚至根本不征求凯蒂的意见。其实自从他俩结婚以来,凯蒂就给了霍塞很大的自由度。霍塞一生中曾有过无数的情妇,相处时间最长的要算一位名叫露依思的女商人。这位深棕色头发的漂亮女郎经常和霍塞一起出差旅游,一起在饭店宾馆或娱乐场所出双入对。但霍塞既未想过要离开凯蒂,也不曾打算与露依思了却,他只是十分谨慎地不让自己露出一丁点的马脚。1986年,霍塞离开RCA音像设备公司之前,凯蒂终于发现了他和露依思隐瞒了将近十年的私情,这差点儿把蒙纳戴兹夫人逼上了绝路。虽然霍塞使尽浑身解数,最终让凯蒂回心转意,但她却从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忧郁症。 共父其子(3)   霍塞利用他在RCA结交的关系再次跳槽到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丽维娱乐公司担任总裁。丽维隶属于一家电影制片厂,专事电影录像带的出版发行,1985年亏损额达两千万美元。扭亏为盈是霍塞的拿手,一旦碰上了这样的机会他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霍塞带着凯蒂和艾瑞克再次迁徙,从美国的东海岸搬到了西海岸,只有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一年级的大儿子莱尔留在了新泽西州。   霍塞.蒙纳戴兹“美国梦”的另一部分,是要把两个将来为蒙纳戴兹家族传宗接代的儿子培养成杰出人才,以在事业上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巅峰,并续写自己在美国开始的传奇。因为霍塞完全是靠着自己拳打脚踢拼出的一块天地,所以他对两个儿子也高标准严要求。作为一个父亲,他对孩子们可谓事无巨细,他规定他们吃什么、做什么、读什么,甚至想什么。他要求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每一分钟都必须用来学习和掌握他认为将有益于他们一生的“知识”,而不可浪费在诸如玩耍、游戏等上面。他还规定兄弟俩都只能选择一项运动,而不可以凭自己的兴趣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同时又要求他们不可参加集体性的团队项目如三大球类,而只能选择个人技能性运动,如游泳、网球、滑冰、体操、高尔夫,等等。当莱尔12岁,艾瑞克9岁时,父亲为他们选定了网球。   霍塞.蒙纳戴兹的军阀式教育无疑对莱尔和艾瑞克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兄弟俩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说话结巴、睡觉磨牙、胃疼气闷,而且性情急躁。同时,因为母亲也总是对父亲唯命是从,两个孩子只能在彼此之间寻求安慰和温暖,他们相互依赖,相互照顾,久而久之,便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盟以对抗父母的统治。艾瑞克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说过,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的人就是哥哥莱尔。兄弟俩虽然非常抱团儿,却又性格迥异。莱尔孤僻、冷漠、机智、狡诈,艾瑞克安静、顺从、胆小、敏感。   尽管蒙纳戴兹夫妇在两个孩子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智力投资,但事与愿违,莱尔和艾瑞克在学校皆表现平平。据老师们的反映,蒙纳戴兹兄弟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自理能力差。莱尔直到14岁还尿床,还玩绒毛玩具。莱尔是个影迷,但直到很大了,他仍对电影上的故事深信不疑,永远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剧虚构的。最让霍塞无法接受的是,不少老师认为莱尔和艾瑞克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蒙纳戴兹兄弟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1983年夏天,莱尔和艾瑞克分别为15岁和12岁时,他们的表妹黛安娜.摩伦来蒙纳戴兹家度暑假。一天晚上,三个孩子正在一块儿玩摔跤,兄弟俩突然把黛安娜按倒在地,剥光了她的衣服。还有一次,莱尔和黛安娜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莱尔突然扑到小姑娘身上,一把捏住她的两只乳房。   高中时期,莱尔曾与一位名叫丝塔赛.费得曼的姑娘有过短暂的恋爱。当时丝塔赛是学校网球队的领队,莱尔是男队的一号选手。他们的这段关系倒是非常纯情,除了莱尔频繁地送给丝塔赛首饰等物,从没发生过类似蒙纳戴兹兄弟袭击黛安娜的事件。丝塔赛上大学后提出与莱尔断绝来往,莱尔曾试图以一件貂皮大衣留住姑娘的心,但被丝塔赛拒绝。   莱尔不是一个好学生,他厌倦读书。尽管他的父亲谆谆教导他,蒙纳戴兹家族的长子应该进“常春藤学院”,莱尔却一门心思地只想在中学毕业后用老头子的钱开一家餐馆。不过,这话他只跟朋友们讲过,慑于霍塞的淫威,莱尔甚至从来不敢对父母提及他的这桩心愿。莱尔知道说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消极对抗。   1986年,莱尔向普林斯顿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但被校方拒绝,便听从父亲的安排,暂时在当地一所社区学院上了一年课。其间,莱尔开始与一位餐馆女招待婕米.彼莎西约会。婕米大莱尔5岁,也打网球。翌年,经霍塞.蒙纳戴兹多方奔走,莱尔终于靠着他的少数民族背景和网球的功夫跨进了普林斯顿大学。不久,19岁的莱尔宣布与24岁的婕米定婚,并在婕米接受了一个网球教练的职位后,跟着她去了亚拉巴马州。霍塞知道后非常气恼,他利用关系秘密为婕米安排了一份在欧洲教网球的工作,以为只要姑娘离开了美国本土,儿子便会回心转意用功读书,孰知莱尔全然不顾老头子的一番苦心,又追着婕米到了欧洲。   霍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底还是把莱尔给截回来了,但事情仍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此时霍塞已经接受了丽维娱乐公司总裁一职,带着凯蒂和艾瑞克搬到了洛杉矶。霍塞让他的姐姐、莱尔的姑姑泰莉照顾留在普林斯顿念书的大儿子,并要求莱尔必须在每个周末飞往洛杉矶以便于监督管教。莱尔后来说,如此频繁的长途奔波耽误了他不少功课,更严重的是,有一次他在旅途中丢失了心理学课的笔记等物,从而酿成了一桩大祸。   那个周末,莱尔回到普林斯顿后,赶紧问同学借来笔记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后来任课老师认定莱尔的心理学实验报告纯系抄袭他人之作,这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名校是绝对不可能被饶恕的。经校纪委员会裁决,莱尔被予以休学一年,留校查看的处分。霍塞.蒙纳戴兹曾为此事专程到普林斯顿找校方申辩,无效。莱尔觉得很丢面子,他想转学去离家较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但父亲却坚持要求他留在普林斯顿,“从摔倒的地方站起来”。 共父其子(4)   霍塞开始反思,他们做父母的是不是给了孩子们太多的特权和庇护?造就一代纨绔子弟可不是这位古巴移民的初衷。莱尔休学期间,霍塞把他带到了丽维娱乐公司,他要儿子像普通的员工一样从基层做起,每天按时上下班。如果莱尔想见做总裁的父亲,也必须事先预约。   莱尔在丽维的职责是协助有关部门审阅财务支出报告,以寻找降低成本的途径。尽管莱尔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却对父亲的威仪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注意到每当霍塞.蒙纳戴兹出现时,办公室顿时气氛紧张,员工们人人噤若寒蝉。他也亲眼目睹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呵斥属下,而不管对方的尴尬和难堪。莱尔后来告诉朋友,由于父亲的跋扈,使他在丽维娱乐公司广遭非议。其实不然,人们对莱尔的不满是因为这位大少爷极端的玩忽职守和目中无人。他经常迟到却从无愧疚之意,他的部门领导几乎无人能够差遣他。倘若遇上好天气,莱尔便挎上运动包径自去网球场,临走时常常连招呼都不打。同事们对他的评论是“傲慢、易怒、自我中心”。终于有一天,霍塞的副手向他反映了这些情况。霍塞问,如果莱尔不是总裁的儿子,你们怎么办?那位副手答,开除。于是,莱尔被炒了鱿鱼。   1988年初秋,莱尔重返普林斯顿大学。他一踏进校园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因为校务处安排他与另一个学生同住。据说莱尔走进宿舍看到别人的行李立刻大发雷霆,把东西都扔到了楼道里。霍塞.蒙纳戴兹又站在了儿子一边,他写信给校方为莱尔要来了一套单人宿舍。   莱尔.蒙纳戴兹在普林斯顿除了上课以外,几乎不参加任何活动,课余总是与一帮“问题学生”泡在一起。在莱尔认识的熟人中,有一个叫东诺凡.顾德瑞的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学生,他经常“代笔”莱尔的功课,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1989年春,莱尔开始和一个比他年长9岁的模特儿克丽丝蒂约会。不久,东诺凡.顾德瑞因偷窃被校方开除。在他离校时,匆忙间把装有驾驶执照、社会安全卡等身份证件的皮夹子忘在了莱尔宿舍的书桌上。   兄弟俩小的时候,当莱尔和艾瑞克同在一所小学或中学时,艾瑞克总是生活在莱尔的影子里。艾瑞克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的意愿是要把莱尔培养成蒙纳戴兹家族未来的领袖,这使艾瑞克在感到不平的同时也倍觉无奈。1986年,艾瑞克随父母迁居加州后,就读于卡拉贝莎中学10年级。没有了莱尔,艾瑞克开始结交自己的朋友,一群和他一样趾高气扬、又喜欢招摇过市的豪门逆子。   蒙纳戴兹夫人凯蒂曾一度怀疑艾瑞克有同性恋倾向。在他们搬到卡拉贝莎时,凯蒂要求小儿子必须在半年之内找到一个女朋友。果然,艾瑞克不久便带回来一位姑娘,但他俩处的时间并不长。有一次,艾瑞克和女友在一个派对上发生争吵,艾瑞克便将姑娘锁进一间屋子里,任她怎么叫骂都不开门。两个人分手之后,姑娘对朋友们说,艾瑞克是她所接触到的“最奇怪的人之一”,“他表面上非常傲慢,玩世不恭,骨子里却相当自卑,毫无安全感”。   后来,艾瑞克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蒙纳戴兹夫妇称心的女朋友。凯蒂认为,这位名叫简妮丝的姑娘不像莱尔的那些女朋友那么“轻贱和虚伪”。   但对艾瑞克而言,他在卡拉贝莎中学最重要的朋友当属克莱格.西那若利,学校网球队队长。他们除了经常在一起打球外,还合写过一个题为《朋友》的剧本。这篇长达62页的故事讲述一位富家子弟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读到了父母的遗嘱,为将1 57亿美元的遗产据为己有,他谋杀了他的双亲及所有可能染指这笔财富的人,直至最后自己被人杀掉。   1988年,莱尔被普林斯顿大学责令休学又被丽维娱乐公司开除后,蒙纳戴兹兄弟开始结伴行窃,被盗者皆为他们朋友的父母家,被盗之物多为现钞和珠宝首饰,赃物总值超过了10万美元,属巨额盗窃案。按说蒙纳戴兹家并不缺钱,但自莱尔.蒙纳戴兹留校察看以来,父亲霍塞为约束两个浪荡公子,有意识地紧缩了他们的零花钱,而且每每在儿子们伸手要钱的时候,霍塞都要趁机来一段“训导”,令莱尔与艾瑞克不胜其烦。   一次,艾瑞克在卡拉贝莎因交通违章被拦下,警察在他的车里发现了部分赃物。不久,办理此案的侦探们发现,一户人家被盗走的保险箱出现在另一户被盗者的家里,显然是蒙纳戴兹兄弟因无法将锁撬开而送还赃物时记错了门户。   当洛杉矶警署通知蒙纳戴兹夫妇他们的两个儿子被拘捕时,据说霍塞顿时火冒三丈,但他事后还是用重金聘来了一位知名度颇高的刑事辩护律师吉纳德.查理夫,要求他不惜任何代价,只要能将蒙纳戴兹兄弟的名誉损失降到最低。吉纳德果然不负重托,他先是通过巧妙的策划,让艾瑞克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从而使莱尔得以无罪开释。艾瑞克此时17岁,尚属未成年人。经吉纳德.查理夫多方斡旋,法官最后只判处艾瑞克.蒙纳戴兹数月的社区劳动,及要求兄弟俩参加心理咨询。霍塞则开出一张面值1 1万美元的支票以赔偿被盗家庭现钞部分的损失。至于珠宝首饰等物已被莱尔和艾瑞克转手处理掉,无法追回。   由于这桩案子,邻里们对蒙纳戴兹兄弟,甚至蒙纳戴兹家心存戒备。不久,霍塞与凯蒂卖掉卡拉贝莎的房子,搬进了巴维列山庄的榆树路722号。霍塞.蒙纳戴兹对公司的同事们说,此次搬迁是因为他们经常被匿名电话骚扰。 共父其子(5)   也是由于这桩案子,在美国另一端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警方盯上了蒙纳戴兹兄弟。1987年11月,蒙纳戴兹夫妇离开普林斯顿时,他们的房子被一位房地产管理商买下后,分租给了几家小公司做办公室。1988年4月,学校放春假期间,这栋楼里的两家办公室先后被盗,损失的办公用品价值达1100美元。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作案人是从二楼一个卫生间的窗户翻墙进入的,而且警方确信,案犯对各房间的布局了如指掌。但普林斯顿警署始终没有机会就此案起诉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等到一年多以后,办案人员终于获得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确凿证据时,他们已经被卷进了另一桩更大的案子。   霍塞.蒙纳戴兹的1989年可谓喜忧参半。他在工作上业绩卓著,丽维娱乐公司扭亏为盈后,以更加丰厚的条件与霍塞续签了合同。为确认霍塞.蒙纳戴兹对公司的重要性,丽维娱乐以霍塞的名义投保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keyman)”企业人寿险,以保证如果霍塞发生意外,公司的运作不至因此而受到影响。丽维娱乐公司也同时为蒙纳戴兹家购买了价值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个人人寿险。这笔保险将在霍塞通过了保险公司要求的体检后正式生效。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社区财产法,如果霍塞.蒙纳戴兹不另行指定受益人,在他去世后,这笔钱理应归他的妻子凯蒂所有。   家里的情形就无法使霍塞如此春风得意了。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在普林斯顿大学同时受到“学术警告”和“纪律警告”双重处分。前者是因为他第一学期的成绩首次出现了F,即不及格。据亲友们说,霍塞对大儿子的要求已经降到了不可能再低的程度,他只希望莱尔的各科成绩能凑合着及格就行了。纪律处分则是由于莱尔在租借学校的娱乐活动室开派对时,严重地损坏了包括几张台球桌在内的若干设备,以致活动室关闭数日。   莱尔还使得蒙纳戴兹全家在普林斯顿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被吊销。一天晚上,他和东诺凡.顾德瑞开着高尔夫球场夜行车在草坪上兜风,毁坏了俱乐部的大片绿地。   快放暑假时,莱尔遇到了更棘手的问题:女友克丽丝蒂怀孕了。又是父亲出马替他解决。霍塞立刻飞抵普林斯顿,他先是试图说服克丽丝蒂堕胎,克丽丝蒂不从,霍塞最后只得支付10万美元以了结此事,并要求克丽丝蒂从此断绝与莱尔交往。   这年夏天,小儿子艾瑞克.蒙纳戴兹从巴维列山庄中学毕业,即将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莱分校也录取了他,但艾瑞克选择了网球实力较强的洛杉矶分校,这又是一桩使霍塞深感不快的事情。暑假期间,艾瑞克四处奔波参加各地组织的网球比赛,他总是能在第一轮出线,却在第二轮中被淘汰。   也是在暑假期间,霍塞与凯蒂专程到普林斯顿为莱尔购买了一处两居室的公寓,实指望这样的物质刺激能鼓励莱尔好好读书。凯蒂还背着霍塞答应莱尔的要求,按照极豪华的标准装修公寓。   尽管蒙纳戴兹夫妇为两个儿子做了他们自认为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在这个假期,兄弟俩与父母亲的关系仍然日趋紧张。1989年7月19日,凯蒂.蒙纳戴兹和往常一样去看她的心理医生勒思特.沙穆菲德博士,她对医生说,她担心莱尔和艾瑞克“处于一种不正常的自我陶醉或自恋,对社会和他人漠不关心,患有某种程度的自闭症,甚至可能是反社会情绪”。因为凯蒂在谈话中用了不止一个十分专业的心理学名词,沙穆菲德博士猜想在此之前她一定曾与蒙纳戴兹兄弟的心理医生接触过。事实上,当洛杉矶法院因卡拉贝莎系列盗窃案而要求莱尔和艾瑞克接受心理诊断和咨询时,凯蒂请勒思特.沙穆菲德推荐了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后来在艾瑞克签署的一份意向书中,他允许奥泽尔博士与蒙纳戴兹夫妇讨论他的病情。   霍塞与凯蒂对两个儿子越来越失望,他们搞不懂莱尔和艾瑞克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和麻烦。一次,霍塞对妻子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莱尔永远都不可能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也不可能拿到任何大学的毕业文凭。霍塞从来就不喜欢大儿子的那些女朋友们,他认为莱尔还会继续和那种年龄比自己大、只看上了蒙纳戴兹家钱财的姑娘约会。而艾瑞克永远只是莱尔的应声虫和跟屁精。霍塞对两个儿子已经没有了信心和耐心,他甚至不愿意再和从前一样,平心静气地听莱尔讲述他为自己的行为编造出的种种理由。某日,夫妻俩一块儿外出购物,路上谈起这些闹心的家务事,霍塞越说越有气,索性调转车头回家。霍塞与凯蒂当即告诉兄弟俩,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两位家长所能容忍的限度,蒙纳戴兹夫妇决定将他们的名字从遗嘱中去除。   霍塞.蒙纳戴兹原先的遗嘱写于1980年。遗嘱中说,如果霍塞与凯蒂去世,家里的所有财产将尽数留给莱尔和艾瑞克。   暑假快结束时,凯蒂开始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反扣她与霍塞卧室的房门,并在壁橱里放了两杆步枪。她还收缴了兄弟俩的钥匙。如果莱尔和艾瑞克晚上外出,凯蒂情愿在客厅的沙发上一直等到他们回来,或让他们把她从睡梦中叫醒。凯蒂说,她希望学校赶快开学,因为她不愿意两个孩子住在家里,成天在自己的眼前晃悠。她还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我不信任我的孩子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会有这样的儿子。”很明显,凯蒂在担心和害怕着什么。 共父其子(6)   为了缓和家里的紧张气氛,1989年8月19日,霍塞.蒙纳戴兹包租了一条家庭型号的捕鲸船,带领全家人到太平洋上捕鲸。据船上的水手们后来反映,蒙纳戴兹们看上去非常生分,不像是一家子。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莱尔和艾瑞克在船首,霍塞独自一人在船尾,凯蒂则一直呆在船舱里面。   据当时的记录,巴维列山庄警署是在1989年8月20日晚上11点47分接到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的911报警电话的:   警署值班员#1:巴维列山庄警署。   莱尔.蒙纳戴兹:是警署吗?   警署值班员#1: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莱尔.蒙纳戴兹: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抽泣)……   警署值班员#1: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莱尔.蒙纳戴兹:(继续抽泣)他们枪杀了我的父母!   警署值班员#1:什么?谁?他们还在那里吗?   莱尔.蒙纳戴兹:是的。   警署值班员#1:你是说凶犯……   莱尔.蒙纳戴兹:不,不。   警署值班员#1:他们被枪杀?   莱尔.蒙纳戴兹:艾瑞克,小子,别这样。(背景中传出尖利的叫喊声)艾瑞克,闭嘴!   警署值班员#1:(对警署值班员#2)这个人非常歇斯底里。(对话筒)那个人还在那里吗?   警署值班员#2: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莱尔.蒙纳戴兹:我不知道。   警署值班员#2:你回到家里看见谁被枪杀了?   莱尔.蒙纳戴兹:我的父母。   警署值班员#2:他们还在房子里吗,我是说凶手?   莱尔.蒙纳戴兹:(大喊)艾瑞克,离他们远点!   警署值班员#2:谁被枪杀了?   莱尔.蒙纳戴兹:我的父母!   这通电话录音总共只有一分半钟。又过了大约一分半钟,两名警探迈科.巴卡斯和约翰.柯冉诺基赶到榆树路722号。警署离蒙纳戴兹家很近,就在西南面三个街区处。   出乎警探们的意料,蒙纳戴兹家的巨宅一片漆黑,而且出奇地安静。迈科.巴卡斯和约翰.柯冉诺基穿过车道上洞开的大铁门,先在园子里查看了一番,然后分别把守住两个门口,对着黑洞洞的楼房高声喊话。   忽然,两名青年男子哭喊着,从前面的双扇门里冲将出来。他们肩并着肩,连脚步都几乎是整齐划一的。两个人跑过迈科和约翰身边,冲出大铁门,最后扑通跪倒在人行道和街道之间狭窄的草坪上。他们发了疯似的大哭大嚎,嘴里反反复复地吼叫道:“哦!我的上帝!我真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两名警探试图问他们一些问题,但两个小伙子就仿佛没听见似的,只在树木之间来来回回地奔跑,并不时把头往树干上撞。有几次,那个年长一些的年轻人好像是在劝慰他的伙伴。   迈科.巴卡斯和约翰.柯冉诺基用步话机呼来了更多的警察,只有两条车道的榆树路很快就停满了警车和急救车。警方当时并不清楚案犯是否还藏匿在现场附近,搜查的结果,只在凯蒂的卧室里找到了蒙纳戴兹家的两条狗。   第一位进入楼房的科尔克.维思特警官隐约听见了电视的声响。他循声来到起居室,在电视屏幕微弱的光亮下,维思特警官后来说,他见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血腥场面。   起居室的地上、墙上和家具上到处喷溅着血、脑浆和被子弹打碎的皮肉,浸透鲜血的地毯上还摊放着从受害者伤口流出的内脏。蒙纳戴兹夫妇俱已是残躯断肢,他们的面部被打得稀烂,几乎完全无法辨认。凯蒂仰面躺在血泊中,嘴张得大大的,好像正在无声地叫喊,嘴唇的左上方和一排牙齿被子弹齐齐地崩掉,鼻子和一只眼睛也不知去向,剩下的另一只眼睛则圆圆地睁着,内中充满了恐怖。霍塞斜靠在沙发上,低垂着头,后脑勺上的大窟窿赫然在目。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每当在电视上报道有关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消息时,屏幕上就会出现两架放着尸袋的轮床从那栋白色豪宅推往急救车的镜头。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没有看到的是,当霍塞的尸体被装入尸袋时,一大团脑组织从他头部巨大的弹孔中掉到了地上。   差不多同时,巴维列山庄警署署长马尔文.蓝侬打电话到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家中,通知莱斯将由他主持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据莱斯.佐易勒的第一次现场勘查手记,蒙纳戴兹家没有任何强行进入的痕迹。尽管作为凶杀发生现场的起居室里一片狼藉,但案犯显然不是为抢劫而来。   凌晨一点左右,约瑟夫.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被同车带到巴维列山庄警署。当时兄弟俩还不曾被列为嫌疑对象,警方此举只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因为他们不敢肯定凶手是否还在现场附近。   莱尔已经恢复了常态,艾瑞克也镇定了许多。探长托马斯.埃德蒙中士开始分别和他们谈话,他详细地询问了兄弟俩在8月20日的行踪。谈话过程中,艾瑞克又变得非常神经质,不停地哭泣,埃德蒙中士只和他谈了不到20分钟。相比之下,同莱尔的交谈就容易多了。   据莱尔说,他和艾瑞克那天上午先在家里后院的网球场打球,后来进屋看了电视上播放的网球比赛。下午,他们俩去了附近的“巴维列中心”购物点逛商店。5点左右,兄弟俩和一位朋友裴里.波尔曼约定,一起去桑塔莫尼卡一年一度的“品尝洛杉矶”食品节。莱尔说,他和艾瑞克在晚上8点左右从家里出来,先到了西树村,想在那里的影院看新近推出的007影片《屠杀执照》,但票房前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兄弟俩又转道去了世纪城中心,在那里看了一场《蝙蝠侠》。电影散场后,他们在开车去桑塔莫尼卡的途中迷了路,没能碰上裴里.波尔曼。莱尔和艾瑞克于是从一个路边电话亭给裴里打电话,三人再次约定在巴维列山庄的一个叫做“奶酪蛋糕工厂”的酒吧会合。因为艾瑞克还不满21岁,不能进酒吧,所以打完电话后,兄弟俩开车回家取艾瑞克的假身份证。 共父其子(7)   艾瑞克告诉埃德蒙中士,他们一进家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莱斯.佐易勒后来专门就此点反复询问了最早进入现场的警察们。没有任何人提到屋子里有烟雾,也没有任何人闻到火药味。   艾瑞克说,在莱尔报警之后,他又给他们的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打了一个电话。马克.霍飞南家住桑塔莫尼卡,他在电话上说他将尽快赶到蒙纳戴兹家。   莱尔还告诉托马斯.埃德蒙中士,母亲凯蒂经常神经兮兮的,在晚上睡觉时总是反扣房门。“在搬来洛杉矶后的一两年里,她好像心情很坏,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有自杀倾向。”事实上,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得知,蒙纳戴兹夫人确曾有一次吞下过超剂量的药丸企图自杀,但那是两年多以前在普林斯顿,当凯蒂发现了霍塞与露依思的婚外恋时。   托马斯.埃德蒙问莱尔和艾瑞克是否知道、或能否想到,有谁会和他们的父母结下如此的深仇大恨,以至于对蒙纳戴兹夫妇下如此的毒手。兄弟俩说可能是霍塞商场上的对手,或公司里被他得罪过的人。但莱尔认为“更有可能是黑帮”,这一回答令埃德蒙中士十分吃惊。   谈话结束时已是凌晨2点18分,马克.霍飞南把蒙纳戴兹兄弟领回到他在桑塔莫尼卡的家中暂住。因为当时警方并没有怀疑莱尔和艾瑞克,所以不曾对他们施行“弹药残留物”的标准试验。这一试验通过在当事人的手掌上涂抹一种特殊的化学试剂,能用激光检测出此人近期内是否发射过如手枪等之类的火器。   第二天一大早,莱尔回家取网球拍,被莱斯.佐易勒拒绝。后来兄弟俩又一起来了一趟。一名警官允许他们从艾瑞克的福特轿车里拿走了网球拍和其他物品。   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的亲戚陆续到达洛杉矶参加霍塞和凯蒂的葬礼。蒙纳戴兹家的房子虽有私人保安系统监控,但丽维娱乐公司仍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同意莱尔和艾瑞克可自选一家旅馆暂住,一切费用由公司承担。当时丽维娱乐已经将霍塞和凯蒂的亲友们安排在巴维列山庄的贝拉琪酒店,这是一处常有名人出入的豪华酒店,但蒙纳戴兹兄弟还嫌不够,他们住进了超豪华级的贝蕾尔宾馆的顶层。五天后,当莱尔和艾瑞克又以安全的理由搬入另一家豪华饭店时,贝蕾尔宾馆给丽维娱乐公司寄去了一张8800美元的账单,其中有2000美元为客房送餐费。此后,兄弟俩几天一换,住遍了洛杉矶的所有高级饭店。他们对朋友说,此举是为了安全计,因为谋害他们父母的凶手或黑帮可能还在追杀他们。   蒙纳戴兹兄弟很快就收到了霍塞的个人人寿保险金共65万美元。这单生意是多年前霍塞的姐姐玛塔.堪诺向他推销的,后来她又说服霍塞把保险的级别从30万提高到了65万美元。蒙纳戴兹夫妇出事后,堪诺夫人几乎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将这笔钱兑现,两位外甥各得到32 5万美元的赔偿。   谋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莱尔和艾瑞克到世纪城中心购物。他们先为各自添置了一件价格1500美元的运动式夹克,又在一家珠宝行花掉1 5万美元买下了三块劳力士手表和其他首饰。为此,他们和姑父卡罗斯.巴拉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卡罗斯.巴拉特是霍塞姐姐泰莉的丈夫,29年前,16岁的霍塞就是跟着他从古巴逃亡到了美国,两人从此便成为生死之交。霍塞.蒙纳戴兹发迹以后,指定卡罗斯为他的财产管理人,所以按理说,卡罗斯.巴拉特在钱财方面是有权监督和控制蒙纳戴兹兄弟的。其实不然,卡罗斯不曾想到,没有了霍塞,他根本就管不了这两个纨绔子弟。他也不曾想到,兄弟俩的这趟世纪城之行才仅仅是他们“疯狂消费”的开端。   8月25日,是为霍塞和凯蒂.蒙纳戴兹夫妇举行葬礼的日子,但是他们的儿子们还在惦记着逛商店买东西。到了葬礼开始的时间,所有的宾客们都齐聚在坐落于好莱坞日落大街的基尔特大厦,而死者的直系亲属——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却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原因是他俩在一位做假发的工匠那里为莱尔调整一绺假发。莱尔14岁时开始谢顶,父亲霍塞曾告诉他戴上假发看起来比较精神一点。   三天后,8月28日,蒙纳戴兹夫妇在新泽西州的旧日同事和熟人邻居们借普林斯顿大学教堂为他们的亡友举行了一个简单而传统的悼念仪式。在莱尔发表的约30分钟的讲话中,他向与会者们念了一封父亲从前写给他的信:   亲爱的儿子:   非常谢谢你那封感人至深的来信。如你信中所言,对我来说,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家庭,我希望它也能成为你的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是多么地向往能够再次与我的父亲交谈……我非常非常怀念他。   …………   诚如我以前曾对你说过的,你我是一笔巨大的、特殊的财富的继承人,我们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我知道你有时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我却是100%地信任你和艾瑞克。我对你的将来、以及你将来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   我希望,在你充分享受生活和工作中的乐趣,充分享受你所继承的这笔巨大财富的同时,能时时想到你的家庭,你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其他公民们。我坚信你和艾瑞克将会成为不同凡响的人……我坚信,你们一定会的! 共父其子(8)   不要循取生活中的捷径。只有荆棘丛生之路才能引导你到达荣耀的巅峰,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你生命的潜力,并充分体现你生命的价值。未来不只属于最有头脑者,更属于最有毅力者。   和在洛杉矶的葬礼上一样,忧伤而压抑的艾瑞克与镇定自若、侃侃而谈的莱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艾瑞克面色潮红,双眼浮肿,看上去心事重重,自始至终很少说话。   在蒙纳戴兹夫妇的葬礼之前,莱尔和艾瑞克曾由姑父卡罗斯.巴拉特和舅父布莱恩.安德逊陪同,与丽维娱乐公司的高级官员们有过一次会晤。霍塞生前的同事们告诉蒙纳戴兹兄弟,他们父亲的那笔价值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个人人寿险还没有生效,因为霍塞推迟了保险公司要求的体检。为了得到满意的体检结果,霍塞打算先戒烟。   据说这个消息使蒙纳戴兹兄弟顿时因极度的失望而哑然无言。后来,倒是平日不大开口的艾瑞克打破了沉默。他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向主管们询问公司以霍塞的名义投保的价值1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企业人寿险。这笔钱是可以兑现的,高级官员们回答道,但只限于公用,与死者的家属无关。   蒙纳戴兹夫妇共有两处房产,除了巴维列山庄榆树路的地中海式大宅外,他们先前还在卡拉贝莎买下过另一处占地14公顷的宅院(14公顷合0 057平方公里,或5 7万平方米),但从未在那里居住过。两栋房子扣除贷款后值价570万美元。此外,霍塞还拥有丽维娱乐公司的股票共33万股。在谋杀案发生之时,其市价为每股20美元,合计660万美元。再加上夫妻俩的个人财产如车辆、首饰等,扣除霍塞生前欠下的大约100万美元的税款,蒙纳戴兹夫妇留下的财产总值为1400万美元。根据加州当时的法律,兄弟俩要等到6个月以后方能正式继承房地产,但股票等物却是可以马上兑现的。丽维娱乐公司的股票在霍塞去世后大幅度贬值,最后莱尔和艾瑞克各自到手200多万美元。   按说这已经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遗产了,但与蒙纳戴兹兄弟所期望或估算的数额却相去甚远。艾瑞克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父亲应该有9000万美元左右的财产。他和莱尔认定,霍塞将其余的7500万美元放进了某个瑞士银行的秘密户头。   即便如此,兄弟俩马上就开始了他们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莱尔包租了豪华礼宾车,雇用了私人贴身保镖,还买了一套价值2 4万美元的音响,又花掉近7万美元为自己换了一辆崭新的宝马跑车。艾瑞克也卖掉原先的福特轿车,换了一辆骑手牌吉普。   1989年9月4日,莱尔对他的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说,他再也用不着“保护”了,因为他的一个叔叔与黑帮团伙接触后达成了某种协议。莱尔没有解释具体的细节,甚至没有说明那位神通广大的“叔叔”到底是谁。在英文中,上一辈的男子统称uncle,并无叔叔伯伯或姑父舅父之分。   兄弟俩不愿再住进巴维列山庄的老宅,他们打算各自买一套价格近100万美元的顶层豪华公寓。但后来因为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相互紧邻的两套房子,作为权宜之计,莱尔和艾瑞克先暂时各自租住了一套月租分别为2150美元和2450美元的公寓房。   同年10月,莱尔在他父亲的美国特快信用卡上刷掉了9万多美元。这段时间,他频繁往返奔波于新泽西州与加利福尼亚之间,而且总是乘坐最高级的公务舱。莱尔在筹备成立自己的公司。   莱尔还是热衷于饮食业,他看上了普林斯顿一家专营辣味鸡翅膀的小店铺,这家私人餐馆里里外外大约也就值20多万美元。当莱尔向店主人索价时,对方本无意卖店,便随口报出个天价60万美元。没想到急于过“老板瘾”、又毫无商业头脑的莱尔.蒙纳戴兹竟还价55万美元。也许店主人真的不愿意出售,也许他看出莱尔是一个白痴,于是又加码道,55万美元只买生意,不包括房子和地皮。莱尔居然一口应承,除当即预付30万美元头款外,还签下一张合同,讲定莱尔以每月2100美元向原店主租赁铺面,为期15年。   莱尔马上像模像样地做起了老板。他先把餐馆更名为“巴菲罗先生”,又延长了营业时间。不久,莱尔宣布,他将在普林斯顿购物中心另开一家分店,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旁边开出第三家,在新泽西州的拉特格斯大学开第四家。他的计划是,每两月新开一家“巴菲罗先生”,直至把他的辣味鸡翅膀王国扩展成像麦当劳或肯德基一样的全球性快餐连锁店。但事实上,“巴菲罗先生”从一开始就因为经营不善而连连亏本。   与此同时,莱尔又注册开张了“蒙纳戴兹投资公司”。他在普林斯顿购物中心以每月3000美元租下一处宽敞的办公套房,配以昂贵的装潢和家具,并用高薪聘请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们,其中大多是学校运动队的运动员,不少人和莱尔一样,曾吃过这样那样的处分。这群幼稚、冲动、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不仅毫无生意方面的经验可谈,甚至连最起码的商业知识和技能都不具备。“蒙纳戴兹投资公司”比“巴菲罗先生”更惨,还没等到搬进那处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就关门大吉了。   艾瑞克的情况和莱尔不差上下。他本打算与人联手主办一场摇滚音乐会,并交给他的合伙人4万美元,结果那人携款逃跑。艾瑞克又以6万美元的年薪包聘了他的私人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带着他国际国内四处周游,而且总是坐头等舱,住高级宾馆。 共父其子(9)   到1989年年底,蒙纳戴兹兄弟共花掉了100多万美元。   巴维列山庄警署的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和他的搭档梯姆.林翰陷入了困境。自8月20日霍塞和凯蒂被害以来,案情几乎毫无进展。没有嫌疑人、没有目击者、没有凶器、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诸如指纹、头发、DNA、脚印等等的现场法医学证据。这看来无疑是一桩“完美谋杀”。   他们曾走访过霍塞.蒙纳戴兹生前的同僚和熟人朋友,除了听见种种关于霍塞暴戾脾气和霸道作风的传言,实难从这些抱怨者中锁定一个或几个嫌疑对象。或者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嫌疑对象,但这种可能性又都不是那么大。   真正使警方开始注意到蒙纳戴兹兄弟的,并不是莱尔和艾瑞克花钱如流水的“疯狂消费”,尽管侦探们深感这种毫无节制的狂花滥费十分不正常,也不是蒙纳戴兹夫妇在卡拉贝莎的老朋友彼得.崴尔对办案人员说的那句话:“我拿不出任何根据,但我怀疑是那两个孩子干的。”   莱尔的一位朋友格伦.史蒂汶斯告诉警方,他曾听见莱尔在电话上跟人谈论过他抹掉了凯蒂电脑中储存的所有文件,为保险起见,又请来两位电脑工程师以确定那些销毁掉的文件不会被重新修复调出。   事实上,霍塞.蒙纳戴兹生前曾将他修改遗嘱的想法告诉过一些亲戚。案发后不久,莱尔在普林斯顿听一位亲戚谈起,霍塞的新遗嘱储存在蒙纳戴兹夫妇卧室的电脑里,亲戚们还商量请专家把新遗嘱调出来看看。莱尔得知,霍塞和凯蒂被害之前遗嘱刚刚修改完毕,还没来得及交律师公证,所以并无法律效果。但如果警方获得了特许搜查令,他们的专家为电脑解了密,后果将不堪设想。   莱尔当即决定只身飞回洛杉矶。临行前他对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说,他有一些紧急业务需要处理,过两天就回来。8月31日,莱尔抢在亲戚们之前销毁了修改后的遗嘱和那台电脑里的所有文件,然后从“电话黄页”上信手挑出一家电脑咨询公司,告诉对方他们准备卖掉电脑,不希望有任何私人文件落到买主手里。莱尔还特意让那家公司派来的两位工程师在电脑上搜寻“莱尔、艾瑞克和遗嘱”的条目。“遗嘱”的英文是“Will”,也可作为人名,中文译成“威尔”,是“威廉”的昵称。所以电脑工程师们以为莱尔要他们查寻的只是三个人名,“莱尔、艾瑞克和威尔”。专家们最后告诉莱尔,电脑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被修复的文件了。莱尔给电脑公司开了一张150美元的支票,于第二天回到新泽西州与他的保镖会合。   然而,莱尔在此犯下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错误。由于一时的财迷心窍,他交给电脑工程师们的竟是一张假支票。当接到银行的跳票通知后,那家电脑咨询公司的财会人员不停地打电话向莱尔催账,这便是格伦.史蒂汶斯无意中听到的那些谈话。   也是由于这趟洛杉矶之行,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开始怀疑莱尔是否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在被一伙加利福尼亚黑帮追杀。或许莱尔察觉到了理查德对他的不信任,或许他感受到了贴身保镖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三天以后,莱尔解雇了理查德.温思可斯基。不用说,这位保镖后来也成了警方的证人。   格伦.史蒂汶斯提供的情况使警方意识到,他们自己也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既然文件已经全部被消除,现在能做的也只有亡羊补牢了,好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主攻的方向。办案人员加大了调查蒙纳戴兹兄弟的力度,三天两头地约他们谈话,并开始走访所有与莱尔和艾瑞克有过接触的人。因为艾瑞克比较脆弱和不成熟,莱尔又经常不在洛杉矶,警方决定先从艾瑞克着手打开缺口。   10月24日,莱斯.佐易勒到巴维列山庄的蒙纳戴兹家和艾瑞克谈话,他提到他听兄弟俩的朋友们说,莱尔和艾瑞克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因为艾瑞克认为莱尔花钱太多,而且“变得越来越像父亲一样独断专行”。朋友们还说,莱尔正在想方设法把艾瑞克手里的钱弄走。   艾瑞克在与莱斯.佐易勒的谈话中尚能够竭力保持镇静,但他的内心其实马上就要崩溃了。待警探们离开后,他抄起电话与远在普林斯顿的莱尔通话,他急需要向人倾诉。莱尔不在。艾瑞克又拨通了他们的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   10月31日,万灵节,艾瑞克如约到了奥泽尔博士的诊所。他告诉医生近两个月来,他经历了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低潮,他心情郁闷,惶惑而迷惘,而且变得多疑、紧张,常常在夜里被自己的噩梦惊醒。他要医生陪他到外面走走。   两个人走在巴维列山庄一排排挺拔幽雅的棕榈树下。奥泽尔博士如往常一样,鼓励艾瑞克将心中的不快和苦闷都倾吐出来。当他们又快回到诊所时,艾瑞克停住了脚步,季罗米.奥泽尔也停了下来。艾瑞克靠在一个泊车位的投币箱上,说:“是我们干的。我们杀死了父母。”   回到办公室,奥泽尔博士打电话要莱尔立即来见他。在他们等待莱尔的时间里,艾瑞克和盘托出了他和莱尔保守了两个月之久的秘密。   艾瑞克说,这件事最初起于1989年7月30日和31日,谋杀案发生前三个星期。电视上播放了一部根据发生在巴维列山庄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上下集电视剧《亿万富翁公子俱乐部》(BillionaireBoysClub,缩写BBC)。BBC原是一个联谊会性质的投资和社交俱乐部。其创始人约.亨特纠集了一帮富家子弟在一起炒股票倒期货,外带吃喝玩乐。股市失手之后,为了弄到更多的钱填补漏洞,这帮有恃无恐的阔少们不惜杀人越货,害命谋财。一位名叫瑞沙.埃蓝密尼的公子哥甚至与BBC同谋杀害了自己的亲爹。当最后被警方查封时,BBC已欠下了90万美元的债务和两条人命。约.亨特和瑞沙.埃蓝密尼分别被判无期徒刑。瑞沙.埃蓝密尼的弟弟便是艾瑞克巴维列山庄中学的同班同学。 共父其子(10)   艾瑞克告诉季罗米.奥泽尔,他和莱尔一边看一边谈论着自己的父亲,他们早就受够了霍塞的独裁和专制,而且无论哥儿俩如何拼命地努力,也永远不可能讨得父亲的欢心。他们还谈到霍塞修改后的新遗嘱,以及他接二连三的婚外情和对母亲凯蒂多年来的冷淡。   莱尔本打算精心炮制,策划出一起“尽可能完美无缺的谋杀”,是艾瑞克要求谋杀实施得越早越好,因为他再也无法在父亲的淫威之下苟延残喘,特别是,这几年家中没有了莱尔。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母亲。兄弟俩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既可以除掉父亲这颗眼中钉,又可以避开母亲的耳目,而且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尽管凯蒂对霍塞有种种的怨和恨,但丈夫毕竟是她生命中的支柱和情感上的依傍。一旦没有了霍塞,很难想象凯蒂能够独自生活下去。   兄弟俩自认为,他们的这场双命谋杀干得确实是十分“完美”。他们细心地捡净了现场所有的弹壳。他们用不着担心指纹,因为是在自己的家里,他们的指纹本来就应该俯首可拾。完事后,兄弟俩带上作案的凶器和所有可能的物证,由莱尔开着艾瑞克的福特轿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穆赫兰山路,经过石谷风景保护区,到了桑塔莫尼卡群山中的一片峡谷地带。他们把车停靠在路边,一直等到四周围一辆车都看不见的时候,把两支枪扔进了峡谷。这个地方是艾瑞克事先就侦察好的,但当时他双手哆嗦得厉害,连方向盘都把握不住,只能坐在副驾驶座上给莱尔指路。他们又继续开车到了一个加油站附近,把溅了血的衣服、鞋和子弹壳等扔进垃圾箱里。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应该去“奶酪蛋糕工厂”酒吧与裴里.波尔曼会合,再找个借口让裴里去蒙纳戴兹家中发现霍塞和凯蒂的尸体,但艾瑞克因为紧张和后怕而完全不能自已,兄弟俩只得打道回府向911报警。   艾瑞克还说,谋杀案的第二天,一位朋友开车送他和莱尔回巴维列山庄。现场一名警官允许他们从艾瑞克的福特轿车里取走网球拍等。艾瑞克的车自头天晚上就一直停在前门外的马路边上,而且显然警方还没顾得上搜查这辆车。趁那位警官不注意,莱尔拿走了一些与案子有关的证据,包括一只子弹壳。   莱尔怒气冲冲地赶到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诊所,对着艾瑞克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他说艾瑞克背叛了他,也背叛了自己。因为艾瑞克的懦弱,这桩“完美”的谋杀已不再“完美”。   莱尔又转身对奥泽尔博士说,他对自己做下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父亲霍塞知道了这一切,也会为儿子们能犯下如此完美有效的案子而感到自豪。   艾瑞克一边哭一边冲出办公室,莱尔和季罗米紧跟着追了出去。在电梯里,莱尔继续冲着艾瑞克大喊大叫:“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告诉他。”“我们必须得除掉他和所有与他有关系的人。”   “你想做什么尽管做去,”艾瑞克说,“反正我是决不再跟你一起杀人了。”   奥泽尔博士问莱尔:“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莱尔握了握医生的手:“祝你走运,奥泽尔博士!”   莱尔和艾瑞克仍定期到季罗米.奥泽尔博士那里接受心理咨询和检查。莱尔后来又多次恐吓恫吓奥泽尔博士,有一次他甚至对医生说,他和艾瑞克正在考虑杀了他,以保守住他们的机密。在这种情况下,奥泽尔博士本来是完全可以报告警方的,因为根据法律,人身威胁使医生—病人之间的保密协定自动失效。但奥泽尔博士没有这样做,他还是一如既往,认真负责地记录下他和蒙纳戴兹兄弟每次会面时的谈话。他告诉兄弟俩,所有的录音带和笔记都保存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奥泽尔博士建议,为了莱尔和艾瑞克自身的利益,他们应该找个机会一起到他的办公室,把双命谋杀案的前因后果讲讲清楚,并录进磁带。这样万一今后兄弟俩果真犯在了警察手里,也好在法庭上有个说法。   季罗米.奥泽尔博士有一个漂亮的情人,叫珠黛蓉.史迈斯,37岁,自己开了一家音像商店。奥泽尔博士的夫人也是一位心理医生,和丈夫就在同一所诊所里工作。有时候当奥泽尔夫人不上班时,季罗米会让珠黛蓉.史迈斯来诊所里帮帮忙。   1989年12月11日,莱尔和艾瑞克一起来到奥泽尔博士的办公室,录下了有关谋杀案的全部经过。在这次“正式”的录音之前,季罗米.奥泽尔曾征得蒙纳戴兹家的律师基诺德.查理夫的同意。为防不测,奥泽尔博士事先安排珠黛蓉.史迈斯在他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监听,如有变故,马上打911报警电话。   在此之前的11月17日,两位警探莱斯.佐易勒和梯姆.林翰找艾瑞克的朋友克莱格.西那若利谈话。   克莱格说,谋杀案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他和艾瑞克在一起。艾瑞克忧心忡忡,一脸的惆怅。自从父母双亡以来,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突然,艾瑞克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克莱格明白他指的是谋杀事件。   艾瑞克说,案发那天晚上,他和莱尔回家取他的假身份证,看见霍塞和凯蒂正在昏暗的起居室里对着电视打瞌睡。哥儿俩出来走到停车的路边时,莱尔对艾瑞克说:“咱们干吧。”艾瑞克也觉得这个机会不错,007电影本身就是打斗片,电影中的音响正好可以遮盖枪声。 共父其子(11)   兄弟俩商定,由莱尔射杀父亲,艾瑞克干掉母亲。艾瑞克告诉克莱格,他们从车里取了枪再次回到起居室,莱尔先举枪射击霍塞,又绕到沙发后面抵在父亲的头部打了一枪,但艾瑞克一直不敢向母亲开枪,当凯蒂起身准备逃离时,莱尔对准她连射数发。   克莱格记得艾瑞克说:“等到我觉得我母亲已经死了,我才朝她开了两枪。”   克莱格.西那若利告诉两位警探,艾瑞克讲完了这些之后,好像心情变得比较轻松了,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微笑。艾瑞克对克莱格说:“这完全有可能发生,对不对?”所以克莱格闹不明白艾瑞克所说的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他随口编的。   警方也不能肯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经与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分管此案的律师们商量后,决定在克莱格.西那若利的身上安装微型窃听器和录音机,想办法把艾瑞克的话录下来。   11月29日,克莱格约艾瑞克到一家餐馆吃晚饭。当话题终于谈到谋杀案时,艾瑞克漫不经心地说,他以前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信口胡言,他和莱尔与其父母的死亡毫无关系。   警方调查的另一条线是凶器的来源。莱斯.佐易勒请司法部有关当局提供了一份洛杉矶地区所有出售枪支的商店目录,打印出来竟有厚厚的80多页。巴维列山庄警署派专人逐一走访,不但查了蒙纳戴兹兄弟的名字,还查了他们的朋友们,因为莱斯.佐易勒认为,莱尔和艾瑞克很可能用别人的名字买枪,但结果一无所获。   与其说蒙纳戴兹兄弟做下了一桩“完美”的案子,不如说他们碰上了好运气。警方没有在当天夜晚仔细盘查莱尔和艾瑞克,没有马上让他们做弹药残迹试验,也没有及时搜查他们在作案前后所使用的艾瑞克的福特轿车,以至于第二天兄弟俩能够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取走车里的证据。警方没有想到检查蒙纳戴兹夫妇的电脑,使莱尔得以顺利地销掉遗嘱和其他文件。心理医生奥泽尔夫妻知道了案情的真相后,也没有打算向警方报告……   然而,这两名案犯的“运气”到底也有“气数已尽”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使他们终于栽进了监狱。如果真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很难说清楚这种“偶然”之中到底隐含了多少“必然”。   1990年3月初,季罗米.奥泽尔医生和珠黛蓉.史迈斯之间发生了一些情人中少有的怄气和争吵,导致这对多年的相好分道扬镳。3月5日,珠黛蓉一时冲动去了警署。   3月7日,莱尔.蒙纳戴兹和两位朋友一起从普林斯顿飞回洛杉矶。这次他们是要去追回艾瑞克被那个音乐会贩子骗去的4万美元。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登机之前,莱尔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巴菲罗先生”鸡翅膀店,那边的员工说,在他们三人离开后不到一小时,来自巴维列山庄警署的莱斯.佐易勒和梯姆.林翰到了店里。   飞机上,莱尔拿出1400美元和一张印有蒙纳戴兹家律师基诺德.查理夫的姓名电话的名片,交给坐在他旁边的格伦.史蒂汶斯。莱尔告诉格伦,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请格伦用这笔钱把他保释出来,还说基诺德.查理夫和奥泽尔博士“知道所有的事”。   3月8日清晨,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往常一样到诊所上班时,莱斯.佐易勒和梯姆.林翰已经带着一纸搜查令候在了门口。在医生的办公室里,两名为本案工作了半年之久的警探终于听到了案犯亲口讲述的案情。事后,奥泽尔博士的17盘盒带和7页笔记被依法送到位于桑塔莫尼卡的洛杉矶地区法院封存。至于警方能否将它们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或者说,医生-病人保密协议对蒙纳戴兹兄弟是否仍然有效,要等候法官的裁决。   同日上午,丽维娱乐公司的董事会议听取了凯尔-肖勒-福尔曼-赫斯-翰德伦联合律师事务所提交的调查报告。自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以来,丽维娱乐公司的股票狂跌。因为在警方最初的调查中,该公司上上下下对原总裁霍塞.蒙纳戴兹怨声载道,但不久之前,公司董事会又一致决定给霍塞加官晋禄。这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不仅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也招来了外界一派谣言。尤其是,董事会刚为霍塞投保了巨额的“核心人物”双重人寿险。人们怀疑丽维娱乐公司有什么内部黑幕,更怀疑公司涉嫌谋杀,股东们纷纷要求公司的管理层给出一个交代。丽维娱乐只得以重金聘请了那个名字中有五个姓氏的律师事务所为他们进行调查。   事实上,这次的董事会议是律师事务所提议召开的,因为他们得到了关于案情的最新进展。律师们在会上告诉公司的董事们,根据巴维列山庄警署提供的信息,蒙纳戴兹兄弟是本案的首要嫌疑对象。律师们还说,他们相信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不久即会被拘捕。   这天中午一点刚过,莱尔和他的两位朋友正准备出去吃午饭。他们坐进停在前门车道上的艾瑞克的骑手牌吉普。这次他们要去的地方又是“奶酪蛋糕工厂”酒吧。   莱尔把吉普车开出大铁门,刚拐上榆树路,据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格伦.史蒂汶斯回忆说,他立即觉得四周好像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没容他细想,便看见南面正前方榆树路的下端横停着一辆闪烁着紧急灯的蓝色福特——警车。   莱尔猛然刹车,把操纵杆从驾驶推到倒车挡。情急之中他甚至没顾得上看一眼后视镜,一踩油门便撞上了后面紧跟上来的一辆有警徽图案的大卡车。 共父其子(12)   一时间,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了那么多的警车,把骑手牌吉普团团围在了当中。格伦记得他听见有人喊:“下车!”“趴下!”格伦的身子刚贴到地面,手腕上马上一阵冰凉。他也被铐起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警察命令格伦站起身来,他这才看见他的朋友莱尔.蒙纳戴兹被推进了一辆警车。等那辆蓝色福特冒着一溜青烟从视野中消失后,有人过来打开他的手铐,告诉他可以走了。   事后,格伦.史蒂汶斯听说,警方没有到蒙纳戴兹家中逮捕莱尔,是考虑到他的祖母、霍塞的母亲玛莉雅.蒙纳戴兹住在那里,他们不希望当着老人的面带走她的孙子。格伦还听说,警方本来计划将兄弟俩一并逮捕归案,但听说莱尔很快又要离开洛杉矶,只得先下手将他擒了。   这时候,艾瑞克正和他的教练马克.霍飞南在以色列参加国际网球公开赛。   莱尔.蒙纳戴兹先被带到西好莱坞警署登记、拍照、验指纹等,而后送进了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洛杉矶地区男子监狱。当天下午,洛杉矶地区检察长依拉.芮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们,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动机“是贪婪”。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经验,但根据我们在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多年办案的经验,1400万美元足以使某些人产生杀人念头。”至于检察长签署逮捕令的凭证,因为涉及到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录音带和笔记,依拉.芮勒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以后的几天几夜,是莱斯.佐易勒一生中最焦急烦躁的时日。媒体推测,在天高皇帝远的中东地区,艾瑞克若要潜逃易如反掌。不少报纸直截了当地批评警方因急于求成而打草惊蛇。但蒙纳戴兹家的亲戚们则认为,艾瑞克对莱尔的依赖性非常强,“即使是下地狱,艾瑞克也会跟定了莱尔”。   果然,三天后的3月11日,艾瑞克和马克.霍飞南从以色列回到美国。艾瑞克先到佛罗里达州首府迈阿密见了他的姑母玛塔.堪诺,然后在堪诺夫人和表兄安迪的陪同下,飞回洛杉矶自首。   警方从珠黛蓉.史迈斯提供的情况中得知,莱尔和艾瑞克专程去了一趟圣地亚哥买枪。莱斯.佐易勒于是又向司法部要来了一份圣地亚哥地区出售枪支的商店目录。   办案人员最初以为,蒙纳戴兹兄弟不熟悉圣地亚哥,只可能去那些洛杉矶-圣地亚哥高速公路沿线的商店,但调查的结果与他们预期的相反。殊不知,莱尔和艾瑞克经常到圣地亚哥参加网球比赛,对那儿大大小小的体育用品商店了如指掌。   3月14日,莱斯.佐易勒和另一名侦探托马斯.埃德蒙在市中心一家全国性的体育用品连锁店“巨五”查到,1989年8月18日,那家商店卖出了两支与受害者体内取出的子弹相匹配的摩斯堡12毫米口径步枪,每支售价199 95美元。武器购买登记表上填写的买主姓名是东诺凡.顾德瑞,家住圣地亚哥。   莱斯.佐易勒曾为本案走访过莱尔昔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好友东诺凡.顾德瑞,他现在是纽约一家餐馆的经理。当警方找到他时,东诺凡说1989年8月18日那天他在餐馆上班,并有工作时间卡为证。据查,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圣地亚哥地址是假的,但作为身份证件的驾驶执照号码倒货真价实是东诺凡.顾德瑞的。莱斯给纽约方面传真过去一张武器购买登记表,经鉴定,表格上东诺凡的签名属伪造。   莱斯.佐易勒再到圣地亚哥,要求查看那天的保安摄像带。商店经理先推说录影带的保存期为三个月,已经销毁,后来又改口承认道,为节省开支,摄像机只是作为摆设,里边根本就没装带子。   莱斯.佐易勒只得向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申请下达法庭命令,要求莱尔和艾瑞克提供他们的书写样品。经与《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笔迹比较,警方总算取得了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第一件物证。   从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众多的亲戚们再次云集洛杉矶,莱尔和艾瑞克的支持者中还有他们的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莱尔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和艾瑞克的女朋友简妮丝等。出于亲情和本能,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怀疑蒙纳戴兹兄弟的无辜与清白。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警方和公诉方一直拒绝向外界透露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就连本案的两位当事人——莱尔和艾瑞克都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已被迫向警方交出了录音磁带。   亲戚们为莱尔聘请了两名律师,姬儿.蓝森和迈科.波特。艾瑞克也有两名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和玛霞.莫里瑟。两位公诉人是一对新婚夫妻,帕梅和培德.伯詹尼契。   首先,关于季罗米.奥泽尔博士那些录音磁带的听证、上诉和再上诉就持续了两年之久。17盘带子中筛选出3盘录有莱尔对医生进行威胁、且与案情有关的,其中包括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11月2日、11月28日和12月11日的四次谈话。其余录音带的内容大多是一些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史的谈话。珠黛蓉.史迈斯曾告诉警方,季罗米.奥泽尔鼓励莱尔和艾瑞克将家里所有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讲出来,他说他也许可以从这些支离破碎、表面上毫无关连的事件中,寻找出最终导致兄弟俩联手作案的原因。 共父其子(13)   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非常尊重并严格保护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保密协定。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即便是如凶犯向他的医生坦白他犯有谋杀罪的情形,医生也不可泄密。倘若医生报告了警方,他将会因渎职罪而被起诉,并吊销执照,因为立法者们坚信,心理治疗的前提是让病人尽可能地倾诉郁积在内心深处的所有烦闷和苦恼。   1990年8月6日,公诉方赢得了这场官司的第一个回合。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裁定,由于莱尔.蒙纳戴兹对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人身威胁,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业已失效,并下令将录音磁带移交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   被告方律师立刻将案子递到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半年后,1991年3月,州上诉法庭驳回了奥勃瑞奇法官的裁决。公诉方不服,再次上诉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庭。   州上诉法庭在其公开发表的书面决议中引用了多处录音磁带的内容,使媒体和公众第一次获悉有关案情的部分事实。蒙纳戴兹兄弟的亲友和支持者们由怀疑、震惊到愤怒,相继弃莱尔和艾瑞克而去。   又经过了数次听证和一年多的调查,州最高法庭于1992年8月作出裁决,公诉方只被授权使用一盘录音带作为证据,即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2日的谈话。决定说,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不适用于这盘磁带,因为奥泽尔博士在谈话过程中确实是受到了被告人的恐吓。至于分别录有11月28日和12月11日谈话的两盘磁带,最高法庭认为,前者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所实施的威胁,而后者,即12月11日的谈话中,奥泽尔博士有故意引诱被告人恫吓自己之嫌。   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蒙纳戴兹兄弟已经度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涯。他们在监狱里编号7000的区域各占一间单人牢房。7000号专门囚禁媒体曝光率很高的案犯,如理查德.拉米尔茨、O.J.辛普森等。这些“特殊犯人”们在自己的单间里吃饭,每周有三次共三个小时的锻炼时间。   既然莱尔和艾瑞克坦承他们谋害父母的磁带将作为物证提交法庭,被告方只能在作案动机,或导致这场家庭悲剧发生的原因上做文章了。律师们想在法庭上证明,霍塞.蒙纳戴兹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多年来对儿子们的种种虐待使兄弟俩在刚刚长大成人、刚刚有能力反抗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也由于这一辩护策略的变化,被告方于正式开庭之前,撤回了他们向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就奥泽尔博士录音磁带的申请,亦即,接受了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在1990年8月6日的裁决。)   在1993年7月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被告方辩护阵营中的主力,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告诉记者,蒙纳戴兹夫妇与两个孩子之间一次又一次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才是这场谋杀的真正原因。她还说,被告方的辩护将彻底改变蒙纳戴兹家在外人眼中的和睦美满的形象。   唯一问题是,在谋杀案发生之前,莱尔和艾瑞克从未对他们的心理医生、律师、朋友们或其他任何人等谈起过他们曾在家里受到虐待,也没有通常的儿童/子女虐待案中由医院或警方提供的病历记录、体检结果、遭受伤害的照片等等。   被告方律师小组于是请来了子女虐待案的专家们。   保尔.蒙斯是一位律师兼少年儿童权利活动家,他因所著《少年谋杀:杀父弑母的被虐子女》一书而闻名。根据书中的分析,发生这类悲剧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封闭,严守“家丑不可外扬”的信条。被虐待的子女大多少言寡语,有的甚至尽量避免与他人交往。这些孩子们几乎都有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都曾做过种种努力,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让父母满意。他们对来自父母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包括心理虐待、肉体虐待和性虐待,往往逆来顺受,而且这种虐待通常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持续多年,甚至到孩子成年。无论是因为子女从不反抗,而使家长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还是因为孩子们试图反抗,而使家庭冲突愈演愈烈,当矛盾激化到非爆发不可的时候,子女们便会采取极端的手段铤而走险。保尔.蒙斯在书中指出,这类案子的凶杀现场大多非常血腥,与报复杀人案有许多共通之处。被害者往往不会只挨一枪或一刀,作案人也不会在父母断气后就住手。这种发泄式的杀戮有时会持续到所有的子弹都打光,或案犯精疲力竭,即所谓“过分屠杀(overkill)”。   另一位专家是心理医生苏.布卢姆,她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试验总结出34项被虐儿童后遗症的症状。按照被告方律师们的看法,以下数条适用于蒙纳戴兹兄弟:不敢独自睡觉、对口口童年某一时期记忆空白、或失忆、内心藏有不愿告人的秘密、盼望尽早脱离家庭、喜欢为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思维方式僵硬、梦想做出一番成绩以讨取他人的欢心,以及有偷盗行为等。   被告方顺利地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1992年12月8日,洛杉矶地区大陪审团否决了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的蒙纳戴兹兄弟的作案动机“是贪婪”的观点,并在正式下达的起诉书中摒弃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预谋杀人”,或“谋财杀人”一款,代之以“预谋杀人”。   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庭审地点定于圣佛南多谷政府中心的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1993年5月14日,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为节省时间、费用,并从经济有效的角度考虑,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的两宗案子将同庭审理,但两名被告将有各自的陪审团。这就意味着,假如某些证据只针对兄弟俩中的一人,另一人不至于被株连。 共父其子(14)   最初的陪审员候选人共有1100名,每个人都被要求填写一份有122个问题的答卷,其中15个问题是关于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的。最后选出的两个陪审团中各有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莱尔的陪审团由七男五女组成,平均年龄42岁。艾瑞克的是八男四女,平均年龄46岁。   1993年7月20日,本案正式开庭审理。被告人亲属的席位上只坐了三位女眷,霍塞的母亲玛莉雅.蒙纳戴兹及两位姐姐玛塔.堪诺和泰莉.巴拉特。安德逊家族没有一人到庭,他们不愿意听到那些对已故亲人的不堪之词。   和三年前相比,蒙纳戴兹兄弟明显地瘦了,也成熟了。他们衣着朴素,老成持重。莱尔戏称,当年的豪华与风光给他留下的唯一物件,就只剩那一绺假发了。   负责起诉莱尔.蒙纳戴兹的公诉人还是帕梅.伯詹尼契,她有了一位日本裔的新搭档雷斯特.库利亚马,由他起诉艾瑞克.蒙纳戴兹。   在公诉方律师的开场发言中,帕梅.伯詹尼契首先描绘了触目惊心的凶杀现场,以及两位受害者身上的数处枪伤。接下来,是蒙纳戴兹兄弟那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疯狂消费”:劳力士手表、宝马跑车、高级公寓,还有莱尔的餐馆和艾瑞克的网球教练。帕梅提醒陪审员们,既然莱尔和艾瑞克能够在案发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警方撒谎,还雇用私人贴身保镖以掩人耳目,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就别的问题提供伪证,如曾被父母虐待等。   代表莱尔的被告律师姬儿.蓝森在发言的一开头便承认,霍塞和凯蒂.蒙纳戴兹确实是被他们的儿子们杀害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在本案的审理中你们唯一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两位被告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杀掉。”姬儿花了很长的篇幅向陪审团介绍莱尔和艾瑞克从小到大的富裕生活,意在说明金钱绝不是他们杀人的动机。真正触发这一谋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被捂在这个“完美家庭”盖子之下的丑恶的秘密即将被揭开。   姬儿.蓝森说:“在谋杀发生的前几天,艾瑞克告诉他的哥哥,他们的父亲对他骚扰和虐待长达12年之久。”莱尔听后“心意难平,因为在他6岁至8岁时,霍塞也曾骚扰过他”。莱尔找到霍塞,正告他“骚扰和虐待必须立刻停止”,否则他将带着弟弟一起离开这个家。   据姬儿在发言中的陈述,霍塞当即对莱尔说“他有权对他的儿子们做他所想做的一切,任何人都不得恐吓他”。霍塞还“明确地告诉莱尔,家庭的秘密只能限制在家庭内部,所有想以此对他进行讹诈的人,都必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姬儿.蓝森说,霍塞.蒙纳戴兹明目张胆的人身威胁使兄弟俩意识到,他们应该有防身的武器。莱尔和艾瑞克先去了洛杉矶的一些商店,但洛杉矶地区要求购买枪支必须有两周的“缓冲期”,以平息某些人一怒之下而产生的激动情绪。蒙纳戴兹兄弟认定他们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专程开车去圣地亚哥,用东诺凡.顾德瑞的驾驶执照和假编的地址购买了两支步枪。   姬儿.蓝森说,因为羞于启齿,兄弟俩从未向“外人”提起过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这些骚扰和虐待,直到被捕之后,他们才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一位亲戚,是那位亲戚转而告诉了律师们。   然后,是起诉和代表艾瑞克.蒙纳戴兹的公诉人和辩护人发言。   雷斯特.库利亚马对艾瑞克的陪审团说,公诉方的证人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将在法庭上证明,艾瑞克曾亲口告诉他,父亲霍塞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人,“他常常对艾瑞克的所作所为横加指责和干涉,使艾瑞克在他面前永远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艾瑞克还对奥泽尔博士说过,他猜想他的父亲已经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艾瑞克直言“这是干掉霍塞的另一个原因”。艾瑞克曾向他的心理医生奥泽尔博士和好友克莱格.西那若利倾诉了心中最重大的秘密——谋杀,但从未提到过被虐待和骚扰。直到案发后七个月,当兄弟俩需要为自己的犯罪行径进行辩护时,才突然间冒出了这桩家庭丑闻。   雷斯特.库利亚马最后指出,莱尔和艾瑞克在作案之前用偷来的身份证件购买了凶器,处心积虑地伪造了不在现场的证据,作案之后又以谎言蒙骗警方,并请来电脑专家销毁遗嘱等可能成为物证的文件。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本案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在发言中指出,“莱尔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兄弟”,因为艾瑞克“才是蒙纳戴兹家中真正的受害者”。蕾丝丽说,艾瑞克直到进了监狱之后,才道出他长期被父母虐待和骚扰,“这种做法可能会令人生疑,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不是事实”。艾瑞克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克莱格.西那若利,是因为他并非100%地信任他们。蕾丝丽告诉陪审团,当艾瑞克出庭作证时,“他将会向你们解释他为什么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媒体在第二天的评论中注意到,蕾丝丽.阿然逊没有说“他将会向你们讲出事实的真相”。   至于兄弟们的母亲凯蒂.蒙纳戴兹,姬儿.蓝森曾告诉莱尔陪审团的成员:“她被杀的原因是她的孩子们惧怕她。”蕾丝丽.阿然逊则说,莱尔和艾瑞克不可能从凯蒂那里寻求“安慰和支持,因为凯蒂自己心理功能紊乱,她所给予兄弟俩的是更多的虐待——肉体方面、精神方面和性的方面”。 共父其子(15)   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不允许被告方在法庭上讨论有关凯蒂病情的细节,如严重酗酒和长期服用抗忧郁症药物等。   蕾丝丽说,在谋杀案发生前一周,凯蒂和莱尔母子曾有过一次剧烈的争吵,其间凯蒂冲上前去,一把揪下莱尔的假发,令当时在场的艾瑞克惊恐万状,因为他从不知道莱尔年纪轻轻业已谢顶。也正是由于这一发现,艾瑞克和莱尔更加接近,便向哥哥和盘托出了长期被父母骚扰和虐待的秘密。   蕾丝丽.阿然逊告诉陪审团,艾瑞克急切地盼望着开学后马上搬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早就过够了在家里度日如年的日子。但也是在案发前一周,霍塞对他说,开学之后,他每周有若干个晚上必须住在家里,以便于蒙纳戴兹夫妇监督他的功课,因为他们不希望艾瑞克重蹈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覆辙。而艾瑞克认为,这就意味着来自父母的性骚扰将继续进行。   如果说双方的开场发言就好比建筑师绘制蓝图,接下来的传唤证人和法庭辩论便是一砖一瓦地砌筑高楼了。   公诉方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莱尔打到巴维列山庄警署的911电话录音。他们想向陪审团展示,莱尔是如何从一开头就在欺骗有关当局,而且是一位相当不错的演员。   公诉方传唤的一共26名证人中,有莱尔的私人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圣地亚哥“巨五”连锁店的员工、两名为莱尔检查电脑的工程师、第一位亲赴现场的警探迈科.巴卡斯、1989年8月19日霍塞包租的捕鲸船船长、主持本案的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探长托马斯.埃德蒙中士、来自警方的武器专家、蒙纳戴兹兄弟的朋友裴里.波尔曼、克莱格.西那若利、东诺凡.顾德瑞和格伦.史蒂汶斯、为被害人验尸的法医鄂文.戈登,以及季罗米.奥泽尔博士。   被告方原计划传唤90多名证人,后按斯坦利.维思伯格法官的要求删减到56人。   第一个出庭的是莱尔.蒙纳戴兹,他在证人席上连续作证9天,其中的后4天是由公诉方律师交叉取证。   莱尔自始至终镇定自若,头脑清醒。他在自己的故事中还承认,他曾在艾瑞克5岁的时候,对弟弟有过性骚扰行为。在谈到母亲时,莱尔说,在他11岁到12岁那段时间,即使霍塞和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凯蒂也允许儿子触摸她身体的“任何部位”。他说在那座冠冕堂皇的大宅子里,父亲霍塞是那样地不通人情,母亲凯蒂又是那样地心智不稳,他在家中唯一的安慰只有那些绒毛玩具。在莱尔讲述的过程中,他和被告席上的艾瑞克常常悲极而泣。   在回答姬儿.蓝森的提问时,莱尔告诉他的陪审团,他们兄弟俩之所以没有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那样做徒劳无益。以霍塞的性格和权力,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也肯定能够找到他们。   莱尔还说,他和艾瑞克认为警方也不会相信他们的故事。   在被移交给公诉方交叉取证之前,莱尔承认,他曾打算付钱给他的原女友婕米.彼莎西,要她在法庭上作伪证说霍塞曾试图占她的便宜,后被婕米拒绝并报告了警方。   艾瑞克继莱尔之后走上证人席。与他的兄长相反,艾瑞克一脸病容,面部表情中呆滞多于悲哀。他在作证中常常走神,说话时又常常离题,甚至前言不搭后语,刚刚红口白齿讲过的话,马上又亲口加以否定,有时候连他自己的律师也显出了几分不耐烦。   艾瑞克说,他觉得他的母亲凯蒂仿佛有特异功能,她对他每天的行踪、所有的朋友,以及他的所作所为皆了如指掌。   当谈到霍塞对他的性虐待时,艾瑞克说,他曾悄悄地将肉桂粉放进父亲的茶和咖啡里,因为他听一位同学讲,这样产生出的精液味道比较好。和艾瑞克的其他许多证词一样,陪审员们怀疑这段话的真伪,因为肉桂具有非常浓烈的气味,不可能不为人察觉。   在交叉取证的过程中,艾瑞克的坏记性使他遇到了不少麻烦。比如他说1989年8月18日那天,在去圣地亚哥之前,他和莱尔先到了洛杉矶的一家“巨五”体育用品商店,在那里,兄弟俩看中了两把手枪。公诉方律师雷斯特.库利亚马反复追问这到底是不是事实,艾瑞克非常肯定地回答是。   雷斯特最后说:“蒙纳戴兹先生,你知不知道自1986年3月起,‘巨五’已不再出售手枪类火器?”也就是说,他们只卖长枪。   被告方聘请了近十位来自全美各地、与本案案情有关的各种行当的专家证人,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病学教授、犯罪现场分析专家以及家庭暴力研究专家。这些专家们告诉法庭,蒙纳戴兹兄弟的行为和性格中反映出了这样那样的被虐儿童后遗症状,他们无疑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专家们还说,根据犯罪现场的混乱程度不难判断,这其实并不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所以“预谋杀人”的罪名不能成立。而两位被害人的验尸报告证明的所谓“过分屠杀”,则完全符合被虐子女杀害父母的作案特征。   待被告方的听证结束之后,公诉方开始了他们的反驳性听证,或再听证。   一位名叫格兰特.瓦尔克的电工出庭作证说,1989年8月19日,星期六,午饭之后,他在蒙纳戴兹家后院修理露天温池的自控开关。当时莱尔正在和一个男人打网球,蒙纳戴兹夫妻坐在不远处的阳台上观看,艾瑞克站在父母的身边。格兰特亲眼目睹,当蒙纳戴兹夫人和莱尔说话时,莱尔紧绷着脸,对母亲很不礼貌。艾瑞克也是一脸的怒容。这种情景显然与兄弟俩所言,在案发之前的数日内,他们一直因恐惧而躲避着父母的说法不一致。 共父其子(16)   弗璐儿.索利亚是蒙纳戴兹家的管家,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住在蒙纳戴兹家里。弗璐儿对陪审团说,她从未听见过蒙纳戴兹夫妇对孩子们高声叫骂,也没听见过莱尔和艾瑞克讲到的那些谋杀案前一周内他们和父母之间的争吵。   莱尔的前女友婕米.彼莎西告诉法庭,在她与莱尔交往的3年多里,莱尔从不曾提起过家庭内部的暴力与虐待。而且,艾瑞克也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谋杀案发生前不久才刚刚知道了莱尔的假发。实际上,婕米曾经在1988年和艾瑞克谈论过关于假发的话题。   莱尔的辩护律师姬儿.蓝森在交叉取证的过程中强烈抨击婕米.彼莎西是一个淘金者,一直梦想着嫁进蒙纳戴兹家的豪门,但在未婚夫出事之后又背信弃义落石下井。   凯蒂的哥哥布莱恩.安德逊在法庭上说,蒙纳戴兹兄弟花起父母的钱来一贯地大手大脚毫不痛惜,但当谈到他们的父母时,却是一贯地语气冷漠毫无亲情,还常常使用一些不干不净的字眼儿。布莱恩回忆说,霍塞曾不止一次地告诉他,莱尔必须学会自食其力,不能一辈子躺在父母的财富上。   交叉取证时,被告方出示了一份布莱恩.安德逊新近向遗嘱检验法庭递交的申请。申请中称,因为在谋杀的过程中凯蒂死于霍塞之后,在霍塞与凯蒂相继咽气的几分钟的间隔里,根据遗嘱的有关部分,凯蒂已经在法律上继承了蒙纳戴兹家族的全部产业。现而今,夫妻俩的儿子们因谋杀罪锒铛入狱,并从而被剥夺了遗产继承权,所以安德逊家族应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笔巨额财产的继承者。被告方律师指出,布莱恩.安德逊掉转枪口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外甥们,是因为他在算计着侵吞蒙纳戴兹家的财产。这样的乘人之危才是真正的毫无亲情。   玛尔琳.爱森伯格曾做过霍塞.蒙纳戴兹14年的秘书。她说葬礼之后,她和蒙纳戴兹兄弟同乘一辆黑色礼宾车离开殡仪馆时,莱尔问她:“谁说我不能填补我父亲的位置?”玛尔琳告诉他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而不是试图填补别人的位置”。莱尔吹了一声长长的唿哨,说:“你不懂,那是我父亲的位置。”   公诉方也聘请了不少专家证人,而且在庭审期间,这些专家们就一直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但却没有一人到证人席上作证,因为首席公诉人帕梅.伯詹尼契非常自信地认为,陪审团不会相信莱尔和艾瑞克编派的那些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内部的虐待和骚扰的“无稽之谈”,也不会相信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帕梅.伯詹尼契的“麻痹轻敌”构成了公诉方策略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被告方的再听证或反驳性听证,非常简短。第一位证人威廉.费卡立博士说,1990年6月,他第一次见到狱中的艾瑞克时,艾瑞克便向他讲述了多年来在家里遭受到的种种虐待。艾瑞克甚至说他“喜欢监狱”,因为“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没有压力的轻松”。   第二位证人是马克.霍飞南。他出庭反驳公诉方证人、电工格兰特.瓦尔克说,1989年夏天,他是蒙纳戴兹兄弟俩的网球教练,但在那年的8月19日下午,他并没有和莱尔一起在蒙纳戴兹家的后院打网球。事实上,那天是蒙纳戴兹全家在太平洋上捕鲸的日子。   1993年12月,法庭中的观众和社会上关心此案的人们终于等到了双方的总结性发言。   代表莱尔的被告方辩护律师迈科.波特首先分析了谋杀案发生前蒙纳戴兹兄弟的心理状态,指出那是在“经历了多年的骚扰和虐待后而形成的一种恐惧和惊慌”的心态。1989年8月20日夜晚,莱尔像一个“不会思考的机器人”,驱使他扣动扳机的是他的“本能”,而不是什么经过周密安排的计划。   公诉方的帕梅.伯詹尼契则对陪审员们说:“这并不是一桩很复杂的案子。两个人正在看电视,被他们的儿子们杀死了。”案发之前,两名凶犯曾专程去圣地亚哥购买凶器等,这大概不是用“本能”或“机器人”就能解释的。在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提供的录音磁带上,莱尔说,他们兄弟俩事先曾争论了很久艾瑞克可不可以不参与谋杀,因为他没有那个胆量,但莱尔坚持说他一个人干不了。显然,这起血腥的谋杀案并非被告方所描述的“一时冲动”的结果。   莱尔的主辩律师姬儿.蓝森告诉法庭,这桩谋杀案并不是孤立的,整个事件的“渊源应追溯到被告们自童年时期就开始遭受到的骚扰和虐待”。   帕梅.伯詹尼契则反驳道:“在这个国家里,有那么多曾经遭受过虐待的孩子们后来都成为了社会的有用之材。相比之下,生长于富贵温柔乡的蒙纳戴兹兄弟不能不说是一对魔鬼。”“这两个被宠坏了的、堕落的、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杀害了他们的父母,再用父母的金钱为自己买来了最好的辩护。”   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的总结性发言持续了三天,她在逐一驳斥了公诉方证人们的证词之后说:“没有证据证明艾瑞克在本案中曾置人于死地。”“他不应该为莱尔陪缚杀场。”   24名陪审员离庭审议之前,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向他们解释道,关于本案的裁决可以是以下三种选择之一:一级或预谋杀人罪、二级或故意杀人罪,以及过失杀人罪。鉴于被告人业已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本案中不存在“无罪”一说。 共父其子(17)   1994年1月13日,经过了16天的审议,艾瑞克.蒙纳戴兹的陪审团向法庭送回了“无法裁决”的结论。因为法庭辩论的结果使陪审员中产生了意见分歧,而难以断定被告席上的年轻人究竟是谋财害命的凶手,还是暴戾父母的受害者。这即是所谓的“悬置陪审团(HungJury)”或“悬置裁决”——审判因陪审团不能作出一致的决定而悬而不决。   又过了12天,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的陪审团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审判宣告结束。   又过了一年多,1995年8月,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第二次审判开庭。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将作为联合被告同庭受审,这就意味着,只有一个12人的陪审团。   挑选陪审团那天是8月21日,刚过了霍塞和凯蒂的六周年忌日。   此时的蒙纳戴兹家已是千金散尽、名存实亡。开庭之前,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宣布,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目前的经济状况已使他们可以享受政府为贫穷者提供的公设辩护人。法院指派给莱尔的两名律师是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艾瑞克的原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愿意继续为她的委托人辩护,但这次她和其他公设辩护人一样,只领取政府发给的“微薄俸禄”,与第一次庭审时收取的75万美元律师费相比,其差别之悬殊自不待言。蕾丝丽的新助理叫巴瑞.莱文。   自第一次庭审以来,案情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确切地说,又出现了一些于公诉方有利的证据。一是在谋杀案的第二天,莱尔和艾瑞克曾将已故父母的保险柜搬到一位律师家里,试图从中寻找蒙纳戴兹夫妇的遗嘱。其次是1991年7月,莱尔写信给艾瑞克的一位同学阿米尔.埃蓝密尼,要求他出庭为兄弟俩作伪证。此外,莱尔还曾指使他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被虐子女犯罪、特别是杀害父母后被法庭无罪开释的案例。   基于上述情况,公诉方重新提出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终于使整个案子的重点转出了第一次庭审的基调——“来自父母的长期虐待和骚扰导致了家庭悲剧”。   实际上,在上一次审理结束之后,不少司法界及新闻界人士就公诉方的失利展开了种种的分析和探讨,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被告方抓住“虐待和骚扰”的题目大做文章,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连续传唤若干证人,对这个话题反复渲染一再强调。而公诉方只有招架的份儿,结果被被告方牵着鼻子走,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法庭上受到审判的不是两名案犯,而是他们的父母——两位被害者。   由于这个原因,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立即撤换了两名公诉人,代之以戴伟.康恩,助理检察长兼大案组组长和卡茹.那叶拉。   第二次庭审的开场发言始于1995年10月11日,首席公诉人戴伟.康恩首先在法庭上展示了谋杀现场和尸检的照片,然后向陪审团陈述了蒙纳戴兹兄弟在杀害父母之后,马上从现场搬走保险柜的事实,指出蒙纳戴兹夫妇尚尸骨未寒,莱尔和艾瑞克便迫不及待地企图染指父母的财产,从而奠定了“谋财害命”的基调和主题。   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坚持她两年前的观点,认为兄弟俩“出于本能”地向父母开枪,是因为他们深信,为阻止“家丑外扬”,霍塞和凯蒂迟早会对他们下手。蕾丝丽告诉陪审团:“我们将向你们证明,由于多年来所受到的虐待、骚扰、折磨、摧残和恫吓,艾瑞克已变得如同一只惊弓之鸟,无时无刻不处于惊慌与恐惧之中。”   代表莱尔的查尔斯.盖施勒说,霍塞和凯蒂对两个儿子控制之严,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似乎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功能或力量,能监视兄弟俩的一举一动。查尔斯指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莱尔和艾瑞克以为,“霍塞已经在新的遗嘱中和他们脱离了父子关系”。   公诉方以三盘录音盒带开始了他们的听证。   第一盘,谋杀案发生后一个月,巴维列山庄警署办案人员与莱尔和艾瑞克的谈话。陪审员们不仅听到了两名被告对警方撒谎,还听到兄弟俩反复向警方保证,他们和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从来就没有什么纠葛和冲突。   第二盘,莱尔和艾瑞克对季罗米.奥泽尔医生承认他们杀害了父母。   第三盘,莱尔在1989年8月20日半夜拨打的911电话。   公诉方的证人中有一位名叫克拉拉.崴特的女士,她的丈夫曾是当年霍塞聘请的遗嘱律师。克拉拉告诉法庭,1989年8月21日,蒙纳戴兹兄弟把家里的保险柜搬到崴特家。8月22日,崴特先生当着兄弟俩和他们的姑父卡罗斯.巴拉特、舅父布莱恩.安德逊打开了保险柜,里面空无一物。   第一次庭审时,凯蒂娘家安德逊家族的代表为公诉方出庭作证。这一次,连蒙纳戴兹家族也站到了莱尔和艾瑞克的对立面。霍塞的姐夫,也是霍塞的生死至交卡罗斯.巴拉特在证人席上说,他和其他蒙纳戴兹家族成员在谋杀案发生之前从未听说过霍塞和凯蒂对他们的两个儿子有过性虐待行为。卡罗斯还说,在案发前两个月,霍塞告诉他准备把莱尔和艾瑞克从他的遗嘱中去掉,因为他对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表现非常失望。而艾瑞克,霍塞认为他过于懦弱,缺乏天分和魄力。 共父其子(18)   公诉方还向陪审团出示了莱尔于1991年7月写给阿米尔.埃蓝密尼的信。莱尔在信中要求阿米尔出庭作伪证,说蒙纳戴兹兄弟曾试图借用他的手枪。阿米尔.埃蓝密尼是艾瑞克在巴维列山庄中学的同班同学,他的哥哥瑞沙.埃蓝密尼曾是臭名昭著的BBC——亿万富翁公子俱乐部的成员,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被判终身监禁。   由于本案的验尸法医鄂文.戈登博士在第一次庭审时不能确定两名被害者的具体枪伤数目,以及被枪击的次序,更由于1995年戈登博士因在O.J.辛普森一案中的验尸失误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公诉方特地聘请了两位私人专家——犯罪现场分析家卢杰.麦卡瑟博士和病理生理学家罗伯特.洛伦兹博士——帮助重构作案过程。   两位专家在法庭上展示了他们所使用的人体模具和电脑模拟结果,说明谋杀开始时,霍塞正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而凯蒂受到的大多数枪伤是当她趴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凯蒂的四肢多处受伤,从子弹射入的角度判断,这是因为在凯蒂试图爬离以躲避凶手的子弹时,案犯朝她的手臂和腿部连续射击所致。根据他们的分析,霍塞和凯蒂中弹的数目分别为四弹和九弹。   两位专家也注意到了本案现场“过分屠杀”的特征,但他们的解释是,这是兄弟俩模仿黑社会的作案手法,故意使谋杀看上去更像黑帮所为。这也与他们后来反复向警方强调的“黑帮作案”之说吻合。   麦卡瑟和洛伦兹博士的证词证明,本案确确实实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特别是莱尔以行刑枪决的方式对准他父亲头部所开的那一枪,完全不能用蒙纳戴兹兄弟所自称的“出于本能和恐惧”的“盲目射击”来解释。   两位专家在被告方的交叉取证时承认,他们不曾、也没有可能亲身勘查犯罪现场,或亲自检验被害者尸体。他们所有这些分析和判断仅来自照片、物证和报告等“第二手”资料。   公诉方于11月20日结束了他们的听证。   被告方的听证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他们在前半段集中火力攻击公诉方重构的作案经过。至少有五位专家就此论题出庭作证。与公诉方的结论相反,被告方的专家们认为,在蒙纳戴兹兄弟进入起居室时,霍塞和凯蒂正站在沙发前,与他们的两个儿子面对着面。惊恐之中,艾瑞克开始朝他的父母“盲目射击”,莱尔则是一边在房间里走动一边“胡乱开枪”。只有当莱尔射击他父亲的头部时,霍塞是坐在沙发上的。凯蒂至少在凶杀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是站着的,否则无法解释她身上的某些枪伤。这样的案情经过反映出作案人当时心境的恐慌与紧张。   被告方的专家中有两人来自洛杉矶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他们是本案验尸官鄂文.戈登博士的同事。公诉方的律师在对专家们的交叉取证时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被告方出庭,是因为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拒绝与他们的实验室合作。   被告方听证的第二部分以艾瑞克的作证为主。这一次,艾瑞克出庭的时间长达15天。除了人们已经熟知的那些“虐待和骚扰”的故事之外,艾瑞克还加进了关于他父母暴戾性情的新内容:凯蒂经常当面羞辱和贬低他,霍塞则不时地对他拳打脚踢。艾瑞克说,在谋杀案发生之前,霍塞曾告诉他已经剥夺了他的继承权。霍塞对兄弟俩明确地表示:“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你们决不会得到一分钱。”艾瑞克说,他和莱尔杀害自己的生身父母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财产,甚至不是因为被虐待。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害怕。他们相信霍塞迟早会杀人灭口,因为他决不能容忍“家丑外扬”。   艾瑞克提到,直到惨案发生的1989年,霍塞还在逼迫他与他发生同性性关系。公诉人戴伟.康恩在交叉取证时质问道,艾瑞克那时已年满18岁,又有属于自己的车和信用卡,他为什么不干脆一走了之,离开父母家,像不少与父母不和的美国青少年一样?艾瑞克答曰,因为霍塞“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权力的人”。   戴伟.康恩进一步指出,霍塞强迫艾瑞克同性恋之说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天方夜谭。事实上,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的亲戚中有不少人知道,霍塞和凯蒂一直为艾瑞克可能有同性恋倾向而担心。   庭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迫使被告方取消了原定让莱尔出庭的计划。   莱尔被捕之后幸会了一位笔友诺蔓.纳文利,这位已经做了祖母的单身女士早年也曾居住在巴维列山庄。诺蔓原先是一名护士,喜爱读书与写作,尤其倾心于纪实犯罪文学,对媒体报道的各个犯罪案例兴趣颇高,往往数月、乃至数年地追踪阅读同一案件。诺蔓.纳文利后来自创了一份评论性小型月刊《心灵的眼睛》,她把杂志寄给狱中犯人以帮助他们消遣时光,同时也请他们中的有兴趣者为杂志投稿。   1990年,诺蔓将刚出版的《心灵的眼睛》6月号分寄给被监禁的莱尔和艾瑞克,不久,莱尔欣然回信,表示愿意抽空为杂志撰文,并在信中告诉诺蔓.纳文利:“我在此授权你发表我写给你的任何文字。”此后,莱尔与诺蔓书信不断。   就在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的同时,作家迈克.瓦尔科根据诺蔓.纳文利口述、及她与莱尔的通信通话整理而成的《莱尔.蒙纳戴兹私人日记》一书出版。书中透露了第一次庭审之后,莱尔告诉诺蔓.纳文利他如何在作证时就遭受父母虐待一事蒙骗了陪审团。公诉方迅速地通过监狱当局获取了诺蔓与莱尔这段谈话的电话录音。 共父其子(19)   除此之外,公诉方还发现了一封莱尔当年写给一位女友的信,指示她如何在法庭上作伪证。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被告方律师一致认为,第二次庭审期间莱尔不宜再出庭作证,因为公诉方所掌握的那些证据足以对他进行弹劾。由此一来,莱尔的两名律师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事先准备好的一些证人、证据和策略等等都无法派上用场。在传唤了25名证人之后,被告方宣布听证结束。   在公诉方为时四天的总结性发言中,戴伟.康恩认为,蒙纳戴兹兄弟关于他们自小被父母虐待的说法是“曾在法庭上讲述过的最愚蠢最荒唐的故事”。他形容艾瑞克的证词“满纸谎言,自相矛盾”,并敦促陪审团裁决这两个杀害亲生父母的不肖之子一级杀人罪。   代表艾瑞克的蕾丝丽.阿然逊则通过她的发言继续反驳公诉方提出的“图财害命”的作案动机。她谴责戴伟.康恩不遗余力地要打赢这场官司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在三桩轰动全美的大案中连连败诉: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第一次庭审和O.J.辛普森双命谋杀案。洛杉矶的检察官们极需靠这场官司捞回面子,报复被告方。   莱尔的辩护律师查尔斯.盖施勒在发言中与蕾丝丽.阿然逊相互呼应,但低调得多。他说谋杀案以前,莱尔已经相信他被剥夺了继承权,如果父母双亡则意味着他将一文不名。因此,“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杀人动机显然不能成立。查尔斯要求陪审团在审议时考虑,莱尔实际上只枪杀了霍塞,他不应该对凯蒂的死负责。   陪审团自1996年3月1日离庭审议,其间有两名陪审员因病离任,她们的席位由一男一女两位候补陪审员接替。新组成的陪审团经过4天的讨论,于3月20日作出裁决: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各自被指控之两项一级杀人罪和一项策划阴谋罪全部成立。   时隔一天,双方的律师当着同一个陪审团开始了本案为期三周的量刑听证。量刑听证的程序和庭审基本相同,只是规模要小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4月4日,威廉.费卡立博士再次为被告方出庭作证时,公诉人戴伟.康恩在交叉取证中迫使他承认,他曾在蕾丝丽.阿然逊的授意之下篡改了他对艾瑞克的诊断笔记,大段大段地删除了笔记中于被告方不利的内容。   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马上请陪审团暂时离庭。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威廉.费卡立博士是狱方为艾瑞克指定的精神病专家,因为艾瑞克被捕以后情绪极度低落,并有严重的自杀倾向。自1990年6月起,费卡立博士每周一次到狱中与艾瑞克见面。费卡立博士曾在本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为被告方出庭作证,这天是他第三次走上证人席。   4月5日,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拒绝在法庭上回答有关这一事件的任何问题。   同日,斯坦利.维思伯格法官驳回了被告方以“舞弊”为由撤消本案的请求,指出对莱尔.蒙纳戴兹的审理不受“舞弊”事件的影响,因为蕾丝丽.阿然逊不是他的律师,并认为,如果蕾丝丽退出,艾瑞克的另一位律师巴瑞.莱文完全有资格接手此案。   4月6日,公诉人戴伟.康恩向法庭陈述了事情的经过。1993年第一次庭审前,蕾丝丽.阿然逊按规定向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呈交了被告方有关本案的物证,其中包括经过篡改的威廉.费卡立博士的笔记。在此次量刑听证期间,某日,戴伟.康恩需要在法庭上查阅该笔记中的某些章节,但他把自己那一份副本忘在了洛杉矶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便临时借用公诉方另一位专家证人狄亚兹博士手里的副本。狄亚兹博士不曾参加第一次庭审,1995年他向被告方索取威廉.费卡立博士的笔记副本时,蕾丝丽.阿然逊一时疏忽,交给他的竟是未经篡改的原始记录的副本。两相对照,戴伟.康恩很快发现,威廉.费卡立博士的原始记录中被抽掉了24页,又重新加进了10页。   根据委托人艾瑞克的请求,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同意让蕾丝丽.阿然逊继续作为艾瑞克的辩护律师参与本案的审理。蕾丝丽留了下来,但从此再也没有在法庭上说过一句话。   维思伯格法官同时宣布,在此后的听证和裁决过程中,所有的证人、律师和陪审员均不得提及、讨论或考虑威廉.费卡立博士的证词及“舞弊”事件。   陪审团经过3天的审议,于1996年4月17日作出裁决,判处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无期徒刑。   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陪审员们说,他们既不相信公诉方提出的“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也不相信被告方所说的,两名被告行凶杀人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迫在眉睫的危险。陪审团一致认为,蒙纳戴兹兄弟关于性骚扰的故事也许是谎言,但霍塞和凯蒂对儿子们施加过重的精神压力却是完全可能的。   1996年7月2日,莱尔和艾瑞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屏幕上。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晚间访谈节目《20/20》的采访时,兄弟俩对著名主持人芭芭拉.瓦特斯表示,他们今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被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   不幸的是,加利福尼亚有关当局“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满足蒙纳戴兹兄弟的这一要求。目前,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被囚于加州中南部山区的特哈查比,艾瑞克.蒙纳戴兹则被监禁在地处北加州的首府沙加缅多郊外。两地相距近300英里,约合480公里。                                         *第三部分   “我不认为两个人相爱有什么不对。”玛莉.凯开口便说,“当然我知道,当老师的绝对不可以爱上学生,因为这亵渎了神圣的师生关系。我准备马上退职。但是要说这是犯罪,”玛莉.凯很坚决地摇摇头,“那简直是荒唐!”       跨越“障碍”(1)   很早以前读到过一则西方幽默,说有一位阔佬儿去看戏,一出关于谋杀的很悬念的戏。戏园子里跑堂的伙计十分殷勤地将阔佬儿一路伺候到了他的包厢,实指望能挣得一份肥腴的小费。孰料这阔佬儿竟是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不拔。跑堂的气不过,临离开时附着阔佬儿的耳朵道出了“谜底”:“凶手是园丁。”一语便将阔佬儿期盼多日的一场很刺激的享受毁于一旦。   对于大多数的美国读者和电视观众而言,他们读到或听到的关于本案的第一条消息即是“谜底”,准确地说,是“部分谜底”。1996年9月6日清晨5点,送往美国东海岸各个报亭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一篇头版短讯:   据美国海军官校和海军部的官员证实,该校一名新生因可能涉嫌一起凶杀案而被责令退学,并于上周六离开安那坡里。校方是在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警方人员对这位女生进行盘查后作出的决定。据悉,谋杀案发生在该预备军官今夏入学之前。   安那坡里与巴尔的摩同属马里兰州,两地相距不到30英里。   6点零2分,合众社在全国媒体的新闻网络上发布了一条类似的消息,并称“凶杀案发生于去年12月。海军官校拒绝公布案子的详情以及该预备军官被警方盘问的原因,也拒绝透露这位18岁女生的姓名”。消息还说,该女生的未婚夫,一位美国空军官校的预备军官,也涉嫌此案。   此时,在这两位军校生2000英里外的家乡,得克萨斯州的曼斯菲尔德还是早晨5点零2分。美国本土除了最靠东北角的缅因州外,共划分为四个时区。得克萨斯州比马里兰州晚一个小时。如果有人读过笔者所著的《美国8大名案》,可能还会记得,1985年6月7日,“得克萨斯黑寡妇”贝蒂.彼茨就是在曼斯菲尔德被捕的。   当曼斯菲尔德的居民们听到合众社的报道时,两名年轻的军校学员业已被捕。尽管报道中不曾提到这对情侣的姓名,但人人皆知他们是谁,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们双双被军校录取的消息成了当地很轰动的新闻。只是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两位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会和一桩同样轰动的凶杀案牵扯在一起。   1995年12月4日,加利.福斯特拨打的第一个911电话被转到了大草原警署。因为他是从家里打的,他家住在大草原。   可能在若干年前,大草原就是名副其实的大草原,但它现在却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大草原市”。大草原位于得克萨斯州中北部两个毗邻的大都市——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这两个大都市早就已经彼此相连而接为一体,以至于媒介和民众提到时常常把它们当作一个城市“达拉斯-沃斯堡”,夹在当间儿的大草原部分也被地地道道地都市化了。大草原市的南部是方圆十余英里的乔.普尔湖,占去了全市五分之一的面积。湖面呈“人”字形,是那种很粗壮很不规范的“人”字,而且斜斜地躺在地图上,头冲东北,脚朝西南。“人”字分叉处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半岛,半岛被划归大草原市,但与半岛接界的却是另一座城镇曼斯菲尔德。所以,在跨越乔.普尔湖的公路桥竣工通车之前,住在半岛上的人家若是要去自己的城市里办点事,必须绕过“人”字的一条腿,再穿越曼斯菲尔德的一只角,才能到达大草原市的其他部分。   公路桥于80年代建成。之后,因为是州里投的资,所以州政府圈去了半岛靠尖端的部分,也圈去了福斯特家牧场靠湖边儿的一半,兴建了一座大型游乐休闲中心。福斯特家不仅搬出了祖传的老宅,而且和所有岛上人家一样,失去了昔日的安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利.福斯特在每天早晨上班时都要顺路弯到自家的牧场看一看。45岁的加利.福斯特是一位建筑设计师,目前受雇于沃斯堡的泽尔公司,一家很有名气的珠宝商。牧场是福斯特家的祖业,现在由加利和他的叔叔共同掌管着。自从有了公路桥,常有城里人晚上开着车到半岛上兜风,牧场的铁丝网围栏不时地被那些喝了酒的司机们碾倒。有一次,几头奶牛就从缺口跑了出去,让加利和他叔叔一通好找。   12月4日是个星期一,也就是说,头天晚上是星期天,周末,最容易出事的日子。加利.福斯特在早上7点过一点从家里出来,先到信箱里取了邮件。信箱竖立在色登路旁,但福斯特家由加利亲自设计的新房子却退进去了很远一段距离,房子与色登路之间连接着一条自家铺的无名小路。   首先引起加利.福斯特注意的,是离信箱不远处的铁丝网上挂着一绺蓝绿色布条,在冬日早晨的寒风中微微飘动。加利马上放眼朝色登路的下端望去,果然,牧场的铁丝网大门敞开了。头天晚饭后,加利和叔叔经过那扇门往牛棚里运过几次干草,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临走时关上了大门。   加利上班的路线应该是在色登路口右转弯,但他现在只好左拐去牧场大门。加利将车停在大门前面,就在那一刻,他看到铁丝网围栏里面的草地上躺着一个人。   加利.福斯特后来告诉警方,他一开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过了很久才认出那是一个女子,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已经死去的年轻女子。   加利.福斯特不敢下车。他缩在驾驶座上四下里张望,又通过后视镜察看车身后面,检查了两遍是否所有的车门车窗都已经关严。加利害怕这是一个陷阱。一个年轻女人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等他被诳下了车,便有剪径的强盗突然从灌木丛中跳将出来。 跨越“障碍”(2)   过了一阵,加利终于相信那年轻女子确实已经死亡,又担心凶手可能还没走远,也许就正在某一棵大树后面虎视眈眈,因为从加利停车的方向看过去,女子脸上的血迹在晨曦中显得非常鲜亮,非常新鲜。   加利.福斯特掉转车头,逃命似的朝回家的方向驶去。到了家门口,他冲着屋里大喊:“有人在牧场上扔了尸体!”15岁的儿子已经上学去了,家里只有妻子薇蒂,她要到8点才出门。加利向警方报了案,又打电话给他一位在达拉斯当警察的堂兄。堂兄也住在牧场附近,还没来得及离家上班。加利心有余悸,在电话上问堂兄能否在警方到达之前一直陪着他。堂兄说没问题。   加利.福斯特方才敢在薇蒂的陪同下回到现场。这一次,他下了车,因为堂兄要求他认真记下尸体的位置、状况、姿势等等,说事后警方肯定会反复盘查他。如果抓到了凶手,公诉方也肯定会传唤他出庭作证的。   死者看上去大约十五六岁,中学生模样。皮肤白皙,亚麻色头发微鬈曲,稍稍过肩。其穿着很像是出门跑步锻炼的人:上身的白色长袖耐克牌绒衣里面,是一件灰色T恤衫,胸前有“UIL一区越野长跑区域赛1995”等字样。下着蓝绿色运动短裤。警方后来证实,短裤上被撕破的地方刚好和那绺挂在铁丝网上的蓝绿色布条相匹配。脚上没有鞋,只穿了两只白色线袜。死者仰面朝天,头枕在一大汪血泊的中心。她的头部有被重物打击造成的伤口,脸上还有两处枪伤,使她那张曾经美丽的脸庞血肉模糊,几乎被破了相。鲜血在死者的身子底下一直蔓延到了腰部,并以其头和腰之间的距离为半径画了一个大致的圆。后来,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用铁锹挖走了一大片被鲜血渗透的土壤进行鉴定。   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时,福斯特夫妇夫唱妇随。   “她的姿势好像是摆出来的。”加利说。   “就仿佛有人故意把她摆成了那个样子。”薇蒂为丈夫的话加注脚道。   “一个人不可能以那种姿势倒在地上。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加利说。   “我就不能想象有谁会这样仰面直直地倒下去。当然啦,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薇蒂说的话就像是加利的回音。   “我很想认真地记下每一个细节,因为我知道你们问我的时候,我必须要能够描述出来。但是我还是记不全,因为那种场面并不是人人都愿意看到的。太令人怵然了。”加利说。   “看上去非常恐怖,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怪怪的感觉。你想想,一个人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起来了。”薇蒂说,“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谁家的孩子?’”   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呢?   第二个911电话是从琼斯家打出来的。琼斯家住在曼斯菲尔德,所以电话被转到了曼斯菲尔德警署。   39岁的琳达.琼斯在电话上告诉值班警员,他们家16岁的大女儿亚蒂安.嘉西卡.琼斯失踪了。据琳达的讲述,她在早晨6点被亚蒂安房间的闹钟吵醒。闹钟响了很久,琳达只得披衣起身,到女儿房间将闹钟关掉。亚蒂安不在她的房间里,琳达以为她6点以前醒来后即出去晨练,临走时忘了关闹钟,这种情形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所以琳达也没有太在意。亚蒂安曾经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不久前左膝受伤,动了手术,不能再踢足球,今年秋天开学后就转入了越野长跑队,所以只要天气允许,亚蒂安每天早晨都要到外面跑步。   不多时,琳达的丈夫比尔.琼斯和两个儿子也起来了。比尔是一位重型机械维修技工,琳达在一家康复中心做按摩师,所以通常要晚些上班。照例是每天早晨的一阵忙乱,等到送走了丈夫儿子,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到8点,亚蒂安还没回来。琳达知道,女儿偶尔会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出去跑一圈步,或是周末,等家里人都睡下以后,悄悄溜出去参加一些年轻人的半夜派对。不久前曾被比尔发现过一次,他很生气,当即便找来钉子将亚蒂安房间的窗户都给钉死了。但这仍然挡不住女儿不时旧病复发。严格地讲,亚蒂安并不是一个叛逆性很强、专与父母作对的孩子,只是有时候不太听话而已。比如她在学校就很能遵守纪律,成绩也不错。而且她从来没有过通宵不归,更不会误了上学。   琳达想到这里,心里涌起一阵不安和焦虑。她马上打电话到学校,没有人看见亚蒂安。又打电话到女儿打工的“金牌炸鸡”餐馆,也没有人看见亚蒂安。琳达再次走进女儿的房间,才发现亚蒂安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的,就好像没有人在上面睡过觉,她的课本也打开着摊在书桌上。更奇怪的是,亚蒂安的跑鞋仍摆在房间的门口。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琳达对值班警员说。   很快,比尔.琼斯赶回来了,两个儿子也接回来了。来自曼斯菲尔德警署的格里格.麦努森中士要琼斯一家好好回顾从昨天晚上开始的所有有关亚蒂安的细节。麦努森中士也是琼斯夫妇的朋友。   琳达说,昨天是星期天,亚蒂安在“金牌炸鸡”餐馆上4小时的晚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9点。“金牌炸鸡”店离琼斯家一英里左右,亚蒂安没有车,平时一般都是跑步上下班。但是昨天晚上,却是搭了一位同事的车回来的。女儿已经养成了每天锻炼的习惯,所以到家以后,又央着母亲开车送她去24小时营业的休各利健身中心。母女俩在那里一直呆到10点刚过。回家后,10点半左右,有电话进来找亚蒂安,是她的新任男友,也是“金牌炸鸡”店的同事特拉瑟.史密斯打来的。本来按琼斯家的规矩,亚蒂安是不能在晚上10点以后接电话的。但女儿说特拉瑟刚与父母到外地度完周末回来,比尔和琳达犹豫了一下,就还是让她接了,但告诉她只能讲几分钟。 跨越“障碍”(3)   亚蒂安将无线电话夹在耳朵和肩头之间,一面端起洗衣筐走到过道的尽头,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里。这时候,琳达听见女儿对着话筒说:“失陪一下,又有个电话进来了。”亚蒂安摁下“等候”键,匆匆与对方讲了几句,才又换回去和特拉瑟.史密斯道晚安。   “谁打来的?”琳达事后问。   “哦,越野队的那个戴文。”亚蒂安答曰,“他遇到了一点烦心的事。”   几分钟后,琳达看见亚蒂安开始熨一条上学穿的裤子。   亚蒂安13岁的大弟弟加斯汀.琼斯也说起了一件事。他在半夜里听见亚蒂安房间的闹钟响,亚蒂安的闹钟是那种可以先上好几个时间,再一个一个挨着闹的。这一次,闹钟也响了很久,直到小伙子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走过去,把它揿掉。当时是凌晨两点,亚蒂安不在房间里。加斯汀抬眼朝窗外张望了一下,见一辆深色家用卡车正在不远处的街角拐弯离去。加斯汀想他姐姐刚走,于是又回到自己房间接着睡觉。   泰兰特地区法医实验中心位于沃斯堡东南。泰兰特地区很大,管辖着十几个市镇,北及丹顿,南到曼斯菲尔德,中间的沃斯堡占了全地区的将近一半。   12月4日,星期一那天,葛萝莉.凡可上的是常白班,即早晨8点到下午4点。葛萝莉记得,她一进办公室就接到大草原警署的电话。除了报告那具“牧场上的女尸”,对方还在电话上告诉她,色登路很难找,要经过好几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小路。所以,葛萝莉在出发以前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地图。   色登路现场在乔.普尔湖的半岛上,往西几百码,约两个街区的距离,便是曼斯菲尔德。虽然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辖区,但现场离西面的曼斯菲尔德警署不到5英里,离东北方向的大草原警署倒有20多英里。   葛萝莉.凡可分工负责的是实验室的外勤部分,即现场验尸,亦即尸体在未经挪动之前的观察记录,以及收集现场证据。当葛萝莉带着照相机等到达福斯特家的牧场时,现场警方人员告诉她,死者没有穿鞋,倒下的姿势也很不自然,所以初步判断,这里应该是弃尸的第二现场,而非凶杀发生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案犯在别处杀了人之后,把尸体扔到了这里。   葛萝莉.凡可按部就班地首先记录了当时的气温,63华氏度,相当于17摄氏度。尸体已经僵硬。头部偏后的左耳上方有被重物击打的创伤。一处枪伤在左边脸颊,另一处正中双眉之间——行刑枪决似的,说明案犯是死者的仇家,也说明其枪法准确。从伤口的状况看,射击距离不过几英尺。“鲜血凝聚在死者的头发上和后脑部。从伤口溅出的脑组织零星可见。”葛萝莉在她的现场记录中写道。手腕上有剧烈搏斗留下的伤痕,脖颈处有被掐造成的青紫斑,但衣着尚整齐,不像有过性攻击。两条腿上数道被铁丝网划破的伤口。   “她是在这儿死的。”葛萝莉.凡可指着那些划伤解释说,因为伤口周边的血迹表明,当死者裸露着的双腿被铁丝网割破时,她的心脏还在跳动。“更重要的是,”葛萝莉将一柄金属长扦插入死者头部周围被鲜血浸泡的草地,又抽出来,“她几乎是在这里流尽了身上所有的血。”   以葛萝莉.凡可的经验,她差不多可以肯定福斯特家的牧场就是本案的凶杀现场,但她还是留有余地地用了“几乎”二字。后来,犯罪现场实验室起走那一大块土壤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她的论断。   几小时后,尸体被送进了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因为没有任何表明死者身份的物件,所以克劳司博士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死者的脚趾上挂一枚名签,上书“简.杜伊954705T”。“杜伊”相当于中文中的“无名氏”。如果是无名男子,则叫“约.杜伊”。954705T即本案的案件号码。   “死者为发育正常、身体健康、营养良好的白人女子。身高1 63米,体重57公斤。”马科.克劳司博士遍查了尸身的每一寸肌肤,从头发到指甲,从眼睛到耳朵,拍摄了一共49张照片,记录了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状况。   “左手严重受伤,食指折断。”死者肯定竭尽全力挣扎反抗过,但在头部遭到重创之后,反抗停止。克劳司博士无法断定击伤和枪伤孰先孰后,也无法断定是哪一种打击最终造成了受害者的死亡。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遭受到如此致命的攻击之后,死者很快毙命。   在死者的头发里,克劳司博士找到了一颗子弹。   “阴道内有妇女卫生塞,无任何创伤。”克劳司博士注意到。但他还是按规定采集了体液样品。后来精液化验的结果证实了他和葛萝莉.凡可的设想:该女子临死前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接下来就该解剖尸体了。马科.克劳司博士走出实验室,他想在动刀子之前稍事休息一下。这时是下午4点,葛萝莉.凡可在临下班时接到曼斯菲尔德警署的电话,说他们那儿有一名16岁的女孩子在昨天晚上失踪了。   “特征?”   “左膝有手术后留下的伤疤,可能穿健身或运动服装。”   葛萝莉说他们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位,她要对方尽快送一张失踪者的相片过来。   当警署派人到琼斯家取相片时,格里格.麦努森中士也在那里。虽然他希望那具“牧场女尸”不要是琼斯夫妇的独生女,但也意识到取相片不是一个好兆头,他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应付最棘手的局面。 跨越“障碍”(4)   20分钟后,法医实验室那边,葛萝莉.凡可还没有下班。此刻,她走进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悄声对验尸官耳语了几句,博士随即放下手里的解剖刀。   楼道里,克劳司博士脱下一只塑胶手套,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相片,端详片刻,默默地点了点头。   回到实验室,克劳司博士并没有马上继续他的工作。他将解剖台上那具女尸脚趾上的名签摘下来,改为了“亚蒂安.嘉西卡.琼斯954705T”。   消息传到琼斯家的同时,也传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这天上午,警署曾通知校长杰里.科比,该校10年级女生亚蒂安.琼斯失踪。“我们经常有孩子失踪,”科比校长对着话筒说,“所幸的是,大部分孩子都会在24小时内自己回来。”话虽这样说,科比校长还是指派了两名副校长向各处打电话询问查访。   午饭以前,不少孩子便开始窃窃私语,到了下午,亚蒂安失踪的消息已经在2000多名学生中不胫而走。当杰里.科比接到警方证实亚蒂安死亡的电话后,立即召集放学后还留在学校的学生们集会,简要地宣布了这一噩耗,并鼓励孩子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女孩子们马上三五个人搂成一团,抱头痛哭。男孩子们则默不作声,只将拳头狠狠地砸向身边的墙壁,或是把衣帽柜的金属门摔得砰砰作响。   几位高年级学生当即驱车前往色登路现场。福斯特家牧场的大门业已关闭。一个男生在附近的树林里找来一长一短两截树枝,用一段红色电缆线捆扎成十字架的形状,挂在牧场的铁丝网围栏上。围栏的另一面,被鲜血染成猩红色的草地上,亚蒂安的遗体留下的人形还依稀可辨。   凛冽的寒风中,孩子们默默地摘下帽子,对着那片草场垂首志哀。   事后,有记者在报道中说:“天知道这些孩子们是怎么找到现场的。不少记者过了好几天还在打听开车的方向,但显然,孩子们全都知道。”   在后来的日子里,有越来越多的大人孩子来到这里。福斯特家牧场的这一片围栏前很快就摆满了鲜花、蜡烛、气球、泰迪玩具熊,还有一些纸片,上面是孩子们自己写的诗。   也是在那天的早些时候,琳达.琼斯打电话给曼斯菲尔德中学越野长跑队教练莉安.勃克。   “亚蒂安不见了,”琳达说,“越野队里有没有一个叫戴文的?”   “有。”莉安说。   “他昨天晚上好像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莉安后来说,她不明白琳达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据她所知,戴文和亚蒂安甚至算不上是朋友。   在这位女教练的印象中,戴文并非一位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但他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却也是小有名气,因为他是空军少年后备队的成员,一位“穿军装的学生”,而且个头又高大,经常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开始之前,或中场休息的时候,很神气地举着美国国旗跨着正步走到球场的中央。   莉安.勃克让一个名叫爱波儿.格罗曼的女孩子去找戴文核实。戴文正在上数学课,爱波儿问戴文头天晚上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我有没有给亚蒂安打过电话?”戴文盯着爱波儿,好像她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凭什么要给她打电话?没有!”斩钉截铁地。   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想,如果戴文说没有,就一定没有,因为戴文的人格几乎不容任何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   戴文的全名叫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在格兰蒙家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两个月前刚满18岁。戴文是曼斯菲尔德中学12年级学生,1 83米的个儿,虽然算不上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却有着运动员般的健壮体魄。戴文寡言,也极少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所以他朋友不多,自然也不是很有人缘,但他却受到同学们的敬重,有一种说一不二的不怒自威。男生中甚至有人管他叫“格兰蒙上校”,那是一种尊称,也是戴文在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军衔”。女生们的赞誉之词就更多了,说他很帅,很酷,很深沉,很有男子气,等等等等。   一位思想开放的女孩子后来告诉记者:“当你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妈妈就总是在你耳边唠叨,什么样的男孩子是合适的女婿人选。戴文就是那样的人选。我敢打赌,即便是这世界上最挑剔的丈母娘也不可能挑出戴文的毛病。”   另一位女生对戴文的评价是:“他是那种总能让做父母的感到骄傲的男孩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戴文.格兰蒙很有毅力,或自制力,能把握住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美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特别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譬如,戴文的同龄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沾染或尝试过抽烟、喝酒、吸毒等恶习,更不用说与异性约会,甚至发生性关系了。但当后来戴文的同学们回忆时,竟没有一个人想得起他曾经做过这一类的事情。   戴文在曼斯菲尔德中学的低年级学生中拥有不少的崇拜者,他们像传神话一样传颂戴文的故事,诸如戴文12岁参加空军少年后备队;在拿到驾驶执照之前,戴文14岁就考取了飞行执照(在美国,法定的开车年龄是16岁);戴文中学毕业后将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上美国空军官校;戴文的理想是要做一名宇航员;戴文是一位神枪手,他不单熟悉各种枪械,还收集了不少枪支;更难得的是,戴文还是一位门门功课全是A的优等生。也许是来自做教师的父母的遗传,戴文少见的聪明,据说他经常在法语课堂上打瞌睡,但期终仍然考了一个A。 跨越“障碍”(5)   戴文.格兰蒙的一切似乎都和“军队”或“军事”有关。他剪军人式的短发,穿迷彩裤,蹬军靴,身上经常别着枪(近来,美国不少学校的DressCode——学生着装规定——不再允许学生们穿任何形式的军服,也严格禁止在校园内携带武器),和老师们说话一口一个“是,女士。不,女士。”或“是,先生。不,先生。”就像军队里的士兵和长官说话一样。而且,戴文的朋友也差不多全是和他一样的“军人学生”。   因为是目前空军少年后备队里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不到一年就该“退役”了,戴文.格兰蒙还在那里统领着一个团队。戴文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16岁的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都是他在团队里的“下属”。杰和约斯福家住曼斯菲尔德西南的柏尔逊市,上的是那儿的柏尔逊中学。   “我们属于同一波段。”杰.戈林后来对记者说。他和戴文一样,言辞中不时夹带一些军事术语,“我们都明确地知道我们今后将做些什么,我们这一辈子将做些什么。”   三个人向往的都是军人生涯,戴文进空军,杰和约斯福加入海军陆战队。在过去的两年里,三个好朋友经常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世界各地的战争,分析战况。“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象过,某一天,由戴文驾机,把我和约斯福送到敌方的某个隐蔽地带,空降下去。”杰.戈林讲到这里,脸上绽开了孩子气的笑容,又补充说,他和约斯福都很愿意被空降到热带丛林地区,而不要去什么冰天雪地的荒山秃岭。   然而,戴文.格兰蒙也有他鲜为人知或尚未被人们察觉出的另一面。据杰.戈林讲,所有的变化都始于1995年的夏天。那个暑假,戴文去加拿大的渥太华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国际军校生交换项目”,遇到了一位俏丽风骚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候补女军官,并在她身上丢失了他的童贞。回到美国后,“一连好几个星期,戴文张口闭口都是这个‘海伦’,而且书信不断,电话不断,电子邮件不断”。   也许是戴文.格兰蒙以前一直把持住自己不与女生交往,初尝禁果便使得他无法自已,无法自禁,无法自拔。“我和约斯福看他实在是爱得太辛苦,也太痛苦,便费了很大的劲说服他放弃这场不切实际的、跨越了半个地球的爱情游戏。‘嘿,戴文,’我说,‘干吗不就近在美国找一个?’戴文就找到了黛安娜.扎摩拉。”   黛安娜.丽.扎摩拉比戴文小三个月,剪一头深棕色的短发,瘦瘦的,个儿不高,只有1 60米左右,但却精干。她也是空军少年后备队成员,与杰和约斯福同在戴文指挥的团队里。黛安娜住在另一座城市,曼斯菲尔德西面的克罗利市,是克罗利中学12年级的学生。克罗利中学与曼斯菲尔德中学相距大约20英里,合30多公里,好在黛安娜和戴文都已经有了驾驶执照,20英里“不过是一踩油门的事”,更不用说与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相比,简直就是近在咫尺了。   在扎摩拉家的四个孩子中,黛安娜是年龄最大的,也是最懂事的,而且和所有少年军事团体成员一样,无论在家里在学校,都是最听话,最守纪律,也最有毅力的。黛安娜每天早晨6点准时起床,趁着弟弟妹妹们还在熟睡,上学之前先要自习一个小时,因为放学以后她就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了。黛安娜的父亲是一名电工,但总是在失业,也总是找不到工作。当护士的母亲一人兼着两三份工作,把三个弟妹和全部家务都留给了17岁的大女儿。最近,经济拮据使扎摩拉家拖欠了太多的贷款,房子被银行收走了,六口人只好挤进外祖父家里。人多房子小,家里总是乱糟糟的。   尽管日子过得艰难,黛安娜却一直在自己的心底深处保留着一个幻想:她要上大学。黛安娜知道,那是她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黛安娜在上8年级时听说了军事院校的教育计划,凡是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只要承诺毕业后至少在军中服役五年,便可获得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全额奖学金。   但要“符合条件”却谈何容易?譬如三大军校中顶尖儿的陆军官校,或老百姓俗称的西点军校,对学生成绩的要求不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而且学生还必须经过严格得近乎苛刻的政审关和体检关。这也难怪,因为和哈佛大学一样,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里不仅出过数位美国总统,其在校生中亦常有不少高官之后,甚至世界各国的皇室家族成员。随着现代化高科技被引入军队,陆军的技术成分相对于海军、空军略低,所以西点军校便将其教学重点转为培养新一代的指挥人才。目前美国各大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中就有不少西点毕业生。   所以,黛安娜.扎摩拉事事处处都必须付出比其他同龄人更多的努力。她和戴文一样,几乎没有时间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时间约会,没有时间享受青春。她和戴文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跨入空军军校,并在退伍之后到国家宇航局工作。她也和戴文一样,成绩优异,是一位令父母家人感到骄傲的女孩子。黛安娜的母亲就曾非常自豪地说:“我知道,她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到。”   然而,黛安娜的生活中毕竟有太多太重的压力。这些压力不单来自她的理想,她对自己的要求,来自扎摩拉家的经济状况,也来自她父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听说父亲背着母亲与别的女人鬼混时,黛安娜气愤异常。有几次,她实在无法宣泄自己内心的痛苦,便狠命抽打自己的胳膊,甚至用刀子在自己身上“放血”,并连声说她“痛恨自己”。后来有心理学家指出,这些行为都属于典型的“自虐症”。 跨越“障碍”(6)   除此而外,黛安娜的母亲一方还是一个很有宗教传统的大家庭。她的外祖父是一位牧师,并在沃斯堡拥有自己的教堂。黛安娜从记事起就在每个星期天跟着父母一起去外祖父的教堂做弥撒。母亲家的女孩儿,包括黛安娜的几位姨妈和表姐妹,自小受到外祖父的教诲,都非常看重自己的贞操。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年,黛安娜的父母就是在外祖父的教堂里相识、相知,而后结为了夫妻。多少年后,黛安娜的父亲又在同一所教堂里遇到了他的情人。   就这样,戴文.格兰蒙开始和黛安娜.扎摩拉约会。   用杰.戈林的说法,性情古怪而又独断专行的黛安娜“给戴文带来了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麻烦”。杰说:“我一直将戴文视为我的兄长,视为在发生危机时,可以替我们出谋划策、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人。但是现在,他自己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着危机。”   先是在一次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团队会议上,戴文和黛安娜频送秋波,还相互用胳膊肘碰来碰去,引起了众人的不满。然后,黛安娜开始公开违抗戴文的命令,也拒不完成自己的任务,或履行自己的职责。再后来,两个人一起缺席了几次空军少年后备队的训练和活动。直至1995年11月下旬,戴文.格兰蒙被上级解除了团队的指挥权。   也是在这同一段时间里,戴文一改他多年来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蓄起了长发,戴上了戒指等首饰,并穿上了印有摇滚歌星的T恤衫,还用他父亲的信用卡替自己驾驶的家用卡车安装了一套价值2000美元的音响设备。很快,戴文买来了传呼机,没几天,又在腰里别上了一只崭新的手机。戴文开始带着黛安娜逛夜总会,喝啤酒,开始出入于一些派对和舞会,开始超速驾驶,甚至酒后开车。   戴文对他的枪支也越来越不严肃,不负责任了。有一次,他在自家前院没事儿打着玩,一气儿射光了一匣子弹。还有一次,把自己卧室的地板打穿了一个孔。有时候和黛安娜出去兜风时也带着枪,路上见到野猫野狗抬手就打。   两个人的关系也给黛安娜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黛安娜没有车,就经常驾驶戴文的那辆家用卡车。9月底的一个晚上,黛安娜独自开车回家,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失去控制。卡车冲出路面,滑下斜坡后又打了一个滚,差点儿让黛安娜送了命。最后,卡车侧倒在土沟里,刚好将黛安娜伸出车窗外的左胳膊压在了下面,五个指头被轧得血肉模糊。后经大夫的全力抢救,左手总算没有残废,但据大夫说,某些功能却是再也无法恢复正常。   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见到戴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在11月初的一个周末,戴文去卢勃克参加越野长跑区域赛回来,第二天就找到杰。“他只字不提比赛的事,却大谈他的又一次艳遇。”杰.戈林回忆说。“他说他和一个女孩子开车到了一所小学校的停车场,但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是谁,或是哪个学校的。说实话,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听他讲,因为他的那些和女孩子之间的故事我早就听腻了。”   然后就到了12月4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一。   如果曼斯菲尔德警方不是像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那样,对戴文.格兰蒙说的话深信不疑,如果他们例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他们就不会一直等到9个月以后才听到杰.戈林的故事——   “笃笃笃……笃笃笃……”杰.戈林被急切的敲窗声吵醒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他不知道这声音响了多久,只迷迷瞪瞪地从地铺上爬起来,机械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戴文?”杰低语道,一面打开玻璃窗,摘下纱屉。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戴文了。   “戴文,”杰又叫了一声,伸出“反扣手”——一种在军事课上学来的战地救援方式——将戴文拉进到漆黑的屋里。“怎么回事?”   “别问。”戴文说,以他特有的简洁而不容多嘴的口气。   窗户朝向一条僻静的后街,戴文已经在夜里爬上爬下不止一次了。敲窗,开窗,摘下纱屉,翻窗进入,再将纱屉放回去。杰的父母同意不过问他和朋友们之间的这些事,只要不影响邻居,并且每次记着把纱屉安放好。于是,在朋友们的口中,这扇窗就被叫成了“杰的前门”。   戴文已经在夜里爬上爬下不止一次了,但从来没有这么晚过。所以,杰又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我得在你这里耽搁一会儿。”戴文答非所问,“黛安娜也来了。”   戴文探出半个身子,用两只手把黛安娜拖进屋来。黛安娜嘟嘟囔囔地和戴文说着什么,杰没注意听,他正摸索着将圣诞树彩灯的插销插入墙角的电源插座,不大的屋子里顿时便有一片红红绿绿闪烁起来。黛安娜仿佛害怕光亮,往旁边紧挪几步,躲进了阴影里。彩灯其实很暗,杰只能隐约看见戴文穿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越野队的灰色T恤衫。   虽然才是12月初,几乎从不下雪的得克萨斯州也已然有了圣诞节的气氛。杰.戈林装点的圣诞树与众不同,在顶端通常应该插一颗五角金星或一位天使的地方,他安放了一架C-13战斗机的模型。和戴文一样,杰周围的一切似乎也都与“军队”或“军事”关联着。房间里的一堵墙从顶到底覆盖着一只很大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军事用品:子弹匣、防毒面具、匕首、绳索、AK-47弹药袋、各式飞机的说明书,等等。靠另一面墙是一张铺了席梦思垫子的单人床,但杰很少在上面睡觉。无论春夏秋冬,他都睡在硬木地板上。 跨越“障碍”(7)   “我们从没有来过这里,OK?”戴文对杰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戴文加重了语气。   “怎么回事?”杰已经是第三次问同样的问题了。   “别问。”戴文重复道,“记住,我们没有来过这里,所有的这一切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戴文,我特难受。”黛安娜一边说一边揉着她那只还打着石膏的左手。   “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的。”戴文安慰道。他和黛安娜说话时的口气显得温和多了。   戴文问他和黛安娜可不可以用一下卫生间,杰说当然,没问题。   杰不用指点,戴文知道卫生间在哪里。事实上,戴文对这里的一切熟悉得就跟自己家一样。在戴文和黛安娜约会之前,他放学以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戈林家里度过的。   听着戴文和黛安娜蹑手蹑脚地朝卫生间走去,杰躺回到自己的地铺上。他让圣诞树上的彩灯亮着。   卫生间里的水哗哗哗地响了一会儿,戴文出来问杰借一条短裤。杰给了他一条黑色的。   又过了很长时间,大约30分钟左右,戴文和黛安娜一起出来了。戴文穿着杰的黑短裤,但没换T恤。戴文搂着黛安娜在书桌旁边的地板上躺下,没有铺垫子,也没有盖毯子。杰能听得出来黛安娜在瑟瑟发抖,过了一阵,又开始低声啜泣。   杰迷迷糊糊正要睡去,戴文和黛安娜便起身说他们该走了。杰送他们到窗口,又伸出“反扣手”,把戴文顺到底下的地面。   “记住,这一切从没有发生过,”戴文说,“这是最高机密。绝密,OK?”   “知道了。”   “谢了,哥儿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早晨,杰赶在父母起床以前查看了卫生间,心想戴文和黛安娜不要留下什么脏乱或不合适的物件才好。但卫生间里擦拭得干干净净。   戴文没有归还杰的短裤,杰也没敢向他问起。显然,两个人都不愿再谈起那个夜晚。“绝密,OK?”   在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交往之前,两边家里的父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婚变。   那年初夏,戴文的母亲离家出走,留下年过花甲的丈夫和小儿子相依为命。格兰蒙是一个保守的家庭,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对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戴文也从不跟人谈起这件事。只是很快,戴文便在加拿大遇到了海伦,不久又开始和黛安娜约会,并有了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   黛安娜则是在那年夏天第一次撞见了父亲的情人。期末考试期间,一日,黛安娜比平时放学早了点,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正在和情人鬼混。黛安娜躲在外面听了一阵,然后怒不可遏地破门而入,吓得那女人跳窗逃走。黛安娜这一闹非同小可,原本还碍着面子的母亲先是将丈夫撵了出去,然后又带着大女儿一起打上那情妇家的门,反被情妇告到法院,说她们母女俩骚扰她。在母亲最痛苦难当的那段日子里,黛安娜正好放暑假,遂整天陪着母亲以泪洗面。   后来有专家们认为,戴文和黛安娜开始约会时,双方都由于这些家庭的变故而处于某种失落状态,都需要抚慰,需要倾诉,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个支撑点,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一把抓住身边的随便什么物件。这种以寻求慰藉为目的的关系,与在战乱、灾难和不同形式的危机中发生的感情一样,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因而也包含了很大的不健康成分。   所以在他们一开始的关系中,在外人看来,黛安娜似乎处处占着上风,戴文对她差不多是百依百顺,甚至不惜得罪朋友。以前每周二晚上的空军少年后备队活动时,戴文都要顺路接送他的两个小兄弟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两年多来,一直是三个好朋友挤在戴文的卡车里有说有笑。自从黛安娜进入了戴文的生活,杰和约斯福便被扔到了卡车的露天后厢,戴文自己则在驾驶室里和黛安娜又搂又抱。   其实黛安娜也有自己的心事。一方面,戴文对她关爱有加,无微不至,但是很明显,戴文根本就瞧不上扎摩拉家的人,每次去黛安娜家里总是大大咧咧,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神色间颇有鄙夷之意,而且从不作自我介绍,或主动跟人打招呼,也很少与其他人聊天交谈,自始至终只和黛安娜呆在一起。扎摩拉家的亲戚们虽然也不喜欢这位自视颇高的年轻人,但都说只要黛安娜愿意,他们就会为她祝福的。   更要命的是,戴文不断地向黛安娜提出性要求。和她母亲家的女人们一样,黛安娜视贞操为生命。10年级时,她曾经有过一个小男朋友,后来就是为了这个掰了。尽管黛安娜一再告诉戴文,要等到结了婚才能做爱,但戴文却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反复争执交锋的结果,最后,双方各让了一步:戴文同意与黛安娜订婚,黛安娜也放弃了她苦守多年的道德防线。   就这样,约会不过一个月,戴文和黛安娜便匆匆宣布订婚。这则消息使他们周围的不少人深感意外,但除了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有一些看法外,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两位少男少女真正是坠入了爱河。订婚的那天,黛安娜兴奋异常,她不停地告诉女友们,她和戴文已经将结婚日期定在了五年之后的2000年8月13日,届时他们俩都已经从军校毕业,并被授予少尉军衔。 跨越“障碍”(8)   差不多一年以后,《得克萨斯月刊》记者思季普.霍兰沃兹在他的报道中写道:“他们计划租一辆豪华大巴,把所有得克萨斯州的亲朋好友们都接到空军官校那座著名的教堂。教堂里面,戴文将身着笔挺的军礼服,他的新娘则披戴着洁白的婚纱。婚礼的结尾处,这对新人将手挽着手,一起从其他军校生交叉的剑锋下走过。”   这简直就是只有在小说里或电影上才能出现的场面。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不像他们想象得那般美妙和浪漫。黛安娜第一次和戴文做完爱后,马上就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她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母亲和几位姨妈们。差不多就在这同时,黛安娜出了那次车祸。   黛安娜惶惑、不安,她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太随便、太轻易就放弃了少女宝贵的贞操。所以,她一面反反复复地对戴文强调,他们的爱情必须是多纯洁,多完美,多专一,掺不得一点儿杂质,他们双方都必须信守自己许下的诺言,永远忠实于对方,永远是对方生命中的唯一;一面又——多半是在她心情欠佳的时候——无休止地追究盘查戴文过去和现在与女孩子们的交往。尤其是,戴文和黛安娜上的是不同的学校,又不住在同一座城市,这无疑更加重了黛安娜的担心和多疑。   12月初的一个晚上,戴文带黛安娜外出后送她回家。他们把车停靠在扎摩拉家门前的街边,两个人坐在车里。   以下章节中戴文和黛安娜对当时事件的描述和追忆引自后来他们各自向警方的供词。   “我又开始追问他和一些女孩子的关系,”黛安娜交代说,“因为他无意中说起,我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   黛安娜要戴文列举出他所认识的全部女孩子的姓名。谈话过程中的某一刻,戴文提到了亚蒂安.琼斯。但因为是和别的名字一起出现的,所以并没有特别引起黛安娜的注意。   当这对情侣的谈话变得不那么甜蜜,不那么顺利时,戴文建议他们下车进到屋子里去。戴文想换一个话题。   “我们又吵起来了,吵得很凶,”黛安娜说,“因为他要我复习SAT大学入学考试,但是我不愿意。”   几分钟后,两个人好像开始安静下来时,戴文转向黛安娜,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马上就意识到了他要说什么,从他的语气,和他看我的眼神儿。”黛安娜回忆说。   “你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女孩儿,”戴文接着说,“我以前还和别人做过爱。”   黛安娜惊呆了,瞠目结舌:“你是说,当你和我约会时,你已经不是处男了?”   “不,那时还是。”   但这个回答更糟,也就是说,戴文在与黛安娜交往之后,又和别的女孩子发生了关系。   戴文讲到了11月4日的那个星期六,学校越野队到卢勃克参加中学生越野长跑区域赛。卢勃克在得克萨斯州的西北部,距曼斯菲尔德大约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学校派了一辆校车送他们。去的路上,戴文和亚蒂安.琼斯偶然坐在了一张椅子上。亚蒂安活泼健谈,两个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回来的路上,他们俩又坐在了一起,但这次倒不见得是偶然的了。   亚蒂安没有车,所以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停车场,是戴文主动提出送亚蒂安回家。戴文后来说,他当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提出要送亚蒂安,因为他不能想象自己和一个女孩子聊了一路,然后不打招呼一拍屁股就走,将女孩子孤零零地扔在停车场。戴文历来被认为——而且他自己也觉得是有一点骑士风度的。   亚蒂安上了车,坐在戴文右手的副驾驶座上。她告诉了戴文她家的地址,然后一路指点着戴文在什么地方如何拐弯。最后,亚蒂安将戴文指点到了一个荒僻的去处,一所小学校后面的停车场。多年前,戴文的父亲曾在这里当过校长。   接下来的事情便可想而知了。   但令戴文不可想象的是黛安娜的反应。“当我说完后,我感到黛安娜的生命似乎从她的身上剥离掉了。她愤怒、狂暴,而且彻底地崩溃了。”戴文后来告诉警方。   等到生命重新回到黛安娜的身上,她便变成了一场狂野的风暴,或者用戴文的语言,“一场核爆炸”。“我发疯似的尖叫着,质问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一面又痛骂自己。我记得伸手去抓那个铜的东西,那支铜棍,照着他就劈了下去。”那是壁炉前的一把铜质火钎。“戴文将它从我手中夺走。他试图安慰我,让我冷静下来,因为我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他想保护他自己不受伤害,也想保护我不要伤了自己。我不听,拼命地把头往墙上撞,等后来倒到了地上,又在地板上撞。我当时只想把我的头骨撞裂,因为我真的不想活了。”   戴文终于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但是为时已晚:“至少有一个钟头,她不停地嚎,不停地哭。我简直都不能想象人类会发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声音。那不是嫉妒。对黛安娜而言,在11月的那次毫无意义的事件中,她被欺骗了、背叛了、出卖了,被完完全全地冷落了、忘记了、抛弃了。她苦心维系的纯洁和完美也在那一刻被野蛮地玷污和撕碎了。”   而黛安娜觉得,就在那一瞬间,她的全部生活和生命,她的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无情地摧毁:“我觉得我失去了一切。我的左手再也不可能恢复原状,我的家庭被经济拮据压迫得快要支撑不住了。现在,他又来告诉我,我视若神圣不可侵犯的贞操被毫无价值地践踏殆尽。我已经丧失理智,我已经无法思考,事实上,我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思考。我对着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杀了她,杀了她。’” 跨越“障碍”(9)   “对我来讲,索取亚蒂安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年后,戴文对警方解释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对我提出那样的要求。但是,黛安娜那双勾人魂魄的眼睛常常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她,也从没有想过要失去她。说实话,我对亚蒂安并无恶感,但是,我和黛安娜之间绝对容不下第三个人。”   黛安娜也清楚地知道她对戴文可以影响到什么程度:“他吓坏了,根本就不可能说出一个‘不’字。我还在往楼板上撞头。戴文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快息事宁人。而以当时的情形,能使我平静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答应我的要求。戴文当即承诺说他一定照我说的做。戴文对我从来都是恪守诺言的。”   后来有记者评论这一段时指出:“且不讲黛安娜自欺欺人,她明知道戴文已经违背了他们作为未婚夫妻的诺言。更令人费解的是,黛安娜似乎从没考虑过向戴文复仇,只一味地要求惩罚亚蒂安。”   几天后,亚蒂安.嘉西卡.琼斯的遗体告别仪式。   戴文.格兰蒙本来是极不情愿去的,但是他躲不掉,琼斯夫人琳达专程到曼斯菲尔德中学邀请了全体教职员工,以及女子足球队和越野长跑队的队员们。   现在,戴文身穿黑色西服,和他的队友们一起站在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中靠后的地方。讲台上,死者的父亲比尔.琼斯先生正在发言:“你将永远不可能再设计、塑造、创造或重造出比她更纯洁、更善良、更聪明、更具有献身精神和独立意志、也更美丽的孩子。”琼斯先生背后的墙上,挂着亚蒂安几个星期前刚刚拍摄的那张艺术照。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柔美的头发,熠熠生辉。亚蒂安面带微笑,显得既俏皮可爱,又楚楚动人。琳达.琼斯悄悄地放大了这张相片,原本是想作为圣诞节礼物给女儿一个惊喜的。没想到,却用在了她的追悼会上。   戴文流泪了。他突然很希望亚蒂安还活着,很希望时光能倒流。“但愿我能够开车送亚蒂安回家,”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自己也回家好好睡一觉。然后在12月3日早晨醒来,让一切重新开始。”   然而,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开始,因为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在曼斯菲尔德中学,有许多孩子是平生第一次经受同龄人的死亡,他们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亚蒂安的影子。“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一位11年级的女生说。   每一个人,只除了戴文.格兰蒙。当亚蒂安的不少朋友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二知己,相互倾诉和倾听时,戴文保持着沉默。“他只是坐在那儿,”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听着别人的议论,自己却很少插言。”孩子们想,戴文一定和他们大家一样悲伤,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一些和亚蒂安比较接近的女孩子则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有人猜测,她也许是因为知道了什么事情才被人杀了的。”爱波儿.格罗曼说,“所以我们想:‘凶手会不会认为她也将秘密告诉了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杀掉。’”   “而且好多人都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觉得凶手就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漫步,在楼道里行走,甚至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爱波儿补充道。   感觉恐惧的不光是孩子们。自从在自家的牧场上发现了那具尸体,加利.福斯特夜不能寐。福斯特家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原野草场之间,周围有密林环抱。来过他们家的客人都夸这儿景致好,又幽静,又闲逸。但是现在,这种静谧却令人窒息,仿佛隐伏着杀机。   “我最担心的就是,”加利告诉记者,“万一案犯以为我们看见了什么。这一带方圆几百码只有我们一家,谁要是想对我们下手,简直易如反掌。”   当谈及对本案的看法时,加利说:“这很可能和毒品有关。”得克萨斯州南面与墨西哥接壤的地带,国际贩毒活动十分猖獗,“若果真如此,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并且,凶手只要杀了一个人,再杀十个八个对他来讲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其实都用不着有什么风吹草动,单是想一想这些,便会令不少人毛骨悚然。从此不管白天黑夜,福斯特家皆门窗紧闭。福斯特夫妇本来是有枪的,但是加利说:“一旦有情况发生,我恐怕会吓得连那些枪放在哪儿都想不起来了。”   福斯特夫人薇蒂下班较晚,又正值冬季日头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就是从下车到家门口的那段不足10英尺的距离,她也不敢一个人走。“总感觉有人在林子里的某个地方盯着我们。”所以薇蒂每次都要等到加利出来接她。   加利自己更是杯弓蛇影。据薇蒂.福斯特说,整整两个星期,每当色登路上传来汽车的声音,她的丈夫无论正在做着什么,都会惊恐万状地一跃而起。而且那段时间,色登路上的车又特别多。人们都想到亚蒂安.琼斯最后倒下的地方亲自凭吊一番。   悼念这位16岁少女的另一个去处是在她的家门口。亚蒂安的房间临街,琳达.琼斯每天照例要到那里打扫收拾,但房间的窗帘却是再也没有放下来过,而且通宵达旦地亮着灯,故而人们可以从外面看见亚蒂安的梳妆台、书架,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那些极富少女特征的装饰。   在亚蒂安曾经工作过的“金牌炸鸡”餐馆,经理婷娜.多伦说,“亚蒂安是我们的明星店员,她非常风趣,她有本事给她身边每一个人的脸上放上微笑,深得顾客和员工们的喜爱。自从她出事以来,我们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店里没有一个人不伤心的,所以顾客进来后看不到一张笑脸。” 跨越“障碍”(10)   在曼斯菲尔德,提心吊胆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喜欢户外锻炼,琼斯家的邻居中原有不少人每天下班回家或晚饭后都要出门跑一跑,跳一跳。然而现在,天一擦黑大街上就几乎看不见人影,因为一名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对记者说,亚蒂安.琼斯可能是在跑步时被歹徒劫持,而后惨遭杀害的。严格地讲,警察的这一席话没有什么根据。但在当时,市民们并不知道亚蒂安的跑鞋其实还留在家里。   一位司法界的专家曾经说过:“市民们感到了不安全,便意味着警方工作的失误。”   曼斯菲尔德和大草原的警察们也知道,能够安抚人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快缉拿凶犯归案。当不少家长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时,警署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他的孩子会受到伤害。”   记者们就像一群接嘴很快的孩子,随即在报道中指出:“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警方会在近时期内破案。”   案发的第二天,大草原和曼斯菲尔德两地警署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由来自大草原的两位名叫丹尼斯的警探,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以及曼斯菲尔德方面的茱丽.贝恩共同负责。专案组设在曼斯菲尔德警署,却是受大草原警署凶杀处的指挥,因为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地面儿,而受害者的家庭、学校、社会关系等等又是在曼斯菲尔德。通常,这种跨辖区的合作都不会是十分圆满的,但因为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已经成为当地各报的头版新闻,这在客观上给警方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媒体盯着呢,”所以双方倒都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以高姿态携手办案。况且,一方出男的,一方出女的,这本身就奠定了愉快的合作基础。   大草原更靠近大都市,犯罪率相对高,那里的警方不单在人员上多出曼斯菲尔德五倍以上,而且经验丰富。但曼斯菲尔德亦非世外桃源,特别近十几年来随着达拉斯-沃斯堡的急剧膨胀,这里的人口翻了一番,犯罪率也以差不多相同的速率上升。如若把亚蒂安.琼斯命案算给曼斯菲尔德,便是该市历史上的第50桩凶杀案,或1995年的第三(或第四)桩凶杀案。是年年初,一个已经与老婆分居的男人先开枪打死了老婆的男朋友,而后绑架了老婆。   几个月后,20岁的詹妮佛.叶科尼谋杀了她的父亲和继母,以攫取其人寿保险。   另一起案子实际上发生在1993年。38岁的离婚男人司笛文.罗巴孜当时被认为是自然死亡,直到几个月前,他十几岁的女儿,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学生的玛莉.罗巴孜偶尔跟朋友说起,其实是她杀死了老爸,因为她想和母亲住在一起。玛莉从学校的化学课上偷来乙酸钡,在司笛文的饭里下了毒。   联合专案组很快便着手查访亚蒂安.琼斯的同学朋友。   “一般来讲,一个成年人的朋友圈子大约是20人左右,”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对记者说,“但是高中学生就不得了了,可以从100人到150人不等。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在不同的课堂上遇到不同的同学。”美国的高中和大学一样,实行选课制。“像亚蒂安这样的女孩儿朋友就更多了。她本身是一个活跃分子,参加了学校的各种运动队和俱乐部,还在‘金牌炸鸡’餐馆里打工,那里也是一个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   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孩子们非常踊跃地接受警方的询问,也主动提供情报。当时,奥维顿信用银行已公开悬赏一万美元,征集与案情有关的线索。但在警方看来,学生们的热情其实和赏金没有太大的关系。警察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孩子远不如大人成熟,也不懂得负责任。”恰克.沙契说,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因此,他们把不管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有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全都报告给我们。事实上,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因为对孩子们而言,任何出现在他们脑海里的想法,哪怕只是一闪之念,都可能会被当作是事实。”   所以,有的孩子认为亚蒂安之死与毒品有关,尽管谁也没有看见或听说过亚蒂安吸毒,但是某某电影上曾经描写过如此这般的情节,对不对?   有的孩子猜测亚蒂安是在丹顿的“通宵夜宴”上被杀的。丹顿在沃斯堡北面,离曼斯菲尔德开车一个钟头。但像亚蒂安这样喜欢热闹的“派对动物(PartyAnimal)”,无论多远都会去的,是吧?   还有的孩子怀疑上了亚蒂安的一位朋友,因为亚蒂安曾向那女生的母亲打小报告,说她女儿在一个派对上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从此两个人就有些不对付。   专案组也找了越野长跑队的每一个队员谈话,包括戴文.格兰蒙。当时警方已经从琳达.琼斯那里听说在亚蒂安被害前的晚上,有一个“越野队的戴文”曾打过电话。但是在访谈了那么多“颠三倒四”的孩子们之后,戴文的说辞显得特别令人信服。何况他又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说话就要上军校了。   根据警方当时的记录,戴文告诉办案人员,那天晚上,在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段里,他一直和他的未婚妻在一起。   此话不假。只是没有说,他们在一起干了什么。   戴文幸运的是,黛安娜.扎摩拉和杰.戈林都既不在曼斯菲尔德,也不在大草原,否则警方真的有可能会问出点什么来。 跨越“障碍”(11)   按照常规程序,警方先要从亚蒂安.琼斯的父母家人查起。   办案人员找到比尔.琼斯:“你知道,所有有作案机会的人,我们都得一个一个地查,其中也包括你。我们不是来这儿给你添堵,只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合作——如果你愿意的话。”   比尔.琼斯通力合作,他当即就答应了专案组的要求,同意到警署做测谎试验。恰克.沙契处长特别迷信测谎试验,倒不是说这试验有多精确,但它至少可以衡量一个人与警方合作的诚意。“当有人想要隐瞒什么时,你通常就会遇到麻烦。”沙契处长说,“是的,按照宪法,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做测谎试验。但一般来讲,一个人若是清清白白,他便不太可能对警察说:‘不,我不做。宪法并没有规定我一定得做,对不对?’他会说:‘如果需要我效劳,请随时通知。’”   比尔.琼斯就是这种态度。“他的孩子被杀了,他知道他有作案机会,他也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他说:‘好,没问题。’非常爽快。”沙契处长回忆说。   办案人员重点调查的另一个人是特藜莎,一位被曼斯菲尔德中学开除的女生,因为不少孩子都向警方提到了她。大约一年前,特藜莎怀疑她的男朋友在和另一个女孩子克利丝蒂.克拉克约会,便操起一根棒球棍,打断了克利丝蒂的鼻梁,打碎了她的颧骨,砸开了她的后脑勺,后来送去医院缝合了一共45针!警方相信,特藜莎确有置人于死地的暴力行为,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作案动机。克利丝蒂是亚蒂安.琼斯的好朋友。在法院就开除特藜莎学籍而举行的听证会上,亚蒂安曾出庭作证。事后有人听见特藜莎威胁亚蒂安说:“我不会放过你的!”   但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特藜莎——还有她的前男友与亚蒂安.琼斯谋杀案毫无关联。   当然,办案人员也没有漏掉特拉瑟.史密斯,亚蒂安的新任男友,特别是,据琼斯夫妇报告说,亚蒂安出事以后,特拉瑟便再也没露过面,甚至没有打电话问候,十分可疑。   警方马上传来了特拉瑟.史密斯。特拉瑟承认在案发当晚,他确曾给亚蒂安打过电话,但那天晚上他哪儿都没去,一直呆在家里,他的父母家人和邻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经查实,特拉瑟讲的是实话,而且,他也通过了测谎试验。   令警方感兴趣的是特拉瑟.史密斯提供的一条线索。他说在他和亚蒂安通话的过程中,亚蒂安又接到了另一个电话,她告诉特拉瑟那是“勃莱恩”打来的。   “你确定她说的是勃莱恩,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比如,戴文?”办案人员问。   特拉瑟很认真地想了想:“她说的确实是勃莱恩。”   亚蒂安还说,勃莱恩遇到了一点烦心的事,情绪低沉,想找人聊聊。   亚蒂安的朋友中有不止一个叫“勃莱恩”的,她当时在电话上并没有对特拉瑟提到“勃莱恩”的姓。警方后来在亚蒂安记事本的通讯录上发现了一个“勃莱恩”的电话号码:勃莱恩.麦克缪伦。   “金牌炸鸡”餐馆的另一位同事也证实,亚蒂安在12月3日那个星期天曾说起过,晚上要见一位“勃莱恩”。   而且,根据亚蒂安弟弟加斯汀.琼斯的证词,他在12月4日凌晨两点到亚蒂安房间关闹钟时,看见窗外有一辆家用卡车。勃莱恩.麦克缪伦开的就是一辆铃木牌家用卡车。   所以,警方的手里曾有过一通电话和两个来电者,琳达.琼斯说是“戴文”,特拉瑟.史密斯说是“勃莱恩”。两相比较的结果,专案组更愿意相信是“勃莱恩”,便也就不再对“戴文”深究了。   17岁的勃莱恩.麦克缪伦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排行老三。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体质较弱,又因为自小有些发育上的障碍,长期服药,造成了某种性格上的偏颇。勃莱恩其实是很乐意助人的,邻居或同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总是随叫随到,不少人都说他温和、善良,但与同龄人相比又显得不够成熟,缺乏社会经验,因而不善于与人交往,在学校里常常被欺负、取笑,以至于落得了一个“小丑”的绰号。如此种种的不顺心,使勃莱恩年纪轻轻便染上了忧郁症,但又不是那种只憋在肚子里面的忧郁。勃莱恩心头一犯闷就想找人说话,而且特别愿意找女孩子,大概由于女孩子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勃莱恩原先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学生,但在一年前上10年级的时候辍了学,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心理症状,怕热闹,周围人一多就浑身不自在,甚至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样子。   勃莱恩.麦克缪伦很不懂得察言观色,所以他虽然经常做好事,却也经常讨人嫌。比如他在街坊中是出了名的热心肠,但又因为喜欢在家门口弹电子吉他而搅扰得四邻不宁。某年独立节的前两天夜里,勃莱恩突然兴致大发想放炮仗,便不顾夜深人静地弄出一片响。更糟糕的是,他竟然拿出家里的手枪对着鞭炮射击,结果招来了警察。再比如,勃莱恩在“艾可德”杂货店工作,亚蒂安.琼斯曾在旁边的一家三明治店里打工,因为在路上遇见过几次,聊过几句,他便缠上了亚蒂安。到后来,亚蒂安一看见勃莱恩进三明治店就往柜台底下躲。   就是这样的一个“麻烦多于朋友(withmoretroublethanfriends)”的问题少年,被接二连三地传进了警署,先是在曼斯菲尔德,后来又去过大草原。勃莱恩的父亲告诉专案组,谋杀案发生的晚上,勃莱恩一直在家里,但警察们不相信。因为在警署办公室,勃莱恩先对办案人员说他不认识亚蒂安,后来承认认识了,又不记得12月3日晚上他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勃莱恩说那天晚上他在外面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也许他确实在半夜两点去接过亚蒂安,但他真的想不起来了。又说自己得了忧郁症,是因为看到别的男孩子都有了女朋友,唯独他没有。 跨越“障碍”(12)   勃莱恩的父亲拒绝让儿子做测谎试验,这又引起了警方更多的怀疑。麦克缪伦先生说,由于药物的作用——勃莱恩同时服用四种不同的抗压抑类药物——勃莱恩的神经十分脆弱,是那种只要见到警察,没事也会给吓出事来的主儿,所有无论他做没做过坏事,通过测谎仪的可能性极小。   办案人员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思维混乱而又自作多情的小伙子遇到一位漂亮姑娘后发生的故事。于是在12月14日晚上,两位丹尼斯警探找到了法官彼利.密尔施。他们要求逮捕勃莱恩.麦克缪伦的理由之一是,勃莱恩告诉办案人员,亚蒂安头部被头击伤,这在当时是一个警方不曾公开的事实。另一条理由是,办案人员问勃莱恩,如果他杀了人,将会把尸体扔在什么样的地方,勃莱恩描述的假想地点与真实的案发现场非常相似。   12月15日凌晨2点,密尔施法官签署了逮捕令。   几分钟后,六辆警车悄悄地包围了麦克缪伦家。那天晚上出动的是警方的特别行动部队,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配备了激光装置的全自动武器。   “鉴于勃莱恩对亚蒂安所实施的暴行,他被认为是一名危险的嫌疑犯。”警方发言人第二天对记者们解释说,“我们曾请教过联邦调查局的专家们,勃莱恩的个性特征基本符合这类案犯的行为方式,所以应尽快逮捕归案。因为他的情绪极不稳定,我们告诉行动组的成员不要敲门,否则他可能会狗急跳墙,伤人伤己。”   行动组在凌晨2点30分撞开了麦克缪伦家刚刚挂上圣诞花环的前门。勃莱恩那两天正患着流感,警察们只往他的肩头上扔了一件外套,勃莱恩便被戴上手铐,光着脚,穿着裤衩带走了。在去大草原警署的路上,小伙子呕吐了两次。   当曼斯菲尔德的市民们惶惑不安的时候,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也同样惊魂不定。现在,周围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对情侣却仍然没有得到解脱。   那天半夜从杰.戈林的房间翻窗出来后,他们即开着黛安娜父亲的绿色马自达车去了扎摩拉家,顺便把戴文染了血的牛仔裤扔进路边的一只垃圾桶里。当他们把车泊进车库时,才在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看见喷溅在车里的亚蒂安的鲜血。戴文赶紧捂着嘴跳了出去,黛安娜看得出来他脸色煞白。   “从此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戴文都不敢坐进那辆车里。那段记忆实在是太恐怖了。”黛安娜在向警方的交代中描述道,“所以那天晚上是我洗的车,趁着他在卧室里睡觉的时候。我让他进去躺下,因为他完全挺不住了,去卫生间吐了好几回。”黛安娜洗完车后回到屋里,“我把他挪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上,我们俩靠着炉火睡了一宿,一宿都在担心着警察会不会敲门进来拘捕我们。”   警察没有来。恰克.沙契处长后来谈到这桩案子时说:“我一直都对他们讲,如果有不止一个孩子参与作案,那案子就肯定破了,因为总有一个孩子迟早会讲出来的。”   但在当时,警方没有考虑到的,或者说,根本想象不到的,是本案的作案人和知情者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除了戴文,另一名案犯黛安娜住在20英里开外的克罗利市,而且在案发之前从未见过被害人亚蒂安,也不曾接触过她的朋友们。曼斯菲尔德中学没有任何人知道戴文和亚蒂安的那段艳遇,戴文只告诉了他的两个好朋友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他们又都住在柏尔逊市。   “所以,只要他们俩守口如瓶,这个案子对警方来讲,就可能永远是一个谜。”沙契处长说。   然而,戴文和黛安娜并不知道这一点。根据黛安娜的供词,“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吃不好饭,他也是。他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状态,脸色永远苍白。我们俩每天都在想,也许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教堂,祈求神明的宽恕,更祈求还我们往昔的平静和安宁,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和罪恶感中。”   戴文遭遇的压力更大。如果亚蒂安之死在孩子们中间造成了一场地震,他便是处于震中地区。在曼斯菲尔德中学,“他们在大广播里宣布了这件事,我的同学们全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不论我走到哪儿,不论我朝哪个方向张望,都能看见孩子们在哭泣,或者只是站在那里发呆。而我知道,我便是导致所有这一切的罪恶之源。……我在精神上倍觉煎熬。与之相比,空军官校的新兵训练简直就如同在公园里散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么深重的愧疚”。   很快,周围的人们也察觉到了戴文和黛安娜的变化。戴文在学校里“变得更寡言,总是一副心情沉重的样子,几乎不和任何人交谈,几乎是自我封闭了。但大家都没有往别处想,以为他也是受到了惊吓,极度悲哀。不过他从没跟人谈起过”。一位同学回忆说。   亚蒂安的好朋友爱波儿.格罗曼在艺术课上画了一张亚蒂安的画像,她拿给戴文看。“画得不错,爱波儿。”戴文只说了一句。   当戴文和黛安娜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用两只胳膊环绕着她,好像生怕她逃掉了似的。”黛安娜的一位亲戚说,“两个人仿佛互相包裹掩盖着对方。”   “只要有戴文在场,你简直就不可能单独和黛安娜说话。”另一位亲戚说,“圣诞节那天,她带了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想对黛安娜说我们爱她等等,你知道,就是逢年过节的那一套。最后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单独和她在厨房里,刚讲了没两句,戴文就进来了。” 跨越“障碍”(13)   亲戚们当时都以为,这不过是这对情侣表达爱情的方式。   麦克缪伦一家也备受着煎熬。他们从渥兹堡为勃莱恩请来律师理查德.派司,不久,便从律师那里传出话来说,所谓勃莱恩.麦克缪伦谈到用头砸伤亚蒂安的头部,实际上只是在重复办案人员的问话。   另一方面,警方也始终无法从勃莱恩口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交代”。他们将小伙子关进大草原警署的禁闭室,那是一个只有2米高,2米长,1 2米宽的小房间。没有床,没有毯子。水泥地中央挖一个坑就算是犯人的马桶。据勃莱恩后来说,禁闭室的墙上遍布干涸的口痰、鼻涕、血迹,以及呕吐的秽物,电灯24小时通亮。按照有关规定,被惩罚犯人在这种地方关闭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但勃莱恩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四天。四天里头,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水服药,还经常挨饿。然后看守就对着门上的小窗口说,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的凶手,我们就给你汉堡包和炸薯条,或是睡觉的床垫子。办案人员也不允许勃莱恩给家里打电话。当小伙子要求请律师时,警察们说,如果你是无辜的,就用不着律师。   至此,专案组唯一的指望就是那辆铃木牌卡车了。在勃莱恩被捕的同时,警方也拖走了他的车,以查找种种亚蒂安曾在车上的证据:发毛、衣服上掉下来的纤维、甚至血迹等等。待勃莱恩在监狱里孤零零地过完了圣诞节和新年,查验结果出来了。泰兰特地区犯罪现场实验室宣布,他们没有在铃木牌卡车和麦克缪伦家中发现任何与本案相关的线索,也没有搜到作案工具,如手枪、子弹或头类重物。   同时,理查德.派司与有关方面接洽,为勃莱恩安排了一次测谎实验,小伙子顺利地通过了,并且如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主持本案的助理检察长亚伦.列维所指出:“他不是勉强通过,而是差不多完全通过……我们问了他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相信,勃莱恩.麦克缪伦与亚蒂安.琼斯命案毫无关联。”   就这样,在美国人阖家欢乐的圣诞节长假期被囚禁了三个多星期后,勃莱恩.麦克缪伦的案子于1996年1月7日撤诉。   但办案人员们对检察长办公室的决定不服,他们坚持认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本案的真凶,坚持对勃莱恩的调查将继续进行。勃莱恩的律师理查德.派司闻听此言后据理反驳道:“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我的委托人……警方在本案调查中的所作所为粗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如果大草原警署确实希望有朝一日在法庭上见到勃莱恩.麦克缪伦,那便是作为被他起诉的对象——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   亚蒂安.琼斯谋杀案从此逐渐降温。到1996年5月,当地的报纸上几乎再也看不见任何关于本案的报道或文章,仍在孤军奋战着的,只有受害人的母亲琳达.琼斯。她打电话给《沃斯堡星报》说:“我感觉警方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找到了杀害劫夫.多利特的凶手(1996年3月的案子——笔者注),他们抓到了那么多的杀人犯和抢劫犯,比如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为什么就抓不到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吗?有什么与众不同吗?安迪.可林的案子(发生在同年2月的谋杀案——笔者注)两天就破了,为什么我们的案子就始终破不了?”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琳达.琼斯也有无穷无尽的懊悔和自责:“直到警察向我了解情况,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对自己的孩子竟有那么多的‘不知道’。尽管我关心着亚蒂安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却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不知道她的朋友们都是谁,不知道她课余和周末都在干什么,甚至不知道她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   琳达.琼斯开始怀疑大草原警署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破案能力,“如果现场往这边挪动两个街区,案子就应该交由曼斯菲尔德警署办理。……仅仅两个街区!也许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曼斯菲尔德的警察了解我们,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社区里的成员。而且,所有的公众压力都来自曼斯菲尔德,大草原警署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   事到如今,大草原警署也有了同感,恰克.沙契们甚至希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接手过这桩案子。12月15日勃莱恩.麦克缪伦被捕以后,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就不再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上班,现在小伙子被释放了,两位警探也没有打算要搬回去。他们只是每周一次和曼斯菲尔德的同行们讨论一下案子的“进展”,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讨论案子的“没有进展”。   琳达.琼斯相信这个谜团的答案应该是在曼斯菲尔德,“亚蒂安是曼斯菲尔德人,她的朋友们都在曼斯菲尔德……我敢打赌,假如有朝一日真凶落网,他一定是她认识的人。但是直到现在,那个人还在大街上逍遥,还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愿罪恶感能将他的灵魂活活吞噬。”   这篇电话采访发表在《沃斯堡星报》上,戴文.格兰蒙读到了。他后来说,从那时起,琳达.琼斯的最后一句话就浸透在他的骨子里,令他昼夜不宁。   很快,扎摩拉家的亲戚们便感觉到,戴文和黛安娜的形影不离并不只是爱情使然,他们好像有意要避开众人,或者说,戴文一直在监视着黛安娜,不许她与外人接触。不过,一直到后来,亲戚们才领悟到了戴文此举的真正意图和良苦用心。 跨越“障碍”(14)   当两个人独处的时候,戴文和黛安娜之间便有了越来越多、愈演愈烈的争吵,以至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拳头、动皮带、动刀子。他们因为共同拥有的肮脏秘密而不堪重负,相互叫骂,相互拳打脚踢,相互折磨。他们谁也不愿意再和对方呆在一起,但却又谁也无法逃离对方。   “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起,戴文最近总跟她发脾气。”黛安娜的一位姨妈说,“但她马上又说:‘这其实没什么关系的。’我问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打算跟他结婚?她回答说她从不说谎。我不明白,她又解释道:‘我答应了要嫁给他就不能反悔。’”   “她给我们看她膝盖上的伤疤,说是他们俩打架时被戴文用刀子扎的。”黛安娜后来在海军官校的一位同学说,“她说还有一次,戴文把皮带绕在她的脖子上,扬言要勒死她。她说戴文的脖子上也有很深很深的指甲印,是被她掐的。”   到1996年6月,在走访了300多人次,查验了上百件物证之后,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为亚蒂安.琼斯凶杀案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所有的档案资料等物都被锁进了库房,只有丹尼斯.克莱被指定继续追踪此案。也就是说,如果有新的举报进来,就转给他。但什么也没进来。   比尔和琳达.琼斯夫妇不甘心,他们自己掏钱,在温-狄克斯超级市场的停车场靠近大街的地方租下了一幅大型昭示牌:   重金征集   任何有关亚蒂安.琼斯命案的线索   电话:469-TIPS   Tips意即线索。琼斯夫妇选择了这个地点,是因为离曼斯菲尔德中学不远,又是不少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地。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戴文.格兰蒙就在这家温-狄克斯店里打工。   后来,市政府有关部门经开会讨论后,决定替琼斯夫妇出了这笔广告费。   6月,对于琼斯家人是一个沉重异常的月份。亚蒂安.琼斯的生日就在这个月的18号,如果亚蒂安还活着,应该满17岁了。   6月,又是学校开始放假的日子。亚蒂安的朋友们都在兴冲冲地策划暑期活动,或安排度假事宜。亚蒂安.琼斯似乎真的被人们遗忘了。   6月,也是12年级学生毕业的时候。不时有谁家的孩子被某所大学录取,或被授予某项奖学金的消息传来。当孩子们的成就一旦超出了这些远郊市镇的版图时,便会有当地报纸的记者找上门来。不日,消息就变为了印成铅字的报道。   戴文.格兰蒙被美国空军官校录取,这本来算不上是新闻的,因为他周围的人们早就预料到了。但是后来又有经过证实的消息说,他还得到了被副总统奥.戈尔提名上西点军校的殊荣,人们的兴趣便被炒起来了。当朋友们拿着报纸找到他时,戴文只是浅浅一笑:“我不想当陆军。”   在美国,进三大军校都必须有高官保荐。举荐戴文和黛安娜的分别是得克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马丁.弗洛斯特和彼得.季任。这些高官们的手下通常会有几个人或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鉴定审查军校生候选人的考试成绩、体检结果、参与各种学生团体活动和社区服务的记录,以及在毕业生中的总体排名等等。送往校方的推荐书最后由高官们亲笔签名。   黛安娜.扎摩拉因为左手在车祸中受伤而未能如愿以偿进入空军官校。那年海军官校的报名期限较晚,刚够她体质恢复后参加体育考试。戴文收到录取通知那天,黛安娜跟着格兰蒙全家到一家高级餐馆庆贺,临走时匆匆忙忙没有来得及开信箱,晚上回到家里就看见了海军官校的录取通知。她当即打电话告诉戴文的母亲,老太太高兴得连连“感谢上帝”。   第二天,就有《克罗利观察报》的记者打电话到克罗利中学。当时校长和记者都感觉奇怪,像黛安娜上海军官校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事前一点儿都不知道?通常孩子们做出了些许成绩,学校和家长就会通知报社,有时候孩子们自己也会给记者打电话。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黛安娜闭口不谈她的家庭,却三句话不离“戴文”。那位记者后来说:“给人印象好像没有戴文她就一事无成似的。”   真正的轰动是当人们听说这两名军校生是一对情侣。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分别为戴文和黛安娜举办的派对上,两位年轻人手挽着手,微笑着接受校报记者们的采访和老师同学们的祝贺,也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羡慕的目光。发表在曼斯菲尔德中学校刊《曼斯菲尔德呐喊》上的文章说:“据悉,在美国空军官校收到的8736份入学申请中,只有1239人被录取。美国海军官校的这个比例更低,全美有9962名中学毕业生瞄准了安那坡里,但只有1212名幸运儿接到了通知。”   后来,空军官校的道格.麦科易中校告诉记者:“戴文.格兰蒙是我们2000届最优秀的新生之一,他的排名在5%以内。”也就是说,在全体新生中,戴文排在前60名之内。   很快,便有更高层的报社给格兰蒙家和扎摩拉家打电话约时间。《渥兹堡星报》记者罗珊娜.瑞兹刚好赶上两位军校生临行前在曼斯菲尔德的格兰蒙家中替戴文打点行装。戴文捧着一大摞小说、录影带和音乐磁带等对罗珊娜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收进储藏室里,因为“按照规定,你的箱子里只能装必需的换洗衣服”。 跨越“障碍”(15)   罗珊娜问两位热恋中的情人如何熬过今后四年的分别,“戴文马上说,他们所有的寒暑假和春假都会在一起度过。”“黛安娜则说:‘还有电子邮件,那总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昂贵的长途电话账单。’……黛安娜还说,一俟时机成熟,她将尽快转学到空军官校。”   6月28日,亚蒂安.琼斯生日后十天,罗珊娜.瑞兹的采访见报,题目是《一对情侣将携手行进于军鼓声中,而后行进于婚礼进行曲中》。整个故事写得就如同一篇现代童话。   两天后,戴文离开得克萨斯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又过了两天,黛安娜抵达安那坡里。如罗珊娜在她的报道中所言:“开始了他们的军旅生涯。”   军鼓声中,迎接他们的是严峻得近乎残酷的暑期新兵训练——入学前的最后一场考试。到8月1日,美国空军官校淘汰掉了新生中的5%,戴文.格兰蒙与其余966名男生和204名女生一起,顺利地度过了四周的“炼狱季节”,成为该校1996级正式学员,并开始领取除学费和食宿费外,每月58 04美元的预备军官津贴。但据学校有关方面透露,在扣除掉例行的理发、洗衣、教科书等费用后,学员们最后实际上剩不下多少零花钱。而且就是这笔钱,假如学生在三年级以前退学,必须全部如数归还。   与此同时,地处东海岸的安那坡里,黛安娜.扎摩拉和她的同学们还在早出晚归,摸爬滚打。他们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晚上10点熄灯,中间也没有午休。美国海军官校的新兵训练为期六周,淘汰率高达10%。现在刚过了四周,已经有80多人被遣返还乡,或者用学员们自己的话说,“被枪毙”了。新兵训练的内容包括100小时的操练、射击、航海、野外训练等,以及在和长官说话时,每句话都必须以“先生”或“女士”结尾。比如长官若是问起黛安娜的家乡在哪里,她的回答应该是:“得克萨斯州克罗利市,先生。”事实上,长官们经常考问的是同一团队中其他学员的家乡,这也是他们的训练项目之一:熟记同团队中所有其他学员的姓、名及其家乡的州名和城市名。此外,还要背下厚达100多页的海军官校历史、现状、各种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等等,特别是,学员们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忠诚条例。美国海军官校最著名的毕业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39届总统吉米.鄂尔.卡特。   黛安娜非常努力,她不想“被枪毙”掉。令她无法忍受的不是体力上的筋疲力尽,而是精神和心理上的空虚和折磨。现在她总算明白了,《沃斯堡星报》的罗珊娜.瑞兹为什么问了那么多关于她和戴文将如何面对四年分别的问题。这位18岁的少女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别离的痛苦,而且又是和自己的未婚夫,又是在那样的热恋之中。   新兵训练期间一切从严,黛安娜和远在科罗拉多的戴文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有电子邮件。无论多累多困,黛安娜几乎每天都要给她的未婚夫发邮件,当然也要求戴文同例行事。只要戴文没有及时回复,黛安娜就开始胡思乱想,变得焦躁不安。虽然她有坚强的毅力克服训练中的种种艰难,却摆脱不了相思所带来的孤寂、猜忌,甚至绝望。这时候,同期的学员们已彼此熟悉,黛安娜便开始向人诉说。   黛安娜的第一个诉说对象是他们团队的队长,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捷.盖尔德。“她喜欢讲戴文,”捷后来在回答警方和校方的讯问时说,“她特别想念他。但她谈到他的方式有点让人觉得奇怪,好像她并不信任他,却又离不开他。挺荒唐的。”捷摇摇头。   捷是一位不错的听众,他只是听,很少插言,也从不跟其他人讲起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当时尚不明白,这在美国海军官校却是不允许的,因为有悖于他们宣誓遵循的忠诚条例。   一次,黛安娜又是两天没有收到戴文的回信,便对捷说起她想解除和戴文的婚约,要捷做她的男朋友。“她开始和我约会,”捷说,她还给戴文发去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她已经和捷接过吻了。   果然不出黛安娜之所料,戴文很快回函,警告捷.盖尔德离黛安娜远点,否则将报告军校有关部门调查他对黛安娜的“性骚扰”。戴文还在信中央求黛安娜忠实于他们的诺言,并提醒她别忘了“我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现在你总算了解了我的感觉。”黛安娜在回信中说。   但是太晚了。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黛安娜已经告诉了捷说,她和戴文之间共守着一宗“只能带到坟墓里的秘密”。   “她说戴文欺骗了她,她就逼着戴文把那个女孩子杀掉。”捷追忆道。黛安娜并没有讲出太多的细节,“只是说她要求戴文这样做,而且她看见戴文这样做了……一开始我以为,她说的这些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想引起别人对她的注意,所以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我想搞清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后来,她又反复提到这件事,前后一共不下10次吧。”   暑期新兵训练总算结束了,8月24日,星期六晚上,为了庆祝她们“能够活着走出新兵营的地狱”,黛安娜约了她同屋的女孩儿简妮.摩可尼外出饮酒作乐,回到宿舍已是凌晨1点30分。同宿舍的另一个女生蔓娣.葛契躺在床上,但还没睡着。   “我听见简妮和黛安娜有说有笑地走进来,”蔓娣后来向学校当局报告说,“她们在谈论黛安娜的未婚夫戴文,那是黛安娜百谈不厌的一个话题。黛安娜正在说,当时她的父母身无分文,又被收走了房子,她每天晚上只能睡在车里,是戴文把她接到了他们家住……又给她买衣服等。她出了车祸以后,戴文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还替她缴了一大笔医药费……戴文卖掉了那辆肇事的卡车和几支枪,凑钱给她买了订婚戒指。……过了一阵,简妮问:‘你还是处女吗?’黛安娜摇摇头说不是。又说如果她和戴文之间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事情就会容易多了。” 跨越“障碍”(16)   简妮.摩可尼:“黛安娜说正是由于她把她的贞操交给了戴文,才会惹出来那么多的麻烦。”   蔓娣.葛契:“黛安娜一遍又一遍地讲她是多么地爱戴文,如果有人碰了他,她就会把她们都杀掉。我们又问了她更多的问题。我和简妮都能感觉到,她一定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出来。”   简妮.摩可尼:“我们问她惹出了什么样的麻烦,她说戴文辜负了她对他的信任和托付。又说他们之间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因为他们各自的手中都掌握着对方的把柄。她说假如戴文把她惹火了,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毁了他。”   蔓娣.葛契:“然后简妮就问,半开玩笑地:‘你们是不是真的杀了谁?’黛安娜看着简妮,愣了一阵,才说:‘我并没有杀人。不过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因为我,有人死了。’”   简妮.摩可尼:“我们再往下深究时,她就开始闪烁其词。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地把谈话继续下去。”   渐渐地,黛安娜讲到了“那个女孩”,但没有说出名字。讲到了“那个女孩”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模样儿极标致。讲到了戴文对她的不忠和背叛。讲到了某天夜里,先是由戴文给“那个女孩”打电话,然后他们把“那个女孩”骗进了车里,“那个女孩”很害怕,哭着问:“你们是不是打算杀了我?”黛安娜说:“是。”讲到了是戴文扣动的扳机,“但没有说打在哪儿,估计是打在了肚子上”。还讲到了“那个女孩”最后倒在了一片牧场上。   三个女孩子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简妮和蔓娣却是再也无法入睡。蔓娣.葛契在床上辗转反侧,后悔自己好奇心太强,不该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如今知道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谁敢保证不会出事,谁敢保证不会招来杀身之祸?简妮.摩可尼则反反复复地推敲着黛安娜说过的每一句话,想这会不会是她一时心血来潮,或酒后胡言,杜撰出来的故事?但话说回来,谁会把自己编进这样的故事里?   第二天,两个女孩子将黛安娜的故事报告了上级,并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马上搬到了其他宿舍。海军官校法律顾问帕笛克.麦克阿瑟少校亲自找黛安娜.扎摩拉谈话,但黛安娜推说她讲的这一切并不是真的,她只是告诉了简妮和蔓娣“一个典型的得克萨斯传奇”。   麦克阿瑟少校调来黛安娜的档案,开始往她的家乡打电话。黛安娜当年在克罗利上学时是住在她的外祖父家中,后来她父亲找到一份工作后带着全家搬去了渥兹堡,所以黛安娜在“家庭住址”一栏里填的是渥兹堡的地址。“我们拨打了泰兰特地区法医实验室,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拨打了达拉斯警署、渥兹堡警署、克罗利警署和泰兰特地区警署……得到的回答差不多总是:‘知道吗,这是一个大州。除非你能提供被害者的姓名,否则无从查找。’”得克萨斯州的人口是马里兰州的4倍多,面积则大出25倍。   麦克阿瑟少校不肯善罢甘休,他又四处打探黛安娜未婚夫的情况。一位教官交给他一份黛安娜在训练期间写的自传。那位教官说,一般来讲,新生的自传应该主要讲述自己曾经做出的成绩和今后的打算,但黛安娜却花了很大的篇幅记叙戴文.格兰蒙和他们的订婚,让这位教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自然,自传中的不少地方提到了曼斯菲尔德。   麦克阿瑟少校当下即挂电话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他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位接听电话的警察、侦探,甚至秘书、办事员叙述黛安娜的“得克萨斯传奇”。经过几小时的周折,电话终于转给了曾参与负责亚蒂安.琼斯命案的女警探茱丽.贝恩。   茱丽.贝恩后来谈到这一段时,用了相当于中文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说法。她放下电话马上就拨通了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的专线,恰克又亲自与麦克阿瑟少校通过电话后,便疾步走进他的直属上司唐.希尔曼的办公室。   但是唐.希尔曼却不像办案人员们那么兴奋。“第一,我们没有这笔差旅费的预算。第二,”唐压低了嗓子,“如果你逮捕了别的人,就得给勃莱恩.麦克缪伦开一张很大的支票。”   沙契处长是大草原警署的元老了,所以他明白,上司这番话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也明白,警方的工作常常必须配合政治,甚至妥协于政治。就亚蒂安.琼斯凶杀一案而言,只要案子没破,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头号嫌疑人。而只要他还算是嫌疑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不能够起诉警方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当然也就不能够向官方索取赔偿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冤假错案一旦错到了逮捕判刑的程度,就很难再予纠正的原因。   沙契处长听得出来,唐.希尔曼实际上也给他留了一条后路:只要你们能自筹资金,我就放行。今后万一有上面怪罪下来,就算是你们自己要去的,和警署无关。   沙契处长回到办公室对两位丹尼斯说:“嘿,伙计们,我可买不起600美元一张的机票,但我们一定得去走一趟,对不对?”   警探们开始自己往各个旅行社里打电话——平时出差都是由秘书订票——像市场上的小商小贩一样跟人讨价还价,最后终于用800美元买下了四张往返机票。等他们从安那坡里回来后,大草原市政府替他们报销了这笔费用。 跨越“障碍”(17)   8月30日,星期五晚上,黛安娜.扎摩拉正在海军官校的体育场里观看该赛季的第一场橄榄球比赛。其时,学校已经开学,4000多名军校生济济一堂。比赛进行到一半,一位身着军服的教官挤过欢呼呐喊着的人群,来到黛安娜跟前,请她立刻跟他走一趟。教官将黛安娜一路带进了学校行政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围坐在会议桌旁的是若干海军军官和几位穿便服的男女。   便装者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来自得克萨斯州大草原警署的恰克.沙契、丹尼斯.克莱、丹尼斯.梅耶和曼斯菲尔德警署的茱丽.贝恩,他们想找黛安娜核实一下她曾对同屋的女伴们说过的话。那天早些时候,四位专案组成员已经和捷.盖尔德谈过了。   黛安娜承认她说过那些话,但一口咬定那一切并不是真的,不过是她一时兴起信口开河,编派出来以博得众人对她的关注与同情。谈话进行了数小时,黛安娜死不松口,校方和警方只得作罢,但通知她在本案调查期间,她必须离开军校,回原籍待命。   第二天,8月31日,星期六,距黛安娜抵达安那坡里不到两个月,由两名教官开车送她到了附近的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从那里,黛安娜应该直接飞回沃斯堡。然而,中途在亚特兰大转机时,黛安娜自作主张,登上了去科泉市的飞机。   “警方已经猜到了她会去空军官校,”帕笛克.麦克阿瑟少校后来对记者说,“可以说,他们几乎是希望她去,因为无辜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只有案犯才会想到要赶快与同伙商量对策,订攻守同盟。事实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名侦探没有和她一道上飞机的缘由。”   黛安娜在科泉市呆了三天。据她后来的交代,她和戴文在从机场到军校的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把车开进路旁的原野里,停在一片灌木丛中做爱。他们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合影。也许是感觉到了这确实可能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日子,两个人都十分珍惜,很少吵架。只有一次例外。当时戴文说黛安娜已经被海军官校开除,何不将所有的罪名承担起来,以保全警方尚未怀疑的另一个人?黛安娜说她闻言勃然大怒,戴文从此不敢再提这茬儿。   四名侦探也在8月31日回到得克萨斯,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根据在安那坡里的两天里,从简妮.摩可尼、蔓娣.葛契和捷.盖尔德那里掌握到的情报,专案组连周末都没有休息,每天连续工作18小时,对原有物证重新进行鉴定,并分别走访了本案中各位可能的证人,包括杰.戈林。据说黛安娜曾对她的母亲和好友谈起过亚蒂安.琼斯命案,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暂时没有找她们。   9月4日,星期三,黛安娜前脚离开,办案人员后脚便跨进了空军官校。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信心十足。三天的工作颇见成效,戴文.格兰蒙业已成为瓮中之鳖,不可能再像上次黛安娜那样轻而易举地溜掉。   不出众人所料,戴文一上来也和他的未婚妻一样,说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事实,但他却非常君子风度地同意接受测谎试验——只是没有通过。警探们这才向他一件一件地亮出证据。等茱丽.贝恩念完杰.戈林的证词,戴文举手示意停止,说不必往下念了。此时已是9月5日,星期四的傍晚。   戴文被带到一台打开的电脑前,他熟练地用鼠标点了两下文字处理软件,开始在空白的屏幕上敲入他的供词。戴文字斟句酌,从傍晚打到晚上,又从晚上打到了深夜。军官们和警探们耐心地等待着,也在戴文需要帮助的时候,走过去指点他几句。   这是一篇一共400多页的自白。之后的日子里,其中的文字被反复地在警方报告和法庭辩论中引用,并被不断地改编为新闻报道、杂志文章,以及至少三本书和一部电视剧。   在这篇自白里,办案人员第一次了解到了亚蒂安.琼斯谋杀案的真相:   …………   我们的计划是,给亚蒂安打电话,编造一个随便什么理由骗她出来,再让她上到我们的车里。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开车带她到乔.普尔湖附近,这一点,我们也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我很难写下计划的这一部分),扭断她的脖子,再在她身上捆绑几只杠铃,然后沉到湖底,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黛安娜躲在车的后厢,当时已经很晚了,大约是1995年12月4日的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本想摹仿好莱坞影片中那种迅速而无痛苦的杀人手法,没想到真正做起来,却吓得我和黛安娜灵魂出窍。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是她死就是我们死。我紧紧地抱住亚蒂安使她不能动弹,黛安娜举起一只杠铃朝她的后脑部砸去。   我能看见黛安娜的眼睛,惊骇而困惑。她最初充满了愤怒和冲动,现在却是在与逐渐苏醒的良知搏斗。不知怎么的,我们一不留神,亚蒂安竟爬出车窗逃到了外面。我顿时惊慌失措,抓起那支9毫米的马卡洛夫便跟着冲了出去。幸好,她头上伤得很重,只跑进不远处的牧场就跌倒了。我当时很想奔回车里赶快逃走。我们俩浑身瑟缩,似乎被自己的行为吓呆了。黛安娜和我都不是性情暴戾的人。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我想我当时已经有些神志混乱了,就像寓言中那只无头鸡一样在牧场上乱跑乱跳。我又开了一枪,便赶紧钻进车里。当我和黛安娜一起仓促逃离犯罪现场时,从我们口中冒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黛安娜又说:“我们不该这样做的,戴文。”我心里一沉,想,谢谢你到现在才告诉我。我也希望那只不过是一场梦。我们抄最近的路线开车到了I-20州际高速公路。我们在路上决定先去一个可靠的朋友家里。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戈林让我们翻窗进入他的房间(那是他房间的“正常入口”),让我们将身上收拾干净,定下神来,还借给我一条短裤。我的衣服上全是血迹,我们后来把它们都扔进了黛安娜家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里。 跨越“障碍”(18)   …………   戴文.格兰蒙写完后,办案人员要求他在每一页的顶上和底下签署自己的姓名缩写D.G.,戴文照办了。时间已过中夜,戴文被直接带进军校禁闭室。军校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去过戴文的宿舍,收走了他的全部私人物品,尽数交与警方。   差不多也在此时,9月6日,星期五,凌晨2点,黛安娜.扎摩拉在她的外祖父家中被捕。警方这次没有动用特别行动部队,而是由恰克.沙契处长亲自带了几位侦探。听说戴文已经交代,黛安娜如释重负般地吁了一口气,眼泪随即滚落下来。   几小时后,黛安娜也写下了她的自白。她写得很快,只用了一个钟头:   ……1995年12月2日,整个星期六,我们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一直就在想办法给亚蒂安打电话。我们其实并没有预先策划什么,因为我们当时都非常激动,不可能冷静地思考。所以案发之后,我们一直以为警方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因为我们事先根本就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地把一切都想想明白。如果说真有什么预谋,大概就是有一次,戴文坐在我身边,一共5分钟吧。他一边安慰我,一边往他的包里捡东西。我们商定由戴文扭断她的脖子,然后把尸体沉入乔.普尔湖底。大约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在戴文家里。戴文本来和亚蒂安约的是12点30分,所以我们晚了。我们那天开的是我父亲的绿色马自达.普鲁泰靳。戴文只是稍稍想了一下大概如何行事,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认真考虑。前一天,他花了很多时间安抚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琢磨他到时候该怎么做。不止一次,我在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我甚至不敢看他的脸,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他和亚蒂安在一起的镜头,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们是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点35分,在她的家门口和她见面的。戴文是在1995年12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打电话约她出来。她以为戴文约她是又想和她做爱。她上了车,我躲在车的后厢,戴文开车。我记得当时我吓得不行,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将会发生什么事,你在那种时候就不可能信任任何人。我记得我很想倒回去,记得我躺在车后厢里,不敢动弹。戴文后来告诉我说,他也是同样的心情,他很想将车调头,送她回去,但又怕我过后跟他闹。戴文的身上几乎总是带着枪的,我知道他那天带的是9毫米的马卡洛夫。我也知道他带了杠铃。我不认为他真正清楚他将会做什么,我们好像就是开车出去,把该做的做完了事。戴文并没有说过我们要去的具体地点,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会把车开到哪儿。我们接上了亚蒂安,带着她开了15到20分钟。车后座的上方是空的,所以你如果把椅背放下来,就可以从后厢通到后座。戴文将车开到路边停下,亚蒂安已经把她的椅背放平了。戴文伏过身去,我猜他是假装要吻她,一面又和我打着手势。我记得从后厢爬出来时,正好瞧见他们俩那样,我更加生气。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要吻她,但那一幅幅丑恶的画面马上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时,她看见了我,顿时慌了。戴文压在她身上不让她起来,说:“没事儿,我们只是想找你谈谈。”我觉得当时听着他的口气,好像他准备放她一马。我问亚蒂安她和戴文做爱的事,她说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我想可能是她说话时看着我的眼神,使我特别愤怒。直到现在,我也只能想起她的眼睛,想不起她的脸。我记得我又开始冲着戴文叫喊,突然之间,所有的一切变得如此真实。我想我当时已经歇斯底里,我叫道:“动手啊,快动手啊!”亚蒂安挣扎着想要摆脱戴文,戴文便和她扭作了一团。我记得当时我很害怕她伤了他,就伸手在背后摸索。我知道杠铃在哪儿。我举起杠铃朝她砸去,但是落空了。我太紧张了,手直哆嗦。大概直到第三次,杠铃才砸到了她的头上。似乎顷刻之间,一切都安静下来,但我还在瑟瑟发抖。我问自己到底做下了什么事,但也明白,现在想要停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而且,就此罢手似乎比彻底解决更可怕。我想不起戴文为什么背转了身去,亚蒂安便趁势爬出窗户逃掉了。我们赶紧开车跟着她。但是没跑多远,她就摔倒在路旁的牧场草地上。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他跟着她追,还没等追上她就又跌倒了。他跑回到车里说:“她死了。”我特别害怕,我说:“你敢确定吗?不,她没有死。”我告诉戴文必须开枪,她还没有死。他慌乱得不行,想赶快逃掉,但还是又走回去,因为我逼着他回去。他朝她的头上开了两枪。他跑回来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我记得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亲爱的。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我说:“是的,我相信你,我也爱你。”我又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他说:“我不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居然真的干了。”我们就开车走了。……   后来,警方拿着黛安娜的交代找戴文证实时,他只指出了其中的一点。他说亚蒂安的原话不是讲“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而是“她实际上并没有做成……”   次日,曼斯菲尔德警署署长约翰.扬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9月6日,星期五,黛安娜.扎摩拉和戴文.格兰蒙因涉嫌亚蒂安.琼斯凶杀案而分别被依法逮捕。……曼斯菲尔德警方和大草原警方根据戴文.格兰蒙的交代,在格兰蒙家中查抄到了本案的凶器:几只从2 5磅到10磅不等的杠铃和一把俄国造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手枪子弹与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在亚蒂安.琼斯的体内和头发里找到的子弹完全相同。” 跨越“障碍”(19)   当时,曼斯菲尔德市长杜恩.摩斐正在科罗拉多度假。他记得那天观光后回到他们在丹佛的旅馆房间,杜恩让妻子打开电视,转到当地新闻台。杜恩其实对科罗拉多州的当地消息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想知道明天的天气。科罗拉多州海拔一英里,即1600米,气候变幻无常。气象预报还没有开始,所以杜恩先忙着做些别的事儿。突然,他听见了“曼斯菲尔德”几个字,心里好生纳闷,想自己的小镇怎么会从科罗拉多州的播音员嘴里念出来。   杜恩.摩斐后来对记者说:“曼斯菲尔德难得闹一次新闻,却是因了这样的一出悲剧……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他指的是媒体对曼斯菲尔德的关注。   消息传到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星期一那天,好多孩子都哭了。没有人幸灾乐祸,甚至也没有人义愤填膺,大家都为曾经是他们中最优秀的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感到痛心,感到惋惜。特别是,当孩子们后来得知,戴文告诉办案人员,他其实根本没有与亚蒂安.琼斯发生过性关系。不错,在送亚蒂安回家的路上他们确曾拐进了一所小学的停车场,也确曾差点儿就要做了,只是在最后一刻,戴文的理智战胜了欲望。戴文的不理智之处是,他后来故意编撰出那一套虚实参半的故事,企图试探黛安娜的反应,或刺激一下女孩子的嫉妒心。因为黛安娜过分看重自己的贞操,每次和戴文做爱都要思前想后,犹犹豫豫的,不痛快,让戴文觉得很扫兴。   就是这样的一句“无稽之谈”,葬送了三个年轻人的青春、前途和生命!   得克萨斯州的孩子们当时尚且不知,被这段公案毁掉的还有第四个人。捷.盖尔德因知情不举而在9月9日被美国海军官校除名。1998年初本案开庭以前,公诉方把他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才几经周折,在芝加哥郊区一家比萨饼店里找到了捷。他在那家店里送外卖。人们也许会说,捷还年轻,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他关于海魂衫和飘带帽的“光荣与梦想”却是一去不返了。   曼斯菲尔德一位退休法官司各特.默尔在谈到本案时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孩子们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或者说,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重大原因之一,是孩子们不懂得珍惜生命——自己的和别人的。”   《时代周刊》的马可.辛普森则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本案的另一个方面:“就像他们在课堂上和运动场上竭尽全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一样,他们把亚蒂安.琼斯也当作了自己与目标之间的障碍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反应则是:“空军官校和海军官校?那可是掌握着国家安全的特殊优秀人才!”   9月中旬,戴文.格兰蒙被从科罗拉多引渡回得克萨斯,关押在位于沃斯堡东南的泰兰特地区监狱。黛安娜.扎摩拉也在同一所监狱里,但按照狱方的有关规定,他们不得见面。这对自誉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昔日情侣咫尺天涯,只能靠书信传情,也全靠相互之间的书信支撑着,度过了最痛苦难熬的第一年铁窗生涯。双方各自的律师曾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因为所有的书信都要经过狱方审查,律师们不想授公诉方以把柄。也因为律师们业已与公诉方达成协议,将戴文和黛安娜的案子分案审理,到时候替自己的委托人争取较轻的判决,也许就全仗着指责他或她的同案犯了。然而,两位年轻人置律师们的忠告于不顾,在本案开庭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写下了1000多封信,平均每人每天一封以上。律师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案子很快转到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并被指派给了助理检察长麦克.帕里奇。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调查核实,1996年11月11日,公诉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起诉书,分别指控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极刑”谋杀罪(CapitalMurder)。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谋杀即有预谋地杀害他人,而“极刑”谋杀罪则适用于以谋取财产为目的的谋杀,以及实施谋杀的过程中涉及到诸如绑架、抢劫、强奸、纵火、妨碍公务等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例子中,公诉方认为有理由相信,被害人亚蒂安.琼斯从她家门口到福斯特牧场之间的那一段应该被算作“绑架”,因为第一,亚蒂安虽然是自愿上车,但却是被从家里“骗”出来的;第二,在路途中的最后一段,亚蒂安肯定是“被违反其意愿地扣留”在车上,这便符合了“绑架”的标准定义。   同时,两名案犯还涉嫌“妨碍公务”,因为他们违反了在得克萨斯州极为严格的“禁杀证人”的条律。麦克.帕里奇在对起诉书进行诠释时指出,亚蒂安.琼斯头部受伤并翻窗逃离马自达后,她当时的身份除了“被害人”外,还是本案的“证人”,因为她亲历和目睹了凶犯们作案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戴文和黛安娜“本来是可以给她留条活路的,但他们却选择了杀人灭口”。两名案犯也分别在其供词中承认,“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戴文.格兰蒙),和“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黛安娜.扎摩拉)。   “极刑”谋杀罪,亦即“死刑罪”或“死罪”,顾名思义,其罪犯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而且得克萨斯州素以执法严厉著称,该州的死囚犯人数和死刑执行的数目一直都是全美最高的。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其他各州的温和派政治家们宣称:“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得克萨斯。”但是在本案中,考虑到戴文和黛安娜在作案时尚属未成年人,麦克.帕里奇明确表示,公诉方不准备在庭审期间寻求死刑或极刑。 跨越“障碍”(20)   促使公诉方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人的父母比尔和琳达.琼斯曾表示,他们所要求的对案犯的最高惩处是终身监禁,他们宁愿看到戴文和黛安娜在高墙背后无谓地、毫无价值地、甚至是痛苦地消耗掉自己的一生。   但对于两名案犯的父母,琼斯夫妇却寄予了真切的同情。在刚刚得知戴文和黛安娜被捕的消息后,琳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九个月前,当警方通知我那具牧场上的尸体是我女儿时,我失声高叫:‘不不不!那不可能是我的孩子。’现在,他们肯定也是这样说……他们生儿育女绝不是为了这个。事实上,没有哪个家长会指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罪犯。”   麦克.帕里奇说,比尔和琳达.琼斯“饱尝了失去孩子的痛苦,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活中没有了亚蒂安的缺憾和煎熬。他们不希望戴文和黛安娜的父母经历同样的不幸”。   1998年2月2日,对黛安娜.扎摩拉的审判先行在沃斯堡开庭。其时,黛安娜刚刚在一月份过完她的生日——两年前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她还不满18岁。不难想象,这又是一起令媒介轰动的事件。   记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陪审团将如何定位这名20岁的前海军预备军官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她到底算是一位——如某些人所争辩的负心男友的受害者,还是妒火中烧的驱动者?   第一位替公诉方出庭的证人是黛安娜当年的闺中密友克里斯丁娜.梅莘。在亚蒂安.琼斯命案发生后一周,黛安娜即与她谈到过本案。克里斯丁娜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黛安娜当时曾说,是她“命令”戴文杀了亚蒂安,以证明对她的爱情。   在被告方律师约翰.林伯格交叉取证时,克里斯丁娜又谈到她亲眼所见的一件事。那是在凶杀案发生后半年左右,1996年6月初的一个周末,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山里露营。那天晚上,戴文和黛安娜为了什么事吵起来了,不一会儿,黛安娜慌慌张张地跑进克里斯丁娜的帐篷,一边哭诉一边请求克里斯丁娜允许她在这里住一晚上,因为“她害怕戴文”。两个女孩子正说着话,戴文已经冲到了帐篷外面,并挥舞着一把近40厘米的长刀,把克里斯丁娜的帐篷划得稀烂。被告方想利用这个例子证明,在戴文和黛安娜的关系中,前者才是居主宰地位的,同时也证明了戴文的所谓“暴力倾向”。   接下来出庭的是捷.盖尔德,他说黛安娜曾告诉他,当她听说了戴文与亚蒂安之间的事情后,“她非常生气,要格兰蒙先生杀死琼斯小姐”。   “扎摩拉小姐说,她要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她憎恨她。”   “后来扎摩拉小姐问我,我是否认为她应该为她的所作所为被判处死刑,我则反问她今后是否还会再做类似的事情,她说会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曾多次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当时她只是觉得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而且今后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还将如此行事。我问她真的还会再做吗?她说是的。扎摩拉小姐还说,琼斯小姐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因为她明明知道他在和扎摩拉小姐约会。”   “扎摩拉小姐说,她也曾向格兰蒙先生许下了诺言,假若她欺骗了他,她自己就会把那个人杀掉。”   “扎摩拉小姐说,她很同情琼斯小姐的父母,这使她心中十分不安。但她并不同情琼斯小姐本人,因为她明知格兰蒙先生是她的,但还是窃取了本不属于她的东西。她要让她付出代价。她说任何人想要插足于她和戴文之间,都只有死路一条。”   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另外两名同学,简妮.摩可尼和蔓娣.葛契,也先后走上证人席。   简妮.摩可尼告诉陪审团,黛安娜亲口说过,当她和戴文将亚蒂安骗上车后,亚蒂安“问他们是不是准备杀了她,黛安娜说是的,他们要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一点儿也不感到后悔,因为她对亚蒂安怀有很深的仇恨。”   “黛安娜说她在葬礼上看见了亚蒂安的父母,她为他们感到难过。但如果一切重新开始,她还是会照做不误。”   蔓娣.葛契则作证说:“她说她太爱戴文了,如果谁要是碰了他,她就杀了谁。”   当黛安娜得知戴文与亚蒂安睡觉时,“她告诉他如果想和她重归于好,就必须杀了亚蒂安。黛安娜说:‘我要你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和亚蒂安之间有深仇大恨,杀了她一点儿也不算罪过。”   “我们问她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她说亚蒂安长得很漂亮,她只是在这一点上为她觉得惋惜。她说:‘我想我是太恨她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形,我还会这样做的。’”   被告方法庭辩论的重点,是指责戴文并推卸责任。一上来,约翰.林伯格便向陪审团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黛安娜以及戴文-黛安娜关系。这位辩护律师在开场发言中指出:“在与黛安娜的关系中,戴文.格兰蒙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同时扮演着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和她的情人……是戴文操纵着黛安娜,而非反之……黛安娜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成年累月地照顾着她的弟弟妹妹们,她非常珍惜与戴文.格兰蒙的爱情,她视她的贞操为神圣。”   迈可.罗勃博士是被告方聘请的心理学专家,擅长分析各种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和男女朋友关系。他的证词支持了约翰.林伯格关于戴文-黛安娜关系的论点——“一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男孩子控制着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由他提供的女孩子。”罗勃博士说,他的这些结论是基于对黛安娜的观察和心理评估,以及这对情侣之间的来往信函。罗勃博士在法庭上出示了1996年8月9日,当戴文听说黛安娜和捷.盖尔德接了吻后,发给未婚妻的电子邮件: 跨越“障碍”(21)   黛安娜,见字后务必火速回信。我都快要发疯了!你知道为什么?你是我的,所以不要让任何别的人靠近你。你应该遵循我的规章,就像我遵循你的一样。我的规章如下,也请把你的发过来:   不得让任何男生进入你的房间。如果他们已经在那儿了,去别的地方。   除非事关公务,不得与任何异性交谈。   如果任何人——无论男女试图拥抱你、亲吻你或触摸你,揍他!   每周至少给我写信30页。   爱你,你的骑士,戴文勋爵   但罗勃博士也承认,黛安娜“行为异常,患有妄想症或偏执狂。其对社会的看法等与正常人不尽相同。……内心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而且好斗”。   2月10日,黛安娜走上证人席,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自我辩护。她在证词中一改当年写下的自白,指戴文.格兰蒙为本案的主谋。黛安娜告诉陪审团,1995年12月3日夜晚,她完全不知道戴文准备杀害亚蒂安,她本人也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亚蒂安,她当时只是打算和被害人“谈谈”。至于那篇亲笔交代,是因为警方事先向她宣读了戴文的供词,她便依葫芦画瓢,照着戴文的意思写下来的。   黛安娜还在证词中列举了戴文对她的种种“虐待”,除了那些拳打脚踢,动刀子动皮带外,戴文还在某次做爱时,将手枪插入了她的阴道。   在总结性发言中,公诉人麦克.帕里奇向陪审员们指出:“生命是重要的,事实是重要的,亚蒂安.琼斯是重要的。所以你们能送回的唯一裁决应该是:有罪。”   被告方的约翰.林伯格则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再次将矛头指向法庭外的另一名罪犯。他说,戴文.格兰蒙为了将黛安娜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操纵之下,不惜“牺牲”亚蒂安.琼斯。“他于是精心炮制了一个阴谋,并将黛安娜拉入他的这个阴谋之中,一方面作为替罪羊,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钳制她。戴文的这个阴谋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   2月17日,经过两天的审议,陪审团一如公诉方所期待的,送回了“有罪”的裁决。黛安娜.丽.扎摩拉被依法判处终身监禁。按照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她将被允许在40年后的2036年申请假释。   “但是,公诉方的任务刚刚完成了一半,因为那位扣动扳机者尚未受到法律的制裁。”麦克.帕里奇在答记者问时说,随即又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他们是孪生子。所以我相信,黛安娜的今天就是戴文的明天。”   公诉方的自信不无道理。戴文.格兰蒙的辩护律师丹.柯各达尔一直密切关注着对黛安娜的审判。他向媒体坦承道,黛安娜的裁决结果增加了替戴文辩护的难度。而且戴文不但和黛安娜一样,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交代,更有在他家里搜出的作案工具。   所以,在同年7月15日开庭的戴文.格兰蒙审判中,丹.柯各达尔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他的全部工作只是在法庭上对公诉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而公诉方的证人们——加利.福斯特、琳达.琼斯、地区法医实验室的葛萝莉.凡可和马科.克劳司博士、两地警署的若干办案人员,还有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同学们等——以及他们的证词,都几乎与五个月前的黛安娜审判完全相同,令媒界兴趣大减。   于是,记者们将报道的重点转向法庭内的“人物素描”。开庭的第一天,记者们注意到戴文新剪的军人式短发,以及保守而考究的深色西服,再加上人们从未见过的金边眼镜,使他不但英俊潇洒,更一改以往诸多报刊图片上的孔武形象,显出一种翩翩学者风度。戴文的举止也和他的衣着一样,得体中透着轻松和自如,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用耳语交谈几句。   记者们还注意到,戴文分居多年的父母同时出现在旁听席上。每天的庭审结束时,戴文都要和他的母亲长时间拥抱,再与父亲紧紧握手,然后在两位老人之间坐下,悠闲地跷起二郎腿。说话时,三个人手拉着手,直到法警过来将戴文带走。   记者们期待的高潮是7月22日,黛安娜.扎摩拉出庭作证。这一次,她是作为公诉方的证人,麦克.帕里奇希望她向陪审团重复在2月份的庭审中那些指责戴文的证词。而媒体和民众更想看到的,是这一对旧日情人相见时各自的表演。戴文和黛安娜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这期间不但黛安娜已被判了刑,而且不知从黛安娜审判后的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不再有书信往来,偶尔跟记者提及对方时,也都在“未婚夫”或“未婚妻”前面冠以“前”字。   那天,黛安娜穿一身蓝地洒白色粉末状花纹的西服套裙,昔日齐耳的短发已经长过了肩,将她圆圆的脸蛋衬托出了几分以往少有的妩媚和娇柔,但却又显出了些许憔悴。黛安娜坐在证人席上,法庭内“至少有十家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对准了她”,但这段戏剧性的场面仅仅持续了几分钟。黛安娜用颤抖的嗓音说,她已决定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赋予的权利保持沉默,拒绝为公诉方作证。   在第二天的《奥斯汀特快新闻》报上,记者妮可.佛伊这样描写她在法庭上的印象:“她自始至终将目光锁定在她的前未婚夫身上……脸上隐隐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怨……虽然他也偶尔回赠扎摩拉小姐的凝视,但其轻松潇洒仍一如往日——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交谈。” 跨越“障碍”(22)   戴文的律师丹.柯各达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不错,他也看着她。但如果你把他连接上一台测定情感波动的仪器,那显示出来的一定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两天后,1998年7月24日,正如公诉人麦克.帕里奇所预言的,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被陪审团裁决“有罪”并判处无期徒刑。与他的前未婚妻一样,戴文也将在狱中度过他的青年和中年,等到2036年,他年满58岁时,方才有权申请假释。   目前,戴文和黛安娜被分别监禁于泰兰特地区监狱和盖茨维尔附近的墨勒(女子)监狱。戴文当上了一份得克萨斯州监狱报纸的编辑,黛安娜是监狱仓库的保管员。                                                             师生之间(1)   凌丹.伽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拿起话筒,照着《电话黄页》上查来的号码摁了七个键。铃声只响了一下,就听见一个柔和的女声:“少年儿童保护处。请问您是——”   太快了,凌丹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她慌慌张张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又慌慌张张地说道:“我想报告一件……”   凌丹想,我确实还没有准备好,我都不知道该把这称作是一件“事”,或一件“案子”。   对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仍是柔和地:“没关系,您请讲。”   这似乎给了凌丹一点点勇气,那些早已积攒在舌尖上的话便趁势溜了出来:“有一个七年级的男孩子,才12岁,被他的老师……跟他的老师……总之,那个老师怀孕了,是他的孩子。那个老师的名字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   对方很有兴趣地听完凌丹的故事,又仿佛和旁边的人商量了一阵,才说:“对不起,您应该向有关的学区报告,因为她是一位教师。”   什么?凌丹想,我告诉你一个老师和学生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你让我找学区?   几句例行的客套话之后,电话挂断了。凌丹手里还握着话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凌丹是在一个月前,跟着丈夫卡尔.伽顿参加一位亲戚的订婚仪式时才听人说起这件事的。论起来,凌丹和玛莉.莱图纽算是两表妯娌,因为卡尔和玛莉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姑表兄弟。凌丹那天在聚会上没有看见莱图纽夫妇,她先只是随口一问,一位表妹刚说了一句便被站在旁边的舅妈拉走了。又问了几个人,尽皆闪烁其词。回到家里再问卡尔,才发现,丈夫那边的上上下下早在去年秋天就都知道了,只瞒着几位外姓的媳妇和女婿。   卡尔说:“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你先向我起誓。”   凌丹很认真地举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一起。   “玛莉.凯有了外遇。”在亲戚们中,大家都管玛莉叫玛莉.凯,以与她的大女儿玛莉.科蕾儿.莱图纽相区别。   这不奇怪,凌丹心想,思蒂文自己早就有了外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卡尔又说:“她怀孕了。”   “哦,是吗?”   卡尔接下来的话对凌丹无异于晴天霹雳:“和一个12岁的男孩。”   凌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只嗡嗡着一个反反复复的声音:“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啊!”   卡尔说,众人守口如瓶只是为了顾全思蒂文的面子,也为了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小思蒂文,11岁;玛莉.科蕾儿,9岁;尼克,5岁和嘉娣,3岁。思蒂文业已收集到了一些相关的证据,包括玛莉.凯的日记以及她与“那个男孩”之间的往来书信。另一个原因是,大家其实也在希望玛莉.凯能去做人工流产,但现在看来这个可能越来越小了,因为玛莉.凯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五个多月了。   凌丹担心的更多。35岁的玛莉.凯是小学六年级老师,她的班上应该有至少十几个这种年龄的男孩子,她会不会对别的孩子也有类似的性侵犯行为?还有她自己的两个儿子?   凌丹没有信守她对卡尔的誓言,她又在私下里告诉了其他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凌丹热衷于传播桃色新闻,而是拿不定主意。凌丹的哥哥听完以后对她说:“凌丹,如果你不举报,我就会举报。这种事绝对不能任其发展。”   凌丹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卡尔。卡尔深知妻子的脾气,说,你要做什么不必问我,只是,别告诉我,别让我知道。   果然,凌丹没有告诉卡尔。她趁着卡尔上班的时候打了这个电话。凌丹很害怕,也觉得对不住思蒂文和莱图纽家的孩子们。她知道这个电话一打,玛莉.凯肯定会丢了工作,说不定还得蹲监狱,莱图纽的那个家就算散了。   凌丹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海莱茵学区办公室。海莱茵学区下辖着五六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凌丹甚至不知道玛莉.凯学校的名字,也不敢保证她听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一定属实,她唯一能确定的只是当事人名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还有那个男孩的名字:贝利。   好在对方并不多问,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会调查的。”   这天是1997年2月25日,星期二。   玛莉.凯工作的小学叫肖尔坞,位于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西雅图的中南部。美国有两个叫做华盛顿的地方,一是首都华盛顿特区,在东海岸,再就是这个华盛顿州,在西海岸,两地相距3000多英里,各在美国的两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华盛顿州在美国的华人中很有点名气,因为这里出过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先生。西雅图也很有名气,当人们提到西雅图时,便会联想到蜚声全球的波音飞机公司、微软电脑公司和亚马逊网络公司,进而联想到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们。但西雅图中南部这一片名为“白色中心(WhiteCenter)”的区域,却不但与“富豪”二字相去甚远,而且,用当地居民中早年自嘲的说法,“你就是翻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也找不出一个白人”。“白色中心”住的都是有色人种,其中以黑人居多,杂以南美人、南亚人和被称为“萨摩亚人”的南印度洋岛民。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噪音源——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简称西塔国际机场。每当有飞机起飞或降落,在其阴影扫过的地面,引擎轰鸣之声震耳欲聋,以至于居民们不得不调大电视机的音量,老师们不得不暂停讲课。但是近年来,“白色中心”的人口成色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来自俄罗斯等国的东欧移民的介入,这里的白人数量正在增加。 师生之间(2)   其实在凌丹.伽顿的那通电话前一周,学区办公室曾经收到过一个举报,只不过内容远不及凌丹讲得详细。有关方面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经常会接到类似的举报,说某某老师和某某学生如何如何。调查的结果,大部分只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甚至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但在女老师和男学生之间发生这种离谱的事,却是闻所未闻,令人咋舌。   凌丹打电话的次日,便有肯恩地区警署来电核实情况。一位名叫帕笛霞.梅勒的女警官在电话上说,根据凌丹提供的线索,当事人之一的男孩子是七年级学生,也就是说,刚刚从肖尔坞小学毕业,升入卡斯卡地中学。但是警方查对的结果,玛莉.凯去年教的六年级班上没有叫贝利的学生。美国的中小学一共十二年,其中小学六年——一至六年级,初中两年——七、八年级,高中四年——九至十二年级。   海莱茵学区办公室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此时,消息已经在职员们中悄悄传开,有人想起了大约八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在1996年6月19日,星期一,学校刚开始放暑假。那天半夜,正在德斯莫因码头巡夜的保安大卫.谢尔兹看见一辆家用面包车在停车场的附近转悠。车上挂的是阿拉斯加州的牌照。车开得很慢,歪歪扭扭的,几次倒车时,后轮都骑上了人行道,或碾进路旁的花圃里。大卫怀疑司机酒后驾驶,遂用步话机召来了德斯莫因警署的巡警。   很快,面包车离开了码头,仍是歪歪斜斜地开到不远处的“安东尼家常菜”餐馆,绕着餐馆转了几圈之后,在停车场筑有围栏的角落里熄了火。   两名巡警陆续赶到,他们先和大卫一起站在黑暗处观察了一会儿。昏暗的路灯下,车上似乎空无一人。过了十几分钟,一个女人从车的后部坐起来,移至驾驶座。   巡警一左一右地朝面包车包抄过去。距离大约10英尺处,他们一齐打开手电,亮出警徽。透过驾驶座的窗口,巴勃.契达看到了一位模样极标致的年轻女子,亚麻色长发,橄榄绿眼睛。巴勃拉开车门,见女人身穿长长的T恤衫,底下露出一圈短短的薄呢裙,光着脚。女人不肯下车,也不肯回答巡警们的提问,过了半日才说出,她叫玛莉.凯.莱图纽,是肖尔坞小学的教师,家住诺曼底公园。   巡警们将电光射向后座,但见座椅的靠背已经全部放平,做成了一张床的样子。一个男孩蜷缩在“床”上的睡袋中,一动不动,任凭巡警们如何叫如何推都不待睁眼。巡警们只得再次转向玛莉.莱图纽:“你和这个男孩子在车后面做什么?”罗伯特.柯林斯问。   玛莉.凯说,威利.伐拉奥——那个男孩的名字是她的学生。他母亲今天上夜班,委托她照顾孩子一晚上。威利本来是要在莱图纽家过夜的,但是一个多小时以前,玛莉.凯和她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因为什么事大吵了一架,她就带着威利出来了。   “我想教训教训他,”玛莉.凯说,“所以决定要在外面等到他上班以后再回去。”玛莉.凯又解释说,思蒂文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管理行李,上班的地点是西塔机场。他这个星期上早班,每天凌晨三点半离家。“我们俩只是想在回去以前稍微打个盹儿。”   “你的年龄?”巴勃.契达问,一面作着记录。   “32岁。”玛莉.凯说。   巴勃再次将手电朝玛莉.凯脸上晃了晃,觉得她看上去不到32岁。   “他呢?”巴勃用手电指了指睡袋中的男孩。   “18岁。”巴勃想,他看上去也不到18岁。   德斯莫因在白色中心南面约15分钟的车程,中间隔着诺曼底公园。罗伯特.柯林斯马上打电话给诺曼底公园警署,请他们派人到莱图纽家查对。20分钟后对方回复说,莱图纽家没人接听电话,也没人应门。   威利.伐拉奥终于“醒”来了。巡警们让他穿好衣服,说要带他去警署。在事情弄清楚以前,他们有责任“监护”未成年人。玛莉.凯竭力反对,指责警察们小题大做。她说她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伐拉奥家的朋友,她和威利并没有在车后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巡警们说,你讲的故事听起来固然无懈可击,但你们的装束却颇有些令人生疑。   玛莉.凯开着面包车跟到了警署,她说伐拉奥太太既然将孩子托付给了她,她就必须对威利负责。在警署办公室里,小伙子告诉警察们,他今年14岁,因为尚不满16,所以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如驾驶执照等。他说莱图纽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正在莱图纽家。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讲了一些话让他很不高兴,一赌气他就跑出来了。他跑到莱图纽家附近海景街的QFC商店时,玛莉.凯开车追上了他,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了德斯莫因码头。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干,只是因为太困了,就在车后面迷糊了一会儿。   警察们打了好几通电话才辗转找到威利的母亲松娜.伐拉奥,她正在普拉希面包房上夜班。松娜听完警察的报告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她说她非常信任莱图纽夫人,“只要威利和她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她要求警方立即将威利交还给莱图纽夫人。   因为无法获取确凿的证据,德斯莫因警署不得不在当日凌晨4点左右,放走了玛莉.凯.莱图纽和威利.伐拉奥。 师生之间(3)   德斯莫因警署一位警官的妻子在海莱茵学区办公室工作。第二天,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事和学区的保卫科长。但因警方并未正式立案,学区办公室也不曾收到相关的报告。   时隔多年,威利.伐拉奥才道出了实情。他在QFC商店门口上车后,玛莉.凯便为她丈夫的粗鲁向他道歉。玛莉.凯看上去很压抑,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为了安慰这位比自己年长22岁的老师,威利伸出胳膊搂住了她,见玛莉.凯没有拒绝,又趁势亲吻了她。很快,玛莉.凯开始回吻。等她终于安静下来,威利要求换到驾驶座。威利把车一路开到德斯莫因码头,两个人在那里的停车场做了爱。后来在“安东尼家常菜”前面被警察们截住时,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做,真的就只是想睡一小会儿。   所以,那个男孩子的名字不是“贝利”,而是与之谐音的“威利”。英文和中文不同,没有四声平仄。“威利”和“贝利”除了第一个辅音外,其余发音完全一样。   1997年2月27日,星期四上午,女警官帕笛霞.梅勒驱车前往位于白色中心的卡斯卡地中学。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梅勒警官与威利.伐拉奥的这一次谈话,连同警方所有其他关于这位七年级学生的材料一起,被作为“未成年受害者”档案而严加保密。威利生于1983年6月26日,当时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等到后来小伙子长大成人,人们才得知了这些谈话的内容。   初次见面,梅勒警官感觉有些意外,她不曾料到威利是个“黑孩子”。后经交谈才了解到,威利并非黑人,而是肤色很重的萨摩亚裔——南印度洋岛民。根据梅勒警官的记录:   我问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沉默少言,一开始几乎一言不发。我又问他是不是类似于男女朋友那样的关系,他回答是。我再问他是不是比一般的男女朋友更进一步,他说他们还发生过性关系。   梅勒警官马上将威利.伐拉奥带回警署,并会同一位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一起对威利进行讯问。   他说那天他住在她家里,一切就身不由己地发生了……玛莉的丈夫上班去了……孩子们都在睡觉。他说他们俩在起居室里看一部电影,他记得好像是摩尔.吉普森主演的《勇敢的心》。他说她开始对他讲巫师巫术什么的,说有一位巫师替她算过命,说她的命苦,还说她会遇到一位深肤色的男子,并和他共同生活……然后他们就发生了性关系。   那是玛莉.凯第一次和威利做爱,时间是1996年春天,威利当时12岁。后来他们又多次发生性关系,威利那天告诉梅勒警官是“30到40次”。一年以后,威利将这个数字翻了十倍,他向一位小报记者吹嘘说,是300到400次。其中有一次,威利的哥哥勃利也在莱图纽家。勃利从卧室的门外经过,正好看见师生二人在床上厮混。   威利还谈到,他和玛莉.凯相互交换过戒指,写过一些爱情书信。威利说,玛莉.凯抱怨她的丈夫经常虐待她。她告诫威利他们俩的事不可以向任何人说起,否则她会丢了工作。但威利还是告诉了他的哥哥和最好的朋友。   谈话完毕,帕笛霞.梅勒开车送威利.伐拉奥回家,又马上赶往肖尔坞小学。梅勒警官请办公室秘书将玛莉.凯从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叫了出来。此时是下午4点30分。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叫你出来。这一切还用我再解释吗?”身着警服的帕笛霞.梅勒问。   玛莉.凯垂手站立了一会儿。她那天穿着很宽松的红色绒衫和黑色百褶裙,高高隆起的肚子一目了然。   “我想我能猜到。”她说。   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被肯恩地区警方以“强奸幼童罪”拘捕。经过了最初的惊骇之后,玛莉.凯很快强作镇静。在学校的停车场临上警车前,当梅勒警官问她有什么问题时,玛莉.凯只问了两件事:威利.伐拉奥怎么样?她班上的学生们会怎么样?梅勒警官告诉她,威利现在一切都好。至于她的工作,校方作出决定后会尽快通知她的。   一跨进警署审讯室,玛莉.凯就再也撑不住了。她呜呜咽咽地告诉办案人员,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她想知道威利的家人对这件事和她本人是什么看法,她想知道是不是思蒂文告发了她。这一次,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   当被问及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时,玛莉.凯说:“99 9%不是思蒂文的。”   据梅勒警官当时的记录:“我说我希望那是她丈夫的孩子,而不是一个13岁男生的。她说恰恰相反,她不希望那是她丈夫的孩子。”   玛莉.凯哭着说,她的丈夫早有了别的女人,冷淡她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那情妇有名有姓,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位名叫凯丽.瓦伦的空姐。这对奸夫淫妇还瞒着两边的家人养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玛莉.凯对警方说,“凯丽.瓦伦告诉她丈夫那是他的孩子,但是我知道不是。我猜思蒂文和那个丈夫比较相像。”意思是,两个男人都是白人。   玛莉.凯接着说,她受够了孤独,过够了没人关心、没人理睬的日子。她在和威利.伐拉奥的关系中找到了安慰,找到了爱情,也找到了自信。她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她自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她和威利确确实实是相爱了。 师生之间(4)   当谈到被思蒂文“偷”走的书信日记时,玛莉.凯说思蒂文是一个卑鄙小人,想用这些东西来“讹诈”她。   鉴于玛莉.凯的身体状况,在孩子出生以前,警方不打算羁押她。当天晚上从警署出来,玛莉.凯没有直接回家,她先去了肖尔坞小学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那里。50多岁的贝丝已经与丈夫离异,她最大的孩子和玛莉.凯年纪相仿,小的正在上中学。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贝丝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和我心灵相通,一种女人对女人的理解。我跟她非常亲近,因为她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孩子——我和威利。”   玛莉.凯在贝丝家一直呆到凌晨3点过,她不停地哭泣,不停地打电话。玛莉.凯在电话上告诉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父亲约翰.希密兹,说思蒂文不再允许她开那辆面包车,因为他认定那是“犯罪现场”之一。希密兹先生答应将尽快给女儿送一辆车过来。   玛莉.凯回到家里没敢惊动任何人,自己悄悄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对付了一宿。从此,那只沙发就成了她经常过夜的地方。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以后,玛莉.凯没有如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梳洗,匆匆忙忙地吃早餐,匆匆忙忙地送孩子们上学,再匆匆忙忙地赶到肖尔坞小学的39号教室。正像她对威利说过的,她失业了。   对警方而言,“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案子。帕笛霞.梅勒警官不费吹灰之力便取得了威利.伐拉奥的证词和玛莉.凯的供词。至于玛莉.凯正怀着的娃娃,那更是一个确凿得不能更确凿的“证据”了。   构成英文的问句有六个最常见的句首词,亦称六“Wh”。办案人员在短短的几天里已经基本搞清楚了其中的五个:Who(何人——案犯和受害人)、What(何事——作案事实)、Where(何地——作案现场)、When(何时——作案时间)和How(如何——案情经过)。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Why(为何——作案动机),却是比他们办过的任何一桩案子都更加复杂费解,扑朔迷离。   办案人员开始走访玛莉.凯和威利周围的人们,他们选定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   交谈中提到了1996年6月19日,思蒂文说他还记得那件事。他那天其实是上的常白班,傍晚回家后看见威利.伐拉奥正在和他的大儿子小思蒂文一起做一件什么小学生的手工工艺品。威利那天穿着那些犯罪团伙的孩子们常穿的“口袋式T恤衫(baggyshirt)”和很肥大的长裤。思蒂文向来不喜欢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他不明白学校已经放假了,这个孩子也已经从肖尔坞小学毕业了,为什么玛莉.凯还隔三差五地把他往家里领?不过他当时只是以为妻子可能想非正式地领养威利,当个教母什么的,因为据说这孩子有绘画方面的才能,玛莉.凯大概是希望等威利今后出名了,好跟着沾点光。提起画画,思蒂文又是一脑门子官司,他早就腻味透了玛莉.凯成天在她耳边吹嘘威利有多棒多棒。依思蒂文之见,威利确实比不少同龄的孩子都画得好,但他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威利会像玛莉.凯说的那样,成为“第二个毕加索”。   思蒂文从壁橱里搬出一纸箱家里未付的账单和需要处理的文件,“砰”地放在厨房的饭桌上:“学校已经放假了!”他对妻子吼道,“你也该干点儿正经事了!”   听见思蒂文发了脾气,威利马上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地走出去。玛莉.凯也很快跟了出去,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跳上了面包车。那时还不到7点。   思蒂文十分爽快,他对警察们承认玛莉.凯说的他的那段外遇确有其事,但鉴于他和妻子目前的关系,他并不想结束“那件事”。思蒂文说他也曾考虑过离婚,但律师费实在是太昂贵了,于是就拖了下来。   思蒂文还十分爽快地交出了他私自扣下的玛莉.凯的书信和日记,甚至没等警察们亮出搜查令。   玛莉.凯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觉自己正在越来越快地坠落,朝向那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   玛莉.凯曾在1996年初冬到芝加哥参加一位娘家亲戚的婚礼,思蒂文在她到达之前打了一个电话给岳丈和岳母,警告两位老人说,他们的女儿正在把自己搅进一宗丑闻。思蒂文没有在电话上透露更多的细节,只说“这件事最好由她亲口对你们讲”。后来,玛莉.凯在她的那则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了我的父母,他们都很担忧。他们说如果被人发觉了,我恐怕会身败名裂。”   但在写给威利的信中,玛莉.凯却言不由衷:“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孩子!我和他们详细地谈到了你,甚至告诉了他们你尚未成年(但没有提到具体的年龄。我想在他们的印象里,你大概有15岁)……我说你是我的一个学生,我父亲马上说他记得好像见过你。……我母亲则表示她非常喜欢你。”“……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你的亲吻,但你却不在这里。我思念我们在一起时发出的那些声响。我想象着你的胳膊环绕着我,拥抱着我,永远永远……”   另一封信中,玛莉.凯要求威利“以你的生命起誓,无论别人如何盘问你,你都不能说出我们之间的事——连一个接吻都不可透露!”   在他们交换的一些小纸条上,威利写着:“谁告诉你可以用两条腿缠绕我的身体?” 师生之间(5)   玛莉.凯回答:“因为我乐意!”   另一张条子上则写着:“我看得出来,我也感觉得出来,当你在你的那些学校女朋友的身上得不到性满足时,便想到了我。告诉你,我并不是她们的替代品!请别在你需要替代品的时候来找我!”   玛莉.凯还在她的日记和书信中不止一次地引用一首爱情歌曲中的歌词:“为什么在感觉上是如此正确的事情,却实际上是错误的(Howcoulditbewrong,ifitfeelssoright)?”   在肖尔坞小学,办案人员们了解到,玛莉.凯1989年从西雅图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任教,那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家四口住在白色中心东面约30分钟车程的肯特市。后来为了上下班方便,玛莉.凯不顾思蒂文的坚决反对,卖掉了肯特市的公寓房,在诺曼底公园买下了一座很旧的老房子。   玛莉.凯说,她从小的愿望就是长大了当一名老师,也自认是天生“教书匠”的材料,因为她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此话确实不假。玛莉.凯在学生中备受欢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愿意被分到莱图纽夫人的班上”。一位家长说。在美国的小学,每个学年开始时学生们都要重新分班。玛莉.凯最早是教二年级,她特别善于寓乐于教,寓乐于学。肖尔坞小学的孩子们都知道,莱图纽夫人班上的学生在课间休息时很少出来玩,因为那是他们特有的“舞会”时间。假如有人在这个时候推门而入,便会看见师生们在教室里载歌载舞,其乐融融。   玛莉.凯说:“每天放学时,我都会站在教室门口依次和每一个孩子道‘再见’。我们或握手,或击掌(High-Five),或拥抱。这是我从华盛顿大学一位老师那儿学来的。我坚持每天必做,从我的第一个二年级班开始,从未间断过,因为这种交流形式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事们都认为,在与孩子们进行接触和沟通方面,玛莉.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教师。但她也有她的弱点——不懂得约束学生,不懂得执行纪律,所以她的班上时常是乱糟糟、闹嚷嚷的。   玛莉.凯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发现学生们的专长。如果有某个孩子作文写得特别好,或歌唱得特别好,或是有体育方面的天才,玛莉.凯便会竭尽全力鼓励和扶持,而这些有专长的孩子们便也成为了“老师的宠物(Teacher’sPets)”圈中的一员,受到莱图纽夫人格外的青睐。在她1991年教的二年级班上就有这样的一个被玛莉.凯认为颇具艺术才能的学生,这位皮肤黝黑的男孩子小小年纪便画得一手好画,他就是威利.伐拉奥。   四年之后,1995年新学期开学时,玛莉.凯因教学出色而被一举晋升为该校六年级教师。在那张晋级表格的评语栏里,校长写道:“玛莉.莱图纽不仅在肖尔坞小学是一位优秀的人才,而且在整个海莱茵学区也堪称得一位优秀人才。”   俗话说,小孩子一年一个样。二年级和六年级差了四年,俨然就有了天壤之别,俨然就有了“小小孩”和“小大人”之别,更何况肖尔坞小学的学生们又全都是来自“白色中心”这种地方。开学第一个星期,玛莉.凯显然有些不适应。她需要时间了解孩子们,也需要时间调整自己。幸运的是,她在几十张陌生的甚至带有敌意的脸庞中看到了一副熟悉的眉眼儿——威利.伐拉奥又被分到了莱图纽夫人的班上。   威利不仅比四年前高了壮了,而且“厉害”了。尽管警方后来的调查没有发现他和任何少年团伙有关,但他却在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上故意摹仿那些帮派中的孩子们,处处流露出一种霸道劲儿,显得好像很有“背景”的样子。玛莉.凯当然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了。果然,拢住了威利.伐拉奥,也就拢住了全班的孩子。   和所有的“上班母亲(WorkingMothers)”一样,玛莉.凯经常处于既想照顾家庭又须顾及工作的两难之中。她在所有的熟人朋友里都是出了名的“老迟到”,无论是上班,或在约定的时间看医生,或是参加派对聚会。但在所有这些场合中,玛莉.凯又常常是最后一个走。她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留在教室里,备课,改作业,直到很晚很晚。或是在派对上跟人聊天,一定要聊到曲终人散。玛莉.凯的朋友们轻易不敢给她打电话,因为她煲电话粥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有人根据玛莉.凯的电话账单作过统计,她的平均通话时间是40多分钟。   玛莉.凯每天下班后留在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逃避家庭矛盾的困扰。除了丈夫的不忠外,莱图纽夫妻还经常为了经济问题吵架。平心而论,思蒂文和玛莉.凯工作都很努力,对一个六口之家而言,他们的收入也不算低,但用朋友们的话说,出生于政治家家庭又来自南加州——好莱坞的所在地——的玛莉.凯太过于注重仪表,追求时尚。即使家里未付的账单码成了高高的一摞,即使有关公司因他们长期拖欠各种费用而断了莱图纽家的水电或电话,玛莉.凯还是会不惜最后一个铜板为自己和家人添置新衣,或是在周末带着全家人到西雅图最豪华的饭店进晚餐。没错,他们参加聚会时经常迟到,但这一家子又经常是聚会中最出色最夺目的一群。思蒂文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玛莉.凯虽然生养了四个孩子,却依然保持着“模特儿似的身段”。儿女们也都随了父母,一个个金发碧眼,金童玉女一般。在一次朋友的婚礼上,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像是“肯尼迪家族”的一支。玛莉.凯被捕后,学校为她的学生们请来一位代课老师。当校长问孩子们对这位新老师有什么意见时,一个女生说:“要是她的穿着也像莱图纽夫人一样就好了。” 师生之间(6)   玛莉.凯虽然在1995年晋了级,可也在这同一年流过一次产。不久,她的父亲又被诊断出晚期癌症。玛莉.凯自幼与父亲亲密,接到电话后悲痛不已。她本能地转向思蒂文试图寻求慰藉,但思蒂文还没等她说完,便耸耸肩拂袖而去。   很快,玛莉.凯在她的六年级班上“发展”了三名“宠物”。不用说,有绘画天才的威利.伐拉奥荣登榜首,还有一位“今后可能成为作家”的女生卡蒂.霍顿,以及威利的表弟。这些孩子们常常在放学以后留下来帮莱图纽夫人改卷子,查资料,出墙报等,其中最积极的威利还不时地去莱图纽夫人家里替她干些家务。   到1996年4月,玛莉.凯和威利的关系已经明显地超出了师生的范畴。一次,一位老师听见威利对莱图纽夫人直呼其名,管她叫“玛莉”,这在西方国家的学校里是不允许的。还有两位老师分别在不同的时候看见威利在学校的停车场上用莱图纽夫人的面包车学习驾驶。   6月,学校放假了,玛莉.凯和威利反倒来往得更加密切。据诺曼底公园的邻人们反映,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常常有两个“黑孩子”——人们分不出萨摩亚人和黑人——在莱图纽家进进出出。玛莉.凯说那是替他们做家教照管孩子们的学生,但几个邻居的小孩去莱图纽家玩了回来,告诉大人们说两个“黑孩子”当着玛莉.凯的面抽烟喝啤酒,玛莉.凯居然不管。后来有街坊问起这件事,玛莉.凯称威利和勃利两兄弟帮了她不少忙,她拉不下脸来。   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个初夏之夜发生在德斯莫因码头的事件,但不少人却听说了玛莉.凯和她那位会画画的学生一起在海莱茵社区学院和西雅图画院进修艺术课程。按照美国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中小学教师必须定期利用寒暑假选修一定学分的高等教育或专业课程,以更新知识,也更新他们的教书执照。这对师生除了上课之外,还一起逛画廊,逛博物馆,逛艺术用品商店,一起在莱图纽家做作业。也是在那年夏天,玛莉.凯带着威利飞到阿拉斯加州,参加了她丈夫家族的一次聚会。   10月,玛莉.凯打电话给她在南加州中学时代的好友美娴.任那特,说她“爱上了一个人”。据美娴后来的回忆,“玛莉.凯非常兴奋,她对着话筒滔滔不绝,抛出一连串的赞美之词。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她一辈子都在寻找的人。……她说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一份绝对纯真的爱情。……他们的感情完全是建立在精神上的,他们之间尚未发生属于物质的性关系,不过他们正在考虑这一点。……玛莉.凯说:‘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他是我的灵魂伴侣(SoulMate)……’”玛莉.凯还用了一些很华丽的词藻,诸如“我们总能踏着相同的节奏和旋律,我们总能用相同的目光捕捉蕴藏于生活中的美妙”等等。美娴想,玛莉.凯真不愧是当老师的。   美娴.任那特深知莱图纽夫妇之间的疙疙瘩瘩,她当时很为玛莉.凯感到高兴。然而,和玛莉.凯在电话上聊了将近两个小时,美娴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关于那个人的具体描述,比如,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在何处供职,以及女人们最爱谈论的那人个子有多高,开什么样的车等等。美娴几次想问,无奈玛莉.凯是那种讲起话来别人就甭想插嘴的主儿——这也算是她当老师的素质之一。不过,玛莉.凯确曾说过“他是一个学生”。所以在美娴的印象里,她好朋友的新情人应该是一位20来岁的大学生。   几个星期后,美娴接到另一通来自西雅图的长途。“我怀孕了。”玛莉.凯宣布道,“而且不是思蒂文的。”但是,玛莉.凯接着说,她暂时还不想和思蒂文道破这一点,她仍希望思蒂文“认为”这是他的孩子。不过,等孩子生下来就瞒不住了。   “为什么?”美娴.任那特问。   “那将是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玛莉.凯答。   然而,思蒂文.莱图纽很快便得知了真相,因为他们夫妻已经有些日子不行房事了。思蒂文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在阿拉斯加的父母家人,但要他们都发誓保密。   办案人员也去了伐拉奥家。威利的母亲松娜今年刚38岁,两鬓却已经冒出了白发。自从前夫在十年前进了监狱,她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五口。松娜同时兼着两三份工作,比如这些日子,白天在墨西哥连锁餐馆“塔可钟”的车上服务(Drive-through)窗口接单,晚上在“得克萨可”连锁加油站收银。每周七天,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左右,却因为在每个地方都做不长久,到现在还拿着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但是松娜并不孤独,她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都非常有人缘。几年前伐拉奥家失过一次火,就是全靠肖尔坞小学和卡斯卡地中学的师生们慷慨相助,捐赠若干衣物钱财等才撑过来的。伐拉奥家的四个孩子都各有一技之长:威利的画画得好,勃利有一副不错的歌喉,列娜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法瓦耶的数学总是能得A。只不过和白色中心的许多孩子一样,这些在小学里展露出来的天才,到了中学毕业就黯然泯灭了。伐拉奥家唯一的女孩列娜曾拿到过一笔体育奖学金,但因家境贫困,终究也没能上成大学。   其实从上一年级开始,几乎所有的任课老师都看出了威利.伐拉奥在绘画方面比别的孩子出色,但谁也没有像莱图纽夫人玛莉.凯那样对此推崇备至。不少老师还记得,玛莉.凯有一次谈到威利的天才,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尽管没能在同事中引起共鸣,但玛莉.凯以为那只是因为别的人艺术修养皆不及自己,所以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慧眼”。而那些稍有一点资历的老教师们则在背地里议论说,玛莉.凯毕竟年轻,刚教了几年书,不像她们,见识过太多“未来的艺术家”们。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后来长到二三十岁,不也只能空怀一身“绝技”,在“迪斯尼动画制片厂”门外的加油站里替客人擦车,或某家著名广告公司对过的餐馆里端盘子吗? 师生之间(7)   一位曾在莱图纽夫人班上做过义工的学生家长回忆说,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发给每个孩子一张水仙百合花的摄影图片,威利是全班学生中临摹得最为逼真的。但据这位家长的看法:“他充其量只是一台‘复印机’,因为他缺乏创造性,只会重复别人的作品。”   威利曾送给卡蒂.霍顿——玛莉.凯在六年级班上的另一只“宠物”一张他的自画像。按照卡蒂的评论:“什么都好,就是鼻子被故意画小了两号,看上去像极了‘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做完整容手术后的鼻子。”   谈到威利.伐拉奥本人,不少学生直言不讳地说,威利具备“双重性格”,这可能是他除了绘画以外的另一份“天才”。威利可以循规蹈矩,懂事听话,而且处处替人着想,周到体贴,这通常表现在老师们的面前。他也可以冷酷无情、欺小凌弱,这通常是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关于威利的后一面,卡蒂形容说:“威利向同学们表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是小流氓,我是G(即Gangster,黑帮团伙成员——笔者注),我不是好惹的。’……威利很聪明,他只要和你打五分钟的交道,就能判断出你会喜欢他的哪一面,然后他就表现出哪一面,让你印象深刻。……他跟你谈话时,非常注意你脸上的表情。……我一直都知道他在为人处事中利用他的双重性格。……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我看透了他。”   “威利.伐拉奥相当出众。”另一位同学表示,“学校里人人都认识他,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他。”   办案人员想,这或许就是玛莉.凯十分赞赏的“威利比他的同龄人都聪明、成熟”的一面。   显然,松娜.伐拉奥也了解她小儿子的“双重性格”。与警察们谈到这一点时,松娜忧心忡忡:“在我的四个孩子中,威利恐怕在这一点上最像他们的父亲。”威利的父亲鲁亚瓦.伐拉奥曾是一位技术不错的汽车机械师,也是教堂里受人尊敬的传道士,但同时又是一个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罪犯,他的身上也结合着截然不同的“双重性格”。在威利两岁时,警方以数项性骚扰罪和伤害罪依法逮捕鲁亚瓦以后,松娜才得知,她的丈夫是18个孩子的父亲。那时威利尚小,记不得家里的事,但从哥哥姐姐们的谈话中,他知道父亲喝醉了酒揍起人来是很可怕的。他虽然也跟着家人一起去探过几次监,但正如卡蒂.霍顿所说:“他心里充满了对他父亲的仇恨,很深很深的仇恨。”   思蒂文.莱图纽的同事们都看得出来他这两天心绪欠佳。工间休息时,思蒂文把他的好朋友乔.本狄克叫到一旁。本狄克一家以前也曾是莱图纽夫妇在肯特市的邻居。思蒂文说:“报纸和电视上很快就会有一些关于玛莉.凯的报道,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想还是先亲自告诉你为好,谁知道那些记者们会添油加醋地胡诌些什么。”思蒂文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措辞:“玛莉.凯和她的一个学生发生了性关系。”   “哦,思蒂文,”乔说,“你知道,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也和美娴.任那特一样,以为是玛莉.凯以前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对方显然还没明白,思蒂文只得把话说得再透一些:“那孩子只比我们家小思蒂文大一两岁。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   乔顿时哑然。愣了一会儿才说:“我很抱歉你们家出了这样的事。不过我想,事情总是会有办法的。”   思蒂文不幸而言中。没过几天,这件性丑闻果然被添油加醋地捅上了报纸电视,而且其范围很快从西雅图扩展到了全美国。一时间,流言蜚语,街谈巷议,似乎每一个人都会讲出一套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在世人的口舌中,玛莉.凯成了电影《毕业生》中的“男孩杀手”罗宾逊夫人,或《42年之夏》中被丈夫遗弃的孤寂怨妇,成了“男生们的美梦,家长们的噩梦”,她“窃取了一个男孩子的童贞,把他变成了一个男人”,等等等等。   值此闲言四起之时,玛莉.凯的老父亲约翰.希密兹如约为女儿送来了一辆大众.福克斯轿车,也送来了为父的一片关爱。只是不承想,希密兹先生以花甲之年,病笃之躯,竟也成为媒体不择手段、不留情面的揭短对象。记者们很快便发现,玛莉.凯对威利.伐拉奥之作为实际上是在重复着希密兹家族的一段也曾轰动一时的绯闻。   玛莉.凯瑟琳.希密兹生于1962年1月30日,她的母亲也叫玛莉。玛莉.凯是玛莉和约翰.希密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和最大的女儿,所以从呱呱坠地,便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尽管希密兹家后来又添了两女一男,但希密兹先生在他的七个孩子中一直偏疼着大女儿。   玛莉.凯从她的双亲那里承接了永远年轻的美貌和永远苗条的身材。她的父母都很瘦,据说约翰.希密兹当年更是瘦到了几近于皮包骨头,但长相却是难得的英俊,只要留上一圈胡子,便酷似电影明星戴维.尼文。约翰.希密兹曾是美国空军中的飞行员,后来又做过飞行教官。玛莉.凯出生时,他已经从军中退役,在洛杉矶一所大学里当教授。因为希密兹夫人没有工作,所以约翰也利用假期和周末到附近的“迪斯尼乐园”做业余保安,以贴补家用。   玛莉.凯两岁那年,约翰.希密兹开始步入政界。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立法委员一举成功,希密兹一家也随即搬到了加州首府沙加缅多。 师生之间(8)   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起,她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7岁时,她看到了一个哥哥的“那话儿”,还伸手摸了摸,她哥哥也摸了她。但玛莉.凯随即补充道:“我们只是出于好奇,没有谁强迫谁。后来我感觉这样做不对,就说‘不!’你猜怎么着?从此便停止了。”   1970年,约翰.希密兹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一家九口又随着父亲政治舞台的转移而东迁首都华盛顿特区。玛莉.凯还记得,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带她去过国会山,非常骄傲地向同僚们夸耀他的女儿多么聪明漂亮,乖巧懂事。   在华盛顿的两年里,约翰.希密兹以其雄健的谈锋而颇受媒介的关注,他还在这期间出过两本书。希密兹夫人玛莉也和许多政治家夫人一样,利用各种机会在电视和报纸上频频露面,向公众们展示自己对时事的评判能力,以及对妇女、儿童、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   1972年,约翰.希密兹被他所代表的极右翼保守派组织“美国独立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大家都明白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他绝对不可能敌过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对手,但在当时的一亿多名选民中,约翰.希密兹还是获得了100万多张选票,占总数的1%。   大选揭晓后,约翰.希密兹带领全家仍是很体面地撤离华盛顿,回到阳光依然明媚的南加州。他们在斯拜格拉山庄买下了一幢带游泳池的豪华大宅,约翰继续从政,业已成为公众人物的夫人玛莉也不甘再进厨房,便做起了当地的社会活动家。   1973年8月11日,希密兹夫妇约请了几位朋友在家中聚会,希密兹家的孩子们和往常一样,都被分派了各自的任务,11岁的玛莉.凯负责照看3岁的小弟弟菲利普。突然,玛莉.凯在人群中急急地乱窜,逢人便问:“你看见菲利普了吗?”“菲利普在哪儿?”宾主们马上停止了交谈,大家四下里寻找,最后在游泳池底找到了小男孩。他已经淹死了。   多年后,当时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察还记得,玛莉.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只离开了他一分钟,就一分钟。”   多年后,玛莉.凯跟人提起这场家庭悲剧时总是说:“我父母说了,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她的知心朋友们都知道。玛莉.凯一直认为她的父母在心里责怪她。   到了中学,玛莉.凯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希密兹夫妇很重视儿子们的教育,玛莉.凯的几个哥哥都先后进了斯坦福等名校,但两口子对女儿却不是那么认真,所以玛莉.凯也由着性子,只在学校参加一些如啦啦队之类的活动,任自己的成绩一再滑坡。   玛莉.凯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是美娴.任那特,学校男生们眼中的另一朵花。玛莉.凯和美娴因为相同的兴趣而走到了一起,她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派对、男孩和旅游。两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开车出游,动辄便跨越边境到墨西哥去转一圈。两个人还经常出入周围几所大学的校园,在学生宿舍里通宵达旦地泡派对。两个人都不缺男朋友,而且三天两头地更新换代。   就在她的大女儿忙于享受青春之际,希密兹夫人玛莉的事业蒸蒸日上。她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聘请,参加每周一期的时事评论专题节目《自由论坛》,就各项国家大事和热门话题等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士辩论。有行家认为,希密兹夫人在辩论中“思路清晰,机智诙谐,逻辑性强,而且咄咄逼人”。   玛莉.希密兹一如既往地利用《自由论坛》宣扬她关于家庭与婚姻的价值观,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妇女儿童的利益。但是,有一位也许是最应该听到这一切的妇女,却没能够欣赏玛莉的这些真知灼见。   时年43岁的卡拉.司达克尔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与前夫所生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今步入中年,身边又多出了一双小儿女:两岁多的约翰.乔治和不满周岁的尤金妮。卡拉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自己带着两个婴孩,一面又打着双份工,生活之艰难不言而喻。   1983年某日,卡拉发现约翰.乔治的小鸡鸡又红又肿,遂赶紧往医院里送。大夫检查后告诉卡拉,里面缠绕了一根头发,而且那根头发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大夫动手术取出了头发,一切顺利。然而,有关部门却不允许卡拉带约翰.乔治回家,因为据说卡拉有虐待孩子之嫌。一般来说,大人给孩子换尿布时可能会不慎将头发或纤维等掉在里面,从而引起类似的感染。但大夫认为,那根头发是有人故意缠上去的,因为头发上“还打了一个交叉的十字结”。   卡拉.司达克尔被带到警署,她逐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只是当问到孩子们的父亲时,卡拉犹豫了。警察威胁她说:“不讲也行。不过在我们把整个事情弄清楚以前,你恐怕必须呆在拘留所里。而且,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   “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孩子们的父亲是约翰.希密兹。”卡拉后来说,她一开始没有回答警方的这个问题,一是不想把约翰.希密兹牵扯进来,再者也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她的答案。   果然,警察们瞪大了眼睛:“约翰.希密兹?”   “约翰.希密兹。”卡拉又说了一遍,“州参议员。”   卡拉说,20年前,她曾是希密兹先生的学生。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直到最近几年才热火起来,因为她离了婚,也因为希密兹夫人忙于上电视,忽视了丈夫的需求。 师生之间(9)   但不管怎么样,警方必须对这一情况进行核实。约翰.希密兹正在开会,办案人员把他叫到外面,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然后问:“他是你的儿子?”   “是的。”约翰倒是没有抵赖,但接下来讲的话就不是那么中听了:“我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在经济上对他负责,那是她的责任。”又说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头发,或那件“故意伤害案”是怎么发生的。   几天后,约翰.希密兹“养外室”的新闻出现在各地报纸的头版,他的政治生涯便到此画上了句号,希密兹夫人也被迫从《自由论坛》退出。夫妻俩分居了一段时日,后来又搬回到一起。   这就是媒体大肆渲染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父女俩如出一辙”。记者们比较说,约翰.希密兹和他的爱女玛莉.凯都与自己的学生发生了婚外情,而且都生养了非婚子。   约翰.希密兹和卡拉.司达克尔故事的终曲是: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卡拉虐待儿童,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家庭在卡拉上班时照顾过约翰.乔治和他的小妹妹,共计有十几人有作案机会。1994年,卡拉.司达克尔病故于困扰她多年的糖尿病后,约翰.希密兹拒绝认养当时才13岁的约翰.乔治和11岁的尤金妮(也有人说是他的妻子不许他认养)。后来,孩子们被希密兹夫人玛莉的好朋友、著名巫师静妮.笛克逊收养。1997年静妮.笛克逊病逝,小兄妹俩便被送去了孤儿院。   每当希密兹夫妇发生分歧时,玛莉.凯总是站在父亲一边,这次亦不例外。她对朋友们说,她的母亲生性冷淡,缺少人情味和女性的温柔,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是她把他逼到那一步的”。   其实,这段使希密兹夫妇大起大落的丑闻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玛莉.凯,她当时离家很远,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念书,并继续着她的“派对女孩(PartyGirl)”的舒心日子。   年轻时候的玛莉.凯几乎从未在情场上失过意、失过手,她和思蒂文.莱图纽也是一两次约会之后,便住到了一起。玛莉.凯后来说,她当时是被思蒂文的长相给迷住了。   思蒂文.莱图纽出生于华盛顿州,他是谢蓉和狄克.莱图纽夫妇的长子,家里还有一个小他4岁的妹妹。思蒂文10岁左右,全家人随莱图纽先生的工作调动搬迁到阿拉斯加州。不久,莱图纽夫妇离异,两个孩子自愿选择跟了父亲,但母亲也总是住得不远,经常可以见面。   美娴.任那特对玛莉.凯和思蒂文的交往可说是知根知底儿。据美娴的讲法:“有的男人是Mr.Right,有的男人是Mr.Now,而思蒂文则是玛莉.凯的Mr.RightNow。”按照英文的字面意思,Mr.Right即“合适先生”,指可以考虑婚嫁的。Mr.Now是“此刻先生”,即只是一时玩玩,交交朋友,并不认真的。Mr.RightNow,“马上先生”,是必须尽快完婚的。   美娴这段话指的是玛莉.凯的未婚先孕,以及不得不与思蒂文匆匆结婚。希密兹家信奉罗马天主教,当听说女儿怀孕后,希密兹夫妻想都不想就催着玛莉.凯赶紧出嫁。其实一直以来,玛莉.凯并没有真正爱过思蒂文,他只是她的Mr.Now。玛莉.凯私下里认为思蒂文不够成熟,也不够聪明。不过,思蒂文倒是有足够的聪明可以了解到玛莉.凯对他的态度,这也为他们尔后的夫妻不和埋下了伏笔。玛莉.凯明白,思蒂文婚后外遇不断,除了他的相貌使然,也是在报复玛莉.凯当年对他的不屑。   玛莉.凯和思蒂文一面办理结婚手续,一面办理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退学的手续。几个月后,玛莉.凯在阿拉斯加生下了他们的大儿子小思蒂文,思蒂文也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公司内部人员调整,思蒂文又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西雅图。这对夫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经济上的窘迫,伴随着一笔接一笔的债务。玛莉.凯是靠着娘家财政上的支持,才勉强念完西雅图大学夜校,取得了一纸教书文凭。   一位热心的邻人为玛莉.凯介绍了一名律师。戴维.戈尔克也住在诺曼底公园,以前曾在街坊们的聚会上和玛莉.凯见过面,算是她的半个熟人。   1997年3月8日,星期六,玛莉.凯与律师相约的第一次会晤是在戈尔克家里。玛莉.凯当时并没有太把这一切当回事,她觉得自己更像是去邻居家串门儿,因为她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律师。   “我不认为两个人相爱有什么不对。”玛莉.凯开口便说,“当然我知道,当老师的绝对不可以爱上学生,因为这亵渎了神圣的师生关系。我准备马上退职。但是要说这是犯罪,”玛莉.凯很坚决地摇摇头,“那简直是荒唐!”   戴维.戈尔克也摇摇头,悲天悯人地。他觉得玛莉.凯太无知,太不懂法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目前处境的严重性。   “你说的也许不错。”戴维字斟句酌,他知道他的话将会给玛莉.凯当头一棒,他只希望那棒子砸下去的时候不要太沉重。“糟就糟在这一切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戴维先给玛莉.凯进行了一些与本案有关的基本普法教育。他解释说,第一,法律根本就不会承认、更不用说考虑一个35岁的成年女人和一个13岁的男孩子之间会存在什么“爱情”;第二,华盛顿州刚刚修正了相关的法律,将StatutoryRape——发生于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经过双方同意的性关系——由原先定义的“强奸幼女”改为“强奸幼童”。 师生之间(10)   也就是说,戴维继续道,如果这件案子发生在StatutoryRape法修正之前,玛莉.凯不会被起诉。如果这件案子发生在美国境内的其他州,比如加利福尼亚,玛莉.凯也不会被起诉,因为加利福尼亚等各州仍沿用着“强奸幼女”的说法。比如,加州法律定义的StatutoryRape为“与非行为人妻子的女性发生的性关系,并且该女性的年龄在18岁以下”。   关于StatutoryRape法原始定义为“强奸幼女”的考虑是,在“强奸”这一特定的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被普遍认为是女方,因为如果强奸导致受孕,承受怀孕和生育痛苦的将是女方。而对于未成年女子,她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尚未成熟和健全,这种痛苦较之于成年女性将更为深重,甚至可能遗留下终身的疾患或缺陷。所以即便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仍被视作犯罪。   然而,这一定义在法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长期以来,StatutoryRape法对男不对女,被不少人认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性别歧视”。80年代,此一争端曾附着几桩类似的案子递交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亦很难做出明确的裁断,案子后来又都返回到了各州。近几年,已有若干州先后将StatutoryRape的定义修正为“强奸幼童”。“不幸的是,”戴维.戈尔克对玛莉.凯说,“华盛顿州也是其中之一。”   在明了了这一大前提后,玛莉.凯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不承认“有罪”,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只是威利.伐拉奥的单相思和幻觉,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玛莉.凯苦笑一下,打断律师的话:“我已经怀孕了。”戴维.戈尔克偏着头打量了一会儿玛莉.凯臃肿的腰身,好像这才看出来了,然后提笔将纸上写着的“无罪”二字划掉。二、向法庭承认“有罪”,同时寻求一些监外执行的途径。戴维认为,以玛莉.凯的条件,他应该不难替她争取。玛莉.凯没有犯罪前科,没有其他犯罪行为,警方业已查明,本案中除了威利.伐拉奥,没有其他受害人,而且学校和邻居们对玛莉.凯的评价还不错。但是,玛莉.凯必须向法庭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因为“监外执行”包括了心理咨询、药物治疗、行为治疗和长期受管制。而且,玛莉.凯还必须被司法机关注册为“性侵犯罪犯”,也就是说,她的名字将被列到一张“黑名单”上。今后无论她申请什么工作,这一款都会出现在录用方对她的背景调查资料中,无论在何处居住,当地警署都会向附近的居民们通报,此人有这方面的犯罪倾向。   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有期徒刑7年。   1997年3月12日,星期三,“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的第一次听证在肯恩地区法院进行。主持本案的法官是一位华裔女性,姓刘,英文名字叫琳达。虽然在威严庄重的法官席上神情肃穆,但接近她的人都知道,刘法官其实心地很善良,感情也颇为细腻。   那天,法庭上记者云集,许多人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玛莉.凯本人。“她看上去那么秀丽,那么端庄,又那么甜美,而且身怀六甲。”当地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卡伦.俄丽丽在现场报道中说,“正是玛莉.凯的身孕使不少人对她被指控的罪名产生了怀疑。人们不禁要问,受害人真的是一名‘幼童’吗?”   在此之前,曾有记者多方打听,找到了威利.伐拉奥和他的母亲。但报道中既无照片,亦未提及姓名,只称他们是“该少年和他的母亲”。据说母子二人都坚决否认威利是所谓的“受害人”。松娜.伐拉奥表示,她虽然不赞成儿子与莱图纽夫人的关系,但她相信威利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主动的。松娜推理道,既然本案中不存在“受害人”,就没有理由对莱图纽夫人提起诉讼。威利则对记者说:“请不要妄下结论。你不懂得我们,也不懂得我们的感情。”事后,松娜.伐拉奥曾试图通过律师状告海莱茵学区和肖尔坞小学泄露了她儿子的身份,但终因证据不足,被法庭驳回。   法官琳达.刘根据有关法律条文下达的第一道法庭命令(CourtOrder)是,作为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玛莉.凯不得与受害人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与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   同时,根据被告方律师提出的动议,刘法官同意先对玛莉.凯进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测试和评估,以决定她是否符合“监外执行”的条件。但鉴于她已经怀孕这一事实,这项工作要等到玛莉.凯生完孩子后才正式开始。   回到家里,玛莉.凯做了两件违反法庭命令的事。她先是打电话给她的学生卡蒂.霍顿,请卡蒂替她向威利.伐拉奥捎个话儿。卡蒂马上把她和玛莉.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母亲:“她说只有三个字……她说,不,我不能要求你那样做。但是如果你向他转达三个字,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霍顿夫人接过电话,委婉地拒绝了玛莉.凯的请求。   卡蒂后来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威利。她说她不知道那三个字的内容,但是她一直在琢磨,那三个字会不会是“我爱你”。   然后,在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被分别送往各个亲戚家之前,玛莉.凯带着他们回了一趟南加州。   4月,威利.伐拉奥和他的一个哥哥因“抢劫罪”被警方拘捕。他们以扫帚柄为凶器,从一个男孩身上剥下了一件“非尔拉”牌夹克和一件NBA篮球运动衫,还威胁男孩的同伴说,如果报警“就杀了你”。 师生之间(11)   5月9日,诺曼底公园警署接到玛莉.凯打来的911电话。当警察们赶到莱图纽家时,看见玛莉.凯高耸的腹部有一条4乘2英寸的伤痕。玛莉.凯说那是她丈夫打的,但她坚持不许警方拘捕思蒂文。   同日晚些时候,玛莉.凯听见思蒂文又开车回来了,便出门在车道上截住他,告诉他警察刚来过。两个人正争执着,思蒂文突然猛踩油门,擦过玛莉.凯身边,将她带倒在地,然后驾车扬长而去。一位邻居把玛莉.凯送进了医院,大夫经检查发现玛莉.凯盆骨脱臼,左肩青肿,左腿及左肘擦伤。   过几天,玛莉.凯和思蒂文通电话时,思蒂文恶狠狠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小黑鬼!”   玛莉.凯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和思蒂文计较:“他输给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你让他怎么办?”   思蒂文的表嫂凌丹.伽顿则警告他说:“你要是敢再动她一个指头,下大狱的就是你了。”   1997年5月29日,玛莉.凯足月产下一名重9磅10盎司、合4 4公斤的女婴。她给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起名奥迪璐.罗克兰妮.伐拉奥。“奥迪璐”取自玛莉.凯一位姑妈的名字,“罗克兰妮”是萨摩亚语,意即“天国里的玫瑰”。孩子的父亲威利.伐拉奥不顾法庭命令的约束,混杂在一大群萨摩亚亲友中间,悄悄到医院探视。   玛莉.凯这边就显得比较冷清了,只有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和从南加州专程赶来的美娴.任那特。   7月,玛莉.凯按照法庭的要求,开始了后来被她称为“希特勒集中营式的”心理评估过程。参加评估的心理学家必须有公诉方的认可。他们逐一审查了玛莉.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儿时的经历,当学生时的表现,她的家庭,以及最主要的,她的婚姻和她与学生们的关系。   每天回到家里,玛莉.凯就在电话上对着朋友们大发牢骚:“他们想方设法地要肢解我的大脑,让我彻底崩溃。他们想一步一步地制服我,逼我就范。”   “他们不允许我有任何自由意志。如果我讲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转弯抹角,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回答正确’为止。他们对我说:‘你必须认识到你的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们你患有严重的恋童症。’”   “他们逼着我承认我和威利的关系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但我不这样认为。”   “他们事无巨细地盘查我,肆无忌惮地侮辱我。他们问遍了我几十年来结交过的所有异性,以及我每一次做爱的所有细节。他们抓到一点小辫子就大做文章,任意发挥,无限上纲。”   “这些人不是在‘帮助’我,而是在罗织我的罪名。”   “他们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过的最无礼、最冷酷、最没人性的一群无耻之徒。”   “我情愿坐牢,也不愿再看见他们。”   但是不行,心理评估一旦开了头,玛莉.凯就得走完这段“地狱”的全过程。再说,这也是她和她的律师自己要求的。   到后来,对玛莉.凯的“侮辱”更是发展到了公开的地步。“他们对我说:‘如果你看见了任何一个孩子,哪怕只是一张孩子的相片,都必须向我们汇报。’”   一日,玛莉.凯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时候,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走进来。“他们告诉那位妇女马上离开,因为我是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可能会伤害她的孩子。老天爷在上,她抱着的只是一个婴儿!”   美娴.任那特是听玛莉.凯发牢骚最多的人,她认为:“这些所谓的专家们从头到尾都是在为公诉方收集证据。玛莉.凯所说的一切也都只是在加重自己的罪孽。……他们让玛莉.凯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中越陷越深。”   1997年8月7日,玛莉.凯休完产假后,即被关入肯恩地区监狱,和别的案犯们一起,在狱中等待自己的案子开庭。入狱前一天,她请人做了头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专题节目《日界线》的采访,又赶到西塔机场,趁前夫思蒂文带着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从首都华盛顿特区回阿拉斯加,在西雅图转机的机会,匆匆与儿女们见上一面。玛莉.凯此时已经意识到,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不会再见面了。晚上,玛莉.凯如约将小女儿奥迪璐送到伐拉奥家,交给了孩子的祖母松娜。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报道说,在当时的肯恩地区监狱中,玛莉.凯是所有犯人里受教育程度最高,言谈举止最有教养,也最漂亮的。“她看上去完全不像该进监狱的人,但她却在监狱里了。”   1997年11月14日,正如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所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肯恩地区法官琳达.刘的法庭,注视着‘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的判决。”案子本身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业已经过多次洽谈达成了协议:玛莉.凯承认“有罪”,服用专家们开给她的药物至少6个月,以换取监禁180天,而非7年的判决。刑满释放后,玛莉.凯将定期按时参加对“性侵犯罪犯”的治疗和管教至少3年。   玛莉.凯看上去依然秀丽、端庄、甜美,但却是少有的苍白和瘦弱。继双方律师和心理学专家们的发言后,玛莉.凯站起来,照着一张预先写好的稿子,开始了她向刘法官的忏悔。玛莉.凯后来对一位朋友说,她的律师戴维.戈尔克事前告诉过她,发言时一定要显得难过、懊悔,最好是痛心疾首的样子。 师生之间(12)   “法官大人,我做下了一桩我无权做的、有违于道德和法律的事。我已经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并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我在此向你保证,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第二次。请帮助我,帮助我们大家。……”   玛莉.凯哽咽着,很费劲地想把眼泪憋回去。   因为刘法官不允许现场直播,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直到同日晚间才看到了玛莉.凯在法庭上的镜头。然而,判决结果却是在几小时前就已经公之于众。法官琳达.刘接受了双方律师拟定的协议,但附加了两项条件:一、在玛莉.凯刑满以前,她必须放弃奥迪璐.伐拉奥的抚养权。孩子交由松娜.伐拉奥抚养;二、玛莉.凯不得与威利.伐拉奥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和接触。被告玛莉.凯当场表示,同意接受法官的两个条件。   由于在狱中表现不错,玛莉.凯得到减刑30天的奖励,她于1998年1月初出狱。但因她是以接受治疗为条件换取在牢中服刑,所以其身份仍为保释人犯。   刘法官将已经颁布的法庭命令再次延期,内容仍是不允许玛莉.凯与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法庭命令的有效期一般是6个月。   此时,莱图纽家在诺曼底公园的房子已因长期拖欠贷款而被银行收走,又是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出面,在自己家里收拾出一间空房,让玛莉.凯有了栖身之处。   玛莉.凯没有工作,幸亏有几位慷慨的朋友和支持者不时接济,倒也是吃穿不愁。她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总要玩过了半夜才回来,以至于美娴.任那特每每从加州打来长途都找不着人,留了言,玛莉.凯也不回话。美娴觉得纳闷,想玛莉.凯蹲监狱时,两个人三天两头地通电话。现在没人监听了,可以畅所欲言了,反倒找不着人了。   一天,凌丹.伽顿的一位朋友在超级购物中心看见了玛莉.凯,觉得好奇,便一路跟着,反正玛莉.凯不认识她。玛莉.凯进了一家时装店,凌丹的朋友也凑了过去,正好听见玛莉.凯在对店员小姐说:“嘿,我已经落后潮流6个月了。有什么最新的时尚替我介绍介绍。”   玛莉.凯挑了几件少女式样的T恤、宽松裤和带拉链的绒衫。玛莉.凯后来对人说:“我这么一打扮,人家都认不出我来了。从背后看还以为我是中学生呢。”   差不多同时,在白色中心的伐拉奥家,松娜也经常找不到威利。松娜听说了玛莉.凯提前释放的事,也知道刘法官的法庭命令,而且当地警署曾告诫过她,如果管不好自己的儿子,民政部门就会把她的小孙女奥迪璐.伐拉奥带走。松娜不愿意失去奥迪璐,所以每次威利“失踪”,她都要兴师动众,支使几个大孩子挨户敲门,挨家打电话,甚至不惜“在大半夜里把全白色中心的人都叫醒”。   1月30日正好是个星期五,玛莉.凯满36岁。几个朋友做东,在美加餐馆替她过了生日。临散时,一位朋友把玛莉.凯拉到一旁:“谁帮助你安排和威利见面?”   玛莉.凯说出了两个朋友的名字。   “你听说过‘玩火者自焚’这句成语吗?玛莉.凯,你这是在玩火!”   1998年2月3日,星期二,凌晨2点24分,气温已经降到了40华氏度,相当于5摄氏度左右。西雅图警署巡警泰德.哈里斯正开着警车在瑟瓦得公园一带巡逻。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泰德不紧不慢,悠悠地转游。经过华盛顿湖畔南49街贝丝.阿黛尔的住宅时,泰德看见门口的路旁停了一辆没熄火的大众.福克斯牌轿车,驾驶座上有一个女子的身影。   女子显然不是一个人。她侧转着头面向副驾驶座,正在跟人说话,身子抵着门,头发蹭到窗玻璃上,将凝结在窗户上的雾气画出一团纷乱的图案。泰德看不见副驾驶座上的人,也看不见车座的靠背。想来那人是把靠背放平了,正跟那儿躺着。   值夜班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泰德喜欢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解闷儿,其中之一便是随手将看见的车牌照号码输入一个像计算器模样的小型仪器中,一按回车键,显示屏上便会跳出来车主姓名等资料。   这一次,车主的姓名是“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资料上注明“在册性侵犯罪犯”。   泰德.哈里斯马上掉转车头,回到大众.福克斯旁边。雪亮的手电光中,女子打开车门走出来。当问及姓名时,女子犹犹豫豫,半天才报出“泰莉.希密兹”,那是玛莉.凯的妹妹在娘家时的名字。   女子说她是自己一个人。但她惊慌之中忘了关车门,泰德从她身后的车门洞开处刚好能看到副驾驶座上躺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   听见女人的话,男孩子大概觉得那是一句很愚蠢的谎言,便主动起身钻了出来。他也报了一个假名字。巡警问起身份证件,两个人都说没有带,没有。男孩子补充说,他今年16岁。   泰德.哈里斯在大众轿车内迅速地搜了一遍,找出一本玛莉.凯的护照,一只加锁的小盒子,内有63张百元美钞和一份卡斯卡地中学关于吊销威利.伐拉奥学籍的通知,理由是,该生多次在学校违章抽烟,屡教不改。   面对这些“证据”,师生二人方才道出了他们的真名实姓。但在警方后来发布的消息中,因为威利.伐拉奥尚未成年,按规定不得提及姓名,只称其为“一名16岁的少年”。实际上,威利刚满14岁。 师生之间(13)   在警署审讯室里,玛莉.凯交代说,那天晚上,她先是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去“诺兹装”时装店买了衣服,回来看见威利正在等她。他在家里跟母亲吵了架,就跑到她这儿来了。巡警查到时,他们刚在车里坐了6分钟。   泰德.哈里斯摇摇头,他还清楚地记得大众.福克斯的几扇车窗玻璃上又厚又密的雾气。他们在里面肯定不止6分钟。   另一间办公室里,威利的版本却是:他在傍晚时分用传呼机给玛莉.凯发了一条短信息,玛莉.凯便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接上他,两个人一起去看了电影、逛了商店、买了啤酒,然后在车里呆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泰德想,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至少,他们俩的口供不一致。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床头的电话铃声响起时,还不到凌晨3点半。线的另一端传来夜班值班编辑有些亢奋的声音:“你可能会以为我是在说梦话。玛莉.凯又被捕啦。这一次,是和一个16岁的男孩!”   “什——么——”卡伦顿时睡意全消。玛莉.凯一直声称她只爱威利.伐拉奥,警方的调查也表明,本案没有其他受害者。这么说来,以前的一切全错了?   被误导的不止是卡伦.俄丽丽,也不止是一家电视台。那天早晨,威利.伐拉奥对巡警的那句谎言充斥于所有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直到中午时分,警方发现了他们的错误,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猜测和议论,才将那名少年的年龄更正为14岁。   然而,无论是14岁还是16岁,无论是威利.伐拉奥还是别的哪个男孩子,对玛莉.凯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言,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从震惊、不解,到惋惜、痛心,他们感到被那位貌似柔弱、貌似因为爱情而铸成大错的女教师欺骗了。看来那些认为玛莉.凯应该被打入大牢的检察官们是正确的,那些相信玛莉.凯有病、必须长期接受治疗的心理学专家们是正确的,那些依法将玛莉.凯注册为“性侵犯罪犯”的警察们是正确的,那位坚持以法庭命令对玛莉.凯约法三章的琳达.刘法官是正确的。在玛莉.凯第二次被捕之前,所有这些司法人员对玛莉.凯采取各种形式的惩罚和帮助的决定,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们的抨击。一位名叫托尼.豪利克的英国人更是从大西洋彼岸不断地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过来,列举出专家们处方上药物的种种弊病和副作用,指责法庭要求玛莉.凯长期服药和接受治疗是为了给她“洗脑”,甚至说玛莉.凯没有病,那些专家们自己才是有病的。玛莉.凯和她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听信了托尼的煽动,便合伙对抗法庭判决。她们阳奉阴违,找来一些外观相似的维生素等代替专家们开出的药片,结果出狱一个月来,玛莉.凯压根儿就没有好好服过药。现在,这些人在反省自己作为的同时,不禁想,假如玛莉.凯能够严遵医嘱、按时用药,也许她真的就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至一错再错了。   凯娣.斯铎尔是玛莉.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学,为了支持她而不惜与自己的丈夫翻了脸。2月3日那天,当她接到玛莉.凯从狱中打来的电话时,忍不住发出了连珠炮似的质问:“你到底要任由自己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这么不顾后果?你以为你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所以你就和他在一起厮混了一整天?看电影,喝啤酒,对法庭说‘去你妈的!’?”   亚碧.堪培尔是暗地里帮助玛莉.凯和威利.伐拉奥见面的两个朋友之一,威利给玛莉.凯发信息的那只传呼机就是她送的。玛莉.凯出事以后,亚碧立即带了几位朋友,赶在警方到达之前,将玛莉.凯在贝丝.阿黛尔家的房间“收拾”干净,因为威利曾去过那里。   当亚碧.堪培尔打电话将玛莉.凯被捕的消息告诉美娴.任那特时,美娴气儿不打一处来。   “她活该!”美娴对着话筒叫道,“她这是作茧自缚!”   亚碧大吃一惊:“你怎么这么说话?”她一直以为,美娴应该是玛莉.凯最铁的“姐儿们”。   “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美娴挂断了电话。   媒体倾巢出动。性欲,乱伦,犯罪,外加美女,现实生活中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脍炙人口的组合了。美国三大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网络(CNN),以及《48小时》、《奥普拉脱口秀》等收视率颇高的电视专题节目制作组纷纷派出自己的精兵强将赶赴西雅图,赶赴肯恩地区法院,在琳达.刘法官的法庭内外“架设了多如中国面条的电缆线”。   那天是1998年2月6日,星期五。那天的玛莉.凯一反常态地不再秀丽,不再端庄,也不再甜美。没有梳理的头发胡乱拢在脑后,没有化妆的面容显得苍白而苍老。玛莉.凯甚至懒得换衣服,一套不合身的橘红色囚服晃晃荡荡地挂在她瘦削的肩头。一句话,“浑身上下乱糟糟的”,但却别有一番楚楚动人。   一开始,照例由各位警察讲述案情经过。公诉方根据在大众.福克斯轿车中搜到的护照和大额现钞,认定被告在被捕前正准备逃往国外。警方还在车内找到了两卷胶卷,冲洗出来后是玛莉.凯、威利.伐拉奥和奥迪璐三个人的照片。从背景、服饰、发型等判断,他们见面不止一次。 师生之间(14)   接下来,是被告方辩护律师声情并茂的发言。戴维.戈尔克那天的情绪十分激动,他分析了案子的各个方面,千方百计地试图打动女法官的恻隐之心,再给玛莉.凯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他指出,公诉方没有证据证明,玛莉.凯和威利.伐拉奥在这一个月的保释期间发生过性关系,他请法官在量刑时务必要考虑这一点。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法庭里的人们都看得出来,刘法官主意已定。“你确实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刘法官对被告说,“但是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我们的法制是否健全。我要告诉你的是,由于你的愚蠢,由于你的自以为是,你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机会。”   刘法官参照“强奸幼童罪”的最高限,宣布判处玛莉.凯瑟琳.莱图纽有期徒刑7年零5个月,服刑时间从她第一次入狱算起。   在事后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戴维.戈尔克将矛头直指玛莉.凯的支持者们:“我知道你们中的不少人在鼓励她、帮助她、掩护她。但是请看,这就是你们‘帮助’的下场!……你们替她收拾了房间,结果更让警方相信她确实是准备伺机潜逃。……”   失望归失望,愤怒归愤怒,华盛顿州立女子监狱的第769014号囚犯仍不乏众多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爱慕者。他们争辩道:“她和一个13岁的男生发生了性关系,那又怎么样?十三四岁的孩子发生性关系的多了,威利也不例外,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进监狱。不错,她是成年人,她是教师,她犯了禁忌。但是,有必要判她7年吗?”   然而,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监狱中的玛莉.凯平均每天都要收到30多封寄自全美乃至全球的来信。一个俄亥俄州的男人还在信中夹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说是作为玛莉.凯的诉讼费用。唯一没有音讯的是她的律师戴维.戈尔克。   戴维.戈尔克很忙,忙的还是和玛莉.凯的案子相关的事宜。他带着他的妻子、助手等飞赴纽约等地,接受各大电视台的连轴采访,在芭芭拉.瓦特斯、戴安.索亚、宗毓华(ConnieChung)、拉瑞.金等全美一流电视访谈人的节目中频频露面,以至于有记者称,哪里有摄像机镜头,哪里就有戴维.戈尔克。   两星期以后,戴维.戈尔克终于回到了西雅图,还给他的委托人带来了好消息,说他已替她安排妥当,马上就会有几次高水平的电视访谈。   但是玛莉.凯不着急,她说她病了,恹恹地,不舒服。戴维.戈尔克想,她大概还没有从被判刑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再说,初进监狱,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适应的。   “我很快就听说,芭芭拉.瓦特斯取消了对我的访谈。”玛莉.凯后来回忆说,“戴维.戈尔克这一次是真火了:‘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才争取到的机会,现在全让你给搅了。……你怎么可以让芭芭拉.瓦特斯等你?……还有拉瑞.金,你上次让他的制作人白等了五个小时!’”   伐拉奥家也瞅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挣钱机会。一星期后,松娜.伐拉奥出现在《美国日志》的电视镜头上。案发一年以来,广大的读者和电视观众第一次得知,玛莉.凯深恋着的少年情郎原来不是和她一样的白人,而是一个萨摩亚人!   记者们又有事情可做了。他们深入到西雅图各个萨摩亚裔聚居区的大街小巷,向超市、车铺、理发店、甚至过往的路人们打听,直至终于揭开了威利.伐拉奥的庐山真面目。不久,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相继登出了关于威利和奥迪璐的报道,并从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交融的讨论。   多年后,当人们谈到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为什么会备受媒体关注时,有人说,除了本案的性质和所涉及的人物外,其情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整个案子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后浪推前浪,不断地带给公众一个又一个的惊奇。   人们还没来得及从威利.伐拉奥的真实身份带给他们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便又听到另一则更令人震撼的消息:玛莉.凯不是生病,她又怀孕了!3月初,监狱医院的大夫替她看病时,用超声波扫描出玛莉.凯腹中一个已经6个星期大的胎儿。   据说威利听到这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哦,操!”   不知是意味着他尚未作好再次当父亲的准备,还是因为这一事实戳穿了他们在玛莉.凯保释期间不曾做爱的谎言。   人们马上将目光投向公诉方和法庭。很快便有消息传出来:鉴于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已经被处以最高惩罚,公诉方认为没有必要根据这一新的“犯罪事实”对她再行起诉。   对玛莉.凯而言,新生命的孕育缓解了她在狱中的孤独和对漫长7年的绝望感。毕竟,她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还有一个与她血肉至亲的人时时刻刻陪伴着她,她“深爱着的”威利的一部分——而不光是那些关于他的回忆也时时刻刻陪伴着她。更重要的是,母性中天生的舐犊之情,使她至少暂时不去理会自己眼前的困境。   5月5日,时年14岁的威利.伐拉奥正式向公众亮“相”,也就是说,人们终于看到了他的脸。在当天发行的“超市小报”《环球》的首页,一张玛莉.凯与威利的合影占去了整个版面的将近三分之二。然而,更醒目的是用特大号字体打出的标题,《被囚禁教师的8年级情人和盘托出》。刊登在内页长达四版的独家采访中,威利.伐拉奥详尽地描述了他与玛莉.凯“上百次的爱情冒险”,称他们“曾在莱图纽家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里做过爱,包括后院(为孩子们架设)的秋千上”。威利还谈到,保释期间,玛莉.凯“曾数次”在朋友们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威利偷带到贝丝.阿黛尔家中她的房间里过夜。 师生之间(15)   自从松娜靠着这桩臭名昭著的案子赚了第一笔钱,曾经空徒四壁一贫如洗的伐拉奥家便一发不可收。精明的松娜很快发现,但凡与玛莉.凯有关的一切都能跟媒体换钱。她不仅从此把牢了儿子和孙女的照片等物,还多次怂恿威利将玛莉.凯所剩无几的私人财产据为己有。   不久前,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11个月的奥迪璐.伐拉奥受洗。美娴.任那特专程从南加州赶来参加洗礼,因为玛莉.凯诚请她做孩子的教母,教父是威利的一个哥哥。走进教堂,美娴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我就像是在参加一个黑手党的聚会”,美娴事后对朋友们说。几名打手模样的黑衣人正逐一查看教堂里的每一排椅子和庭院里的每一丛灌木,因为松娜不希望有任何“暗藏”的记者偷拍照片。美娴自己带了相机,临离开洛杉矶前,她答应给玛莉.凯年迈的父母带回几张外孙女的照片。然而,仪式结束时,松娜.伐拉奥竟强行要求所有的宾客交出胶卷,但她许诺以后会寄些照片给他们。美娴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家报纸预付5万美元定金,买下了奥迪璐洗礼的独家报道权。   怀孕的玛莉.凯在狱中也没有闲着。戴维.戈尔克的助手,后来成为伐拉奥家律师的巴勃.霍夫与一家法国出版商菲克索特谈成了一笔25万美元的交易,由英国作家罗伯特.格兰姆执笔,用法文撰写一本玛莉.凯口述的自传。书名已经拟好——《唯一的罪,爱情》。   与其说是为了赚钱,玛莉.凯其实更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外界传达自己的讯息。有关规定严禁在押犯人进行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务活动,也就是说,出版商付的钱不可能进入玛莉.凯的腰包。但据玛莉.凯告诉一些朋友的说法,她“已为她的每一个孩子设立了一笔教育基金”,即上大学的费用。   州立女子监狱的会客室里,身着囚服的玛莉.凯和罗伯特.格兰姆面对面地坐着。由于监狱里严格的规章制度,采访玛莉.凯并非易事,要提前数日递交申请,要填写繁琐的表格详述采访的目的、内容、方式等,还要根据狱方指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其他安排。   但是玛莉.凯并不了解这些,她循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她想告诉人们,她和威利.伐拉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就像罗西尼一部著名歌剧的咏叹调主题一样,是“为了艺术,为了爱情”。她想告诉人们她在这整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情感变迁,那是一种超越物质享受和肉体欲望的精神境界。当然,不能笼统地讲其中毫无性欲的成分,但那仅只是在爱情达到高潮时,情感的自然流露方式,而非像不少报刊杂志文章和电视报道一味渲染的那样,纯粹是出于性的要求。   罗伯特.格兰姆可不愿这么想。或者说,他怎么想,玛莉.凯怎么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想在这本书中读到些什么。罗伯特于是打断玛莉.凯的话。   “想一想,一名狱卒就在旁边看着,”玛莉.凯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朋友,“他却向我提出一些非常‘个人’的、属于隐私的问题。我看见他的话一出口,那狱卒顿时兴致勃勃,两眼发光,死死地盯着我。”   几次之后,玛莉.凯觉出了她和罗伯特志不同道不合,采访变得不那么顺畅了。罗伯特问:“你好像对我不是很信任?”   玛莉.凯在心里回答“是”,却没敢讲出口来,因为她知道,罗伯特.格兰姆是由法国出版商指定的执笔者,她也明白,采访还必须进行下去。   但是,罗伯特.格兰姆却从此再没露过面。   随着玛莉.凯预产期一天天地逼近,她开始着急了,她担心出书的计划不能按时完成,甚至会搁了浅。玛莉.凯左等右等,终于在10月上旬的一天,等来了巴勃.霍夫。   玛莉.凯后来说,当她问到那本书时,巴勃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他“正在考虑”去一趟法国,“搞清楚有关出书的一些事宜”。   巴勃.霍夫没有告诉玛莉.凯的是,《唯一的罪,爱情》已经出版,而且他和威利.伐拉奥都已经拿到了样书。只不过,口述者除了玛莉.凯,还加上了威利。由于与监狱有关方面打交道的费时费力,由于玛莉.凯在访谈中和执笔者罗伯特.格兰姆的“不甚合作”,更由于出版商菲克索特认为,此书颇具“时效性”,必须抢在公众对这个案子的热度还没有降温以前推出。所以他们已经没有耐心,没有时间听玛莉.凯“口述”她的故事,只滥竽充数地草草找威利.伐拉奥谈了几次,再填充进一些律师们的印象和看法,预定的字数就算凑够了。这段公案的微妙之处在于,被访者是一位在押囚犯,不曾直接与出版商签约,也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因而使她周围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翻云覆雨,随意改变原定计划,而不必担心遭到“口述者”的异议或阻拦。   更让玛莉.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的是,巴勃.霍夫“居然没有告诉我他们第二天就要启程去法国。他在言谈中闪烁其词,听上去好像只是要去和菲克索特澄清一些业务上的纠葛,只字不提他们是被邀请专程去参加那本书的首发式。他,带着他十几岁的女儿,还有戴维.戈尔克和威利。我完全不知道书已经印出来了,以为还没写完呢。”这时,戴维.戈尔克已经不是玛莉.凯的律师,她另聘了一名来自波士顿的女律师。 师生之间(16)   1998年10月16日,当玛莉.凯临盆发作,被急救车送往西雅图圣约瑟夫医学中心时,威利.伐拉奥正在巴黎夜夜笙歌。36岁的玛莉.凯于当日生下她的第六个孩子,她和威利的第二个女儿,雅列克莎丝.荞琦亚.伐拉奥。   为了孩子的名字,玛莉.凯与松娜.伐拉奥公开吵了一架。一年多前奥迪璐出生时,玛莉.凯有心给女儿的中间名字取成安妮,但松娜一定要塞进一个萨摩亚语的“罗克兰妮”,玛莉.凯勉强答应了。自从玛莉.凯进了监狱,将奥迪璐交给了祖母,松娜越来越不把玛莉.凯放在眼里,昔日家长对老师的那点尊重早已荡然无存,玛莉.凯有时候在背地里称她是“萨摩亚女皇”。这一次松娜又想好了一个萨摩亚名字,但是玛莉.凯坚决不让步了。   玛莉.凯对孩子的父亲也很失望。因为有法庭命令管着,威利又远在欧洲,他不能像上次一样偷偷到医院看望也就罢了。在记者们从巴黎发回来的照片上,威利与巴勃.霍夫正值妙龄的女儿出双入对,谈笑风生,还对记者们说什么:“我仍然爱着玛莉,我还戴着她送给我的戒指。但你们不能指望我坐在那里傻等,欷歔感慨,直到把眼珠子都给哭出来。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对不对?”   在玛莉.凯回到女子监狱以前,松娜又将雅列克莎丝抱走了。从此,玛莉.凯每天花五个小时,在监狱医院里把奶挤出来放进一只专用的冰箱里。一位朋友自告奋勇,每周跑两趟替雅列克莎丝取奶。   按照已经商定的协议,《唯一的罪,爱情》由玛莉.凯负责翻译成英文。1999年的上半年,玛莉.凯在黑暗的牢房里靠着一盏床头灯熬更守夜,翻出了一多半。玛莉.凯越翻问题越多,越翻越觉得失望。书中从头至尾,充斥着威利.伐拉奥的自吹自擂,信口雌黄,松娜的偏见和不实之词,以及律师们的想当然。特别是威利口述的部分,简直就是一篇拙劣的色情故事。   威利向罗伯特.格兰姆赘述了他在学校和街坊女生中的各色艳遇,大谈他如何用20美元和朋友们打赌,说他有本事“把老师给睡了”,还详尽地描绘玛莉.凯胸罩内裤的颜色和图案。在不多的几处提到思蒂文.莱图纽的地方,威利以胜利者的口吻,对玛莉.凯的前夫极尽诬蔑贬低之能事,说他是一个“只配被挤下床的蹩脚丈夫”,甚至不合适宜地扯出那位名叫凯丽.瓦伦的空姐。威利在书中还说,玛莉.凯曾“很认真地”表示要将她和思蒂文的小女儿嘉娣许配于他。   玛莉.凯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巴勃.霍夫等一干人一直将法文版的事严严实实地瞒着她。   由于玛莉.凯的坚决反对,《唯一的罪,爱情》的英文版出版计划被取消。玛莉.凯的这一举动激怒了松娜,因为伐拉奥家“还指着出书的钱抚养两个孩子”。其后三个多月,松娜拒绝让玛莉.凯见她的两个女儿。   不久,威利又将属于玛莉.凯私人物品的一盒录像带卖给了一家电视台。玛莉.凯听说后,立即通过她的律师追回,因为那是玛莉.凯和学生们一起在学校里录制的,上面有不少其他孩子们的镜头。   作为对玛莉.凯的报复,威利公开了5封玛莉.凯写给他的私人信函——也是卖给了一家电视台。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玛莉.凯威胁威利说,如果他胆敢对别的女孩子多看几眼,她就“阉了他”。还有一封信的内容是对松娜的种种指责,包括她“企图将我的孩子据为己有”。   据说,玛莉.凯看完电视后马上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她“感到震惊,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但随即又说:“我告诉过他们不能这样做,但是我猜想他们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所以如果威利一定要出卖我,就让他出卖吧。”玛莉.凯哽咽了一下,转回到她最关心的话题:“你说,威利还会等我吗?”   其实,不光是伐拉奥一家,也不光是她的律师们,思蒂文.莱图纽,玛莉.凯的一些同学、朋友、邻居和同事,以及曾经和她有过关系的其他人等,都在利用玛莉.凯的名字赚钱。一次,巴勃.霍夫对玛莉.凯私自在电话上与记者交谈很恼火,说:“你明白吗,每接受一次采访,你就会跌一次价。”   但是,身陷囹圄的玛莉.凯能做什么呢?   一位同监的女犯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出狱了。她总说威利正在替她想办法。我真为她感到难受。我不相信威利是个靠得住的人,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而且我认为,威利根本就没想过要把她弄出去。因为只要她还关在这里,她就有一定的价值。这听上去很令人伤感,对不对?她除了是棵摇钱树,还是别的什么吗?”   显然,玛莉.凯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媒体对她厌倦之前,她先摈弃了媒体。一年以后,人们已经很难在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找到玛莉.凯的名字了。她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安顿下来,安静下来。毕竟,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滑过。7年,也许并不像她最初想象的那么漫长,那么遥远。   至于威利和他的家人,正如巴勃.霍夫所说:“他们就像有些中了六合彩的人,头一年腰缠万贯,第二年便一文不名。很令人难以置信,也很可悲。”   玛莉.凯的父亲约翰.希密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2001年1月去世。玛莉.凯曾向狱方要求请假回加州奔丧,但没被批准。这时候,人们又发现了这对父女之间更多的“相似性”:他们都和自己的学生生了两个孩子,还都出版了自传。 师生之间(17)   时间像缓缓流淌的江河水,抚平了心灵的创伤,也打磨掉了岁月的棱角。时过境迁,媒介平静下来了,本案中的当事人及家属亲友等,因为之间的利害冲突渐趋和缓,也开始心平气顺,不再计较往日的纷争。松娜.伐拉奥每月两次带着奥迪璐和雅列克莎丝去女子监狱探视,远在阿拉斯加的思蒂文.莱图纽也取消了对玛莉.凯四个大孩子的禁令,允许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前往西雅图看望母亲。   2004年8月3日,星期二,42岁的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被获准保释出狱。   这则消息招来了众多的记者和围观者,他们从星期二晚上开始苦守在监狱的大门外。一群年轻人举着的牌子上写着“亲爱的,我已经18岁了”,“请带我走”等字样。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见到玛莉.凯的身影。第二天天亮以后,人们才从有关方面得知,玛莉.凯已经在拂晓时分静悄悄地“溜”出了华盛顿州立女子监狱。   同时有消息传出,称威利.伐拉奥已通过他的律师司各特.斯铎尔向法庭提交了请求撤消本案有关法庭命令的动议。因为玛莉.凯不是刑满释放,而是保释出狱,琳达.刘法官当年下达的法庭命令仍旧有效。   这时的威利.伐拉奥已是21岁的大小伙子,没有工作,据说正在准备相当于高中文凭资格的考试。   司各特.斯铎尔在动议中说,7年前玛莉.凯被起诉,以及法官颁发两道法庭命令的唯一依据,是基于受害者的年龄。鉴于本案中的受害者威利.伐拉奥业已成年,没有理由认为案犯玛莉.凯将继续对他形成威胁,或造成伤害。“他现在已是一名成年人,并以成年人的身份向法庭请求,允许他与任何由他自行选择的其他成年人接触,尤其是玛莉.凯瑟琳.莱图纽。”   肯恩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于当日宣布,有关部门目前正在考虑威利.伐拉奥的请求,但他们尚未决定是直接由法庭批准这项动议,还是需要经过听证。   威利告诉他的一位朋友,他“非常渴望与玛莉.凯见面”,还说“我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我现在的感情,但是我知道我爱她”。而公众中的不少人认为,威利的出发点非常实际,因为只要是和玛莉.凯在一起,他便会名利双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名。   当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玛莉.凯对记者说:“以我目前的身份,我不允许自己去想他。……我们曾经有过一份不同寻常的感情。不管别人看法如何,我都会将那段美好的记忆珍藏心底。”   两天后,8月6日,星期五,肯恩地区一名法官正式批文,撤消了历时7年之久的法庭命令。   同年10月11日,星期一,玛莉.凯出狱后首次接受电视访谈。她告诉中央新闻网络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拉瑞.金,她已经与威利.伐拉奥订婚。也许是为了避免“狗仔队”的追踪,玛莉.凯称他们婚礼的日期还没定下来。在访谈接近尾声时,玛莉.凯表示,她自认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玛莉.凯列举道:“我身体健康,我的孩子们也很健康。我母亲尚健在。我的家人们都很爱我。而且,我还有威利。”   随着婚期的逼近,这对未婚夫妇收到了寄自全美各地的结婚礼品和祝福,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们。   2005年5月20日,星期五晚上,玛莉.凯瑟琳和威利.伐拉奥举行婚礼。据有关报道,婚礼的地点是在距西雅图东北约20英里的乌丁维尔。尽管其保密及保安程度皆不亚于国家元首出行的级别,现场附近仍聚集了众多的记者。200多名应邀出席的宾客在进入教堂前必须经过安全检查,并被要求留下所有的手机、相机和录像机。   玛莉.凯17岁的大女儿玛莉.科蕾儿.莱图纽是婚礼的女傧相之一,8岁的奥迪璐和6岁的雅列克莎丝担任撒花女童。玛莉.凯的大儿子小思蒂文.莱图纽也出席了母亲的婚礼,他今年19岁,只比新郎倌小一岁。   按照西方国家的习俗,新娘应该由一位娘家的男性陪伴着走过长长的过道,并在过道的终端交给新郎。据说,玛莉.凯原本请了她的一位哥哥担任此职,但不知何故,正式的婚礼上,走过那条过道的只有她一个人。   在复诵结婚誓词时,玛莉.凯哽咽了。她将原文中威利.伐拉奥名字前面的形容词“我的丈夫”扩展成“我最好的朋友,我永远的恋人,我的孩子们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   目前,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居住在西雅图的诺曼底公园。威利.伐拉奥仍在追逐着他的艺术家之梦,玛莉.凯仍在希望着能够重执教鞭,尽管她目前的身份依旧是警方注册的“性侵犯罪犯”,不得从事任何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                                         *第四部分   狭小的楼梯间形似深井,更让她产生了一种身陷囹圄的不安和无助。其实在英语中,这种半封闭式的楼梯间本来就叫“楼梯井(stairwell)”。“楼梯井”——“死亡陷阱”,这个陡然冒出的联想令堪戴丝为之一惊,全身不寒而栗。       “末日审判”(1)   1999年4月20日,一个难得的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经过了一冬漫长的冰雪和严寒之后,人称“英里高城(Mile-HighCity)”的丹佛市民终于迎来了世纪末年的第一个又暖和又晴朗的春日。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地处横贯美国中西部连绵起伏的洛基山脉,海拔1600多米,正好是一英里的高度。恶劣的高原性气候和贫瘠的岩质型土壤,使这里的许多地方几乎寸草不生,终年见不到一丝绿色,但却吸引了不少好莱坞的西部片导演。   位于这个大都市西南郊的利托顿距离丹佛市中心不过数英里,3 5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皆为知识分子或白领型中产阶级,其中不乏19世纪中期淘金人的后代,更有70年代“能源危机”时涌入此地的石油开发者,据说市中心的那十几座摩天高楼就是在那个时候拔地而起的。利托顿人口构成的另一个特征是,有色人种极少,很难看见黑人,或亚裔,或南美族裔。比如在皮尔兹街和波耳斯路西南角的科伦拜中学,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不到十名黑人。   科罗拉多州的冬季占去了全年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奇冷,所以这里的中小学大都只有一幢大楼,或是彼此相连的数幢楼群,其中除了教室、实验室和办公室外,还有医务室、图书馆、食堂、集会厅、体育馆、游泳池等等。总之,建筑师们的设计构想是,到了冬天,孩子们早晨一进学校,在下午放学之前就不用再出去了。科伦拜中学在1995年夏天竣工的新楼总共占地约130英亩,三栋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二层楼房像拼图的图块一样相互镶嵌,构成一个大致的六边形。主入口内楼道顶端的拱状结构上刻着一行醒目的大字:“最优秀的学生从这里走过。”是年秋季首批步入这幢新楼的99届的“幸运儿”们在科伦拜度过了四个寒暑,再有一个月就要毕业了。   4月20日是一个星期二,一向贪睡的12年级学生布鲁克.布朗却例外地起了个早。他今天不想迟到,因为7点15分开始的第一堂课是体育课,老师要带他们玩道奇球(Dodgeball)。布鲁克瘦瘦的,不善运动,但像道奇球这种不需太多体力和技巧的活动却是他的拿手。临出门前布鲁克看了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将高达60华氏度,相当于16摄氏度。布鲁克只穿了一件白色T恤衫,连外套都没带,反正他不是在车里就是在楼里,从停车场到校门口那段不足百米的路程,就算是冷极了跑两步也就到了。   布朗家的二儿子阿荣也是科伦拜的学生。阿荣比布鲁克小两岁,正在上10年级。他几个月前刚满16岁就拿到了驾照,现在哥儿俩轮换着开车去学校。今天星期二,由阿荣开车。   还有比布朗兄弟来得更早的。那天的保龄球课6点15分开始,埃里克.哈瑞斯准时到了。同班的女生嘉西卡.罗丝可兰当时并没有看出来这个个子不高的男孩子与往日有什么不同:“他还是平时的举止,平时的装束。他穿了一件法兰绒外套。”   埃里克.哈瑞斯是布鲁克.布朗的朋友,或者说,他们俩同属一个五人的圈子,但埃里克跟阿荣.布朗却不对付。哈瑞斯家的书房窗口正对着路口,人们开车经过时总能看见埃里克坐在电脑前,家长们回去后便跟自己的孩子夸奖埃里克有多用功,无非是想小施激将法。有一天,阿荣在学校食堂里对埃里克说:“埃里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你不能总玩电脑。”因为是当着众人,埃里克没有言声,但神色间颇有愤懑之意,而且从此便不再答理阿荣。   布鲁克.布朗是到上第三节课时才心生蹊跷的。坐在他旁边的蓓卡.衡斯问他有没有看见埃里克.哈瑞斯。两个人都不知道埃里克去哪儿了。   不错,埃里克经常撬课,特别是到了12年级。但是第一,以他和布鲁克的关系,埃里克每次撬课差不多总要先和布鲁克讲一声,其目的倒不一定是为了打个招呼,多半是问布鲁克要不要和他一起逃学。第二,今天这堂课非比寻常,是中国哲学课的期终考试。在布鲁克的印象里,埃里克再顽劣,也从不敢在考试时无故缺席。   到了第四节写作课就更不对了,不仅埃里克.哈瑞斯,连狄伦.柯勒勃德也没来。狄伦和布鲁克从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里,后来布鲁克转学,两个人分开了几年,但两家的妈妈一直是好朋友,也就一直有来往。到了高中,狄伦和布鲁克又都进了科伦拜。狄伦也是埃里克和布鲁克所在的五人圈子中的一员。   布鲁克.布朗猜对了,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都不在学校。布鲁克猜不到的是,埃里克和狄伦正在忙些什么。   极少有人知道或忆起,4月20日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1999年的这一天,是这位法西斯分子的110岁诞辰。   埃里克和狄伦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在他们的日记本里,这一天被称作“末日审判(Judgmentday,或审判日)”。他们对这一天的安排精确到了每一分钟,因为在上午11点以前,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狄伦.柯勒勃德的记事本上写着:   5∶00,起床;6∶00,在肯.苏普尔超市碰头;7∶00,到‘逆反者’家;7∶15,他去换煤气,我去加油;8∶30,在他家聚集;9∶00,准备行李袋;9∶30,装配武器,练习;10∶30,给定时器上弦;11∶00,开车去学校;11∶10,放置行李袋;11∶12,回到车旁等候,子弹上膛;11∶17,哈哈哈…… “末日审判”(2)   “逆反者”是埃里克.哈瑞斯的化名。   上午10点30分到11点之间,万事俱备,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录制一段最后的录像。   “现在,离我们那个小小的‘末日审判’还差半个小时,”狄伦.柯勒勃德对着摄像镜头说道,“我只知道,我将去到一个比这儿美好的地方。说实话,我并不愿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他妈将去哪儿,都会比在这儿幸福。所以,我走了。”   然后,由狄伦替埃里克.哈瑞斯录像:“首先,我在此为我将要做的一切向各位道歉。对那些我爱和爱我的人们,我只能说,我真的感到十分抱歉。我想我的妈妈和爸爸将会很难相信马上就要发生的这一切,将会他妈的非常震惊。”   狄伦的画外音:“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两个人又轮流给自己的朋友们留了言。埃里克最后说:“那就,永别了。”   11点10分,埃里克和狄伦分别驾车到达科伦拜中学。狄伦.柯勒勃德将他们家的黑色宝马牌轿车开进大楼南侧12年级的停车场,埃里克.哈瑞斯把自己的小型灰色本田.西威克停在靠北一点的11年级停车场。两辆车各对着学校大楼的两个出口。   埃里克和狄伦各提着一只巨大的蓝色行李袋朝学生食堂走去,袋中各装有一枚重约20磅的自制煤气罐炸弹,定时器上设置的引爆时间为11点17分。埃里克和狄伦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筹划这次袭击。据他们长期以来的观察和计算,上午11点17分左右是食堂里学生最多的高峰期。煤气罐的上面盖了几件运动服,以防万一被人查看。   埃里克的灰色本田刚刚驶入停车场,布鲁克.布朗就看见了,当时他正在大楼东门外的吸烟区吸烟。第四节课下课后,布鲁克犹犹豫豫,他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撬掉下午的课。按照学校的规定,12年级的学生可以在午饭时离开校园,而9至11年级的“毛孩子们”都必须在学校食堂里吃饭。   布鲁克感觉很奇怪,想埃里克怎么撬掉两节课后,又在中午回来了。更奇怪的是,他为什么把车停在11年级的停车场?   布鲁克信步朝埃里克走去:“你是怎么搞的,哥儿们?你忘了第三节课是考试?”   布鲁克觉得他读不懂埃里克脸上的表情,既不是“哦,瞧我那记性!”的幡然醒悟,也不是“我就是忘了,怎么着?”的故作不屑。   埃里克对布鲁克浅浅一笑:“那已经不重要了。”埃里克站下来,两眼直视着布鲁克,“布鲁克,我现在已经喜欢你了。听我一句,赶紧离开这儿,回家。”   埃里克的这段话里隐伏了一个不算短的典故。   一年多前,布鲁克已经考取了驾照,但埃里克还不会开车。当时11年级的学生中每天搭乘校车上下学的孩子已经不多了,埃里克便不时蹭坐布鲁克的车,日久天长,习以为常。孰料布鲁克天性懒惰,几次贪床起晚,误了埃里克的课,使他大为光火,两个朋友间骤生龃龉。一日放学,两人一番口角之后,布鲁克将埃里克撂在学校的停车场兀自扬长而去。不久埃里克放出话来,说要用油漆抹了布鲁克的车。   某次,布鲁克在路上停红灯,正值埃里克在附近与同学们打雪球仗。埃里克顺手捡起一大块坚冰,狠命朝布鲁克车上的挡风玻璃砸去。玻璃虽然没有掉下来,却碎成了大片的蛛网状。此事终于惊动了双方家长。   但这还不算冲突的高潮。一天,狄伦.柯勒勃德悄悄递给布鲁克一张字条:“这是埃里克的网站地址,你今晚务必抽空看看,”狄伦说,“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   这一看,布鲁克大惊失色。在连篇累牍充满暴力血腥的恐吓性文字中,布鲁克读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坚信,我一言既出,就必须变成现实。我就是法律。如果你不服气,你便死定了。如果我讨厌你,或不喜欢你让我做的事,你便死定了。如果你认为我错了,哦,操,你便死定了。死人不可能争辩、哀诉、唠叨、埋怨、发牢骚、吹牛皮、打小报告、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连他妈说话都不可能。因此,我解决与所有这些王八蛋们的争端的唯一方法便是,将他们赶尽杀绝!哦,上帝,我恨不得立刻就杀了你们这些人。我只消走到某座混蛋大都市的市中心,用强力杀伤性武器捣毁一切,而不需要给出任何的理由,任何的借口,也毋庸感到遗憾或羞愧……我并不在乎自己是否会在这场毁灭性的大屠杀中丧生,我唯一的打算只是尽可能多地杀死杀伤你们这帮混蛋,特别是像布鲁克.布朗这样的人。   在另一张网页上,埃里克公布了布鲁克的地址电话等个人资料,并罗列出数条布鲁克的“罪状”。再下一页,埃里克悬赏若干美元,敦促所有读到这些内容的未来杀手取布鲁克的首级。   布鲁克的父母吓坏了,他们将埃里克的全部网页打印出来,交给了警方。从此,布鲁克和埃里克有差不多一年互不搭腔。直到本学期开学,两个人非常偶然地同时选修了哲学课和写作课。在同一间教室里憋了两三天之后,毕竟是孩子,布鲁克便主动向埃里克“扬起了橄榄枝”——两人重归于好。所以埃里克说“布鲁克,我现在已经喜欢你了”。   布鲁克觉得,埃里克说这话时的声调和表情都有些怪怪的。还没容他细想,埃里克已经转身离去。那是布鲁克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朋友埃里克.哈瑞斯。 “末日审判”(3)   两分钟后,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分别走进学生食堂。这时候,下了第四节课的孩子们几乎都涌到了这里,食堂里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嬉笑声、喧嚷声、呼朋唤友问好逗乐声不绝于耳。和平常一样,孩子们将随身携带的背包、运动包和乐器盒之类随手堆放在墙角、门边,或餐桌和椅子周围的地上。在无数只花花绿绿形状大小各异的包或袋或盒子中,埃里克和狄伦留下的两只浅蓝色行李袋一点儿也不显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埃里克和狄伦回到停车场各自的车里。埃里克挎上高点9毫米卡宾枪,狄伦也把他的TEC-DC9型冲锋枪背在身上,两人还各携带了一支档次稍低的备用步枪,再穿上预先准备好的黑色军用风雨衣,背上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有自制的雷管、蟋蟀弹(cricketbomb)和足够的子弹等。全副武装,一切就绪,单等那一声山崩地裂的炸雷从学生食堂的方向传来。   根据他们的计划,如果两枚炸弹在预定的时间预定的地点爆炸,将会导致300至500人死伤,并同时掀掉科伦拜中学至少四分之一的建筑。等那些尚能逃命的孩子们从大楼的各道门里鼠窜而出时,这两名黑衣杀手便会在离食堂最近的两个出口用枪林弹雨迎接他们。埃里克和狄伦的车里还有几枚同样的煤气罐炸弹,定时器上的时间指向半小时以后——那是他们估计警方和急救人员到达现场的大致时间。   然而,不知何故,食堂里的两枚炸弹“哑巴”了。   11点17分过去了,埃里克和狄伦意识到他们方案中出现的第一个误差。后来有目击者称,曾看见他俩站在通往二楼大门的台阶顶端说话,大概是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快!快!”   旋即,人们听到了枪声。   从此,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的名字便被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他们是同学,同年级;他们是形影不离的知心朋友;他们没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却难能地做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都渴望着出名,哪怕明知道将在身后遗臭万年,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架上;他们联手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公共财产毁坏程度最严重的校园惨案。   在1999年4月20日以前,他们只是“一般的、典型的中学生,和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1999年4月20日以后,他们便被媒体渲染成了“两个心灵扭曲、心理阴暗的、魔鬼般的病态少年”。   埃里克.戴维.哈瑞斯于1981年4月9日出生于堪萨斯州的威奇塔。那时候,他的父亲韦恩.哈瑞斯是一名美国空军飞行员,母亲凯瑟没有上班,在家里照顾小埃里克和比他大三岁的哥哥凯文。   军队不断换防,哈瑞斯一家也频频迁徙。1983年,他们搬到俄亥俄州的丹顿。1989年,埃里克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全家人又去了密执安州的奥司卡达。1992年,六年级的埃里克随家人们再次搬迁,这一次,是去纽约州的普拉兹堡。每次离开,埃里克都不得不告别自己的朋友,舍弃已经熟悉的教室、校园、街道和城镇。而每到一个新地方,埃里克都会在陌生的学校和陌生的孩子们中间被冷落一阵子。他必须强迫自己改变自己的习惯、兴趣、爱好等等,以适应新的环境,迎合新伙伴们的要求。   1993年底,美国政府裁减军费开支,逐渐关闭了一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也终于结束了哈瑞斯一家的颠沛流离。父亲从军中退役后,时年12岁的埃里克随全家回到了父母的老家科罗拉多州。   很快,韦恩.哈瑞斯在利托顿找到一份培训运输机飞行员的工作,凯瑟则受聘于丹佛一家专事为各商家操办大型聚会及活动的公司,凯文进了科伦拜高中的9年级,埃里克在肯.卡若初中上7年级,那是埃里克从一年级开始上的第七所学校,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年都要转一次学。   又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学校,初来乍到的埃里克.哈瑞斯举目无朋,无所适从。就是在那里,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埃里克结识了小他五个月的、同样腼腆,同样孤落,同样不被其他孩子们接受的狄伦.柯勒勃德。   狄伦.本纳特.柯勒勃德生于1981年9月9日,他生在丹佛,长在丹佛,是汤姆和苏珊.柯勒勃德夫妇的第二个儿子。和哈瑞斯家一样,柯勒勃德家也只有两个男孩,狄伦也有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哥哥拜伦。   狄伦的父母汤姆和苏珊是大学里的恋人,他们同上俄亥俄州立大学。苏珊出身于富商世家,她的祖父里奥.亚森诺夫曾是丹佛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和慈善事业家。汤姆的家世相对贫寒,他在十几岁时父母双亡,全仗着哥哥将他抚养成人。   汤姆和苏珊在大学毕业后举行了婚礼并一起回到丹佛。当时正值“能源危机”,石油开发业蓬勃兴起,汤姆.柯勒勃德很容易地获得了一份地球物理学的工作,苏珊则在阿拉帕荷社区学院做特殊教育。按说,她应该很懂得如何教育孩子。   在狄伦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为他安排了正规的棒球训练,并替他报名加入了童子军(BoyScouts)。因为成绩优异,狄伦在小学三年级时被校方选拔进入“超智及天才儿童班”。和埃里克.哈瑞斯一样,狄伦在肯.卡若中学念完初中,于1995年升入科伦拜中学。 “末日审判”(4)   据了解他们的朋友们说,埃里克和狄伦是到了科伦拜中学才彼此更加接近起来的。他们都非常聪明,只要用心用功,都能在考试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他们都迷恋电子游戏,终日沉湎于计算机、因特网,心灵手巧的狄伦还自己组装了家里的电脑。他们都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工作,帮助那里的教师和技工们管理维修保养电脑。他们都喜欢浏览学生们自发成立的新闻网站“逆反者”,埃里克还将此作为了自己的化名。   虽然埃里克和狄伦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比如布鲁克.布朗,但当与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显得局促、拘谨、笨口拙舌。而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便可以口若悬河,言无不尽。他们看同样的暴力片,抽同样牌子的香烟,但凡聊起武器和爆炸品等,都是同样地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埃里克和狄伦还有同一份课余工作,他们都在“黑杰克”店里翻烤比萨饼。他们听同样的音乐,他们最喜欢的两支乐队是德国的“冉姆斯坦”和KMFDM。埃里克几乎总是戴着一顶有KMFDM标记的黑色棒球帽。他学德语多年,能准确地理解和翻译歌词的内容,但他却宁愿周围的人们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埃里克和狄伦都崇尚德意志的纳粹文化。在学校的保龄球课上,如果他们中的一位击中了十座,两个人便会用德语击掌欢呼:“胜利(SiegHeil)!”   事实上,埃里克.哈瑞斯是经由一位名叫克利斯.莫尔司的科伦拜学生介绍到“黑杰克”比萨饼店工作的,后来,他又介绍了狄伦.柯勒勃德。在“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发生以后,有关方面对这一情况重视备至,是因为案发之时,埃里克和狄伦都换上了黑色军用风雨衣。而据警方掌握的线索,克利斯.莫尔司曾是科伦拜中学“黑色军用风雨衣帮(TrenchCoatMafia)”——简称“黑色风衣帮”——中的一员。   极少有人知道,连他们的朋友们也是后来才听说,埃里克和狄伦曾在1998年1月30日被警方拘捕。   那天星期五,两个好朋友放学后闲逛,消磨时间,开车到了鹿溪谷路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这是一处极僻静的所在,无论闹出什么样的动静也不至于妨碍他人。埃里克和狄伦先摔了几只瓶子,又燃了两挂鞭炮,然后,无聊至极,便挨个儿察看停车场上各辆车的内部。两个孩子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到了泊在他们旁边的一辆面包车里,隔着车窗,他们看见了不少电子设备。   此时天色向晚,四周静无一人。当他们确信不会被人发觉时,便找来一块石头砸碎玻璃,伸手从里面拧开车门,把面包车中的物件尽数挪到了自己的车后座——他们那天开的是埃里克的新车本田.西威克。   据警方后来的估算,所有赃物的总价值约合400美元。   埃里克和狄伦慌忙驶离鹿溪谷路,在几英里外的另一个荒芜去处停了下来。他们不敢直接回家,准备在这里先查验一下他们的战利品,再考虑作何打算。正好这时,杰弗逊地区巡警梯姆.威尔希从那儿经过,看见两个小孩子鬼鬼祟祟的样子,顿生疑窦,便悄悄地在不远处熄了火。观察了大约五分钟,威尔希警官走上前去,将明晃晃的手电直接打在埃里克和狄伦脸上,问他们在干什么。   埃里克和狄伦万没料到这么快就和警察遭遇上了,情急之中不及细想,便谎称是看见某某路旁堆放着这些仪器,顺手捡了来。威尔希警官十分老练,只问了三五个问题就让两个孩子露出了马脚,承认了他们的不法行为。   家长们气急败坏,埃里克和狄伦都受到了关禁闭的严厉惩罚。但是在法官面前,两个孩子的父亲又都替自己的儿子辩白求情。4月初,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分别被判处监外执行一年,他们必须参加四天的“愤怒控制”课程,45小时社区劳动和若干心理咨询,并被处以各种罚款。“愤怒控制(AngerManagement)”课程是由心理学专家教授如何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压制和化解愤怒,以防暴力行为于未然。   同年11月,在老师布置的一篇作文中,埃里克写下了如下的心得:   当我以一名现实生活中真正罪犯的身份被带进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警署后,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认真地想一想我到底干了些什么。……我痛哭,我痛苦,我感到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般的绝望。……我失去了父母对我的信任和尊重。将近一年过去了,我仍在很努力很艰苦地试图赢回这种信任和尊重。这次错误给我的教训是:无论你打算干什么坏事,都不可能不被擒获;在将行动付诸实施之前,你必须,绝对必须,彻底地想明白;即使你具备了做某些事的条件和机会,也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去做那件事。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给自己砸破车窗的行为找出一个实实在在、站得住脚的理由。不过,也正因为我们犯了法,至少到1999年的3月底,我们都必须夹着尾巴,规规矩矩地做人。   然而,在警方后来查抄到的埃里克的日记里,他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却截然不同。文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带有诸如“操”“他妈的”“混蛋”等脏词,恕笔者不一一译出:   不都讲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吗?如果我是自由的,当那个混蛋在星期五晚上把满满一车破玩意儿那么招摇地扔在荒郊野外时,我为什么不可以将它们据为己有?自然选择。所有的混蛋都应该被枪毙! “末日审判”(5)   就在埃里克和狄伦被判刑以前,1998年3月,杰弗逊地区警署收到了布鲁克的父母蓝迪和茱娣.布朗夫妇关于埃里克网站的报告。除了那些直接攻击布鲁克.布朗的文字和段落外,埃里克用了整整三张网页描述如何制造雷管。他详尽地给出所使用的材料细目,列举他业已完成并试验成功的产品:   我们已经做好了亚特兰大、弗博斯、派尔卓和帕若。如果有人没听说过,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它们是“逆反者”和“伏特加”自制的四枚雷管。其中亚特兰大和弗博斯的尺寸为1 25英寸乘6英寸,派尔卓稍小,1英寸乘6英寸,帕若更小,只有0 75英寸乘5英寸。每一枚中包裹着取自方玎、臼炮壳和鞭炮的粉末混合物,外接一根14英寸臼炮的引信。现在,我们唯一的问题是物色一处“试验基地”。   帕若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我们在一条干涸溪沟的河床试火,那一声巨响简直是惊天动地,震三山撼五岳,令人心跳加速,灵魂出窍。但是它的那些大个子兄弟们还没有找到一试身手的地方。   文中的“伏特加”是狄伦.柯勒勃德的绰号,因为狄伦酷爱这种俄罗斯出产的烈酒。   埃里克还在他的网站上陈述了他和狄伦骚扰邻里街区的所谓“逆反行动”:   哇,这次行动真的是好玩极了。首先,家里只有我爸爸,这就比较容易混出去……但是我家后院的那些石头弄出了不少响动……   我们看着“目标”家里的一些灯亮了,又灭了,可能那小子听见了什么动静。但是当鞭炮燃起的时候,他马上关闭了卧室里的灯。鞭炮响成一片,足足有30秒钟……我们猜想……很长很长。几乎每一个炮仗都炸开了,又明亮又响亮。所有的一切都正如我们预先计划的一样。15分钟后,我们开始沿着自行车道朝下一个“目标”进发,这时,第一个“目标”卧室里的灯又亮了,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发现我们。在我们向第二个“目标”行进的途中,我们还在黑暗中打了几枪。对了,“伏特加”带了他的BB枪和子弹,所以我们装上子弹,朝沿途的房子和树丛胡乱扫射。不过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是否对那些房子造成了什么损坏……   所以,诸位,我在这里向你们透露了我们的一个巨大的秘密。我们并不是在街上打架斗殴的小混混,我们更像一个团伙,我们精心部署每一次的行动并付诸实施。任何人胆敢招惹我们,我们就会在他的房子周围开一点小小的玩笑。鸡蛋、强力胶水、油漆、炮仗,凡是你能想得到的,我们都将要、或者已经使用过了。我们在学校里有很多敌人,因此,我们将会有很多次行动。这差不多已经成了我们的晚间常规活动。   但是显然,这种小打小闹的“逆反行动”很难使埃里克和狄伦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他们需要更大规模的报复:   从现在起,我将不再给你们任何辩白的机会,除非你能得到我的尊重,但是说实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了解我、也知道我尊重你的人,只要你不挡我的道儿,我们便可以相安无事。而其他的王八蛋们,你们最好在自己的家里藏严实了,因为我决不会放过任何人。我将会武装到牙齿,我将会毫不留情地射杀,而且我将会射杀每一个人!不,我并不疯狂。疯狂只是一个词,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词。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于社会上那些日复一日,在同样的时间上下班,且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生活的人们,我对你们说:操!你们死定了。如果你们接受不了我的想法,没问题,你们可以来找我。然后我就杀了你,因为……他妈的,死人不可能争辩!   不幸的是,警察们或者是太忙了,或者只将这一切当成了孩子气的牛皮和玩笑,竟没有派人追踪查访,进行最基本的调查。到后来,布鲁克和埃里克握手言和,“网站事件”便也不了了之。   三年后的200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中称,警方当时实际上已经起草了搜查令,但不知何故,没有送交法院签署。   到了12年级,也许是碍于一年的监外执行判决,正如埃里克所言,“至少到1999年的3月底,我们都必须夹着尾巴,规规矩矩地做人”,所以从外表上看,埃里克和狄伦都是遵纪守法,老实听话的好孩子。在学校里的每一天,他们俩都坐在学生食堂的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在同一支保龄球队里玩球,在心理课、录像制作课和写作课的课堂上坐在一起。他们和毕业班的其他孩子们一样,开始考虑毕业后的打算。狄伦向几所大学寄出了申请,埃里克到海军陆战队报了名。   埃里克和狄伦将他们的“4.20”——“末日审判”计划遮掩得严严实实。这时候,埃里克已经不再往他的网站上捅那些血腥恐怖的字眼了,而是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藏进了他的日记里。他的同学詹妮佛.拉普兰特后来说:“我认为,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演员,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朝夕相处,我竟然从没有看出丝毫的异样和破绽。在我的印象里,他永远都是那个非常聪明又非常和蔼,永远面带微笑的男孩子。”   事实上,早在一年以前,埃里克和狄伦就已经在着手筹划这一次袭击了。科伦拜校园惨案后,警方从埃里克的日记中读到了他们计划的雏形:   1998年4月26日 “末日审判”(6)   4月的某一天,我将和“伏特加”一起复仇,去他妈的自然选择……我们将从头到脚一身玄装:黑色军用风雨衣,黑色军裤以及特制的黑色T恤衫——背景是一个很大的字母R或V,前面是字体较小的NBK……(R即“逆反者”Rebel的头一个字母,V即“伏特加”Vodka的头一个字母。NBK是电影《NaturalBornKillers》的缩写,意即“天生杀手”。NBK也是埃里克和狄伦“4.20”或“末日审判”计划的另一个代号——笔者注)   在早晨上学以前,在所有的人起床以前,我们要先去……布鲁克家里。我们走进去,悄无声息地杀掉所有的人,再慢慢对付布鲁克……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尽情地羞辱他,朝他的身上吐唾沫,将他折磨至死。之后,给定时炸弹上好弦,将整栋房子轰塌,带走所有能找到的武器。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会非常幸运。然后,一切准备就绪,在午饭时分开车到学校,泊好车。我们将戴上墨镜,带着所有的包到我们的餐桌。很随便的样子,就和平常一样,但是要尽量少说话。如果有人问起,就说里面都是些和理科实验课以及英语讲演课有关的东西,或是乐器等等……   最初的震惊过去以后,骚乱就开始了。“伏特加”举枪扫射,我朝人群中扔雷管。然后我扫射,他扔雷管。如果我们能够上到二楼,就挨个儿冲入各个教室,瞧着谁不顺眼便崩了谁。如果可能的话,再劫持一两辆不错的车,窜入临近的住宅区,朝住户们扔“马洛托夫鸡尾酒”(一种自制的燃烧弹,一般是在玻璃酒瓶中装满汽油,瓶口接一段引信——笔者注)。这时候,警察肯定已经赶到了,我们再和他们干上一阵。我们将使用各种自制炸弹,和手里的无论什么武器。总之,造成的毁灭和伤害越大越好。……我希望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永久的印象。   事实上,早在半年以前,埃里克和狄伦就已经在着手收集枪支了。他们在“黑杰克”比萨饼店打工一年多,只为了挣钱买武器及各种原材料。他们曾经试过自己去买枪,但是不行,因为联邦政府规定,18岁以下者不得购买枪支。1998年12月,他们请了狄伦的女友萝冰.安德森同行,在丹佛的一个“枪支武器展销会”上买下了三条枪,包括那支高点9毫米卡宾枪和两杆步枪。几个月后,这三支枪全都成了“科伦拜校园枪杀案”中的凶器。萝冰比两个男孩子年长,后来在回答警方的讯问时,萝冰说埃里克和狄伦告诉她,他们买枪只是为了练习射击。萝冰问他们是否还有别的用途,两个小伙子说:“我们才不会那么傻呢。”   萝冰跟着他们到了“坦那恩枪展”,埃里克和狄伦挑好枪,把钱和枪都交给萝冰去付款。当时展销会上有不少人看见了他们,但是没有任何人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质疑。   幸运的是,案发时埃里克已年满18周岁,而且警方的调查显示萝冰确实不知道她的朋友们在四月份的枪杀行动计划,萝冰.安德森未被起诉。   警方在追查那支TEC-DC9型半自动冲锋枪的来源时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按理,购买重型武器必须要年满21岁。警方从制造商查起,得知该枪支出厂后即被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拿维加公司定购,1994年,又被转卖给伊利诺伊州博得温市的然德尔公司。第三次交易是由然德尔出售给丹佛西北郊西敏寺市的一家枪行。据枪行的出货记录,他们合法地卖给了一位21岁以上的顾客。几经易手,这支枪辗转到了丹佛北郊松顿市一名个体军火商拉瑞.儒塞尔的手里,不久,又在“坦那恩枪展”上出手。拉瑞.儒塞尔没有关于买主的任何记载,但他坚称是卖给了一名成年人。警察曾带他到警署辨认照片,拉瑞说埃里克.哈瑞斯、狄伦.柯勒勃德或萝冰.安德森都不是买枪人。   因为科伦拜的中学生年龄都在21岁以下,警方遂将调查的重点转向埃里克和狄伦课余打工的“黑杰克”比萨饼店。一阵紧锣密鼓的盘查后,该店职工马克.曼斯主动向警方自首,说他在1999年1月将这支TEC-DC9型半自动冲锋枪非法卖给了未成年人埃里克。马克.曼斯于1999年5月被捕,后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在美国,像这类非法的枪支买卖比比皆是。但是就如同同样比比皆是的非法烟酒买卖一样,不出事则已,一旦某未成年人因酒后开车而酿成祸端,卖酒给他的店铺就算是“罪责难逃”,能轻而易举地被警方和保险公司罚个倾家荡产。   1999年的冬末春初,每个周末,狄伦都去埃里克家由车库改成的工作间里“制造军火”:雷管、“马洛托夫鸡尾酒”、蟋蟀弹和煤气罐炸弹等等。蟋蟀弹是一种用现成的鞭炮改装的小型炸弹。狄伦甚至将他的绰号“伏特加”刻在了一些雷管和炸弹上。   狄伦和埃里克关于爆炸品的知识几乎全都是从因特网上查到的。直到现在,美国的青少年仍然可以非常容易地在网上查找诸如爆炸品的制作方法及所使用的原材料等信息。在90年代因特网兴起之前,美国的图书市场上也确曾出版过一些关于武器和爆炸物的书籍,但因特网和书籍则全然不同,没有出版商把关,没有主管部门审阅,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把随便什么内容的东西往网上捅。难怪事后有不少人谴责因特网的缺乏监管也是造成“科伦拜校园枪杀案”的原因之一。 “末日审判”(7)   那么,在这场校园悲剧发生以前,埃里克和狄伦难道就真的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举动,或显露出任何的蛛丝蚂迹吗?   埃里克的父亲韦恩.哈瑞斯曾经收缴过儿子制作的雷管等物,但却没有想到到埃里克的房间里去查看一番。如果他去了,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那间不大的卧室已差不多成了一座小型军火库。   布鲁克.布朗记得,埃里克.哈瑞斯曾在一次课间说起,他特别盼望着他的18岁生日,因为满了18岁他就有资格买枪了。听了这话,布鲁克当时以为埃里克还没有枪。岂不知他不但已经有了,而且不止一杆。   内特.戴可曼也曾是埃里克在科伦拜中学的朋友,后来两个人因为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儿而反目。内特告诉警方,那年2月,埃里克给他看过一盘录像带,上面是埃里克、狄伦和马克.曼斯等人在野外射击的画面。他们使用的武器中包括那支TEC-DC9型半自动冲锋枪。   与埃里克和狄伦同在“黑杰克”比萨店工作的科伦拜中学“黑色风衣帮”成员克利斯.莫尔司回忆说,他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要杀了学校里那些横行霸道的运动员们,还讨论是否可能将炸弹放置在发电机组上以炸毁整个学校大楼。   埃里克的医生告诉他的父母,他们的儿子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并要求埃里克服用药物。   一位“黑杰克”的同事记起,埃里克在3月初发工资那天说,他要用这笔钱再买9只煤气罐。这位同事后来告诉警察,埃里克已经有了7只煤气罐,他的目标是到4月20日之前凑够30只的数目。这位同事问为什么,埃里克答曰,那天是希特勒的生日。   克利斯.莫尔司的女友妮可.马堪也是科伦拜的学生,她说案发前不久的一天,她看见埃里克和狄伦在学生食堂里很认真地研究一张纸。她问他们,他们不说。妮可开玩笑似的突然从他们手中抢走纸片,发现是一张食堂的草图,而且每一只保安摄像探头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   孤立地看,所有这些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的事件都不过是埃里克和狄伦的一些怪异诡秘的行为,但如果汇总起来,人们得出的结论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遗憾的是,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将它们汇总起来。   3月4日,科伦拜中学99届的学生们在体育馆里照毕业相,400多名孩子一个紧挨一个坐满了十几排看台的阶梯。埃里克.哈瑞斯、狄伦.柯勒勃德和布鲁克.布朗所属的五人圈子聚集在相片的左上角,另外两个人是萝冰.安德森和扎契.亥克勒。   这张大合影是要在学校存档的,所以人人都根据校方的要求,做出一副严肃的神情,而且一动不动,直至摄影师宣布曝光完毕。接下来,孩子们可以自由组合拍照,用一位老师的话说,你们可以愚蠢、荒唐、可笑、疯狂。总之,你们可以摆出任何的姿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埃里克马上取出了他的KMFDM黑色棒球帽,他和狄伦还戴上了墨镜。埃里克提议说,既然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我们,我们何不也用假想的枪对准了它?于是在这张“五人帮”的最后合影上,人人皆做瞄准射击状。   4月9日晚,狄伦和萝冰陪埃里克去了一家保龄球馆,庆贺他的18岁生日。   4月中旬,狄伦向学校请了几天假。他已被亚利桑那大学计算机系录取,他的父亲汤姆.柯勒勃德带着他飞往图桑市看校园。在那里,狄伦挑好了一间离学生食堂不远的宿舍,汤姆.柯勒勃德甚至已经为儿子预付了宿舍的押金。回到丹佛,狄伦兴奋地对母亲苏珊讲述大学的校园有多么美丽,那里的女孩子又有多么可爱。苏珊觉得儿子出去一趟回来好像变了一个人。   就在狄伦离开的那几天,4月15日,埃里克接到一个坏消息。当他和他的父母一起应约前往拜见了海军陆战队的官员时,哈瑞斯一家被告知,海军陆战队不准备接纳他,因为他目前正在服用抗忧郁类药物。根据相关的规定,他必须停止服用此类药物六个月之后方可入伍。军方的考虑是,这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家伙不适合操作武器。殊不知,埃里克和狄伦拥有的各种正规或非正规的军火已经足够装备一个加强班了。   后来有人猜测,海军陆战队的拒绝是不是将埃里克和狄伦推向绝路的最后一击?或者说,尽管他们早已在进行部署,但如果埃里克如愿以偿被海军陆战队接收,他们是否会在最后的一刻放弃“4.20”枪杀行动计划?   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但是至少,从各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看,埃里克和狄伦在一年前着手策划这次袭击行动,刚好是在他们因盗窃罪被判刑之后。他们将行动计划付诸实施,又恰巧是在埃里克被海军陆战队拒绝之后。   4月17日,星期六晚上,是科伦拜中学12年级的舞会之夜。狄伦与萝冰同行,但埃里克没有女友,他问过几个女孩子,皆被婉言谢绝了。最后,埃里克只请到一位女生到他家看了一场电影。但后来,他和狄伦一起参加了舞会以后的派对。   4月18日晚间的某一刻,狄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再过大约26 5小时,‘末日审判’就要开始了。……如果缺少了死亡,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4月19日,星期一,布鲁克.布朗和蓓卡.衡斯问埃里克和狄伦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撬掉第四节课,到附近的麦当劳吃午饭。埃里克说没问题,不过,他们要先去一趟狄伦家。 “末日审判”(8)   晚上10点左右,扎契.亥克勒打电话给狄伦。第一次占线,第二次狄伦接了,但说他很累,没有心思聊天。扎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知道,狄伦通常要到半夜12点30分以后才上床睡觉。扎契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埃里克和狄伦刚刚从马克.曼斯处取回了100发冲锋枪子弹。   同一个晚上,埃里克在磁带上录下了一段话:“不到9小时,我们的行动就要开始了。因为我的缘故,有的人将要死去……这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4月20日,星期二,上午11点10分,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开车来到科伦拜中学停车场。再过几分钟,下了第四节课的孩子们便会蜂拥进入学生食堂,埃里克和狄伦在他们的日记和录像带上称为“末日审判”的时刻正一分一秒地逼近。   据警方后来发布的报告,第一声枪响是在11点19分。当时有目击者看见埃里克和狄伦站在通往二楼大门的台阶顶端,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快!快!”   台阶半人高的围栏外,斜坡草坪上三三两两坐着一些吃午饭的学生。难得的好天气,孩子们都愿意在室外沐浴一番久违的阳光。11年级学生芮琦儿.思科特和理查德.卡斯拖多在斜坡的最上面,稍下的平缓地带围坐着马克.泰勒、迈可.约翰逊等五个男生。   埃里克和狄伦迅速撩起黑色军用风雨衣,亮出了底下的武器。他们发起攻击的第一组目标是离他们最近的芮琦儿和理查德。一阵爆豆般的枪声之后,芮琦儿.思科特倒地身亡,理查德.卡斯拖多身中八弹,但一息尚存。   与此同时,紧靠台阶下端的一楼食堂大门从里面推开,丹尼尔.偌博、西恩.戈拉维司和蓝斯.可克林正准备到室外的吸烟区吸烟,当即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就在他们发怔的一刹那间,埃里克和狄伦已经将枪口转向了他们。三人尽皆受伤。西恩在转身时被打中了背部,仍挣扎着踉跄逃回学生食堂,在两扇门之间的过道处倒下。   狄伦随即跳下台阶,朝食堂跑去。他在经过的路上向围坐在草地上的五个男孩胡乱扫了一梭子,其中两人中弹。迈可.约翰逊腿部受伤,血流不止,但还是拖着断腿躲进了不远处的运动器材仓库。马克.泰勒则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学生食堂门外的人行道上,丹尼尔和蓝斯业已不省人事。狄伦.柯勒勃德再次举枪射击,丹尼尔.偌博当场毙命,蓝斯.可克林被冲锋枪子弹掀掉了半边脸颊。尔后,狄伦踩着西恩.戈拉维司受伤的身体,持枪闯入食堂。   很快,狄伦从食堂里出来,回到台阶的顶端与埃里克会合。其时,受害者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二死六伤。安妮.玛丽.霍奇豪特在去往食堂的路上中弹倒地。   有现场目击者看见埃里克和狄伦将点燃的雷管和“马洛托夫鸡尾酒”等爆炸物品扔向房顶、停车场和草坪,还听见他们说:“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感觉真不错,哈!”   其时,布鲁克.布朗还在校园附近。他已经决定了下午旷课,但车钥匙在弟弟阿荣手里,布鲁克准备抽完第二支烟就去找阿荣。正在此刻,他听到了几声炸响。   一上来,布鲁克并没意识到那是枪声,以为不过又是孩子们带到学校的鞭炮。美国商家只被允许在每年7月4日独立节前的一周内卖鞭炮,但孩子们总是会悄悄给自己存一点剩余物资。不久前,一位名叫巴特.辛普森的男孩被学校记大过一次,因为他看见校长斯更能先生的母亲走进厕所,便往里面扔了一颗炮仗,差点儿把老太太吓出了毛病。布鲁克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很可笑,但是现在,他却笑不出来。   劈劈啪啪地炸响连成了一片,还间杂着仿佛是爆炸的声音。布鲁克想起十分钟前埃里克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布鲁克,我现在已经喜欢你了。听我一句,赶紧离开这儿,回家。”想起他脸上怪异的平静表情,特别是,埃里克手中的那只巨大的浅蓝色行李袋。布鲁克突然明白过来了。   布鲁克的第一个冲动是跑,朝校外跑。但跑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弟弟阿荣还在学校里。如果埃里克.哈瑞斯今天存心要和谁过不去,阿荣说不定就会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这时候,阿荣.布朗正在学生食堂里。食堂里人声鼎沸,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听见枪声。直到发现靠窗的孩子们大惊小怪地叫喊,阿荣也跟着跑到窗前张望,才知道危险已迫在眉睫。   学生食堂和楼上的图书馆都是一溜儿从顶到底的落地窗。科伦拜中学教学大楼的这一面是完全没有墙壁的,所以建筑师设计们将它们摆在了南面,以便在冬天能采集到一些阳光。阿荣看见外面的草坪上躺着两个已经受伤的孩子,随即,第三个孩子又倒下了。   11点24分,教师威廉.山德尔先生冲进食堂,高声疾呼着要大家就地卧倒或迅速找地方躲避。史迪文.科恩和他的妹妹戴安娜当时也在食堂里,“我立刻就想到了不久前发生在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校园枪击事件。想起在课堂讨论时孩子们开玩笑说:‘下一个就轮到科伦拜了。’不幸而言中!我记得对自己说:‘哦,我的上帝,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我抓起戴安娜的胳膊朝楼梯跑去,但是戴安娜跌倒了,后面上来的人马上就把我们冲得天各一方。孩子们惊慌失措,上百人挤在那里。我转身用眼睛在人群里寻找,到处都不见戴安娜的踪影。我站下来,想我无论如何也得找到她。我的朋友们对着我大喊:‘你疯了?还不快跑!’” “末日审判”(9)   孩子们潮水般地涌进过道,涌向离他们最近的出口。这时候,阿荣.布朗听见了枪声,也听见了子弹从他们头顶飞过时的呼啸声。突然,他身后一个男孩“嗷——”的一声,又随口骂道:“妈的,我中弹了!”   阿荣不敢回头,他跟着人流一直跑到了停车场。   大楼里面,孩子们还在朝各个方向逃窜——大门、近旁的教室、办公室、储藏室、卫生间等等——凡是可以逃遁和躲藏的地方。18岁的亚当.福斯和其他几个学生躲进了音乐教室:“我们关上门,我和另外两个人搬过一张桌子把门抵牢。我们说:‘不管他们怎么打枪,都绝对不可以让他们进来。’”   警方接到的第一个911电话是在11点25分。杰弗逊地区警署派驻科伦拜中学的警官尼尔.加顿正在学校大楼外的吸烟区吃午饭,闻讯后立即赶往学校南侧,刚好看见埃里克端起卡宾枪朝二楼的玻璃大门扫射。大门的另一面,女教师佩蒂.倪尔森带领数名学生本打算从这个出口逃离,不想竟遭火力阻击。横飞的弹片、金属片和玻璃碎片等雨点般地向他们袭来,倪尔森女士和跑在最前面的学生布莱恩.安得逊受伤。   此时,尼尔.加顿警官在大楼外面与两名枪手交上了火,倪尔森女士趁机率众人退回到图书馆。她大声地招呼孩子们找地方躲起来,自己则不顾浑身伤痛,蹲在前台的柜子底下拨打911电话。当时的枪战一定非常激烈,911接线员能在话筒中清清楚楚地听见枪声和爆炸声。   俄而,埃里克和狄伦放弃枪战,消失在破碎的玻璃大门后面。加顿警官马上通过步话机向警署总部要求派员增援。   大楼里面,两名枪手先朝过道里扔了数枚点燃的雷管,然后继续射击逃跑的孩子们。子弹打穿了学生衣帽箱的铁门,楼道里烟雾腾腾。   楼梯上,威廉.山德尔先生还在指挥着孩子们撤离。当他自己转过图书馆旁边的楼梯口时,一排子弹迎面而来,山德尔先生倒在了血泊中。幸被同事瑞奇.隆看见,迅速救护到3号理科教室。   楼道另一端的另一间理科教室里只有亚伦.汉斯一个人。枪击开始时,他正在这里补做化学实验。骤然响起的枪声使他骤然一惊,慌忙跑到实验室的窗口,亚伦看见学生们正拼了命地往外跑。亚伦怕极了:“我能感觉到子弹穿过了墙壁,我能感觉到每一次爆炸声响起,实验室四周的墙壁便不停地晃动。”不久,理科教师肯特.弗里森推门进来,问他会不会包扎伤口,亚伦说他会。   亚伦跟着弗里森先生来到3号理科教室,里面有大约30个孩子和几名教师。山德尔先生躺在地板上,血流如注。亚伦和另一名男生凯文.斯达基一起动手替山德尔先生止血,其他的孩子们从山德尔先生的皮夹子里找出他妻子和女儿们的合影,放到山德尔先生眼前,还不断地说着一些鼓励的话。   这时,数百名警察、警方特别行动部队和紧急救护人员已陆续到达科伦拜中学,将学校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3号理科教室内,一个孩子找来一块纸板,用大号的黑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这里有人重伤,生命垂危!”孩子们将纸板举到窗前,希望外面的人能看见。   11点29分,两名枪手来到图书馆,这里躲藏了两位教师和56名学生。大部分孩子都听从倪尔森女士的吩咐,躲到了桌子底下或其他隐秘之处。   据目击者向警方的陈述,埃里克和狄伦一开始似乎并不急于开枪,他们端着枪在阅览室里晃来晃去,嘴里不停地叫道:“出来!”   “站起来!”   “凡是戴白帽子和棒球帽的都给我滚出来!”   “所有的运动员都站起来!”   “我们今天专杀那些戴白帽子的主儿!”该校各个运动队的运动员大都戴白色棒球帽。运动员中的不少人平时趾高气扬,很有些恶霸习性,也很为其他的孩子们所惧怕和憎恨。   没有人动。   “好,不出来是吧?”有人听见埃里克用手掌“啪——”地一拍,很响亮地装上子弹匣,“那我可就开枪了!”   埃里克挺起卡宾枪,对着前台扫射了几个来回,飞溅的流弹打伤了躲在复印机后面的伊万.达德。   埃里克和狄伦朝窗口的方向走去,其时,凯尔.瓦拉斯奎正坐在电脑桌旁。凯尔患有智力障碍,他是图书馆所有学生中唯一不曾找地方躲避的孩子。从凯尔身边经过的时候,狄伦甚至没有停下脚步,只那么抬手打出一梭子,凯尔就垂头趴在了桌子上。这时候,本案中的死伤总数已分别达到了4和9。   埃里克和狄伦摘下肩上的背包,在窗前站下。大楼外面,警察和救护人员正在帮助逃出来的师生们到达安全地带。埃里克用枪筒击碎玻璃,举枪朝窗外的人群扫射,楼下顿时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尖叫声。尚不曾动手的狄伦兴奋起来,他脱掉黑色风雨衣甩在地上,也加入到同伙的滥射中。   前台内面的柜子底下,佩蒂.倪尔森女士悄悄地将电话搁在地板上,但没有挂断,然后轻手轻脚地爬到了一处更安全的地方。其后的5分半钟里,911接线员录下了这场血腥屠杀的每一声枪声和爆炸声,还有被虐杀孩子们的惨叫声和呻吟声,以及当他们离电话很近的时候,两名凶犯的说话声。   靠近埃里克和狄伦站着的窗口,是几张拼在一起的15号桌子,桌下藏了三个学生:丹尼尔.施德普顿、马凯.豪尔和培瑞克.爱尔兰。他们成了枪手们的下一组目标。三个男孩全部受伤。 “末日审判”(10)   埃里克转向一张电脑桌。桌子下面,思狄汶.柯瑙和卡丝.卢森格正相互紧紧地拥抱着,浑身上下瑟瑟发抖。埃里克朝他们连开数枪,思狄汶死亡,卡丝重伤。   两个女孩子藏在第19号桌子底下。埃里克走到那里,一手斜下里提着卡宾枪,枪口对准桌下,另一只手在桌面上拍了两拍,嘴里说着:“躲猫猫(Peek-a-boo),”连看都不看便扣动了扳机。枪声响过,凯莎.贝那尔中弹身亡,她的同伴受伤。卡宾枪反弹跳起时撞到了埃里克的鼻子。   凯莎.贝那尔是此次枪杀案中的第20名受害者和第6名死难者。   不远处,贝莉.帕丝库尔蜷缩着身子趴在窗户旁边墙角的地板上,她的周围没有桌子可供她遮掩。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是有桌子又有什么用呢?埃里克一步一步地朝她逼近,不时伸手抹一把淌到嘴边的鼻血。贝莉恐怖极了,她双手蒙面,但是从手指缝间,贝莉看得出埃里克步履蹒跚,可能是刚才被枪托撞得太狠了,有些眩晕。   死神已近在咫尺,贝莉看见埃里克脸上那种坏孩子恶作剧的微笑。   “你想不想死?”埃里克问。   贝莉.帕丝库尔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狄伦在阅览室的另一头叫埃里克,埃里克于是又蹒跚着走了开去。谢天谢地!   狄伦.柯勒勃德正站在16号桌前,他招手要埃里克过去,是想指给他看桌下的一个“黑鬼”,科伦拜中学为数不多的黑人学生之一埃沙亚.苏尔斯。和他躲在一起的是一位白人孩子马休.凯其特。   明显是受到希特勒纳粹思想的影响,埃里克和狄伦都是极端的种族歧视者。他们和从前的三K党分子一样,推崇“白人至上”,倡导“白权主义(WhitePower)”,尤其对黑人学生视为眼中钉。这时候,有人听见埃里克笑了笑,说:“别怕,今天没有人能逃得出去。反正我们的那些炸弹最后会把整个学校都夷为平地的。”   埃里克将枪口抵在埃沙亚的脑门上,行刑枪决似的。桌子的另一头,狄伦也把他的冲锋枪对准了马休。两个人一齐开枪,埃沙亚和马休同时丧生。   埃里克停下来点燃一只蟋蟀弹,朝15号桌下已经受伤的丹尼尔、玛凯和培瑞克扔过去。玛凯.豪尔机智地伸腿一扫,蟋蟀弹滚落到墙角处爆炸,无人受伤。   埃里克和狄伦继续在图书馆里走来走去,似乎是完全漫无目的地滥杀无辜,或发泄似的毁坏财产。埃里克.哈瑞斯走过一排书架,顺手把架子上的书都薅到了地下。狄伦.柯勒勃德则踱回到图书馆的入口处,抡起冲锋枪将新书陈列橱窗砸得稀烂。   此后,两名杀手加快了行动。狄伦绕到陈列橱窗的后面,先向离门口最近的1号桌子底下扫射。马可.肯特金中弹受伤时发出的号叫声掩过一片枪声,通过话筒清晰地传到了911接线员的耳中,令她颤栗不已。   狄伦.柯勒勃德转向左边的2号桌子,射出又一排罪恶的子弹。薇琳.司努尔和丽莎.克鲁兹应声倒入血泊中,她们的朋友萝菱.汤森德当即停止了呼吸。   埃里克.哈瑞斯也从书架后面走了出来,向图书馆入口处与狄伦会合。他操着枪一路射杀,子弹呼啸着从空中掠过,从惊恐万状的孩子们的头顶和身边飞过,先后打伤了妮可.瑙伦和约翰.汤穆林。昔日宁静的图书馆中,孩子们呼天抢地叫爹唤娘之声惨绝人寰,电话另一端的接线员和她的同事们闻声尽皆掩面而泣。   约翰.汤穆林的藏身之处离2号桌不远,他踉跄着从桌子底下爬出来,试图逃避埃里克的子弹,孰料被狄伦赶上前来,一枪毙命。   杀手们回到2号桌继续扫射,埃里克和狄伦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开火。弹雨纷纷落下,又夺走了凯丽.伏莱明年轻的生命,并使简娜.派克数处受伤。两位姑娘将这场惨案中的死伤数目分别增加到了10和17。   之后,埃里克和狄伦走到阅览室中央的桌子装子弹。埃里克看见附近一张桌子下面似有人影晃动,便用枪口指了指,高声问道:“谁?报上姓名。”   那孩子忙说他叫乔恩.萨瓦格,是狄伦的同学。狄伦朝埃里克点点头表示认可。   乔恩问狄伦他们在干些什么,狄伦答:“哦,就是杀人。”并要乔恩赶紧离开。   死伤人数继续增加。在以后的大约一分钟里,又有五名学生先后中弹,其中丹尼.摩塞尔死亡。   埃里克和狄伦在他们攻击的最后一张桌子底下留下了最后的三名受害者:科雷.笛普特死亡、简妮.多伊尔和奥斯玎.犹班克斯重伤。   此时是11点35分,距枪杀开始仅16分钟。躲藏在图书馆的共计58名师生中10人死亡,17人受伤。   离开图书馆以后,埃里克和狄伦在大楼内各处穿梭,不停地从衣袋或背包中掏出雷管炸弹抛向墙角窗外等处。11点44分,他们出现在学生食堂的保安摄像镜头上。此时食堂里除了他俩已空无一人。   警方后来在录像带上看到,两名案犯从他们事先放置的蓝色行李袋中取出尚未爆炸的煤气罐炸弹研究了一阵,想必这时候他们已经准备杀身成仁了,埃里克.哈瑞斯退后几步,向两只煤气罐开枪射击,没有动静。狄伦.柯勒勃德又在煤气罐上绑了一根雷管点燃,还是没有动静。埃里克和狄伦一起动手,将数枚各类自制爆炸物堆放在两只煤气罐周围。终于,一团小小的火焰燃了起来,埃里克和狄伦迅速离开食堂。 “末日审判”(11)   尔后约十分钟左右,两名凶手去向不明。11点57分,他们再次被安装在食堂的摄像探头摄取。此时,自动防火系统的喷水装置已经将火扑灭,两只煤气罐安然无事。   枪手们重返图书馆。在他们离去的20多分钟里,部分师生已经通过近旁那扇打碎的玻璃门逃生而去。12点02分至12点05分,当紧急救护人员在警察们的掩护下接近大楼,试图救助受伤的孩子们时,埃里克和狄伦把枪架在图书馆的窗台上,与楼外的特别行动部队对峙交火约三分半钟。那是最后一次有人看见埃里克和狄伦活着。   其后的某一时刻,17岁的狄伦.柯勒勃德和刚满18岁的埃里克.哈瑞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自杀身亡。   从枪声响起的第一刻,学生家长及亲友们便接踵赶到科伦拜中学。当时还没有新闻报道,逃到校外的孩子们逐家敲开邻近居民的住宅借打电话。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在给自己的父母家人通报之后,拨打了一个911电话,以至在11点半到12点的某一时段,丹佛地区几乎所有的911接线员都在不断地接听来自科伦拜中学的报告。   12点左右,全美各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中断了正在播放的节目,口头报道了这一震惊全国的消息。闻讯而至的人们越来越多,警方不得不将包括学生教师家长在内的老百姓们统统疏散到附近的湖木小学。在那里,几位热心的家长开始整理出一张全校师生的花名册,并不断根据最新消息逐一注明所有的幸存者。   警方始终不知道枪击停止的具体时间,因为在案犯们主要攻击的大楼南侧,楼道内警铃声大作,使外面的人根本无法辨认枪声。警察们也很难从众多的911电话中确定枪手们的大致方位,有人说他们在图书馆,又有人说是在学生食堂。警方当时甚至不知道楼内到底有几名案犯。   警方的各级官员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制定作战方案。因为情况不明,却又刻不容缓,最后的决定是,特别行动部队从离枪击最远的大楼北门进入。警员们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地搜寻每一寸楼道、阶梯,每一间教室、储藏室、卫生间等,谨慎地探查凶手们的踪迹和潜在的危险,同时救助身陷险境的孩子们。正如首批率员进入现场的亚伦.西蒙斯中士所说:“在每一个转角处,我们都不能预料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大楼内硝烟弥漫,狼藉一片,全然不见了往日的学府风范。防火喷水装置将墙壁、天花板和地板浇了个透湿。墙上弹孔遍布,地毯被大片大片地烧焦,地上到处散落着发射过或没发射过的子弹,以及炸开和没炸开的雷管。某些地方,自制爆炸物残留的铁钉和玻璃碎片几乎铺满了整个地面。   特别行动部队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将整幢大楼警戒完毕,他们在下午3点22分到达现场的最后一站——图书馆。阅览室里疮痍满目,一派劫后余生的惨状。据警方后来的报告:“窗玻璃上弹孔交叠,爆炸物的残片随处可见……一只尚未爆炸的雷管镶嵌在图书馆门外的墙壁上。”   紧急救护人员又花了30多分钟将躲避在各处的孩子们都找出来,疏散到大楼外的安全区,并将伤员们一一抬上急救车。尽管3号理科教室里的师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威廉.山德尔先生还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待所有的活人全部撤离以后,警方封锁了整幢大楼。因为楼内还有不少随时可能爆炸的雷管炸弹等物,警方宣布,在除雷部队解除所有的引爆装置,并排除所有的爆炸物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入。   所以,直到惨案发生的次日,10名受害者和两名枪手的尸体才被陆续抬出了校园。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科伦拜尽北面克列蒙公园的小山丘上竖起了一排共13座十字架。十字架的横轴上用白油漆工整地书写着死难者的姓名。他们是:威廉.山德尔、芮琦儿.思科特、丹尼尔.偌博、凯尔.瓦拉斯奎、思狄汶.柯瑙、凯莎.贝那尔、埃沙亚.苏尔斯、马休.凯其特、萝菱.汤森德、约翰.汤穆林、凯丽.伏莱明、丹尼.摩塞尔和科雷.笛普特。   十字交叉处的下端,镶嵌着取自科伦拜中学历年年鉴的各位死难者相片。不多时,十字架周围已然花团锦簇,人们纷纷敬上长明的蜡烛,或奉上自己的心爱之物,或死者生前的喜爱之物,也有孩子们写的诗或悼词。有的人则在木制的架子上题字、留言、或缠绕缎带,以聊表缅怀之意。   以下是孩子们悼词中有关死难者生平故事的部分:   威廉.山德尔——   山德尔先生是一位有24年教龄的资深教师,教授电脑及商科课程,还担任过女子篮球队和女子垒球队的教练。在他接手女子篮球队的第一年,该队即由原先的倒数第二名跃升为1997-1998年赛季的第一名。   山德尔先生已婚,并有两个女儿和五个孙辈。他在指挥楼道里的学生们撤离时胸部连中两弹。   芮琦儿.思科特——   17岁的芮琦儿在学生们的自编剧《屋子里的烟雾》中担任女主角。她常去教堂,喜爱摄影。   枪杀案后,芮琦儿停在学校北侧的红色阿库拉轿车上堆满了鲜花和卡片。轿车周围经常簇拥着哭泣和祷告的孩子们。   枪杀案发生时,芮琦儿16岁的弟弟克莱格.思科特正在图书馆里。他靠着佯装死亡才幸免一劫,后来又帮助他人安全疏散。 “末日审判”(12)   丹尼尔.偌博——   丹尼尔中弹时正在为他的同学们拉开食堂出口的大门。他死在了人行道上,距离安全地带不过数步之遥。他的尸体在户外暴露了24小时。“他本来是完全有救的,”丹尼尔的祖母玛可欣.偌博说,“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痛不欲生。”   丹尼尔经常在他父亲的电器行里帮忙。他热衷于电脑游戏、音响和家庭影院系统。   凯尔.瓦拉斯奎——   凯尔是一位“特殊教育”学生。邻居们说,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不可能不被触动。凯尔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朋友们形容他是一个“快乐的大男孩”,“文质彬彬的巨人”。一名荣誉军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因为凯尔非常敬重穿军装的战士们,并对军队有着特殊的兴趣。   思狄汶.柯瑙——   思狄汶自小便向往着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他最喜欢的电影是《星球大战》,看了很多很多遍,能跟着剧中人一起念出台词。   凯莎.贝那尔——   这位11年级的女孩子曾经是一个“问题学生”,皈依基督教以后改邪归正,并成为教会少年团契的积极分子。临死前枪手问她还相信上帝吗,凯莎坚定地回答:“是的。”   凯莎的家人为她挑选了一具白色棺木,以供亲友们签名题字。凯莎母亲密丝蒂.贝那尔在她的留言中写道:“你的勇气和信仰为你在天堂里赢得了特殊的席位。我为有你这样的女儿而感到自豪。我永远爱你。妈妈”   埃沙亚.苏尔斯——   埃沙亚自幼患病,做过两次心脏手术。他的理想是进入艺术院校,当一名音乐家。他身材矮小,但经常参加举重、橄榄球和摔跤等运动。   “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友好的人。”埃沙亚的同学加斯汀.诺曼回忆说,“他总是跟人说‘你好’,即使你不认识他。”   马休.凯其特——   马休一直盼望着参加学校的橄榄球队,他的愿望在暑假后开学就要实现了。马休也喜好举重,并一直保持着全优的成绩。   马休在图书馆里被杀戮,当时他正准备接近藏身于临近音像阅览室里的朋友。   萝菱.汤森德——   18岁的萝菱是学校女子排球队队长,她的母亲是该队的教练。队员们说,萝菱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运动。其实不然,萝菱曾因学业优异而获得过全国性的奖励。她正在申请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希望能像她的大哥一样,做一名野生生物学家。   “萝菱本来应该在下个月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们致告别辞。”她的舅父戴伟.贝克说,“那将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发言。可惜,萝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约翰.汤穆林——   约翰的业余爱好之一是驾驶着他那辆老牌的雪薇家用卡车在落基山上“越野”。约翰有一份在园艺商店的课余工作,他还是教堂少年团契的成员。去年,约翰与他的家人们一起参加了教堂组织的到墨西哥的传教旅行,为那里的穷苦人建造了一所房子。   约翰计划在毕业两年后入伍。“他是一个好孩子,快乐,喜欢上学,成绩也不错。”他的父亲老约翰.汤穆林说,“他目标明确,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好的打算。”   凯丽.伏莱明——   凯丽颇有创作热情和写作天才。她的作品包括歌词、诗歌和短篇小说等。她还学弹吉他。18个月前,凯丽随家人从凤凰城搬来丹佛。她很急切地想获得她的驾驶执照和一份课余工作。   “适应新的环境并不容易,”凯丽的母亲迪叶卓说,“但是凯丽已经交了不少朋友。她是每一个母亲都会引以为骄傲的漂亮女儿。”   丹尼.摩塞尔——   丹尼还不满16岁,却已表现出了卓越的数学和理科天赋。他的最后一张成绩单上全是“A(优秀)”。丹尼还是越野长跑队和辩论队的队员,并参加了学校法语俱乐部最近组织的为期两周的巴黎之行。   科雷.笛普特——   17岁的科雷是一位勤奋用功的好学生,他总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他喜欢滑冰、打高尔夫球、摔跤,但为了专心学习,科雷在10年级时退出了摔跤队。不久前,科雷在浣熊溪高尔夫球场找到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枪杀案那天,科雷15岁的妹妹洁妮安全地逃出了校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那13座十字架旁边立起了另外两座几乎一模一样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横轴上是刻写得不那么规整的名字:埃里克.哈瑞斯,狄伦.柯勒勃德。在埃里克的照片下面,有几行潦草的手书黑字:“我们怎么可能原谅你?”   “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后的第五天,7万多人参加了为13名死难者举行的追悼仪式,当时的副总统奥.戈尔携夫人专程从首都华盛顿特区飞抵丹佛。戈尔副总统在追悼会上致辞说:“对于所有的死难者家属,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并不是孤独的。全美国人民和你们心心相连,全美国人民都在为你们祈祷,全美国人民都和你们一样地震惊、悲痛,也和你们一样地热爱你们的儿女和亲人。”   1999年5月23日,星期六,科伦拜中学的99届毕业日没有喜庆,没有狂欢,没有笑语欢歌。在为两位永远不可能出席毕业典礼的12年级学生埃沙亚.苏尔斯和萝菱.汤森德默哀时,在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威廉.山德尔先生默哀时,在场的师生们尽皆沉浸于哀思之中。 “末日审判”(13)   440名毕业生穿戴着蓝、金二色相间的毕业袍和毕业帽,逐一走上主席台,从斯更能校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只有丽莎.克鲁兹是摇着轮椅上去的。另一位在枪杀案中受伤的姑娘简娜.派克身中三弹,分别打在了右膝、左脚和右肩。她在代表全体毕业生的发言中说:“一开始,医生甚至不能确信我是否还能走路。但是今天,你们都看见了,我是迈着自己的两条腿上来领取毕业证书的。”   其他的23名受伤者也和丽莎、简娜一样,靠着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死亡和伤痛,终能痊愈出院。   枪杀案后的八个月,杰弗逊地区警署80多名警探组成的专案组走访了4500多名目击证人和知情人,从现场和两名枪手家中收集了上万件证据,于2000年5月公布了他们的官方调查报告。报告中说,警方在哈瑞斯和柯勒勃德家查抄到的有关物证包括埃里克和狄伦的日记,以及五盘录像带。在“末日审判”之前,两名案犯共制作各种爆炸物品95件。枪杀案发生之日,在校园内已经爆炸的雷管炸弹等物为:学生食堂6枚,楼道及一些教室6枚,图书馆5枚,扔到大楼外炸开的13枚。更多的爆炸物品则以其原始状态分散在校园内外各处,包括两名枪手的车里。埃里克和狄伦还在科伦拜中学的校园外不远处安放了一枚煤气罐炸弹,意在转移警方的注意力并钳制其兵力。但与学生食堂里的两枚重磅定时炸弹一样,因设计上的原因而最终未能引爆。   科伦拜的不少学生认为,埃里克.哈瑞斯是两名案犯中的主谋者,狄伦.柯勒勃德不过随从而已。警方走访过的许多证人亦表示,若非亲眼目睹,他们很难相信狄伦也参与了枪杀。惨案发生时,在现场采访的媒体曾四下打听枪手是谁,有人提到了狄伦。一名记者将埃里克和狄伦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11年级学生克利斯.霍可对他说:“你最好把狄伦的名字划掉。他不是那种人,他绝对不可能杀人。”16岁的雅各布.卡里附和道:“他是一个非常和气非常友善的人,如果你了解他的话。”   在警方报告发布以前,死伤者的家属们及社会各界已纷纷开始质疑和批评杰弗逊地区警署对此次校园枪击事件的处理不当。伊万.达德的父亲认为警方拖延的时间太长。“500多名警方人员赶赴现场,却没有任何人受伤,甚至连皮都没有擦破,这说得过去吗?像这样的大规模恶性枪杀案,人们以为总会有几名警员死亡、或伤残——没有,一个也没有!死伤的全是孩子们和老师。”   威廉.山德尔的女儿安姬拉也持同样的看法。警方特别行动部队花了将近三小时才救出她的父亲,“如果他们动作迅速一点,有多少孩子本来是完全可能获救的?这段时间,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这个‘如果……’”   2000年1月,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成立了他自己的“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复查委员会”。在2001年5月提交的最后报告中,委员会承认了杰弗逊地区政府和警署在处理此次校园惨案中的若干失误,包括在案发之前忽视了埃里克和狄伦可能作案的种种迹象。   与此同时,针对两名凶手的父母家庭及杰弗逊地区政府和警署的数起诉讼被先后提交当地法庭。经原、被告双方的接触和协商,这些以索赔为宗旨的民事官司大部分私了,只有杰弗逊地区政府公开赔偿威廉.山德尔的家属150万美元。   当大人们在忙于书写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忙于追究责任,忙于索赔和诉讼时,科伦拜的学生们,特别是埃里克和狄伦的朋友们,以及无数曾经有过与埃里克和狄伦相同遭遇的孩子们却在思考。   科伦拜校园惨案之后,娱乐界成了首当其冲的被攻击对象,因为埃里克和狄伦酷爱含暴力内容和黑色幽默的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及电影电视等。媒体曾请人将埃里克经常哼哼的一些“冉姆斯坦”和KMFDM的歌曲内容译出来,发表在报纸上。其中一首歌词的大意是:“你正在校园里/我已经子弹上膛,准备出击。”   学生们对这些指责嗤之以鼻,以为未免偏颇。因为他们认识太多的孩子玩同样的电子游戏,却几乎从不跟人红脸。他们知道太多的孩子听类似的流行音乐,却从没想过要真枪真刀地干掉谁。他们知道太多的孩子一集不落地收看描写系列杀手的连续剧,却并不急于在现实生活中摹仿。   学生们争辩说,娱乐品最多只能营造一种气氛、一种情绪,而不可能左右人们的行动。说到底,暴力娱乐品之所以走俏,是因为它们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求。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本身就充斥着暴力文化。孩子们从小长到大,在全国和当地的新闻中看到和听到过多少起暴力事件,犯罪案件?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对孩子们的影响远比好莱坞和电子游戏制造商们的作品来得恶劣。如果新闻中的内容还不够直接的话,那又有多少孩子曾亲眼目睹过他们的父母恶语相向,拳脚相向?更不用说,孩子们从小在公园的儿童游乐场,在学校的操场上就已经从同伴那里亲身体会到了“强者说了算(Mightmakesright)”的道理,亲身体会到了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为什么”的答案仅只是“因为我就是这么说的(BecauseIsaidso)”。   科伦拜有不少孩子,譬如布鲁克.布朗,是和狄伦.柯勒勃德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深知性情温和的狄伦从一年级起就是被小恶霸小流氓们欺负的对象,也是被学校的老师们不分青红皂白惩罚的对象。他们也知道以狄伦之聪明敏感,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不公正。只是,多年来,狄伦选择了忍让,而不是反抗、暴发。 “末日审判”(14)   埃里克.哈瑞斯是在7年级时从外地转学过来的,没有多少人了解他的童年,他的过去。但是孩子们认为,埃里克应该有着与狄伦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感受。不同的是,埃里克脾气急躁,报复心强。   孩子们的问题是,埃里克是如何说服狄伦参与他的屠杀行动的?而埃里克本人,又是如何被一点一点地推到了犯罪的边缘?   孩子们把他们的问题告诉了身边的大人们。经过了那场悲剧之后,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已经成熟到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没有容易的答案。   从小学到中学,恃强凌弱的小霸王随处可见,但是只有进到了科伦拜中学,埃里克们才算是真正领教了那些神气活现的运动员。布鲁克.布朗说:“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理会我们。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他们的靶子。我们当时是最低的9年级学生,一群只能在电子游戏中逞强的‘孬种’。吃午饭的时候,那些运动员会走过来踢倒我们的椅子,把我们的头一把摁在桌子上,或者打翻我们的托盘,伸腿绊我们摔跤,朝我们扔饭菜。平时在楼道里,他们会在经过的时候突然把某个孩子推撞到衣帽箱上,或是当着众人辱骂他。上体育课的时候,他们会在更衣室里逮着随便哪个小孩痛打一顿,因为那儿没有老师。”   高年级学生喜欢把婴儿油泼撒在地上,这是一种被戏称为“打保龄”的恶作剧。他们趁某个低年级孩子不备时从后面猛推一把,被推的孩子可能会滑得很远,最后撞到其他孩子身上。后来,一位9年级女生因此而摔坏了胳膊,学校才出面制止了这种“游戏”。   “问题是,校方和老师们都喜欢运动员,而我们反倒成了‘问题学生’。”布鲁克.布朗说,“打橄榄球的人做的都算‘正经事’,像我们这样穿‘奇装异服’的孩子们,就会让老师总觉得很紧张。平时,老师们总是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一旦有了机会,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惩罚我们。运动员们经常把回形针绷在牛皮筋上,像弹弓一样弹射我们。如果一位老师看见你被弹了,他或她会装着没事儿。但只要你一还击,他就过来了。那些运动员们算是把这一点都给吃准了。”   埃里克.哈瑞斯是他们的五人圈子中最经常被当作靶子的,因为他有两个生理缺陷。埃里克胸部发育异常,稍稍下陷。所以当在游泳课上脱掉T恤衫时,他就成了恶少们嘲笑和取乐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埃里克个子不高。五人圈子中的其他男孩后来都超过了1 8米,只有他没有。再加上,他不是在科罗拉多州土生土长的,他是一个“外地人”。   埃里克们刚上10年级时,科伦拜出现了一个由校园里的“二等公民”或“不入流者”组成的所谓“黑色风衣帮”。在“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发生后的最初的日子里,电视新闻曾将“黑色风衣帮”渲染为一种秘密社团组织,记者们在报道中暗示“黑色风衣帮”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且与当时在德国及欧洲兴起的新纳粹运动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事实上,科伦拜中学的“黑色风衣帮”一开始只是几位当时12年级的学生,因为是朋友,又因为总被运动员们欺负,于是经常结伴而行,以便“一人有难,众人相帮”。一次,其中的泰德.波尔斯穿了一件黑色军用风雨衣,大家看了都觉得很“酷(cool)”,又听说是他母亲在商店里碰到“大甩卖”时买的,便都一人一件地去那家商店买了来。   某日,这些人又像往常一样坐在一起吃午饭,凑巧那天人人都穿着黑色军用风雨衣。几个运动员从那里经过便打趣他们说,一群孬种也想玩酷,以为穿了同样的“制服”就可以充黑帮?   其中一人加了一个形容词:“对了,黑色军用风雨衣帮,如何?”   运动员们一阵哄笑,扬长而去。从此,“黑色风衣帮”就在校园里叫开了。那些“不入流者”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欣然接受了这个本来带有贬义和侮辱的封号。   “黑色风衣帮”公开地和运动员们作对,但对其他孩子们却来者不拒。埃里克和狄伦曾有几次在食堂里和他们坐在一起,还与其中几位交上了朋友,譬如介绍他们俩进“黑杰克”比萨店的克利斯.莫尔司。   不幸的是,“黑色风衣帮”原本是要将自己区别于那些无恶不作的运动员的,但到后来也成了一群作恶者。其差别只在于,每次与运动员们发生冲突,无论对或错,无论是哪方挑的头,被传进校长办公室并受到处罚的总是“黑色风衣帮”的人。   不到一年,“黑色风衣帮”们毕业后都离开了科伦拜,但其影响却如阴魂不散。埃里克和狄伦在“美国政府课”上的同学们回忆说,他俩曾合作制作了一盘介绍“黑色风衣帮保护项目”的录像带,自称可以受雇于任何被运动员们欺负的学生,为他们出气报仇。   在一篇还没来得及交给写作课老师的作文中,狄伦.柯勒勃德虚构了一个穿黑色军用风雨衣的枪手在一间灯光昏暗的酒吧里刺杀运动员恶少的故事。   科伦拜校园枪击案后,因为埃里克和狄伦在他们的黑色军用风雨衣里藏匿了若干武器,各地中学相继修改着装规定(DressCode),禁止学生们穿任何式样的风雨衣到学校。   孩子们通过身边的大人们把他们的问题“捅”到了州里。 “末日审判”(15)   2000年的10月14日至11月29日,丹佛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青少年处处长瑞琪娜.休尔特亲临科伦拜,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科伦拜中学学生中的恃强凌弱状况,及校方对此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走访了28位成人和15位学生。同年12月1日,休尔特处长将她的9页调查报告呈交给欧文斯州长的“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复查委员会”,并作为委员会总体报告的一部分于次年5月公之于众。   “我所访谈过的所有学生,无论他们的年级、性别、种族等,都一致反映,科伦拜中学的学生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欺负弱小的现象。……他们说,在科伦拜中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可招惹那些可能揍你的人,不可用目光直视运动员,不可顶撞运动员,不可染指他们的女朋友,不可去不该去的地方……’   “我所访谈过的每一个人都反映,在科伦拜中学,大家都明白,‘向校方申诉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人会管这些事。’原因很简单,有的学生是‘碰不得’的。”   休尔特女士在她的报告中说,不少被访者指出,科伦拜中学的领导层——校长、副校长和级主任们——   “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是,或曾经是,各个运动队的教练。所以,运动员们便成了科伦拜中学的特殊学生,或特权学生。”   瑞琪娜.休尔特举了几个例子:   例一,科伦拜枪杀案前两年,两个学生一直在体育课上欺负一个15岁的同学。“他们经常掐他、拧他。尽管是在上课的时候,但老师却说他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事。”这位被欺负的学生是犹太人,两名小恶棍扬言,要“搭一个炉子把他烧死”。在体育课上打篮球时,每当投篮命中,那两人便说:“又一个犹太人被塞进了炉子。”他们甚至编了顺口溜等侮辱他。那位犹太学生的家长后来向校方报告了情况,学校也派人找了两个小恶棍谈话,但在其后的一年半里,犹太学生照样被他们欺负。每次学校接到报告后,“级主任便会找到那两个人,那两个人便会矢口否认,事情便会不了了之。而后,校方便会通知家长:‘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位犹太学生说:“学校一直认为我在说谎。”   例二,一次,四五名橄榄球运动员合伙欺负一个男生。他们故意推他,撞他,辱骂他,还尾随他到了他的停车处。男生回家后告诉父母,说他再也不想回科伦拜。男生的父亲向学校报告后,过了六个星期,才接到校方一个“非常简短而无礼”的电话答复。这位男生后来转学去了附近的赫尔梯中学。该生告诉休尔特女士,直到现在,他仍然不愿踏进科伦拜中学。   例三,休尔特女士也走访了一些学区工作人员,他们都在谈话中尽可能回避“这类敏感话题”,唯恐被上司知道了炒鱿鱼。“但是所有的人都说,恃强凌弱的现象在科伦拜非常普遍。他们也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是毫无结果。”   例四,一名女生自从进了科伦拜中学,成绩从原来的全优一路滑坡,而且父母家人都不知道,直至女生的物理教师打电话通知家长。据该女生称,科伦拜校风极差,使得她心情恶劣,无法专心功课。父母帮助她转学以后,成绩又逐渐回升,并说新学校的同学们十分友好。该女生的姐姐在学区做学生工作,经常往返于各个校园,她说:“我经常向孩子们了解他们在各自学校的经历。很明显,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恶霸学生欺负人的现象,至少不像科伦拜中学那么严重。”   当叙及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在学校的遭遇时,瑞琪娜.休尔特写道:“我所访谈过的所有学生都说,这两个孩子非常孤独,而且经常被取笑和欺负。虽然没有人列举出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事件,但皆称他们常被运动员们推搡、挤撞和辱骂。”   就连一些对埃里克和狄伦表示友好的学生也受到了惩罚。一名女生告诉休尔特女士,枪杀案发生前不久,某次,她在学校的楼道里和埃里克聊了几句,“刚说完,一个有名的小恶棍走过来,猛地将她推撞到衣帽柜上,并骂她‘贱货’。”瑞琪娜.休尔特写道,“当时有很多学生在场,但是没有老师。该女生后来也没有向校方报告此事。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别人都告诉她:‘没用的,学校不敢把他怎么样。’指那个运动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那些反映情况的孩子们说,校园暴力案件时有发生,人们不能只是坐在那里高谈阔论,把事情简单地归结为“两个与众不同的小混蛋突发奇想”,或指手画脚地批评“电子游戏和流行音乐把我们的孩子们教坏了”。   不难想象,美国各地的其他校园里还有不少像埃里克和狄伦一样的孩子,他们身边每天发生着的不公平正在缓慢地、不易察觉地将他们驱使到同样的道路,同样的终点。   在“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前后——   1996年2月2日,星期五,华盛顿州摩斯湖市:   14岁的巴利.路凯地在代数课堂上开枪打死老师和两名同学,另一位同学受伤。   1997年2月19日,星期三,阿拉斯加州贝丝市:   16岁学生伊万.蓝塞在校园里开枪打死校长和一名学生,另有两人受伤。   1997年10月1日,星期三,密西西比州珍珠市:   16岁的卢可.伍丹先在家里杀死了他的母亲,继而在学校开枪。9名学生中弹,两死七伤。 “末日审判”(16)   1997年12月1日,星期一,肯塔基州西帕督卡市:   当希瑟高中的学生们在操场上围成圆圈做祷告时,14岁的迈可.卡奈尔突然向他们开火,死三人,伤五人。   1998年3月24日,星期二,阿肯色州约翰勃罗市:   西城中学师生因伪报的火警疏散时,躲在校外树丛中的学生米歇尔.乔森和安德鲁.戈登开枪向人群扫射,四名学生和一名教师死亡,十人受伤。   1998年5月21日,星期四,俄勒冈州泉野市:   15岁的基普.肯凯尔在索司顿中学学生食堂开枪,死两人,伤22人。案发前数日,基普曾因在校园内携带枪支被拘捕,21日早晨刚获释。警方后来在肯凯尔家中发现,基普的父母也于同日被枪杀。   1999年5月20日,星期四,佐治亚州康耶斯市:   15岁的托马斯.所罗门因遭女友拒绝而情绪反常,在海尔狄中学开枪打伤六名同学。   1999年11月19日,星期五,新墨西哥州德明市:   12岁的维克多.科多瓦在德明中学门厅内开枪,当场击毙13岁的阿拉瑟利.腾纳。   2000年2月29日,星期二,密执安州弗林特市:   布伊尔小学一6岁男童向同班女孩、6岁的凯拉.罗兰开枪。凯拉颈部中弹,当场死亡。据悉,案发前一天,有人听见该男童在学校操场威胁凯拉.罗兰。凶器为该男童家长的一支点三二口径手枪。   2000年5月26日,星期五,佛罗里达州渥兹湖市:   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天,渥兹湖中学13岁学生萘特.巴西尔用一把点二五口径半自动手枪向教师巴利.哥郎诺开枪,巴利.哥郎诺当场死亡。   2001年3月5日,星期一,加利福尼亚州圣提市:   桑坦那中学15岁学生查尔斯.安德鲁.威廉斯从卫生间向下课的同学们开枪,两人死亡,十三人受伤。   2001年3月7日,星期三,宾夕法尼亚州威廉斯堡市:   纽曼主教中学14岁女生伊黎莎白.凯瑟琳.布什在学生食堂开枪打伤同学肯贝莉.玛契斯。据其他学生们反映,伊黎莎白患忧郁症,经常被人嘲笑。   2001年3月22日,星期四,加利福尼亚州戈兰尼特山市:   杰森.霍夫曼,18岁,戈兰尼特山中学学生,在校园内开枪打伤一名教师和三名同学,后在枪战中被警察击伤。   2001年3月30日,星期五,印第安纳州盖瑞市:   不久前被路易.瓦拉斯中学开除的学生,17岁的唐纳德.R.勃特携枪返回校园,打死一名同学。   2001年11月12日,星期一,密执安州卡若市:   17岁的克利斯.伯奇.巴切尔在卡若教育中心扣押两名人质,而后自杀。   2002年1月15日,星期二,纽约州纽约市:   马丁.路德.金中学两名学生在校园内决斗,双方皆受伤。   2003年4月14日,星期一,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   四名少年黑帮团伙成员在枪战中闯入约翰.麦当诺中学,致使一名15岁学生死亡,三人受伤。这四名案犯都不是该校学生。   2003年4月24日,星期四,宾夕法尼亚州红狮市:   红狮中学14岁的学生詹姆士.希茨在学校枪杀校长犹金.瑟格鲁后自杀。   2003年9月24日,星期三,明尼苏达州冷泉市:   若柯里中学15岁学生约翰.嘉森.麦克劳在校园内开枪打死两名同学。   2005年3月21日,星期一,明尼苏达州红湖市:   16岁的捷夫.韦斯先在家里开枪打死其祖父及朋友,又到学校枪杀了一名教师、一名保安和五名同学,然后自杀身亡。   …………   在美国,每当有恶性案件发生,便会听见某些专家和司法界的人士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口气说:“如果当初人们如何如何做了,这一切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云云。   然而,惨案到底还是发生了,并且——不管人们希望或不希望还将继续发生。                                                             死亡陷阱(1)   彼得逊家的大宅子在森林山庄一带是远近闻名的,因为大——房子大,游泳池大,园子更大,也因为豪华。   宅子建于1940年,在1992年易手到迈克.彼得逊名下以前,一直叫做约翰.布剀南庄园。庄园的正门开在赛德街,但从那里其实是看不见房子的,只有一条蜿蜒的车道在密林深处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不过,彼得逊家的孩子们很少走这条车道,他们喜欢从肯特街的后门直接把车停进车库。旧时的设计,车库都在后面。   宅子只有一座,从外表看,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分主楼和风格各异的两翼,仿佛三幢不同的楼房紧挨在一起。里面却是浑然一体,完全感觉不出空间上的分隔或造型上的差别。   房子大,建筑面积1万平方英尺,合930平方米。除厨房、饭厅、两间起居室、一套大客厅和几处小客厅等“开放地带”或“公共区域”外,还有大大小小共14间房。宅子里光楼梯就有三架:主楼正面宽大气派的椭圆形环状楼梯,厨房后面的小楼梯或彼得逊家人们常说的“后楼梯”,以及一架已经闲置不用的老式电梯。   房子豪华,光洁的硬木地板和板壁,做工考究的嵌入式古玩架,精美的水晶吊灯,雅致的大理石壁炉。迈克.彼得逊买下这幢房子的时候,正值约翰.布剀南庄园名气的鼎盛期。1990年,一位好莱坞导演选中了这里作为喜剧片《仆妇传奇》的主要场景。当时整座庄园标价120万美元,这在蓝领阶层居多的北卡罗来纳州杜尔罕市实在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但迈克.彼得逊在契约上签字的时候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彼得逊先生也正值名气的鼎盛期,199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战争时刻》不仅使他荣登《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名榜,而且给他带来了滚滚财源。不久前,他的经纪人又以高价替他卖出了尚未完稿的《和平与赔款》一书。   彼得逊家的大宅子里曾经住了七个人,彼得逊夫妇和五个孩子。彼得逊先生现在的夫人叫卡瑟琳,北方电讯公司高级主管,一位才貌俱佳的职业妇女。五个孩子却有三个不同的姓氏:27岁的克雷顿和25岁泰德姓彼得逊,是迈克.彼得逊和前妻帕迪霞的两个儿子;19岁的凯特琳姓艾瓦特,是卡瑟琳与前夫弗莱德.艾瓦特的女儿;20岁的玛格丽特和18岁的玛莎姓拉特利,是彼得逊先生收养的两个孤女。   孩子们长大以后,纷纷去外地求学,或搬出去单过。除了隔得不远的二儿子泰德“常回家看看”外,彼得逊家的大宅子成了美国老人们自嘲的“空巢(emptynest)”。   2001年12月9日,星期天,凌晨2点40分,杜尔罕市的911接线员玛丽.爱伦接到了一通来自彼得逊府上的紧急电话。   “杜尔罕911,请问发生紧急状况的地点?”   “赛德街1810号。哦,赶快!”   “怎么回事?”玛丽听得见线的那头一个男人沉重的喘息声。   “我妻子出事了,但她还在呼吸。”   “出了什么事?”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但她还有气。赶紧,拜托了!”   “她还清醒吗?”   “什么?”   “她还有知觉吗?”   “不,不,她昏迷不醒。请你们快点。”   “她从几级楼梯上摔下来?”   “什么?啊?”   玛丽沉住气,一字一顿地重复道:“她—从—几—级—楼—梯—……”   “后楼梯。”   “几级楼梯?”   “哦,啊,啊……”对方的声音随着每一个音节震颤。   “别着急,先生,慢慢说。”   喘息声骤然停止:“哦,15级,20级,我说不清楚。”转而又歇斯底里地:“请马上派人来,赶快,拜托了!”   “OK,我跟您说话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调度急救车了。”911电话同时与调度中心联线。   “我家在……,在森林山庄,OK?赶紧,赶紧。”   “好的,先生,急救车马上就到。她现在醒了吗?”   “哦,天哪!”   “哈啰?”   “我不,嗯……”男人的喉头滚过一串模糊不清的嘟噜。   “哈啰?”   “呼吸。哦,上帝……呼吸……”   电话突然挂断。   在另一只分机上接听同一电话的调度员伊莉莎白.普尔见缝插针,她告诉玛丽.爱伦,配置了两名紧急救护人员的五级急救车已经驶出了离森林山庄最近的消防站。在美国的大多数州,急救与消防属同一系统。五级救护是针对摔伤性事故的急救类别。   2点46分,又是玛丽.爱伦的电话铃响。   “杜尔罕911,请问发生紧急状况的地点?”   “他们怎么还没到?我是赛德街1810——他们……她好像已经停止了呼吸。拜托,拜托,你们能不能快点儿!”   调度员琳达.甘特闻听此言马上摁下了标示着“五号代码(Code5)”的按键,意思是,可能有人员死亡,请警方即速出动。   “先生?”玛丽.爱伦对着话筒呼唤。   男人的嗓音提高了八度:“你能听见我吗?”   “先生?先生?”   “嗯。”   “请您冷静一下,他们马上就到。现在请您告诉我,您肯定她确实已经停止了呼吸吗?”玛丽听见“咔哒”一声响。“先生……?哈啰……?哈啰……?” 死亡陷阱(2)   电话又断了。   森林山庄名副其实,古木夹道,枝叶参天,将这个富豪区的一栋栋豪宅遮掩得若隐若现,似有似无。   急救车从彼得逊家门前疾驰而过,直到看见了下一家人的门牌号码,救护人员杰.罗斯和荣.派奇才知道他们已经开过了。两个人紧急掉头,回到刚才驶过的大铁门。杰.罗斯跳下车,掀起右边砖柱上硕大的圣诞花环——1810,没错。这时是2点48分。   急救车开过林阴车道,开过游泳池,在房子前面停下时,杰.罗斯忍不住咋了咋舌。在他的记忆中,他还从来没有在如此豪华的宅子里执行过公务。杰在心里头估算了一下,这处产业至少价值百万美元,令他望尘莫及,一辈子都挣不来。   一辆三菱蒙特罗运动吉普与他们几乎同时到达,车上下来的是彼得逊家的二少爷泰德及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他们刚刚从一个朋友家的派对上回来,两个人都喝得不少。   彼得逊家的大宅子灯火通明,庭门大开。北卡罗来纳州地处东南部海岸,属于美国各州中比较暖和的地带,即使在12月的夜晚也不是那么寒气逼人。杰.罗斯从急救车后厢取出“托马斯包”交给荣.派奇,里面装有从邦迪帖到固定夹板等用于摔伤的各种医疗用品,自己扛起一只急救箱,箱内是一套心电监测仪和一台心脏搏动器。自从干上了这一行,杰.罗斯曾先后应召处理过至少十起楼梯摔跌事故,知道这类摔伤一般都伴有扭伤、脱臼或骨折,如果情况严重,跌断了脊椎,则可能出现局部或全身的麻痹或瘫痪。   等到他们俩踩着华贵的波斯地毯疾步赶到厨房后面的楼梯间时,才明白所有的这些器械和药品都没用了——“48岁的白人女子”卡瑟琳.亨特.彼得逊斜躺在楼梯脚下,上身门里,下半身门外,头靠右墙,脖颈微微后仰,肩膀搁在最下一级梯子上,双腿分开,已经停止了呼吸。   但真正令两位急救人员惊异的是,后楼梯的墙上地下,以及死者的浑身上下,到处是血,用杰.罗斯后来在法庭上的话说:“看上去更像是一桩凶杀案的现场。”卡瑟琳的身子底下蔓延着一大汪血泊,灰色的绒裤腰部已经被鲜血浸得透湿,头发结成血糊糊的一大块,衣服、裤子和赤裸的脚底溅满斑斑点点的血迹,尸体周围散落着的一大卷纸巾,一双袜子、一双男式运动鞋和一双女式拖鞋也全都染了血。而且,杰.罗斯和荣.派奇注意到,血迹已经开始干结。   后楼梯一共18级,约三英尺宽,刚够两个人并行。如果是从上往下走,靠左墙有一溜儿扶手。楼梯上面的15级直上直下,最后三级呈螺旋状左拐,刚好终止在左墙最下端的门口。门外经过一小段过道便是厨房。楼梯间本身只有一盏灯,但如果将楼上楼下过道里的灯都拧亮,照明应该是不错的。楼梯正下方墙上离梯面约2 5英尺高处挂了一幅托卢斯.拉特瑞克的画作《黑猫》。看得出来,镜框玻璃上也有溅洒的血痕。   巡警茱安妮.麦东伟和维克多.费古尔罗是接到“五号代码”后赶赴现场的第一批警方人员,只比杰.罗斯们晚了大约两分钟。茱安妮上下打量了一遍楼梯间,甚至还没来得及和现场的其他公务人员交换意见,也没来得及向彼得逊父子等询问出事经过,就拨通了杜尔罕警署凶杀处的电话。茱安妮后来解释说,尽管警方无线电发布的紧急讯息中称有人摔下了楼梯,但她在现场得到的第一印象却是凶杀——“因为,太多的血。”   3点07分,凶杀处值班警探丹.乔治赶到时,彼得逊家的正门前已经停放了三四辆车。丹绕过急救车和巡逻警车,将自己的车泊在了后院。他在离开警署前打过一圈电话,相信他的同事们很快就会开着各自的车接踵而至,所以还是把前面的停车位留给他们吧。   丹.乔治从一道侧门进入,在彼得逊家的大宅子里急匆匆地穿行。他记得茱安妮在电话上说过,尸体的位置是在厨房旁边的后楼梯,也许走过这条过道就到了。过道尽头,就在丹伸手推门的刹那间,他瞥见门把上有一大滴血。但是太晚了,他的手已经握住了门把。丹马上松手——奇怪,手套上没有血。原来那血滴是干的。   和茱安妮.麦东伟一样,丹也几乎是只看了一眼楼梯间,就在心里头敲定了这场“事故”的性质。他立即命令警员们封锁现场,包括整个园子。“园子很大,”丹.乔治对茱安妮交代说,“我在来时的路上观察过了,所以要记得多准备一些黄色警戒线。还有,是谁拨打的911电话?”   “迈克.彼得逊。”茱安妮指着厨房说,那里坐着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和一位年轻女子。   丹皱了皱眉,他好像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   茱安妮说,据两位急救人员讲,他们到达时,看见彼得逊先生正在楼梯间转来转去,一面发出一阵阵的低嚎。他情绪激动,身上到处是血。稍后,茱安妮曾试图问他一些问题,比如死者的出生年月日。但彼得逊先生好像完全无法回答问题,他只神情茫然地看了茱安妮一眼,便将头又转开去了。   正说着,迈克.彼得逊突然从厨房跑出来,直冲向楼梯间。他光着脚丫,身上只穿了T恤和短裤。T恤衫是深色的海军蓝,但上面大片大片的血迹依然清晰可见。   泰德.彼得逊紧跟在后面,高声叫道:“你要我再去看看她吗?”泰德后来说,他当时是想安慰父亲,所以同意再去看一看他的继母卡瑟琳是否确实死亡。 死亡陷阱(3)   等警察们赶到时,迈克.彼得逊已经扑倒在尸体上大放悲声。他紧紧地抓住亡妻的衣衫,死活不撒手,众警察强拉硬拽亦无济于事。最后是泰德好说歹说,才勉强将父亲又劝回到了厨房。   但是,现场已经被“污染”了。   丹.乔治也跟到了厨房,借着那里明亮的灯光,他总算看清了迈克.彼得逊的脸。也是在这一刻,丹的记忆鲜活起来。两年前,这位彼得逊先生曾参加竞选过杜尔罕市长,并在当地的媒体上频频露面。虽然未能如愿进入最后的投票阶段,但仍给像丹.乔治这样的选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记得电视上说过,彼得逊先生是作家,写小说,也写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一位颇有水准的文化人。   好像嫌现场还不够乱似的,这时候,门外又有人吵起来了。众人出来一看,是泰德.彼得逊用手机召来的两名“援兵”,本杰明.梅钠德和西瑟儿.韦森。泰德和科丽丝玎娜刚刚跟他们在一起参加过同一个派对。泰德在电话上指名点姓要本杰明把西瑟儿带过来,因为西瑟儿是公爵大学附属医院的实习医生,正规的称呼应该是“韦森博士”或“韦森大夫”。   警察们说,“大夫”就不必了吧,这儿已经没有什么人需要抢救了。但泰德坚称他对他父亲的状况不放心。于是,厨房里又多了两名“闲杂人员”。   泰德说得没错儿,彼得逊先生的状况着实令人担心。他不断地抽泣、哽咽或喃喃自语,似乎一直就没停过。他说他简直不敢相信卡瑟琳真的已经离他而去,卡瑟琳就是他的生命,没有了卡瑟琳,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他说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整个晚上,他和卡瑟琳在一起喝葡萄酒、喝香槟、看电影,茱莉.罗勃兹和凯瑟琳.泽达主演的《美国甜心》,非常罗曼蒂克。两个人都很快乐,仿佛又找回了当年谈恋爱时的感觉。临睡觉以前,他就带着几只狗出去了一会儿,在游泳池边逗留了大约30到40分钟。他以为卡瑟琳已经回房躺下了,没想到……   泰德说,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到了你们这把年纪,不可以再逞能。以为还跟年轻人似的,喝多少都没关系。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像你们这种喝法迟早会出事的。   迈克.彼得逊对儿子的话充耳不闻,仍是喃喃自语地:卡瑟琳真的死了吗?真的已经没有救了吗?……   泰德说,你要是真不相信,那我就再去看一次。   有了刚才迈克.彼得逊“冲现场”的那通乱,丹.乔治不敢再大意,他立马派人把守住后楼梯的上下两个口,严令闲人不得接近。泰德.彼得逊费了半天劲,磨了半天嘴皮子,警察们才说,要看可以,但只能看,不能碰。   楼梯间本来就是亮着灯的,但警察们还是替泰德打开了手电。强烈的亮光下,现场的血腥仿佛变得更加真实,更加怵然,也更加触目惊心。从卡瑟琳赤裸的双脚开始,泰德一路看上去。当电光照射到死者的脸部时,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尽管泰德不愿意相信,但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在卡瑟琳的脸上看到了痛苦、甚至恐怖的表情,看到了几处绝对不可能是滚下楼梯时留下的划伤和青紫斑。   当然,毫无疑问,卡瑟琳确实是死了。   随后到达的泰利.威更斯中士没有直接进宅子,他在前后两道门处耽搁了一会儿,劝说被警笛和紧急闪烁灯光惊醒的围观邻人们离开现场,然后又增派了几名岗哨。   宅内,迈克.彼得逊踱到厨房的水槽旁拧开水龙头,伸出沾满鲜血的双手,那意思是准备洗手。威更斯中士正好看见,马上予以制止,并指示将彼得逊父子和本杰明.梅钠德带到后面的门廊“看起来”,两位女人,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和西瑟儿.韦森,则被送进了一间小书房。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迈克.彼得逊大声抗议道,“我需要给律师打电话吗?”   没有人理会他。   坐在廊檐下的长椅上,彼得逊先生开始唠唠叨叨地对两个年轻人说,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为本市《先驱者太阳报》主持专栏时,曾写过若干批评杜尔罕警署的文章。他料定警方迟早会向他反攻倒算,只是没想到会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在他最悲痛、最伤心,也最脆弱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感觉,他感觉警察们正在利用他的这场家庭悲剧对他进行报复,进行栽赃。   其实在那个时候,以及那以后的至少两天里,警方并没有把侦破此案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彼得逊先生身上。事实上,办案人员们一直在想弄清楚,案发时除了迈克.彼得逊以外,现场是否还有其他的人。毕竟,以彼得逊先生的声望和地位,他作案的可能性极小。   凌晨4时许,警察们终于等来了杜尔罕警署首席侦探亚特.霍兰中尉,一位有权决定该现场是否为犯罪现场的警方“权威人士”。亚特.霍兰一面听取着几位警官的简要汇报,一面迅速地查看了死者和楼梯间的情形,查看了办案人员们在室内外各处发现的血迹:墙上、地上、桌上,以及台阶、门把、茶壶上,还有厨房里的抽屉和碗橱上,有的地方是长长的一抹,有的只是小小的一滴。   霍兰中尉当即认同了在场各公务人员的一致看法——卡瑟琳.彼得逊之死“相当可疑”。   也就是说,赛德街1810号被官方正式确认为“凶杀现场”。 死亡陷阱(4)   接下来,警察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录口供、起草搜查令、打电话请法医、请警方摄影师、请犯罪现场实验室……   对科丽丝玎娜和西瑟儿的问话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办案人员们却在三个男人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迈克和泰德.彼得逊父子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本杰明.梅钠德大概是在几小时前的派对上喝得太多,已经有些不省人事。   外面的气温变凉了,警察们让三个男人回到室内,先跟两个姑娘在小书房里呆了一会儿,因为泰德不停地跟人说话,只好又将他们隔离到迈克.彼得逊的私人书房。自然,各人的行动都受到了一些限制。比如西瑟儿要上厕所,得有警察跟;比如彼得逊先生换下的T恤衫和短裤,得交给专人装进“物证袋”里。其他的人还好办,科丽丝玎娜、西瑟儿和本杰明都和衣蜷缩在沙发上或房间里的某个角落,很快便睡着了。彼得逊先生打开电脑上网,其间有人听见他念叨了一句“卡瑟琳的同事发给她的电子邮件,关于一个会议的”。唯有泰德.彼得逊气不顺,他反反复复地向办案人员们强调说,卡瑟琳在案发前肯定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因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而失足滑下楼梯,又喋喋不休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质问,嫌警方软禁了他们,嫌警方侵犯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泰德打长途电话给他的叔叔比尔.彼得逊,内华达州雷诺城的一位民事律师。   “比尔叔叔,卡瑟琳死了。”泰德听见比尔的话筒掉在了地上。等叔叔摸索着捡起话筒,泰德接着说,“你先冷静下来,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泰德在电话上说,办案人员们颠来倒去地盘查他们,不允许两位女士上厕所,黄色警戒线拉得哪儿哪儿都是,有一位警察态度非常粗暴,对他们就像是对待犯罪嫌疑人,“你觉得这一切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比尔.彼得逊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告诉你父亲保持沉默。”   “但是,一位警察正在跟他谈话。具体地说,那警察正搂着他的肩。”   “你现在就过去告诉那位警察,”比尔.彼得逊对侄儿命令道,“告诉他你父亲已经聘请了律师,他的律师正在电话上,告诉他马上停止谈话。还有,把电话转给现场的首席侦探。”   过了几分钟,泰德.彼得逊回到电话上,说他已经把叔叔的意思转告了父亲,但是现场没有任何警方人员愿意接听这个电话。   6点过,亚特.霍兰中尉带着法官签署的搜查令回到彼得逊家的大宅子,他已被正式指派主持本案的调查侦破工作。与霍兰中尉同时到达的还有法医肯尼思.斯奈尔博士。   斯奈尔博士小心翼翼地避免着尸体周遭的血泊,他仔细查看了卡瑟琳.彼得逊暴露在外面的所有身体部分:脚、手、脖颈和头部,在死者的头顶和后脑处发现了四道长约四英寸的纵向伤口。“如果她不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话,”斯奈尔博士慢慢站起身来,搓揉着有些麻木的膝盖,一边对亚特.霍兰中尉说,“你们就应该注意找寻一支杆状或棍状的凶器。”   星期天上午,凯特琳.艾瓦特吃完早中餐回到她在康奈尔大学的女生宿舍时,看见桌子上有一张女生部主任给她的留言。康奈尔大学位于纽约州的埃萨卡市,在杜尔罕以北约600英里,中间隔了六个州。   凯特琳拿着留言条走进主任的办公室,发现她的好友兼室友蓓卡也在那里。蓓卡红红的泪眼令凯特琳心中一凛:“怎么啦,蓓卡?”   蓓卡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倒反过来安慰她说:“凯特琳,你先坐下。别着急,主任马上就来。”刚才凯特琳出门时,是蓓卡接到了迈克.彼得逊打来的长途。   “不行,蓓卡,”凯特琳有些慌了,“你先告诉我怎么回事。”   蓓卡拗不过,只得说:“凯特琳,是关于你的母亲。”蓓卡停了停,费劲地搜寻着合适的字眼儿。但最后从她的舌尖上结结巴巴蹦出来的,却是最直截了当、言简意赅的一个短句,“她,她死了。”   “死了?”凯特琳不懂,“死了是什么意思?”在她19年的短暂人生中,凯特琳只经历过一次亲人的离世,那是她10岁那年,104岁高龄的曾祖父寿终正寝。但是,她的母亲卡瑟琳才48岁。不可能!   凯特琳不记得女生部主任跟她说了些什么,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回到宿舍的,只知道第二天早晨醒来,她的床头桌上到处放满了同学们送来的鲜花和绒毛玩具,还有半冰箱的冰激凌。她的生父,卡瑟琳.彼得逊的前夫弗莱德.艾瓦特也专程从费城驱车赶到了爱女身边。   也是在星期天的上午,迈克.彼得逊还先后通知了外地的另外两个孩子,正在新奥尔良市图兰大学上二年级的玛格丽特.拉特利和玛格丽特的妹妹,旧金山大学一年级的玛莎。   稍后,彼得逊先生打电话到田纳西州卡瑟琳的哥哥斯蒂文.亨特家,他知道亨特先生正在波多黎各出差。果然,亨特太太辛西娅接了电话。   “怎么回事,迈克?”辛西娅听得出来迈克.彼得逊正在抽泣。   “卡瑟琳死了。”   “发生了什么事?”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   “家里只有你一个人?”辛西娅用的是现在时。 死亡陷阱(5)   “男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弟弟比尔很快就到。但是……但是我真的没法儿和亨特家的人讲这件事,就麻烦你跟斯蒂文说一声。”“男孩子们”指的是彼得逊家的两个儿子克雷顿和泰德,“亨特家”就是卡瑟琳娘家。   斯蒂文.亨特听了此事的反应几乎和他的外甥女凯特琳.艾瓦特一模一样:“不可能!她不可能从什么楼梯上摔下来。”斯蒂文对着话筒吼道,“一定是迈克干的。”斯蒂文于第二天飞回美国。   辛西娅.亨特不负彼得逊先生的托付,将噩耗依次传给了她在佛罗里达州的婆婆、卡瑟琳的母亲芙罗妮卡.亨特夫人,以及卡瑟琳在弗吉尼亚州的两个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和萝莉.坎贝尔。   星期天下午,验尸报告出炉。   主持验尸的杜尔罕警署首席法医黛波拉.腊迪希博士在报告中写道:“……死者体重58公斤,身高1 61米……右眼部及鼻梁右侧内有三处青肿及三处擦伤,因为该部位受到周围骨骼的保护,不可能为摔下楼梯所致。”   后来,腊迪希博士在答记者问时解释说,如果是从楼梯上滚下来,脸部受伤部位应该是骨骼比较突出的地方,譬如鼻子、颧骨和下巴等。   报告中继续写道:“前额一处皮肤破裂和轻微青肿,以及耳廓和鼻子处的青肿,可能为摔下楼梯所致……脸部还有数处明显是被指甲造成的抓伤或划伤……口腔内无伤,只有一颗牙齿上有一个小缺口,但无法断定是否在近期造成。”   腊迪希博士剃掉卡瑟琳的头发:“……致命受伤部位为头顶和后脑,共有七道重大伤口,其深度大多从头皮直至颅骨……其中一处皮肉翻卷,其下颅骨骇然可见……疑为金属或硬木质、杆状或棍状凶器所致。”   腊迪希博士揭开头皮:“……颅骨无骨裂,”再锯下头顶盖骨:“脑内零星淤血,无创伤……提取脑组织样品以备进一步的化验。”   法医转向卡瑟琳的双手:“手上沾有些许毛发,指甲缝中有干结血块,但无皮肉屑……右手背一处青肿,左手两道伤口及数处青紫,手腕及肘部多处青肿……当为抵挡攻击时造成的自卫性伤痕。”   “……身体外部其余部分无明显受伤。”   “经解剖……无内脏病变……无血液进入呼吸道或被吸入肺部……颈部左甲状软骨末梢处骨裂并淤血,应为外力卡掐或勒扼所致,而非由摔下楼梯造成。”   “血液中酒精含量0 07,”即低于北卡罗来纳州法定的酒精中毒标准30%,与泰德.彼得逊关于卡瑟琳因醉酒而失足摔倒的推论不符。   黛波拉.腊迪希博士的结论:“死因为头部遭受重创,当属凶杀无疑。”   杜尔罕警署年轻的血液溅洒运动学专家丽贝卡.瑞德绕着楼梯间上上下下转了两圈,越发失去了自信。她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见过这么多的血,这么多种不同的血迹图案,多到她简直无从下手。   丽贝卡打电话给她的老师,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官员杜安.笛维尔请求帮忙。   杜安.笛维尔穿上特制的靴子和连身工作服,他也绕着楼梯间的上上下下转了两圈。虽然血迹都已经干结,但宅子里的空气中仍然滞留着一股子甜腻腻的腥味儿。杜安首先在脑海里将现场各种不同形式的血痕图案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喷溅抛洒式,传递转移式,涂抹擦拭式。   正是那几处较大面积的涂抹式血痕引起了杜安.笛维尔的注意。显然,在警方到达之前,有人曾试图抹掉那些血迹。不过,在杜安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像这样的涂抹式血迹在犯罪现场是十分少见的。通常的情况下,凶手或者将血迹完全擦拭干净,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或者就干脆原封不动,此即所谓的“all-or-nothing(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模式”。从犯罪心理学的意义上,像这样的“半截活儿”至少说明了案犯的缺乏经验,说明了警方正在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一名惯犯。   然而,真正令杜安.笛维尔感兴趣的,是楼梯间的墙壁和硬木楼板上为数众多的喷溅式血滴,最大的若酒盅口,小的如手指头。当然,绝大部分都不是完美的圆形,而以水滴状居多。杜安精心挑选出一共42处典型的血滴图案,一丝不苟地用比长仪(一种带镜头的比例放大标尺仪,其精确度可达十分之一毫米——笔者注)将它们放大到图纸上,再仔细丈量每一滴血的尺寸,计算在到达终极点之前,血滴在空中的角度、速度和经过的轨迹,并进而推算出它们的原始起点,即受害人出血时的位置。   “一般来讲,血液飞溅时在空气中的运动方式符合物理学中最基本的运动学原理。”杜安.笛维尔学究气地向亚特.霍兰中尉介绍着血液溅洒动力学的背景知识,“计算的过程和步骤非常繁琐,目前已经有现成的电脑程序可以减轻工作量。但在进行事关重大、事关人命的计算时,我还是更相信传统的纸和笔的方法。或者双管齐下,用电脑程序验证手算结果。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一般选用食用番茄酱与一定比例的生理盐水混合,作为血液的代用品,以模拟血液以不同的角度和速度抛洒或滴落而形成的图案。”   几天后,杜安.笛维尔计算出,楼梯两侧墙壁及梯级上的血滴来自两个原点,或喷发点,一是在从上往下数第12梯级上方空中约18英寸处,另一点为其下3级楼梯上方11英寸处。也就是说,死者身上的血是从距离楼梯一定高度的空中,而不是从楼梯的地面溅洒到墙上和地上的。这显然不可能用卡瑟琳滚下楼梯时头破血流来解释。从时间或案情发展的角度分析,杜安认为,这应该发生在本案的开头,而且很有可能是凶手对被害者的第一轮攻击。 死亡陷阱(6)   楼梯最底下血滴的原始喷发点距离地面很近,其中不少呈抛物线轨迹,形如喷泉喷出的水柱或水线。   彼得逊家的养女玛格丽特.拉特利一路风尘,从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赶回杜尔罕时,赛德街1810号已经进不去了。迈克.彼得逊还算想得周到,留下泰德在斜对过的赛德街1819号邻居贝利太太家接应。   泰德先带玛格丽特到附近的华盛顿公爵饭店登记房间,又带着她到了珂莉.沙顿夫人家。从天亮后被警方送出“犯罪现场”,迈克.彼得逊就一直呆在那里,而且看来在警方解除警戒之前,他还得在沙顿夫人家继续呆下去。   珂莉.沙顿是一位能干而善交际的女律师,两年前迈克.彼得逊竞选市长时,沙顿夫人曾任他的竞选委员会主任。尽管彼得逊家当律师的比尔已经从内华达州赶来,但他毕竟算“外地人”,而且做的是民事法,所以迈克.彼得逊还是请了沙顿夫人替他出面打点与警方的事务。   这天晚上,玛格丽特打电话给她在罗得岛州的姨妈,也是她生身母亲丽诗.摩克.拉特利的亲妹妹。姨妈姓布莱尔,和玛格丽特同名。拉特利姐妹俩和玛格丽特姨妈走得很近,两周前,她们才刚去了姨妈家过感恩节。   姨妈一听是玛格丽特的声音,便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生日快乐,宝贝儿!……”第二天,12月10日,是玛格丽特的20周岁生日。   但是,玛格丽特却没有心情在这个时候接受生日的祝福,她匆匆打断姨妈的话:“玛格丽特姨妈,卡瑟琳死了。”   显然是受到了震惊,玛格丽特.布莱尔沉默了好一阵,才问:“她是怎么死的?”   “泰德说,她喝了很多酒,从楼梯上摔下来。是父亲发现了她。”   又是一阵沉默。等玛格丽特.布莱尔重新开口时,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孩子,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正在这时,背景中传来迈克.彼得逊叫玛格丽特的声音。   “玛格丽特姨妈,我得走了。他们等我一起到外面吃饭呢。”   12月10日,星期一,早晨6点整,办案人员们准时返回彼得逊家的大宅子签到。这一次,特伦特.霍尔警官奉命带来了他的“搭档”——警犬巴士科。亚特.霍兰中尉说过,今天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凶器。   等一切准备就绪,霍尔警官给巴士科发出只有一个字的命令:“去!”   巴士科来来回回地嗅遍了宅子的每一间房,每一个角落,嗅遍了彼得逊家的四辆车:迈克.彼得逊的美洲豹高级轿车,卡瑟琳的大众牌敞篷轿车,泰德的三菱牌蒙特罗运动吉普,和一辆三菱牌3000GT家用面包车,又嗅遍了园子里修剪平整的草地,起伏上下的小山丘,稀疏的小树林和茂密的竹林,嗅遍了所有有路或没路的地方。1小时45分钟以后,巴士科什么也没找到。   亚特.霍兰中尉从警署调来更多的人手,分五个小组进行方块式地面搜查,一干人等直搜到日落西山,除了先前在壁炉旁发现的一支手杖与“杆状或棍状凶器”比较接近而外,几乎是一无所获。   也没有发现外人进入的迹象。   在交还彼得逊家的大宅子之前,办案人员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在暗下来的楼里喷洒鲁米诺溶液,一种能使肉眼无法观察到的潜血迹显形的荧光试剂。   丹.乔治手里拿着带喷头的硬塑溶液瓶,每喷过一片,旁边的人便赶紧灭掉手电光,如有什么发现,另外两人就在荧光出现处做下记号。鲁米诺溶液可以和微量血液中的铁发生瞬间反应并产生蓝紫色荧光,但这种化学反应的速度非常快,荧光仅持续10到20秒便自行消失。   在后楼梯和厨房之间过道的地板上,他们看到了一串蓝莹莹的脚印。脚没穿鞋,脚掌脚跟和五个脚指头清晰可见。脚印绕过厨房,走进旁边的洗衣房,先在水槽前停留,再折向洗衣机。然后,脚印一路到了厨房里的水槽,转向厨房另一侧的台子,又回到水槽。正是在台子的抽屉和碗橱上,初到现场的警察们发现了血迹。最后,光脚印消失在返回楼梯间的路上。   当然,这些脚印并不能告诉办案人员它们在各处停留的时间,或者脚印的主人在那些停留处都干了些什么。   当晚8点30分,警察们撤出赛德街1810号。   几天后,警方专家们才知道,那天晚上很晚很晚的时候,有人在宅子里删除了彼得逊家电脑中储存的大量文件,包括电子邮件、图片和网页等等。   也是在星期一,杜尔罕各报登出了关于赛德街1810号的消息。事实上,从星期天,案发后数小时开始,就有媒体的面包车一直停放在赛德街和肯特街两侧。多事的记者们翻找出迈克.彼得逊当年竞选市长时拍摄的若干新闻照和关于案情的故事一起摆在报纸的头版,以唤醒读者们的记忆。某些媒体甚至在其报道中称,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官方宣布,但据“可靠的内部消息”,死者的丈夫迈克.彼得逊已被警方列为本案的第一号“嫌疑人选”,因为他是案发时的唯一在场者。   这些报道显然对当事人产生了不小的压力,迈克.彼得逊马上加重了自己的筹码,他通过珂莉.沙顿夫人花高价从临近的查博希尔市聘来了北卡罗来纳州首屈一指的刑事辩护律师戴维.鲁道夫。此举说明,迈克.彼得逊预料到自己可能被捕。 死亡陷阱(7)   亚特.霍兰中尉把杜安.笛维尔等领到警署物证室,那里铺着白纸的长条桌上摊放着彼得逊夫妇案发时穿的衣服。   在卡瑟琳的灰色绒衣和绒裤上,杜安.笛维尔发现了不止一处传递式印状或抹状血迹,“这意味着,”杜安对霍兰中尉说,“有人曾将别处的血液通过手等中介体转移到卡瑟琳身上。可以确定,其中有的是当迈克.彼得逊扑倒在妻子的尸体上痛哭时留下的。但也有几处无法解释,”杜安指着绒裤的背面,“你说过,你们看到的尸体是仰面朝天而卧,而这些传递式血迹却是在人手根本不可能触摸到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在卡瑟琳死后,或倒下后,有人曾经搬动过她?”   杜安.笛维尔点点头:“非常可能。”   但更令杜安不解的是,绒裤正面的大腿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带血的半截鞋印:“就好像当卡瑟琳躺在那里的时候,有人踩到了她身上。”   杜安.笛维尔拿起办案人员在尸体旁边发现的那双男式运动鞋。迈克.彼得逊已经承认,那鞋是他的。两只鞋都沾满了血迹,鞋底花纹和绒裤上的鞋印完全匹配。   杜安指着右脚鞋面上若5美分硬币大小、差不多是正圆形的一大滴血:“我们管这样的图案叫90度滴,或垂直滴落。也就是说,当鲜血滴下时,这只鞋就在血滴的正下方。还有这里,”外侧的鞋帮上有一处变了形的血滴,“这种血滴图案显示出非常明确的‘方向性’,说明当鲜血滴到鞋子上时,这个人的脚正在动。”   迈克.彼得逊的T恤衫和短裤也是同样的血痕斑斑,正面腹部处还有被水冲洗过的痕迹。但特别引起杜安.笛维尔注意的,是卡基短裤的裤裆和右腿裤管内面的血迹。没有人向杜安提示或建议过什么,但经验告诉他,要产生这种角度从下往上的喷溅式图案只有一种情形,一种对杜安而言并不陌生的情形:当被害人倒地后,凶手两腿分跨在被害人身体两旁,居高临下地对被害人实施打击。   “如果这种情形确确实实发生在了本案中,”杜安.笛维尔推论道,“结合现场的其他血痕图案,其空间位置就应该是在楼梯的最后几级。而时间上的顺序,则可能是案犯对受害人的最后打击。”   卡瑟琳有一个和她同样能主持场面的大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星期一,卡瑟琳的女儿和家人们陆续抵达杜尔罕后,堪戴丝便应迈克.彼得逊之邀,接管了有关卡瑟琳后事的一应内务,脚不点地地带领着女眷们四处奔波,挑选墓地、打造石碑、定购鲜花、邀请友好、策划葬礼、置办卡瑟琳的穿戴等等等等。迈克.彼得逊自称沉湎于过度的悲痛之中,已无心无力顾及他人他事。其实即使没有这些理由,堪戴丝.冉勃利尼还是很愿意亲自操办姐姐的丧事。自从刚到杜尔罕时,看到了那些围绕着彼得逊家园子的黄色警戒线,不知怎么的,堪戴丝心里就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别扭。事实上,她是不放心把卡瑟琳的事交给旁人,特别是彼得逊家的人。   12月11日,星期二上午,堪戴丝.冉勃利尼正在彼得逊家的楼梯间里,这是她第二次在这里清擦血迹。81岁高龄的母亲将在今天下午飞抵杜尔罕,堪戴丝不希望老人家看到这些血,以免触景生情。   接到女儿的死讯后,芙罗妮卡.亨特夫人已经在敬老院的医务室里吊了一整天点滴,今天刚能够打起精神,勉强动身启程。倒不是老人身体已经康复,只是必须挣扎着再见女儿最后一面。为了配合母亲的飞机班点,堪戴丝.冉勃利尼将卡瑟琳的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晚上的5点到8点。   堪戴丝.冉勃利尼第一次清理楼梯间,是在星期一晚上警方撤走之后。事前她听一位女警察说起了现场的血迹,便一口应承说没有问题,她负责清理。她记得那警察当时怪怪地瞥了她一眼。后来身临其境,才明白了女警察的眼神儿。   那天晚上,堪戴丝一边擦,一边流泪。一个小时过去了,才刚刚擦掉不到五分之一。堪戴丝只得歇手。不单是因为工作量太大,也因为四周无处不在的血迹,她从不管哪个方向看过去都无法避免的血迹,而且是亲人的血迹,压迫着她,让她感觉头晕,感觉目眩,感觉窒息。这也许就是没有太多科学依据的所谓“血亲反应”吧。再加上狭小的楼梯间形似深井,更让她产生了一种身陷囹圄的不安和无助。其实在英语中,这种半封闭式的楼梯间本来就叫“楼梯井(stairwell)”。“楼梯井”——“死亡陷阱”,这个陡然冒出的联想令堪戴丝为之一惊,全身不寒而栗。   这一次,因为有了经验和思想准备,堪戴丝镇定多了。她已经想好,先从高处开始。她用左手将瓶中的洁净剂喷到墙上和“黑猫图”的玻璃镜框上,再用右手的海绵拭布擦抹。混合了洁净剂的血水顺着她的右胳膊徐徐流淌,又从肘部滴落到脚下的地板上……   一位摄影师模样的人走进彼得逊家的大宅子,要堪戴丝马上让出楼梯间。堪戴丝看着他在楼梯间周围架设起各种各样的灯光和摄影器材。   “你这是要干什么?”堪戴丝问,“是警察派你来的吗?”   那人说,他不是警察派来的,他也不准备回答堪戴丝更多的问题。   摄影师忙碌了一个半小时,拍了许多不同角度的照片,走了。 死亡陷阱(8)   堪戴丝.冉勃利尼刚准备继续工作,又进来两个扛梯子的工人。堪戴丝一开始以为他们是要油漆楼梯和地板,心想这下可好,不用我再忙活了。   工人们和摄影师一样寡言。他们先在楼梯间上下两个出口的墙上钻了一圈眼儿,又抬进两大块木板。叮叮当当地一阵敲打之后,楼梯间便被封死了。   堪戴丝.冉勃利尼后来才知道,是迈克.彼得逊的律师戴维.鲁道夫新雇的私人侦探罗纳德.顾尔热特让这么干的。他们也需要保护现场。   卡瑟琳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霍尔顿-布睿安殡仪馆举行。卡瑟琳一身黑装,配以各式珍珠首饰,即使躺在敞开的棺木里,也显得韵味十足,风度十足。卡瑟琳旁边的桌子上摊放着“宾客留言簿”,迈克.彼得逊在扉页的题记中写道:   我的下一部小说将是关于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当然,也是关于你。   爱你的   迈克   两侧的画架上是展示卡瑟琳一生的多幅装帧精美的照片,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中年,有生活照,也有工作照;有单照,也有合影;有和迈克、孩子们的,也有和亲戚朋友们的。   迈克.彼得逊和堪戴丝.冉勃利尼讲好了4点半在殡仪馆见面,但是他没来。5点,宾客们陆续到了,他还是没有来。堪戴丝只得硬着头皮,以主人的身份迎接这些与她素不相识的彼得逊夫妇的朋友熟人们。   6点,亚特.霍兰中尉带领办案人员再次造访彼得逊家时,彼得逊先生显然还没有出门的打算,因为他还穿着居家的休闲装。等霍兰中尉宣读完新的搜查令,迈克.彼得逊才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请容我换了衣服去殡仪馆与亡妻告别。”   这一次,警方抄走了三台电脑、一颗用来镇纸的手榴弹——迈克.彼得逊当年参加越战的纪念品和厨房里带血的拖把等物。   第二天,在公爵大学教堂举行的葬礼之后,卡瑟琳.亨特.彼得逊被掩埋在了离森林山庄不远的枫树公墓。墓碑是女儿凯特琳.艾瓦特亲自设计的,上面雕刻着卡瑟琳生前最喜爱的玫瑰花,和引自诗人柯林.西契科克的一句诗:   只要你在心里悄悄地呼唤我的名字,   我就会走进你的心里。   法医实验室的托马斯.波尔丁博士在卡瑟琳的脑组织样品中观察到了极为罕见的红色神经细胞原,一种当供应脑部的血液越来越少,脑中氧气逐渐耗尽,大脑和小脑的脑细胞开始死亡时,人体免疫系统为应急而自发产生的救援细胞。与之相伴的情形通常是,受害人躺在最后倒下的地方奄奄待毙,任由身上的血液一点一滴地流光。这是一种缓慢的、痛苦的死亡过程,大致持续2到4个小时。   红色神经细胞原的存在意味着,卡瑟琳并没有在跌下楼梯(如迈克.彼得逊所言)或遭到攻击(如警方和急救人员们所推测)后立即停止呼吸,她还在垂死的边缘徘徊挣扎了2到4小时。   2到4小时,足够让迈克.彼得逊为他受伤的妻子叫来救护车,甚至送进医院的急诊室和手术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2到4小时,也足以对迈克.彼得逊提起起诉,指控他见死不救,甚至故意杀人,甚至预谋杀人。   杜尔罕地区检察长简蒙.哈丁收到亚特.霍兰中尉转来的波尔丁博士报告后,马上要求法院召集大陪审团听证。第二天,2001年12月20日,听证会从上午9点48分开始。在听取了法医黛波拉.腊迪希博士、州调查局官员杜安.笛维尔和亚特.霍兰中尉的证词后,大陪审团于当日下午2点下达了起诉书,指控迈克.彼得逊预谋杀人。   彼得逊家几乎是即刻便得到了消息。2点50分,迈克.彼得逊驾驶着他的浅棕色美洲豹高级轿车,带领由一共五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森林山庄,开向杜尔罕市中心,在杜尔罕地区监狱对过的停车场泊下。   停车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接到他们的通知后赶来的记者。彼得逊先生的两个弟弟比尔和杰克,两个儿子克雷顿和泰德,两个养女玛格丽特和玛莎.拉特利,以及他的另一名律师、戴维.鲁道夫的助手托马斯.梅尔簇拥在迈克.彼得逊两旁,站成一个紧密的半圆。   迈克.彼得逊面对一片摄影摄像机镜头和十几只伸过来的麦克风,重申了他对卡瑟琳的爱情,也重申了自己的无辜。托马斯.梅尔则表示:“我们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作出的仓促决定非常遗憾。他们在起诉书中所指控的,是一桩根本不存在的罪行。”   约10分钟后,迈克.彼得逊握着律师的手,互祝“Goodlucky(好运)”,又与在场的亲人们一一吻别,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中头也不回地走出停车场,穿过街道,消失在地区监狱的铁门后面。   迈克.伊维尔.彼得逊是犹金和依琳娜.彼得逊夫妇的大儿子。1943年10月23日迈克出生时,他的父亲刚刚加入美军。一个月后,犹金.彼得逊出征欧洲,于诺曼底登陆后的第八天到达法国北部海岸。   彼得逊夫妇后来又有了两子一女,一家六口随着军队的换防和犹金.彼得逊的调动而频频迁徙,先后驻扎过美国境内的华盛顿州、佐治亚州、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亚洲的日本和欧洲的丹麦。迈克.彼得逊在家中很受弟妹们的敬重,因为他不仅处处以身作则,而且敢于在弟妹们遭到学校“小霸王”欺负时挺身而出。 死亡陷阱(9)   1961年,迈克.彼得逊中学毕业后上了位于杜尔罕市的公爵大学。这所著名的大学曾出过不少著名的毕业生,包括中国人民熟悉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国会参议员、1996年总统候选人巴勃.多尔的夫人伊丽莎白。迈克在公爵大学主修政治学,也是当时颇受师生们瞩目的“学生政治家”之一。他参加过学校的辩论队和法学研讨会,竞选过学生会的部长和主席,主持过学校的校刊和年鉴。   某年暑假,迈克到父亲新换防的驻地探亲,在军队大院里结识了一位邻家姑娘,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回家度假的帕迪霞.贝特曼。她便是后来的第一任彼得逊夫人。   1965年,迈克.彼得逊从公爵大学毕业,旋即进入查博希尔市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法学院,但因为参与了一些与校方发生冲突的学生活动,不久便自行退学。   此前一年,美国开始往越南派兵,五角大楼急需人手。迈克.彼得逊的专业和背景使他顺利地获得了一份国防部非军人编制的合同工,正式的头衔叫做“战略分析家”。迈克被派往越南的具体任务是,分析两个或多个机械化师协同作战取胜的可能。但这只是对外的说法。事实上,根据上峰对迈克的密示,无论实际的情形如何,他们需要的只是肯定的答案,所以即使事实与之相悖,迈克.彼得逊都必须在他送回的报告中以“毋庸置疑的例证”证明这一预先内定的结论。   出发之前,迈克匆匆回家与帕迪霞.贝特曼完婚,这件事使彼得逊的家人们兴奋了好些日子,因为新过门的帕迪霞贤淑温顺,对人体贴周到,就好像东方文化中的“三从四德”培养出来的,是父母心目中理想的儿媳妇,弟妹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嫂。   迈克.彼得逊在越南忠实地执行上峰交代的任务,并很快喜欢上了战争,确切地说,是喜欢上了战争所能提供的丰富的想象和广阔的写作空间。尽管他也在越南战场上看到了同事们私下进行的非法货币交易,看到了军队上层的种种舞弊现象,并获得了包括军中每日的伤亡报告和媒体发回国内的报道完全不同的第一手资料,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迈克.彼得逊暗自下定了决心,他要当作家,他要写战争,他要成为美国作家中的“战争专业户”。   迈克.彼得逊决定效法大师级作家厄尼斯.海明威,为了写战争而实实在在地投身于战争,而不仅限于目前这种旁观者身份的“分析家”。按照美国的法律,大学毕业生没有当兵的义务,何况迈克有腿伤,属于体检级别中的4F。但他搞了一点小小的欺骗,抹掉了体检记录中的这一段,又经过大半年刻苦锻炼,终于在1968年穿上了海军陆战队的皮革军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民众戏称为“皮革脖子”。   也是在这一年,迈克的妻子,现在的名字叫帕迪霞.彼得逊,跟随婆家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她本打算在当地找一份工作,最后却被国防部派到西德与卢森堡边境的哈恩空军基地,当了那里随军家属孩子们的小学老师。   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尤以各大学的学生们最为起劲。从政治上讲,迈克和帕迪霞都是反对越战的。迈克曾在公开场合发表反战言论,帕迪霞参与组织过学生示威。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迈克.彼得逊在新兵训练结束之后,义无反顾地入越参战。   由于他的学历,迈克.彼得逊被授予少尉军衔,指挥一个30人的水陆两用车辆排,以及为该排配备的机械技工小组和四名来自陆军的步兵。水陆两用车辆的主要功能是将战舰和运输舰上的武器装备等物从船上运到海岸,或者反之。越南的海岸线很长,所以越战中,海军陆战队也用这种车辆作为海岸巡逻车。   当时的越南分成北越和南越两个敌对部分。迈克.彼得逊和他的水陆车辆排被派往南越的最北边,驻守在与北越仅一道铁丝网之隔的海岸线上。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各部队来自海路的军需供给,并捎带海岸线一带的警戒。按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岗位。   一开始,排里的官兵们对他们的“大学生排长”爱搭不理。也难怪,军人都是一介武夫,唯孔武之辈是从。但久而久之,他们发现迈克很有些领导才能,而且毅力超强。唯一的问题,“你很难和他坐下来进行一般常人式的交谈。他好像总是在思考着什么,总是在分析着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   1969年2月21日,越南春节,迈克.彼得逊和他的士兵们带着玩具糖果等物到附近村庄发放给过节的孩子们。   2月22日晚,水陆两用车辆排的驻地突然遭到北越部队的攻击。当迈克.彼得逊从惊慌失措的哨兵递过来的夜光望远镜中看见敌方密麻麻的一大片时,脑子里顿时出现了空白。当时,士兵们已经各就各位,单等着指挥官下达命令,但他们的少尉排长却呆若木鸡,一言不发。   等士兵们明白过来迈克确实是不对了,就有人喊道:“文特斯,抡他一巴掌!”   文特斯是离迈克最近的士兵,他果然跳将起来,左右开弓,扇了排长两个大耳刮子。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仿佛迪斯尼动画片中的情景:迈克.彼得逊从幻觉回到现实,他开始大声地问问题,大声地下命令,大声地对着话筒嚷嚷,要求司令部派增援部队,派轰炸机群…… 死亡陷阱(10)   然而,增援部队没有来,轰炸机群也没有来。经过数小时恶战,水陆两用车辆排打光了他们几乎所有的弹药,在敌方仍然猛烈的攻势下,被迫从前沿战壕退入后面的地下掩体。这时,迈克.彼得逊只剩下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一颗为他自己准备的手榴弹。其间的某一刻,他觉得北越部队真的已经攻占了他们阵地,他都听得见带越南口音的英语喊话。手榴弹的引信环一直就套在迈克的右手小指上,此时,他猛地一拉,心里默默地念了一句大意为“与阵地共存亡”的豪言壮语。但是,手榴弹滚落在他的脚下,却没有爆炸。原来由于质量问题,引信在拉开手柄上的盖子之前,自己先断了。   多年后,迈克.彼得逊每每跟人讲起他这段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时,总不忘补充一句:“我从新兵训练到战场上的真枪实弹,用过的手榴弹不止一百,但唯有这一颗有质量问题。”进而总结道:“死生由命,我命不该亡。”   更幸运的是,敌方的那一次攻击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攻击。天刚破晓,北越部队便鸣金收兵,全然没有要占领阵地、留下来不走的企图。   迈克.彼得逊们事后才知道,那天夜里,北越发起了他们酝酿已久的多兵团“新春攻势”,同时进攻南北边境线上的所有美军驻地,致使美军各部首尾难顾,伤亡惨重。   相比之下,由于迈克.彼得逊少尉的指挥有方(他在整个阻击过程中强调保存自己),水陆两用车辆排的30多人中只有二死二伤,算是损失较轻的了。   那场残酷的夜战为迈克.彼得逊赢得了一枚“作战英勇银星勋章”,并给他留下了一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无线电报务员死在跟前的恐怖记忆,和一颗有“质量问题”的手榴弹。那颗手榴弹后来就一直放在了迈克.彼得逊的书桌上,直到本案发生后,被警方当作可能的物证搜走。   离开越南后,迈克.彼得逊的部队换防日本,帕迪霞也从欧洲过来和丈夫团圆。一日,夫妻俩邀请迈克的朋友巴维列中士吃晚饭,饭后由迈克开车送中士回家。   途中,迈克的车与一辆卡车相撞,巴维列中士当场死亡。闻声而至的警察和急救人员花了30多分钟,才将血肉模糊、神志不清的迈克从挤扁的小轿车中“拔”出来。虽然好歹保住了性命,却从此留下了终身的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也从此结束了彼得逊少尉的军旅生涯。   帕迪霞在德国法兰克福的莱因.梅美国空军基地小学找到一份教职,迈克.彼得逊先跟着妻子去了西德,1972年秋天,又以荣誉残废军人的身份重返公爵大学,在法学院念研究生。夫妻俩聚少离多,直到1974年12月13日,大儿子克雷顿.彼得逊出生,一家人才在德国定居下来。1976年3月14日,彼得逊家的第二个儿子泰德也来到这个世界上。   同年,彼得逊全家回美国探亲时,带两个儿子到教堂受了洗。孩子们的教父是彼得逊先生在公爵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理查德.亚当斯博士,克雷顿的教母叫丽诗.摩克,泰德的教母叫佩特.芬,她们都是彼得逊夫人帕迪霞在西德教书时的好友和同事。丽诗.摩克也是后来彼得逊家的一对养女拉特利姐妹的母亲。不过那时候,她还没有结婚。   彼得逊夫妇是看着丽诗.摩克从恋爱,到结婚,到做母亲的。   1978年,莱因.梅空军基地来了一位得克萨斯籍的新型飞机驾驶员乔治.拉特利上尉,没多久,丽诗.摩克就开始在乔治的宿舍里过夜了。1980年5月初,法兰克福春暖花开的日子,丽诗.摩克嫁给了乔治.拉特利。丽诗时年40岁,第一次结婚。乔治比他的新娘小7岁,却是第二次结婚。帕迪霞.彼得逊做了他们婚礼上的伴娘。一年后的冬天,丽诗生下了拉特利家的大女儿玛格丽特。   又过了一年,1983年,这两个很要好的家庭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而且有喜有悲,越来越大。   1月,拉特利夫妇的二女儿玛莎出世,那时玛格丽特刚满1周岁。   7月,迈克.彼得逊的第一部小说《不朽的长龙》出版。尽管迈克一直的心愿是想写下他亲身经历的战争,但他第一本书的故事却是发生在19世纪法国殖民下的越南——一个越南的富贾之家和一个在越南权倾一方的法国家族历时三代人的友谊、争斗、仇恨和最后的两败俱伤,当然,其中也穿插了缠绵悱恻的异族爱情。   迈克.彼得逊将这本527页的平装版献给了他的妻子帕迪霞和他们的儿子,9岁的克雷顿和7岁的泰德。除了彼得逊夫妇外,只有丽诗和乔治.拉特利最清楚,这么些年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迈克是如何地废寝忘食,为了帮助丈夫实现他的理想,帕迪霞又是如何地含辛茹苦。迈克.彼得逊自从退伍后就没有工作,一家四口只靠帕迪霞当老师的工资和迈克的残废军人津贴度日。帕迪霞不仅要挣钱养家,还必须操持家务,还必须在迈克写作时强迫孩子们在狭小的公寓套房里保持安静,还必须在迈克苦思而仍不得其要领时忍受他的坏脾气。   但不管怎么样,迈克.彼得逊的第一本书就像一个难产的婴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问世。拉特利夫妇和彼得逊夫妇同样地兴奋,同样地喜悦,同样地捧着书爱不释手,也同样地熬着灯直读到天亮。   10月,乔治.拉特利上尉被派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经常执行这样的任务,从莱因.梅空军基地驾机出发,在这个世界的不知什么地方转上一圈,几天后又回到莱因.梅。丽诗.拉特利早就习惯了。但在这次出发之前,丽诗的心里有一点不踏实。另一名飞行员布鲁斯.勃尔能上尉——他和妻子艾梅贝丝也是。 死亡陷阱(11)   拉特利夫妇和彼得逊夫妇的好朋友——本来是要和乔治一起执行任务的,但怀孕的艾梅贝丝突然因出现异常而被送进医院,勃尔能上尉的航程便被取消了。   离开莱因.梅的前一个晚上,据说乔治.拉特利和一位名叫肯特.克勒恩的上尉飞行员住进了一家空军招待所的最豪华舒适的房间。根据不成文的规定,为了保证足够的睡眠,这些高级套房总是留给执行特殊任务的飞行员们,连高军衔的长官也不可动用。肯特.克勒恩上尉因为第二天黎明就得出发,所以先睡下了。在他上床之前,肯特看见乔治从冰箱里取了一罐啤酒,然后坐在沙发上给一位朋友冉迪.杜兰写信。   肯特.克勒恩上尉起床时天还没亮。借着卫生间透出的灯光,他看见乔治在床上翻来滚去,好像正在做着什么噩梦。等肯特漱洗完毕从卫生间出来时,乔治已经安静下来,而且是太安静了,肯特看不见乔治开始发福的肚子在毯子下面随着呼吸一起一伏。通常,乔治的呼吸是很有些动静的。肯特试图替乔治把脉,但他什么也没摸到。   后来,有人怀疑乔治.拉特利死于心脏病发作,也有人怀疑是酒精或食物中毒,但验尸的结果否定了所有这些猜测。在拉特利夫人丽诗收到的军方死亡证书上,死亡地点:不详,死亡原因:不详。   丽诗.拉特利带着一双年幼的女儿苦撑了两年,于1985年11月25日去世。据迈克.彼得逊在拉特利姐妹懂事后对她们的说法,她们的母亲在丈夫逝世后忧伤过度,抑郁而死。   丽诗.拉特利在遗嘱中将她和乔治的两个女儿留给了彼得逊夫妇。   第二年6月,迈克.彼得逊带领全家六口回到美国,在他熟悉的杜尔罕市公爵大学附近租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同一条街上隔了几道门,住着弗莱德和卡瑟琳.艾瓦特夫妇,他们的女儿凯特琳与拉特利姐妹年龄相仿,三个小女孩儿很快就玩到了一起,也带动着两家人相互走动起来。   这时,迈克.彼得逊从驻防日本时就开始动笔的越战小说《战争时刻》已完成初稿,他此番回国就是为了物色一位出版界的经纪人。迈克花了两年的时间了解行情,与各色人等接触、协商。挑定之后,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按照经纪人的意思对作品润色、修改,甚至设计出新的人物和情节,将某些章节推倒重来。   1990年,迈克.彼得逊历时20年精心创作的长篇巨著《战争时刻》终于出版。据其内容提要,该书“截取越战中的精彩片段,深入细致地描写了交战双方高层次的谍报活动,众官兵的个人英雄行为,以及性爱与同性恋”。发表在《出版业周刊》上的介绍文章中说:“迈克.彼得逊在书中巧妙地引入了关于各利益国外交伎俩的描写。他所塑造的战争场面极为细腻、生动而宏伟,但有的读者可能会被他笔下过分大胆的性爱情节所吓退。”   《战争时刻》分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迈克在题记中写道:   献给帕迪霞,她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全部痛苦。   献给克雷顿和泰德,但愿他们的痛苦只出现在我的噩梦里。   献给死者。   也献给那些永远无法从痛苦中自拔的生者。   尽管迈克.彼得逊常说他视玛格丽特和玛莎.拉特利姐妹俩为己出,却没有在这里提到她们的名字。   那年秋季,彼得逊一家重返德国,但很快,迈克带着拉特利姐妹又回到杜尔罕,将妻子和儿子们留在了欧洲。第二年夏天,当帕迪霞母子三人回美国度暑假时,发现迈克.彼得逊已经移情别恋,住进了卡瑟琳.艾瓦特家里。   卡瑟琳比迈克.彼得逊小了将近10岁,于1953年2月21日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勃罗,其时她的父亲、一家规模不算大的建筑公司老板约翰.亨特已年过50,母亲芙罗妮卡.安.霍根.亨特刚30出头。   亨特家并非北卡罗来纳州人,他们是从纽约搬过来的,不久又迁回到了北边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市。卡瑟琳.摩莉丝.凯丝.亨特自小就十分出色,不光在亨特家的四兄妹中,而且在全班、全校都是成绩顶尖的。卡瑟琳还获得过不少其他的荣誉,比如当选为学校的“年度最佳女生”,当地的“兰卡斯特小姐”,以及担任学校一些俱乐部的主席和校刊编辑。   1971年,卡瑟琳在全年级的473名学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麦卡斯基中学,使她的名字荣登当年度的《美国高中学生名人录》。不久,她又获得了更大的殊荣,成为公爵大学工程学院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女生。亨特家向来注重教育,他们鼓励孩子们学习的方法之一是以分数论赏。两年前,卡瑟琳的哥哥斯蒂文.亨特中学毕业进入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工程系时,父母发给的奖赏刚够买一把游标计算尺。这一次,卡瑟琳得到的赏金高达160美元,足够买一只在当时堪称奢侈品的计算器。   公爵大学的同学们还记得,卡瑟琳在校期间曾做过工程学院学生刊物《公爵工程师》的编辑,喜欢在宿舍楼里穿着木板拖鞋,一路“嘚嘚嘚”地从楼上招摇到楼下。   1972年夏天,卡瑟琳告诉家人她选修了暑假的物理课,不准备回家了。父母不放心,率全家老小驱车南下,方知是女儿爱上弗莱德.艾瓦特,一位物理系的博士研究生,也是暑期物理课的助教。 死亡陷阱(12)   以后的两个暑假,卡瑟琳分别在兰卡斯特的休斯工程公司和杜尔罕的W.M.皮亚特公司获得了一份见习工程师的职位。1975年,卡瑟琳大学毕业后立即与弗莱德举行了婚礼,夫妻双双留校继续深造,两年后各获硕士博士学位。   年轻有为的艾瓦特夫妇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工作,弗莱德在约翰.霍普金斯应用物理实验室做研究,卡瑟琳在默尔可集团下属的一个子公司里当工程师,艾瓦特家就安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1982年4月27日,他们的女儿凯特琳.芙罗妮卡.艾瓦特出世,将这个小家庭推到了幸运和幸福的顶点,因为卡瑟琳和不少知识妇女一样,费了很大的劲才怀上孕,又靠了剖腹产才生下孩子。   凯特琳两岁时,她85岁高龄的外祖父约翰.亨特病逝。凯特琳当时尚小,没什么印象。实际上,凯特琳在体会到“死”之前,先体会到了“生”。   某日,卡瑟琳带着凯特琳去华盛顿动物园,正巧碰上一只长颈鹿生小鹿,母女俩为了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到动物园的礼品店挑了一只有母鹿和小鹿图案的早餐盘,和一只同样图案的咖啡杯。从此,每逢卡瑟琳生日,凯特琳必要用这套餐具亲手给妈妈做一顿早饭,以聊慰天下的母亲们为生儿育女所付出的艰辛。   1986年,就在迈克.彼得逊带领全家从西德返美的同时,艾瓦特一家三口也跟着弗莱德的新工作搬回到了杜尔罕,在森林山庄买下一处房子。卡瑟琳趁此机会给自己放了一年的长假,直到第二年6月,进入北方电讯公司。   北方电讯公司原来的英文名字叫NorthernTelecom,知道的人也许不多。后来挑出两个词的头三个字母组合成、或简化成的Nortel,在世纪之交的IT(InformationTechnology信息技术)业中就赫赫有名了。北方电讯公司的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卡瑟琳上班的地方实际上不在杜尔罕,而是杜尔罕以南十余英里处,由杜尔罕、查博希尔和瑞勒三个城市组成的“北卡罗来纳金三角”的中心。卡瑟琳学的是土木工程,北方电讯搞的电子工程,所以她必须重新开始,从最低级的见习工程师做起。卡瑟琳的学识和能力很快得到公司上上下下的认可,不久便提升进入较高级的管理层。   然而。她的婚姻和家庭状况却不尽如人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弗莱德开始频繁地和他的一位女同事交往,甚至明目张胆地带来艾瓦特家。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弗莱德开始一会儿搬出去住几天,一会儿又搬回来。艾瓦特一家三口最后的一次度假去了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世界,回到杜尔罕不久,弗莱德便永远地搬出去了。   同一条街上隔了几道门,彼得逊夫妇的婚姻也摇摇欲坠。当卡瑟琳向8岁的女儿征求意见时,凯特琳只想到从此可以跟玛格丽特和玛莎朝夕相处,就好像过一个永远也不会结束的家家。至于迈克.彼得逊,只不过是这幅画面的背景,是拉特利姐妹的陪衬,如同商店里大甩卖时的买二送一。   不过,亨特家的人对卡瑟琳和迈克.彼得逊的关系倒是颇有些看法。当时卡瑟琳已经离婚,迈克却还算是有妇之夫。为了这件事,大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有一年多没和卡瑟琳说话。   但不管怎么样,卡瑟琳和迈克未婚同居,住到了一起。不久,又像模像样地搬进了位于森林山庄中心的赛德街1810号。   这时的迈克.彼得逊因为有了“《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的头衔,已然身价百倍,今非昔比,而且行情看涨。卡瑟琳又是那么一位热情好客、落落大方的女主人,彼得逊家的大宅子很快便成了当地文艺界人士频频光顾的沙龙。卡瑟琳在家里举办过音乐会后的茶点招待会,举办过为卡罗来纳芭蕾舞团、为杜尔罕舞蹈节、为杜尔罕艺术博物馆等等的募捐活动。   彼得逊家的客厅也布置得如博物馆一般,里面摆设着有200多年历史的日本家具,装点着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古玩,包括一只中国明代的瓷花瓶。   1994年,这个外表和谐的重组之家发生了第一次危机。迈克.彼得逊的大儿子克雷顿在德国的中学毕业后回到杜尔罕上公爵大学,不久即因酒后驾驶等受到学校的纪律处分。克雷顿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偷了学校做学生证的设备,又试图在校园里点燃自制雷管,被有关部门发现后报告了警方,克雷顿.彼得逊因此被判刑4年零1个月,处罚金并赔偿金1712 55美元。   1996年,迈克.彼得逊的第三部小说《和平与赔款》易名为《苦涩的和平》出版。该书以70年代初期的越战和谈为背景,讲述了美国在东南亚及中东地区的外交。书中内容不光涉及越南,也描写了诸如伊朗国王逝世以及与霍梅尼的谈判等重大事件。在接受杜尔罕《先驱者太阳报》的采访时,迈克对记者说,他的下一本书已经写了300多页。   迈克.彼得逊的下一本书不是小说,而是纪实文学,关于军队中的一桩同性恋丑闻,题目就暂定为《军中同性恋》。迈克白天写作,下午4点孩子们快放学回家时,便出门去附近的健身中心YMCA锻炼,一般要到晚上7点左右才回来。卡瑟琳总是备好晚餐,无论孩子们如何催促,一定要等到丈夫回家以后才开饭。   也是在这一年,迈克与帕迪霞经过数年的持久战,终于办完了离婚手续。1996年的最后一天,迈克.彼得逊带卡瑟琳到一家乡村俱乐部参加除夕派对,并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向她屈膝求婚。1997年6月27日,这对经历了将近九年爱情长跑的伉俪喜结连理,前来祝贺的宾客中包括乔治.拉特利家的代表。第二天,迈克和卡瑟琳东渡欧洲,到伦敦和巴黎度蜜月。 死亡陷阱(13)   同年,迈克.彼得逊受聘主持《先驱者太阳报》的时事评论专栏。这位“知名作家”可谓是“艺高人胆大”,敢于对他所看不惯的一切发起抨击,从杜尔罕市的公立学校,到警署,到检察长办公室,到市政府等等,无一能躲避他犀利的笔锋。他批评学校发给非教职人员的行政津贴是“滥用税收”,说“既然现在我知道了我的税收被用到了什么地方,我便也知道了我的选票应该投到什么地方”。他称市政府的13名成员为“十三个小矮人”,说“福洛伊.麦基塞克是他们中间最优秀者,而他能出的最好的点子也只不过是多种些鲜花和灌木,让我们的城市看上去漂亮一点儿。哦,帮帮忙吧!”在另一篇评论中又说“我们的税收不是被浪费了,而是被侵吞了”。   杜尔罕警署是遭到攻击最多的部门之一。迈克.彼得逊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指责警方控制不了杜尔罕市的毒品问题和屡屡发生的枪击事件,指责警方破案率太低,只有5%,“一名罪犯被警方抓获的几率比一个人被闪电击中的几率高不了多少”,并指名点姓地要求杜尔罕警察总署署长特莉莎.恰伯斯辞职:“就像我在这个专栏里反复说过的——愚蠢就是愚蠢,错误就是错误。无论是谁,他或她都必须滚蛋!”恰伯斯署长亦不示弱,她列举出一系列统计数据,针锋相对地回击道,别的不说,杜尔罕警方的凶杀案破案率高达47%,“彼得逊先生是否应该为自己的不实报道感到脸红呢?”   1998年10月,市长尼克.坦奈森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建议,将那年的10月23日——迈克的55岁生日,命名为“迈克.彼得逊日”,“我在此敦促全体市民……感谢彼得逊先生每周只写一篇专栏文章,而不是更多。”   1999年8月5日,迈克.彼得逊到有关部门交纳了一共156 70美元的报名费和手续费,成为杜尔罕市该年度竞选市长的五名候选人之一。   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迈克.彼得逊不再担任《先驱者太阳报》的专栏作者,他也不再写作,不再做其他任何事情,每天只和别的几位候选人一样,早出晚归,全力以赴地在全市各地各社区拉赞助、拉选票、宣扬他的政治纲领和竞选宗旨。但是,彼得逊先生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发给选民们的小册子封面,迈克放上了一张他们全家七口的生活照,底下的文字说明写道:“我热爱杜尔罕,这里是我38年的家,也是我的孩子们生长的地方。”此举本来是为了与选民们联络感情,但很快就有记者发现了其中的言不符实之处。不过,这还不算很严重。   二是迈克.彼得逊说他曾在越战中获得过两枚“紫心勋章”,其中之一是因为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踩爆了地雷,飞起的弹片炸伤了他的腿。又有较真儿的记者们满世界打听后,先是在报上揭短说迈克的腿伤源于车祸,而且是发生在日本,与越战毫无关系。继而又当众发难,说查不到彼得逊先生获紫心勋章的记录。迈克.彼得逊只得承认这一切都不是事实,末了,还故意幽默一句:“看来我得回家跟妻子老实交代了。”但从此便让记者们抓住了把柄,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跟他纠缠“紫心勋章”的事。   结果,在10月份的预选中,迈克.彼得逊只获得了27%的选票,位居第三,算是被淘汰出局。前两名候选人继续参加11月的正式投票,最后是已经在位的市长尼克.坦奈森荣获连任。   此后的一年多,迈克.彼得逊一直心绪欠佳。他还像从前一样,几乎总是坐在书房的电脑前,却很少写作,还不时地在家里发脾气——对老婆,对孩子,对狗。很快,三个女儿都上了大学,家里经常就只剩下了他和卡瑟琳两个人。迈克.彼得逊安静了一段时日,于2001年7月31日再次出山。这一次,是竞选市政府中的一个席位,但又在11月6日的投票中败北。   为了让迈克重新振作起来,卡瑟琳利用11月底感恩节的四天假期和丈夫一起去了一趟佛罗里达,果然,回来以后迈克的心情似乎好多了。12月5日,星期三,迈克.彼得逊往卡瑟琳的办公室发了一份电子邮件,说杜尔罕的《独立周刊》星期五晚上有一个派对,虽然他没有收到请柬,但如果卡瑟琳想去,他肯定会有办法的。   12月7日,星期五,卡瑟琳调休一天。那天上午,夫妻俩跑了几家商店,买齐了给孩子们的圣诞节礼物。下午在家里客厅的落地窗前竖起了圣诞树。晚上早些时候,迈克.彼得逊的经纪人来电话说,好莱坞终于有一位导演对迈克的某一部小说产生了兴趣,同意跟他们“谈谈看”。几年来,这位经纪人一直在试图帮助迈克打入好莱坞,把他的故事搬上银幕。   然后,夫妻俩一起参加了《独立周刊》的派对,直玩到凌晨1点。   12月8日,星期六,卡瑟琳去了公司。她将在12月10日,星期一一早,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北方电讯总部出差,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卡瑟琳于下午4点离开办公室,回家的路上用手机给嫂子辛西娅.亨特打了一通长途。   也是在下午4点,迈克.彼得逊和往常一样,出门去附近的YMCA锻炼。傍晚6点打电话回家时,卡瑟琳抱怨说每次她下班回家迈克都不在。以前有孩子们犹可,现在一个人守着这么大一幢空荡荡的房子,觉得怪冷清的。迈克马上安慰妻子,说他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哪儿都不去,就两个人呆在家里庆祝庆祝好莱坞传来的好消息。还主动提议说他将在回家的路上租借一盘电影录像带,很罗曼蒂克的那种。 死亡陷阱(14)   晚上9点45分左右,泰德.彼得逊及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到了彼得逊府上,看见迈克和卡瑟琳正在起居室里一边喝酒一边看《美国甜心》,电视机前的咖啡桌上摆放着白葡萄酒和香槟,两个人都很开心幸福的样子。科丽丝玎娜和泰德呆了不到一小时,然后就去了邻居家的圣诞派对。   看完电影,11点过,卡瑟琳接到一位加拿大同事打过来的电话,关于星期天上午的电话会议安排,又互相交换了电子邮箱地址。   之后,依照迈克.彼得逊对办案人员们的说法,他和卡瑟琳坐在游泳池边抽烟聊天。卡瑟琳在1点45分到2点之间进屋,迈克又坐了大约45分钟。等他回到楼里,卡瑟琳已经躺在了楼梯脚下,昏迷不醒。   警方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在那通国际长途以后的三个半小时中,彼得逊家的大宅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卡瑟琳的死亡时间当为那天的凌晨2点左右。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三个半小时中,没有其他人进入或到过现场附近。可以肯定的是,那天晚上,彼得逊家的大宅子里本来有两个大活人,后来只剩了一个。   卡瑟琳.彼得逊命案的审判一直到一年半以后的2003年7月1日才正式开庭,挑选陪审团的工作早在一周前的6月23日就结束了。公诉方和被告方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准备,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要证明自己一方的论点并非易事,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也将是一场法庭恶战。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的刑事庭里,被告方在陪审席正对面的墙上安装了一块电脑控制的大型显示屏,而公诉方使用的仍然是传统的画板和画架。与之相对应的是,公诉方的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资料,以及后面地上的数只文件箱,而被告席上则清清爽爽,只有每位律师面前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为了防止法庭过分拥挤,胡德森法官允许“法庭电视”台对庭审进行现场直播。旁听席中央的前五排位子划给了媒体,将支持被告方的彼得逊家人和支持公诉方的受害者亲友分隔左右。于是,彼得逊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养女坐在了左侧的被告席后面,而卡瑟琳的女儿凯特琳.艾瓦特和她的姨妈们则在公诉方一侧。   代表公诉方致开场发言的是杜尔罕地区检察长简蒙.哈丁。他默不作声地站在陪审席前,将手中的一只塑料袋徐徐撕开,又徐徐抽出一支棍,一支金属棍,一支金属拨火棍。   哈丁检察长说,1984年的圣诞节,卡瑟琳的大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买了好几支这样的空心拨火棍,分送给她的三个兄弟姐妹们。这支棍很漂亮,做工精美,形同古董。这支棍很巧妙,既可以拨火,也可以吹火,一物二用。这支棍又很轻便,使起来得心应手。卡瑟琳收到的那一支后来成了她的心爱之物,走哪儿带哪儿。就在卡瑟琳去世前的2001年夏天,她的另一个妹妹萝莉.坎贝尔还在彼得逊家客厅的壁炉旁看见过那支棍。但在卡瑟琳出事之后,拨火棍不翼而飞。现在他手上的这一支,是堪戴丝.冉勃利尼专程从自己家里取来后交给警方的。   “他们说这是一起事故,一起从楼梯上失足摔倒的事故。而我们说,不,这不是一起事故,这是一桩谋杀。卡瑟琳之死非常痛苦,也非常恐怖。因为,她是死在了她的丈夫迈克.彼得逊手里。”   简蒙.哈丁向陪审团出示了两张放大的卡瑟琳照片。第一张上的卡瑟琳端庄秀丽,面带微笑,那是她活着的时候。第二张上的同一个卡瑟琳斜躺在后楼梯下的血泊中,仰面上苍,死不瞑目,与前一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丁检察长说,这就是2001年12月9日,凌晨2点48分,当两位紧急救护人员赶到赛德街1810号时看到的卡瑟琳。这两位经验丰富的急救人员将在出庭时告诉陪审员们,一个人要是从楼梯上跌下来,不可能是这种姿势。   还有第三张照片,卡瑟琳剃光了头发的颅顶,纵横七道伤口骇然其上,以及无数的小伤。   “他们说这是一起事故,”检察长又重复一遍,“而我们说这是一桩谋杀。”   这位公诉人说,警方搜遍了彼得逊家大宅子的里里外外,虽然没有找到凶器,但卡瑟琳头顶上的这些创伤应该是和他手中这柄拨火棍相似的器械造成的。拨火棍很坚硬,又因为空心,所以很轻,不至于导致颅骨骨裂和脑内大量淤血。简蒙.哈丁一边说,一边挥动着拨火棍做打击状。   “这个案子是关于伪装和假象,关于正常外表遮盖下的不正常。”从彼得逊家著名的大宅子开始,检察长讲述了彼得逊夫妇在事业上的成功——丈夫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妻子在北方电讯公司官居要职,管辖着该公司在达拉斯、渥太华、杜尔罕等地的3000多名员工,公司甚至用卡瑟琳.彼得逊的名字命名了一间会议室——讲述了这个有三个不同姓氏的重组之家的和睦,以及一家人豪华的生活方式。   “但是,就像一句老话儿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彼得逊家早已是虚有其表。”哈丁检察长说,公诉方聘请的财务调查专家将向法庭证明,迈克.彼得逊确曾靠写书赚过几笔大钱,但最近几年,他唯一的进项只是给报纸写专栏。据税务部门提供的家庭财务报告,彼得逊家在1999年的总收入为27 7万美元,其中卡瑟琳的工资占了一多半,14 5万美元,迈克.彼得逊的残废军人津贴4 5万美元,其余的来自几处出租的房产和拉特利姐妹的军人遗孤津贴。也就是说,多年来,彼得逊家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卡瑟琳的薪金及其他福利。 死亡陷阱(15)   彼得逊家的另一笔资产是卡瑟琳在北方电讯的股票。1999年底,卡瑟琳名下的股票值价100余万美元,到2000年9月达到峰值,240多万美元,但在紧接着的科技股暴跌中一路下滑,当年年底即变成90万美元,到2001年7月,只剩下了5万美元。除了公司给职工的期权股票(option)外,当北方电讯的股市行情看涨的时候,卡瑟琳还听从丈夫的怂恿从公司大量买进(职工通过所在公司购买股票当有折扣),最多时达月工资的80%。   2000和2001两年,彼得逊家的三个女孩子相继上大学,昂贵的学费使得彼得逊夫妇入不敷出,但他们还必须继续接济两个成年的儿子克雷顿和泰德。到本案发生之时,彼得逊家已经抵押上了大部分的房产,甚至开始变卖卡瑟琳的首饰等物,仍负债10余万美元。   卡瑟琳曾忧心忡忡地告诉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她很喜欢他们家在赛德街的大宅子,但她不知道他们还能在那里住多久。房子大,花费也大,光是夏天的空调,每月电费就得好几百,更不用说房子的年头儿搁在那里,需要大修之处比比皆是。比如阁楼上的蝙蝠窝已经糟蹋了屋顶,一到下雨就漏;比如白蚁已经蛀到了起居室,卡瑟琳请房建公司估过价,1万美元也不一定打得住;比如楼上几乎所有卫生间的管道都出了毛病,几个月来,全家人只能共用楼下唯一的淋浴……而所有这些,外人都是看不到的。每次家里开派对,摆在客人们面前的只是客厅里和游泳池边的冠冕堂皇。   卡瑟琳说她很累,忙完公司忙家里,伺候完老爷还要伺候少爷小姐。以前家里还请了一名钟点工,但现在已经请不起了。卡瑟琳说她甚至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   更糟糕的是,自2001年的“9.11”事件后一个月,也就是本案发生前的两个月左右,北方电讯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卡瑟琳自己就曾奉董事会之命,解雇了手下的数百名员工。后来,公司内部调整,对各部门实行关停并转,与卡瑟琳平级的高层管理人员也陆续接到了红纸条(pinkslid,即解聘通知书)。就在11月底,卡瑟琳的直属上司也被炒掉了。上司临走前跟卡瑟琳透了一句话,说公司并非不需要人,而是想借此机会辞掉一批年龄大、工龄长、工资高的主儿,换进可以胜任同样工作而又报酬偏低的年轻人,这至少可以赖掉一大笔老职工们的退休金。   卡瑟琳虽然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厄运,但也意识到,自己也迟早会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不仅将损失掉全部的退休金,以自己的年龄和身份,几乎没有可能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卡瑟琳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   “但是,我们极富创造力的作家、具有杜撰和虚构天才的迈克.彼得逊先生,却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一个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难题的十全十美的方法。”简蒙.哈丁检察长说,“这个方法就是,制造一起人命事故,使卡瑟琳看上去像是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接着,奇迹般地,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彼得逊家不会再负债,不会再没钱住大宅子,也不会再请不起用人……如果有人以为,彼得逊先生此举只是保全了卡瑟琳的退休金,那他便是太小瞧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卡瑟琳之死还将给她的丈夫带来18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此计何其妙哉!”   在卡瑟琳过世后,北方电讯公司已先后开给迈克.彼得逊三张共计38 4166万美元的支票。   “更妙的是,”检察长继续说,“彼得逊先生对时间的把握。卡瑟琳一直是彼得逊家的摇钱树、下蛋鸡。彼得逊先生并没有愚蠢到杀鸡取卵。他是等到卡瑟琳可能被解雇,而且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才毫不留情地、毫不迟疑地将对他可能不会再有什么用处的卡瑟琳置于死地。”   “最后,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迈克.彼得逊从现场拨打的两个911电话。”   第一通电话,迈克.彼得逊告诉接线员他的妻子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然后,据哈丁检察长的意思,迈克只是“有选择地”回答了接线员的一些问题,说卡瑟琳还在呼吸,就挂断了。   第二通电话,只过了一小会儿,卡瑟琳便突然“已经停止了呼吸”。同样,迈克没有回答接线员的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迈克.彼得逊打这两个911电话的目的,只是要告诉接线员他想说的话。当接线员向他提问时,迈克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尽可能不予回答,因为“他知道911电话都会被录音”。   “你们都看过《紧急911》的纪实电视专题节目,几乎所有拨打911的人都是想得到接线员的专业帮助,得到如何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处理紧急状况的指示。他们会认真回答接线员的问题,会问:‘我的妻子还在呼吸,但没有知觉,我该怎么办?’会和接线员一直保持联系,直至急救人员到达……但是,迈克.彼得逊没有这样做。”   “他们说这是一起事故,我们说这是一桩谋杀,”简蒙.哈丁检察长面向陪审席,再次重复道,“而你们,将作出决定。”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戴维.鲁道夫几乎是紧接着公诉人的发言,他就手摁响了哈丁检察长留下的911电话录音。   “一个因痛苦和悲哀而激动得发狂的男人的声音。”戴维趁着迈克.彼得逊和玛丽.爱伦对话的间隙,及时插入一些评论,“……他是故意对接线员的问题避不作答,还是因突发的悲剧而不知所措?” 死亡陷阱(16)   911电话结束了。“这,女士们先生们,就是迈克.彼得逊在刚刚发现卡瑟琳躺在楼梯底下时的声音。现在,我要请你们跟我一起,回到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前,回到那个可怕的电话之前。”   戴维.鲁道夫说,1988年,卡瑟琳刚与她的前夫正式分居,迈克.彼得逊便不顾一切地堕入了情网。那时的卡瑟琳并不是北方电讯公司有6位数字年薪的高级主管,而只是一个进去不到一年,每月只挣3000美元的见习工程师。   所以很明显,将迈克吸引到卡瑟琳身边的并不是她的钱,全然不是。将迈克和卡瑟琳连在一起的,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幸运儿才可能体会到的、令人倾慕的真挚的爱情。他们是灵魂伴侣,他们是恩爱夫妻,他们的感情和幸福与世俗之物毫无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座不大的房子里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好几年,直到迈克.彼得逊收到《战争时刻》的稿费,才搬进了赛德街1810号的大宅子。   为了佐证他的论点,戴维念了一篇凯特琳.艾瓦特1999年写的作文:   我记得,在我父亲离开后的一年里,我经常独自在楼梯的顶端凭栏而坐,听着我妈妈一宿一宿地啜泣。是迈克擦干了她的眼泪,替她找回了失去的勇气和信心,使她又重获真爱。在我的心底深处,我甚至觉得,我从一开头就欠了迈克。是他替妈妈找回了幸福。   戴维.鲁道夫说,在卡瑟琳出事的前一天,这对夫妻一起去买了圣诞树和孩子们的圣诞礼物,一起去参加了节日派对。在卡瑟琳出事的当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庆祝了迈克可能会签订的好莱坞合同。9点半,迈克的儿子泰德和女友亲眼看见迈克和卡瑟琳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喝酒、看电影,这对夫妻之间没有任何的不正常。同样,11点零8分,卡瑟琳的加拿大同事海伦.普斯林打来电话时,她能听到背景中迈克的说话声,她也没有察觉出彼得逊夫妇之间有什么不正常,诸如拌嘴、打架、或卡瑟琳讲话的声音很紧张、或告诉海伦她必须得挂断电话等等等等。   然后,半夜时分,夫妻俩一起在游泳池边坐了一会儿。这是他们就寝前的习惯,迈克要抽烟斗,卡瑟琳要抽几支烟。1点45分到2点之间,卡瑟琳进屋前,她告诉迈克她这就上楼睡觉,她说她不希望在上午的电话会议时迷迷怔怔的。   那是迈克.彼得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妻子活着。   戴维说,不错,卡瑟琳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只有0 07,比法定的酒精中毒标准低3个点。但是,卡瑟琳的体内还发现了维鲁穆,一种治疗头痛和晕眩的药物。卡瑟琳的朋友们将向法庭证明,好几个星期来,卡瑟琳一直说她头痛头晕。被告方聘请的医学专家将向法庭证明,让酒精和维鲁穆“混在一起不是什么好事……可能的效果是,其中的一样会使另一样更加醉人”。   而且那天晚上,卡瑟琳“脚上穿的是夹趾拖鞋,她走上一架窄窄的、陡陡的、照明极差的楼梯,楼梯的地面只有光秃秃的、硬硬的橡木板,上面什么也没铺”。   “杜尔罕的警察们有足够的理由把迈克.彼得逊往最坏处想。”戴维说,“究其原因,明白地说,就是由于数年来,彼得逊先生曾多次指责警方的工作。”   迈克.彼得逊——好也罢,坏也罢——是一个心直口快,有话就说的人,他在自己的报纸专栏中曾先后发表过20到30篇批评警方的文章。   戴维.鲁道夫有选择地向陪审员们念了其中的几篇,然后说,带着这样的偏见,又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想法,于是,办案人员们在本案的侦破过程中,时时处处只刻意寻找能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而故意忽略其他方面的事实。或者对同样的事实,作出于他们的观点有利的解释。比如,警察们最初怀疑迈克.彼得逊谋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身上有血。“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他曾经搂抱过他的亡妻,他的身上怎么可能没有血?”   引起警方怀疑的另一点是,当急救人员赶到时,卡瑟琳身边的血已经开始干结,所以他们认定,迈克.彼得逊在911电话上说他的妻子“还在呼吸”是谎言。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卡瑟琳并不一定是跌下楼梯后马上就咽了气。她完全可能躺在那里,不断地流血,但心脏仍在跳动。或者说,最早流出的血已经开始干结了,但卡瑟琳还没停止呼吸”。   事实上,警方自己的专家在卡瑟琳的脑组织中发现的红色神经细胞原正好就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卡瑟琳曾经历过缓慢的、痛苦的死亡过程。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发现也成了警方逮捕迈克.彼得逊的依据——因为卡瑟琳没有立即死亡,所以迈克.彼得逊“见死不救”。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据迈克.彼得逊自己说,他在卡瑟琳进屋之后,还在外面呆了将近一小时?”   至于警方关于谋杀的最关键的证据——死者头上的数道伤口,戴维.鲁道夫认为,卡瑟琳摔下楼梯时,头部不止一次地磕在梯沿上,“就像南瓜滚下来似的裂开了”。这同时也解释了楼梯间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血。   这位被告律师说,卡瑟琳的脑组织没有撞伤或挫伤等内伤,没有肿胀,没有淤血,颅骨无骨裂,这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的委托人是无辜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否可以想象,一个人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想将那个人活活打死,但被害人的颅骨却完好无损,脑组织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死亡陷阱(17)   同样,对于楼梯间里的血迹图案,被告方也有不同的解释。“你们看见过落水狗是如何抖落身上的水珠的吗?水珠溅得上下左右到处都是。喷射而出的血也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产生你们在现场照片上看到的那种血痕图案。比如,卡瑟琳摔破了头以后,又挣扎着站起来,步履不稳,晃晃悠悠,将血喷洒得遍墙遍地。而且,血还可以通过手或衣服蹭到墙上,比如当卡瑟琳用手扶着墙,或身子靠着墙的时候……还可以是咳嗽时呛出来的血,或打喷嚏时喷出来的血。所有这些情形都有可能形成你们在楼梯间的照片上看见的血迹。”   发言结束时,戴维.鲁道夫在那块大型显示屏上打出一张迈克.彼得逊和卡瑟琳微笑着的亲密合影。   在开庭的头两周里,公诉方连续传唤了最早到达现场的急救人员,传唤了北方电讯公司的财会人员和州调查局的财务专家,以及十几名警方办案人员。   被告方利用交叉取证的机会,反复追究警察们在现场的“违章操作”,诸如未能及时阻止浑身鲜血的迈克.彼得逊与儿子拥抱,允许无关者进入现场,甚至任由迈克扑倒在亡妻的身上痛哭,等等。“当一个现场遭到如此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后,从这个现场提取的证据还可能具有法医学的意义吗?”   丹.乔治便是被戴维.鲁道夫攻击最多的办案人员之一,以至于简蒙.哈丁检察长不得不对他进行重新取证:“你是否曾到过一个现场,一个嫌疑人还没有离开的现场,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被变动或污染,就好像凝滞了似的。”   “不曾。”   警方对迈克.彼得逊专栏文章的态度是被告方纠缠不休的另一个问题。弗兰克.波顿上士告诉法庭,他曾于1998至1999年任杜尔罕警署发言人。“事实上,我们中的不少人赞同彼得逊先生在其专栏文章中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十三个小矮人’,关于市政府给自己的工作人员提薪时,也应该给警察、教师等公务人员涨工资。”   “当然,”戴维.鲁道夫说,“你们不同意的是他批评警方的文章。比如这一篇,说……警方打着保护受害者名誉的旗号,对一些强奸案知情不报,是为了隐瞒犯罪率。你也同意吗?”   “你说得不错,先生。”波顿上士直视着被告律师,“我后来被撤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和媒体保持良好关系。为什么?当我们与各报之间能够正常地交流和沟通时,我们的破案率就会上升。”   法庭里的人们也从证人那里听到了一些不曾被记者披露报端的消息。犯罪现场实验室的埃里克.康鹏是在丹.乔治喷洒鲁米诺溶液时,跟在旁边做记号的两个人之一。他告诉陪审员们,在那串蓝莹莹的光脚印的终止处,那个沾有血迹的碗橱是盛放酒杯的。里面的酒杯和警察们在厨房水槽边看见的两只酒杯一模一样。经查验,其中一只上有迈克.彼得逊的指纹,另一只则只有几枚无法鉴别其来源的部分指纹。结合后来又找到的一些酒杯碎片和两只空酒瓶,以及彼得逊夫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警方推论,血脚印的主人曾在卡瑟琳死后又从碗橱里拿出一只或两只酒杯,并将一瓶酒倒进了水槽里。其用意,显然是希望人们认为彼得逊夫妇曾喝了不少酒,也是为了掩盖那只或许是因为两个人打架而摔碎的酒杯。   真正令陪审员们大开眼界的,是几位警方电脑专家的出庭。   卡瑟琳.彼得逊命案之后,警方曾因没能在现场及时制止迈克.彼得逊使用电脑,和没能在当天搜走电脑而受到舆论的谴责。世人不曾想到的是,警方的电脑专家们复原了被迈克.彼得逊删除的全部文件。   据专家们的证词,迈克.彼得逊实际上是当警察们还在进行现场勘查,他和泰德、本杰明等一起呆在书房时,就开始销毁电脑文件了。但绝大部分文件是在警方交还赛德街1810号后被删除掉的。   专家之一的托德.马克利告诉陪审团,迈克.彼得逊使用一种名为“快速清除”的软件,在案发当晚即删除各种文件216份,12月10日以后又删除352份,并同时销毁了2500多张图片。   专家们向法庭提交的部分复原文件中包括了一些叙及彼得逊家经济状况的书信。比如2001年春末,迈克.彼得逊发邮件给玛格丽特和玛莎.拉特利的叔叔、田纳西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肿瘤学家托马斯.拉特利,请求他资助玛莎上旧金山大学的学费,每学期5000美元。“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但又别无他法——或者是由你个人承担,或者是从玛莎在拉特利家族财产的份额中预支。”迈克说,假如玛莎在杜尔罕当地上学,他自己也许就能想办法,但又觉得应该让孩子到外面去见见世面。   同年11月,卡瑟琳去世前不到一个月,迈克.彼得逊在发给前妻的电子邮件中希望帕迪霞将房产抵押贷款3万美元,以资助他们的两个儿子。迈克在邮件中说,克雷顿每月的房租和用信用卡赊账的利息比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当助教的收入还高,泰德每月的信用卡利息也达300多美元,而且赊账的本金还在继续增长,尽管迈克已经替儿子缴纳了三菱牌运动吉普的每月分期付款。在邮件的结尾处,迈克写道:“请尽快回复,告诉我这种安排是否可行。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我都快急疯了,因为这种事我根本就不可能去和卡瑟琳商量。” 死亡陷阱(18)   几天后,迈克.彼得逊又发邮件给托马斯.拉特利:“可怜的卡瑟琳在北方电讯度日如年。他们已经解雇了4500人,卡瑟琳算是躲过了这一关,但仍然提心吊胆,前途未卜。”   然而,复原文件中的大部分却是关于另外一件事。   从2001年8月起,迈克.彼得逊开始经常登录一个名叫“布拉德”的同性恋者的个人网站。“布拉德”自称:“本人现年25岁,长期坚持锻炼,体魄健美雄壮。身高1 85米,体重84公斤,腰围81厘米,胸围107厘米……棕色短发(夏天会变得浅一点),蓝眼睛,牙齿洁白,每日剃须……皮肤光滑,呈浅棕色……”   但是这个“布拉德”不仅仅是一般的同性恋者,他还提供这方面的性服务。比如在他的网页上专有一栏“收费标准”:每小时150美元,或每天700美元;度假特价:2000美元;以及若干页“顾客”们对他“优质服务”的评语和推荐。   迈克.彼得逊对“布拉德”十分钟情,在发给他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中,迈克写道:“你的条件相当不错,希望尽快和你见面。”迈克提出了见面的方式和地点,并建议“布拉德”有机会到洛杉矶时,去找色情片导演狄克.叶茨。迈克说“布拉德”很有潜力,可能成为色情业明星。   “布拉德”从没听说过狄克.叶茨,于是在第二封邮件中,迈克列举了几部狄克.叶茨的影片,包括多年前“事业”刚起步时,在圣地亚哥请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参加拍摄的片子。迈克说:“我的一些朋友拍过他的影片,但是我没有(尽管我比他们都更帅,更性感)。”   公诉方的证人又出示了另一封迈克给“布拉德”的邮件,那本是“布拉德”作为“服务项目”传过来的各种性行为的图示,由迈克逐一选定后再传回给“布拉德”。   几次信件往来后,迈克.彼得逊开始和“布拉德”称兄道弟,但显然,“布拉德”对这一套没有兴趣。他在回函中提醒迈克,他们之间只是客人和服务者的业务关系,并叮嘱迈克尽快告知付款方式。   最后的几封邮件中,迈克.彼得逊要求“布拉德”乘9月5日早晨6点的飞机到杜尔罕,他们将在机场附近的酒店包一间房。但“布拉德”回复说他头天晚上有客人,早晨的飞机太仓促,能否改在晚上?迈克告诉“布拉德”:“晚上对我不合适,因为我有家室,非常幸福地拥有一个性功能很强的妻子……你猜对了,我是‘两栖动物’。”他仍坚持要求“布拉德”9月5日早晨到,说他可以在飞机上睡觉。   “布拉德”临上飞机前改变了主意,他在给迈克的邮件中说他很累,必须休息一下,缓过劲来才能动身。从此便没有了下文。   “布拉德”在同年的9月30日给迈克发过一封邮件道歉,迈克.彼得逊没有回信。   后来,警方通过调查得知,“布拉德”是美国陆军的后备队员,“9.11”事件以后即被招入军中。   在接下来的交叉取证中,被告方律师戴维.鲁道夫试图证明,公诉方混淆视听,误导陪审团。他说迈克.彼得逊与同性恋者交往是为了收集他下一本书《军中同性恋》的素材。   不错,公诉方承认,迈克.彼得逊确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工作。1994年9月,他在同性恋杂志《边远地带》上刊登过一则广告:“著名作家、前海军陆战队军官,为描写潘多顿海军陆战队基地色情录像带事件的纪实文学收集资料,恳请当事人或知情者与我联系(不必通报你的姓名身份)。”在那次性丑闻中,该基地一共有43名官兵被军事法庭判刑或勒令退伍。   “但是这一次,”简蒙.哈丁检察长指出,“我们在迈克.彼得逊和‘布拉德’的所有邮件中找不到关于文学或写书的只言片语。”   2003年8月的第二个周末临近时,有消息传出说,公诉方准备让“布拉德”在法庭上指认迈克.彼得逊,但他的律师托马斯.洛夫林提出了两项条件:一、不可暴露“布拉德”的真名实姓;二、要求法庭预先“豁免”“布拉德”,即,如果作证的结果暴露了“布拉德”本人的不法行为,有关方面不可对他提起诉讼。也有传言说,“布拉德”可能会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   8月11日,星期一,奥兰多.胡德森法官的刑事庭里人特别多,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布拉德”到底是何许人。法官只同意了托马斯.洛夫林的第二个条件。   “布拉德”本名布任特.沃甘摩地,相貌确如他自吹的,身高体健,干净整齐,但是他的实际年龄是28岁。布任特很爱笑,很健谈,一看就不是那种会“保持沉默”的人。事实上,在作证的过程中,布任特经常会就律师的某一个问题举一反三,旁征博引,不到律师制止他不打住。   布任特说,他出身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教堂的牧师。父母在他17岁时就发现了他的同性恋倾向,但一直不知道他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   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问:“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哦,多了。”布任特.沃甘摩地挠挠头,“简而言之,凡是法定成年男性要求的,我都提供。”   “也包括性服务。”   “是的。”   布任特说,他与彼得逊先生虽然从未谋面,但被告席上坐着的那位和彼得逊先生传给他的照片一模一样,绝对是一个人。他俩不单通邮件,还通电话。当然,都是在白天。彼得逊先生大约有些“惧内”。 死亡陷阱(19)   “在你与彼得逊先生的通信通话中,你们具体地讨论过价钱吗?”   “是的。”   “你们最后成交的价码是——?”   “标准价,每小时150美元。”   “在你与彼得逊先生的通信通话中,你们具体地讨论过在2001年9月5日,你们见面时要做些什么吗?”   “是的。”   “你们打算做什么?”   “做什么?”布任特看了一眼助理检察长,好像她提出了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问题,“做爱呗。”   被告方交叉取证。   “我想,在你的客人中,已婚男人应该不是很多吧?”戴维.鲁道夫问。   “恰恰相反,我客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已婚男人。”   “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男人?比方说,这些人的职业是什么?”   “我接的客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布任特有些自豪地说,“因为我收费不低。有医生,有律师,还有……”布任特瞥了一眼奥兰多.胡德森法官,笑道,“一位法官。”   众人都跟着笑起来,胡德森法官也笑了。布任特摆了摆手:“不是这位法官。”   “我们看得出来。”戴维.鲁道夫附和着。   布任特承认,他与迈克.彼得逊并无私交,而且也并没有和他真正发生过性关系。戴维.鲁道夫最后的问题是:“你知道任何与卡瑟琳.彼得逊命案有关的事情吗?”   “不知道。”   公诉方继续传唤证人。   几名YMCA健身中心的职工证明,几年前,迈克.彼得逊与卡瑟琳结婚前后,到该中心锻炼身体的同性恋者经常聚集在蒸汽浴室里。迈克也是其中之一,他至少与两人有过同性恋关系。这一非法聚会不久被工作人员发现后予以制止。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卡瑟琳是否知道迈克的“婚外同性恋”,但卡瑟琳的至亲好友们作证说,如果她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迈克.彼得逊,而且一定会和他离婚。当年卡瑟琳与前夫分居的原因就是因为弗莱德.艾瓦特有了外遇,更何况在一般人的眼里,同性恋是“十分肮脏”的。   公诉方的立场是,迈克.彼得逊的同性恋事实不仅戳穿了被告方所竭力粉饰的彼得逊夫妇婚姻幸福家庭美满的假象,同时也提供了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依据,并进而提供了迈克.彼得逊杀妻的另一种可能的动机。   卡瑟琳的加拿大同事海伦.普斯林告诉法庭,12月8日晚,她打电话到彼得逊家时,是她提出与卡瑟琳交换电子邮箱的地址,因为她有一些关于电话会议的资料要传给卡瑟琳。卡瑟琳请她稍候,说是要去她丈夫的书房。海伦能隐约听见卡瑟琳跟迈克说话的声音,其间还好像打开了电脑。总之,卡瑟琳给海伦.普斯林的是迈克.彼得逊的邮箱地址,并答应海伦她会等她的邮件。   在回答公诉人的提问时,海伦.普斯林说,卡瑟琳当时听上去神志完全清醒,说话也很有条理,没有诸如语无伦次、或口齿不清、或结巴、或嘟噜、或过多地重复等醉酒后的迹象。   接下来出庭的一位警方人员向陪审员们出示了几份从迈克.彼得逊的电脑里打印出来的他与“布拉德”——布任特.沃甘摩地的往来邮件,其中几页还附着“布拉德”的裸体照。这位证人解释说,警方搜查现场时,这些打印件就放在迈克.彼得逊书桌的抽屉里,而且不知怎么弄混了,竟是和卡瑟琳的工资单、税表等放在了同一个文件夹里。   可以想象,当卡瑟琳坐在迈克.彼得逊的电脑前等候海伦.普斯林的邮件时,或者是顺手拉开面前的抽屉,发现了迈克与“布拉德”的通信,或者是进入到迈克的电脑系统,看见了其中的若干常用同性恋网址、那2500多张男性色情图片,以及迈克与“布拉德”的通信……总之,这对夫妻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与冲突。过程中的某一刻,一只酒杯被摔破了。最后的结果,便是一桩血案和一场审判。   本次庭审中出庭时间最长者为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官员、血液溅洒运动学专家杜安.笛维尔,他在证人席上作证达七天。当然,他并不是一直在讲话或回答问题。杜安.笛维尔利用了不少辅助手段,譬如警方在现场拍摄的录像和图片,譬如比实物缩小五倍的楼梯模型,譬如事先录制的“血液溅洒模拟实验”。为了增强说服力,杜安这一次例外地没有在模拟实验中使用番茄酱与水的混合物,而是用了真正的血液——红十字会血库中已过期但尚未变质的血液。   杜安.笛维尔告诉陪审团,根据他的计算结果,卡瑟琳的头部至少遭受到了三次致命的打击。第一次发生在楼梯的第12级,当时卡瑟琳应该是站着,此处墙上最高处的血迹离地面达九英尺,约2 7米。卡瑟琳在倒下之前,抓住了左墙的扶手,所以在凶手的第二次打击时,她应该是半立式,或跪式。卡瑟琳的状态并不是静止的,她一直在动。最明显的是在她受到第二次攻击后,卡瑟琳迅速栽倒,墙上的血迹也因此而洒成一片。然后,卡瑟琳滚下楼梯,其间,她的头部也确实撞到了梯沿上,造成一些伤口。最后的一击是在楼梯脚下,当卡瑟琳躺着的时候。   杜安.笛维尔告诉陪审团,受害者血液喷溅的方向应该是朝向凶手。同样,根据楼梯间的血迹图案,在前两次打击时,凶手站在卡瑟琳的身后,楼梯上居高临下的位置。第三次,“迈克.彼得逊”——杜安直呼其名,而没有用“凶手”二字——两腿分开,跨骑在被害人身体上。当杜安.笛维尔拿过迈克.彼得逊血痕斑斑的卡基短裤,指点着裤裆和右腿裤管内的八处血迹,又拿起卡瑟琳灰色绒裤的照片,指点着正面大腿处那个非常清晰的带血的鞋印时,不少陪审员面呈惊骇之状。 死亡陷阱(20)   杜安.笛维尔还说,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死者的口、鼻等呼吸道内没有血痕,所以也根本不存在被告辩护律师戴维.鲁道夫在开场发言中所说的,楼梯间里的血迹图案“可以是咳嗽时呛出来的血,或打喷嚏时喷出来的血”。   被告方对杜安.笛维尔的交叉取证持续了两天。在戴维.鲁道夫和托马斯.梅尔的轮番追问下,杜安几乎解答了他在计算过程和模拟实验中的每一个步骤。   当杜安.笛维尔走下证人席后,正如记者们在第二天的报道中所言:“真正的好戏开场了!”   简蒙.哈丁检察长请陪审员们暂时忘却卡瑟琳.彼得逊,因为公诉方必须作一些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将陪审员们带到18年前,带到数千英里外的德国。   自开庭以来第一次,迈克.彼得逊的脸上出现了愕然,出现了不自在。据不少陪审员的观察,彼得逊先生一向是很能够“不动声色”的,即使在“布拉德”和杜安.笛维尔作证过程中的某些“高潮迭起”处,彼得逊先生都能做到镇定自若,处之泰然,照样在庭间休息时与家人孩子们谈笑,照样在与陪审员们目光相对时点头致意。但是此刻,他却用手掌撑住了前额,不住地摇头,吁气。   哈丁检察长继续说,事情起自2001年12月9日,案发当日的星期天晚上,拉特利姐妹的姨妈玛格丽特.布莱尔和姨侄女玛格丽特.拉特利通完电话后,马上拨通了杜尔罕市警署。她告诉亚特.霍兰中尉,16年前的1985年11月25日,她的姐姐、拉特利姐妹的生身母亲丽诗.摩克.拉特利也是从楼梯上摔下来,而且最后和她在一起的,也是迈克.彼得逊。   迈克.彼得逊说得不错,丽诗在丈夫去世后忧伤和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乔治.拉特利上尉的军服和军靴都还留在原处,仿佛静等着征人归来。   丽诗不善理财,是迈克.彼得逊帮着她处理日常的账单,查对每月的银行报告,后来又帮着她修改遗嘱。丽诗和乔治.拉特利夫妇原先的共同遗嘱中称,假如夫妻俩都去世,他们的两个女儿将交由乔治的父母抚养,假如祖父母因无论什么原因不能承担这项责任,则由彼得逊夫妇抚养。在丽诗.拉特利的新遗嘱中,这一段改成了“我在此指定迈克.I.与帕迪霞.S.彼得逊为我未成年孩子们的监护人,共同或分别抚养她们直至成年,或独立。”该遗嘱同时授权彼得逊夫妇动用丽诗.拉特利留下的遗产,作为拉特利姐妹的生活和受教育费用。   乔治出事后不久,丽诗.拉特利曾请了一位20多岁的住家保姆芭芭拉.奥霍拉,照看两个孩子兼做家务。大约一年后,1985年夏天,迈克.彼得逊说芭芭拉还年轻,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丽诗于是采纳了这位老朋友的建议,出钱为芭芭拉另租一套公寓。从此,芭芭拉.奥霍拉不再与拉特利母女同住,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   10月,乔治.拉特利的两周年忌日,丽诗.拉特利虽然也很悲痛,但较一年前已经振作了不少,已经不再那么忧伤和抑郁。她常常和芭芭拉.奥霍拉谈起她未来的计划,她打算回美国,在得克萨斯州乔治的老家找一份教职。两年前扶棺返美时,拉特利家人们对她情同手足,令丽诗难以忘怀。丽诗希望芭芭拉跟她们娘儿仨一起走,她甚至到莱因.梅空军基地的有关部门打听过,因为她的丈夫是因公殉职的军人,军队方面会帮助她们简化芭芭拉赴美签证的手续。   那年的11月23日是个星期六,法兰克福下了一场大雪,芭芭拉.奥霍拉那天晚上没有回自己的公寓,在拉特利家住了一宿。芭芭拉虽然搬了出去,但丽诗仍旧保留着她的房间。   第二天,11月24日,星期天,芭芭拉吃过午饭就走了。下午,丽诗带着小姐儿俩出去滑了雪橇,后来又到彼得逊家吃了晚饭。到了孩子们该上床的钟点儿,迈克.彼得逊送拉特利母女三人回去。等玛格丽特和玛莎睡着后,丽诗开车到附近一家修车铺,迈克开着自己的车跟在后面。丽诗把她的宝马牌轿车留在铺子里修理,然后搭迈克的车回家。   晚上10点左右,丽诗的邻居柯伦.汉姆从自家窗户看出去,正好瞧见迈克.彼得逊从拉特利家出来。他三步两步跳下台阶,两手插进牛仔裤的裤兜里,一边跑一边回头。   11月25日,星期一早晨,芭芭拉.奥霍拉看着窗外漫天的大雪摇了摇头,看来又没法儿骑自行车了。芭芭拉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不一会儿,一位名叫萨尔瓦多.马拉尼诺的司机过来接了她。   出租车到达拉特利家门口时刚7点15分,天还没亮透。通常这个时候,丽诗应该起来了,再过半小时左右,帕迪霞.彼得逊就会过来叫上她,然后两人结伴去莱因.梅空军基地小学上班。   芭芭拉一下车就觉得不对劲儿。通常这个时候,丽诗只开厨房里的灯,但是今天,拉特利家所有的灯全亮着。   芭芭拉掏钥匙开门,在门口脱掉靴子。拉特利家的暖气是从地板底下经过,所以即使冬天也可以在家里打赤脚。门口正对着厨房。通常在头天晚上睡觉前,丽诗会把早餐用的餐具等物准备停当,以免早晨起来手忙脚乱。但是今天,芭芭拉没有看见炉台上的燕麦盒子和煮粥的锅,也没有看见餐桌上的杯盘刀叉。   而且,芭芭拉没有听见丽诗的声音,也没有听见任何动静。事实上,屋子里出奇地安静。芭芭拉只闻到空气中一股腻腻的怪味,然后,便看见了楼梯脚下的一大汪血,和一个右侧身、脸朝下、蜷缩在血泊中的人体。芭芭拉当时并没有认出这个人,她绕过血泊和人体冲上楼梯,一面叫道:“丽诗,丽诗,你没事儿吧?” 死亡陷阱(21)   丽诗不在卧室里,也不在卫生间里。芭芭拉推开两个孩子的房间门,她们都还没醒。芭芭拉又感到一阵诧异,因为玛格丽特一向醒得早,只是喜欢赖在床上等芭芭拉给她穿衣服。   芭芭拉又回到丽诗的卧室,她知道那里的床头柜上有电话。但是,电话不通,被人切了线。   芭芭拉转身下楼。这次,她认出来了,血泊中的人是丽诗。   芭芭拉后来在法庭上解释说,一开始她没看出来,是因为那人穿了一件红色的绒衫。芭芭拉知道丽诗没有红色绒衫。后来才发现,那绒衫本是米色,被血染成了红色。   芭芭拉驻足四顾,她就从来没看见过那么多的血,墙上、地上,有几处高过人头。芭芭拉不敢久留,她冲出大门。谢天谢地,出租车还没走。   芭芭拉让司机萨尔瓦多.马拉尼诺赶紧打电话叫急救车,自己又回到丽诗身边。芭芭拉碰了碰丽诗,感觉她的身子还热乎,想她还有救,便又一路小跑到了不远处的彼得逊家。   彼得逊夫人帕迪霞应声开门。她已经梳洗,只是还没穿好衣服。芭芭拉刚跟她说了两句,就看见迈克穿着T恤短裤从楼上走下来。彼得逊夫妇胡乱披了大衣,一行三人直奔拉特利家。   芭芭拉说:“我碰过她,她还是热的。”   迈克说:“她不是热的,芭芭拉。她不是热的——她已经死了。你感觉到的热乎是地板上的暖气。”   芭芭拉上跑下颠儿,把两个孩子抱到彼得逊家,又顺路叫来了更多的邻居:飞行员布鲁斯.勃尔能上尉和他和妻子艾梅贝丝,还有基地心理医生汤姆.苏马切和他和妻子雪萝儿等等。   迈克.彼得逊对艾梅贝丝说丽诗患“脑动脉瘤”,经常犯头晕,所以从楼梯上跌了下来。但艾梅贝丝不相信,她指着第三级楼梯问:“那是谁的脚印?”   “我的。”芭芭拉承认道,“我刚才上去抱孩子们时留下的。”   “这里是犯罪现场。”艾梅贝丝坚持说,“在警方到达之前,谁也不要上楼。”   “没错儿,这么多的血,肯定应该是犯罪现场。”芭芭拉同意艾梅贝丝的看法。   “确实,”布鲁斯.勃尔能也同意,“这看上去不像是从楼梯上摔下来那么简单。”布鲁斯出去绕着房子走了一圈,看有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没有。他又试了试拉特利家几扇通外面的门,全都已经从里面反锁上了。   8点左右,德国的急救人员和警方人员相继到达,他们例行公事地查看了尸体和现场。法医用针筒抽出一大管脊髓,说他们想搞清楚丽诗是不是在跌下楼梯之前就已经死了。艾梅贝丝记得丽诗的头发上全是血,当尸体翻过来时,她看见左眼上方有一道伤口。雪萝儿则记得一位德国警察嘀咕了一句,大意是说,如果是跌下楼梯,为什么没有顺着楼梯淌下来的血迹。   迈克.彼得逊忙着给美军的各个部门打电话(没有人知道电话是什么时候接通的),只有帕迪霞独自坐在厨房里发愣,对身边发生着的一切不闻不问。临近中午时,基地司令部派来了特派员司狄文.莱昂,他说他的任务只是协助德国方面的调查,并将结果呈报给美军司令部。   但德国方面对美军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警察们说,他们来这里执行公务只是因为尸体摆在了德国的地盘上。既然死者是美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司狄文.莱昂又是美国官方的代表,他们正好可以就此办理尸体移交手续。   等到下午,美军司令部同意搬动尸体后,邻居们开始清扫现场。大家一边干一边讨论种种可能的死因。迈克.彼得逊又说:“她有脑血栓,所以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她在跌下楼梯之前就已经死了。”   芭芭拉马上说:“我不信。”   别的邻居们也不信。他们都是丽诗.拉特利的好朋友,他们谁也没有听说过丽诗得了什么“脑动脉瘤”或“脑血栓”。不错,丽诗患有范.威勒布兰症,一种常见的血液病,在正常人群中的发病率大约是2 5%,其基本症状为过量出血或自发性出血,如牙龈出血或鼻出血等,以及易发性和持久性的青紫斑,在女性中则多表现为经血过多和行经期过长。但这和头晕或“脑动脉瘤”或“脑血栓”根本就是两码事。   雪萝儿.苏马切记得他们干了整整一天,直干到几个大男人都叫累了,才勉强将血迹擦拭干净。雪萝儿还记得墙上有几处血迹的位置特高,她将近1 7米的个儿,也要伸直了手才能够得着。   迈克.彼得逊也一直留在现场,不过他没有参加清扫,他一直在打电话。那天下午5点,他打电话给丽诗.拉特利的妹妹玛格丽特.布莱尔,当时美国的罗得岛州是同日上午11点。迈克告诉玛格丽特,丽诗出了点事,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玛格丽特当下心里一惊,忙问:“她死得很惨吗?尸体看上去怎么样?”迈克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话带过:“还好,只在她的耳朵后面有一点儿血。”   玛格丽特.布莱尔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1985年11月25日,因为正好10年前的同一天,1975年11月25日,她们的父亲哈洛德.摩克先生去世。   第二天,雪萝儿和汤姆.苏马切夫妇将玛格丽特和玛莎接到他们家,让小姐儿俩跟着他们一起过了感恩节假期,因为芭芭拉.奥霍拉还没从震惊中恢复,无法照料孩子们。 死亡陷阱(22)   丽诗.拉特利的尸体被送到法兰克福的美军第97医院,那里负责验尸的只有四名病理学家,而且无一接受过法医学方面的训练。也就是说,他们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验尸官”,而不是法医。比如在丽诗.拉特利验尸报告上签名的拉瑞.巴恩斯博士,此前只验过四具尸体,全都是车祸中的死者。巴恩斯博士从没接触过枪伤、刀伤或打击性创伤,也没有专门的法医学设备和手段。不过在他的报告中,巴恩斯博士指出了丽诗尸体上的一处重大异常——脑腔内约100毫升的淤血。这位病理学家最后认定,丽诗.拉特利的死因是跌下楼梯,以及因范.威勒布兰症引起的流血过量和流血不止。   丽诗.拉特利和帕迪霞.彼得逊的共同好友佩特.芬当时已经随丈夫约瑟夫搬到了柏林。听到噩耗后,佩特打了一圈电话向法兰克福的熟人们打听,并将众人的看法和怀疑反映给美军驻德国军事警察总部的犯罪调查处,称迈克.彼得逊可能涉嫌丽诗.拉特利之死。但军警方面始终没有派人进行调查。佩特.芬曾和朋友们说起,她有一个感觉,好像官方对待这起人命案的态度如同对待一宗丑闻,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久,即有莱因.梅空军基地小学的学生们回家对父母说,他们的老师拉特利夫人因患忧郁症而自杀身亡。   但是,谁会用滚下楼梯的方法自杀?   一周后,迈克.彼得逊出面护送丽诗.拉特利的遗体回美国,安葬在得克萨斯州的赛德维拉公墓、她的丈夫乔治.拉特利身边。迈克没有忘记带上丽诗的遗嘱,并到乔治老家所在的马塔戈达地区法院交验存档。从此,彼得逊夫妇便成了拉特利姐妹的法定监护人,并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庭估价为4 4万美元的丽诗.拉特利遗产,以及每月来自美国政府的军人遗孤津贴。   多年后,当法庭对丽诗.拉特利遗产的估价单公之于众后,拉特利夫妇的老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上面没有列丽诗的宝马牌轿车、一幅价值两万美元的挂毯,以及包括一只法国花瓶、数件波兰18世纪瓷器和若干阿富汗地毯在内的欧亚各国古董。特别是,丽诗在丈夫去世后领取的那一大笔人寿保险不知去向。丽诗曾跟不少人说过,这笔钱是她两个女儿的未来,她一分一毫也不会动用。   2003年4月14日,经过一年多与各国各方面的交涉,杜尔罕警署的亚特.霍兰中尉终于得以率员飞赴得克萨斯州,在赛德维拉公墓掘坟取棺。丽诗.拉特利的灵柩被用一大幅塑料布包裹,装进一辆蓝色雪佛兰面包车,于次日下午抵达位于查博希尔市的北卡罗来纳州法医实验室。这次的验尸由州警署的亚偌.格雷克曼博士和市警署的黛波拉.腊迪希博士联手进行。被告方亦派了他们聘请的私人侦探罗纳德.顾尔热特和著名法医韦尔那.斯拜兹到场观看。   两层密封的棺木中,丽诗的遗体保存完好。虽然皮肤已开始发黑变硬,但法医们仍然不仅能观察到死者身体上的大小伤口,而且能辨认出数处青肿。比如左手背和左手腕的两块青紫斑,嘴唇上的一小块青肿和上牙龈一处撕裂伤,还有左眼下方的青肿,以及雪萝儿.苏马切注意到的左眼上方的伤口。   在1985年验尸时,死者头部的致命伤口均已经过处理,或胶合,或缝合,并且都涂抹了防腐油。亚偌.格雷克曼博士在丽诗.拉特利的头上看到了一共七道伤口,不单在数量上和卡瑟琳.彼得逊的完全一致,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伤口的位置,全都集中在头顶和后脑,简直就是卡瑟琳验尸结果的重现。   4月16日下午验尸完毕,亚特.霍兰中尉马上打电话到罗得岛州。他对玛格丽特.布莱尔说:“你姐姐的死因不是跌下楼梯。”   被告方随即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不予公布丽诗.拉特利的验尸结果,不予允许公诉方将丽诗.拉特利之死作为证据引入卡瑟琳.彼得逊命案的审判。   5月中旬,当双方律师已经开始在法庭上挑选陪审团成员时,公诉方的两位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德文.萨科斯和亚特.霍兰中尉一起飞往德国的法兰克福,走访了可能为本案出庭的各位证人。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于8月下旬,本案庭审期间,驳回了被告方的动议。现在,这些证人们一一走上证人席:雪萝儿.苏马切、汤姆.苏马切、芭芭拉.奥霍拉、艾梅贝丝.勃尔能,以及拉特利家房子现在的房主,他还代为正在住院的邻居柯伦.汉姆宣读了证词。   出庭作证的还有丽诗和乔治.拉特利夫妇的家人们。长期以来,两家亲戚中的不少人一直想领养拉特利姐妹,但迈克.彼得逊不答应。有一次,玛格丽特.布莱尔质问迈克:“你既然坚持把她们留在身边,为什么又不正式领养她们?”   迈克.彼得逊直言不讳地回答:“如果办理了领养手续,政府就会停止发放军人遗孤津贴。”   2003年9月5日,星期五,在传唤了51名证人后,公诉方听证结束。   为被告方出庭的证人差不多都是些他们高价聘来的各行各业的专家们。   他们的医学专家证明,卡瑟琳.彼得逊和丽诗.拉特利头上的伤口与跌下楼梯的情形相吻合。他甚至认为,前后相隔16年、空间上相差大约四分之一个地球的这两起“事故”在不同受害人的同一身体部位造成的几乎是同样的伤口,这种“巧合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唯一不能解释的是,卡瑟琳和丽诗手上的那些自卫性创伤。 死亡陷阱(23)   被告方从外州警方请来的犯罪现场勘查专家逐一指出了杜尔罕警署办案人员在赛德街1810号的所有“不规范操作”,但在公诉方的交叉取证中,这位专家承认,在他亲临处理过的300多处犯罪现场中,没有哪一处可以做到“100%地不被污染”,而且,要“控制一个建筑面积1万平方英尺的现场……确实不容易”。事后,全美各地的警察们纷纷对这位专家的出庭表示“不理解”,因为不少州有明文规定,假如一方警署对另一方警署的作为产生疑问或异议,应该通过各执法机构间的官方接触协调解决,而不可随随便便地当众指责,更不可在一宗谋杀案的审判中作为被告方的证据提交法庭。显然,戴维.鲁道夫们是钻了各州立法不同的空子。   被告方的法医学专家认同了杜安.笛维尔计算出的三处血液喷射源,但却不认为是因三次打击所致。这位专家列举出种种其他的可能,说甩头发、挥手等动作也可以产生相似的血迹图案。他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警方在现场拍摄的卡瑟琳脸部照片,指示着嘴唇处的一滴血印说,这便证明了楼梯间墙上的大部分血迹是卡瑟琳咳嗽时喷溅而成的。最令陪审员们不解的,是这位专家在作证的过程中说的一句话:“那里的血太多了,不可能是打击。”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事实,被告方和公诉方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被告方聘请的生物力学家用电脑模拟出他们假设的案情经过:一个涂着黑指甲和黑唇膏的卡通人物从楼梯上翻滚而下。但在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时,这位专家承认,他无法精确地模拟出卡瑟琳头上的七道伤口是如何形成的。   被告方在法庭上宣读了泰德.彼得逊的前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的证词,她因怀孕而不能出庭。科丽丝玎娜在证词中说:“星期六晚上10点20分,当泰德和我离开那里时,彼得逊先生和彼得逊夫人都显得兴致勃勃,很高兴的样子。”作为回应,公诉方宣读了另一份证词:“1月8日,下午4点,我,亚特.霍兰,访谈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女士……塔马赛提女士说,当她在彼得逊家时,她没有看见彼得逊先生。”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批准了陪审团的请求,允许他们到赛德街1810号实地考察。   据唯一获准代表媒体参加此次活动的瑞勒市《新闻与观察》报记者报道,陪审员们分两组,每组八人,进入现场。楼梯间则是一个一个进去的。有的陪审员走上全部18级楼梯,再走下来。有的只上了一半。有的走到第三级台阶处,停下来,回过头,想象从这个位置摔下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有的做挥杆状,假装手里握着那根拨火棍。几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眼睛凑近墙壁或地板,查看那些将近两年前留下的血迹。   某些陪审员认可了被告方的观点,楼梯间太狭窄,不可能自如地挥动那支3 5英尺长的拨火棍。而另一些人则以为,卡瑟琳.彼得逊若是从这么短的距离滚下来,不可能造成那么大面积和那么严重的创伤。   9月18日,星期四,开庭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关于卡瑟琳.彼得逊命案审判的报道没有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它被强劲的‘依莎贝尔’飓风吹进了内页”。由于飓风肆虐美国东南部沿海,法庭被迫休庭一天半。   被告方和公诉方一样,把他们的“好戏”放在了最后,正所谓“压轴戏”。   飓风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告方传唤科莱.安德森,一位自1999年起经常到彼得逊家帮忙干杂活儿的小伙子。与卡瑟琳的两个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和萝莉.坎贝尔的证词相反,科莱说他从未在彼得逊家中看见过什么拨火棍。   可是后来他又说,卡瑟琳去世后,他和泰德.彼得逊一起去买了圣诞树摆放在彼得逊家的客厅里。众所周知,迈克.彼得逊告诉警方,家里的圣诞树是他和卡瑟琳在12月7日买下的,而且,在警方12月10日的现场录像中,那棵圣诞树业已竖在了彼得逊家的客厅里。可见科莱小伙子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可靠。   星期二,被告方传唤亚特.霍兰中尉。   戴维.鲁道夫手里摆弄着堪戴丝.冉勃利尼交给公诉方的拨火棍:“这玩意儿真轻巧,是吧?”   “是的,是很轻巧,先生。”   “空心?”   “空心。”   “可以弯曲?”   “有一些柔性。”   “你想没想过,假如有人拿着这玩意儿击打另一个人的头顶——三下、四下、五下——打得很重,把头都打出了口子,这支拨火棍会怎么样?”   “可能会有点变形。”亚特.霍兰中尉说。   戴维.鲁道夫从被告席上拿过一根塑料管,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拨火棍,一支一模一样的拨火棍,只不过,很脏,布满灰尘和蜘蛛网,还沾了一些死虫子。   果然,法庭里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嗡嗡声。   “瞧见了吗?”被告律师显然对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满意,“这是一支拨火棍,对吧?你知道在过去的20多个月里,它一直呆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它看上去没有变形,对吧?”   “没有变形。”   “也没有什么地方凹陷,或扁平,连一丁点儿的弯曲也没有,对吧?” 死亡陷阱(24)   “好像是挺直挺圆乎的。”亚特.霍兰中尉承认。   被告方传唤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他说就在两天前的星期日下午,他应被告方律师们之邀,于2点30分左右到达赛德街1810号。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是想请他拍摄车库墙角里的一支脏兮兮的拨火棍。   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交叉提问:“你是否确知,如果把一件东西放进车库里,多长时间便会积满灰尘?”   “不知道。”约翰.罗森萨尔回答。   当然,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不会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被告方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专家。助理检察长的问题其实是针对整个被告方的。   “你是否确知,多久会结上蜘蛛网?”弗蕾达.勃莱克继续问。   “不知道。”   “你是否确知,车库里的小虫子多久会死?”   “不知道。”   约翰.罗森萨尔是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   戴维.鲁道夫曾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向陪审团许诺说,被告方将传唤若干彼得逊夫妇的朋友熟人,以证明这对夫妻相亲相爱,情深意笃;将传唤一些医学专家,以证明卡瑟琳经常头痛头晕;将传唤一些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以证明迈克.彼得逊曾经是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所有这些证人都没有出庭。   和他的开场发言一样,戴维.鲁道夫代表被告方的总结性发言也是从一段录音开始——检察长简蒙.哈丁开场发言中谈到凶器——拨火棍的那段话。   “这,便是我方关于本案十个疑点中的第一个,”戴维.鲁道夫揿下录音机上的“停止”键,开始说,“那支下落不明的作案工具并没有下落不明,而且,也并没有被作为作案工具。”   “第二,被告缺乏令人信服的作案动机。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哪个男人会无缘无故地谋杀他的妻子。”戴维指责公诉方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定罪名,再找证据。“一上来,他们准备指控迈克.彼得逊为谋财而杀妻,此计行不通了,便又冒出来一个‘同性恋’事件……那可能成为杀人的动机吗?那最多只会让你们觉得:‘哦,天哪!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电脑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色情照片。真恶心!’   “疑点之三,卡瑟琳和迈克.彼得逊婚姻幸福,从来没有过虐待和暴力的历史。一般来说,一个男人虐待妻子不会从谋杀开始……   “疑点之四,迈克.彼得逊在案发之后所表现出的震惊和悲痛是相当真实的,当时的在场者无一不如此认为……   “疑点之五,卡瑟琳.彼得逊的头部创伤与谋杀不符……没有颅骨骨裂,加上没有红肿淤血,再加上没有脑组织内伤,等于没有人为的打击。   “疑点之六,如果将一个人毒打致死,凶手不会让受害者爬来爬去,弄得到处是血,再让他在那儿躺个三四十分钟,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人会那样做。   “疑点之七,现场被严重污染、甚至变动,所以很难判断警方从现场采集到的证据有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   “疑点之八,公诉方证人使用的许多方法毫无科学性可言。”戴维.鲁道夫花了很长的篇幅抨击杜安.笛维尔关于血液喷溅图案的计算结果,然后说:“无须我多言,你们自己就能看出来,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是太邪乎,太过于牵强附会。   “疑点之九,在丽诗.拉特利的案子上……拉瑞.巴恩斯博士当时的结论是,拉特利夫人因跌下楼梯而死。……巴恩斯博士只是一名验尸官,拉特利夫人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整个事件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他有必要隐瞒吗?不只是他,1985年那么多的现场调查者谁都没有看出任何可疑之处……那么现在,公诉方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迈克.彼得逊和拉特利夫人之死有关?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一切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戴维.鲁道夫认为,公诉方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强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谬的,“仅仅因为两具尸体都在楼梯底下,那又怎么样?那他就成了楼梯杀手?系列楼梯杀手?   “你们中的大多数年长者可能还记得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还记得那一长串林肯与肯尼迪相似性的比较。林肯于1846年当选总统,肯尼迪于1946年当选众议员……”   “我抗议,法官大人,”简蒙.哈丁检察长举手打断戴维的发言,“此事与本案无关。”   法官奥兰多.胡德森要戴维.鲁道夫跳过这一段,讲他的下一点。   “疑点之十,办案人员因为有了预定的框框……从12月9日开始,他们不是在查找和验证‘所有’的证据,他们只是在查找和验证他们需要的证据。而一旦某证据不能证明他们理论,他们便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这位被告律师最后说:“我们恳请你们,在考虑了与本案相关的‘所有’证据之后,送回一个能够充分体现事实与公正的裁决——一个‘无罪’的裁决。”   公诉方由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首先致词:   “恩爱夫妻们说这样的话:‘我,迈克,接受你,卡瑟琳,为我的合法妻子。同甘共苦,白头偕老。我将爱你、抚慰你、尊重你、保护你。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在我的全部生命里,我将摈弃一切,只奉你为我的唯一。’ 死亡陷阱(25)   “恩爱夫妻们相互许下了这样的诺言。……迈克说,他与卡瑟琳是恩爱夫妻。他的律师也这么说,就在昨天。但是,他尊重她了吗?他保护她了吗?他摈弃一切了吗?他奉卡瑟琳为他的唯一了吗?你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不错,对这里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   弗蕾达.勃莱克重新追述了案发之后的所有细节。急救人员们一到达现场,他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多的血”。而后,警察们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迈克.彼得逊不肯回答他们的问题,泰德.彼得逊不肯听从他们的指示,本杰明.梅钠德醉成一摊烂泥……而且还有,“彼得逊家三只随处乱窜的狗,彼得逊家1万平方英尺的大宅子,当然,最重要的,楼梯底下彼得逊夫人的尸体。这里,警察们又遇到了麻烦:彼得逊夫人明摆着已经死了好一阵子了,但根据迈克.彼得逊的911电话,她才刚刚咽气。这,便是警方在本案一开头所面对的现实。”   弗蕾达.勃莱克说,被告方一味地指责警方污染了现场,变动了现场,但真正的“污染”和“变动”并不是发生在急救人员和警方到达之后,而是之前。可以肯定,在此之前,迈克.彼得逊脱掉了他染血的鞋和袜子,挪动过卡瑟琳的尸体,试图擦拭过墙上的血迹,并试图洗手,“还有,凶器。是那支拨火棍吗?我们不能肯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警方到达之前‘处理’了凶器。”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请不要忘了,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位小说家,根据不少人的看法,一位不错的小说家。彼得逊先生惯于想象,惯于虚构,惯于编造,惯于杜撰。在本案中,他把自己杜撰的故事兜售给急救人员,兜售给警方,兜售给他的家人孩子。现在,在这座法庭上,他又试图通过他的律师把这个杜撰的故事兜售给你们。”   “他是一个悲痛欲绝的丈夫吗?他为什么没有给他濒临死亡的妻子做人工呼吸?……还有,如果你的妻子或丈夫躺在那里血流满地,你会有闲心上网去查阅电子邮件吗?”   弗蕾达.勃莱克在发言结束以前没有忘记感谢陪审员们:“你们陪着我们在这座法庭里度过了整整三个月。我知道,你们中不少人的生活都被这场审判给搅乱了,我们大家的生活都被搅乱了。但是,为了找出事实的真相,为了还卡瑟琳.彼得逊一个公正,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对吗?卡瑟琳她死了,死得那么悲惨,那么残酷,那么血腥,那么恐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应该是那样的死法,就连一只猫、一条狗也不应该被这样活活地打死。你们能想象她临死之前所经历过的痛苦和绝望吗?那你们只需要看一眼卡瑟琳头顶和后脑那七道伤口的照片。”   那张照片就在助理检察长身旁的架子上。   简蒙.哈丁检察长紧接着弗蕾达出场。与助理检察长的慷慨激昂相比,简蒙.哈丁的声音显得深沉而凝重。他接过弗蕾达.勃莱克留下的话题:“你们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一个我们在这场庭审一开头就提出的问题:卡瑟琳之死到底是失足跌下了楼梯,还是遭受到人为的打击?到底是事故,还是谋杀?……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举棋不定、犹疑不决,你们需要做的,只是看一看这张照片。”指的还是同一张照片。   “你们都听见了托马斯.波尔丁博士的证词,他可是那一行里的权威。他说卡瑟琳的脑组织中产生红色神经细胞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卡瑟琳因脑中血液严重不足而失去知觉;二、这种状况持续至少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女士们先生们,卡瑟琳在咽气之前躺在那里昏迷不醒至少两个小时。   “你们相信当时被告真的是在游泳池旁?我的意思是,从卡瑟琳昏迷不醒到咽气的至少两个小时里,彼得逊先生就一直没有进过屋?当时的气温只有51华氏度(相当于10摄氏度——笔者注),而且起了夜雾,非常潮湿。在那样的三更半夜,谁会穿着T恤短裤,坐在游泳池边抽两个小时的烟斗?”   检察长取下架子上卡瑟琳头部伤口的照片,换上黛波拉.腊迪希博士的验尸结果一览表,指点着上面列出的“38处外伤、青肿及内伤”一款:“谁有可能在摔下楼梯时,在脸上、头上、手上、胳膊上、手腕上和脖子上留下38处创伤——就算她跌了两跤?这绝对是说不过去的。”所有这些创伤都明确无误地指示出,这桩案子中应该有一把凶器,至于它是拨火棍,还是别的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卡瑟琳头上那七道致命的伤口。”   接下来,简蒙.哈丁谈到了楼梯间的血迹。他说,在对这些血迹图案进行诠释时,尽管公诉方和被告方的专家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很多的异议、很多的不一致,尽管他们可能从同一图案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但有一点却是无论谁也不可否认的:现场十分“动态”,十分有“动感”。是的,检察长说,在那个狭窄的楼梯间里,在那个死亡陷阱中,曾经有过激烈的挣扎、打斗,曾经有过殊死的反抗、拼搏。“卡瑟琳被击中了,卡瑟琳被击倒了,她也许倒下了一段时间,血流如注,然后,她又站了起来……   “如果卡瑟琳仅仅是跌下楼梯,当她的丈夫发现她已经断气时,有必要擦拭血迹吗?在这个世界上,谁会那样做?谁也不会。除非有人想要隐瞒什么,或遮掩什么。 死亡陷阱(26)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导致本案的真正原因,或直接原因。金钱?工作?还是‘布拉德’?但不管被告的动机如何,一旦开始了对卡瑟琳的攻击,他就没有想过要让她活着。”   检察长再次举起卡瑟琳头部伤口的照片:“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关于本案的一个事实。”他又举起一张楼梯间血腥现场的照片:“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关于本案的又一个事实。卡瑟琳在向我们诉说,楼梯间的血迹在向我们诉说,卡瑟琳通过楼梯间的血迹在向我们诉说,向我们呼唤——呼唤真相和正义。”   “他们说这是一起事故,我们说这是一桩谋杀,”检察长简蒙.哈丁又开始重复他在开场发言中讲过不止一遍的那句话,不过这一次,用的是祈祷的口吻,“而你们,将送回一个裁决。谢谢。”   陪审团离庭审议四天,于10月10日,星期五上午,送回了“有罪”的裁决。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当庭宣布,判处迈克.伊维尔.彼得逊终身监禁。   庭审结束后,彼得逊家的孩子们又各奔东西。2003年10月23日,迈克.彼得逊在那西维尔的北卡罗来纳州立监狱一间9乘8英尺的单人牢房里孤独地度过了他的60周岁生日。   到2004年6月,彼得逊家的房产物品等全部被拍卖后,仍负债10余万美元。因为有“凶宅”之嫌,赛德街1810号只卖得了原价的一半,64万美元。   据说时至今日,迈克.彼得逊仍不失本色,每天在狱中以读书为主,偶尔也写点东西,多为日记书信之类。监狱里有一座不大的图书馆,犯人们还可以使用那里的电脑,虽然没有联网,但却装有包括文字处理在内的各式软件。   有记者猜测,假如迈克.彼得逊继续写作,他的下一部小说将会是关于法庭——他此生经历的第二个战场。而且,至少对于迈克.彼得逊,生死攸关的战场。  
皇室执法官天使 发表于:06-07-02 15:58 0
2楼 啊?
百合—欧阳振华 发表于:06-07-02 19:06 0
3楼 这么多啊~看的累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