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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又来了---对一位日本老兵谢罪之行的追踪采访

当歌 发表于:01-10-30 23:07
鬼子又来了 ——对一位日本老兵谢罪之行的追踪采访 刘燕红 ------------------------------------------------------------- 11月21日星期二    今天,我特意穿上了军装,为的是在一个老日本鬼子谢罪的场景里有中国军人。我承认,这种感情十分复杂,既自豪,又悲愤。 上午10点,我来到了盐谷保芳下榻的北京国际饭店。    个子不高,头发花白,面色红润,这是初见盐谷保芳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我得知盐谷已有81岁高龄时,真是有点吃惊,看上去,他更像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盐谷保芳此次来北京的又一原因,是看望《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方军。方军在日本留学7年,能说一口地道的日语,自然也就成了盐谷保芳此次中国之行的翻译和向导。    盐谷为何来看方军?我好奇地问。方军答:9月,他在日本作演讲时,遭几个日本记者围攻,逼他拿出日军侵华的证据。会场气氛剑拔弩张。正在这时,台下站起三位日本老人,声称他们就参加了侵华战争,其中一人便是盐谷保芳。在那样的氛围下能勇敢地站起来,让方军感动。就这样,他们结识了。 方军说:“老鬼子”——他一直称这些来华的老日本兵为“老鬼子”,而且毫不避讳,不管“老鬼子”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方军说:“老鬼子”于19日晚 11时乘飞机到达北京,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向抗日战士雕像敬献了鲜花,还为纪念馆捐了款。    我和方军交谈时,盐谷保芳始终面带微笑静静地观察着我。终于,他走近我,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衣袖,说:“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女军人。你们的服装真漂亮,比你们过去的军服质地好多了。”说着话,盐谷四下寻找着什么,最后,眼光落到窗帘上。他拉起窗帘一角解释说:“八路军的军服就是这种灰颜色。”“老鬼子”发“八路军”的音简直可以用“精确”一词来形容。    盐谷保芳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就听大点儿的孩子说到部队服役很可怕,尤其到中国更是一件糟糕的事,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打死。盐谷感到十分恐惧,背着家人,用小刀狠狠地把左手食指砍伤,又立刻跑到医院医治,弄得尽人皆知,以此证明自己是个伤残人。然而,1941年,当他长到21岁时,他才知道,军人抠扳机时要用右手,而不是左手,他还是没有逃脱兵役。    他们这些新兵在国内接受了超负荷的军训,半年后,被运往朝鲜,坐上了闷罐列车。谁也不知道他们走向何方,只是强烈地受着思乡之情和对战争恐惧的煎熬。列车隆隆地走了不知多少天,从偶尔打开的车门缝中,他们隐约地看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时,他们才知道列车经朝鲜半岛到达了中国。终于下车了,他们一眼就望到了不远处高低起伏的山峦。老兵告诉他们已到了中国的泰安。当时,盐谷并没想到“泰安”一词对他的大半生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别的国家来打仗。不久,他领到了枪支和子弹,成了山东人恨之入骨的日军五十九师团中的一员,在泰安一呆就是4年,期间,中国八路在他的手、肩、脚和大腿上留下了6处伤痕。    盐谷似乎明白解放军的前身就是八路军,一再对我说:“八路很好,中国老百姓非常拥护他们。我们中的人被俘后都受到了礼遇。”他说,有一次,他们被八路军包围,他的战友佐藤因腿部负伤而被俘。没多久,他们看见佐藤骑着骡子向驻地走来,吓坏了,以为佐藤的后面跟着八路军,连忙躲进了路两边的树丛,谁也没敢与佐藤打招呼。佐藤走着走着,又掉头回去了。中国“文革”时期,佐藤才回到日本。盐谷问他那次是怎么回事。佐藤说他被俘后,八路军对他很好,送骡子给他,让他回部队。可他怕上司杀他,想了想,觉得给八路军干事更保险些,就掉头回去了。    由于是初次见面,语言又难以沟通,在方军打电话时,我和盐谷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很快,盐谷打破了沉默。他递给我一张印有“中国友好亲善衣会第10次访中团团主 盐谷保芳”字样的名片,又掏出一部相机,比比划划了半天,让我明白他是想给我照相。这时,方军打完电话走了过来,盐谷又把相机递给了他,让他为我们照张合影。快门按下之前,盐谷拘谨地伸出手,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可以吗?”我表示了同意。他握住了我的手,而且十分用力。    下午,我们随盐谷保芳到北京南郊的公安大学作演讲。    会场里坐满了20岁左右身着警服的年轻学员,肃穆庄严。盐谷意外地碰到了这所大学的日籍教师原连阳。他乡遇亲人,俩人都显得很高兴。 可是,面对‘老鬼子”,中国学生却显得忿忿不平。    学生:你是何时意识到你参加的那场战争是罪恶的?    盐谷:1945年,当我作为战俘,被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役时,渐渐地意识到故意加在别人身上痛苦是十分罪恶的。    学生:你们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想没想到过他们很可怜?    盐谷:想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想到过不应杀害中国的老百姓。   学生:你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坏事?    盐谷:我们抢过老百姓的东西。一次,我们发现老百姓家有一种黑颜色的鸡蛋,觉得鸡蛋是这种颜色很奇怪,就把它们扔了。后来到中国,吃了这种叫“松花蛋”的东西,觉得味道奇美,很后悔当时把那些“黑鸡蛋”扔了。 会场里,有人在笑。盐谷板起面孔说:这是我们干的坏事,你们听了应该觉得很气愤。    学生:你们政府一直不愿正视侵华这段历史,那么,你怎么看“南京大屠杀”?    盐谷:“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我在东京,还没有应征入伍,但在国内没有听说过,1941年到中国后,才听说了这件事。4年前,我特意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    学生:你们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战败的消息时心情是怎样的?    盐谷:我们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还是很高兴的,大家都在说,这场战争总算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学生:你们是如何看待汉奸的?   盐谷:不好!    学生:听说你已是第13次来到中国谢罪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把我们的父兄杀了,几十年后,你忽又良心发现,跑到中国来捐些钱,这笔账就能了了吗?    盐谷沉默许久,说:我们对你们爷爷奶奶那代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请你们回去对你们还健在的爷爷奶奶说,发动那场战争并不是日本国民的本意,我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中国打仗的。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我这位老人的悔过心情。   盐谷说着话,脱下了外衣,显然,他在冒汗。 我们刚到这所大学时,就听说日籍教师原连阳与学生的关系并不融洽。作为49岁的中年人,原连阳并不相信日军在中国执行军事行动外故意杀过人。他的观点似乎能代表日本战后出生的几代人对侵华战争的认知程度,却让中国学生十分气愤,中国学生经常在他的门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这时,原连阳不失时机地问:盐谷先生,你们杀过人吗?   盐谷答:杀过。   人证面前,原连阳沉默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最后,盐谷说:我20岁的时候不得不扛枪打仗。希望你们能在幸福的环境里好好学习,让中国强盛起来。 11月22日 星期三 晚 北京 睛    今天是农历“小雪”。我们相约于北京站集合,随盐谷保劳乘火车到山东泰安谢罪。同行的还有《东方时空》的两位编导。行李、摄像机、长话筒、固定架……两位编导拿的东西可真不少。进站时,盐谷一直帮他们拿着那个极像一只长毛狗的话筒。后来我发现,盐谷的随身行李也非常重。 11月23日 星期四 泰安 晴    霞光一丝丝地揭开了夜幕,清晨6时50分,火车到达泰安车站。接站的是泰安市对外办公室副主任李钦忠。吃过早饭,我们听从盐谷的请求,驱车前往徂徕山。这里打响了山东抗日战争第一枪,盐谷每次来泰安,必到这里向纪念碑致敬。    兴许是听到了汽车的喇叭声,我们的车刚在祖待山抗日战争纪念碑下停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便急急地从路边的民房里走了出来。看到从车上下来这么多人,老大娘一愣,继而怯怯地向走在最前面的盐谷招了招手,那样子像是在招呼一位熟人。盐谷轻轻地笑了,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你好!”并从兜里掏出一沓照片,递给了老大娘。    见我们疑惑不解,盐谷解释说:这是他第四次来到这位姓徐的大娘家了。第一次来的时候,盐谷带着谢罪团的几十个人。徐大娘一家人听说来的是日本人,全吓跑了,后经翻译解释,才回到家中。渐渐地,盐谷和这家人成了熟人,他带来的相片就是上次到中国时特意为徐大娘全家照的。    徐大娘引领着盐谷走进她的家。盐谷看见屋子里随处码放着的玉米、花生,又准确地说了一句:“这是粮食!”我吃惊地对方军说:“你总‘老鬼子’、‘老鬼子’的,他好像听得懂!”方军不屑一顾地说:“别说他只懂几句中国话,就是听懂了,也没什么不对。”我看过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那上边说他家附近的两个村子被日军烧了,他的两个叔叔被日军杀了,他与日本鬼子有着国仇家恨。    我们要走了,徐大娘竟有些恋恋不舍地跟着我们。我问:“大娘,您知道他曾是‘日本鬼子’吗?”   大娘答:“知道!”    “他过去在这附近干了对不起中国人的坏事,您难道不恨他吗?”    大娘摆了摆手,说:“咋不恨呢!可他来这里谢了好多次罪,那么大年纪,也怪不容易的……”说着,回到屋里,端来许多土特产品让我们吃,临了,还使劲往盐谷的兜里塞满了花生。    这情景让我慨叹不已。这就是中国朴实厚道的老百姓!我忽又想起公安大学一个学生的提问:你们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想没想过他们很可怜? 据老李讲,盐谷每次来泰安,必向当地的中小学校捐款。盐谷说:日本强大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重视了教育。中日甲午海战后,日本把中国的赔款全部用在了国民教育上。在日本,最好的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物就是学校和图书馆。盐谷又说,一定要让现在的中国孩子上学。他给泰安市的各学校捐款已有1300多万日元。    盐谷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来中国前,复制了很多他在泰安当兵时收集的照片。当我们在黄前镇一所中学遇到当地的一位75岁的老人张传孝时,盐谷便指着照片上的一些儿童问:“这些孩子当时大概也就10岁左右的年纪。不知他们现在哪里,我很想见见他们。”张传学老人端详照片许久,遗憾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见一张照片背后注着的“1940春 黄前镇乡长 刘逢涛先生”几个字时,不禁大叫了起来;“我认识他,还认识他的三个儿子!”说着,便迈开大步,向刘逢涛的一个儿子家走去。    村民听说来了一个老日本鬼子,纷纷跑来围观。盐谷见人越来越多,又拿出照片让众人辨认。上了年纪的人大多记得日军在集市上的那次大屠杀,说到当时的惨状,无不悲愤万分。盐谷流着眼泪,一再鞠躬,连连说:“对不起!我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我们曾问盐谷到底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具体的坏事,以至几十年后,他13次到中国谢罪。盐谷说:他当兵不久,部队便开到徂徕山与八路军打仗,双方僵持不下,打得十分惨烈。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是不可能不向八路军开枪射击的,否则,他就会受到上司的严厉惩处。他说,他们不怕国民党军,因为当国民党军打八路军时,还请日军帮过忙。但他们很害怕八路军,刚到泰安,他们就听老兵说八路军特别神勇。为了剿杀八路军,他们经常到各个村庄搜武器抓人,遇到男子,便摸他的手,如果没有老茧,就断定这个男子不是下地干活的农民,二话不说,立刻抓定处置。盐谷说他们的衣兜里经常塞满从老百姓家抢来的花生,水壶里装满老百姓家自酿的酒,然后,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向八路军发起冲锋。我们想像着日军的那副嘴脸,笑问:“你们那样射击还能瞄得准吗?”盐谷一本正经地回答:“瞄得很准!”听了这话,我们又变得咬牙切齿起来。    盐谷保芳是泰安市的第一位荣誉市民,据说这个称谓的获得十分艰辛。我问盐谷为何要力争做一个中国城市的市民。他回答:因为他当兵的4年几乎全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是他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年华,可是做了他一生最为后悔又无法忘怀的事。他想为干过坏事的地方的人民做些好事,得到他们的原谅。再有,他出生在山区,他爱山,爱富士山,也爱泰山。中国曾有72位皇帝朝拜泰山,可想而知泰山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十分圣洁的。盐谷告诉我,1985年后,他登过10次泰山,每次都徒步爬到了南天门。当兵的4年间,他也登过两次泰山,但都是为了执行军务,上山时,抬头能看见山腰间游动着的八路军。 一天下来,我的感觉是挺累。 11月 24日 星期五 泰安 睛    今早刮起了大风,我问盐谷保芳是否需加点衣服,他摇了摇手,翻出他身上穿着的保暖内衣给我看,告诉我穿着这个就不冷了。    日本人很节俭,这在盐谷身上得到了证实。他曾让我看他衣帽及鞋里自己动手制作的标签。那上面写着:衣服:购于1970年;马甲:购于1969年;鞋:购于1971年;帽子:自己制作,1979年。东西虽老,但质地好得让人咂舌。他的帽子做工十分精细,磨砂皮,是盐谷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得的。看来,不光是中国军人能做一手好外线活。    盐谷的饭量很大,但绝不浪费。有一句形容日本人的话,叫“常带三分饥与寒”。一个富裕起来的国家竟然保持着如此的朴素,令人钦佩,这大概也是日本民族的一个未涡灭的文化特色吧。    盐谷今天显得很兴奋,话明显地多了起来,因为他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泰安市的老火车站,他就是在那儿当了4年的大头兵,守着这个车站,天天看着一车一车的中国物资由此运往自己的国家。    9点15分。刚一下车,盐谷便甩开众人,独自大步流星地向旧车站走去。谁也弄不清他此时的真正心情。    我见过盐谷带来的在泰安车站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他的一个战友登上钟楼推窗照的,还有一张是日本兵扛枪走在繁花丛中。   “那是什么花?”我问。   “樱花。”盐谷答。我一愣。    盐谷说:“我们是驻军,不像野战部队那样度无定所。有时,我们也可以爬爬山,种种树,栽栽花。其间还做些游戏,唱唱歌。有些兵带来了樱花树,栽在山上,居然还开了花,我们就管这个开满樱花的小山丘叫‘泰安公园’。”   我说:“想听听你的军营生活。”    盐谷便指着面前的泰安站旧楼说,他的军衔太低,才是个一等兵,没有资格上这座楼,那是当官的住的地方。他们住在楼的两侧。刚来中国时,他们最怕的是打仗,越怕就越想家,所以总想弄伤自己,以便回家治病。他在战场上亲眼所见很多士兵在两军对阵时故意举起了手臂。这在一些日本老兵的回忆录中能够得到证实。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也是侵华日军的一员,他当过骑兵,因发高烧而有幸回国。他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似乎叫《摸过地狱之门》。    盐谷说,老兵打新兵的现象同样让他难以忍受。他当兵时,少年兵、二年兵和三年兵住在一起。少年兵最苦,每天要侍候老兵,老兵稍不满意,就打少年兵。盐谷是个手脚勤快的兵,因此肩上的“星”升得很快,所以很遭人护忌。一次,他被一个已有两年兵龄,却比他军衔低的老兵打了。那家伙酒后闹事,说盐谷没有把码放东西的方法教给新兵。盐谷的右颊青肿起来,从此,他的右耳再也听不清外界的声音了。    10点10分。意外的,我们被告知:找到了抗月战争时任黄前镇区委领导的王永坚同志,便立刻前往王老现居住的泰安军分区第四干休所。    王老已有77岁年纪,离休前任铁道兵学院院务部部长之职。王老是本地人,16岁便是地方区委书记。日军占领时,他被悬赏捉拿,改“刘奇”之名为“王永坚”。    盐谷非常清晰地用汉语说:“你的面色跟小孩一样。”他是在说王老的气色很好。众人一听,笑了。半个世纪前互为敌人的两个人步入古稀之年后竟紧紧地握住了手,让在场的人无不慨叹。    谈起抗日的那段历史,王老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日军到祖徐山的那次长达20余天的扫荡。盐谷一听,眼睛一亮,说他那时就在徂徕山打仗。说着说着,他眼里的光又黯淡了下去。    当王老得知盐谷来中国时是个小兵时,便感慨地说:“1942年以前,驻扎在泰安地区的日本兵普遍是成年人,受过专门军事训练,跟他们拼刺刀,我们三个拼不过他们一个。1942年以后,日军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兵力少,强征了国内的许多娃娃兵。这些小兵胆子小,怕死,成天哭哭啼啼的。”    通过方军,盐谷知道了王老的官职,便竖起大拇指,对王老说:“你,大大的;我,小小的。”众人一听,又笑了。    话锋一转。王老说:“你多次来中国谢罪,我们理解,也很敬佩。但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承认这段侵华史,想否认这段侵华史,这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我不再说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了,就说我看到的吧。我就亲眼看见日军到村子里烧杀抢夺,把老百姓的孩子提起来,扔到火里活活烧死了……”盐谷听了,满脸泪水,使劲地握住王老的手,一再说;“对不起!这种罪行不可饶恕!”当王老粗略地了解了那场战争给盐谷个人造成的不幸时,反过来又安慰盐谷:“那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向前看。那场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日本人民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盐谷也表示:“我在国内一再对身边的亲朋好友说日军无理地侵犯了中国。今后,我还要对更多的年轻人说这段历史。只要我活着,就把这个工作做到底。”    下午两点,我们又开始了与盐谷保芳的交谈。老李换下了方军,担当了谈话的翻译工作。    与老李闲聊时得知:老李曾公派去日本留学了一年,他和盐谷保芳相识在日本东京。一天,老李所在学校的校长给老李看了一封信,那上面说写信人是个侵华老兵,很后悔在中国泰安犯下了罪行,得知该校有个泰安籍的中国留学生,十分高兴,希望校长给予照顾。写信人就是盐谷保芳。老李看过了信,很感动,便与盐谷成了朋友。1993年,盐谷再次来中国前,萌生了由北京骑车到泰安的念头,并从国内带来一辆欧洲产的山地车。俩人由北京出发,轻装上路。可没走多久,李老落在了后面。一路上,常常是盐谷走走停停地等着老李。一次,老李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发现盐谷被巡逻的交警拦住了。盐谷被拦的原因是他的山地车没有车牌,车速又太快。交警拦住盐谷后肯定挺后悔,因为双方语言不通,老李的及时赶到解了两个人的围。    “你知道‘鬼子’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又在提问。    “知道。对中国人来说,侵华日军是像鬼一样的人。”盐谷回答,“俄以前听到这个称呼觉得非常难听,但现在听来不反感,反而觉得中国老百姓给日军起的这个名字很贴切。我三番五次地来中国,就是想让现在的中国人不再对日本人有这样的印象。”   “是什么激发你以实际行动做忏悔的?”    “日本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时光,渐渐地富裕起来,我们也就有精力聚在一起叙叙旧了。我们是从战场上过来的人,所以对生命更加珍惜。在悼念阵亡的战友时,不禁想到了流血的中国人。那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我们应该说清那段历史,对子孙有个交代。生活好了,人容易产生惰性。慢慢地,一些有良知的侵华老兵开始呼吁应到中国谢罪。我也觉得光在嘴上说或心里说‘我们错了’还不够,应该把忏悔落到实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民物质或财力上的帮助。    “1985年,原日军五十九师团的60多名侵华老兵组成谢罪团,到中国山东谢罪,我任团长。如今,这批到中国谢过罪的老兵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过世,能再来中国的已所剩不多了。”盐谷显得黯然神伤,半晌才抬起了头。 “1993年,您已是70多岁的人,产生骑车旅行的动因是什么?”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可以胜任这样的旅行,所以才敢这样想。沿途,我拍了许多照片,带回了日本。我想,通过我这位老人的做法,让日本青年更多地了解中国。我的中国之行在我们家乡的新闻媒体上还做了宣传。”    每次提到西伯利亚服役的那段经历,盐谷保芳便露出痛苦的表情。    1945年,日本侵略军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缩小战线,准备做最后一拼。5月,盐谷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开始部分撤军。当他们撤到朝鲜的兴南港时,突遇苏军,几千人被俘,后改乘轮船,解往西伯利亚。    途中,这些曾横行一世的日本鬼子被关在了潮湿黑暗的船舱里,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谁要上厕所,就顺着从甲板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爬上去。这时,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不知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座煤矿。他们被强迫看到几米深的煤井里挖煤,终日见不到阳光,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只得到两个难以下咽的小黑面包。饥饿、疾病困扰着他们,三年后,当他们终于可以回国时,人数已锐减了六分之一。时过境迁,盐谷尝到了被奴役的滋味,想到中国人对日军战俘的种种礼遇,将心比心,他深深地感到日本对中国这样宽厚的民族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晚11点10分,我们将乘火车返回北京。盐谷保芳要在泰安多留几天。 两天奔波,每个人的脸上挂满了倦意。吃过晚饭,我们便劝盐谷早点休息,不必再送我们,他毕竟是个80多岁高龄的老人。可是到了10点40分,我们拿行李往外走时,盐谷还是出门上了电梯,并帮忙提着东西。我的心里有些不安,连忙拦着盐谷不要再往楼下走。《东方时空》的一位编导却轻声地制止了我,说:“让他送送吧。”我顿时向他投去不满的目光。他连忙解释:“我想下楼后,抱抱他。”说着,抖抖满手的行李包,那意思是说,他现在实在腾不出手,无法告别。我们准备上出租车时,两位编导果然拥抱了盐谷,我看见盐谷的脚离地面很高。 11月30日 星期四 北京——成都 晴    早晨7点40分。首都国际机场。我们将乘飞机飞往成都。 很荣幸,除了盐谷、方军和我,随行的还有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宗颖。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图书编辑,编辑策划的两本书我十分喜爱,一本是《我认识的鬼子兵》,一本是《一个人的抗战》。    今天,我们能见到一个复转兵,《一个人的抗战》的作者樊建川。他是个颇具个性的人,插过队,当过兵,教过学,做过秘书,直至当上了宜宾市的副市长。正当他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他却辞了职。几年后,他在房地产业里又事业有成。樊建川又是个极具个性的收藏家,不收藏古董文物、名家字画、珍贵器皿,而是对“文革”藏品及抗战时敌我双方的军用物资感兴趣。收集抗战文物是个十分艰巨的工程,因为历经了多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后,抗战实物的保存出现了恶性的断层,正像他在“作者手记”里形容的:“经商之余四处奔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作考证熬夜写作,这中间有劳累辛苦,有力不从心,还有别人的不解……”樊建川说: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几日不见,盐谷似乎比初次见面时略微显瘦。一问才知,他昨晚9点23分才返回北京。在泰安的这几天,他办了些不愿让人打扰的私事:给他的孙女找了一所可以在山东泰安留学的大学,拜会了几个中国朋友,买了些全家人都喜欢吃的泰安产的蘑菇……    1948年,这些在西伯利亚饱受煎熬的日本战俘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然而,眼前战后落败的惨景令他们无可奈何地流下了眼泪。房子烧了,街道没了,人们相见时沉默无语,久久地徘徊在残垣断瓦之间,收拾着残缺的梦。 盐谷回到了家乡山梨县,骨瘦如柴,只剩下了35公斤。他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像打了石膏一样地僵硬,卧床不起。夜里,他经常做梦,一会儿是喊杀震天的中国战场,一会儿是暗无天日的西伯利亚矿井。这个梦反反复复地跟随着他,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无奈地对父母说,这是他的报应。他病得十分沉重,政府不予理会,父母只好拿出钱来给他医治。盐谷在医院度过了他回国最初的三年时光。    11点45分,飞机安全降落在成都机场。与以往到成都感受最不同的是今天成都的天空出奇地晴朗。    走出机场站口,我被眼前晃动的大摄像机吓了一跳。这是《东方时空》的《面对面》栏目正在做有关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的片子。镜头对准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就是樊建川。    坐上建川公司的汽车,径直来到了位于成都万年路二环路口中央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在方军的帮助下,盐谷抬着一个用黄、白菊扎成的花圈,默默地向纪念碑缓缓走去。他恭恭敬敬地把写有“向反侵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四川将士致敬 原侵华日军士兵盐谷保芳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了雕像正面的花台上,鞠躬谢罪。众人听到他默默地念叨着:“我来谢罪,我来迟了。”    后来,盐谷说:“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对我说:你来了,我们太高兴了。你应该早点来。”他说,因为他来谢罪了,所以天空放晴了,这是英勇牺牲的中国将士在显灵。    饭后,我们去参观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樊建川想请盐谷帮助校正一些抗战藏品的注解。    2点30分,我们走进了这个在民间首屈一指的个人收藏品博物馆。进馆前,盐谷细心地把相机检查了好几遍,然后交到我的手里,让我帮忙拍照。 其实,樊建川的这个抗战博物馆就是他的客厅,十分独特,没有码放生活用品、装饰品,而是装满了抗战实物,走进去,就像走进了一个历史长廊,每件藏品都令人触目惊心,像是在无言地叙说着那段血泪斑斑的日军侵华史。 盐谷慢慢地走着,细细地看着。见到日军在中国发行的债券,他摆了摆手,说:“那些东西不值钱,是用来蒙骗中国老百姓的。”看到日军侮辱中国妇女的照片,他的脸上露出了羞愧的表情,并对众人说:“我们的军队里有许多坏人,参军前就是流氓。”看到日军军刀、刺刀,他摸了摸。看到锈迹斑斑的日军钢盔,他往头上戴了戴……最后,他在东史郎为抗战博物馆题写的“为中日友好愿粉身碎骨”的字旁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日本老兵对这场侵略战争所做的反省”,并摁下了手印。    樊建川说,明年,他要把这个博物馆向社会开放,并正式聘请盐谷保芳为博物馆顾问。盐谷表示:回国后,他要从活着的侵华老兵那里收集一些侵华实物,免费送给樊建川。樊建川很高兴,赠送给盐谷刺有熊猫图案的蜀绣和自己的一本书。盐谷说:希望《一个人的抗战》能像《我认识的鬼子兵》一样在日本出版。樊建川表示,明年,他将去日本,再收集一些日军侵华的物证。盐谷说:“很好。来日本时就请住在我的宾馆里。” 12月1日 星期五 成都 阴,有时有雨    大病初愈后,盐谷便向母亲借了钱,到东京闯天下。渐渐地,他发现战争的阴影从国民的身上消褪了,这尤其在妇女的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盐谷觉得卖化妆品可能会得到妇女的欢迎。于是,他弄到了一批进口化妆品,自己销售,每天坚持工作16个小时。累,但他很高兴,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两年后,他把借款还给了母亲。不久,他有了自己的一个卖法国化妆品的专营店,早晨6点开张,晚上12点关门。经济复苏了,人也变得漂亮了,他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了起来。婚后,随着一双儿女的出世,盐谷的生意也日渐红火。20年后,他们盖了一座楼,夫妻一商量,决定把它租出去,每月收取100多万日元的租金。30年前,盐谷又有了自己的宾馆。宾馆不大,但处在东京的闹市区,早稻田大学附近,因此地价不菲,生意兴隆。如今,在高楼林立的东京,盐谷的小宾馆显得矮小简陋,可他认为这样已经足够了。他甚至把一块价值颇高的地皮用来当菜地,没事时就去种种菜。盐谷笑说,在那块菜地上可以盖起一座高搂。    他的夫人已经72岁,见过她的中国朋友都说她风韵犹存。夫人每天做祖孙三代人的饭菜,料理家务。全家人怡然自乐地过着日子。然而,这种悠闲的生活依旧抹不掉盐谷年轻时存留的记忆。夜里,他还是经常做那些噩梦,梦里大喊大叫,时常被身边的夫人推醒。    家人很理解盐谷到中国谢罪的行为,并随其多次来到中国。他的夫人更是陪着他5次登上了泰山,这些也成了夫妻二人的一段难忘的记忆。    今天的成都冬雾蒙蒙。上午9时,由《成都商报》策划的“从物证到实证——方军 樊建川读者见面会”在报社举行。一批健在的川军将士及其子女前来出席这个会议。会前,盐谷又把相机交给了我。    会场的气氛是严肃而激烈的。说到动情处,有的老兵流下了泪水。盐谷也非常激动,哽咽着对大家说:“你们如果有气,就请打我一顿吧。”老兵们表示,我们是一个宽厚的民族,不做无礼的事情。但请日本的那些妄想歪曲历史的人记住,中国一定会强大,中国人不再受欺辱。历史是不能遗忘的,遗忘的结果还会有灾难,悲剧还会再发生。    午餐时,我发现,盐谷吃的并不多,他的心情很沉重。    下午2时,我们驱车来到成都购书中心。盐谷、方军和樊建川将在这里签名售书。消息是早发出去的了,购书中心人头攒动。一会儿,一摞摞的书卖了出去。人们手拿着《我认识的鬼子兵》和《一个人的抗战》,排着长队等候签名。三个人的手累得开始发抖。我发现盐谷的头上直冒汗,便对他说:“签上名字就行了。”可他回答:“那样不能表示我谢罪的诚意。”我看见他在递到跟前的每本书上都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对于侵华的罪行,我表示深刻的反省。我祈祷和平。侵华老兵:盐谷保芳。” 12月3日 星期日 北京 晴    “老鬼子”盐谷保芳明天清晨就要返回日本了,宗颖和我商定到盐谷住的国际饭店做东,请他吃一顿饭,算是正式道个别。电话里,我们提到盐谷保芳时依旧使用着“老鬼子”的称呼,可心里却对他产生了亲近。    宗颖和我来到饭店的商品部,精心为盐谷挑选了一套雕龙缀凤的酒具。交到老先生手中时,他非常高兴。我们对老先生说,这是他这次在中国吃的最后一顿饭,想吃什么由他点。他说:“吃涮羊肉!”老先生的饭量依旧惊人。我们四个人一顿饭吃了两盘肥牛,七盘羊肉,两份白菜,一盘豆腐,老先生爱吃豆腐,而且会用中国话点名要豆腐。    我问盐谷的处世哲学是什么。他说:人活着就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要常回头看看已走过的路。人应做光明磊落的事,要正大光明地活着,不要让自己后悔。对于服役后的感悟,他这样说:人活着,不管是苦还是甜,都要心存希望,善待自己,更要善待别人。   我问盐谷:你对战后日本经济很快复苏怎么看?    盐谷想了想,回答:日本民族是个很认真的民族,并且善于把外国的经验吸取过来为己所用。日本人很善于动脑筋,使自己的许多做法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日本的国土太小了。而中国地大物博,很多想法可以慢慢地有计划地实现。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几倍,智慧也多于日本,中国没有理由建设不好。前些日子,从电视上看到中国获得了那么多的奥运奖牌,很高兴,真心为中国的富强而祈祷。    我又问:日本右翼势力公开叫嚣的那些丑恶的观点,会不会把日本国民再次推入战争?    盐谷十分严肃地回答:不会的!在日本,有良知的人是占绝对多数的,他们不会再容许把别人的和自己的幸福毁掉。    酒足饭饱,盐谷当着我们的面把皮带松了松。他伸手摸了摸宗颖和我的胃部,指指自己,用手划了个向外凸出的半圆,又指指我俩,用手划了一个向内凹进的半圆,那意思是说,他吃得很饱,我们吃得太少了。我立刻纠正他,在身前也划了个向外凸出的半圆,告诉他我们也吃得太饱了。大家嘻嘻哈哈地走回了国际饭店。    要分手了。我上前拥抱了老先生,对他说:“明年再见!”盐谷注视着我,微笑着说:“如果能去日本,不要住在别处,一定住在我的家里。我们是朋友,永远的朋友。” 12月4日 星期一 北京 晴   我抬手腕看了看表,9点30分。    此时,盐谷保芳归国时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被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牵拉着。    给方军打电话时,方军问:“你觉得‘老鬼子’怎么样?”   我说:“昨晚分手时,我直想哭。”   半晌,方军“嗯”了一声。  
五分钟 发表于:01-10-31 09:03 0
2楼 他是刽子手!!!!!!!!!!!!!!1 他们手上有我们兄弟的鲜血,。。 我呸!!!!!!!!!!!!!!!!!1
当歌 发表于:01-11-01 19:24 0
3楼 可能是真的忏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