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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民居：古村落形成探源
为了真正了解徽派民居，让我们去寻觅徽州先民草路蓝缕开发创业的屐痕吧。
古徽州士著先民生活在一个山高水险、天然封闭的环境里。远古时属三苗族，汉称“山越”。汉未三国时，孙吴政权重兵慑服山越，打开徽州门户。自此，天蹙地促的地理环境成了接纳北方士族躲避战乱的栖息之地，成了文人仕宦纵情山水、寄身林泉的理想之所。我国历史上有过几次重大的人口南徙，促使中原文化的传播，加速南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北方人士南徙徽州，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南徙漩涡中的组成部分。南宋歙人罗愿的《新安志》便有中原人士“避地家於新安”的记载。此後，明代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弘治《徽州府志》等方志、家谱均多有记载。徽州这一弹丸之地在晋、唐末、南宋三次重大的人口南徙中接纳了来自北方十三个省的人口，这为东、西、南、北、中的各种区域文化在这一狭小地区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为综合不同地区特点的建筑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契机。原先单一的山越文化逐渐发展成新质的新安文化。
物换星移，世事变迁。如今早已无处寻觅山越土著先民的居住遗址。宋、元两季，目前在皖南能看见的只是少数寺。桥、塔、书院遗址。作为先民居住的祖庐，最古老的只是明中叶早期。明中叶至明末的旧宅还为数不少，尚存的大量是清代及民国老宅。从这些明清住宅中，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文化烙印，可以了解古村落的孕育、发展过程。
皖南古民居集中的村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同姓居民为主。方志载：“千丁之家，不动一坯；千丁之旅，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从分析徽州家族的族谱人手，得出一条结论，“徽州大多数村落均为南迁避乱者所建。”这说明皖南古村落尚在胚胎阶段就将血缘和地域连在一起了。这是徽州古村落在雏形期就具有的基本特徵。
“迁徽氏族多以自己的始祖或迁祖为中心，集居繁衍，形成宗族，常以族姓命名居住地。当原居地发生地狭人稠矛盾後，始分居他乡。一般一族聚居一村，也有按房系分居几村，有的累世同居。”（《徽州地区简志》）南迁的士族定居一地，便形成一村。“族的发展，如干生枝，校又生叶，而其一族人遂遍布於天下。”（《中国宗族制度史》）古村落的发展与族的发展并行不悖。随着族的分支，原先的村落也如同老树发出的新枝，又繁衍出众多新的村落。旭中岁月更替。山势逶迤、蜿蜒崎岖的皖南深山便有了星罗棋布的大、小村庄。这些村庄实际上都是一些封建势力根强的封建庄园。
古村落从形成、发展到勃兴、鼎盛以至衰落，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其间徽州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万历《歙志．风士》记载了明代徽州社会的变化：弘治年间“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买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犍，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这段话揭示了明代的社会矛盾，对了解徽州社会变化很具有代表性。
随著徽州社会的变化，村落也形成不同的形态特徵。我认为概括起来可以用三个阶段表示：防御型村落——田园型村落——寄生型村落。
防御型村落晋至南宋的八百馀年，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漫长岁月。三次大规模南徙及无数次小范围的境内的人口迁徙，都在这期间。这是汉文化与越文化逐渐交融的时期。交融的过程，其实也是交织著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痛苦较量的过程，南迁的中原士族在这片丛莽世界里安营扎寨、开发家园，既要躲避战乱，又要防止野兽的袭击，还要对付尚未悉服的好武习战、攀岭越谷腾跃如飞的山越人的骚扰。他们不得不把村落的防御性放在第一位。防御性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呈封建庄园式的聚族集居。同姓同族选择山谷隘口、易守难攻的地方，几十户密集型构屋居住。户与户之间都有高墙、深巷相连，巷道上建券门，如同城池、门阙的建筑方式。一个村是一片相连的建筑群。这种初期的村落形态一直影响到清末。现在还随处可见这种古村落，从水口人村便如人迷官，户与户相连，有的还筑望楼，形成“群屋一体”的布局。这种封建庄园式村落，类似防御性很强的军事堡垒。古村落大多是背山面水的形式。山与水构成天然的屏障。背山面水的阶梯式村落在皖南至今还是最常见的。
田园型村落南宁经元季到明初这三百多年，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由开发、稳步发展到逐渐繁荣的时期，村落开态由防御型向田园型过渡。
中原一带连年征战，先进的生产力屡屡受到破坏，而使闭塞的皖南山区获得了发展的契机。随著南迁，这里大规模接受了中原文化，积蓄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
与此同时，皖南一带读书蔚然成风。南迁士族本多为读书之人，生活稍安後便发愤攻读，走科举人仕之途。弘治《徽州府志》载：“（徽州）益尚文雅，宋名臣辈出，多为御史谏官者。自朱子而後，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至明以後，科举人仕的逐渐增多。“一门九进士，同胞两翰林”的情况并不鲜见，出现了一些名重朝野的大官，如胡宗宪、汪道昆、许国等。树牌坊、建书院、修祠堂之风开始兴起。同时，在民风民俗上，这一时期崇尚淳美、朴实，受儒家道统思想影响很深。
由於自然地理环境逐步得到治理，人们由单一的面水而居发展到逐水而居，夹溪筑屋，街贯巷连。村落景观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在一些集居的大姓村落四周，出现了一些以佃农为生的小姓散居居民。他们在大姓的奴役下终年躬耕。这些客姓居民是奴隶社会“佃仆制”的残馀。他们不能与大姓通婚，不能平等往来，只能在村外旷野搭棚居住，俗称“棚民”。傍水的地方还有一些“船民”，沿新安江、率水、横江涧江流域“舟居”，从事撑船、背纤的苦活，终年在新安江的主、支流上漂泊，过著浮家浮宅的水上生活。
渔樵耕读，安居乐业，共同构成了田园牧歌情调的田园式村落景观。
寄生型村落从明中叶开始一直到清乾隆年间，徽州经济文化出现畸形繁荣的鼎盛时期。此间大约三四百年，一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式微。这一时期的村落已由田园型变为商贾豪富聚居和文人名士隐居的寄生型村落。徽州经济勃起缘於两个机遇：其一是明中叶国家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其二是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上旱灾水涝，“耕获十不赡一”，为求生存，徽人只得离乡背井，“仰给四方”，外出经商作生意。经商成了徽人的“第一等生业”。自古“多难兴邦”，徽商正是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其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谚。仲国史纲要》中指出随著商品数量的增多，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在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西商、江右商……。徽商处在执江商财政之牛耳的显赫地位。商人中有“藏镪至百万”者。这些衣锦还乡的富商大贾，不惜万金置宅院、建园林、兴祠堂。住宅越建越气派，雕刻越来越精细。荒陋的山村成了浮靡的井市。名噪字内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明万历年间写有一首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有人说这首诗是汤显祖对徽州繁华的赞誉；有人说这是汤显祖对徽州金银气弥漫的嘲讽。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指这首诗勾画出了徽州畸形繁荣的景象。到明末清初，徽人已大部分从农业中分离，商人成了主体，方志称“农十之三，买七焉”，这是一说；“田少民稠，商贾十之九”，这又是一说；“业贾者计七八”也是一说。尽管史料记载的比例不一，但却足可说明徽地营商人数已占绝对多数。
由於民居结构的改变，大大改变了村落的性质。生产型已变为消费型。原先那种自给自足的村落形态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典型的寄生型村落。家家户户雕梁画楝，满室楹联、字画。花园、宅院里假山、鱼池，晨夕风露，阶柳庭花，极尽奢华。甚至还有一些豪富在宅院开烟馆、赌厅，终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这时期的村落景观如清代《歙事闲谈》所载：“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延至清末民初，随着徽商一蹶不振，徽州村落景观建设也随之停滞并逐渐衰败。现在尚存的古村落，正是徽州晚期村落，它处处表现出寄生型村落的特徵。
安徽 黔县 黄村（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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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黔县 抱鼓石（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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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婺源 理坑（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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