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宁铂、谢彦波、干政等这些当年最为耀眼的神童今归何处？
宁铂、谢彦波、干政等这些当年最为耀眼的神童今归何处
本报记者 李海鹏 7月1日上午，那些穿着短裤和球鞋的中年男人站在母校宽阔的草坪
边互相拍照。这是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
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
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
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
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
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
铂、谢彦波和干政出现的图片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
这3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
，“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
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
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他被称为“神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
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相当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平凡无奇
。一些受到激励的孩子效仿宁铂，开始超前学习并跳级，另一些孩子则倍感压力。
“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
铂愿意做他的儿子的话，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多年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
系的习路平回忆说，“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类似事例决非个案。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
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
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
，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
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
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当时聪慧的孩子并非只有宁铂一个。“在赣州八中，当时就有许晋、潘辛菱和陈英3人
与他不相上下。”当时的班主任余深贵回忆说。在中科大特别组织的考试中，排名第一的
是许晋，宁铂只考了第二名。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宁铂被公众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
，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1978 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而其后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来它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现代化的
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
观点在会议上重新提出。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
》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
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
班。
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
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
须参观的地方。在纪录片里，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留在
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
本的题材。
在这一年，就读于安徽省庐江中学的干政看到了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
之后，干政告诉老师，他是受宁铂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他记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传
阅，纸张又破又旧，边缘卷了起来。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
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几
年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
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相比之下，干政当时受到的宣传并不多，不过这只是与宁铂和谢彦波相比而已。在当
时一本名为《神童的故事》的畅销书中，就写有“干政切瓜”的故事：当时少年班的招生
老师提问干政，对一只西瓜横竖各切多少刀，那么会留下多少块西瓜 ——数字不断上升，
12岁的干政却始终对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师惊其为天才。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
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个中原因，正是多年以来甚少公开过的事实：在那宁铂与谢彦波的时代，两个主人公
自己却忍受着苦闷的煎熬。
宁铂的“逃亡”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直到毕业之后很久，宁铂还在不断地回忆自己赴中科大报到前一天的那个上午。那天
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举荐信而起。倪霖说，自己对他有两点担心。这两
点是：
1.宁铂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够清醒认识；2.跟别的孩子不同，宁铂
早熟，早恋倾向严重，尽管他的父母都还没觉察到这一点。倪霖警告说，如果宁铂去招惹
女孩子的话，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他自己。
宁铂在1994年说：“遗憾的是，那些年我几乎把这些话给忘了。”
在宁铂自己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比当时大多数孩子早得多，宁铂11岁就进入了
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
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
成员。尽管如此，以当时中科大 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别人更小的年纪，实现
浪漫憧憬的机会还是相当渺茫。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
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
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 ——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
她对宁铂的印象是，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不过，她相当欣赏宁铂的一点：尽管看
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实际上他却相当绅士。
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类似的问题并不典型。入学时谢彦波11岁，干政12岁，他们
的青春期焦虑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出现。
大多数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有时还要为
每人煮上一个鸡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课之外，下午她还要给他们加上一节当时学校里还没
有开展的体育课。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们关灯。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
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
，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有被否定过。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
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
尽管如此，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铺到了宁铂和谢彦波的面前。这座圣殿就是在当
时中国科学界红极一时的理论物理。
宁铂、谢彦波和干政3人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干政显然适合这一领域，CUSPEA考试的
优秀成绩就是证明；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
“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
。”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
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 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
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
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
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
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
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
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
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 3次，他又进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
一刻又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
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
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
、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 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
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
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
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
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
“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彭兴生于1963年1月，入学时16岁，是少数的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入学
之后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看着”谢彦波。
谢彦波年龄小，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尤其不懂如何与人交往。入学时他刚刚11岁
，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在中国科技大学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
门时，他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谢彦波受到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
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
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
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
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
时的，而是终生的。”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
关系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一旦过了那个年龄，
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
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
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
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
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
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沃
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谢彦波说，“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
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
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的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
后来在中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此前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记者就此向谢彦波求证，他神
情自然地予以否认说：“那我没有，我没有。”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
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
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
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
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
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
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
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做不成普通人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
。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
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们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
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
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
，“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
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
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
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学聚会上，有些当年的少年班同学说，这也许是人生的宿命，因为3位
面临问题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时期都曾经表现得比较孤僻。不过，立刻有人反驳说这不是问
题，“就本来的性格来说，少年班里有几个开朗外向的？”
当年的少年班同学，如今供职于旧金山议价金融机构的裴益川说，人生路上变量太多
，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宁铂等人的麻烦的真正制造者。
“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说，“也许这是高智商群体中必然出现的宿命呢
？”
程陆华的看法与此接近。她是宁铂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宁铂等人的问题的因素是
无限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反对矫枉过正，与前夫
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别的家长一样，要用约束的、规划的方式培养孩子。宁铂则坚
持，决不应该设计孩子的未来，应任其自由发展，哪怕孩子最终只能做个普通的人。他对
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真正地去爱人，关心人。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
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
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
这位“少年天才”拥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
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
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
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
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
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
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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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日期: 2005-07-22
06:07:21
补充日期: 2005-07-28
00: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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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昔日神童
南方周末 2005-07-21 14:10:26
在当年的合影里寻找自己 本报记者王轶庶／图
□本报记者 李海鹏
隐藏者
“现在不是我自己抬不起头来，是我们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啊。”
即使在其母校的校园内，关于宁铂的信息也多不确切。他在近代物理系的一位前同事告诉记者说，宁铂出家去了云南。另一位老师则说，他去的是峨嵋山。事后记者向宁铂的父亲求证，两种说法都被否定。在近代物理系，更多的宁铂前同事们持一种避讳的态度，不愿提供有用的线索。
5月19日，记者找到了宁铂出家前位于中科大北区的住所，不过很快就被邻居告知，宁铂的前妻程陆华早已搬走。记者通过程陆华的一位好友的父亲，辗转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很显然，他们的态度非常警惕。
次日，在中科大东区附近的一家饭店里，记者见到了程陆华，同来的还有她与宁铂的儿子。这位戴着渔夫帽的母亲始终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几经劝说之后，终于同意坐下来吃完午餐，但是拒绝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她说，“已经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对她来说，平静的生活指的是，自己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收入不多，但带一个孩子也够了。搬离中科大北区内的宿舍，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买房，远离人们的议论和注视。不再婚，至少暂时不作考虑。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接受任何采访。一年前，她拒绝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约请。她说，也许自己老了的时候会说出过去的一切，但是现在还没有心理准备。
她的孩子在中科大附中读初三，显而易见的特征是非常有礼貌，记者每次劝他吃菜，都会得到一声郑重、洪亮的“谢谢”。男孩的长相颇有乃父之风，个子不高，额头硕大。在母亲谈及父亲的时候，他安静地喝下一杯又一杯饮料，保持着与母亲一模一样的笑容。“宁铂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程陆华说。
在嫁给宁铂之前，程陆华是他当年的众多崇拜者之一，曾与其通信联络达数年之久。对于1980年代早期的追星青年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举动。不过在宁铂的少年班同学们看来，这恰好体现了二人在文化和地位上的差距。因此，几位少年班同学猜测说，程陆华对于“时代悲剧”的体会更多地来自她自己的遭遇，而非来自宁铂的命运。
“对于女性来说，宁铂本人并不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她嫁给他，也许冲的就是他的名人身份，头上的光环。可是后来这一切突然幻灭了。”他们说。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关于前夫的事程陆华说得很少，对于记者提起的话题也很少响应。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谈论合肥的风景名胜。
她表示，自己对宁铂的现状一无所知。“很久没有联系了。”她说。
出家之后，宁铂确实切断了与俗世的联系，除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宁恩渐与儿子一样，也在躲避着原本熟悉的世界。
在电话中，江西冶金学院的几位老师先后告诉记者，宁恩渐离开了赣州，“据说”去了杭州，大多数原来的熟人都没有得到新的电话号码。后来证实，宁恩渐确实移居杭州，住在女儿家里。最终，记者询问到了他新的电话号码，但刚刚在电话中提出采访意图，立刻就遭到拒绝。记者随后赶赴杭州，不过对于寻找宁铂来说，此行仍旧毫无成果。
宁恩渐在电话中第二次坚决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如其所说，只是出于“对善意的回应”，对记者讲述了一点儿宁铂的大体现状。
在6月，宁铂受邀到湖南一带的几个寺院里讲授佛学。在父亲和姐姐的帮助下，宁铂购买了电脑，随身携带。他可以上网，偶尔通过网络与父亲联络，有时也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这台电脑还被用于编写一些佛学文章以及相关“教材”。
在昔日的同学中，有传言说宁铂在佛学方面颇有造诣，如今“已经是高僧”。宁恩渐对此说，儿子只能说“取得了一点儿成绩”。很明显，这位父亲对于宗教世界中的前途并不认可，在谈话中语气沉痛，多次叹气。
他还在希望儿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科大工作，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对科大充满了不信任，矛盾之下只好尽力不去想未来的事。他承认，自己不得不追随着儿子，在逃避中度日。
“离开赣州就是为了离开老环境。”宁恩渐提到了自己作为父亲的羞耻感，“现在不是我自己抬不起头来，是我们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啊。”
事实上，干政逃避得更为彻底。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相当多的科大老师，包括谢彦波和当年少年班的第二任班主任朱源，都错误地认为干政已经回到安徽省巢湖市老家。5月18日，记者就此赶赴巢湖市，试图通过巢湖市公安局的搜索系统查找，最终一无所获。
事实上，干政的隐居地就在合肥，在一处离中科大东区不远的居民小区，多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几乎与世隔绝。
5月21日，他拒绝了记者的见面约请。事实上，干政几乎不见任何人。在7月初的同学聚会期间，昔日老友们多次与之联络，希望“见个面或者吃顿饭”，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在聚会次日的座谈中，老友之间交换了一些关于干政的零散信息，不过，聚会召集人之一的王永教授决定，那次座谈“谢绝任何外人参与”，具体情况因此不得而知。
“我的生活天天如此，没有工作，非常单调，没有任何好说的。”干政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外部世界没有关于干政的消息，干政也没有外部世界的消息。当记者告诉他宁铂已经出家了时，他说：“是吗？我不知道。”语气平淡，似乎在意料之中。
“破案”者
“我必须破案，”他一再重复说，“我要跟他们fight。”
谢彦波同样不知道宁铂的行踪，尽管他们是多年好友。在连续3次推托之后，谢彦波终于同意与记者见面。
这位39岁的副教授似乎完全不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记者刚刚走进他家，谢彦波立刻以相当突兀的动作，把一个盛满浓茶的大瓷杯塞到了记者手里。由于这一动作没有伴随任何解释，记者不得不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是主人的待客之礼。从客厅陈设的简单程度看，这里很少有正式的客人到来。谢彦波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摆好两把木椅，然后自己在其中一把上面坐下来。
整个场面显得非常严肃。当记者也坐下去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参与1950年代的元首会谈。
类似的表现，确实会让人联想到天才的某些特质。在少年班时期，谢彦波一向以知识丰富著称，但自理能力之差才是更为显著的特色。从童年时期起，他就有诸多奇特的表现，比方说，他似乎会以另外一个身份旁观自己。那时他从不说“我”，而是像别人一样称自己为“彦波”。饿了的时候，他对妈妈讲的话似乎是在说另外一个孩子，“彦波要吃饭”。
当类似的特征出现在39岁的中年人身上时，问题就放大了。谢彦波如今颇为苦恼。
“跟别的同学比，我算混得比较惨的。”他承认说。不过他又表示，这其实没什么。“关键问题是，别人总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就让我很吃亏。”
在此前的电话中，他也一再向记者重复，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他而言，这种感觉意味着，自己的思维可以被别人察觉，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的想法，还是科研领域里的一个灵感。结果是，他在科研上无论取得什么突破，都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别人想窃取什么的话，就像在自己抽屉里拿出一只钥匙扣那么简单。更多的困扰来自于日常生活。他感到自己成了透明人，而别人都深不可测。
谢彦波承认，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他说，“我注意了多次，都是这样。”
在记者的坚持下，他举出了一个例子。他说：“比方说，有天晚上我在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运算错误，本来谁也不应该知道，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有个人看了出来。那人走过我身边，冲路边吐了口痰，他用这种方式责备我。”
当那人吐痰与他的运算错误之间的必然联系受到记者的质疑时，谢彦波犹豫了一下，表示自己也不是特别肯定。
记者认为这种不自信是个好的征兆，于是委婉地建议他“也许该去看看心理医生”。谢彦波略显紧张，不过立刻说了声“谢谢”。
他说，他的母亲也曾给过他相同的建议。事实上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医生“没说出什么来”，使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去。
“我也觉得自己的心理有点儿问题，”他说，“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我的计算工作。”
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谢彦波向学生们讲授群论和广义相对论。不过，他本人对物理这门学科却越来越怀疑。过去他认为科学是神圣的，但是最近几年来，他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他正在从铁接触磁铁后会产生磁性的问题入手。他认为，如果用现有的理论加以推导计算，并保持过程的诚实的话，那么计算出的磁性应该比实际的磁性小。这意味着，要么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磁铁，要么现有的关于磁力的理论一直存在错误。如果问题在于后者的话，那么又可以说明，科学一直就是一种充满谎言的学问。
因此无论哪种可能得到证实，谢彦波的这份私下里的工作都可以促使自然科学瓦解。更重要的是，它还将证明人们一直在欺骗他，尤其是那些科学界的人。
“我就是想向他们要个说法，”他以一种被冤屈者的倔强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像秋菊似的。”
几年来，他在使用计算机进行相关计算。他说，主要的工作是写程序，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但是很烦琐。他孤军奋战，无人帮忙。“系里的同事都劝我不要搞这个，他们也没说为什么。”他说。
在记者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时，谢彦波回答说，没有。有几个学生在帮助他计算，但是他一直担心学生在程序里故意加些东西，破坏他“破案”。
“破案”是谢彦波对自己这种计算的一个叫法。另一种叫法是“斗争”，或者其英文“fight”。
如果他确有心理问题的话，那么一个好现象是，他对自己的各种想法缺乏信心。“其实我也不是很确信这些。”在受到质疑时，他常常会主动退缩，“我也觉得自己这么做挺无聊的。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就一个中年人来说，他有着一种淳朴而纯真的笑容。放松下来时他的声音很有中气，站在窗口叫女儿的名字时，也颇有父亲的慈爱与威严。
不过，在心底里，他的惶惑与愤慨同样多。“我必须破案，”他一再重复说，“我要跟他们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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