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之一]杂谈汉武（三、洪武帝）

帮我把题目改一下，汉武帝打成了洪武帝

四、李广、李陵

讲完卫青和他外甥霍去病，再来讲讲飞将军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

李广是汉和匈奴战争中大显身手的一代名将，被匈奴誉为“汉之飞将军”。其先祖曾任秦朝时将军，他们家世代传习射箭之术。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人大举侵入，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因为他善于骑射，斩杀敌人首级很多，所以被任为汉朝廷的中郎。李广初上战场，就是与匈奴做战，除了七国之乱与吴楚做战，其一生都是与匈奴在战场上周旋。

李广曾随从文帝出行，常有冲锋陷阵、抵御敌人，以及格杀猛兽的事，文帝说：“可惜啊！你没遇到时机，如果让你正赶上高祖的时代，封个万户侯那还在话下吗！”景帝即位后，七国叛乱时李广随太尉周亚夫反击吴、楚叛军，在昌邑城下夺取了敌人的军旗，立功扬名。可是由于梁孝王私自把将军印授给李广，回朝后，朝廷没有对他进行封赏。调他任上谷太守，匈奴每天都来交战。有人对皇上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己仗恃有本领，屡次和敌人正面做战，恐怕会失去这员良将。”于是又调他任上郡太守。以后李广转任边境各郡太守，又调任上郡太守。他曾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太守，都以奋力作战而出名。

匈奴大举入侵上郡，天子派来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抗击匈奴。这位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遇到三个匈奴人，就与他们交战，三个匈奴人回身放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那些骑兵。宦官逃回到李广那里，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能手。”李广于是就带上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那三个人没有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左右散开，两路包抄。他亲自去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把他捆绑上马之后，远远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他们看到李广，以为是诱敌之骑兵，都很吃惊，跑上山去摆好了阵势。李广的百名骑兵也都大为惊恐，想回马飞奔逃跑。李广说：“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一百名骑兵只要一跑，匈奴就要来追击射杀，我们会立刻被杀光的。现在我们停留不走，匈奴一定以为我们是大军来诱敌的，必定不敢攻击我们。”遂带兵向前进发，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大约二里的地方，停下来，下令说：全体下马解下马鞍！骑兵们说：敌人那么多，并且又离得近，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原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都解下马鞍表示不逃，这样就能使他们更坚定地相信我们是诱敌之兵。于是匈奴骑兵终于不敢来攻击。有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立即上马和十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死了那骑白马的匈奴将领，之后又回到自己的骑兵队里，解下马鞍，让士兵们都放开马，随便躺卧。这时正值日幕黄昏，匈奴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想趁夜偷袭他们，因而匈奴就领兵撤离了。第二天早晨，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中，大军不知道李广的去向，所以无法随后接应。（临危不俱、智勇双全，和“空城计”异曲同工之妙。）

武帝即位后，李广由上郡太守调任未央宫的禁卫军长。官后来马邑伏击战时，李广任骁骑将军，受护军将军韩安国统领节制。当时单于发觉了汉军的计谋，就逃跑了。汉军都没有战功。四年以后，李广由卫尉被任为将军，出雁门关进攻匈奴。匈奴兵多，打败了李广的军队，并生擒了李广。单于平时就听说李广很有才能，下令说：俘获李广一定要活着送来。匈奴骑兵俘虏了李广，当时李广受伤生病，就把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装在绳编的网兜里躺着。走了十多里，李广假装死去，斜眼看到他旁边的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一纵身跳上匈奴少年的马，趁势把少年推下去，夺了他的弓，打马向南飞驰数十里，重又遇到他的残部，于是带领他们进入关塞。匈奴出动追捕的骑兵几百名来追赶他，李广一边逃一边拿起匈奴少年的弓射杀追来的骑兵，因此才能逃脱。于是回到汉朝京城，朝廷把李广交给执法官吏。执法官判决李广损失伤亡太多，他自己又被敌人活捉，应该斩首，李广用钱物赎了死罪，削职为民。

转眼间，李广在家已闲居数年，李广家和已故颖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一起隐居在兰田，常到南山中打猎。曾在一天夜里带着一名骑马的随从外出，和别人一起在田野间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大声喝斥，禁止李广通行。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许通行，何况是前任呢！便扣留了李广，让他停宿在霸陵亭下。没过多久，匈奴入侵杀死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安国。于是武帝召见李广，任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随即请求派霸陵尉一起赴任，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

李广驻守右北平，匈奴听说后，称他为“汉之飞将军”，数年避其锋芒，不敢入侵右北平。没过多久，郎中令石建死，于是武帝召见李广，让他接替石建任郎中令。元朔六年（前123年）李广又被任为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的军队从定襄出塞，征伐匈奴。许多将领因斩杀敌人首级符合规定数额，以战功被封侯，而李广的军队却没有战功。过了两年，李广以郎中令官职率领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塞，博望侯张骞率领一万骑兵与李广一同出征，分行两条路。行军约几百里，匈奴左贤王率领四万骑兵包围了李广，李广的士兵都惊骇万分，李广就派他的儿子李敢骑马往匈奴军中奔驰。李敢独自和几十名骑兵飞奔，直穿匈奴骑兵阵，又从其左右两翼突出，回来向李广报告说：匈奴敌兵很容易对付啊！士兵们这才安心。李广布成圆形兵阵，面向外，匈奴猛攻，箭如雨下。汉兵死了一半多，箭也快用光了。李广就命令士兵拉满弓，不要放箭，而李广亲自用大黄弩弓射匈奴的副将，杀死了好几个，匈奴军才渐渐散开。这时天色已晚，军吏士兵都面无人色，可是李广却神态自然，更加注意整顿军队。军中从此都很佩服他的勇敢。第二天，又去奋力作战，博望侯的军队也赶到了，匈奴军才解围退去。汉军非常疲惫，所以也不能去追击。当时李广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好收兵回朝。按汉朝法律，博望侯行军迟缓，延误限期，应处死刑，用钱赎罪，降为平民。李广功过相抵，没有封赏。

过了两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大举出征匈奴，李广几次亲自请求随行。武帝认为他已年老，没有答应；好久才准许他前去，让他任前将军。这一年是元狩四年（前119）。
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出边塞以后，卫青捉到敌兵，知道了单于住的地方，就带领精兵去追逐单于，而命令李广和右将军的队伍合并，从东路出击。东路有些迂回绕远，而且大军走在水草缺少的地方，势必不能并队行进。李广就亲自请求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却命令我改从东路出兵，况且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到今天才得到一次与单于对敌的机会，我愿做前锋，先和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卫青曾暗中受到武帝的警告，认为李广年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敌，恐怕不能实现俘获单于的愿望。那时卫青的救命恩人公孙敖刚刚丢掉了侯爵，任中将军，随从卫其出征，卫青也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对敌，故意把前将军李广调开。李广当时也知道内情，所以坚决要求卫青收回调令。卫青不答应他的请求，命令长史写文书发到李广的幕府，并对他说：赶快到右将军部队中去，照文书上写的办。李广不向卫青告辞就起程了，心中非常恼怒地前往军部，领兵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后从东路出发。军队没有向导，迷失道路，未能赶上合师时间。卫青与单于交战，单于逃跑了，卫青没有战果只好回兵。卫青回师向南行渡过沙漠，遇到了李广和右将军。李广谒见卫青之后，回到自己军中。卫青派长史带着干粮和酒送给李广，顺便向李广和赵食其询问迷失道路的情况，卫青要给武帝上书报告详细的军情。李广没有回答。卫青派长史急切责令李广幕府的人员前去受审对质。李广说：校尉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我现在亲自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对质。到了幕府，李广说：“我的部下无罪，迷路的责任在我。”他又对部下说：“我与匈奴大小作战七十余次，好容易有机会跟着大将军直接与单于作战，但大将军把我调到了东路，本来路途就远，又迷了路，天意如此呀。况且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实在不能再去面对那些刀笔小吏。”说完就自刎了。赵食其的结果与苏建一样，交纳赎金后，贬为平民。

李广外出打猎时，看见草里的一块石头，以为是老虎就向它射去，射中了石头，箭头都射进去了，过去一看，原来是石头。接着重新再射，始终不能再射进石头了。李广驻守过各郡，听说有老虎，常常亲自去射杀。到驻守右北平时，一次射虎，老虎跳起来伤了李广，李广也终于射死了老虎。李广为官清廉，得到赏赐就分给他的部下，饮食总与士兵在一起。李广一生到死，做二千石俸禄的官共四十多年，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始终也不谈及家产方面的事。李广身材高大，两臂如猿，他善于射箭也是天赋，即便是他的子孙或外人向他学习，也没人能赶上他。李广语言迟钝，说话不多，与别人在一起就在地上画军阵，然后比射箭，按射中较密集的行列还是较宽疏的行列来定罚谁喝酒。他专门以射箭为消遣，一直到死。李广带兵，遇到缺粮断水的地方，见到水，士兵还没有完全喝到水，李广不去靠近水；士兵还没有完全吃上饭，李广一口饭也不尝。李广对士兵宽厚和缓不苛刻，士兵因此爱戴他，乐于为他所用。李广射箭的方法是，看见敌人逼近，如果不在数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就不发射。只要一发射，敌人立即随弓弦之声倒地。因此他领兵有几次被困受辱，射猛兽也曾被猛兽所伤。李广任未央宫禁卫军长官时，程不识也来任长乐宫的禁卫军长官。程不识和李广从前都任边郡太守并兼管军队驻防。到出兵攻打匈奴的时候，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队列和阵势，靠近水丰草茂的地方驻扎军队，停宿的地方人人都感到便利，晚上也不打更自卫，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但他远远地布置了哨兵，所以不曾遭到过危险。程不识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格，夜里打更，文书军吏处理考绩等公文簿册要到天明，军队得不到休息，但也不曾遇到危险。程不识说：李广治兵简便易行，然而敌人如果突然进犯他，他就无法阻挡了。而他的士卒倒也安逸快乐，都甘心为他拼死。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纷繁忙乱，但是敌人也不敢侵犯我。那时汉朝边郡的李广、程不识都是名将，但是匈奴人害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大多愿意跟随李广而以跟随程不识为苦。程不识在景帝时由于屡次直言进谏被封为太中大夫，为人清廉，谨守朝廷文书法令。（程不识带兵靠的军纪法规和制度治军，而李广靠的是人格魅力和榜样带兵，就李广带兵的方式来说，不符合应有常规，像卫青就兼具两人之所长，所以成就也比两人大的多。）

当初，李广的堂弟李蔡和李广一起侍奉文帝。到景帝时，李蔡累积功劳已得到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武帝时，做到代国的国相。元朔五年（前124）被任为轻车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右贤王有功，达到斩杀敌人首级的规定，被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前121）间，代公孙弘任丞相。李蔡的才干在一般，声名比李广差得很远，然而李广得不到封爵和封地，官位没超过九卿，可是李蔡却被封为列侯，官位达到三公。（唐代王勃因而发出感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属下的军官和士兵们，也有人得到了侯爵之封。李广曾和星象家王朔私下闲谈说：“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参加。可是各部队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还不如中等人，然而由于攻打匈奴有军功被封侯的有几十人。我李广不算比别人差，但是没有一点功劳用来得到封地，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我的骨相就不该封侯吗？还是本来就命该如此呢？”王朔说：“将军自己回想一下，难道曾经有过值得悔恨的事吗？”李广说：“我曾当过陇西太守，羌人有一次反叛，我诱骗他们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用欺诈手段在同一天把他们都杀了。直到今天我最大的悔恨只有这件事。”王朔说：“能使人受祸的事，没有比杀死已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也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

李广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与匈奴对战的战场上，最终不得封侯，对当时的一个军人来说，是个极大的缺憾。其实李广的机会是有的，汉家皇帝也很欣赏他，虽说没有军功，但凭着其勇敢也屡次获得升迁，但命运却每到关键时刻就要捉弄他，按现在的人的说法就是这人点背。最后，武帝都觉得他命不好，看来只能怪老天爷了。大部分人认为李广是没有得到重用，皇帝不知人善任，喜欢用自己亲近的人，比如卫青、霍去病等，但是仔细分析李广的事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不辟刀剑，身先士卒，大概没有人敢和他并肩，大概是个有点像李逵似的人物，但其在深陷绝境时表现出的机智和胆略，又远高出李逵，大概可以和张飞一比吧。缺的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与匈奴接战七十余次，尽然挣不到可以封侯的杀敌之数。所以才常常是奋不顾身的陷入绝境，然后再机智灵活地上演一场绝地逢生的喜剧。假如真的把他放在大将军的位置上，我们看到的也许就不是喜剧了。太史公在为人物立传时极其讲究事迹的裁减，关于李广杀霸陵尉的一段，不应该是在褒扬吧？大概是想说李广心胸狭窄，只是说的比较婉转罢了，这就是所谓的史笔如铁。从李广的死也可以看出，死的不值，太想不开了。

李广有三个儿子，名叫当户、椒、敢，都任郎官。一次天子和宠臣韩嫣戏耍，韩嫣有点放肆的举动，李当户去打韩嫣，韩嫣逃跑了，于是武帝认为当户勇敢，敢作敢为。（韩嫣和武帝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感情十分的好。韩嫣受封为上大夫，汉武帝甚至把他的侍丛级别提高到跟自己一样的程度。然而韩嫣的命连邓通都不如——由于有邓通的前车之鉴，朝野都对韩嫣侧目而视。江都王更向王太后哭天抹泪，请求皇嫂为天下作主。韩嫣聪明过人，自然知道自己要糟糕，于是想出了一个向太后讨好的馊主意：把王太后从前在民间跟草民生育的女儿替她找了回来。——王太后若是早想寻回女儿，还用等到如今？自然是有她不可告人的理由。所以韩嫣聪明反被聪明误，王太后母女抱头痛哭之后，更是下定决心要干掉这个丢她脸的臭小子。于是就有人上告太后，说韩嫣公然出入宫闱，定有淫乱后宫女眷的行为。王太后立马传出懿旨，赐韩嫣自尽。武帝闻讯，披着头发就跑去找老娘，求她饶了韩嫣的性命。可是面对太后的质问，武帝无法为韩嫣出入后宫的行为，作出一个让母亲满意的解释——难道能说他是自己的心上人乎？韩嫣只得服毒自尽。）

当户死得早，李椒被封为代郡太守，二人都比李广先死。当户有遗腹子，即李陵。（小说《杨家将演义》中，杨继业老将军孤军作战，退入两狼山中，精疲力竭。喘息之余，无意见到一块碑，顿时勃然大怒：“我堂堂大宋名将，宁死不做俘虏，你就作个见证吧！”遂仰天大笑几声，一头碰在碑上，以身殉国。杨老令公撞死的这块大名鼎鼎碑正是的“李陵碑”。）

李广死在军中的时候，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李广死后第二年，李蔡以丞相之位侵占景帝陵园前大道两旁的空地，因而获罪，应送交法吏查办，李蔡不愿受审对质，也自杀了，他的封国被废除。李敢以校尉官职随从骠骑将军出击匈奴左贤王，奋力作战，夺得左贤王的战鼓和军旗，斩杀很多敌人首级，因而赐封了关内侯的爵位，封给食邑二百户，接替李广任郎中令。（李广一生未封侯，其子代他圆了这个梦。）可李敢怨恨卫青使他父亲饮恨而死，就打伤了卫青，卫青把这件事隐瞒下来，没有张扬，卫青外甥霍去病不买这个帐。后来李敢随从皇上去甘泉宫打猎，霍去病找机会把李敢射死了。霍去病当时正在显贵并且受宠，皇上就隐瞒真相，说李敢是被鹿撞死的。又过一年多，霍去病死了。

李陵到少年被选任为建章营的监督官，监管所有骑兵。他与其祖父李广一样善于射箭，而且仁爱侍人，为人谦让，尊重知识分子，武帝认为李家世代为将，因而让李陵率领八百骑兵。李陵曾深入匈奴境内两千多里，观察地形，没有遇见敌人，才撤回。后被封为骑都尉，统率丹阳的楚兵五千人，在酒泉、张掖教练射箭，屯驻在那里防备匈奴。

几年后，天汉二年（前99）秋天，（正好是他祖父李广逝世二十年后），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在祁连山进攻匈奴右贤王。武帝想派李陵替李广利管理军队装备等后勤工作，李陵请示说：“我所领屯边战士，都是勇士，力能扼虎，射箭也百发百发，我愿独成一军，至兰干山以南作战，分散单于兵力。”武帝说：“将军不肯附属于人，但我已无多余的兵马分配予你。”李陵回：“我愿以少击多，只带本部五千步兵。”武帝便派李陵率领他的步兵射手五千人去分散敌人的兵力，不让他们专门去对付贰师将军，同时诏令缰弩都尉路博德带兵在半路接应李陵军。可路博德原为伏波将军，羞于为李陵的后援，他上奏说“此时正是秋天，匈奴马肥，不可正面接战，我愿李陵至明年春，与其齐率五千步兵，东西并击，必可擒单于。”武帝看了后，怀疑他们不想出兵，就责问他们。李陵便率兵出居延，在浚稽山，李陵与匈奴骑兵三万首战，斩敌数千；单于大惊，召八万骑再战，李陵军又斩三千匈奴；此后李陵部且战且走，单于紧追不放，数日内数场恶战，李陵军又毙敌数千。连单于本身也大为惊骇，想打退堂鼓，后来只是由于考虑到自己率数万之众而不能奈何几千汉军，面子上过不去，才咬住牙继续追赶。此刻，李陵也快到极限了，箭枝即将用尽，伤亡很大，士卒中受伤三处的才能坐在车上，受伤两处的才能驾车，受伤一处的仍需手持兵器战斗。最后在离边塞一百余里处，匈奴将李陵合围。汉军中又出叛徒，将汉军底细向匈奴和盘托出，更为致命的是，路博德的援军没有来。就这样，在最后一次的悲壮战斗中，汉军在一天之内将五十万支箭用尽，李陵长叹：“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李陵兵败投降，余众逃回边塞的只有四百余人。李陵就像一名万米长跑运动员，费尽心力，却倒在了离终点几米处的地方。

单于得到李陵之后，因平素就听说过李陵家的名声，打仗时又很勇敢，任他为官。而汉朝方面，武帝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有过辉煌的胜利。但自卫、霍去世后，与匈奴的作战就互有胜败了。这次汉军全军尽墨，主将被俘，着实令这个自高自傲的大汉天子大失面子。接下来的廷议，满朝的大臣皆称李陵有罪。（在中国人的心中，军人是应该不成功、便成仁的。士大夫们位居庙堂之上，抛头流血的事轮不到他们，但对于战士们的细小罪过，他们却目光如炬。“大儒”们的虚伪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用柏杨的话说，有些“君子”就是喜欢用别人的血来表明自己的伟大和高尚。）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武帝本人的意志，这个号称中国数一数二的英明帝王，此时已经过了他的黄金时期，多的是猜疑和残暴，高度的极权制度让他藐视生命和尊严。其实廷议不用进行，李陵的命运就已经定下来了。其间，太史公为为李陵辩解，认为李陵只是暂时投降，以后还会找机会报效汉朝，武帝认为太史公为李陵辩护是欺罔之辞，将其下狱，处以宫刑。

李陵在匈奴一年多后，武帝派公孙敖出击匈奴，公孙敖不敢深入，兜了一圈，回去说“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武帝听了此话，就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儿全家。从此以后，李家名声败落，陇西一带的人士曾为李氏门下宾客的，都以此为耻辱。事情到此发生转折，先前李陵降匈后几年内均默默无闻，和徐庶差不多，到全家被斩之后，才死心塌地降了匈奴，做了单于的驸马，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陵开始随匈奴大将率三万大军和汉军对抗，和汉庭彻底决裂。汉朝曾派派遣使者出使匈奴，李陵问使者：“我率步卒五千横行匈奴，因未有援军而失败，未有辜负汉朝之事为何诛杀我全家？”使者说：“汉朝听说你替匈奴训军队。”李陵说：“那是李绪，非我。”李绪原也是汉朝都尉，后投降匈奴。李陵痛恨自家因李绪而亡，便派人刺杀了李绪。

昭帝时，大将军霍光和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两人一向与李陵要好，就派人去匈奴召唤李陵，李陵怕回汉朝后受辱，留在匈奴，宣帝年间病死。

　 李陵投降后的心态到底怎样？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被扣押多年的苏武被释放回朝，临行前，李陵泪流满面：“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李陵身怀曹刿劫齐桓公的报国之志，却落得个家破人亡、身败名裂之结局。着实令人长叹。

六、李广利与汗血马

自从博望侯因为开辟了通往外国的道路而得到尊官和富贵，以后跟随出使的官吏和士卒都争着上书，陈述外国的珍奇之物、怪异之事和利害之情，要求充当使者。汉朝使者出使西域的渐渐多起来，那自少年时代就随着出使的人，大多都把自己熟悉的情况向武帝汇报，说：“大宛有好马，在贰师城，他们把它藏匿起来，不肯给汉朝使者。”武帝已经喜欢很大宛的马，听到这消息，就派遣人拿着千金和金马，去请求大宛王交换贰师城的好马。大宛国已经有很多汉朝的东西，宛王与大臣相互商议说：“汉朝离我们远，而经过盐泽来我国屡有死亡、若从北边来又有匈奴侵扰，从南边来又缺少水草。而且往往没有城镇，饮食很缺乏。汉朝使者每批几百人前来，而常常因为缺乏食物，死的人超过一半，这种情况怎能派大军前来呢？他们对我们无可奈何，况且贰师的马是大宛的宝马。”就不肯给汉朝使者。汉朝使者发怒，随便扬言要砸碎金马离去。大宛贵族官员发怒说：“汉朝使者太轻视我们！”就遣送汉朝使者离开，并命令东边的郁成国阻击并杀死汉朝使者，抢去他们的财物。于是武帝大怒，曾经出使大宛的众多使节，如姚定汉等人说大宛兵弱，若真能率领不足三千汉朝大军，用强弓劲弩射击他们，就可以全部俘获他们的军队，打败大宛。因为武帝曾经派浞野侯攻打楼兰，他率领七百骑兵抢先攻到楼兰，俘虏楼兰王，所以武帝认为姚定汉说的对，而且想使他的宠姬李夫人家得以封侯，所以天子就任命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调发属国的六千骑兵，以及各郡国的不规少年几万人，前去讨伐大宛。目的是到贰师城取回良马，所以号称“贰师将军”。赵始成当军正，原来的浩侯王恢当军队的向导，李哆当校尉，掌握军中的事情。这一年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武帝对李夫人极其宠爱。后来李夫人重病卧床，武帝几次去看望她，她却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无论武帝如何苦心相劝，她始终借口未加梳妆不肯相见，终于气得武帝拂袖而去。李夫人的妹妹对此深深不解，问她，“你不是想死前托付兄弟让皇帝照顾吗，为何始终不和他见上一面反而惹得他不高兴？”这位通透世情的贵妃一面叹息，一面说了句让全天下MM寒心了两千多年的话，“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她因病重而形容憔悴，若让武帝看到，纵使嘴上不说，心中也难免嫌恶，倒不如就此不见，给武帝留一个最后的完美印象。贵妃死后，武帝果然大恸不已。）

李广利的军队过了西部的盐泽，所路过的小国坚守城堡，不肯供给汉军食物。汉军攻城又攻不下来。攻下城来才能得到饮食，攻不下来，几天内就得离开那里。待到汉军到达郁成，战士跟上来的不过数千人，都饥饿疲劳。他们攻打郁成，郁成大败他们，汉军被杀伤的人很多。李广利与李哆、赵始成等商量，说：“到达郁成尚且不能攻下来，何况到达其国王的都城呢？”于是就领兵退回，往来经过二年。他们退到敦煌时，所剩士兵不过十分之一二。他们派使者向武帝报告说：“道路遥远，经常缺乏食物，而且士卒不怕打仗，只忧虑挨饿。人少，不足以攻取大宛。希望暂时收兵。将来多派军队再前去讨伐。”武帝听后，大怒，就派使者把他们阻止在玉门关，说军队中有敢进入玉门关的就杀头。李广利恐惧，于是就留在敦煌。

太初二年（前103）夏天，汉朝在匈奴损失了浞野侯的军队二万多人。公卿和议事的官员都希望停止打大宛的军事行动，集中力量攻打匈奴。武帝已经讨伐大宛，宛是小国却没能攻下，那么大夏等国就会轻视汉朝，而大宛的良马也绝不会弄来，乌孙和轮台就会轻易地给汉朝使者增添烦扰，被外国人嘲笑。于是就惩治了说讨伐大宛尤为不利的邓光等，并赦免囚徒和勇敢的犯了罪的士卒，增派品行恶劣的少年和边地骑兵，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六万士兵从敦煌出发，这还不包括那些自带衣食随军参战的人。这些士兵携带着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还有无数的驴、骆驼等物。他们还带了很多粮，各种兵器都很齐备。当时全国骚动，相传奉命征伐大宛的校尉共有五十余人。宛王城中没有水井，都要汲取城外流进城内的流水，汉朝军队就派遣水工改变城中的水道，使城内无水可用。汉朝还增派了十八万甲兵，戍守在酒泉、张掖以北，并设置居延、休屠两个县以护卫酒泉。汉朝还调发全国七种犯罪之人，载运干粮供应李广早。转运物资的人员络绎不绝，直到敦煌。又任命两位熟悉马匹的人做执驱校尉，准备攻破大宛后选取它的良马。

于是李广利又一次出征，由于所率兵士很多，所到小国无不出迎，都拿出食物供应汉朝军队。他们到达仑头国，仑头国不肯投降，攻打了几天，血洗全国。由仑头往西去，平安地到达王城，汉军到达的有三万人。宛军迎击汉军，汉军射箭打败了宛军，宛军退入城中依靠城墙守卫。汉军本欲攻打郁城，但恐怕滞留不进，而让大宛越发做出诡诈之事，就先攻大宛城，断绝他的水源，改变水道，则大宛已深感忧愁困危。汉军包围大宛城，攻打四十多天，外城被攻坏，俘虏了大宛贵人中的勇将煎靡。大宛人非常恐惧，都跑进城中。大宛高级官员们相互商议说：“汉朝所以攻打大宛，是因为大宛王毋寡藏匿良马而又杀了汉朝使者的缘故。如今要是杀死宛王毋寡而且献出良马，汉朝军队大概会解围而去，若是不解围而去，再拼力战斗而死，也不晚。”大宛高官们都认为此话正确，便共同杀死宛王毋寡，派遣贵人拿着毋寡的人头去见李广利，与他相约道：“汉军不要进攻我们，我们把良马全部交出，任凭你们挑选，并供应汉军饮食。如果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把良马全杀死，而康居的援兵也将到来。如果他们的军队赶到了，我们的军队在城里，康居的军队在城外，同汉兵作战。希望汉军仔细考虑，何去何从？”这时康居的侦察兵在窥视汉军的情况，因为汉军还强大，不敢进攻。李广利和赵始成、李哆等商议道：“听说大宛城里最近找来了汉人，这人熟悉打井技术，而且城中粮食还挺多。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杀罪魁祸首毋寡。毋寡的人头已到手，却又不答应人家的解围撤兵的要求，那么他们就会坚决固守，而康居军队窥视汉军疲惫时再来救助大宛，那时必定会打败汉军。”军官们都认为说得对，便答应了大宛的要求。大宛才献出他们的良马，让汉军自己选择，而且拿出许多粮食供给汉军。汉军选取了他们的几十匹良马，以及中等以下的公马与母马三千多匹，又立了大宛贵人中从前对待汉使很好的名叫昧蔡的为大宛王，同他们订立盟约而撤兵。汉军始终没有进入大宛城内，就撤军回到汉朝。

这次进攻大宛虽获胜利但损失惨重，出兵六万，还有大量自带粮食私自从军的人，回来竟剩一万余人，三万匹战马也只剩一千余。李广利所胜非靠谋略，全靠压倒性的兵力和物力取胜，还不恤人力物力。

（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派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诛杀匈奴一万余人而归。匈奴派重兵包围了李广利，几乎脱不了身，汉后死亡十之六七。（李陵也就是在此战战败投降匈奴。）

又过二年（天汉四年，前97年），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率万余人，与李广利会师；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出五原；因杅将军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出雁门。匈奴闻讯，将家属财产远避，而单于以十万兵等侯在余吾水以南，接战后，李广利军队与单于连斗十余日，涣散而避归。

六年后（征和三年，前90年）匈奴入侵。于是武帝又派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商丘部未见敌，还军。匈奴派大将和李陵率三万余骑兵阜追击汉军，转战九日，匈奴不利，退走。莽通也得胜而归。

李广利出塞后，在夫羊句山与匈奴右大都尉及卫律所率的五千骑兵相遇，李广利以二千骑兵出战，杀伤匈奴军数百人，匈奴军溃散，李广利挥军北追，一路扫荡，无人敢挡，至范夫人城（今蒙古）。正在这时，汉朝内部发生巫蛊之变，李广利以前曾密谋更换太子的事泄，其妻子儿女皆被下狱问罪。消息传到军中，李广利十分忧惧，不敢立即回军，欲“深入要功”以赎罪，便指挥汉军继续北进，抵郅居水。匈奴军早已退走，李广利令护军率二万骑兵渡过郅居水寻战。汉军二万骑终于与匈奴左贤王部左大将所率二万骑相遇，激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斩杀甚众，得胜而回。李广利部下军长史与决眭都尉煇渠侯见李广利“危众求功”，恐怕日久必为匈奴所败，遂打算拘禁李广利，引汉军回撤。李广利得悉消息，斩长史。但军心已不稳，士卒也极度疲劳，李广利无奈只好下令撤军。汉军退至速邪乌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被匈奴单于亲领五万骑兵拦截。激战中，双方伤亡都很大。匈奴乘夜在汉军阵前挖了一条深数尺的壕沟，然后从汉军背后发动猛袭，汉军大乱，全军覆没，李广利兵败投降，一年后，被杀。这样，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第五次出击，也是汉武帝统治时期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终以汉军的惨败而结束。

武帝因新失大将军和士卒数万人，不再出兵。三年后，武帝逝世。武帝在位时，与匈奴相战二十余年，匈奴人本来就少，打这种消耗战极为不利，后期，匈奴也多想和亲，以寻找喘息之机。

武帝后期对匈奴的五次用兵，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无功而还，或损兵折将，甚至全军覆没。究其原因，虽与国力损耗过大，军力下降，战马严重不足有关，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作为武帝本人的失误。经过前一阶段的几次重大胜利，武帝渐渐失去了清醒的头脑，日益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不再有全盘、周密的考虑，更没有切实可行的战略布署，甚至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盲目出兵，以致劳师损财，得不偿失，也给匈奴拦截远征汉军以可乘之机；在战役组织上，没有认真协调多路出击的汉军之间相互配合，造成他们各自为战，甚至让步兵孤军远出千里，到不适合步兵作战的荒漠地区与匈奴骑兵作战，从而给匈奴军各个击破提供了便利；在用人方面更是集中体现了汉武帝晚年的昏庸。他不再象以前破格提拔卫青、霍去病那样，选派优秀将领统军出战，而是重用毫无军事统帅之材的李广利，武帝为了让他立功，每每让他作为主帅统兵出征。但从李广利四次出击匈奴，直至全军覆没，投降匈奴的过程看，李广利在军事指挥上是庸材，这一点武帝不可能没有看出来。武帝一味重用李广利，也说明后期将才匮乏

七、苏武牧羊

　　  苏武年轻时因其父而任官职（其父苏建，曾随卫青出战匈奴），正逢汉朝连年征战匈奴，双方都想通过互通使节以窥测动态，但双方都扣留了对方相当多的使节。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恐汉朝攻击他，于是将扣押的汉朝使者全部放还，武帝于是派苏武为使，张胜与常惠为副，将匈奴的使者也送回去。到是匈奴，正想送苏武回汉时，匈奴缑王与长水虞常等在此时策动了一次谋反，虞常与张胜相熟，张胜在暗中送货物相助。但在他们准备谋反时，其中有一人告发此事，缑王被杀，虞常被俘。

　　  张胜听说后，就将前事告诉苏武。苏武说感辜负汉朝期望欲自杀，张胜与常惠一起阻止他。虞常果然供出张胜，单于大怒，要杀汉朝使者，有人相劝杀他们很容易，但如果能逼得他们投降则更有辱汉朝。苏武拒降，单于更加想要召降，就将苏武关在大窖中，断绝其饮食。天下雨雪，苏武就在洞中将雪与毡毛一起吞咽，数日不死。匈奴又将苏武迁到北海（贝加尔湖）上的无人区，令他放牧公羊，等公羊有了奶，才可回去。又将他的部属常惠等置于互不相关的各处。

　　  苏武到了北海之后，无人供应他饮食，他只好掘野鼠所藏的野草果实当食物。苏武手持汉朝的使节牧羊，朝晚拿着，节上的旄毛全部脱光。五六年后，单于的弟弟于靬王来北海，苏武能织纺丝网，辅正弓弩，于靬王喜欢他，给他衣食。三年后，于靬王又赐他马畜、大小毡帐。于靬王死后，他手人的人众迁走。年冬，丁令人盗走苏武的牛羊，苏武又陷于穷厄。

　　  单于派李陵劝降苏武，苏武不从，李陵送给苏武牛羊数十头。后来李陵又来到北海，对苏武说：“边境上的俘的一人，说太守以下都穿白衣，说皇上逝世了。”苏武听了这话，向南号哭，呕血，朝晚痛哭。

　　  数月之后，昭帝即位。过了几年，至始元六年（前81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朝要求归还苏武等人，匈奴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来匈奴，常惠请他的看守者陪着一起去看望，得以见汉使，向他说明了情况。又教汉使对单于说，天子在上林苑射鸟，得一大雁，雁足上拴着帛书，说苏武在某个大泽之中。使者用常惠的这套话责备单于。单于大吃一惊，向汉使道歉并同意放还苏武。

　　  单于召回苏武的部属，除已投降和已故，随苏武回国的只有九人。

　　  苏武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回到京师，任典属国。苏武回国第二年，他的儿子被杀，自己被罢官司。原因是上官舛的儿子上官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苏武的儿子苏元与上官安合谋，连坐被杀。几年后，昭帝逝世，苏武因参与宣帝的策划和活动，赐封关内侯，后又官复原职。苏武因其年老，儿子又被杀，所得的赏赐，全都给了亲属故人，家无余财，宣帝怜悯，问人：“苏武在匈奴很久，是否有子？”苏武请皇马的父亲平恩侯代自己提出请求：“以前在匈奴时，与胡女曾生一子叫通国，有言信往来，愿托使者带金帛去赎还。”宣帝恩准，后来苏通国随使者到来，宣帝给他郎的官职。苏武于神爵二年病故，享年八十余。

　　  苏武在匈奴十九年，虽在那里娶一妻生子，而故国之思无一日相忘。

八、杂谈汉匈之战

　　  武帝以其雄浑气魄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并取得重大的胜利，又用出兵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可以说立下盖世功勋。但万事无十全十美，所谓好事也不过利多弊少而已。汉匈这战对汉朝的负面影响也很大。

　　  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汉兵战死、降于匈奴的约有十四万（匈奴方面死或降约二十一万人，当时汉朝总人口大约二千万人）。武帝为了战胜匈奴，鼓励民间多养马，国家也自办养马场，但马匹的损失仍是巨大的，单前119年的卫青、霍去病出兵，出征时十四万匹马，回来时剩下不满三万。

　　  武帝初期，经过文景之治，国家财富储备极足。经过多年战争，不少地方贫民流徙，全都依靠县里的救济，但县里府库不足。武帝只能垄断天下盐铁，打击富商大贾的利益，以求改变财政的匮乏。

　　  武帝后期重用李广利，十年间损失近八万人（一共打了四十四年，损失一共十四万，可见李广利之平庸）。不过武帝在李广利降匈奴后次年发表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由是不复出出”。

　　  但这一切负面影响都无法消除边患之一功绩相提并论，为后面的宣帝中兴，汉朝的再次复兴和空前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九、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景帝时被立为博士。武帝即位后，试图改变统治思想，措施就是“尊崇儒术”，但一开始却遭到其祖母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阻挠，主张更张政治的主要人物王臧、赵绾被下狱处死，权臣田昐和窦婴被罢免。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次年董仲舒向武帝进良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董仲舒在史称《天人三策》中建议：

　　　　（1）建立明堂礼教制度，约束贵族行为，

　　　　（2）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限民命田，防止土地兼并。

　　　（5）统一政治思想。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有善、恶、中三等之分。在道德论上，认为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突出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轻视功利。在社会政治学说上，强调“大一统”，系统提出并论证了“三纲五常”理论，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理论，对后世有极其巨大且有害的影响。

董仲舒喜谈灾异，这也造就了汉朝的一种时尚，以至于后来发展为谶纬迷信之滥觞。虽然他本人曾因推演灾异而被交从吏议，分当处死，后被赦免。从此终身不敢再谈灾异。但自他之后，灾异论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对皇权的绝对性带来了一定的打击。有多次的朝代更迭更是利用了这一传统。直至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被许多中国人私下视为天命已变的征兆。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除了有很大负面影响之外，还有一些正面的作用值得指出。如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固然有宣扬“君权”的一面，但还有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一面。他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又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这是试图以“天”来限制君权，与孔子讲“忠君”，但又并非君主专制的无条件拥护者，是一脉相承的。董仲舒还借“奉天法古”、革除秦朝弊正为理由，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条件下值得肯定的主张，如：限制地主战有土地数量，堵塞土地兼并之路；取消盐铁官营；解放奴婢，肃夺主人滥杀奴婢的权力；“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为官食俸禄的人不得置产业；反对不顾国内重大矛盾而不断对匈奴大举讨伐的做法。如上种种，应该承认都或多或少是减轻人民负担、有益于老百姓生存的建议。

《天人三策》被采纳后产生的有三个影响；一是改变了汉家思想崇尚，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改而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高惠之时，多武功之臣，粗重少文；文景之世，崇尚黄老，质朴无华；至武帝喜文采，亲儒学，经术之士多进，公孙弘位至三公，于是公卿多文雅彬彬之士，逐渐改变了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为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二是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自董仲舒建议“兴大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三是建议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此考绩官吏，从而为汉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
　　

可是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的许多条建议，但却并未重用其人。对策之后，《汉书》只平淡地记上一笔：“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汉朝自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一直是被打击、被削弱的对象；又实行“左官法”，歧视在侯国为官的人。诸侯国相，虽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备受亲近。其实，董仲舒不被重用，也许正因为他是“真儒”“纯儒”的缘故。《史记》说：“董仲舒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明道”“行义”；是纯儒，其事君的准则就是“廉直”“勿欺”。既为行义，其于财利就会有所不为，对于君主的要求也很高,董仲舒曾说：“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要皇帝们都达到董先生的要求，等于是叫他们挥刀自宫，恐怕各各都要逊位做太上皇去了。”， 这当然不会被武帝所欣赏的！既是廉直勿欺，就注定了他不会阿附取容，以博高位。　　

现代人口头上不承认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认为“公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可以赋予其权力，也可以剥夺其权力，一切权力都必须予以监督和制约，否则就会产生腐败，为此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栅栏”；但当“公仆”手中有权后，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实际上却把人民当奴仆、把人民当勤务员，所谓民主不过是专制的抹桌布。

开明的“专制”和腐败的“民主”，我宁愿选择前者。

十、汉第一个儒士丞相公孙弘

公孙弘早年当过狱吏,后因罪免职,曾放猪于海上，是个猪倌出身。到了40岁的年纪才发愤读书,师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大儒董仲舒同治一经，算是同窗。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其年纪已经60。因出使匈奴不称圣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再次下诏令各郡国举荐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公孙弘。于是，他又西去长安，到主管征辟的太常衙署参加对策。在这次对策中，他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揉和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熔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揉和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杂王霸之道。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当时参加对策的儒士共有一百余人，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第时，“弘第居下”，后来上奏皇帝，武帝把他的等第颠倒过来，“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这时，汉朝的巴郡、蜀郡、广汉郡、汉中郡正在开通西南夷的道路，戍边的士卒、运送物资和军粮的人很多。可是道路修了几年，也没修通，士卒疲惫饥饿和遭受潮湿而死的很多，西南夷又屡次造反，调遣军队去镇压，耗费不少钱财和人力，却毫无成果。武帝对此很是忧虑，便命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视察归来，向武帝报告，极力说西南夷没有用处，不过武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虽然他这次提的建议没有被武帝所接收,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公孙弘还是越来受武汉帝的宠信。因他是狱史出身，通晓法令，后来又攻读儒书，精通儒术，故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所以能够以儒术饰法术，即外儒术而内法术，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赏识。公孙弘深谙人情世故，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他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总是在开头陈述种种事情，让武帝自己去选择决定，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因此武帝认为他的品行忠厚，又善于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所以非常喜欢他。在两年之内，他便官至左内史。公孙弘升任左内史后，更加小心谨慎,向武帝奏明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也不在朝廷加以辩白，恐怕当面辩论会引起武帝的反感。他知主爵都尉汲黯以好直谏深受武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奏事时，往往先问清汲黯所奏何事，了解他的意图，等到汲黯发言后，然后推衍其说，加以发挥，武帝听后非常高兴，他所说的事情都被采纳，从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武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他还用一种诡诈的方法来取得信任。有时同公卿大臣事先约好在上奏时采取一致的意见；但到了武帝面前，则察颜观色，看风使舵，不惜违背约定，而顺从武帝的意旨。汲黯曾在朝廷上当面指责公孙弘说：“齐地之人多半都欺诈而无真情，他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却全都违背了，这种人实在是太不忠诚了。”武帝听后问公孙弘，公孙弘替自己辩解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 武帝深以为然，认为弘忠于自己，后来凡是有人揭发他的短处，武帝不仅不听，反而更加信任他。元朔三年（前126年），武帝免去御史大夫张欧官职，以公孙弘代之。公孙弘当左内史不过三年，又超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这时的汉朝出于全面扩张之势,南边正在开通西南夷，东边设置了沧海郡，北边正在修建朔方郡。出于反对穷兵黩武，重视民间疾苦的考虑公孙弘屡次劝谏武帝，认为这些做法是使国家疲惫无用之举，希望朝廷能停止这些徒劳无益之事。武帝就让朱买臣等能言善辩之士用设置朔方郡的种种益处来诘问公孙弘,让其反驳。朱买臣等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公孙弘没有主父偃那样的雄辩口才,自然也无法反驳。不过公孙弘也有自己的法宝,那就是以愚示忠的方法向武帝表白：“微臣本是山东的鄙陋之人，不知筑朔郡有这些好处，只是希望陛下停做通西南夷和置沧海郡的事，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城。”武帝见公孙弘态度很诚恳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暂时停止开通西南夷,撤消了苍海郡,专心经营朔方郡。

这一年也是搞布被廉政的公孙弘的幸运年,薛泽罢相后，武帝任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成为汉朝的第一位布衣儒生丞相,公孙弘出身贫穷，因贤良对策第一得到武帝赏识，由博士起家，最后擢升丞相。按旧制，常以列侯为丞相，文帝已破格擢升，以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再封列侯，但申屠嘉毕竟仍是功臣；这次武帝进一步打破旧制，提拔“布衣”公孙弘为丞相，然后封侯，“其后以为故事”。弘为丞相三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病卒，终年八十岁。

公孙弘也不是一开始就变的这么圆滑世故的，从前辕古曾警告他“勿曲学以阿事”，他刚开始也是以此为行为处世的原则的，但因为后来的为官的两起两落，再加上艰苦的生活，使他对人生有了自己独到的认知，为他以后为官奠定了思想和行为基础，而复出以后又因为直谏接二连三的碰钉子，公孙弘开始认真琢磨为人和为官之道，并对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些调整。后公孙弘虽为三公，但生活节俭，据说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有肉的菜，睡觉也只盖布被子。

做为汉朝的第一位儒士丞相，公孙弘为儒学在汉代的发展也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如果说董仲舒的对策在理论上为儒学的推行扫平了道路，但具体实施，却是公孙弘为相期间完成的。他们的关系有点像韩非和李斯，韩非著书，李斯为相；韩非立说，李斯实行。李斯为学不及韩非，忌其才，谮之于始皇，韩非遂毙命于狱中；公孙弘为学也不及仲舒，故排之于朝廷之外。在儒者中，公孙弘是善谀者；在善谀者中，公孙弘是儒者。在这两类人中他都占有优势。明习儒学，满足了武帝好文的爱好；善于吏事，满足了为官的条件；而阿事善谀，更满足了人君的虚骄心理。故为官累迁，至于三公。这当然与“为人廉直”的董仲舒格格不入，曾斥之为“从谀”。“谀”是公孙先生高出伦辈的看家本领，董仲舒的指责无异于削夺他的饭碗，让他恨得咬牙切齿！一个讲儒术以道德为宗，一个研儒术为了“希世用事”，宗旨不同，难怪公孙弘不高兴他了。再加公孙弘为人又有点忌贤妒能，外党内刻，凡是与他有仇隙的人，表面上与他情好无隙，亲密无间，私下却设法报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主父偃被杀，董仲舒被迁于胶西国为相，都是他的杰作。

十一、酷吏张汤

武帝开拓西南的时候，后宫也不太平，自从卫子夫入宫再次得到武帝的宠幸，很快就有了身孕，这件事被嫉妒心极强的陈皇后知道后，气的几乎要发疯。陈皇后气闷非常，眼见卫子夫越来越得宠，而自己越来越失宠，于是病急乱投医，召一名女巫入宫，要她设法祈禳，以挽回武帝的心意。女巫设坛做法，折腾了好长时间就是不见应验。武帝听说这件事后，怒不可遏，当下叫御史张汤彻底查究。

张汤的父亲当长安县丞时，有一次外出，让当时尚是小孩的张汤在家看门。父亲回家后，看到肉被老鼠偷吃了，就对张汤发怒，用鞭子打了他。张汤掘开鼠洞，找到偷肉的老鼠和没吃完的肉，他把老鼠放在堂下，像审问囚犯那样加以审讯。审讯程序从传讯到定案非常完备，然后取鼠与肉结案定罪，按刑律将鼠处以分尸。他的父亲把判决书取来观看，文辞非常周详而准确，同老狱吏一样，感到非常惊异，认为他有狱吏之才，命他学习刑律。其父死后，张汤成为长安县吏，做了很久。

田胜（王太后的弟弟）为九卿时，曾经因罪被拘禁在长安，张汤尽其全力加以保护。待田胜出狱封了周阳侯侯，与张汤密切交往，并把当朝权贵一一介绍给张汤，让张汤同他们相识。张汤在内史任职，做宁成的属官，因为张汤有才华，宁成就向上级官府推荐，被调升为茂陵尉，主持陵墓土建工程。田蚡当了丞相，征召张汤做内史，经常向天子推荐他，任命为御史，让他处理后宫案件。张汤审案是根据武帝的喜怒而决定，张汤不但判斩女巫。而且揪出与本案相关的三百个同党，将这些人统判一概处死。而陈皇后则被武帝废黜了。

（陈皇后刚被废的时候,陈皇后的母亲长公主在武帝即位后升格成窦太主，对武帝不顾自己当初拥力有功，废了自己女儿而愤愤不平，但无法向武帝发火，只能责备向武帝进献卫子夫的平阳公主说：“皇帝没有我就不能即位，过后竟抛弃了我的女儿，怎么这样忘恩负义呢！”平阳公主回敬说道：“那还不是因为陈皇后没有儿子的缘故才废的啊。”窦太主听后无语。

陈皇后自被废到长门居后，抑郁寡欢，想出一法，命一个心腹内监，携了黄金千斤，向大文士司马相如求得代做一篇赋，请他写自己深居长门的闺怨。司马相如得悉原因，挥毫落墨，落笔千言。这赋就是《长门赋》，陈皇后欲借文人笔墨，感悟武帝，她命宫人日日传诵，希望为武帝所听到而回心转意。但《长门赋》虽是千古佳文，却无法唤回武帝。）

　主持处理陈皇后巫蛊案件后，武帝认为他有办事能力，逐步提拔他当了太中大夫，与赵禹一起制定各种法律条文，务求苛刻严峻，约束在职的官吏。不久，赵禹提升为中尉，又改任少府，而张汤当了廷尉，两人友好交往，张汤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赵禹。赵禹为人廉洁傲慢，当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三公九卿前来拜访，赵禹却始终不回访答谢，务求断绝与知心朋友和宾客的来往，独自一心一意地处理自己的公务。他看到法令条文就取来，也不去复查，以求追究从属官员的隐秘的罪过。张汤为人多诈，善施智谋控制别人。他开始当小官时，就喜欢以权自谋私利，曾与长安富商田甲、鱼翁叔之流勾结。待到了九卿之官时，便结交天下名士大夫，自己内心虽然同他们不合，但表面却装出仰慕他们的样子。

这时，武帝正心向儒家学说，张汤判决大案，就想附会儒家观点，因此就请博士弟子们研究《尚书》、《春秋》，他担任廷尉史，就请他们评判法律的可疑之处。每次上报判决的疑难案件，都预先给武帝分析事情的原委，武帝认为对的，就接受并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法规，以廷尉的名义加以公布，颂扬武帝的圣明。如果奏事遭到谴责，张汤就认错谢罪，顺着武帝上的心意，一定要举出正、左右监和贤能的属吏，说：“他们本来向我提议过，就象皇上责备我的那样，我没采纳，愚蠢到这种地步。”因此，他的罪常被武帝宽恕不究。他有时向武帝呈上奏章，武帝认为好，他就说：“臣我不知道写这奏章，是正、左右监、椽史中某某人写的。”他想推荐官吏，表扬人家的好处，掩蔽别人的过失，常常这样做。他所处理的案件，如果是武帝想要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史去办理；要是皇上想宽恕的，他就交给执法轻而公平的监史去办理。他所处理的如果是豪强，则一定要玩弄法律条文，巧妙地进行诬陷。如果是平民百姓和瘦弱的人，则常常用口向武帝陈述，虽然按法律条文应当判刑，但请皇上明察裁定。于是，皇上往往就武帝了张汤所说的人。

张汤还创造发明了一项新的罪名“腹诽”，“腹诽”正式作为罪名而出现，是在大农令颜异受诛之时。汉武帝与张汤合谋制造了白鹿皮币，向颜异征求意见，颜异提出了不同看法，武帝不悦。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矛盾，有人举告颜异发表异议，武帝让张汤审理颜异一案。于是，《史记 平准书》所有了所如下的记载：颜异曾经与客人闲谈，客人说到某法令初颁下时有些弊病，颜异没有说话，客人以为他与己见不同，反唇讥刺几句。张汤知道此事后上奏武帝说，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有不妥处，不向朝廷进言，只在心中诽谤非难，其罪当死，于是颜异被杀。

（其实张汤的这项发明的灵感还要归功于前上级田蚡的启发，当年魏其侯窦婴与田蚡相争一案，田蚡强加给魏其侯的罪名就是“腹诽而心谤”。 以“诽谤”之法制裁人，至少还需要受害者发表批评言论的“不法行为”被确认；而“腹诽”之法，则完全可以出自统治者的主观臆断，不需要任何客观证据，执法的随意性空前增加，为枉法杀人开启了方便之门。无法确切定义的“微反唇”之类的面部表情，都可以作为“腹诽”定罪的依据，专制君主自然可以把臣民的生死置于绝对控制之下。）

张汤虽做了大官，自身修养很好，与宾客交往，同他们喝酒吃饭，对于老朋友当官的子弟以及贫穷的兄弟们，照顾得尤其宽厚。他拜问三公，不避寒暑。所以张汤虽然执法严酷，内心嫉妒，处事不纯正公平，却得到这个好名声。那些执法酷烈刻毒的官吏都被他用为属吏，又都依从于儒学之士。丞相公孙弘屡次称赞他的美德。待到他处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案件，都能穷追到底。严助和伍被，皇上本想宽恕他们，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是策划谋反的人，严助是皇上亲近宠幸的人，是出入宫廷禁门的护卫之臣，竟然这样私交诸侯，如不杀他，以后就不好管理臣下了。”于是，皇上同意对他们的判决。他处理案子打击大臣，自己邀功的情况，多半如此。于是，张汤更加受到尊宠和信任，升为御史大夫。十余年间，由小吏升迁到三公。

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汉朝又出动大军讨伐匈奴，又碰上山东水涝、干旱，贫苦百姓流离失所，依靠政府供应衣食，政府因此仓库空虚。于是张汤按武帝旨意，请铸造银钱和五铢钱，垄断天下的盐铁经营权，打击富商大贾，发布告缗令，铲除豪强的势力，玩弄法律条文巧言诬陷，来辅助法律的推行。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用情况，一直谈到傍晚，武帝也忘记了吃饭时间。丞相无事可做，空占相位，天下的事情都取决于张汤。

（匈奴来汉朝请求和亲，群臣都到武帝前议论此事。博士狄山说：“和亲有利。”武帝问他有利在何处？狄山说：“武器是凶险的东西，不可以屡次动用。高帝想讨伐匈奴，被围在平城，就和匈奴结成和亲之好。孝惠、高后时期，天下安定快乐。待到孝文帝时，想征讨匈奴，结果北方骚扰不安、百姓苦于战争。孝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景帝往来于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忧心了几个月，吴楚七国叛乱平坚后，直到景帝去世不再谈论战争，天下却富裕殷实。如今自从陛下发兵攻打学努，国内因此而财用空虚，边境百姓极为困苦。由此可见，用兵不如和亲。”武帝又问张汤，张汤说：“这是愚蠢的儒生，无知。”狄山说：“我固然是愚忠，象御史大夫张汤却是诈忠。象张汤处理淮南王和江都王的案子，用严酷的刑法，放肆地诋毁诸侯，离间骨肉之亲，使各封国之臣自感不安。我本来就知道张汤是诈忠。”于是武帝变了脸色，说：“我派你驻守一个郡，你能不让匈奴进京来抢掠吗？”狄山说：不能。武帝又问：“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回答说：不能。武帝继续问：“驻守一个边境城堡呢？”狄山自己想，如果辩论到无话回答，皇上就要把自己交给法官治罪，因此说：能。于是武帝就派遣狄山登上边塞城堡。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攻来斩下狄山的头就离开了。）

张汤当了七年御史大夫后，遭到了杀身这之祸。御史中丞李文曾经同张汤有嫌隙，屡次从宫中文书里寻找可以用告张汤的材料。张汤有个喜爱的下属叫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此心中不满，就让人以流言向武帝密告李文的坏事，而这事正好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就判决李文死罪，把他杀了，他也知道这事是鲁谒居干的。后来鲁谒居病倒，张汤亲自去看望他的病情，替鲁谒居按摩脚。赵国人以冶炼铸造为职业，赵王刘彭祖屡次同朝廷派来主管铸铁的官员打官司，张汤常常打击赵王。赵王寻找张汤的隐私之事。鲁谒居曾经检举过赵王，赵王也怨恨他，于是就上告他们二人，说：“张汤是大臣，其属官鲁谒居有病，张汤竟然给他按摩脚，我怀疑两人必定一同做了大的坏事。””事交给廷尉处理，鲁谒居病死了，事情牵连到他的弟弟，就把他弟弟拘禁在导官署。张汤也到导官署审理别的囚犯，看到鲁谒居的弟弟，想暗中帮助他，所以假装不察看他。鲁谒居的弟弟不知道这个情况，怨恨张汤，因此就让人上告张汤和鲁谒居搞阴谋，共同匿名告发了李文。这事交给减宣处理。减宣曾同张汤有嫌隙，待他接受了这案子，把案情查得水落石出，没有上报。正巧有人偷挖了孝文帝陵园里的殉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同张汤约定一同去谢罪，到了武帝面前，张汤想只有丞相必须按四季巡视陵园，丞相应当谢罪，与我张汤没关系，不肯谢罪。丞相谢罪后，皇上派御史查办此事。张汤想按法律条文判丞相明知故纵的罪过，丞相忧虑此事。丞相手下的三个长史都忌恨张汤，想陷害他。

长史朱买臣是个儒生，庄助让人向皇帝推荐朱买臣，朱买臣因为熟悉《楚辞》的缘故，同庄助都得到皇上的宠幸，从侍中升为太中大夫。这时张汤只是个小官，在朱买臣等面前下跪听候差遣。不久，张汤当了廷尉，办理淮南王案件，排挤庄助，朱买臣心里本来怨恨张汤。待张汤当了御史大夫，朱买臣从会稽太守的职位上调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之中。几年后，因犯法罢官，代理长史，去拜见张汤，张汤坐在日常所坐的椅子上接见朱买臣，他的丞史一类的属官也不以礼对待朱买臣，朱买臣深深怨恨张汤。王朝也凭着儒家学说任右内史。边通也做过济南王的丞相。从前，他们都比张汤的官大，不久丢了官，代理长史，对张汤行屈体跪拜之礼。张汤屡次兼任丞相的职务，知道这三个长史原来地位很高，就常常欺负压制他们。因此，三位长史合谋并对庄青翟说：“开始张汤同你约定一起向皇上谢罪，紧接着就出卖了你；现在又用宗庙之事控告你，这是想代替你的职位。我们知道张汤的不法隐私。”于是就派属吏逮捕并审理张汤的同案犯田信等人，说张汤将要向皇上奏请政事，田信则预先就知道，然后囤积物资，发财致富，同张汤分脏，还有其他坏事。有关此事的供辞被武帝听到了，武帝向张汤说：“我所要做的事，商人则预先知道此事，越发囤积那些货物，这好象有人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一样。”张汤不谢罪，却又假装惊讶地说：“应该说一定有人这样做了。”这时减宣也上奏书报告张汤和鲁谒居的犯法之事。天子果然以为张汤心怀巧诈，当面欺骗君王，派八批使者按记录在案的罪证审问张汤。张汤自己说没有这些罪过，不服。于是皇上派赵禹审问张汤。赵禹来了以后，责备张汤说：“皇上怎能不知道情况呢？你办理案件时，被夷灭家族的有多少人呢？如今人家告你的罪状都有证据，天子难以处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想法自杀，何必多对证答辩呢？”张汤就写信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之功，起初只当文书小吏，陛下宠幸我，让我位列三公之位，无法推御罪责，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罪人是三位长史。”张汤于是就自杀了。

张汤死时，家产总值不超过五百金，都是所得的俸禄和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的产业。张汤兄弟和儿子们仍想厚葬张汤，他母亲说：“张汤是天子的大臣，遭受恶言诬告而死，何必厚葬呢？”于是就用牛车拉着棺材，没有外椁。武帝听到这情况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生不出这样的儿子。”就穷究此案，把三个长史全都杀了，丞相庄青翟也自杀。

十二、主父偃与推恩令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今山东淄博)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去游学，就西入函谷关，去拜见时任大中大夫的卫青。卫青认为他是个人材，屡次向武帝推荐他，估计是卫青口才欠佳，没有打动武帝，武帝始终不肯召见主父偃。这时候主父偃滞留长安已经很久，带的钱财已经花光，由于平时人际关系不佳，在京的诸侯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没人肯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潦倒之季，主父偃鼓起勇气向武帝上书言事。上书所言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的事。

主父偃奏书呈送武帝，武帝读过之后，认为奏书切中时弊，很合乎他的治国理念，马上召见了主父偃，对他说：“你们以前都在哪里啊？为何我们相见得这样晚？”武帝任命他为郎中。主父偃屡次进见武帝，上疏陈说政事。所言称旨，武帝便下令任命他为谒者、中郎、又升为中大夫。一年当中，四次提升主父偃的职务。

主父偃受武帝宠信，升迁的快，除了有真才实学之外，极佳的口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让人听了不能不服，不过除了用口才建言献策之外，主父偃还喜欢抓别人的小辫子，向武帝检举揭发，借机打击政敌和邀功。所以大臣们都畏惧主父偃的嘴，要堵住他的嘴,就免不了向他行贿，贿赂和赠送给他的钱，累计有千金之多。于是主父偃也一天天骄纵起来,有人劝说主父偃说：“你的所作所为也太横行了吧。”（主父偃大概和伍子胥是属于一个类型的,都是在遭受不公正待遇后，变的愤世嫉俗行为偏执，于是说：“我从束发游学以来已四十余年，自己的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们不肯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穷困的时日已很久了。况且大丈夫活着，如不能列五鼎而食，那么死时就受五鼎烹煮的刑罚好了。我已到日暮途远之时，所以要倒行逆施，横暴行事。”他所说的话也和伍子胥的话一样得到了应验。）

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汉朝面临的严重问题。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其具体办法就是：令诸侯王各分为若干国，使诸侯王的子孙以次分享封土，地尽为止；封土广大而子孙少者，则虚建国号，待其子孙生后分封。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势力雄厚，阻众抗命，威胁着朝廷的权威。因此,元朔二年(前127年)， 中大夫主父偃向武帝建议说 ：“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很容易控制。如今的诸侯有的竟然拥有相连的几十个城市，土地上千里，天下形势宽缓时，则容易骄傲奢侈，做出淫乱的事情，形势急迫时，则依仗他们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现在如果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反叛的事就会产生，前些时候晁错的做法就出现这种情况。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竟是十几个，而只有嫡长子世世代代相继承，其余的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无尺寸之地的封国，那么仁爱孝亲之道就得不到显示。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把他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这就是“推恩令”。

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汉书．王子侯表》所记载的王子侯，大部分是在元朔年间受封的。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分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蕃国自分。其后，王国辖地仅有数县。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来，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主父偃之所以提出推恩令，除了是为汉家千秋万代的基业着想外，也不排除由于自己早年游说各诸侯国，得不到诸侯们的礼遇倍受歧视而出于报复心理而为之的可能，主父偃不但为武帝建言献策来打击诸侯，还亲自出马整倒了燕王刘定国和齐厉王刘次景。自从高祖建汉册封自己的子孙和刘氏同族为王为侯一来，经过几十年的繁衍，很多诸侯的子孙越来越不成器，因为做诸侯和做皇帝的标准不一样，做个皇帝要求勤政为民，而做诸侯则要求低的多了，不需有作为，中山靖王刘胜（就是刘备的先人）就曾说：“为王的人应当每日听音乐享受歌舞女色。”在这种混吃等死的思想熏陶下，许多人都有作奸犯课的劣迹，所以主父偃要揪这些诸侯们的辫子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刘定国的祖父刘泽，是刘氏的远房宗亲。刘泽早年因协助高祖攻打陈豨,有军功而被封为营陵侯。高祖死后，吕后专政，刘泽施用权谋暗示大臣建议封诸吕为王，迎合了吕后野心，而被晋升为琅琊王。吕后一死，刘泽马上掉转方向，立即要起兵诛吕，而一听说汉军屯兵荥阳，他又退兵自保，之后又赶到长安拥立代王做了天子即后来的文帝。文帝即位后，改封刘泽做了燕王。刘泽做了大概一年多时间的燕王就病死了，王位最后传到刘定国，这个刘定国简直就是个衣冠禽兽，他不但与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生下一子，又霸占弟弟的妻子为姬妾，而且还有悖人伦与自己的三个女儿通奸。刘定国打算杀死肥如县令郢人，郢人等就把刘定国的罪行上告，刘定国派谒者假借其他法令告发、逮捕并杀死郢人以灭口。到元朔二年（前127年），郢人的兄弟再次上书全部告发刘定国不可告人的丑事，主父偃将郢人的兄弟的上书告之武帝，刘定国的禽兽之举因此暴露。武帝诏令公卿论处，公卿们共议后认为：“刘定国是禽兽之行，败坏人伦，违背天理，应当处死。”武帝准许。刘定国被迫自杀，封国废除，改设为郡收归朝廷。　　

齐厉王刘次景的曾祖父是高祖的长子刘肥。高祖六年（前201年），立刘肥为齐王，封地七十座城，百姓凡是说齐语的都归属齐王。是刘姓诸王中，封地最大的一个的诸侯王。刘次景的祖父是杨虚侯刘将闾，因刘肥的嫡孙齐文王刘则死后无嗣，杨虚侯刘将闾以刘肥儿子的身份入继齐王，齐国的许多郡县被划分刘肥其他的儿子的后代，齐国的面积大大缩减，刘将闾最后王位传到了厉王刘次景。刘次景母亲是纪太后。纪太后想让纪氏家族世世受宠，肥水不留外人田,便把她弟弟纪氏的女儿嫁给成刘次景为后，刘次景不喜欢纪氏的女儿。出于无奈，纪太后就让她的长女纪翁也就是刘次景的姐姐进入王宫，整顿后宫的秩序，不准宫女接近刘次景，想让刘次景专宠纪氏的女儿。没想到刘次景也是个禽兽之人,却趁机和他的姐姐翁主通奸。齐国有个宦官徐甲，入朝侍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王太后有个自幼生长字民间的女儿修成君，王太后很怜爱她。修成君有个女儿名叫娥，王太后想把她嫁给诸侯，宦官徐甲就请求出使齐国，说定能让齐王上书求娥。王太后很高兴，就派徐甲前往齐国。主父偃知道徐甲出使齐国是为了娶王后的事，也趁机对徐甲说：“如果事情成功了，希望说一说我的女儿愿在齐王后宫服侍。”徐甲到齐国之后，先把此事暗中传出。小气的纪太后听到后大怒，说：“齐王已有王后，后宫嫔妃具全。况且徐甲原是齐国的贫民，穷困已极才去做宦官，入朝侍奉汉宫，没得到什么便宜，又想来扰乱我们齐王之家！至于主父偃算什么人？竟然也想让女儿进入后宫！”徐甲非常尴尬，回朝禀报王太后说：“齐王愿意娶娥为后，但是将修成君之女嫁给齐王有一种后患，恐怕齐王将来的下场会像燕王一样。”燕王就是由于和他的女儿姐妹们通奸，刚刚论罪处死，封国灭亡，所以徐甲故意用燕王的事触动太后。王太后听后只好作罢说：“以后不准再提嫁孙女到齐国的事了。”这件事情后来传到主父偃耳朵里,从此主父偃也就与齐国有了仇怨。主父偃正这时候正受到天子的宠信，专断政事，于是趁机对武帝说：“齐国的临淄有十万户，贸易租税每天达千金，人口多而且富足，超过了长安，这种地方如果不是天子的亲兄弟或爱子不应在此为王。更何况如今齐王和皇室亲属的关系日益疏远了。” 主父偃接着又不慌不忙地说：“吕太后的时候齐国就想反叛，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孝王几乎参与叛乱。现在又听说齐王和他的姐姐有乱伦的事。”于是天子就任命主父偃为齐丞相，并且要查办这件事。主父偃来到齐国之后，就加紧审问齐王后宫的宦官中帮助刘次景和他姐姐纪翁主通奸人，并且命令他们在供词和旁证中都牵涉到刘次景。在政治高压笼罩下，齐历王刘次景害怕自己和燕王刘定国一样因乱伦大罪被官吏拘捕诛杀，就饮毒药自杀了。齐厉王死后无嗣, 封国被废除而变成郡，收归朝廷。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侵入边境，杀死辽西郡的太守，掳掠渔阳郡二千多人，打败了官材将军韩安国的军队。武帝命令李息和卫青率兵分别从从代郡和云中郡出发，向西攻打匈奴，一直打到了高阙。这次卫青率领汉军取得大胜，不但杀死和俘虏数千人，缴获牲畜十万头，而且打跑了白羊王和楼烦王取了黄河河套南岸地区。在汉军取得河套地区的良好形势下，主父偃上奏进言道：朔方土地肥沃富饶，外有黄河为险阻，蒙恬在此筑城以驱逐匈奴，内省转运和戍守漕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中国土地，消灭匈奴的根本。武帝把他的建议，交付公卿们议论，大家都不太赞成。主父偃的政敌公孙弘就说：“秦朝时曾经调发三十万人在黄河以北修城，最终也未修成，不久就放弃了。”言下之意是经营朔方是劳民伤财之举，主父偃自然不会同意他们的观点盛称其利，最终武帝还是采纳主父偃的计策，设置了朔方郡。并招募十万民众迁徙到朔方郡，以便巩固和开发汉朝新的疆域。

　主父偃虽然有大功于武帝，但他骄横张扬的个性和喜揭人阴私还是为他招来杀身之祸，自齐厉王刘次景自杀后，主持此事的官员把这事报告给武帝，武帝大怒认为是主父偃逼死了刘次景。恰好此时赵王看到燕王和齐王接连自杀害怕主父偃也成为赵国的祸患，就趁主父偃出任齐相不在朝中的机会，派人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的贿赂为他们的子弟谋爵位的事情，于是武帝将主父偃下狱审问。主父偃承只承认受诸侯贿赂，但不承认威胁齐王使他自杀。武帝震怒过后认为齐王被杀，国除收归朝廷其实是好事情，就不想杀主父偃了，但这时刚当上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平素与主父偃不合，趁机挟私愤报复对武帝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而变成郡，归入朝廷，主父偃是这事的罪魁，陛下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民交待。”武帝出于安抚惶恐不安的诸侯的需要，就一恨心把主父偃杀了并诛了他全族。想当初主父偃显贵受宠时，宾客的人数以千计，待到他被灭族而死，他结交的那些宾客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收尸，唯独一个叫孔车为他收尸并埋葬了他。

　　司马迁对此有感而发：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十三、武帝时最杰出的理财家桑弘羊

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府库并虚，而且广大平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剥，日趋穷困，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这种民穷财尽的困难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垂成的功业毁于一旦，还有可能使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危及西汉封建统治。

此时，豪商大贾们却“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生产部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皇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面对此严峻的情势，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起，开始重用善于理财的人，任命他们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最受信任的是桑弘羊。

桑弘羊成为著名的理财家，协助武帝处理财政问题几十年，和他的家庭与故乡有很大的关系。他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富有商人家中，洛阳是周朝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把的殷人安置居住在洛阳，这些人当然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多数就去经商。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一些人经商致富后，就参与了政治活动。象有名的苏秦、贾谊等人，就都是洛阳人。武帝刚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141年），他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

（桑弘羊的家庭一定是洛阳很富有的大商人，否则他十三岁不可能就做了武帝的侍中。侍中是一种加官，从大至列侯、将军、卿、大夫，下至太医、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当了侍中，就可以经常出入禁中，接近皇帝，所以它很为大家所重视，成为升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当侍中的，除了贵家子弟和著名的儒生外，一般人很难得到。才十三岁的桑弘羊，既非贵家子弟，也非名儒，他怎么能当了侍中呢？可能是用钱买的。西汉初年，要作比较大的官，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郡太守、诸侯王这样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定期向朝廷推荐，他们当然是推荐自己的子弟，桑弘羊应该不会有这种机会；另一条是拿钱买官，也就是“入粟补官”，桑弘羊作为商人的儿子，在十三岁的时候，他家就给他花钱买了个侍中，他大概是走的这条路。）

桑弘羊从十三岁作侍中，一直到三十九岁出任大农丞，当了二十六年的侍中。这期间，由于武帝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国家的府库余财已经用尽，财政发生了困难。元狩三年(前120年)，主要负责财政的大农令郑当时，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向武帝推荐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农丞，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负责管理盐铁事务，通过盐铁收归官营，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桑弘羊这时已经三十四岁，他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武帝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规划。这个规划经过一年的起草才完成，主要是将原属少府管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管，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不许私人经营。武帝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产盐铁的地区，设立盐铁官营的机构，任命原来经营盐铁生产的商人为各地官营盐铁的主管官。起来，武帝对经营盐铁政策的改变以及孔仅、东郭咸阳和桑弘羊对这一新政策的执行，在经济上是取得了成效的。所以三年之后，孔仅就升任为大农令，桑弘羊也被提拔为大农丞。大农令是当时掌管财政的最高官员，大农丞是他的主要助手，从这时开始，桑弘羊在理财上就显示出他的突出才干，越来越受到武帝的重用。

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了“算缗告缗令”。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与商人瞒产漏税作斗争的方法。这也是由于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而山东一带又遭了水旱灾，为了弥补财政不足而对工商业者采取的一种筹款措施。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但是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当时桑弘羊仍是侍中）。桑弘羊出任大农丞后，才在全国加以推行。

算缗和告缗的法令颁布后，遭到了工商业者的顽强反抗，他们采用各种办法转移和藏匿财产，不报或少报自己的财产数。为了与这些工商业者作斗争，武帝让杨可专门主持告缗的事。这时作为右内史(管理京师的官)的义纵，站在商人的立场上，指责告缗的人不是好人，竟然加以搜捕，公开和告缗令作对。这件事被报告给武帝以后，就以义纵有意破坏告缗为理由，杀了义纵，并将对算缗和告缗持消极态度的大农令颜异，也借它故撤职并判了死刑。这样，就从朝廷机构中清除了推行算缗和告缗的障碍，使杨可得以放手进行。桑弘羊当了大农丞后，为了支持杨可把告缗坚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缗令。这样，告缗的活动就在全国普遍推开了，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大都受到了告发。朝廷派出官吏到各地处理算缗和告缗的事，朝廷得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朝廷的国库却充实起来，有力地支援了武帝的对外战争。

汉初以来，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私铸之风盛行。其结果，造成币制紊乱，铜钱大小轻重不一，劣币充斥市场。到了武帝时代，铜钱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一些诸侯王和豪商大贾、豪强地主乘机利用财势操纵铸币大权，积蓄经济力量。文帝时，著名政论家贾谊曾建议禁止私铸，未蒙采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张汤的建议下武帝整顿过一次货币，但效果不好。当时虽然因盗铸钱朝廷抓了数十万人，仍不能制止盗铸劣钱，所以市场和货币仍然比较混乱。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他的意见主要是：取销郡国铸钱的权利，由朝廷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这次货币改革，首先将全国的铜材集中在中央，由上林三官统一调拨，使私铸者得不到铸钱的原料；其次，价格标准与重量标准一致，这次所铸的三官五铢钱，实际重量也是五铢，因而减少了货币毁销改铸的流弊；第三是铸币技术提高了，铸造的工序比较复杂，盗铸者造起来比较困难，容易得不偿失，所以这次币制改革是成功的，从此基本上制止了私铸劣质钱币的流通，从而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稳定市场和流通。

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朝廷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这与桑弘羊是分不开的。

元狩六年(前117年)武帝派孔仅与东郭咸阳进行盐铁收归官营。但是他们在各地设立盐铁官的时候，由于多选用商人担任，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而且也产生了一些诸如质量低劣、价格太高等问题。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司农之后，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盐铁问题进行了整顿。他选派了得力的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头到各郡国，在整顿原有盐铁官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批盐铁官。盐铁的官营，从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以及发挥某些大规模生产协作的优点上来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地方的某些盐铁官吏的不良，以及大规模统一生产经营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在盐铁官营之后，对农民也有很多不利之处。如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对盐铁的销价定得太高，而质量和品种也有问题，一些官吏又常常强制农民购买，因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和不便。桑弘羊对盐铁官营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他也是有所认识的。当有人以此来攻击盐铁官营问题本身时，桑弘羊就说：“这是一个如何选择好盐铁官吏的问题，而不是盐铁官营本身造成的。”

为了制止豪商大贾们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借此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在桑弘羊主管全国财政的时期，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实行了均输和平准。均输的设置，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任大农中丞时，先在一些地区试行。由于行之有效，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中枢设立均输令，属于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管理均输事宜。所谓均输，就是令各郡国把应当缴纳的贡赋都按照当地市价，缴纳当地出产的土特产，由各地均输官组织运输工具（其中一部分是由朝廷工官所制的运输工具），根据物资供需情况，或是运往京师，或是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区出售。

过去商人经常抬高物价，特别是元鼎二年开始试行均输以后，由于朝廷各部门以及各地均输官争购物资，富商大贾更是乘机抬高物价，引起物价暴涨，影响朝廷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元封元年（前110年），为了平抑物价，桑弘羊建议实行平准。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它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和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应。由大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资金，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以稳定物价。

桑弘羊在天汉三年(前98年)，由于亲属犯法连坐受处分，由大司农被降职为搜粟都尉。（但是桑弘羊被贬职后，直到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杨敞被任命为大司农止，中间有十六年，大司农的职务一直空缺着。这可能是照汉律他必须连坐受处分，所以降职为搜粟都尉，但是桑弘羊在理财上深受武帝的信任，而大司农一职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武帝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作法，一方面罢了桑弘羊大司农的职，另一方面又让他代理大司农的职务。这样作，既尊重了法律，又继续发挥了桑弘羊在理财上的特长。）

武帝晚年，由于赵破奴、李广利先后败降匈奴，兵马损失兵较多，将多年的积聚之力消耗殆尽，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同时，国内的矛盾已开始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武帝认识到这一形势，因而决定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对外暂时变攻为守，对内恢复休养生息的办法，以缓和激化了的矛盾。桑弘羊对武帝这一政策上的转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仍然热衷于积极的进取，他于征和四年(前89年)约同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给武帝上书，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继续对匈奴采取进攻的政策。

桑弘羊的这个建议认为，轮台一带是汉朝与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又是匈奴经常出没的地区，在那里屯田，可以有供开垦的水浇地五千多亩。屯田搞好了，在那里站住了脚，不但可以增加粮食，还可以成为对匈奴作战的前线基地。（桑弘羊的这一意见，从长远来看，确实是征服匈奴的有效办法。后来昭帝时，霍光就曾采用这个办法在轮台屯田，到宣帝、元帝的时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却不适合武帝当时的形势，武帝抓住这个问题，下了有名的《轮台诏》，在诏书中，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和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

武帝在《轮台诏》中对自己的过去作了自我检讨，并改变了对内外的政策后，过了三年，在后元二年(前87年)病死在游幸途中。武帝死后，立少子弗陵为昭帝，这时他只有八岁，所以武帝以遗诏命霍光、桑弘羊、金日殚、上官桀、田千秋为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共同掌握朝政。桑弘羊在受遗诏为辅政大臣的同时，被提升为御史大夫。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他十几岁就出入宫禁，一向小心谨慎，所以取得了武帝的信任。武帝在发布轮台诏之后，觉得自己年岁已高，要物色一个能执行自己政策的大臣，他觉得霍光适合，就让画者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赐给霍光。武帝病重时，要霍光行周公之事来辅佐昭帝，霍光推荐金日殚，金日殚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霍去病与匈奴作战时，休屠王被杀，金日殚和他母亲及弟弟被俘，送到首都给皇帝养马，得到武帝的赏识，被提升为驸马都尉。当霍光推荐他当行周公之事时，就以自己是匈奴人为辞，表示愿作霍光的助手，所以霍光就成为顾命大臣中的主要决策人。田千秋虽为丞相，但年纪比较大，并无多大能力，只因一封上书受到武帝的赞许，很快就由一个供奉汉高祖寝庙的高寝郎上升为丞相。他当丞相为人处事都很谨慎厚道。上官桀本来是一个给皇家养马的未央厩令，有一次武帝生病后去看马，见马都瘦了，很生气，他却以听说皇帝病了，无心养马为名，表示了对武帝的忠心。武帝不但没有加罪他，反而提升为侍中、太仆，武帝死时升为左将军。武帝留给昭帝的这五位顾命大臣中，田千秋年老不多管事，金日禅第二年就去逝了，实际上只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个人。霍光是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而为顾命大臣的，武帝病危时又明确地让他行周公辅成王的事，所以昭帝即位之后，一切大权都掌握在霍光手中。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儿为妻。他们本来是儿女亲家。上官安有个女儿，这时通过昭帝的姐姐鄂邑公主的关系，入宫被立为皇后。鄂邑公主有个情夫丁外人，上官桀父子为了感谢鄂邑公主，就要求霍光按照列侯尚公主的成例，封丁外人为列侯。但因丁外人并不是公主的真正丈夫，所以霍光没有答应。上官桀本来在武帝时已官至太仆，地位比霍光高，这时又因孙女入宫为皇后，父子并列为将军，对霍光的掌权看不顺眼，霍光又不买他们的面子，不答应他们封丁外人为列侯的请求，所以上官桀对霍光不满，他们之间开始发生了矛盾。桑弘羊也因为自己论资格和功劳都在霍光之上，对霍光的掌握大权不服气，他又想替自己的子弟谋官，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绝，所以也越来越敌视霍光。这样，在三个有实力而又都雄心勃勃的顾命大臣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桑弘羊与上官桀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的独揽大权。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有人向霍光建议：“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霍光同意了他的意见，就让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六十多人，和朝廷官员就盐铁专利、酤酒公卖等是否应继续进行辩论。这次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一方，与以贤良文学之士为代表的民间一方，互相辩论得非常激烈，它实际上是对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的一方意见；而贤良文学之士则代表了否定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价和修改的一方意见。这次会议就是“ 盐铁会议”，其纪录就是有名的《盐铁论》一书。

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发生了燕王旦与昭帝争夺皇位的斗争，桑弘羊也被牵连到上官桀父子为首这一事变中，结果桑弘羊一家都被霍光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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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评价武帝

应该说武帝是中国历朝皇帝中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时间很长，在他执政时期，西汉达到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发展。武帝的“文治武功”的业绩令后人瞩目，同时他的过失也受到后人的多方评论。我认为武帝一生雄才大略，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他的过失。武帝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所作所为都受到当时的时代影响和限制，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古人，每个个体都要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不可能超越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而武帝是顺应了当时的要求，甚至可以他加速了历史的前进步伐。武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诸多首创精神和积极的治政态度，中国所有朝代后代基本上都是延续开国之君的方针，而他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改变高祖的很多制度，这一方面取决于他的个人魄力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尽管这些改革措施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武帝用人大度和宽宏的气度也是堪为政治家风范的典范。其使用的很多人都是出生低微，但他用人的中重视务实求真，对于敢言多谏之士多能以宽容大度待之。汲黯曾当面批评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尽管武帝“默然，怒，变色而罢朝”，但武帝很欣赏他的耿直和务实，赞扬他“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同众多的封建帝王一样，武帝也有过生活奢侈的一面，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巡游无度，晚年时期，由于奢侈、腐化和迷信等，汉代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社会动荡。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局势，武帝改弦更张，向天下说出自己的错误，声明要改过，继实行温和政治，减少边事，与民休息。武帝晚年的政治改良显示了政治家的博大的胸襟和务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