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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猪倌、鸭司令带援外“家禽专家”

棠邑老者 发表于:18-07-11 20:58


 从猪倌、鸭司令到援外“家禽专家”

 

——与原六合五七农场1968年知青张以训的访谈录

 

                                         张国平

 

我和张以训小学、中学是同学,又同时在农场插队,自我1975年离开农场后,他在扬州,我在六合,平时工作都很忙,少有见面机会。201878日上午,张以训回六合探亲,借这个时机,我约他到我办公室,完成原六合五七农场“建场五十年  知青大聚会”纪念专集《农场记忆》编撰中预定的一篇访谈录。

 

张国平:以训您好!农场知青50年聚会,您是较早报名参加并积极捐款者,请您谈谈当时您的想法。

 

张以训:我是1978年离开农场的,因工作单位在扬州市江都邵伯,平时只是回六合探望父母,已有四十年没有回农场了,很想借“建场五十年知青大聚会”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分别四十多年的农友们见见面,向所有关心、爱护、支持和幇助过我的农友、领导、同事及朋友表示衷心地感谢!并祝福所有的农友们,在人生的老年阶段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张国平:以训,您知道我为什么要专门约访您,因为您是一个有“故事”的知青,我将顺序提几个问题,您只要回答就行了。

第一个问题,在农场您是第一个背着上面画着“红十字”小皮箱,身穿白大褂的人,一旦知青有点小病,就有人开玩笑说:“快喊张以训来打针”!有这事吗?

 

张以训:有!因为我是农场第一名“兽医”。建场头几年,我在农场,挑水做饭,挑把割麦,抢场脱粒,抗洪抢险,拉车抬石,挖河挑泥,在粮管所扛包上跳,托土基砍苇柴各种苦活脏话我都干过。1973年为了开创大农业:“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农场建了养猪场,派我到六合“畜牧兽医站”学习两个月,我就成为为猪治病的有资格身穿“白大褂”的“猪倌”,当然想不到,这一穿,就是一辈子!

 

张国平:1975年,您遇到人生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您因为在农场各方面表现很好,被农场推荐上大学,但别的知青并不看好这个机会,认为这个机会对您不公平,而劝您放弃上这个大学。

 

张以训:那年农场接到县招生办通知,设在扬州的江苏农学院在农场招收一名“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当时农场想读这个大学的人不多,因为上学的性质是“社来社去”,意思是:上这个大学是不转农村户口,毕业后还回农场养猪。1975年的农场,老知青已经开始招工上调进城,如果我放弃上学,还可以等待时机招工进城,如果我选择读书,那读书回农场以后,招工进城的机会就很渺茫了。那时我的确进退两难!我的家庭应该算是“书香门第”,长辈们认为,像我家的“家庭成分”,在当时是很难考上大学的!现在能有机会推荐上大学,是农场对你表现的认可!我心里也认为,虽然“畜牧兽医”是农学类,但已经初步入门了,很想继续学习!“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只要有真水平实学问,就是一辈子在农村又何妨?现在看来,我当时算是走对了第一步。

 

张国平:人生的道路上有多处选择点,四年之后,您又一次面临进城和下农村的选择,您那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张以训:1975——1978年,我在扬州的“江苏农学院”学习三年,以不错的成绩毕业!但理想和现实是泾渭分明的,三年时光,农场已大变化了,和我一同来农场的知青大多数已经招工进城,我还是身穿“白大褂”看护着猪场里的猪的“农民”,不过身边的同伴已是迟5年来农场的六合、扬州、南京的新知青了。1978年,我随着1968年六合知青最后一批招工进城,有两间喜事等着我:一是我被招进了新建的事业单位“六合建筑管理站”,二是和一同到农场的女知青阮明慧确定了恋爱关系。那时的感觉真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应该说“江苏农学院”对我们这批“社来社去”回农村没有分配工作的大学生们是非常关心的。1979年因十年没有大规模招收大学生,各处专业技术人才奇缺,学校向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推荐我们这批学生,不过要通过考试,择优录用。接到这个通知,我本来已经平静的心田又激起了汹涌的波浪。工作、家庭两方面都已安定,不折腾平平稳稳过日子是现实的选择!但有觉得“农学与建筑专业不对口,学而无用实在可惜”!又一次进退两难!这次除了父母兄弟,更有爱人阮明慧的明确表态!我选择了继续前进!我静下心复习迎考,1979530日,我考进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我们那个“社来社去”两个班80人中只有10名同学进入了“高手如云”的科研机构。

 

张国平:我们俩都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在学校读书的,尽管您主管愿望想读书,但那张课桌并不“平静”!在家禽研究所里,会感到“书到用是方恨少”的感觉,您是在专业知识底起点的基础上,怎样做到“脱颖而出”的呢?

 

张以训:我当时有两方面困难:一、和一同进所的十个同学比,他们的家都在江都邵伯附近,而我家在六合,每周放假,他们都能当天来回,我回六合根本不可能,因此照顾不到家庭。二、和所里的同事比,文化知识和科研能力相差很多。我的感受是既要有吃苦耐劳精神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我就保持像在农场那股“不服输”的干劲,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

记得有一次,我刚到研究所后就参加了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在杂交鸭的素材选择上,我和一个同亊到江西杳无人烟的深山里去找没有同外界有血缘关系的番鸭,经过很多曲折终于找到八只土种番鸭,当时我们把装有八只鸭的四个鸭笼运到鹰潭后转到南昌,另一同亊有亊离开了。我一个人跟随种鸭在货车箱里经过两天一夜经上海到达镇江,当时天气炎热,每到一站都要喂水喂料,到镇江后又从火车站运到镇江码头,上轮渡时一个人抓两个大竹笼,来回奔跑,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异议,从镇江到扬州,再从扬州乘船到邵伯,都是我一个人操劳,终于安全把种鸭运到了试验场。

在研究所里,我每当搞一个试验,有时不分白天黑夜。为了拿到数据,我们课题常到鸭场、鹅场一干就是几个月,春节不能回家过年也是常有的亊。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我参加的课题组获得过多项成果。在科学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赱,成功属于不畏艰辛敢于攀登的人。

有厚集才能薄发,恰逢一个机会,让我这个昔日农场里的“猪倌”当了一回“鸭司令”。1985年,我在所里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开展科研课题研究。这时南通的一个“部队农场”来我所求援。他们要完成上级布置的年生产“万只鸭”的任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还没有一家农场养“万只鸭”的先例。所里无人揭榜,所领导找到我,鼓励我接过重担,这一去又是一年很少回家,不论寒来暑往,天天钻进鸭棚,孵蛋、育雏、喂食、防疫,我还是像在农场里猪圈里养猪一样,整天钻在鸭棚里干这些普普通通农民的活。一年以后,我带着一个“团队”,开创了大规模养鸭的成功先例,我被同事誉为“统帅万只鸭兵”的“鸭司令”。部队农场的领导特地到研究所为我“请功”,并通过省军区向省农科院汇报我的工作成果。

 

张国平:“天到酬勤”,正是当过“鸭司令”,让您进入省农林厅和农科院领导的视野,才有您以后十多年来,三次以“家禽专家”的身份出国完成“援外”任务。

 

张以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国由于外交需要,对非州进行国际主义援助,最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要数坦赞铁路建设项目。在坦桑尼亚还有一个农业项目,就是中国帮助坦桑尼亚建设的一个有五万公顷土地(有一百多个五七农场这么大)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大型农场──姆巴拉利农场。该农场位于坦桑中西部的姆贝亚,离首都达拉斯萨拉姆约八百公里。农场建有水电站、农机厂、稻米加工厂、畜牧场(年产十万只的肉鸡场、五百头肉猪场、百头奶牛场)。该农场由中农公司主建,江苏省农林厅负责承建。建设初期,中国派往农场的工程技术人员最多时达二百多人。建成后,整个农场水利设施配套,引水发电,自流灌溉,建成的农机厂、米厂、电站、畜牧场所有的机械设备均由中国提供,中国技术人员负责人员的培训,从开工到投产仅用了三年时间,移交前水稻总产达二万多吨,亩产高达1000多斤米厂的副产品米糠用于喂鸡喂猪,稻壳作畜牧场垫料或燃料,畜牧投产后,同样发挥了很好的效益。电站发出的电除了供应生产外,还满足全场职工的生活用电姆巴拉利农场建成后,缓解了坦桑对粮食的压力,增加了就业,造福了当地百姓这个项目当时在国际上造成了较好的影响,尤其在东非反映强烈,当地老百姓把中国人当成他们真正的朋友,遇到中国人都要伸出大姆指向你问好:“挲瓦恩酢哩”!“哈巴哩”!坦桑总统雷尼尔及高级官员多次到农场考察,并接见中国专家组全体成员。

 

张国平:您以“家禽研究专家”的身份出国,援助的国家是我们很熟悉,也就是文革中由马季、唐杰忠说的相声,管朋友叫“拉菲克”,管“再见”为“卡哈伊里里”的坦桑尼亚,到异国他乡您工作、生活上遇到困难会很多吧?

 

张以训:我是一九八六年赴坦,到一九八九年回国的,九七年到九九年第三次去坦,直到技术合作结束。我总在坦桑尼亚共计五年零十个月,回顾这段历史,确实是令我终身难忘的。现把我在坦所经历的一些琐闻碎事作为一盘杂烩,让我感兴趣的农友了解和品味!

 

来坦桑尼亚后,首先要过好几道关,一是尽快适应气候和环境,坦桑地处赤道附近,气候比较炎热,在太阳直射下可达四五十度,但在树荫或房屋内还是比较凉爽的,当地海拔约1750米左右,属热带高原气候,日夜温差大,白天温度可达三四十度,夜里睡觉却要盖被子,它分旱季和雨季,即使在雨季,空气的湿度也不大,旱季空气就更干燥了,刚到时,许多同志会出现鼻子流血的现象。由于日照特别强烈,太阳下如不注意防护,很容易受到损伤如起泡或脱皮,尽管中国人都很注意防晒,但在农场工作过的人回国时,皮肤都黑的像坦桑人一样。另外,防毒蛇、蚊虫是每人都必需注意的。在野外工作,一般带根棍叫打草惊蛇,即使是在我们驻地,也常发现毒蛇,主要是眼镜蛇和蝮蛇。一天傍晚,我正准备进活动室,突然发现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横在门口,就象一道门槛,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蝮蛇,它又短又粗,反应比较迟缓,要是被它咬到了那就没命了,幸亏脚没踩上去,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在我们住的大院里经常发现毒蛇,尤其在雨季,所以晚上出门都要穿靴子,而且要特别留神。我工作的鸡场在鸡舍里也打到偷吃鸡的蛇,每次打到蛇都拿到食堂,请厨师加工成美味佳肴。我所在的猪场有一阶段发现经常小猪失踪,后来发现元凶是一条大蟒蛇,以后是看门的警察用枪把蛇打死了,我的合作伙伴畜牧经理叫比阿夸克用汽车把蛇送到我们驻地。

 

建场的早期,条件是很艰苦的,住的是木板钉的房子,难挡风雨,毒蛇钻到床上也是常有的事,听所里我的后任讲,他的眼睛曾被眼镜蛇毒液喷伤过,幸好冲洗处理及时才没造成严重后果。除了防蛇外,蚊虫叮咬更是防不胜防,是凡到过农场的,没有不打过摆子(疟疾)的,所以新人一到场,老同志总会说不打疟疾就算没来过非洲!要有思想准备唷!因非洲疟疾是很厉害的,患上病的,一般都会高烧不退,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如患上脑疟那就很难治,恶心呕吐,甚至抽搐,严重的导致死亡。我们到坦以后,组里的医生每个月都要给每个人发预防疟疾的药,并强制服用,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患病。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淮阴农科所的许先生,患病后高烧不退,恶心呕吐,胆汁都吐出来了,体温达41.5℃以上,原来他的身体很棒的,经不住几天的病魔,挺不住了,甚至有点绝望,哭着对我们说:“回不了国了,怎么办啊!”后来通过用冰降温、打菁蒿素,吊水等治疗,总算好转了。我也打过疟疾,体温39.5℃,不算太严重,一个星期就好了,记得我发烧时,正逢研究所所长到农场去看我,增加了我的精神力量,我很快就好了。

 

农场地处热带高原,常年平均气温在25-27℃左右,我们房屋前种的月季花、玫瑰花常年盛开,但还是有许多同志不太适应,也许是平原上长大的吧,我在农场时就感到吃饭和睡觉都不太香,每次到首都达拉斯萨拉姆中国经代处招待所,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吃的下,睡的香。达市是沿海城市,海拔低,空气湿润,更适合我,但没办法,你的岗位在农场,你必须得回去呀!

 

气候环境对每位赴坦的同志是一个考验,时间长了可以适应更大的考验还是远离祖国,远离亲人的感受,八十年代,通信不方便,信件往来至少要一个月,每次组内的人员从首都回来,最想看到的就是家里的来信。尽管组里在节日、假期组织一些活动,打消大家的思乡之情,但孤独感总会时有出现。援外的中国人一般都是单身,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男士,那时外事纪律是很严的,一期二年,不允许带家属,两年到期如果接着干才可以回家探亲两个月,全组人员包括组长都一样。坦桑的朋友对中国人这种清身寡欲的行为感到很不可思议,他们也问我们:看你们几乎每人都捧杯子,水里一定放了某种药,喝了这种药就不会想老婆了?我们告诉他,中国人都有喜欢喝茶的习惯,加上非州气候炎热每天喝茶是再正常不过了,至于想不想老婆,天知道,想也是白想。中国人要立足于世界之林,没有吃苦的精神,没有忍耐的毅力,怎么能干好事、干成事!这也许正是坦桑尼亚朋友的不理解之处。

 

张国平:在十几年时间里,您先后三次,断断续续地有6年时间到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农场担任“援外专家”,可以想像,一方面,您在那里做出了杰出贡献,您是外国农场不可或缺的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您在中、坦两国领导和同事中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待两次的,要不是要照顾“老实人”的生活诸方便的困难,他们会留你更长的时间。

 

张以训:从1986年第一次出国,研究所的领导对我家庭生活就很关心,我在国外时,所里把我爱人从六合调入所里,并让她有机会学习培训,从一个普通工人成为有中级职称的财会管理人员,一出国,中国专家组荡组织就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感恩的人,“士为知己者死”是我价值观的底线,只有以出色的业绩来回报。

 

由于坦桑尼亚的国家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生产过程是很艰难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810月,我正好回国休假,接到国外通知,要我立刻返坦,原因是鸡场发生疾病,接到通知后,当时同新上任的组长原省土地局长王有才(厅级干部)一起上的飞机到坦后,经初步诊断疑似鸡新城疫病,但场里没有疫苗,坦桑的疫苗和药品绝大部分都是靠进口的,当时买不到,从国内带过海关都是不允许的,王有才给我下了死命令: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你必须把病给控制住!怎么办?只有一条路,自已制疫苗。当时压力很大,条件简陋,也没有离心机、捣碎机,最后在医院借的离心机,经过采病料、人工研磨,灭菌灭活,离心,因陋就简,制成水剂自场苗,再经过安全试验证明没有问题后,就大胆使用,前后一个月左右时间,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由于从投产到我接手多数设备已陈旧,如孵化机底座开始腐烂,蛋架下沉,已没法孵蛋了。我同坦桑尼亚工人一起清除腐烂的底座,用砖块、水泥重新垫实,保证了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转。姆场的屠宰设备浸烫机、打毛机都属非标产品,包括锅炉,年久老化能自已修的自已修,没有配件,到农机厂自已加工,我在场期间帮助鸡场更换了一台锅炉,增加了一台孵化机,一台出雏机,新建了约100平方米孵化室。在中国同事的帮助下,安装了一台冷冻机、一台饲料粉碎机,每年都要对主要设备进行大修和保养,并帮助场里上报设备配件、药品等计划。

 

我在坦期间,完成了高邮鸭的引进、孵化、饲养、扩繁任务。刚引进时,首先遇到的就是没有专门用于鸭蛋的孵化器,只好把鸭蛋和鸡蛋放在一道孵。二者用温标准不同,尤其到后期,为了防止超温,每天采用凉蛋、喷水降温等措施,保证了雏鸭正常出壳,由于技术措施得当,鸭群不断扩大,总计达到千只,帮助朋友新建了鸭舍,并且成功向市场提供商品肉鸭。为了使朋友掌握养禽技术,我还为他们上培训课,讲如何孵化,种鸡如何限喂、光照技术、如何配合饲料、禽场的综合防治技术等。当我发现猪场饲养的肉猪都不阉割,影响生长,我从国内带去一套工具送给朋友,并向朋友传授阉猪的技术。

 

张国平:在坦桑尼亚的前后十几年的生活,和年轻时在农场插队生活有许多想似的地方,您和我们比起来,在农村插队时间要长的多!相当于一生都在插队,您是怎么看待的?

 

张以训:如果您喜欢生活,喜欢工作,您就会从平平常常的工作、生活中寻找到工作的乐趣,体验出生活的幸福,在坦桑尼亚期间,同坦桑朋友朝夕相处,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有什么事,只要朋友能办的,他们都很乐意帮忙。姆巴拉利农场当时对中国驻坦的许多机构,包括使馆、经代处、商代处,军专代表处、铁路组等,都帮助提供农产品,鸡肉、猪、牛肉,当中国领导人访问坦桑时连蔬菜都是从农场运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市的。每次农场的汽车到达市,都装满了农产品。一般组里汽车去达市前,各种农产品大多数由我帮助准备,各种肉采购好都放在鸡场的冷库,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到冷库取货装车,装好后即往达市,从农场到达市,最快也要开十个小时的车程。农场也从其它单位带回来录相带、图书、食品或农场需要的材料、配件等。

 

在坦桑尼亚最放松的是休假旅游的日子,按照两国的协议,每一期要安排中国专家一次休假和旅游,我们曾经到过坦桑最大的几个野生动物园,同野生动物近距离的接触,令人感到震撼,看到动物迁徙的情景,十分壮观,人都显得很渺小了。坦桑尼亚最大的资源就是各种野生动物,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坦旅游,目睹自然界的奇观。休假期间,我们曾组织过几次狩猎,打到的黄羊、羚羊都成了组里改善伙食的佳肴。当然,我们打猎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在坦桑尼亚期间,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有许多值得回味的事,有遇到艰辛的时候,也有快乐的时刻,不管怎样,我的工作得到专家组、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中国对外经贸部的肯定和嘉奖,得到坦桑朋友的信任和赞扬,自已也有成就感和满足感,它是我一生中很难得的经历,回忆在坦的点滴,不能概全貌,但愿能和我的农友们共享!

 

张国平:听您讲自己的故事,我感到香甜甘醇,回味无穷,能否再请您介绍您现在的工作、生活情况?

 

张以训:感谢党组织和研究所对我的培养,我从1992年起,当任江苏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改任研究所党委副书记,从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晋升到研究员(和大学教授平级)。几十年来,我多次承担、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受到农业部、对外经济贸易部、江苏省、农林厅、省农科院的奖励和表彰。现在退休居住在扬州市区,儿孙绕膝,乐享天伦。真诚地邀请所有我一生中关心、帮助、培养我的农友、同学、领导带扬州来相聚,回忆过去,畅享未来。


张国平:感谢您的合作,完成这次访谈!

 

张以训:希望以“建场五十年  知青大聚会”为平台,一了我和几十年的农友迫切见面的心愿;以《农场记忆》为媒介,和亲如兄弟的农友们敞开心扉叙叙真情。


从猪倌、鸭司令带援外“家禽专家”
1986年张以训在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前留影。


张以训和坦桑尼亚农场同事合影









在牧场打到一条吃小猪的蛇,大家分享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