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lwaysfirst 发表日期: 2001-07-14 07:56:26 返回《学衡》 快速返回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华哲学勃兴的时代，百家争鸣的出现使中国人的理性思维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新的思想纪元，中国哲学从此闻名于世。与此同时，印度出现了佛祖释迦牟尼；希腊出现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开创了古希腊哲学传统；而远在地中海边的希伯莱人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也渐渐完善了他们的哲学——犹太教。通过《老庄导读》课的学习和专业学习中对对象国哲学的了解，现在试就老子的哲学思想同《圣经．旧约》中的“犹太智慧之书”——《传道书》作一粗浅的比较分析。
一.时代背景
<一>.关于两书的创作年代
要讨论《老子》和《传道书》的时代背景，首先应当讨论它们的创作年代。
《老子》创作年代有非常大的争议。传说孔子曾向老子问礼，也许这个老子确实早于孔子。但《老子》一书未必就是他所作。甚至有人认为该书是汉代时才完成的。具体的争论过程这里不加赘述。根据近来的考古发现和语言学家的推论，一般认为《老子》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初期（公元前5世纪前后）。但方便起见，不管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有没有必然联系，本文按照传统观点，把《老子》看作老子哲学思想的体现。
《传道书》的写作年代更是扑朔迷离。传统的说法，它完成于公元前10世纪。依据是该书第一句话点明“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但《圣经》中假托他人之名的作品并不少见。正如《诗篇》中的许多诗歌并非大卫所作，《雅歌》也不是所罗门的歌。而且，《传道书》中的希伯莱语已相当成熟，不大可能产生于所罗门时代。此外，还有人认为《传道书》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因为这段时期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两希文明开始融合，并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这并不足以成为《传道书》写作年代的依据。犹太宗教与古希腊哲学毕竟有本质区别。我倾向于该书的写作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前后。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哲学。所罗门统治时期是希伯莱人的黄金岁月，犹太国家空前强大；公元前3世纪犹太人也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但我们只要稍稍浏览一下《传道书》就可以感受到作者极度悲观的情绪和对人世不平的愤恨。如“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传》7∶15）在《圣经》时代，犹太人最悲惨的时刻莫过于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攻陷耶路撒冷，神殿被毁、民众被掳。及至多年后他们重返故土时看见的是一片荒凉景象：满目疮痍的都市，残缺不全的神庙。而很多犹太人这时也放弃了原来一神教的信仰。在这种状况下，《传道书》所反映的悲观哲学便应运而生了。作者应是那个时代的先知。
<二> .历史背景
《老子》和《传道书》产生的年代都是战乱之世，社会分配不公，民不聊生。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传道书》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传》4∶1）
但两者的历史背景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便一直有比较强势的集权统治。夏、商、周的统一王朝不用说；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大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也不断加强王权统治。而且，基本上只有中华民族的内战，战争双方（或多方）都是中华文化圈内的政治势力。相比之下，犹太民族的王权要衰微得多。大卫和所罗门父子时期强大的统一王国只是昙花一现，所罗门死后王国便分裂成南北朝。两个小朝廷互相攻伐，国力日益弱小；还遇上了外族的强大进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于亚述；前586年，南国犹大灭于新巴比伦。可以说，中国的混乱主要是内部因素造成的，犹太的混乱却是内外因素共同导致的。
<三>.思想背景
中国商周时期盛极一时的“准宗教”——天命论到了春秋已日渐衰微，取而代之的是人文思潮。孔子对天命论便相当怀疑；墨子虽然坚持鬼神的存在，但那不过是为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而已。而中国当时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广泛流传的宗教。相反，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甚至包括以善辩著称的名家，都积极地关心政治。中国哲学因此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此外，作为哲学，它的系统性显得有些不足。诸子往往思考得很多，却没有及时把它们变为一种理论。后人的提炼加工便相当重要，而出现理解上的分歧也是在所难免的。
而希伯莱人自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起就开始了一神教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摩西时代得到确立。在纪念摩西率众离开埃及的民歌中唱道：“一呀谁知道，一呀谁知道？一呀我知道。一位上帝，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主上帝，天上地下，无所不在。”这首歌共十四段，可称为“由一到十四话犹太”，但每一段都要重复多次“一位上帝，我主上帝”，目的在于坚定人们的一神教信仰。这首歌直到今天在以色列还相当流行。犹太教在王国衰亡以后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得到了巩固。先知们试图使人们相信，苦难生活的根源在于没有虔诚地信奉上帝。相反，犹太人对于世俗政治逐渐丧失了信心与兴趣。他们更多地期盼上帝的“救赎”。于是，犹太教的理论一步步系统化了。
二．思想的比较
<一>.关于“道”和“上帝”
《老子》中最重要的概念无疑是“道”。然而这个“道”又实在令人难以把握。老子似乎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在第一章里，他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为道无名，所以不可言说。但既然实在要对它有所言说，只好用一个“道”字来代替了。这句话是对“道”的最高界定、最初界定、最终界定，也是无法界定的界定。然而，没有明确的界定并不妨碍我们探讨它的性质和外延。正如很难给哲学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严格的定义，但仍然有很多人在研究哲学的各种问题。
《老子》中有相当多的章节讨论了“道”。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四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二十一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等等。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道”的一些基本性质：先在性、根源性、神秘性。
而《传道书》中的“上帝”显然也具备这些特性。上帝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圣经》的第一句话便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以一种几乎不容置辩的口吻“强行”提出上帝创世说。犹太人“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导致上帝之名“Yahweh”（雅赫维，或译亚卫）被以讹传讹，成了英语里的Jehovah（耶和华）。圣经希伯莱语的“上帝”写作“
”（Alohim），其中第一个字母“ ”（Aleph）也是希伯莱语的第一个字母，被认为是上帝根源性的体现。《传道书》中强调上帝的作为不可测度。“我就看明上帝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传》8∶17）“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3∶11）上帝的神秘可见一斑。
应该说，老子的“道”和犹太人的“上帝”都是客观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客观世界有很大的兴趣。中国古代哲学和希伯莱哲学都极少有知识论的成分。无论是“道”还是“上帝”，都是被用作树立人心的标准，也即利用它们树立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在这一点上，老子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与儒家不同的是，他强调人之道应契合宇宙之道，而不是相反。这个理论由庄子发挥到极致。相比之下，犹太哲学中人的主体性相当渺小。它强调的是神的主体性、神的恩典，而自我救赎是没有可能的。
此外，《老子》中的“天”、“道”是完全自然化的，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五章）而《传道书》中的“上帝”却是人格化的，类似天命论的“天”。“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悦；惟有罪人，上帝使他劳苦。”（《传》2∶26）老子希望人们追求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境界，《传道书》则要求人们听从上帝的旨意，完善自身，达到先知的境界。
<二>.无为思想
“无为”是老子思想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概念，也是道家的核心概念。“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什么是无为？老子把这个无为概括为三绝：“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十九章）老子几次提这样的问题：天地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这是相对于人整天动脑筋、安排做这个、计划做那个来说的。天好像什么也没有做，顺其自然，但最后它把什么都做成了。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对人所处的地位提出的一种疑问。人是有意识的，这使人在宇宙中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人是有智慧的，能主动安排自己生活的生物。那么这种状况本身有什么好处？老子拿人和自然比较，觉得人的这种安排、这种智慧实际上非常可笑，非常渺小。自然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但它从来不安排，不计划，它也不想，它就自然而然地做起来了。老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疑问，一种对人的行为方式的警告，对人做事时时刻刻相信自己的理智提出一种警告。人是有为的，有为到底有什么意义？是不是这种聪明到最后反而把人类拖下了泥坑？
《传道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无为思想。开头便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1∶2）作者力图说明万事皆属虚空，而人的一切“作为”都是徒劳无益的。主人公先是“日见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传》2∶9），但很快，“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传》2∶11）并发展到“恨恶一切的劳碌”（《传》2∶18）、“转想在日光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传》2∶20）的地步。他进而追问，“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传》2∶22）这实际上也是对人所处的地位提出的疑问。不管宗教怎么看待人的意识，人终归是有思想的，有劳动能力的。同老子不一样，《传道书》是将人与上帝作比较的。人的智慧与劳作实际上也是非常可笑，非常渺小的。上帝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但它也从来不安排，不计划，就自然而然地做起来了。而且“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传》3∶14）。这种观点也是一种疑问，一种警告。人的有为究竟有什么意义？这种有为的结果会不会适得其反呢？
老子和《传道书》都强调寡欲。《老子》第四十六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后者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却不知足”（《传》6∶7），“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传》6∶9）。但老子甚至认为应当弃智。知识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它也使人能够对于欲望的对象知道得多些，以此为手段去取得这些对象。《老子》中说：“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传道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些矛盾。“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他们却寻出许多巧计。”（《传》7∶29）“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1∶18）“智慧庇护人，好像银钱庇护人一样。惟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传》7∶12）然而，这些矛盾从本质上看并不存在。显然，《传道书》把人的“智慧”分成了几个层次。最低的层次便是“寻巧计”的人，他们类似于老子所说的“多伎巧”之流，既不安心生产，又不受道德约束，机巧欺诈，图谋私利，谋得一时的利益。中等层次的是“智慧多、愁烦多”的人。他们类似于苏格拉底所说的“爱智者”，不断地思考问题，却因找不到满意的答案而苦恼。而最高层次的智慧，便是《传道书》极力鼓吹的“胜于愚昧的智慧”。什么是愚昧？按照宗教的观点就是不敬神。真正的智慧是一心一意地敬畏上帝。只要敬畏上帝，按一套宗教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行事，便可以得到幸福。依据作者的观点，“敬神”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了一系列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后得出的终极结论。
<三>.其它问题
老子和中国其他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十分关心政治。他的“无为”不仅指处世的态度，更发展为“无为而治”这一治国的方针。“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是以难治”（第七十五章），等等。这是很符合中国哲学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的。表面上看，老子的哲学是出世的，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入世的一条途径呢？
而犹太人是不太关心政治的。他们的历史上很少出现有名的政治家。正如我前文中提到的，衰微的王权统治造就了牢固的宗教信仰，牢固的宗教信仰又反过来使人们漠视世俗统治。《传道书》中只有寥寥数语教人“服从君王”，显得相当苍白。也许是为稳定社会的需要吧。
中国也并非没有宗教。道教便是把老子奉为教主的。但不管道教中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它的主旨还是偏离了老子的思想的。道士们想通过炼制丹药的方法延年益寿，无疑是反自然而行的。
※ ※ ※
将老子的思想与同时期的犹太哲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只要我们拨开笼罩在那些玄妙文字上方的迷雾，就能清楚地看到两大民族祖先的思想有时真的十分相似，有时又是大相径庭的。有学者推断耶稣曾经到东方学习哲学，而中国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也记载了周穆王西行拜谒西王母的故事。古代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对彼此都很向往，不仅向往对方的地理版图和金银珠宝，也许更向往对方博大的思想世界。
※本文中引用《老子》原文根据中华书局陈鼓应先生校订本；引用《圣经》语句采用通行的国语和合本译文，部分语句核对了《旧约》希伯莱文原文。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著 涂又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
《一部〈老子〉慰天下》 王成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6月
《圣经文学词典》 李传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9月
《沙漠中的仙人掌——犹太素描》 徐向群 著 新华出版社 1998年7月
《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BY ROBERT M. SELTZER New York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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