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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教授的水平令人担忧

不想言说 发表于:04-11-10 08:28

简评盛晓明:“情境化与创新文化”

文章作者因徐冠华先生在"大力构建创新文化环境"一文中曾论证道:" 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无不回归于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要实现科技和体制上的创新,必须把建立创新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前提。"便以“创新文化”为题写就了“情境化与创新文化”的文章,试图回答三个相关的问题,即什么是创新文化,如何构建创新文化,以及新经济时代的创新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情境化与创新文化”的作者水平如何?看来需从徐冠华先生的水平如何说起。
徐冠华先生把“文化的创新”等同于“建立创新文化”,已充分显示出他的思想比较僵化。要不然就是他不懂得“文化的创新”是动态的。可谁能像信他会不懂得“文化的创新”是动态的呢?可能有人要问:“建立创新文化”不也是动态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建立创新文化”不是动态的。“建立创新文化”是想一劳永逸的。

不幸的是:“情境化与创新文化”的作者盛晓明教授又将“创新文化”等同于“文化的创新”。盛晓明教授给“创新文化”下的定义是:“创新文化实际上就是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文化环境。”以及“创新文化正是一种在容忍分歧的同时寻求共识的场所。”等。盛晓明教授给“创新文化”下的定义的含义与“文化的创新”的含义相差的就更远了。可悲呀!从“文化的创新”到“建立创新文化”再到“创新文化”可以看出中国的哲学教授在解释学方面是差不多到了邯郸学步的地步。哲学教授尤其是喝过洋墨水的哲学教授们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解释哲学能与西方的解释哲学相比还是能跟中国老土炮子的解释哲学相比?你们还能找到你们自己吗?中国有句俗语: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你们如今的长篇大论、夸夸其谈不仅会误人子弟也还将继续误你们自己啊!

附:情境化与创新文化

情境化与创新文化
盛 晓 明

[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相关的问题,即什么是创新文化?如何构建创新文化?以及新经济时代的创新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本文认为,情境化是探索并建构创新文化的有效途径,而情境化则是通过各种创新行为与其情境之间的解释循环来实现的。我们之所以从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创新回归到创新文化,正是为了揭示它们赖以进行的条件,包括传统、理念、连带关系、设备,等等。随着情境的变迁,构成性条件及其建构方式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致使新时期的创新文化呈现出地方性、开放性等特征。
[关键词] 创新文化 情境化 建构 行动者网络

一、什么是创新文化?
什么是创新文化?徐冠华先生在"大力构建创新文化环境"一文中曾论证道:(应时指出)" 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无不回归于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要实现科技和体制上的创新,必须把建立创新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前提。"在这里,创新文化作为既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如何解决?)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如何解决?)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确,一个民族、地区,乃至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它们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不仅涉及物质与技术层面上的条件,而且还涉及制度层面的条件,更确切地说,创新能力是多方面条件的综合体,不能简单地、单方面地归结为技术或制度的因素。如今我们之所以关?quot;创新文化"问题,正是为了回归到一个更综合、更基础的层面上来建构创新能力。在创新问题上,社会(制度)的决定论与物质(技术)的决定论同样都是成问题的,文化才是基础之所在。相比于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而言,创新文化应该属于基础层面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文化"。诉诸于"文化"的解释在理论上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文化"原本是一个语义极其含混的术语,大凡以确定性为目标的研究者都不屑于使用这样的术语。另外,任何文化的研究都将面临一种自身缠绕的困境。因为文化既是我们研究与构建的对象,同时又是研究与构建活动赖以进行的情境和前提条件。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冒险回归到创新文化中来呢?
首先是因为新时期的创新活动越来越呈现出一些新的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也许只有回归到文化中来才能得以解释。J.劳斯在《参与科学》(1996)一书中曾说过:"我之所以选择'文化'这样的术语,是因为除了能表意异质的东西(文化一词既包含社会的实践、语言的传统、或认同与交往、以及连带组织,还包含'物质文化'的意思)之外,它还蕴含着有关意义的构造和领域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文化是由观念、物质和制度等不同的因素建构而成的网络,正是由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可建构性,因此如果不选择"文化"这样词汇便不足以表达新时期那种通达的和充满风险的创新观念。其次,更重要的是,文化构成了当代科学活动赖以进行的环境或生态条件,因此有关创新能力的讨论也必须在具体的情境(context)中进行。从理论上说,向创新文化的回归实际上就是一种情境化的过程。语用学告诉我们,要分析一个词、一句话的语义,就必须把它们置于特定的用法情境中来分析。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用法就是意义"。话语总是在一定的用法情境中生成的,要想完整地、而不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必须重构出生成这句话的情境条件。所谓情境化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在这里,"情境"、"文化"与"环境"这些术语在含义上出现重叠,当我们强调"构建创新文化环境"时,它的意思是指重构出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
经历过解释学转向后,活动与其情境之间的解释循环具有了合法性,反思性与自相关性也不再是理论研究的障碍,而恰恰是我们介入文化研究的必由之路。这表明,创新文化既可以是我们研究与建构的对象,同时又是建构赖以进行的基础。这两者并不矛盾。当人们抱怨"环境"有问题时,总以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是被给定,殊不知,环境恰恰又是通过我们参与并介入其中的活动方式来形成的。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当我们一厢情愿地要求改造环境时,殊不知自己的行为一开始就已经受到了环境的制约与"污染"。可以想见,创新文化的形成必定是一个行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不少研究者倾向于把创新文化还原到观念与意识层面上来讨论,仿佛创新文化就是"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创新"、"勇于竞争" 和"宽容失败",以及诸如此类主观的与观念的东西。这显然是误解。首先,把创新文化与观念创新混为一谈是成问题的。创新文化的关键不在于每一个人是否都有意愿去创新,而在于是否有能力去创新。在这种能力的建构中,除了观念的因素外,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与物质条件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怎样才具有敢冒风险的意识与勇于竞争的精神呢?很显然,这些恰恰是需要通过创新文化来培育的。这就如同土壤与植物的关系,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改进土壤的成份来促进植物生长,而不是相反。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未以来第二次科技革命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事业,并导致了西方社会在文化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这一变迁至少改变了人们对科学(S)、技术(T)与社会(S)关系的理解,促使了产、学、研的联动,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研究方式,乃至消费方式。早在20世纪初,熊彼得在提出"创新"概念时就已明确地表达了社会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性,科学技术活动就作为经济系统的内在变量被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科技与产业的联动同时为科研与经济活动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今,随着国际间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那些在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发达国家与地区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便成为我们描述与构建"创新文化"的范例。与传统文化相比,新时期的创新文化无疑具有更大的开放度、更高的参与性、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以及更浓的地方性色彩。面对新的竞争环境,我们显然不是什么"甘冒风险",而是不得不冒风险,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我想,创新文化所体现首先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境性的变迁吧。
相对于特定的行为而言,情境的变迁意味着"基础"的转换。从基础的角度分析,创新文化所指涉的问题与其说是我们怎么去想,怎么去做,毋宁说是我们由以去思考与言谈、研究与开发的背景,即一切创新活动的价值与意义的源头。在此,C.吉尔兹在"深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一文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可能更适合眼下的情形。他说?quot;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能任意把它当成是社会事件、行为、体制、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情境(context),把上述东西置于其中来描述(深度地描述),才为人所理解"。 H.伽芬克尔则更喜欢用"索引性"(Indexicality)概念来表达文化的功能。"索引"的意思是,任何解释、说明或陈述都是参照特定环境和情境作出的,因此都需要通过索引的程序,即从其所根据的背景来理解它们的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深入到自然的社会环境中去,或者创造出种种社会环境,在这些社会环境中,研究人员可以观察到人们正在尽力断定、建立、维持和改变种种规则,以建立起对现实世界的结构表面上有种一致的看法?quot;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创新文化对各种创新活动来说起到了"索引性"的作用。


二、如何构建创新文化?
那么,找们如何来建构创新文化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须首先面对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文化是否是可建构的?自然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的回答是否定。在他们看来,文化是历史地被给定的,生活于其中的人只能描述它,但不可能重构它。维特根斯坦就持这样的观点。他强调说,即便是修正游戏规则的行为也得首先遵守游戏规则。本文认为,这样的论辩还不足以构成否定文化的可建构性的充分理由。因为,当我们把社会事件、行为、体制、过程置于文化中来描述时,这同时也意味着能基于这样一东西来建构起一种文化。这原本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文化研究中使用?quot;索引性"概念应该理解为行动者与其文化情境之间的反思性才对。
否定文化的可建构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即人们通常所使用的建构方法多少都带有还原论的色彩。还原论要求我们把复杂的现象还原为某种简单的要素,然后再按一定的结构加以重组。无论是技术的决定论还是制度的决定论,本质上都是一种还原论。但是我们知道,创新文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它是不可能用任何单一的因素来构建的。创新文化中至少既包含技术的与制度的因素,也包含观念的因素,并且其中的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可能被完全地还原到另一种因素中去。那么,我们能否寻找到一条有别于还原论的文化建构途径呢?库恩在科技文化的建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重新解读一下库恩,就能从他的科学研究中寻找到一条历史的、具体的、或者说是多元一体的建构途径。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在科学论中完成了"解释学的转向"。他之前的科学论(实证主义和逻辑主义)始终以既成的科学命题和理论为对象,分析它们的构成要素与结构图式。与他们不同,库恩的关注点是科学活动的过程。他发现,要想解释一种活动,就必须把它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这就要求对境进行建构?quot;范式",或者说"科学共同体"正是通过建构得到的。"范式"就是一种"解释学的基础" 。库恩的研究者通常把"范式"解读为由一系列信念、世界观构成的理论教条,并强调了这种理论转变的非积累特征,以及竞争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但是库恩本人则更愿意把"范式"理解为同行从业者的共同体。共享范式能使科学家们识别什么是值得去做的,以及实际上已经做了或没有做什么,而无需在理论信念上达成认同。在这里,"专业母体"实际上是一种"场所"(field),是共同的作业领域中所共享的概念、符号、仪器和理论得到实际应用的文化空间。这?quot;解释学的转向"改变了我们对科学"主体"的理解。"科学共同体"与其说是科学从业者的集合,不如说是研究能力与条件的集合。科学活动的进行有赖于共享一组形而上学的预设与信念,共享一组前人获得的研究成果……,另外还必须包括必要的研究手段,尤其是仪器与设备。我们知道,新的仪器、技术有时还能引入新的研究对象和事实,甚至会导致研究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库恩的"范式"始终是具体的。接受一种"范式"才能进入这种科学研究所特有的文化场景中去,在这里,你不仅能经验到以往的研究成果是怎样做出来的,更主要的是,你还能以范例为起点来着手新的研究。可见,接受一种范式不仅仅只是理解和相信某个陈述,而是通过它来获得并能应用某种技能。库恩反复强调了类比在把握范式中的作用:实质性的技能就是理解如何象面对旧情况那样去面对新情况,象范例中所已经做过的那样来面对它们。实际上,一个范例中同时包含了多种技能:比如应用概念,运用数学技巧,使用仪器和设备,以及把握改造或介入特殊理论或实验情境的机会,等等。把握范例与其说是为了了解过去,毋宁说是为了应对现在、乃至把握未来。
与库恩当年所理解的科学文化相比,我们当下讨论的创新文化所涉及的面更大,相关的条件也更复杂,更主要的是,与库恩?quot;科学共同体"相比,创新共同体在性质上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说白了,所谓创新,就是做出更好的产品来。要想做出更好的产品,不仅需要研究者的研究,也需要企业参与进行开发。再说,什么样的产品是"好的",这还须得到消费者的认同,要有人愿意买你的东西……,等等。这样一来,创新共同体,或者说研发(R&D)共同体就不可能象库恩所说的那样仅仅局限于研究的同业人员,它还应该包括企业、政府、风险基金、乃至消费者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懂得消费文化的变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创新文化。尽管与传统的科技文化相比,如今的创新文化在类型、构成因素、及构成方式上都发生了变迁,但是库恩所开辟的建构论进路依然是有效的。本文甚至认为,离开库恩搭建的建构平台,我们很难真正开启并深化创新文化问题的讨论。
在库恩之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把库恩的进路推进到了极致。来自爱丁堡的"强纲领"主张把科技文化还原为社会因素──包括连带关系、组织、权力、话语交往──来进行建构。这种方案也叫社会建构论。社会建构论者显然曲解了科技文化的内涵,甚至引起库恩本人对它的强烈不满。到了80年代初,在法国巴黎国立矿业学院的技术创新社会学中心涌现了一批研究者,如B.拉图尔、S.沃尔嘎、M.卡龙等人,他们试图矫正社会建构论的偏颇,主张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来构建创新文化。
在《创制中的科学》一书中,拉图尔感觉到,作为"小社会"的实验室已不足以凭其自身的条件来完成"科学事实"的建构,为此,必须拓宽研发单位的边界。在德国,一位女性社会学家诺尔-塞蒂娜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她借用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现象场"(phenomenal field)概念来表达一种新型的科技文化。"现象场"揭示了经过重构后的科学研究的主体,这是一个由"自我-他人-物"(self-others-things)构成的系统,是一种由社会和自然的诸要素混合而成的新秩序。她指出:"在这种状态下的实验室是生活世界的聚焦点,就单个实验室而言都是地方性的(local),但是它又能远远地超越出单个实验室所给定的界限。"
拉图尔看到了库恩"范式"理论的弱点,即它为科学共同体设置了过高的准入门槛,同时也阻断了研究与开发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是,创新必须内在地包含开发的环节,要不然创新活动不可能把触角伸进市场,就不能完成自主的良性循环。创新对自身的文化空间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但是要想建构一种创新的文化空间,必须首先逾越阻挡在研究单位与外部世界之间?quot;墙"。这就要求我们把原先的"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也要求把他与沃尔嘎在《实验室生活》(1979)中进行的微观研究扩展为一种"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当然,这不意味着中断微观研究,而是要求把"内"、"外"两种视点有机地统合在一起。做到这一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不要设置任何"墙"。在他看来,"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构所要破除和取消的"。
追踪创制中的科学时我们注意到,总有有一部分科学家不停地在实验室"外部"活动,同学界同行、政府官员、生产部门、用户、传媒、甚至公众保持着联系。这些联系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内部"的研究工作。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创新作内部和外部的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正是这种区分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实验室是独立于社会的知识产地,似乎从中可以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然后再把这种知识应用、扩散到社会生活中去。其实,科学知识之所以有力量并非因为它自身就是"真理",而是因为它能从"社会"中发掘出并且调动起各种建构与辩护的资源。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当年巴斯德在农场里建起的传染病实验室,狄塞尔设在MAN公司的柴油机制作室就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农场主与卫生组织的协助,就不会有巴斯德的炭疽病疫苗;如果没有MAN公司财力和上百名工程师的配合,狄塞尔的设计图纸可能至今还闲置在他的抽屉里。这些都兑现了拉图尔的一条方法论原则:"一个命题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人手中。" 当社会中的辩护资源一经枯竭,知识便不再有力量可言。"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
现在,让我们关注一下"行动者网络理论"。1986年,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一文中提出了三个新概念?quot;行动者网络"、"行动者世界"、"转译"(translation)。这三个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创新共同体的微观的与宏观的双重构造。文章中,卡龙描述了法国电器公司(EDF)1973年提出的开发新型电动车计划(VEL),这个计划需要CGE公司来开发电池发动机和第二代蓄电池,还要求雷诺汽车公司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除了CGE与雷诺公司外,VEL计划的构成还应该包括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铅蓄电池、乃至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现在,这些因素都作为"行动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这个网络既有其强大的一面,因为它能有效地组合起分散的资源,使其无所不能;但同时又有脆弱的一面,因为一当雷诺公司在1976年退出VEL计划时,该计划便宣告破产了。
卡龙的意思是,推出VEL的EDG实际上是在建构一个世界。原本作为纯技术对象的VEL,现在成了EDG所建构的"行动者世界"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甚至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行动者网络"表达了"行动者"之间的不确定性,因为在"网络"中既没有中心,也不存在终极的根据。一个"行动者"在某种意义和层面上归属于某个"世界",而在另一种意义和层面上又从属于另一个"世界"。它同时也带来好处,因为"行动?quot;通过链接可以同时从不同的"世界"中涉汲取资源。
创新活动的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创新者能否引起别人的注意与兴趣,接着再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与开发(R&D)共同体中来。要做到这一点还要靠"转译"。研究者可能首先要关注项目的学术价值,企业更在意开发出的产品能否为市场接受,而风险基金则更多考虑到投资的回报,等等。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关系与旨趣各不相同,"转译"就是把研究者自身的利益转换成其他人的利益,或相反。即便是一位从事考古的历史学家,当他从自己的研究项目中挖掘出潜在的市场价值,比如说有助于开发当地的旅游业,这无疑会令地方政府官员的眼睛为之一亮,继而慷慨解囊。只有在相互利益关?quot;转译"的基础之上,才能构建起一个强大而又稳固的研发共同体。拉图尔说道:"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为什么用'转译'这个词。除它的语言学的意义(由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之外,它还有几何上的意义(从一个地方转换到另一个地方)。利益的转换同时意味着提供对这些利益的新的解释并把人们引向不同的方向。"(引文同⑦, p.117)
传统的研究者只需关注手头的工作,一门心思地扑在工作台上,或者盯着计算机屏幕上的数据与图像……。他们会说,这才是真正的研究,关心别人的利益是政治家的事。拉图尔的意思不是说"内部"的研究工作不重要,而是说仅凭"内部"的工作不足以构建起"科学事实"。仅仅驻足于"内部"终究会使自己变得孤立无援。设想一下一个"孤立的"专家的状况:没有同行与他讨论,甚至人们都不屑于来找他的碴子,企业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接着发生的事情更糟,他拿不到课题,水准变得越来越业余化,论文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这意味着:"'孤立的专家'是个矛盾的说法。要么你是孤立的但很快不再是一名专家;要么你继续是专家,但这意味着你不是孤立的。"(引文同⑦, p.152)
研究者之所以要引人"外部"条件,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更强大的、在解决了同一难题上更具经验和规模的群体及其命运联系起来。研究与开发说到底是一种竞赛,它对参赛者的资质有很高的要求。一个越具竞争力的人、国家、地区、机构或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越脆弱,对创新文化的依赖性就越强。从这一意义上说,创新能力的构建有赖于创新文化的构建。人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创新就是更改一下某道程序,外观设计,或替代某种材料,等等。这是一种偏见。其实,创新活动不会廉价地出现在随便哪个角落,而只会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在新的、稀缺的、昂贵的和脆弱的空间之中。正是在这里聚集了特别多的资源。拉图尔认为,如果研究与开发可以被描述为既是强大的又是小规模的,既是浓缩的又是稀释的,那么这就意它们具有文化网络的特征?quot;网络"一语的意思是通过结点(knot或node) 的通路相互链接,形成网状结构。这些链接把分散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网络。网络这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情境,即用如此少量的资源为何能构建起如此强大的竞争能力;如此少量的人为何能够控制整个世界。
三、创新文化的特征
从上述考察中我们注意到,创新文化实际上就是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文化环境。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此出发,我们就能为创新文化的探索与构建寻找到了一条生态学的进路。在一种适合于竞争或创新的文化环境中,无处不在地遍布着无形的创新之链,它们把科学、技术与社会,把产、学、研链结成一张无缝之网,这与生物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把一个人、群体、企业、研究机构、大学从这张网中分离出来,并孤立起来便不再有创新能力可言,甚至不可能存活下去。理解了这一点,创新文化的一些特征便容易把握了。基于现有的考察,我们可以列举二三。
一、地方性。与传统的科技文化相比,当今创新文化所呈现出的最显著的特征就要数"地方性"了。这里所讲的"地方性"不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从空间或地域意义上说的。传统的知识观念追求普遍有效的知识,这就要求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保持"中立"的立场。但是库恩以来的科技文化研究告诉我们,科学家的研究总是受一定的传统、信念所约束,而这一些实际上已经构成的科学研究的立场。科学家不可能不带任何成见。至于开发性的研究就更是这样,研究者甚至还要受利益关系的支配那些纯粹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知识显然不是创新文化的主流。如果说有立场、带成见,并受特定利益关系支配的情境就是一种"地方性的"情境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境下产生并得到辩护的知识也就是"地方性知识"。
人们常说,创新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这设有错,但需要作些补充。我们知道,近代的知识主体通常是大写的"人"(类),而现代性的反叛者们则更强调小写的"人"(个体),这两种主体无疑都有偏颇。因为创新的主体既不可能是作为类的人,也不可能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应该是个体得以协同的共同体。无论在库恩,还是在拉图尔那里,共同体总是通过连带关系构建而成的。不仅血缘和地缘关系能产生连带,立场、信念和利益同样也能产生连带。前边我们谈到了利益的"转译",通过"转译"就能构建起新的利益共同体。所谓制度创新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转译"来形成不同形式的创新共同体,或者创新主体。?quot;连带性"(solidarity)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情境,无论它如何扩展都无法超越"地方性"。可见,一种创新文化的建构是以"转译"而不是"扩散"的方式实现的。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去简单地从别处移植一种文化。无论是硅谷还是斯堪的诺维亚的"创新中心",它们的创新文化始终是基于当地特有的资源与条件建构起来的。
二、不确定性。在本次论坛中,N.劳森伯格先生在谈及创新文化时充分注意到它的"不确定性"。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科学家们倾其毕生的精力投入研究时,他们甚至根本不可能事先预测到研究的结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开发中,尽管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高科技领域的开发项目并没有带来预想的回报,因为即使项目开发成功了,也不见得就有明确的市场前景。不确定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风险。劳森伯格先生所关注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创新如何能继续下去呢?降低高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人共同承担风险。可见,风险投资正是创新文化构成中的必要条件。
本文关注的重点则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何创新文化会产生如此大的不确定性?真正的原因在于创新的主体是一个由不同的解释者所构成的复杂的共同体。创新过程实际上是在不同的解释之间的分歧与协合中进行的。社会建构论者宾奇称之?quot;解释的可塑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 它意味着解释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创新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明,因为它还必须包含使用者对制品的重新解释。而这些解释往往与原创者的意国、宗旨大相径庭。因特网的流行正是在共同解释中形成的。只要存在不同的解释者参与创新过程的情况,那么结果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说始终是不确定的。
三、开放性。与不确定性相,创新文化必定是开放的。一种创新文化的存在必定能容忍风险,但是我们建构创新文化的目的则不同,它是为了降低风险。降低风险的途径不是去消除存在于不同解释者之间的分歧,而是通过磋商来寻求共识。创新文化正是一种在容忍分歧的同时寻求共识的场所。对此,拉图尔提出的方案是:研究者必须做两件事:第一?quot;把其他人纳入进来以使他们参与到事实的建构中来";第二、"把他们的行为纳入进来以使他们的行为变得可预测"。(引文同⑦, p.108)在这里,开放性是前提,只有首先把他人纳入创新共同体中来,才有达成共识的问题,才有建立磋商机制的必要。

[作者简介]盛晓明,1956年11月出生,现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情境化与创新文化”, 盛晓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增刊》,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