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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教授水平令人担忧

不想言说 发表于:04-10-22 14:58

中山大学教授水平令人担忧
——简评翟振明:哲学的内在精神

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竟然不懂什么是哲学(忽而把哲学拟人化,忽而把哲学家当哲学。),然而在中山大学庆祝联合国哲学日演讲中却奢谈哲学的内在精神。

一、教授说:“哲学是自由心智的运演。而自由心智的运演是自由自在地进行思考。”教授还说:“哲学追求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思想内容本身的无限制。”

一般人都知道:凡被追求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意义且是有用的。既然哲学是自由自在地进行思考,既然思想自由是思想内容本身的无限制。那哲学何必去追求既无意义又无用且无限制的东西呢?哲学是人吗?哲学会追求吗?

二、教授说:“哲学是唯一把思想本身作为自己的主宰的一种探讨,它不承认任何思想之外的权威。这是哲学最根本的基点。不能问哲学有没有用,因为“用”是思想之外的东西,也不能问它的社会效用如何,这也是思想之外的东西。哲学思考是思想本身的内在要求,不是对其它外在要求的回应,坚持这种要求,是人类尊严的最基本的要素。”

短短几句话体现出教授是一个彻头彻尾不尊重现实的为思想本身主义者。闭着眼睛思想,从不过问其思想对社会有何用处,还不允许别人问及此事。还不如佛教与道教,因为二者都还心中想着现实社会关心爱护现实社会。

三、教授说:“普遍主义很容易被误解为大家统一思想,其实不是这样的。普遍主义是说大家要反对专断,反对用思想之外的力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把没有普遍性的东西强行灌输给人家。我们要用思想本身的力量来看它自己能达到什么地方,走到哪里就是哪里。”

看完这几句话让人觉得作为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语。一般人都知道:反对专断的是属于民主主义。反对用莫个人思想之外的力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是属于迷信崇拜或偶像崇拜主义。反对用个人(自己)思想之外的力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是属于自我霸权主义。反对用社会思想或主流思想之外的力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是属于现实主义。反对把没有普遍性的东西强行灌输给人家是属于同情心所使的行为。这些与普遍主义不沾边。

如果说“我们要用思想本身的力量来看它自己能达到什么地方,走到哪里就是哪里。”中的“思想”是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授可有不愿主动贯彻执行且鼓动学生不去贯彻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嫌疑。

如果说“我们要用思想本身的力量来看它自己能达到什么地方,走到哪里就是哪里。”中的“思想”是指每个个人的思想,那教授就是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四、教授说:“之所以哲学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永远达不到一种结论,是因为哲学是不轻易接受结论的。哲学精神是怎么样的呢?理性以为自己做出的判断有疑问,就诚实地把它当成有疑问的。其他人说它没有疑问,真正的哲学家还是不买账,他要用思想本身的固有原则加以检验才算数。所以,总是在正方和反方听起来都同样有道理或同样没有道理的地方,哲学问题才冒出来。如果大家觉得倒过来也一样,反过来也一样,说先有鸡也一样,说先有蛋也一样,说鸡生蛋也一样,说蛋生鸡也一样,看不出对立双方谁更在理,就说这无所谓了,管它呢,不管了。哲学家如果碰到这类问题,如果是重大的(鸡和蛋的问题不一定很重大)、最基本的问题,发现好像这个也对,那个也可以,就不会服气,他就在这里进行探讨。所以说,由于哲学追求绝对的确定性,导致人们看起来它在任何时候好像都是无定论的,没有什么确定性。其实哲学的精神是一定要追究到它以为理性能过关的理由,它才能够放下来。不然的话,它继续追究。人们在那里觉得可以放弃了,认定是说不清楚的问题,哲学家认为这么重要的问题说不清楚就把它放了,这怎么行呀!这就是思想本身引导思想,不是其它东西引导思想。正因为如此,哲学经常是有理有据地向人们证明: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走向极端,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唯一确定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

教授忽而把哲学拟人化,忽而把哲学家当哲学。难道这就是你们教授的西洋哲学功底吗?也难怪近百年来,从冯友兰、胡适等开始至今,中国的哲学教授在喝了点西洋墨水的学者带动下都在无聊地谈论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几天前在下在网络里看到谈此问题的有:陈  来、葛兆光、陈少明、郑家栋、赵景来、魏长宝、张立文等等。这是不是中国哲学界的耻辱?

先点评这些吧。

附:哲学的内在精神
翟振明:哲学的内在精神
作者:翟振明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网站   点击数:193  更新时间:2004-10-9 【哲学在线编辑】
   (为庆祝联合国哲学日做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修订)
  2003年11月20日

   有些听众估计下午已经参加了我们的讨论(很热闹),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是继续讨论。对那些下午没来的,我们可以说是讨论现在开始。刚才,就是在我来之前(我是七点钟到的),我打开过我的email,是联合国负责这个项目的人发过来的。发来的email说什么呢?是他在巴黎的致辞,庆祝哲学日开幕式的致辞。他说了一下去年的情况,去年有51个国家参加,那是第一次庆祝哲学日。哲学日定在每年1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四,去年估计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今年呢?大概北大也在庆祝这个节日,其它地方我还没有听说。刚才联合国给我的email说了,今天有130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哲学家被请到巴黎联合国总部,和当地的群众,当地的一些对哲学有一点感觉的人,一些门外汉或是一知半解的人进行交流讨论。这些哲学家来自36个国家,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的节日。你看看,大概没有其它哪一个学科在联合国有节日的,哲学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这是刚刚才开始的,去年是第一次,今年是第二次。所以往后每年我们都要庆祝这个哲学的节日。这次我们主要是在校内活动,但是联合国的宗旨还不是这个,是要我们面向社会的。这个活动的中坚力量是谁?靠什么人来带动呢?是我们搞哲学的人。今天在场的,虽然也有很多是哲学界之外的人,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到校园外去讲哲学。他们在巴黎有什么活动呢?在咖啡馆,在书店,在图书馆,这些公共场合,还有其它一些地方,有(哲学书)书市,还有在这之前就发布论文竞赛的公告,让人写论文,评出来好的,就在哲学节的时候宣读,等等。另外,也有音乐会。这真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特别是我们中国,在联合国享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都不参加,不庆祝这个节日的话,大概不太相称吧。刚好我们和联合国有直接的联系,和他们直接联系上的,大概只有我们这里。他们寄来一卷海报,是他们印好的,中文简体和英文两种。主体是一幅抽象画,文字就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哲学日”,英语的也是这个意思。

  1、  哲学日的理念背景:自由、自律、尊严、权威、普遍性

   这里先讲讲哲学日的一些背景,弄清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这个email给我寄来一些原来是小册子上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哲学与人类尊严的关系问题的。文中说,无论我们身处任何环境,就是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即使是在失去任何人身自由的处境中,如果我们保持了这种哲学思考的能力或者这种活动状态,我们的尊严就保持了一大部分。这是联合国的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庆祝活动要领略到的第一宗旨。

   他还提到,第一,哲学追求思想自由,第二,哲学是自由心智的运演。这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东西:思想自由是思想内容本身的无限制,而自由心智的运演是自由自在地进行思考。还有,哲学是唯一把思想本身作为自己的主宰的一种探讨,它不承认任何思想之外的权威。这是哲学最根本的基点。所以,不能问哲学有没有用,因为“用”是思想之外的东西,也不能问它的社会效用如何,这也是思想之外的东西。哲学思考是思想本身的内在要求,不是对其它外在要求的回应,坚持这种要求,是人类尊严的最基本的要素。至少在这个哲学节的发动者看来,哲学思考是体现这样一种精神的。自由不是胡思乱想,所以还特别强调哲学精神当中的普遍主义,即,你的自由思想是要按照严格的学理要求达到普遍的有效性。普遍主义很容易被误解为大家统一思想,其实不是这样的。普遍主义是说大家要反对专断,反对用思想之外的力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把没有普遍性的东西强行灌输给人家。我们要用思想本身的力量来看它自己能达到什么地方,走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试图达到普遍共识,达到理性的沟通,但没有达到理性共识的地方,就让它悬而不决。这就是普遍主义,没达到普遍性,决不罢休。

   哲学讲的普遍性,不是一般所说的“大家统一”的意思。它同“大家”这个词没有多大的联系。比如说逻辑的普遍性,是理性本身的自明性得出的,不是说非得大家都懂逻辑,才能得出来。就是只有一个人懂,它照样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说大家都接受的东西,大家都相信了,它就具有学理上的普遍性。它要求理念本身具有的自明性,不可置疑性。如果它达不到这种不可置疑性的话,就要继续往前走、继续探索。之所以哲学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永远达不到一种结论,是因为哲学是不轻易接受结论的。哲学精神是怎么样的呢?理性以为自己做出的判断有疑问,就诚实地把它当成有疑问的。其他人说它没有疑问,真正的哲学家还是不买账,他要用思想本身的固有原则加以检验才算数。所以,总是在正方和反方听起来都同样有道理或同样没有道理的地方,哲学问题才冒出来。如果大家觉得倒过来也一样,反过来也一样,说先有鸡也一样,说先有蛋也一样,说鸡生蛋也一样,说蛋生鸡也一样,看不出对立双方谁更在理,就说这无所谓了,管它呢,不管了。哲学家如果碰到这类问题,如果是重大的(鸡和蛋的问题不一定很重大)、最基本的问题,发现好像这个也对,那个也可以,就不会服气,他就在这里进行探讨。所以说,由于哲学追求绝对的确定性,导致人们看起来它在任何时候好像都是无定论的,没有什么确定性。其实哲学的精神是一定要追究到它以为理性能过关的理由,它才能够放下来。不然的话,它继续追究。人们在那里觉得可以放弃了,认定是说不清楚的问题,哲学家认为这么重要的问题说不清楚就把它放了,这怎么行呀!这就是思想本身引导思想,不是其它东西引导思想。正因为如此,哲学经常是有理有据地向人们证明: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走向极端,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唯一确定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

   说到哲学和人类尊严的关系,如何理解?比方说你坐在牢里或者说你快要死了,你没有其它东西做了不能进行其它活动了,但如果你还在思考着最基本的哲学问题的话,你是否觉得你的尊严被保持了一大部分呢?大概是的吧。所以说,人类尊严是和哲学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自律,就是说按照自己内部的要求来行动,自由也就是这个意思。自由不是乱来,不是说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自由。康德的自由概念就是说人有一个理性的自觉的自我主宰,那是自由的,如果说人是由欲望或一时的冲动主宰或者说你吸了毒、喝了酒之后干任何事情,没有人阻碍你,好像你挺自由的,其实那是最不自由的。被自己身上的盲目力量主宰,与你在别人逼迫下做事情是同样的不自由。这就是有一个真的我在控制自己,就是自由的,这是理性要求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而不是让自己的一时冲动去主宰,更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绝对命令,是对行为的自我把握。这个命令不是别人发出的,康德又把它叫做心中的道德律(而非其它地方来的道德律)。假如你命令我做什么,我不听的话就有什么惩罚性的后果,所以我要跟着干以避免惩罚,这样就和自由精神相违背了,也与道德的终极要求相违背。这个终极价值本身的根据在什么地方?现代的人大部分都觉得这是相对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就有自己各自的价值,理性只能处理别的东西,而在这里,理性似乎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哲学在开始的时候偏偏是不以为这样,以为道德的原则不是这样由传统或其它偶然因素来主宰的。苏格拉底问的全部是关于价值的问题:哪个是真的价值,哪个是假的价值,哪个是有效的价值,哪个是无效的价值。他所问的就是这类问题:什么叫神圣?什么叫正义?这些都是最典型的苏格拉底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经过考究,没有经过审思的话,在苏格拉底看来,我们就白活一辈子了。因为这些问题决定了你一辈子要干什么,不干什么。价值是决定你一辈子要干什么的基点,决定你的人生取向。在你面前有无限种可能性,你只选择其中的一种。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唯一的,但是可能性不止一个,你要挑一个。根据什么呢?根据你的价值判断。这价值判断,如果你就随随便便,碰到是什么就什么,就这样去做抉择的话,一辈子你就被出卖了。所以他就说没有考究过的生活,在价值层面没有进行思考过的生活就是无意义的生活,就是对生活毫不负责任,一笔勾销。

   如果你把随便一种东西,由于你偶然出生在这种家庭或者有这样的宗教背景,或者在这个社会阶层里,你偶然得到一种观念,或者你父母告诉你这个东西,或者在你的周围的这些社会环境里偶然听到某个说法,你就这样盲目地加以采信,接着在你的整个生活当中就以这种东西为支点过下去,这样的话,在苏格拉底看来,你过的这种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尊严。这就好像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头像,人家扔掉的一个破东西,就把它当神来崇拜,一辈子就跟着它。说这个头像就是我的偶像,其实这是别人家丢掉的一个玩具。如果你真正要找到自己的价值基础的话,就一定要想通了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坚守它。很多现代人倒觉得这是做不到的,理性做不到这个。人家就说我的价值是中国人的价值,你是西方人是西方的价值。东方价值,西方价值,儒家价值,基督教价值,这种种分法,在道德哲学家看来是不能苟同的。因为这是传统,而传统是思想之外的东西,所以我就不能够以它为价值的根据。如果这价值找不到理性的根据,但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么信,传统就这样,从来就是这样子,你就也照样认可了。哲学家却认为,正是因为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但又看不到其理性根据,我才要挑战。不然,作为观念源头的哲学就不存在了。

   当然,这种以思想本身的力量来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哲学行为,是与用思想之外的力量来进行“文化革命”、“思想改造”的政治行为截然不同的。哲学如果要影响大众的话,必然要经过受方自己的理解,通过讲理的方式,让人自觉自愿地接受新的观念,才能做到。这里的前提是,必须把听众首先当成自由自主的有理性的人,最终由他们自己做出判断。因此,这样的挑战传统和权威,不但与社会工程式的“文化革命”或“思想改造”不同,而且还是与其两极对立的制衡力量。强权的对立面是讲理,而哲学就是最彻底的讲理。

   其实,哲学并不一定要时时计较被多少人接受。张华夏老师今天下午提出了一个命题,接着有学生问“你这个说法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呢?”张老师没有回答得多复杂,他就一句话:哲学追求的是真理,人家承不承认和我没关系。他回答得很好,因为这里追求的是普遍性,而真理的普遍性,与大家接不接受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真理”这个词现在看来有些过于强烈了些,但是普遍性并不是随便能丢弃的。我们讲数学的普遍性,比如说数学命题的普遍性,这是明摆着的,它是普遍有效的。但数学不能说是哪个数学家的数学,不能说这是华罗庚的数学,那是纳什的数学,等等。数学就是数学,和具体的人是没有多大关联的。普遍性是针对普遍有效而言的,只有一个人懂的数学定理,只要没搞错,就具有最大的普遍性。价值本身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人家说那个启蒙理性不是失败了吗?那么长的时间一直找不着理性的根据,所以就说没有这个根据了。这个思路很牵强,找不着就说没有,哪有这么傲慢的。找东西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就宣布它不存在,这不能说是哲学。哲学是那么难,那么根本的东西,即使是一般的东西也不能这么说。你的钱包掉了,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就说我本来就没有钱包嘛。不能这么说吧,是不是?后现代哲学中的某些人认为理性根本就不能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的证据是近来没看到什么成功的例子。但是,当他们宣布哲学的终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认为哲学才刚刚开始呢?一两千年在人类的历史中并不算什么,哲学的道路是极其漫长的,因为它是最终极的追求,它怎么能就完成了呢?完成了才怪,没完成才是正常的。这些就是哲学的内在要求,当然,有些人不同意这种见解,他就可以出来挑战。通过这样的不断挑战,一来一回,哲学就这样向前发展了。除了自由、尊严、理性之外,这样理解的普遍主义也是哲学节的另一个主题。

   也许有人会说自由和普遍主义是相冲突的,讲普遍主义就不能说自由,讲自由就不能提倡普遍主义。其实,这是概念混乱导致的误解。康德早就向我们表明,自由就是自主,是理性本身给自己立法。这个立法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说它是理性直观到的先验必然性。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倪梁康教授研究很多年的胡塞尔现象学的“回到实事本身”,这就是理性把它自己带到实事本身面前。这个理性可以是直觉的理性,不一定是推理的理性,不一定是演绎的理性,这就是传统上理性主义哲学最关键的一点。大家现在一般把理性理解为工具理性,说是科学主义代表了理性主义,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理性主义者要坚持的是理性直观,然后直达到原则本身的先验的自明性,这才是理性主义的特点。所以说在这点上,科学主义的那一套不是代表理性主义的,它基本上是代表经验主义的传统。所以就在哲学意义上讲,科学主义不是理性主义。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理性对价值问题可以言说,可以判别,可以有板有眼地讨论其根据,而不只是感叹,道德“没有了宗教怎么办”、“上帝死了怎么办”之类。

   后现代主义哲学好像都是有关解构的,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一种具体的标准,也没有什么主客之分,这怎么办呢?好像它能把哲学一扫而空,其实这只是浮在面上的热闹哲学。就像逻辑实证主义在那时候是热门的话题(大概有四五十年吧),现在留下了一些它有道理的东西,就慢慢消退了。现在那些什么“理性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等说法,不知是否会有这么长的热门时间,也不知是否能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学界的很多人在研究外国的思想时就追着那种最看得见的、最热的、最响的,以为那样就走在前沿了。其实,你到西方哲学系去教书或去攻博士,你就知道,这些热门话题在主流哲学界那里只是一点点浪花,没有什么。我在美国教了七年书,没人教我很多后现代主义,也没有人让我教他们这些东西。其他的一些教授也没有几个是教这个的,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有很大的颠覆性和文化批判功能,但其正面的建树似乎很薄弱,基本上是上不了教科书的,因而教给学生这些东西是不负责任的。这些不出名的教授,他们是坚持在那里,而那些热的教授、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到的教授就引领时髦。因为那是热门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容易被外面的人所知道,也就是说容易出名。

   联合国虽然是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但它并不是宣扬这种比较热门的东西,它在这个哲学节所宣扬的是哲学传统中最实在的最核心的基本精神。后现代主义是法国人首先搞出来的,负责这个项目的人也是法国人,但他并不因为现在法国国内表面上都是在说“后现代”,他也跟着在这里宣扬“后现代”。以上所说的,都是他给我寄来的东西中所讲的,主要是讲他的宗旨,他的精神指导是什么。哲学思维是一个制衡什么东西的呢?它所谴责的或说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非思想的权威。只要是非思想的强制力量,它就要抵制,包括传统、礼俗、习惯、自然、意识形态等。这些以非思想的形式出现的东西就是它要制衡的东西。哲学的精神在这里就体现了尊严,因为在我们看来会独立思想的存在才是最有人性的,或者简单的说:只有人才会有思想。如果不这么简化的话,也许其他东西有思想,那就说那种有思想的东西是最有人性的。所以,哲学以思想的力量去追求普遍的原则,“将讲理进行到底”,就是与作为自由对立面的强制性力量抗争。在此基础上去设计自己的人生,实现自我超越,就是真正的自由了,就有了尊严的大部分了。

  2、 哲学精神与大学精神

   这里还有一个哲学精神和大学精神的关系的问题。现在大学里哲学系是最不热门的,大部分来哲学系的学生都是调配过来的,自己志愿报哲学的人不多。但是,在大学里面,和大学精神最吻合的恰恰是哲学。这里有哈佛大学的校长和耶鲁大学校长说的东西,他们本身是要讲大学的精神的,但强调的却似乎是哲学精神在大学里的重要地位。哈佛大学的校长康南特是这样说的:“学生们一代接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一浪冲击着陆地,有时静静地,有时则是带着暴风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历史是单调的还是狂暴的,有两件事总是新的,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耶鲁大学的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是这么说的(这是他在1987年迎新典礼上的讲话):“我先谈谈知识的态度问题,知识像我们周围的宇宙以及我们内心的世界一样,多层次多绫面,而且绚丽缤纷。我们有千万条理由尊重知识,但我们用人文学科去教育人们渴求知识的感人价值在于我们坚信知识是工具,是力量,而最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价值。我们渴求知识,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问题。…(如果仅仅以“有用”)来解释我们对知识的忠诚,就无异于认为人性已经泯灭了。”这是耶鲁大学的校长说的大学精神,但听起来好像是讲哲学的内在精神。刚才我们所说的关于人的尊严问题和这里所说的“人性的泯灭”,是多么合拍啊。从这些讲话当中就可以看出哲学精神是与大学精神最相吻合的。

   也许他们讲得有些过分,在我们国家很多人不太接受这种不讲社会价值的纯粹学理的追求。如果工程技术学科确实还是要问其是否有用的话,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的价值却明显不是以“有用”为准绳的。我在因特网上搜了一下,美国有个网站,专门回答人家的哲学问题的。在这里回答问题的不是某些教授,而是一些学生之类的人。即使是这些初出茅庐者,对这些问题都有比较清晰的理解。有人问:“哲学有用没有,如果没用的话,那么你搞哲学不是浪费时间吗?”好!回答是这样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去做所有那些不浪费时间的事,去做有用的事,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最后有更多的时间不去考虑有用与没用,去享受生活本身的内容,而生活本身的内容是没有进一步的用处的。这就是做有用的事情的目的,“有用的”是相对其它目的而言的,单单作为工具,任何东西都不会对自己“有用”的!所以“有用的”合起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无用的事情:去爱、去审美、去理解宇宙的奥秘、去哲学玄思、去获得幸福。在解决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之外,剩下的目的就只有这个。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了,那他研究这些是为了什么?为了有时间去追求“无用”。这样的回答是非常的妙,这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回答。所以可以看出,无用的东西是目的,有用的东西是手段。但是我们在目的里面还在问有用没用,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所以,哲学本身是具有自足价值的,关乎人类的终极价值、终极目的、终极追求。其它的一些涉及到终极价值或终极目的的东西也是这样。你问幸福有没有用?当然我们要得到幸福,不是为了用幸福来做“有用”的工具。但我们追求有用的东西,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得到幸福。目的是得到幸福却还在问幸福有没有用,这不有点神经错乱吗?爱情有用吗?爱情是拿来用的吗?你问爱情有没有用,不是亵渎爱情吗?这都是生活本身的内容,其它东西是为了这些目的来提供服务的。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话引伸出来的。以前我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我用别人的嘴说出的话好像更有说服力。我和我的学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开课的第一天我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问它有用没用。如果你坚信哲学有它的内在价值的话,哲学和人类的基本尊严是合在一起的话,就不能老来问哲学的用处到底是什么。这是哲学内在精神的另一个方面,和有用的东西的关系就在这里。这与前面说的哲学的内在精神关乎人的自由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联合国本身弄一个哲学日的宗旨之一。

   前面说了哲学精神与大学精神最相吻合,这里重提一下。上次我写了一篇文章——《大学改革的八大戒律》。文中说了大学改革一定不能够把像哲学这些刚刚摸到些眉目的基本的人文学科给改歪了。如果把这些给改掉的话,那么改革就一定是被改坏了,而不是改好了。包括对知识本身的追求的精神也不能够改。至少有一部分东西我们不能够质问它有没有用。这些和哲学的内在精神是密切联系的。哈佛的校训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美国是个实用的国家,经济很强大,很多人都以为那是个尊奉强权的国家。但其最著名的大学的校训却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以真理为友”,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却包含两个哲学家的名字。这里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大学精神和哲学精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些著名的大学在阐明大学的精神时都把哲学点亮的精神火炬高高举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