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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支离”病

yrrs 发表于:14-08-26 15:23

“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象山全集》卷三十四,14页乙。

陆九渊认为朱熹“学不见道,枉费精神”,说其阐释与发挥犯了“支离”病。

    这一批判,乍看之下有点苛刻。然而,在围绕“易儒如斯”这一中心论点,在对《易》儒认识越来越清晰的过程中,我也逐渐认同了陆九渊的观点。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将易儒经典熟记于心,被誉为易儒研究的“泰山乔岳”。如今,易儒研究者对经典文句的解释大多来自于朱熹。然而我越看越发现,朱熹很多阐释牛头不对马嘴,似乎不明孔子所言何意。分析朱熹对经典的阐释,单独从每一个文字看,仿佛有理有据,一些 句子整句连起来似乎也可自圆其说。但把其理解之意放回原文总体思考一下,却南辕北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朱熹通过对《系辞》文句的阐释,阐发了著名道器学说,然而这一阐释非原文之意,阐发更是离经万丈。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 “形以上底虚浑是道理,形以下底实便是器。”[《朱子全书》卷三十一]

 

朱熹理解的大意是:形而上的道是理,是思维的产物,底虚;形而下之器是实体,底实。这些认识类似于现代哲学思维与存在的划分。这一阐释,一直是宋后的通释,看似非常合理。可把这一认识之意放回原典思考一下,却无法连贯起来。

其发挥离典之意更甚,由此言的理解发挥的道器学说,说得头头是道:“天地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书》《朱子全集》卷五十八]

而我经过对易儒逻辑体系的恢复、与孔子产生共鸣后,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却与朱子大相径庭。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者”,即太极元所展述的事物之形的往昔,“形而上者谓之道”,是孔子道的认识与发挥,这里上下划分以现在时为中点。“上”,过去时也;“下”,指将来时。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下者”,从形而下,形为事物现在时,从形而下则是演绎认识未知。“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即工具,即以《易》逻辑体系为工具,从道生的相反方向(冒天下之道)演绎认识未知个性的认识对象。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是一个演绎的具体方法,顿悟之言说《易》是“务”,这里说的是“业”,概括一下,《易》是:道、器、变、通、业。

在这里,我不是说朱熹发挥的道器论哲学思想有误,而是想说明其阐发非孔子《系辞》原文本意。朱熹不明道的漫天发挥,汇成的书海,淹没了儒家思想的真谛。后人的盲从,使朱熹的阐释成了无法推翻的通释, 把孔子在《系辞》中建立的以《易》逻辑体系为工具, 顺向归纳,逆向演绎的方法论几乎被掩没。

《朱熹的支离病》补充:

《朱熹“支离”病病因探究》

“学不见道,枉费精神”就是朱熹阐释与发挥犯“支离”病的根本病因。

儒学的根本在《易》,宋代周敦颐、邵康节、两程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易儒大家,朱熹博采众家之长,深究易儒关系,从其编集四书五经,《易》视为群经之首可见一斑。

朱熹在《易》研究上著有《易学启蒙》两书,从两书内容来看,朱熹对《周易》研究非常之精,但为什么陆九渊却说朱熹“学不见道”?      究其根源,朱熹亦是受害者。

1,周公旦种下的病根:

《易》源发于没有文字的伏羲时代,以图象和口传方式传下来。到了夏商两朝,文字逐步发展成熟,夏商两朝集举国之力用文把些图形与口传认识整理成《连山》《归藏》两典。

到了周朝,在周公旦辅成王当政期间,“周监【通鉴】二代” 创《周易》,形成了“三朝三易”格局,《周易》64卦异向推演,彻底改变了原有《易》逻辑关系与基本原理,达到周公旦神化治国方略的效果。因此,一个发明最早的逻辑体系,一个用严密逻辑体系去演绎认识世界的民族,却陷入一个逻辑混乱的深渊。

2.《周易》幸存惹的祸:

春秋未期,周的统治名存实亡,天下诸候割居,但在这一战火纷纭的时代却造就了老子与孔子等一代圣人,他们在对周前历史与文化作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以惊人的智慧把周前《易》的本来面目恢复过来,并以恢复的《易》为工具来演绎认识世界,形成中华文化主流——道儒学说。

秦朝的焚书坑儒,将春秋战国期间的易儒研究成果,几乎化为灰烬。

到了汉武帝年间,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复兴儒学运动,进行严谨而科学的训诂考证,恢复了儒学主要经典,这些丰功伟绩,我们无可挑剔。然而榜样的力量却为后来的研究带来难以克服的诟病。

因为《周易》的幸存,误导了汉复儒,错把《周易》视为孔子思想背后的逻辑体系,与《易》的实质脱离,又重新回到孔子之前那种 “非其鬼而祭之”(即不明个中情况盲目地崇拜)的恶性循环,延至今日,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的学者在西来佛教思想影响下,尤其是在禅宗六祖慧能的“顿悟”思维启发下,克服了汉的独立一经一典咬文嚼字的弊端,提出了万法归宗、一以贯之思维理解圣人的思想。

宋的学者在《易》的研究上,其实己经发现了孔子的《系辞》、《说卦》里有关《易》的原理有别于《周易》之原理,而根据此两篇的文字猜出了一系列图形。

可惜的是,他们的思维始终无法摆脱《周易》的影响,从朱熹的《易学启蒙》一书可看出,他并未意识到另外一套逻辑体系的存在,仍局限于《周易》的认识。可以说朱熹就儒学本源的问题上,未与孔子在根本性认识上取得共鸣,这也就是朱熹学不见道的原因所在。宋的学者由于仍未能把孔子认识的《易》恢复过来,又弄出一套历史上不存在、而且在根本原理上犯错的图形,这样的发挥离经叛道,愈走愈远。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和以这套逻辑体系为工具,归纳、演绎认识世界的传统认识方法论被淹没。

这是周公旦种下的病根,这是《周易》幸存的不幸!

3.文字的功与过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不可见乎,圣人立象尽其意,设卦尽情伪。”

“辞达而矣!”

《易》是一套纯图形抽象逻辑形式,是没有文字的年代,上古圣人用图象直接认识世界的方法,对图象寓含的自然逻辑原理很难用文字与语言去讲清楚,因为纯抽象逻辑不能具体对应现实,在古代对逻辑形式认识尚未一个系统的认识基础,用文字描述的难度可想而知,看看老子那些那强之用“道”,强之用“大” 的就可以体验个中难处。即便到了今天,有如此丰富逻辑学的认识基础,都难以找到合适语言来描述。

这也是汉后没有弄清那套逻辑的基础上,咬文嚼字阐释留下诟病。 “辞达而矣!”,意思是说文字是用来表述对自然的认识之意而矣!2000多年来,我们过分地重视文字的阐释,总以为把文字阐释清楚了,我们就能弄清古圣人在说什么,文字的多义性,尤其那些带有共性抽象的文字,引发了释者的无限遐想,其阐释和发挥逐步远离原典和圣人认识之意。

      没有文字我们不可见到古圣人的认识,可文字却又在不断把我们引入歧途,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圣人立象尽其意,设卦尽情伪”,回到图象上,先搞清这套抽象的逻辑体系才是唯一出路。意不诚,学得再多也徒劳,当今之世。对典学研究有谁比得上朱熹?

当我们弄清这套逻辑体系原理以后,就很容易理解“圣人立象尽其意,设卦尽情伪” 这一句文字之意。

立象”是一个整体太极元的抽象,抽象整体太极元的目的是为从整体到部分演绎认识制造一个工具[],从形而下开物成务,演绎认识世界。设卦尽情伪”,“为构成整体太极元的子元,设卦 是为了弄清子元构成整体太极元内部结构原理。,为“真”, 非也! 孔子的文字用得非常精辟,可没有这一逻辑图形的认识基础,谁能真正明白孔子在说什么?

这些文字,小学生都能懂, 不理解并不在文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