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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视角看兰州市工商局违法行政

chunsheng2013 发表于:14-01-24 20:19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甘肃经邦律师事务所受原告张春生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在接受委托后,代理人向张春生多次询问了与本案有关的详细情况,查阅了其提交的众多材料,同时到被告处调阅了相关的工商资料,还根据本代理人的判断向被告递交了请求其撤销错误登记的申请和律师函,但被告均置之不理。今天在这里又参加了庭审,参与了举证、质证,对本案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现在结合本案实际及相关证据材料,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法院审核并采纳。

   一、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理由如下:

1、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另外根据该司法解释第4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而根据被告于2010819日在兰州鑫报上公告送达听证通知的时间推断,三个月的起诉期限最迟也在2010年的1124日之后就逾期。但根据被告的公告内容,被告既没有告知原告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也没有告知原告其将要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是要剥夺原告的股东资格,是要各股东补缴出资,是要对股东除名,还是仅仅纠正李勇的签名虚假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在报纸公告中均无只字提到。而且原告知道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是在2011年的11月份。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1条和第42条,原告适用的起诉期限不是三个月,而是2年或者5年。

2、同时,本代理人认为被告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张春生送达法律文书既不恰当,也不符合事实,更是违背了法律的精神,是错误的送达。

2.1原告与成展公司股东李勇及成展公司本身,因为股权之争先后在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起诉两次,在被告处多次申请,在甘肃省工商局进行过复议,足以说明要对成展公司进行规范登记,甚至剥夺原告的股东身份时,必须尽最大所能要获得原告的明确意见。但被告对自己经手过的这些事实置若罔闻,在没有穷尽应当采取的由直接送达到委托送达到邮寄送达方式的情况下,随意或有意避开上述方式,选择了公告送达,而且公告送达时选择的载体仅为在兰州市内发行的报纸,显然其行为不当。被告在以往给注册地在兰州的成展公司送达撤销登记决定书时,都能选择在甘肃省发行的甘肃法制报,为什么要给远在辽宁的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却要选择发行范围更小的兰州鑫报呢?不知被告居心何在?

2.2原告在被告处曾经预留过可以接收到法律文书的通信地址,被告在20091214日,还通过预留的地址向原告送达过“关于张春生对兰工商撤字【20091号决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复函”,原告也以此地址收到了该法律文书。但被告在送达关系着原告重大利益的法律文书时却没有选择上述地址和邮寄送达的方式,要么说明被告的送达方式错误,要么说明被告刻意不想告知原告其将要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2.3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其声称曾经试图通过电话联系送达。在此,代理人声明,电话通知送达不是法定的送达方式,更何况被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当时打过此电话。该证据完全不排除被告后来补证的嫌疑。

3、被告对其20107月和8月做出的关系原告重大利益的两次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至今根本没有告知原告,更没有告知原告诉权或起诉期限。

因此,综合上述理由和事实,可以看出原告没有错过起诉期限,依法享有胜诉权。

二、被告于20107月和8月两次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其2010714对成展公司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

1、根据该处罚决定书,其据以做出的事实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甘肃政法学院的司法鉴定书,而根据该司法鉴定和被告的处罚决定书,只能证明被告依据的事实是李勇在六份文件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而是他人签名。同时根据该处罚决定书,其要求成展公司改正的是签名虚假问题,而不是李勇递交的申请书所说的出资虚假等问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被告却不顾自己做出的处罚决定于不顾,而是遵循被处罚人及其股东李勇的要求,超出处罚决定去剥夺另一名股东的资格。很显然被告依此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肯定是违法的,既没有事实依据的,也没有法律依据。

2、被告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根据行政许可法的第34条等条款的规定,其必须履行审查的义务,对于申请人递交的材料必须进行审查,确保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但是在本案中,李勇借用成展公司名义递交的申请,只有申请书一份,内容不但超出了被告处罚决定书的要求,而且没有公司股东及股东会关于股东身份等事项如何处理的决议等重要文件,这显然不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因为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在做出决议时,应当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履行通知、召集、召开、告知股东议题等义务,然后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做出决议。尤其在本案中,原告和李勇两名股东因为股权存在着重大纠纷,这一点被告比他人更清楚。对此被告却置之不理,仅仅依据李勇提交的一张纸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这只能说明被告存在不作为或者偏袒一方,恶意为之的嫌疑。

  总之,被告在具体执行其处罚决定书时,超出其处罚决定书的范围,不去纠正被处罚人登记时签名虚假的问题,而是迎合被处罚人递交的并不齐全,更不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的文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典型的既无事实依据又违背法律依据的违法行政行为。其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被予以撤销。

  三、原告张春生享有无可辩驳的股东资格。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一经登记颁发了营业执照,便宣告成立,取得法人资格。同时发起人享有了股东资格,即使其未真正出资或未足额出资,只能证明其出资存在瑕疵,其有义务补缴出资,但其股东资格不因其未出资而被否定。而且参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有关股东未出资时其身份确定的规定,即使要剥夺未出资股东的身份,也必须通过股东会,给未出资股东以出资的机会,之后若其不出资才能在履行了相应的程序和手续后对其除名,而不是随随便便剥夺其股东资格。由此司法解释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出,张春生本人在成展公司中拥有股东资格。

   被告在其答辩状中认为原告没有股东资格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同时说明被告仍然不清楚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成立,依据的是以登记生效为原则的法理基础。同时说明被告仍然不清楚其工商登记对公司和股东意味的法律后果。

  四、被告依据其从兰州市商业银行获得的,证明成展公司股东并未实际出资的银行进账单,实际上与本案无关。因为被告作出的38号处罚决定书依据的是甘肃政法学院作出的司法鉴定,而不是该进账单。被告要求成展公司改正的违法行为是李勇的签名为虚假的问题,而不是出资虚假问题。而且被告在一系列文件中,丝毫没有提到所谓股东未出资问题。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五、被告认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刘闫、马宝山通过股权收购取得成展公司股权,属于善意取得的观点,既无事实依据,也违背成展公司基本的事实,更与被告自己先前的观点自相矛盾。不能成为被告违法行政的理由和根据。

   120091118,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马宝山以成展公司为申请人,向省工商局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兰工商个撤【20091号关于被告撤销李勇三次违法变更成展公司股东的决定。被告在自己的行政复议答辩状中明确声称:马宝山的诉求数以股东之间的民事纠纷,应通过司法救济途径予以解决,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

   然而,被告在本案的答辩状中又多次声称:与本案有着利害关系的刘闫马宝山是善意取得,其为了维护该两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没有撤销公司登记,而是对该公司进行了规范登记,所以其行为并无不当。

   被告的前后两种说法和态度截然相反。前面认为马宝山刘闫与李勇张春生之间的股权纠纷是民事纠纷,应通过司法救济解决。后面自己有极力通过行政手段越权去解决本属于民事纠纷的股权之争。而且以此为由为自己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开脱。这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

试问被告,如果朝着维护刘闫马宝山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规范登记,你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什么?法律依据又是什么?你一边是以司法鉴定和李勇签名为假为依据进行规范登记,一边又抛开该事实依据,又去为了马宝山刘闫的利益规范登记。请问原告张春生的利益由谁来维护?被告的观点和行为说明,被告是为了达到马宝山刘闫李勇在成展公司第一二三次工商变更没有达到的目的,而进行工商登记与变更。这实际上是被告利用行政行为,不顾公司规范登记的真正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是越俎代庖,代替人民法院借机来解决马宝山刘闫与李勇之间股权转让纠纷的民事问题。这显然是不合法的。

2、被告在其答辩状中多次提到,刘闫马宝山为善意取得股权的问题。对此原告代理人认为:

2.1尽管物权法有善意取得的明确规定,但被告据以断定马宝山刘闫为善意取得的事实依据什么呢?被告作为一级国家行政机关不应当凭主观判断行事。即使刘闫马宝山为善意取得,与被告依据其处罚决定要求成展公司规范登记的事实毫无关系。

2.2 根据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受让人取得动产时,是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请问被告是否知道马宝山刘闫与李勇的股权交易价格,你所知道的价格凭什么说是合理的,依据是什么?评估了吗?很显然被告实际不知。

2.3被告在其答辩状中认为刘闫马宝山为真正的出资人,这种观点根本属于混淆视听。马宝山刘闫通过股权转让将股款交给了李勇个人,公司分文未得,何来两人给公司投资或出资。被告凭什么为了该两人进行规范登记。

因此,综合上述事实和观点,代理人认为,被告兰州市工商局做出于201078月两次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既无充分的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其动机和行为是错误的违法的,其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撤销。

以上意见请法庭审查并采纳。

补充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原告的代理人就张春生诉兰州市工商局撤销其2010831违法行政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一案,补充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张春生与本案有着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根据被告于2004年对成展公司作出的工商登记,根据被告于2009年作出的撤销李勇违法变更的【20091号决定,同时根据贵院于20121120做出的【2012】城行初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均证明原告不但是成展公司的股东,而且与成展公司有着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为,被告在2010827做出设立成展公司登记时,不是重新设立了一个公司,实际上是在原公司基础上将原公司的股东由张春生、李勇置换为李勇、黄万君,这种核准登记的行政行为直接剥夺了原告的股东资格,而且在此基础上被告又于2010831做出了变更登记的行政许可行为,将本属于原告的股权违法转让给了马宝山、刘闫。也就是在违法行政行为的基础上又依据违法的行为做出了一个行政行为,因此最终将原告的股东身份取消和剥夺。所以,被告的两次行政行为与原告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没有利害关系,被转让的100%的股权中的45%将是空穴来风,成为无本之源。而且贵院在第73号判决中也认为被告行政行为违法,那么在违法的行政行为基础上做出的行为难道还合法吗?

   二、被告反复主张的马宝山、刘闫系善意取得的观点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及李勇、马宝山、刘闫的行为系恶意的、有目的的串通侵害原告的故意侵权行为。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是指对动产或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而股权既不是物权法规定的动产,也不是不动产。股权已经受到公司法的调整,其在性质上不仅仅是所有权的凭证,而且也是一种债权的凭证,它还体现了股东的一种资格和地位,其作为一种混合型的权利没有受到物权法的调整。同时物权遵循的是法定的原则,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的,不属于物权。因此被告及马宝山等人主张适用物权法善意取得的规定,无法律依据。

   其次,被告、马宝山、刘闫等当事人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的侵权行为,并非善意行为。被告明知张春生与李勇之间存在股权之争,马宝山、刘闫更是被告第一至第三次做出行政行为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对李勇与张春生的股权之纠纷一清二楚,而且因为李勇的违法行为没有得到股权。然而其在被告和李勇、黄万君于20108月两次配合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又最终获得了成展公司的全部股权,这很显然是恶意的串通侵权行为。

   再次,成展公司自创立至2009年,经过张春生、李勇的努力获得了11个矿权,其中的3个已经被李勇私自恶意转让,并将所得据为己有,但剩余的8个矿权其价值仍然达数亿元之巨,李勇却在2009年违法转让时将代表巨额财产的股权以区区3000多万元转让给了马宝山等人。为此因为被告否定了李勇的违法行为和撤销了自己的行政行为,导致李勇不愿或无力向马宝山退款,马宝山又无法追回款项,故而马宝山、刘闫、李勇一意孤行,不达目的不罢休,绞尽脑汁寻找各种理由变相向被告申请设立公司、变更公司股权,最终又将原告的股权让马宝山、刘闫据为己有。被告对此心知肚明,积极配合,以损害原告的利益为代价,违法行政。因此综观上述包括被告在内的各方,从哪一点上能说是善意呢?从哪一点上又能说李勇和马宝山、刘闫支付了真正的对价呢?显然没有。

   综合上述代理观点,以及原审期间本代理人阐述的代理意见,本代理人认为,原告张春生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当判令撤销其违法行政行为。


 

  关于兰州市工商局违法行政严重侵害张春生股权案的法律意见书
  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
  2004年3月26日,张春生与李勇经商议后在兰州市工商局注册设立了兰州成展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展公司),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张春生出资45万元,占45%;李勇出资55万元,占55%,并决定李勇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后,通过张春生和李勇的共同努力和投资,先后以成展公司名义取得十一个合法有效的矿业权,价值超过四亿元人民币。
  后张春生经他人提供信息得知:李勇背着张春生,在张春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于2007年6月29日、2009年2月16日,伪造张春生的签名和印章,伪造股东会决议,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在兰州市工商局的配合下,非法对成展公司股权结构进行变更,非法将张春生的股权先转让给宫明洪,后转让给刘闫、马宝山。直接非法剥夺了张春生的股东身份。
  2009年3月2日,张春生发现自己的股东身份非法剥夺,遂向兰州市工商局进行投诉,在张春生无数次强烈要求兰州市工商局对李勇非法变更公司股权的行为进行查处,兰州市工商局不得已才做出《关于撤销兰州成展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撤销了2007年6月29日和2009年2月16日的非法变更,兰州成展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状态恢复到第一次设立登记状态,股东仍为李勇和张春生。
  在兰州市工商局做出上述撤销决定之前,张春生和李勇因为股权纠纷在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分别作为原告打了两场官司。后因张春生不间断地向法院主张权利才结束了全部诉讼。
  但是,2010年8月27日,兰州市工商局与李勇、马宝山等人相互串通,兰州市工商局对马宝山、李勇出谋划策,以非法的理由为基础,以李勇、黄万君为股东对成展公司进行重新验资登记。至此,兰州市工商局伙同李勇马宝山再次开始了剥夺张春生在成展公司中股权的违法行为,开始了他们在2007年6月29日、2009年2月16日没有达到的非法目的。
  2010年8月31日,兰州市工商局配合李勇、黄万君,将重新登记后的成展公司的股权全部又转让给了马宝山、刘闫。至此最终完成了他们前几次没有达到的非法目的。
  2012年,张春生在得知兰州市工商局又一次的违法行为后,依法向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两项行政诉讼请求,分别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兰州市工商局于2010年8月27日做出的对成展公司重新登记的行政行为和2010年8月31日做出的因股权转让变更股东的行政登记行为。该法院对张春生的前一项诉请在审理后判决认定兰州市工商局于2010年8月27日做出的行政行为为违法,对原告张春生请求撤销变更股东的后一项诉请审理后认为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故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原告对裁定不服提起上诉,兰州市中级人民经审理后裁定撤销了兰州市城关区法院所做的2012年75号裁定书要求重新审理,城关区法院开庭后迟迟不予判决。待至2013年7月1日,本案所涉股权变更登记的股权受让方马宝山、刘闫,以股权转让合法为由,向城关区法院提起请求确认股权转让行为合法的民事诉讼。同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行政庭迎合马宝山、刘闫的诉讼,立即做出中止审理行政案件的裁定,理由是行政案件的审理要等上述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对此,原告张春生向城关区法院行政庭和民庭,分别递交了要求立即恢复继续审理行政案件和中止审理民事案件的书面申请书。但该院至今均置之不理。无奈,原告张春生也不得不向城关区法院提起请求确认张春生股东身份的民事诉讼,现正在审理之中。
  代理律师认为城关区法院裁定中止张春生诉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请求撤销该局于2010年8月31日做出的工商变更登记一案,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错误裁定,应当立即恢复审理该案。一个公司及其股东据以行使合法权利的前提是合法的工商登记,如果公司及其股东的身份在法律上都无法确定或者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其登记或变更是违法的,那么谈不上股东享有相应的权利。
  而且城关法院行政判决书也明确得出结论:被告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0年8月27日对兰州成展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做出的登记行为为违法。同时在该判决的认定部分明确认定:“被告市工商局于2010年8月27日对成展公司以设立登记的程序做出的变更股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设立登记的程序规定,亦不符合变更登记的程序规定,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律、法规依据,且程序违法”。
  因此城关区法院在中止裁定中以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来审理行政案件的认识是因果颠倒的错误观点,是不符合《公司法》及其登记条例和行政法及其相关规定。
  但是面对如此清楚的事实和法律观点,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当事人的意见置之不理,把简单的事实故意弄得复杂难解。律师认为,法院要么是在面对行政机构的违法行为时故意偏袒,要么就是面对自己的错误不主动纠错,逃避错误,导致案件不能正常审理,危害了张春生的合法权益。
  故请求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能履行和发挥监督职能,督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认真、切实履行审判职能,责令其改正和杜绝内部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相互扯皮、推卸责任,责令其纠正同一案件不顾事实和法律多头立案混乱审理的行为。让其正确履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能,防止进一步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最终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发生。



  甘肃经邦律师事务所
  2013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