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二篇 咸丰之忧患与同治中兴·湘淮军代兴之关系》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二篇  咸丰之忧患与同治中兴．湘淮军代兴之关系》

鸿章自谓师事国藩近三十年，宜得国藩之教，能承其业矣。实不尽然。其平生治军持事，荣悴显晦，不易常度，所学于国藩者在此。而智术机警，识时善变，勇于任事，不畏艰险，血气较国藩为强。国藩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是鸿章之所长者为事功而非学术。又告门人俞樾曰：“李少荃（鸿章）拚命做官，俞荫甫（樾）拚命著书，吾皆不为也。”（见《春在堂随笔》）可见鸿章有贪位之心，与湘军人物之精神迥然不同。国藩“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粃糠尘垢”，此虽后人挽语，而在彭玉麟始终不肯做官一事，可以证之。玉麟辞安徽巡抚、兵部侍郎、漕运总督、两江总督，乃至兵部尚书。因有人劾之，曰：“抗旨鸣高，开功臣骄蹇之渐。”玉麟复奏称：“尝闻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臣之从戎，志灭贼也，贼已灭而不归，近于贪位；长江既设提镇，责有攸司，臣犹在军，近于恋权；贪恋权位，则前此辞官，疑于作伪；三年之制，贤愚所同，军事已终，仍不补行终制，陟于忘亲：四者有一焉，皆足伤风败俗。夫天下之乱，不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退无义。伏惟皇上中兴大业，正宜扶树名教，整肃纲纪，以振起人心。臣岂敢稍犯不韪，以伤朝廷之雅化？”玉麟诚不愧为湘军表率人物。盖国藩之起兵，在保卫乡里，扶树名教而已，非有功名富贵之念也。带兵之法，皆守“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待弁勇如待子弟，持之以教，临之以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之训，故湘军以礼教为主义，视官位如敝屣。不仅彭玉麟优为之，即罗（罗泽南）、李（李续宾）、多（多隆阿）、鲍（鲍超），又何尝不然？尹漋河之役，刘铭传攘功诿过，鲍超愤而告归，国藩即解散霆军，其襟怀视鸿章何如？刘松山为湘军后劲，奔走六、七省，荡平捻回，而封赏不及，毫无怨言，能与多隆阿同致命于疆场。而多、鲍、松山仅受国藩之感化，尚且如此，若罗、李之有学术根基者，更可知矣。湘军将领之服从国藩，在道义而不在统属，各有独树一帜之雄心，却无封殖自私之企图。军由私人召募而成，“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湘军志》语）宜其为私人之军队矣，然而国藩征发调遣，甚至解散，均毫无留难之处。此可见湘军之精神，仍守礼教主义，未尝以私人之势力为归宿。而淮军则不然，观曾国藩《致李鸿章书》云：

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这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切驱使较灵。以后敝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归假，皆敝处迳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自问衰年气弱，但恐失之过宽，断无失之过严，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根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泽南）、王朴山（兴）李希庵（续宜）、杨厚庵（载福）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潘、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

此函对湘军之精神，抉发尽致，盖以湘军只在国藩心地上驰骋，而淮军则多在鸿章脚根下盘旋耳。换言之，湘军将领虽能自辟乾坤，然扩然大公，维护礼教之精神，仍与国藩心地相合，而淮军却无此种精神，惟李鸿章之马首是瞻。故国藩言：“区区微忱，非强贤昆仲以所难，实见捻匪非淮军不能灭，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可见鸿章开始即造成淮军为私人势力，以“鼎”、“铭”、“庆”、“树”、“盛”、“开”、“程”、“松”诸字名军，已带私人色彩，非湘军之旧制也。盖淮军将领，只一潘鼎新为举人，其余皆降将、盐枭、团练、武官，无一学者，其投效鸿章，皆有搏取功名之念，非如湘军将士之投笔从戎，维护名教，其志趣殊不同。以故淮军握兵权近三十年，终演为袁世凯之北洋军阀，不学无术，贻害非浅，此近代中国之大不幸也。

再以军纪而论，曾国藩初练湘军，即鉴于绿营饷薄之扰民，特优给之，每兵士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每日一钱五分。养伤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既而规定陆勇月发四两二钱，水勇三两六钱。又因钱多银少，行对放之法，每两多给五百文。又除月计食用外，余则分哨记注，存于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归，核其所存，配付川资，别由粮台给一印票，至后路给清。此有三种利益：一、营哨官不能私侵暗蚀；二、兵勇不能任意开销，出营流落；三、回籍余资，尚可营生。在胡林翼主持后方时，均严格执行。其时湘军人数不多，待遇较营兵加数倍，故纪律严明，以湖北之厘金尚可拨付有余也。后来人数渐增，盖亦有不得已之苦衷，深恐以保国卫民之师，又蹈绿营乏饷扰民之覆辙耳。淮军不然，勇无宿储，官多挥霍，岁支九关（即一年发饷九次），余目为欠饷。裁撤时酌发三五关不等，或历年过久，通计成数报效，为本籍增文武学额，士卒亦默然相安。因每接仗克城，“人人有获”，“金钏银宝，堆案数尺。”有此外快，故发饷多寡不较也。封存太平军之囤米，据为私有，而鸿章反出示收买，视为例案。因此淮军将领，往往致富，此与彭玉麟“无一瓦之覆，无一亩之殖”，所得养廉，全佐义举者，判若天渊矣。淮军之变为私人军队，而又无纪律，以致养成后日之军阀割据局面，在曾国藩早有所见，而欲从事预防。其坚辞节制四省之奏摺云：

臣与左宗棠往返熟商，规复浙江，惟当竭诚合谋，断不敢稍存畛域。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区区微忱，仰祈鉴纳。

清廷谓其“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而不知其所谓“机括甚微，关系甚大”者之微意，且即知之，亦无术挽回。国藩之于淮军，盖亦同然耳。《嘉言钞》有曰：

淮军勇不足恃，余亦久闻此言，然物论悠悠，何足深信？所贵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省三（刘铭传）、琴轩（潘鼎新）均属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识微之论，而实不能平心细察。余所见将才杰出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可奖成之。

国藩仍欲以训练湘军之精神教育方法，知其美恶，奖掖淮军将领，奈诸人出身既非学者，关系又隔一层，鸿章尚不能因其讽示而翻然改图，更何况刘铭传、潘鼎新辈乎？故国藩亦欲撤裁淮军，但淮军为鸿章所卵翼，岂国藩得能而左右之？国藩晚年之所以灰心，此亦其一端也。且国藩用人，不循私情，不计恩怨，李元度与国藩曾共患难，乃因徽州失守而奏劾之，鸿章以去就力争，国藩不顾，此可见二人之作风矣。

国藩虽起湘军，而大将不尽湘人，塔齐布满、多隆阿为满蒙人，鲍超四川人，李孟群河南人，褚汝航广东人，又荐福建之沈葆桢、安徽之李鸿章，维护云南之皆金科、王国才，用人惟才，不分畛域。而鸿章当路凡四十年，与其故吏裨将，昔共患难，今共功名，转相汲引，布满要津，不问其才可用与否，皆循私委以巨任。光绪元年，在北京候乡试恩科发榜，安徽竟无一人，即怏怏口出怨言。乡里派系之养成，封建观念之助长，皆由淮军启之。前清末年之官吏，凡出自国藩门下者，皆比较纯正，出自鸿章门下者，皆不甚廉洁。此可知湘淮军人物之代兴，对于中国政治之关系，殊非浅尠矣。总而言之，曾左胡李诸人皆由于学术造诣之深浅，而始有不同之结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