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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瑜:以色列灌溉技术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启迪

jeremiah 发表于:11-03-01 20:32

  以色列地处沙漠地带边缘,水资源匮乏。严重缺水使以色列在农业方面形成了特有的滴灌节水技术,充分利用现有水资源,将大片沙漠变成了绿洲。以色列人口较少,土地贫瘠、资源短缺,却长期坚持科技强国促进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以循环经济促进农业发展,重视教育和农业专业人才的培养,使农业循环经济得以较快发展。2008年以色列GDP 2019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6万美元,700万人口中,却以总人口4.3%的农民在沙漠上不仅养活了国民,还大量出口优质水果、蔬菜、花卉和棉花等,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农业灌溉相对比较落后,同时今年我们国家也在1月29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是新世纪以来中央关注“三农”的第八个“一号文件”,彰显了我们国家重视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战略眼光。 面对以色列的先进节水灌溉技术及其背后的经济规划,能给我们农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启迪呢?

  一、 以色列有限水资源禀赋的资源整合

  古人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色列是一个水资源禀赋贫穷的国家,所以水方面也非常缺乏。其国土一半的土地是沙漠,没有水,没有雨。为了能够维持经济和农业的发展,需要发明创造一些农业的技术,所以以色列人在水资源方面开发出了先进的技术,硬是在沙漠中做出了“无水之炊”。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循环经济中存在几个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资源、劳动、资本、技术、管理。以色列人清醒的意识到,就整个农业经济发展循环而言,以色列的制约因素是水,但是这种制约因素不是致命的伤害,可以通过劳动、技术、投资、管理等优势手段予以改良整个循环经济的效率。因此整个以色列的循环经济必须建立在对水资源进行高效规划的基础上,即在以色列水资源有效供给不足的现状下,从整个循环经济的视角重新规划农业布局,确保国家农业安全必需的循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循环利用有限的水资源,促使其输出的经济绩效最大化。为了鼓励节水,以色列农业经营者所应交纳的用水费用是按照其使用的用水配额的百分比计算的。农业经营者使用配额的前半部分所交纳的费用要比使用后半部分所要支付的费用少。类似目前我们的“阶梯电费”。为解决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的状况,以色列兴建了全国输水工程。将淡水从低于海平面200米的加利利湖中抽出,通过大小输水管道、运河、水库、隧道、蓄水坝和扬水站等一系列工程,一直送往南部缺水的干旱半干旱地带,增加干旱地区的水资源有效供给。同时以色列国家对于整个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角度,随着输水系统的建立,农田田间压力水的供应成为可能,地面灌溉迅速被可移动的铝制喷灌系统所取代,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铝制喷灌系统又被更精确的半固定装置系列所取代,这些系统不仅能够把肥料和农药加到灌溉水中,而且还能够自动和精确地控制用水时间、位置和水量。目前其主要作物最优灌溉制度运用计算机技术,根据土壤吸水能力、作物特性、作物生长阶段和气候等条件的变化,严格控制供水量,并采用了新型塑料,延长管壁寿命。最终利用投资的力度有效弥补了经济发展的资源制约。以色列的污水,也被资源化了。以色列的水资源利用率超过85%,远远高于目前中国的水资源使用效率。由于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20年来以色列农业淡水用量逐年减少,每立方米水生产农产品的销售利润却直线上升。 

  二、 以色列节水农业的经济系统管理思维

  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针对经济增长的近因问题认为:“近因分为三类,首先是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或设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和其他了资源后,提高产量。……其次是增进知识的应用。…第三依赖于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以色列的农业产业经济管理思维,恰恰很好的阐释了刘易斯的理论。以色列的农业产品必须依赖水资源,水的价格影响农产品的价格,但是可以通过节约使用水资源,扩大产量,降低单位水资源的的农产品成本。其次就是以色列农业科技普及、科技成果大量市场化的使用。第三就是不断扩大的农业产业经济的人均产出绩效,扩大农业产业工人收入,并将其盈余资本不断投资到整个产业研发投入、人员培训等领域中去,扩大再生产,提升整个农业经济的循环质量。

  农业是一个受诸多因素制约的风险行业,天气变化,市场价格波动,都会对于整个农业产业经济构成风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依赖于四个经济要素:资源、劳动、资本、技术。以色列节水灌溉基础上的农业经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即在资源短缺情况下,如何利用其他优势创造出农业循环经济的高效率产出绩效。一个有效的经济管理模式,就是在存在资源限制的基础上,合理实现资源配置绩效最大化,进而实现产业经济模式的输出绩效最大化。以色列人深刻领悟到《发展经济学》的奥妙,能在国小人少和自然资源匮乏的不利情况下,创造出为世人瞩目的成就,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得益于对科学技术研究和教育的极大重视。以色列的滴灌设备每小时可供水1升-20升不等。这种灌溉方法的最高水利用率为95%,非常适用于精细种植。其次无土栽培使用的低流量滴灌喷头:在温室中进行精细种植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而为温室应用而设计的滴灌系统,则使用了低流量喷头,每小时供水仅200毫升。这种方法灌溉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水分可以在培养基中均匀扩散,减少了水分的散失。同时以色列以单位经济产出绩效平均消耗的水资源数量作为标杆,对于水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单位,采取高定价,对水资源利用率高的单位,采取低定价。藉此激励国民从水资源利用效率重新审视经济行为的规划效率。同时以色列人在增加“整个农业循环经济竞争力”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其管理思维的背后让我们感悟到以色列人对于整个农业集约化产业经济的“精打细算”,同时让我们见识到了其产业经济的高效规划水准和系统管理能力。

  三、 以色列、中国两国灌溉问题比较分析

  中国和以色列在灌溉问题最大的差距是文化认识差距。以色列的灌溉技术应用研究,由来已久,其中的滴灌技术是以色列最著名的节水灌溉技术,据称已开发到第六代。其政府在农业上就很重视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绩效最大化。50~60年代,以色列对土地、牧地和全国等高线土地都进行了详细调查及利用普查,以提高土地利用率,这些措施确实已收到一定的战略管理效果。尽管以色列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国家,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现已占耕地总面积62.2%,人均灌溉面积达0.048公顷。我们国内的农业灌溉技术很多地方还是处于原始的自给自足阶段,几千年传承的庄稼浇地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很多农民不知道“滴灌”是什么,绝大多数农民关于浇地的认识停留在“庄稼生长”阶段,没有产业农业意识,没有农业经济成本核算意识,他们只能够无奈的以自己的“劳动强度、时间”作为提升、弥补整个产业绩效输出的“唯一手段”。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国的农田对于水力资源“自然分布的极大依赖”。没有进一步的规划、提升整个灌溉体系的拓扑结构运行效率,水流到哪,农田布局就到哪,没有将整个区域农业的土地、水源、劳动、课题投入做一个最大化绩效规划,没有充分认识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控制节点问题,基础投入少,对于农业循环经济的认识不充分,农民的管理农田的经济常识认识不足,其结果只能“靠天吃饭”,因此整个区域农业产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十分赢弱。

  其次,两国的农业人均效率不同。在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的农业产业化效率的一个指标是,农业人口占国家总人口比重。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比率是50%-80%,西方国家是10%以下。目前中国13亿人口9亿农民,比率占69%,以色列1990年是4.3%,美国只有1%。也就是说,我们的单位人口农业产能输出绩效和以色列相比相差了将近16倍,和美国相差了69倍。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们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灌溉技术,还是停留在几千年前的小农经济形态,没有在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科技化形成有效的突破力量实现产业变革。其中的一个根本现实就是农民的观念成就、新型农业科技普及速度迟缓,产业农业制度建设滞后。

  两国农业的“现代产业模式”不同。从《经济管理》的角度而言,以色列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产业经济”的转化提升,其农田灌溉技术、产业输出能力,好像是一个完善的企业“公司”运用模式。有合理的公司经济制度、重视公司的经济运营指标指标,注重人力资源管理,注重科技研发投入,注重集约化经营,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注重产业循环经济效率,学术研究——推广应用——农业科技产出绩效环环紧扣,知识价值回归“一条龙”系统化发展,最终农业“公司”的年终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速度越发步入良性循环轨道。而我们国家的农民及其农业经济,还停留在“个体户”的水准,以色列农业“公司制度”的运营经验,应该成额为我们的学习榜样。

  两国科技研发投入不同。以色列历届政府都有一“绝招”:即重视人才,开发脑力资源。前苏联解体后,大量前苏联犹太移民涌入以色列,大大提升了整个以色列的科技水平。通过来自东西方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相互合作,对教育、科研和生产的开发运作,以及对建立一个工业基础的承诺,已使以色列国内农业经济发展成了出口的可靠保证。以色列重视抓基础研究,以基础促应用研究,鼓励在农民与研究者的合作下,科技成果很快通过广泛的服务网,在很短的时间内应用到农田。其中承担以色列全国农业科研任务的ARO,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科研机构之一,现有水土、大田与园艺作物、园艺、动物科学、农产品贮藏技术和农业工程等7个研究所及分布全国的7个实验站,有研究人员1000多名,其中博士教授300多人。张召忠教授在《防务新观察》中说:“以色列人用计算机技术精确控制(植物的滴灌的流量),几分钟几秒几毫秒滴一滴水”。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我们国家的先进的农业科技研发投入较少,对于农业的深层次问题研究不深入,农业科技成果经济效益不明显。同时我们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农民的现实生产力的时间周期很长,还在农业科技普及效率方向我们和以色列的差距较大。另外我们整个国家经济激励制度,在激励农业科技脑力成果研发、科技成果市场化普及、知识价值回归、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等领域,有待强化。

  任何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身,都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但我们不能过度强调制约因素而根本否定了整个发展模式自身存在的有效路径。中国的农业缺水问题,从深层次观察,不是整个水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而是整个农业循环经济的资源配置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是一个系统管理工程,更是现代产业组织的管理绩效问题。未来中国农业的经营思路应该倡导“现代农业产业经营”,强化农业产业规划,逐步淘汰原始的水资源利用率低的灌溉方式,加快引进以色列先进农业技术,大面积普及科技技术的应用,并且以农业水利的拓扑网络建设为突破口,从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上认真研究节水灌溉技术,强化农民的现代产业农业知识的培训,强化农业产能绩效及农业循环经济效率提升,将大量的农业人口从低端的经济模式中解放出来,最终在系统管理的制度建设领域形成一个农业新经济模式。

******本文来源求是理论网,原文网址http://www.qstheory.cn/lg/gc/201102/t20110221_69002.htm


aniyehudi 发表于:11-04-12 12: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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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农业技术是世界各国的好榜样。
我平常喜欢的是道家的思想,所以也从这方面领悟到一点这个意思。滴灌对于漫灌来说,是“小”的、“微”的、“慢”的、“弱”的,所有的方面都符合老子所说道的品性。滴灌是自我约束的,也符合人的道德操守,或者说,它们在思想中出于同一样模式。许多事情都告诉我们,美德,是有肋于智慧的,而不是伤害它。犹太人里面出了那么多名人,有了那么多卓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或许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智商高多少,而是因为,犹太人的思维,基于基本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的模式是什么?道德判断的基本方法就是找出要点,寻求具有实质意义的利害,然后得出结论说:“一起吃肉而相争,不若吃饼而彼此和睦”。这不只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智慧,一种思维的方法、模式,所以,我们看历史,往往有道德的民族有智慧,而不是相反。这种道德判断可能与现代哲学、左派的社会思想家们所说的道德判断无关,这种道德判断,就是一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它经过文化的传承、经过世世代代的人的精神的传承,已经融入到一个民族的血液里了,所以,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智慧方式,而东方人与有东方人的智慧方式。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关心技术,而只重大而无当,宽泛无依的“道德价值”,这不是因为着重于道德的思想方式不对,而是,在《道德经》中说得很清楚,“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汉代以来,由于“独尊儒术”,而使得国人只认得“德”,而忘却“道”(孔子一生都不明白道是什么),所以形成了后来的所谓的中国文化特色。或者说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是“道德”必需中缺失“道”而仅存有“德”的文化。所以怎样呢?我们没的滴灌技术,发明它的是以色列人。


diwangjob 发表于:11-04-12 20: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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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见解:如果对于中东的事物判断不清,请多多读妥拉.
实际上,就连他们内部许多人都无法预测未来.
祷告看似无力,其实是在复杂变化选择前寄托希望于自身以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