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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字三白，江苏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后。光绪三年（1877年），人从苏州冷摊上购得此书手稿时，六记已逸其二。虽非全璧，读者很少有遗憾之至者，原因在于所存部分已是全书精华，诚如前人所言：“其凄艳秀灵，怡神荡魄，感人固已深矣。”
几年来读此书，感慨良多，近日更豁然有所悟，遂敷衍成章，并赋得四绝句，分题各卷。
其一，题《闺房记乐》：
万年桥枕万顷波，中流击楫素娘歌。人间羡煞神仙侣，不悔闺中粥一锅。
我曾反复自问：《浮生六记》既不关天下兴亡事，也不关社会革命潮，既无意为男儿扬名，也无意为闺阁立传，用现在的话说，纯粹是一种私人写作，它的眩人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在于作者用情真意切、韶秀晶莹的文字，为读者刻划了一个名叫陈芸的太平盛世的良家妇女，一个出身贫寒的才情女子，一个宜家宜室的红颜知己，一个不胜纲常名教和穷厄困苦双重负荷，却执著地追求个人自由而至死不悔的闺阁俊杰。
我以为芸娘的形象与她同一时代的才女陈端生——弹词《再生缘》作者相比，可以说毫无逊色之处。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指出：“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曰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寒柳堂集》北京三联版第六七页）陈端生用一支生花妙笔，藉孟丽君出将入相的传奇故事，寄托了其荆钗不让须眉的心声。芸娘的一笑一颦，言谈行止，看似处处寻常，却处处不入堂上尊长法眼，处处有违礼教闺训，所以同样具有“颠覆性”而不为她那个时代所见容。
前人对《浮生六记》的笔墨冲淡，行文雅洁，叙事妙肖，多有溢美之词。我独以为此类见地犹有隔靴搔痒之嫌，如果移用来赞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同样入榫合辙。纵观诗三百篇以来的文学传统，大致写男女偷情则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写夫妻关系要么反目成仇、恶声相向，要么齐眉举案、相敬如宾，读来索然无味。传世的文学中，优等的如《红楼梦》，避开夫妇关系直抒大观园里少男少女之间的两情缱绻，次等如《海上花》，仍是避开夫妇关系专写勾栏中嫖客妓女之间的畸恋绮情。别具慧眼的陈寅恪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意。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元白诗笺征稿》北京三联版第一零三页）名为实之宾，《浮生六记》作为纪实文字之所以不落窠臼，只因纲常名教虽能笼罩时代，却不能完全蔽塞三白、芸娘夫妇两颗向往自由精神的心灵。
卷一《闺房记乐》展示了三白、芸娘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闺中暖粥，女儿痴情；婚后伉俪情笃，缠绵蕴藉，温酒煮茶，课书论古，品月赏花，游湖逛庙，不啻烟火神仙的生活剪辑。
就卷一而论，我尤其喜欢三白、芸娘赁居菜圃，柳阴垂钓，月下对酌一节。我猜想三白夫妇不单为了避暑，也为暂避高堂父母的严辞厉色。我也喜欢芸娘易髻为辫，添扫娥眉，服男子衣冠，著蝴蝶履，夜游花光灯影下的水仙庙会一节。人言固然汹汹可畏，礼教固然巍巍如山，只是阻挡不住芸娘追求自由的脚步。
我读《浮生六记》至今不理解的地方有三处。其一便是沈家无产无业，非官非宦，三白的父亲沈稼夫不过是个入幕之宾，不属国家正式干部编制，却处处以“衣冠之家”自居，执守纲常名教甚严。中秋佳节，“吴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至多算作小康人家媳妇的芸娘，夜游隔壁相邻的沧浪亭，还要“先令老仆约守者勿放闲人”，像煞贵妃娘娘省亲似的。后来家道中落，“芸生一女名青君，时年十四，颇知书且极贤能，质钗典服幸赖辛劳”。想见如花似玉的闺中女儿低眉垂眼，手挽包袱，走街串巷，往来典当，不由得心酸泪下。“礼不下庶民”，尤其不下穷人家女儿，确是千古不移的箴言。
卷一中，我最喜欢的章节——三白夫妇移居萧爽楼期间，芸娘托言归宁，偕夫君游太湖，也可以说是全书中最令人心摇神漾的篇章。
是日早凉，携一仆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舆至，解维出虎啸桥，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谓太湖耶？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者。”……返棹至万年桥下，阳乌犹未落也。八窗尽落，清风徐来，纨扇罗衫，剖瓜解署。少焉霞映桥红，烟笼柳暗，银蟾欲上，渔火满江矣。……（船家女）素娘即以象箸击小碟而歌。
对深受纲常名教拘束的中国古代妇女而言，连游山玩水的自由都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之物，更遑论社交自由和参政议政自由了。芸娘不顾堂上严命，不循闺阁之训，见天地之宽，览山水之胜，不亦透露出即使在社会底层妇女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如暗流涌动，春草萌生吗？
纲常名教在家庭生活中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婆媳不和，十年媳妇熬成婆后，反过来以压迫媳妇为能事。耳熟能详的有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故事，南宋陆游、唐婉故事，都是婆母对媳妇不满而导致劳燕分飞的悲剧。这中间，做儿子兼丈夫的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不能把一切都推到时代头上。譬如汽车时代，交通事故剧增，难道开车者能把撞死人的责任推给时代，而不必负道义责任吗？反观此书，沈三白思想、行止虽未能摆脱“孝、悌”二字束缚，但他对“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闺房之盟是看得比世上一切都要宝贵的。沈三白宁可触怒亲颜，抛儿别女，夫妇双双离家避居，亦不肯辜负芸娘幼时闺中暖粥以待己之情。
其二，题《闲情记趣》：
旖旎南园春似海，青衫翠袖黄金苔。清醪未饮身先醉，盼得芸娘担火来。
早年找到一本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细细读来，未必弄懂种种修辞格的妙谛，却晓得世上还有《浮生六记》这等撩拨人性命的好文章。陈书第七篇《积极修辞四•析字•例八》：
苏城有南园北园二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携盒而往，对花冷饮，殊无意味。或议就近觅饮者，或议看花归饮者，终不如对花热饮为快。众议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头钱，我自担炉火来。”众笑曰，“诺。”众去，余问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见市中卖馄饨者，其担锅灶无不备，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调端整，到彼处再一下锅，茶酒两便。”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乏烹具。”芸曰，“携一砂罐去，以铁叉串罐柄，去其锅，悬于行灶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众咸叹服。饭后同往，并带席垫，至南园，择柳阴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日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担者颇不俗，拉与同饮，游人见之莫不羡为奇想。杯盘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卧，或歌或啸。红日将颓，余思粥，担者即为买米煮之，果腹而归。芸问曰，“今日之游乐乎？”众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浮生六记•闲情记趣》）
这是我最早读到的《浮生六记》节文，竟一往情深，不忍释卷。远离城市的喧嚣，却不失凡俗的热闹，太阳光懒懒地照在身上，花信风软软地吹在脸上，看春草碧、菜花黄，任蜜蜂舞、蛱蝶狂，这就深深地合了我的心意。飞盏行酒，坐地大嚼，不做酸诗，不行酸令，不伤生，不忧世，舍却一切世间法，这就更合了我既想附庸风雅、又怕做风雅人的心意。想那芸娘必是性情中人，方能出此奇招。又想那芸娘必不是深闺中人，否则如何省得市中有馄饨担耶？又为芸娘未能偕夫君同游而深深叹惜。
后来读罢全书，除游南园一节外，我竟最不喜《闲情记趣》卷。一个人聪明才智究竟有限，若都耗费在养花种草、垒石叠嶂、丹青篆刻上，又以不染匠气为荣，专以玩票自诩，则处世谋生、养家糊口之计必无着落，穷厄潦倒怨得谁来？试想三白亦曾是个习幕之人，如何不省得大清律例，岂有中保可以随便作得的？以至于“西人索债，咆哮于门”，老父怒斥儿子为“不思习上，滥伍小人”（见卷三）。此处的“西人”，是我读此书的第二个不解之处。何谓“西人”？是深目隆鼻的西洋人？还是等待二百年后大开发的西部地区人？我猜想“西人”应是西洋人，只是猜不出他是哪一国人，如何会居留在苏州繁华地“放利债为业”。书中还多处提到用“番银”（当是银元）埋单。这“番银”从何而来？如何会流通于市？留待经济史家解惑。
卷二中，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萧爽楼中“长夏无事，考对为会”的雅聚，雅得却是这样的俗。
每会八人，每人各携青蚨二百。先拈阄，得第一者为主考，关防别座；第二者为誊录，亦就座；余作举子，各于誊录处取纸一条，盖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为限，行立构思，不准交头接耳。对就后投入一匣，方许就座。各人交卷毕，誊录启匣，并录一册，转呈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对中取七言三联，五言三联。……每人有两联不取者罚钱二十文，取一联者免罚十文，过限者倍罚。……惟芸议为官卷，准坐而构思。
大热天的，就像小孩子办家家，这些终身无缘进考场的人在那里做举子应试的游戏，且维妙维肖到极致，不仅有主考，有关防，有誊录，甚至有官卷。傅昌泽注释道：“官卷：官宦人家的眷属。卷，‘眷’之误。”显然是傅老先生自己搞错了，反诬作者手民之误。官卷是当朝法外施恩，特别为高官显贵子弟设立的试卷，其中式机会优于民卷。通观全书，傅注大体平实、要言不烦。唯沈复私授肉馒头予小沙弥，害得他腹泻不止。沈复道：“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良可叹也。”意思是吃长素的和尚果然食不得荤腥。傅注却道沈复有轻蔑劳动人民之嫌，令人可笑可叹。
《闲情记趣》卷末介绍贫贱夫妻日常家居的省俭之法，名之曰“就事论事”，虽多旷达之语，读来毕竟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心酸。
其三，题《坎坷记愁》：
红颜命薄兼情痴，五鼓辞儿谶语悲。泪眼魂归肠断日，离愁苦胜兵荒时。
卷三记沈复夫妇触怒亲颜，寄居锡山华家，临行前夕，匆匆嫁女青君作童养媳，子逢森亦入肆学贸易。
是夜先将半肩行李挑下船，令逢森先卧。青君泣于母侧。芸嘱曰：“汝母命苦，兼亦情痴，故遭此颠沛。幸汝父等我厚，此去可无他虑。两三年内，必当布置重圆。汝至汝家须尽妇道，勿似汝母。（至沉至痛之言，催人泪下——牛布衣）汝翁姑以得汝为幸，必善视汝。所留箱笼什物尽付汝带去。汝弟年幼故未令知，临行时托言就医，数日即归，俟我去远告知其故，禀闻祖父可也。”……将交五鼓，暖粥共啜之。芸强颜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传奇，可名《吃粥记》矣。”逢森闻声亦起，呻曰：“母何为？”芸曰：“将出门就医耳。”逢森曰：“起何早？”曰：“路远耳。汝与姊相安在家，毋讨祖母嫌。我与汝父同往，数日即归。”鸡声三唱，芸含泪扶妪，启后门将出。逢森忽大哭，曰：“噫，我母不归矣！”青君恐惊人，急掩其口而慰之。……
谁曾料到，五鼓辞儿，逢森一语成谶，母子竟此永诀。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五年之后，逢森亦夭，母子竟相逢于九泉之下，可见人生悲剧是不分盛世乱世的。
沈复夫妇出走锡山后，因思他人篱下终非久居之计，幸三白在邗江盐署谋得一个司事位置，芸娘随夫赁屋而居。不出一月，沈复下岗，荒江雪夜，告贷无门；芸娘疾发，病入膏肓，良医束手。
芸娘曰：“……忆妾唱随二十三年，蒙君错爱，百凡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此生无憾。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到，我辈何人敢望神仙耶！强而求之，致于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余曰：“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涔涔流溢。既而喘渐微，泪渐干，一灵缥缈竟尔长逝。
沈家无田产别业，房舍所值不过三四千金，全靠老父沈稼夫长年外出做幕僚维持全家生计。当老父病衰，无馆可坐时，家境便一天不如一天了。沈复至十八岁成婚那年，还是守着几卷书，整天优游泉石，无所事事。第二年，始子承父业，入幕为宾，却是下岗的日子比坐馆的日子多。其间也曾经商，却是连本都折了进去。以至于“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支右绌”，兼之不得父母欢心，连吃饭都成为问题。芸娘盛年抛儿别女，离郡避居，撒手人寰，客观地说，除了纲常名教的压迫外，与沈复个人性格及家庭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时代身上，原是革命鼓动家的作派。
在沈复那个时代，稍可糊口之家，必令子弟读书，兼习八股时文，以应试科举，若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则一张长期饭票到手了。比沈复生活年代稍早的吴敬梓写了一本《儒林外史》，把科举狠批了一通。我站在沈复的立场上，总有点不大服气。吴敬梓自己只中了个秀才，却劝人家不要考，多少有点酸葡萄心理。其次，吴敬梓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来坐吃山空是他自己的事，却劝贫家子弟勿走这唯一可能的脱贫之路，更是毫无道理。放在今天，农家子弟要脱离农村，考大学仍是唯一出路。即使城市平民子弟，要想在劳动力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考大学也是唯一出路。当然，吴敬梓骂儒林败类并没有错，骂应试士子轻忽“文行出处”也没有错。况且从古至今，借考试评职称，以笼住读书人的辔头，原是当权者轨训世道人心的极好法子。
我读此书的第三个百思不解之处便是，号称衣冠门第的沈家，何以不让子弟学习八股时文，也好有机会应举做官，报效皇上。即使沈复是性情中人，像贾宝玉似地讨厌做“国贼禄蠹”，难道他的父亲也不喜儿孙做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沈家子弟没有资格应试科举。
根据清代规定，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小厮、驿递车夫、皂隶、马快、步快、盐快、禁卒、弓兵之子孙，均不得应试。此外，还有浙江之丐户九姓、渔父、山陕之乐户、广东之蛋户、吹手、旗民家奴等，除非改业削籍，并自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或扣足三代），方准报捐应试。
我猜想，沈复的祖父是个旗民家奴，依据是：沈复在《浮生六记》中丝毫没有提及自家的门第出身，甚至没有提及有关他祖父辈的一星半点材料，这是大可寻味的。若假定沈复祖父已经脱籍，则根据政策规定，到沈复儿子逢森正好“下逮四世”（即扣足三代），可以应试。由于沈家未能享受到这一“给出路”政策，也不可能因家里穷而放弃享受政策的权利，我只好假定，沈复的祖父并未脱籍。如果从沈复父亲稼夫公脱籍入幕开始算起，则传至逢森不过三世，当然仍无资格应试。
沈复的祖父是旗民家奴的另一内证是：沈家父子于乾隆南巡时，两次接驾，得仰天颜，此事亦大可寻味。虽说皇恩浩荡，一个下级幕僚、一个白衣士子，前世敲穿一千只木鱼，也未必接得一回驾，仰得一回天颜，何况再乎？即使放在现代，天颜也不是阿狗阿猫可以随便看的，除非在电视屏幕上。寻常百姓家中唯一有可能接驾并仰天颜的，除非是“从前王谢堂前燕”，或是从前为玉皇大帝家奴——卷帘大将的沙悟净一类人物。换成现代，中央首长视察地方，除了负责接待及汇报工作的方面大员外，首长从前的老部下，如老警卫员、老保健员、老炊事员等往往最有被召见的可能。
《浮生六记》对沈家子弟根据政策规定不得应试科举这一节讳莫如深，也未流露出丝毫愤愤不平之意。站在沈复的立场上，这时代纵有万般不是，毕竟与他亲近，就像现代社会纵有万般不是，毕竟与我们亲近。但我们回过头去看乾隆时代，万万不可假装看不到血腥的文字狱，假装看不到孔飞力在《叫魂》中所钩稽的社会底层骚动，假装看不到《浮生六记》中所记录的盛世悲剧。
其四，题《浪游记快》：
半恃才情半浮华，轮蹄处处逐烟霞。画船灯火层寮月，春梦无痕客为家。
我初读《浮生六记》时对沈复的性格颇为迷惑，既引以为同调，又觉得他对芸娘的寿夭负有责任，应引以为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了解更多，从而对沈复也了解更多，纵有千言万语也只化成这一句“半恃才情半浮华”了。沈复不幸身为家奴之后代，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未尝稍减。用他自己的话说：“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特立独行是需要满腹才情做底子的，否则便是轻狂浅薄。沈复习幕、经商都是不得意而为之，深心里喜的是“呼朋引类，剧饮狂歌，畅怀游览”，不惜“计米商柴而寻欢”（芸娘语），这便是他性格中浮华的一面，宜为子弟戒。
沈复所谓“浪游”，并不是昆仑侠下山——住必上房（相当现在的总统套房），食不厌精（彼时尚无生猛海鲜），想去哪儿去哪儿。沈复“浪游”是为了打工。那时节没有报纸刊登招聘广告，全靠人托人介绍入幕坐馆。又无劳动合同保障，一不小心开罪东家或遭同侪排挤，只得卷铺盖回家。在此人生困境下，沈复犹能寄情山水，所谓“轮蹄处处逐烟霞”，确实难能可贵。如今有佳山佳水之处无工可打，有工可打处必热闹不堪，想“浪游”也不可得了。
潘近僧《浮生六记》序中咏道：“眼底烟霞付笔端，忽耽冷趣忽浓欢；画船灯火层寮月，都作登州海市观。”沈复爱“冷趣”，愈是人稀鸟寂、山幽地僻之处，游兴愈炽。沈复也爱“浓欢”，南下广州，在沙面扬帮花船上冶游而乐不思吴。
……寮适无客。（寮者，船顶之楼。）鸨儿笑迎，曰：“我知今日贵客来，故留寮以相待也。”余笑曰：“姥真荷叶下仙人哉！”遂有平头移烛相引，由舱后，梯而登，宛如斗室，旁一长榻，几案俱备。揭帘再进，即在头舱之顶，床亦旁设，中间方窗嵌以玻璃，不火而光满一室，盖对船之灯光也。衾帐镜奁，颇极华美。喜儿曰：“从台可以望月。”即在梯门之上，叠开一窗，蛇行而出，即后梢之顶也。三面皆设短栏，一轮明月，水阔天空。纵横如乱叶浮水面者，酒船也；闪烁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灯也；更有小艇梳织往来，笙歌弦索之声杂以长潮之沸，令人情为之移。余曰：“‘少不入广’，当在斯矣！”
惜余妇芸娘不能偕游至此。……
在沈复的时代，无功名职守的平民狎妓并不存在有违纲纪伦常的问题，卷一中芸娘甚至“盟妓”为夫君作伐牵线。时至今日，广东得改革开放之先机，日夕为销金之地，却再也见不到沈复笔下之潮声灯影里的沙面月夜了。因此，我搜尽枯肠，再也想不出比潘诗“画船灯火层寮月”更好的句子，只得掠他人之美了。末句“春梦无痕客为家”，兼集苏东坡“事如春梦了无痕”诗意和李后主“梦里不知身是客”词意。
中国的传奇相当于西方的通俗小说，读者花钱原本为了看故事，外带一点浅浅的教训。至于他人的身世，或社会问题，或终极关怀，原不在读者操心之列。也许读者自己要操心的事已经太多了：下岗，健康，儿女的升学或就业，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等，等等。《浮生六记》不是传奇，所以差一点就湮没于世，排成活字后，也终于没有成为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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