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的专栏

本栏文章由毛尖博士授予本站网络发布权，其他网站如欲转载，务请与本站联系。 您的位置：文化研究 > 特约专栏 > 毛尖             　　 毛尖，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学士、中文系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译著有《上海摩登》（李欧梵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著译包括西方文学、电影评论、专栏随笔等，刊于《万象》、《信报》、《亚洲周刊》等。最新著作《非常罪，非常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 　　安东尼奥尼甚至利用红色把污水和被污染的水藻水草处理得迷离恍惚而饱含阴暗的激情；阴郁的灰色大轮船驶过苍白的天空，也驶过镶嵌着红色板壁的房屋和窗户。安东尼奥尼的"红色"因此集合了肮脏，集合了淫荡，集合了被污染的天空，大地和人心；同时也集合了令人窒息的美，百转千徊的大地恩情和人情，以及生生不息的爱。 ——电影为什么这么"红"？ 　　这个吸血鬼因为对永生的深深厌恶，他的行动变得女人似的慵懒，所有的行动仿佛不再有骨头支撑，所以影片至始至终弥漫了强烈的比死亡还令人窒息的倦怠，一种生的恐怖。 ——"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 　　银幕上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光线的自然变化，除了越来越强烈的预感和越来越巨大的失落，除了时间的流逝，帝国大厦只是，用安迪的话讲，"勃起"在那里。不过，狂喜就要降临--突然之间，整个大厦的灯全都亮了，全都亮了，如同高潮，如同巅峰。这是壮观的缠绵，是惊心动魄的一秒钟，整整一生，你都无法忘怀那一刻，整整一生，你都会觉得帝国大厦在你的眼前闪闪发亮。 ——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谈先锋的"现实"     非常罪和非常美：关于瑞芬舒丹 坏人的心灵 哈姆雷特小姐：嘉宝的故事 看啊看，看啊看：关于一个动作的不朽 尊敬我，爱我 劳驾您指点地狱之路？ 慢慢微笑：加曼的最后岁月 钱德勒来到好莱坞 夜访罗大佑 纪念张国荣 薇拉必须在场! 从“手抄本”到“走向未来” 无产阶级万岁 看看我，了解我，原谅我     © 当代文化研究网 2002 www.ul-studie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补充日期: 2003-04-26 16:09:12

一 种 摩 登 批 评

毛　尖

　　李欧梵写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的过程中，最殚精竭虑的问题是「怎么写」。如今书出来了，轮到读者琢磨「怎么读」了。在我看来，这本书至少有下面四种读法。

　　当小说看。在这个「双城记」里，主人公的名字一个叫「上海」，一个唤「香港」。故事的重心是上海，讲上海如何风光，如何摩登，如何让外国人流连忘返，让中国人心神俱醉。不过，随著岁月流逝，「上海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取代她的是香港」。这个故事恰似《沉香屑──第一炉香》的都会版本。我不知道李欧梵是不是从张爱玲的小说技法里得到过灵感写他的《上海摩登》，但是上海和香港的关系隐隐然折射著葛薇龙和她姑妈的纠轕却是有线可索的：上海来的年轻女子葛薇龙投靠了在香港的姑妈後，就自愿地步了她姑妈的後尘，加入到淫逸的空气中去了。不过李欧梵的摩登处在於他的「双城记」是个正面讲法，他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歌颂了「色欲和魔幻」（第五章），歌颂了「尤物的脸和身体」（第六章），歌颂了「颓加荡的爱」（第七章）；所以他的著作是以「上海复兴」终结的，用的是全然的小说笔法：

现在上海终於在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灰烬里重生了，不知道张爱玲看到这样的历史反讽，期间她的城市又经历了这样难以想像的命运的逆转，会说甚么？更无法想像，如果她能看到新上海的城市景观看上去就像是镜像的镜像──对香港的现代或後现代复制，而香港长期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又会有甚么表示？

　　当然，《上海摩登》可以当小说读，还因为这本书的「三一律」用得实在漂亮。书中的所有场景都是时间、空间和人物的交汇处，用侦探学理论的话说，它们一个个都是值得细察的地方：舞厅、咖啡馆、公园、跑马场、娱乐场、电影院、饭馆、百货公司以及大马路。只不过，在以往的小说中，这些地方都是作为背景呈现的，而李欧梵则把它们一个个变成了主角，它们成了故事的细节和情节，成了小说之眼。

　　当散文看。李欧梵在序言里说：「因为我手头资料（可看的和可视的）颇丰，且希望能提供给我预期的学院的和非学院的读者，我选择用一种散文似的风格，一种理论色彩不浓的语言来写作此书。」的确，这本著作又是一本「老上海纵谈」。李欧梵的叙述是相当个人化的，而且因为资料可观，所以他的纵谈可以一边满足读者贪恋的掌故欲，一边让读者领略作者的独特解读。比如，说到老上海的电影说明书，他就控制不住地要炫耀一番家藏的宝贝：他手头有40年代国泰电影院的双语电影情节说明书。他在注解里详细地描摹了这份说明书上上下下的内容，并且总结说电影说明书收集在一起就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集。然後，他甚有洞见地指出：因为电影说明书可以当小说读，所以当时的电影和流行小说肯定甚有渊源。另外，因为电影说明书常用「半文言」的带鸳蝴风格的笔墨写作，所以鸳蝴派的小说美学对中国电影观众是很有影响的。再比如，他写到月份牌，就忍不住说「我来试图解读我自己拥有的一张月份牌上的一个女子」，而他解读的语言是地道掌故式的：

这张月份牌属於相对传统的那种类型，做的是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其绘画技法是1930年的特殊的「擦笔淡彩画」，这种技法由民初画家郑曼陀最早使用。画中女郎的身体没有像有些长画面那样被拉长。她临水而坐，水上有一对天鹅游过，画的右上方和右下方画著传统风格的草和枝桠……她穿著简单但颇有品味的浅色旗袍，是当时相当流行的「满族裁式」……她别在襟上的花带著模糊的激情，一种因可怜和悲哀而变得酸苦的激情……我发觉女郎的脸令人忆及著名影星阮玲玉──她在1930年左右声名鼎盛，是一个伟大的偶像和一个激情女子，但最终因爱自杀。

　　这种例子很多，李欧梵情绪流露的地方也很多。书中多次提到嘉宝（Greta Garbo）的名字，提到阮玲玉，提到激情和死亡，所以从散文吐心曲的角度来讲，这部著作中流露的李欧梵心事也绝不会比他的「散文集」少。

　　当「老上海摩登指南」读。李欧梵开宗明义就说了，他要在这部书里「重绘上海文化地图」。不过，他的这张地图没有门牌号码没有东西南北，比例尺也完全失调（一家小咖啡馆可能比一条街大几倍）；他是有意要把老上海画成一个迷宫，而且李欧梵鼓励你做一个「游手好闲者」，鼓励你流连大马路，去看电影，去跳舞，去百货公司，去咖啡馆。而且，他会告诉你「先施饭店的114间客房，中式房是1至2、5美元一天，西式是2至6美元一天」；告诉你「小舞场很便宜，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次，喝杯清茶只费两角」；告诉你「纯粹外国风味的沙利文有特别好的柠檬汁和冷食料」；告诉你「四大公司都是海外华人投资，里面有电梯，会把你送到各个楼面，包括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和娱乐场等」。凡是有关摩登享受的，他都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并且，他告诉你，这些摩登享受，这些颓废的带色欲的都会娱乐，有著美学上的迷人之处，你不必害怕被人指责「颓废」，因为「颓加荡」里有著现代的精神内核。

　　最後，你得认认真真坐下来读，因为这是一部极其严肃的批评专著。李欧梵以此书向「无与伦比的华尔特．本雅明」表示了他的最大敬意。他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注视巴黎的激情注视了他的上海，他坦承：「就是因为我心里装了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我才第一次试图从一个文学角度来重构上海。」但是，他的批评框架并没追随本雅明对巴黎的构造，因为二十世纪的上海已完全不同於十九世纪的带拱门街的巴黎，巴黎作家们的寓言空间也无法在上海被复制。所以，李欧梵从「上海是如何被寓言化」这个问题出发，重新整理了上海作家的「都会抒情对象」，他把上海所能提供的声光影像和商品一齐囤集起来，然後在一次集体的「美学行动」中，把它们统统转换成艺术。也因此，李欧梵的这本论著具有了理论意义，在他把咖啡馆、电影院、舞厅、跑马场、百货公司、娱乐场等地方罗列出来的同时，他的主题也在寓言的层面上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它们在「摩登」这个总的意象里自由地、欢欣地敞开，这是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第一次得以如此隆重地集体亮相，如此光彩夺目地共同隐喻一个现代性的无穷疆域。

　　而在这里，他也显示出了和本雅明的不同。本雅明「在那个时代里找不到甚么他喜欢的事情」，而李欧梵却是由衷地喜欢这个时代里的所有摩登产品。机械让本雅明感到毫无防备的震惊，但李欧梵却随时准备拥抱各类都会的刺激。所以本雅明是「一个马克思和一个现代诗人」；而李欧梵则只在现代诗人这点上和本雅明汇合。此外，他是一个小说家，一个游手好闲者，一个侦探和一个批评家。而正是在此意义上，他的批评是一种非常摩登的批评，一种可以有很多读法的批评。

*** Cigar.com
　 　　　　　　　　　莫言、许纪霖、毛尖、张闳等谈高行健

转自世纪沙龙
莫言、许纪霖、毛尖、张闳等谈高行健
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消息传开之后，在华语文化圈内，
特别是中国大陆文化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10月10日，高行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受
奖演说\"，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对此，中国大陆文化界人士更是众说纷纭。
记者日前采访了几位现居上海和正在上海逗留的作家、批评家和学者。

莫言（作家，北京《检察日报》）：
我对高行健的了解得比较多的是他在80年代的文学成就。大家都很清楚，他的实验话
剧引发了80年代中国大陆的先锋戏剧运动，这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此外，他的一些
中短篇小说，比如《给我老爷买鱼竿》等，也很先锋。他的那本关于小说技巧的小册
子，对西方现代派小说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高行健在国
外期间所写的作品，比如《灵山》，还有许多戏剧，我都没有读过，所以无从评价。
对此，国内大多数人也不是很清楚。
高行健的获奖我本人表示祝贺，也觉得值得祝贺。毕竟是华语文学中的第一次。虽然
难说是中国人的光荣，至少可以说是汉语的光荣。至于说到其中的政治色彩，这我觉
得倒大可不必太关心。
有人说，得诺贝尔奖高行健不够格，我觉得这也很难说。之所以会这么想，无非是大
家对外国的这个奖看得太神秘、太重要，好像一得了这个奖就如何不得了；另一方
面，对自己身边的事情和人物，人们总容易忽视。由于时代的隔阂和语言的隔阂，大
家对外国人和已经故世的人都能接受，但很难接受活着的自己身边的人。这么一个熟
人，怎么就成了大师呢？觉得不可理喻。比如说，达里奥．福得奖，我们中国人觉得
理所当然，但意大利人恐怕就不这么看。他们的反应好像就跟现在中国人对高行健的
反应很相似。没有必要去故意贬低高的获奖，贬低他也正是在贬低自己。

许纪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谈谈对他的作品的看法。《灵山》不错，文字好、构思好、也有深度，又符合欧洲
人的文学观念和他们对个人精神的理解。欧洲人很看重这篇作品完全可以理解。《一
个人的圣经》极差，文字极粗糙，令人难以卒读。在国内，这样的小说肯定要退稿，
艺术上不行。由此可见，流亡生涯对于流亡作家最大的伤害，恐怕就是造成了其母语
语感的退步。
我觉得，高行健写得最好的是戏剧，其次是评论，最差的是小说。他的小说过于依赖
戏剧的手法（如大量的对话和人物行动描写等），缺乏作为小说应有的深度，又理念
性太强。对于高行健的获奖，我感到遗憾。首先是为他本人感到遗憾，特别是看了他
的演讲辞之后。虽然他声称写作与政治无关，但有些说法极不公允，有一种\"后冷战思
维\"在支配着他的头脑。演讲辞还暴露了他们80年代人共同的观念误区：政治自由决定
了文学写作的自由。实际上未必如此。文学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政治极度不自由的情
况下，也能产生伟大的文学，比如沙皇专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他本人的创作就是对
他自己的观点的最好反驳：《灵山》写得不错，却是在国内的时候写的；处于自由状
态写下的《一个人的圣经》，却一塌糊涂。我觉得他的演讲暴露了自己的无知，丢了
自己的脸。本来，中国作协的说法很荒唐，可高本人的演讲却应验了作协的荒唐说
法，他这不是在给自己丢脸吗？太让人失望了。

西飏（作家，自由撰稿人）：
高行健获奖最初给人的是吃惊，此人不跟大家一起玩，却独自跑去和法国人扎堆，岂
不是投机？但冷静下来，大家开始说服自己，因为这件事虽然墨迹未干，终究将是历
史，铁板钉钉了，不服也得服。后来就渐渐听大家说高行健其实写得不错，无论是
《灵山》还是《一个人的圣经》。同样是在网络上散播的\"获奖致辞\"却让人有些失
望，穿燕尾服的高先生为何不能超脱一些呢？何必纠缠于\"文学是什么\"之类的问题
呢？更何必跟某些势力较劲呢？还不如跟老外聊聊我们的汉语、象形文字或者是书法
呐！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高行健获奖说明了世界文学界对汉语言写作的承认。这怎么能不是好事呢？世界文学
界承认了一个用汉语言写作的文学家以及他的作品，汉语言文学界的一些人尽管可以
不承认好了，这是无所谓的事情。两码事吧。
我最近细读了《灵山》。我的感觉是这个作品并不是完美无缺，但是，就获奖而言，
并不给诺贝尔奖丢脸，也不给汉语言文学丢脸。这个作品是为自己写的，作者在写的
时候似乎并没有考虑多少读者，而是为了安妥自己的灵魂。这种感觉有点儿像是中国
精神的－－一种老庄式的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个小说在叙述上非常散淡，仿佛是随意
为之，也有点儿中国作风在其中。中国人似乎就应当是这样的，想来，将故事说得有
头有尾，有因有果，不是中国人的特长，中国人20世纪以来都在学西方的因果叙事。
似乎走岔了道。现在《灵山》给我的感觉是找到了汉语言写作的特殊的路线。《灵
山》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很超越，这
方面作者已经获得了自己的特殊的理解，有大境界在。而且是中国式的。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和世界上其他苦苦追求思慕的东西一样，先前长时间的等待所积聚的焦虑一旦烟消云
散，到手的宝物也不再那么可人了。于是，各种挑剔、酷评便应运而生。这正应了一
句话：没事闷得慌！这次高行健作为第一个华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文学界
触发的反响便是这样。
让中国作家、批评家和热心的读者数十年来望断秋水的诺奖终于落到了一个华语写作
者头上。奖金是授给一个具体、活生生、有着不少缺陷的人的，不是给与通体透亮的
抽象概念或精神的，于是便滋生出了许多不无恶意的流言。为什么偏偏该让他得？！
我们中国就没他人了吗？而且，高行健在受奖演说中所持的那种近乎偏执的文学个人
主义也会使众多壮怀激烈的义士（政治/道德或其他什么的）不舒服上大半天。作为一
个流亡的边缘人，对于霸气十足的主流文坛总是一种异数。但这也是他的魅力和力量
之所在。

毛尖（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每年，到斯德哥尔摩去领诺贝尔奖金的人都不止文学奖一个得主，可每年备受谈论的
总是这个向\"世界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因为人人都可以谈
谈文学，不象诺贝尔物理、化学奖得主们的事业那么\"曲高和寡\"。而高行健的获奖令
很多中国人看不懂主要是因为《灵山》等等听上去就像是高的一个什么科学试验，全
中国--包括大作家和大博士--没几个知道高行健在什么时候配的这个诺贝尔处方，而
配这处方的人原不过是一个普通郎中。这样的出口转内销毕竟是有点叫人尴尬的，好
像是中国文学的火炬直接从曹雪芹传给了高行健似的。不过，我倒是认为正确地理解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有助于我们多向瑞典宣传宣传清代以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当
然，高行健的获奖依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不理解的人就全当他得了一个诺贝尔化
学奖吧。

张闳（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对于高行健获诺贝尔奖一事，实际上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1，对高获奖本身的看法。
2，对中国作协的表态的看法。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必须分开来谈，否则就会陷于悖谬状
态。
先说中国作协的表态。这个表态确实是文化策略上的一大昏招。某些文化官员比较昏
庸而又内心阴暗，老觉得别人都在用政治阴谋算计自己。如果这一次的诺贝尔奖只是
一场政治阴谋的话，大可以把奖发给北岛。现在给了高行健，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也
可见瑞典人真是费尽心机在搞平衡。可中国作协却将别人抛过来的绣球当作刺猬给扔
了出去。怪不得马悦然会恼羞成怒。本来，中国文化当局完全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的，对外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对内增加文化上的凝聚力。可他们现在的做法却
大失人心。不仅让国内民众感到失望，也得罪了瑞典人，得罪了法国人，更得罪了需
要文化荣耀感的海外华人。难道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吗？现在，最难堪的恐怕莫过于
漓江出版社了。他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丛书要不要收高行健？索忍尼辛的都收了，
汉语作家高行健的怎么办？
再说高行健得奖。高的作品自有其长处，得不得诺贝尔奖我也管不着，但瑞典文学院
的\"为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和小说艺术开创了道路\"之说，则未免夸大其辞。开创了现代
戏剧的道路尚且说得过去，小说则未必如此。很少有中国小说家受高行健的影响。他
早期的小说在当时显得比较出色，《灵山》也不错，但基本上属于二三流的，其他的
就不消说了。高的得奖，对一些人来说是一场噩梦，对另一些人则是一个福音，而我
并不觉得高得这个奖有什么不可以，但也决不会因此就以为高的作品代表了当代的汉
语文学的艺术成就，更不会相信西方人就真正认同了中国文化。这只能说明高本人已
经成功地溶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之中，另外则证明了西方汉学家（比如马悦然先生）
在向西方文化界推行自己的专业成就的成功。
看了高行健的演讲辞，我的感觉是：\"高老头\"真可怜。政治的桎梏至今依然是他的梦
魇。而对于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来说，困难的并非获得独立、自由的写作精神
（这一点差不多已不成为问题），而是如何使写作真正有效地表现和\"介入\"当下的现
实和政治。有人说，中国大陆的作家由于没有像高行健那样处于自由的生活状态，因
此就不懂得文学的自由精神。我觉得这一说法不仅无知，而且可耻。简直就是对文学
自由精神的污辱。
不过，高行健得奖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中国文学\"诺贝尔情结\"可以了结了，省得
每年一到下半年，总要\"诺贝尔、诺贝尔\"地吵得人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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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为什么这么“红”？

2001年04月29日15:38:18　　毛尖

　　沟口健二的红色伤疤

　　1951年，沟口健二筹拍《西鹤一代女》。有一天，他和他的副导演一起去公共澡堂洗澡，副导演很惊讶地在他的背上发现了一道浅红色伤疤。这是26年前的一道伤疤，当年的《朝日新闻》、《电影》等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都曾对这道伤疤大做文章，巨幅标题包括：“沟口健二被情妇捅了一刀！”“百合子刺杀情人沟口健二！”“京都血案，妓女杀人！”。

　　百合子是沟口在京都拍戏时，在一家非法妓院认识的一个妓女，她像沟口的姐姐一样，为生计当了妓女。沟口很喜欢她，天天拍完戏就去百合子那里，直到血案发生那天。百合子被捕后，沟口并没有起诉她，所以她很快获释，但是离开京都去了东京。沟口的伤口愈合后，“并没有洗心革面，而是马上跑去东京找他的百合子了”。因为他说，“那天，从背上流下来的血腥红腥红地染了一地，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种红色，苦难的，悲伤的，但是微弱地透着暖气。”沟口健二后来的影片，无论是《浪花悲歌》、《青楼姊妹》、《残菊物语》，还是奠定他大师地位的《西鹤一代女》和《雨月物语》，背景里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个百合子，以及那“苦难的，悲伤的，但是透着暖气”的腥红腥红的血。

　　拉摩里斯的红气球

　　拉摩里斯（Albert Lamorisse）的电影《红气球》（Le Ballon Rouge，1956）是影史上最好看的一部儿童片。影片没有对话，适合任何国度各种年龄的观众。导演自己的儿子帕斯卡（Pascal Lamorisse）扮演了里面的小主人公帕斯卡，他是个孤独的爱游荡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了一只顽皮的红气球，他追着气球走过巴黎的很多条很多条大街小巷后终于征服了它，他们俩就这么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红色的气球从此小狗一样一心一意地跟着帕斯卡。既不是特技，也不是魔术，拉摩里斯的《红气球》是童年时代人人都有的一个梦。而红气球飘忽的身影一边表明了它是一只真正的气球，它虽然会飞，但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一边也表明了它是梦幻之物，因为它象人一样地固执，有自己的意愿，一如红色所象征的热烈意志。

　　导演拉摩里斯为拍《红气球》，化了50万法郎准备了大量替用的红气球。这只征服了全球人心的红色气球把“红色”的梦幻色彩表现得如此亲切随和，“仿佛是童年，又好像是爱情”。影片最后，当全巴黎的气球都汇集起来一齐升空飘走时，银幕上布满了那么多的红色气球，《苏格兰影评人》因此说：“电影人在经历过那一刻的红气球后，谁还敢再在银幕上表现红色的气球？或者，谁又敢表现气球不是红色的？”

　　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

　　权威的《电影笔记》认为，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红色沙漠》（Deserto Rosso，1964）问世后，电影世界才算有了真正的彩色电影；而其中的红色是“如此绚烂丰盛，带着如此令人心神不安的美”。

　　《红色沙漠》是安东尼奥尼电影的分水岭。《红》之前的影片，安东尼奥尼有意识地摒弃彩色，因为他认为自己身处的世界一片黯淡，无所谓红无所谓绿。而《红色沙漠》里的红是如此缠绕人心，几乎统辖了电影世界里未来所有的红色。《红色沙漠》在腊文那港的其阿西镇完成了所有拍摄，这个其阿西镇是但丁不朽诗篇《神曲》中的一个地理名词，从前的伊甸。安东尼奥尼以天才的笔触把这个小镇的垃圾堆和小贩推车里的水果都喷成灰色，把天线架漆得红白相间闪闪发亮。在很多画面里，无论是在户外，在工厂，还是在主人公朱丽娅娜的家里，主宰的色调是浓烈的灰蓝；但是当影片进入高潮的细节时，“红色”毫不含糊地一跃成为真正的主人公：科拉多和朱丽娅娜做爱的旅馆的褐色的墙壁变成了粉红色；几对夫妻交换伴侣的灰暗的钓鱼房隔板变成了极端暧昧的红色；而当朱丽娅娜最后冲向科拉多的旅馆，她在炫目的白色走廊里奔跑，奔跑，观众的视线最终被一道鲜红的床杠挡住，里面是朱丽娅娜的红色宿命，外面是观众遭遇的红色勒索。

　　在影片中，安东尼奥尼甚至利用红色把污水和被污染的水藻水草处理得迷离恍惚而饱含阴暗的激情；阴郁的灰色大轮船驶过苍白的天空，也驶过镶嵌着红色板壁的房屋和窗户。安东尼奥尼的“红色”因此集合了肮脏，集合了淫荡，集合了被污染的天空，大地和人心；同时也集合了令人窒息的美，百转千徊的大地恩情和人情，以及生生不息的爱。
 

　　科波拉的红玫瑰

　　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教父》（The Godfather，1972）无疑是电影世界里所有"教父们"的教父。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第一代纽约黑手党教父维多．科莱昂挥挥小指，就可以把整个纽约弄得一片愁云惨雾。他很少说话，但人人怕他，仿佛他的额头上“用鲜血刻着危险和暴力”。1945年的夏季，科莱昂正在书房处理家族事物，殡仪商博那赛拉前来哀告说两个年轻人强暴了他的女儿但却得到法庭假释，在诉诸法律和求助于警察失败后他来请求教父主持正义严惩罪人。科莱昂答应了他。虽然是阳光灿烂的白天，屋外，教父宅邸的花园里一片欢声笑语，是日举行的是教父自己女儿康妮的婚礼，科莱昂的书房却非常阴暗，百叶窗低垂，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西装，白兰度的声音不清不楚，房间里的空气似乎是不流通的。但是，在所有的昏暗中，有夺目的红色在和周遭的黑色抗衡：那是白兰度胸前佩带的那朵红玫瑰。

　　《教父》以一个长约三分钟的移动镜头开始：漆黑的银幕上，开始时观众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到一个带浓重意大利口音的人的沉痛的说话声，然后摄影机后移，出现了教父科莱昂的头和半个肩，然后他转过身来，玫瑰的红色从他身上和周围的黑暗中夺围而出，显出无法遮蔽的高贵和无法言说的神秘。而从这朵红色玫瑰花开始，后代教父形象再没有全然的冰冷、阴骘；经常，他们在打扫完身上的血迹后，也头戴小丑帽和家人共度圣诞节，或者，也会在滂沱的雨里和心爱的女人散步……但是，像白兰度胸前那枝声色不动但偃熄烽火的红色玫瑰，电影史上却也只有一朵。

　　伯格曼的红裙子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秋天奏鸣曲》（Autumn Sonata，1978）中有这样一段：刚刚经历了情人之死的钢琴家母亲来到女儿的家，下楼共进第一顿晚餐的时候，她思索了一下，隆重地换上了一袭红得极艳丽极华美的裙子，让她的女儿和女婿大大地吃了一惊。

　　这部《秋天奏鸣曲》汇集了瑞典电影界的两位国宝，他们同姓：英格玛．伯格曼和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这是伯格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执导褒曼的演出。褒曼扮演的钢琴家母亲虽然不再年轻，但是足以让所有年轻女子低下头去。当年，她为了钢琴和声名抛弃了家和女儿，这次是因大女儿（由Liv Ullmann扮演）之邀来访。她的出现马上让她的女儿自惭形秽，岁月流逝，却一点也没有夺走她母亲咄咄逼人的美。而由褒曼和丽芙．厄尔曼构成的“梦幻组合”把母女心灵之间的激烈交战和相互原宥以“奏鸣曲”的形式完美地表达了出来，至于褒曼穿着赴晚餐的那一袭美得过火的裙子则是这首“秋天奏鸣曲”的引子。

　　穿着裙子的褒曼占了画面二分之一的空间，而耀眼的红色更加剧了她对空间的侵夺。她从画面的左后侧出来，一下子把前景的女儿女婿变成了背景，红色以强悍的殖民方式伤害了周围的环境和人心，褒曼的红裙子马上令她自己的女儿显得十分笨拙。反之，这也可以解释卡特琳娜．德诺芙在《印度支那》（Indochine，1992）里那一身红得非凡的衣裙为何收获了那么多的人心。

　　阿巴斯的红色上衣

　　1992年的戛纳，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上台接受罗西里尼奖，他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台下有两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衣服看，一个是这件红上衣的真正主人，一位比利时导演；另一个是阿巴斯的朋友，帮助阿巴斯借这件衣服的帕那何（Hengameh Panahi）。

　　那是五月，阿巴斯被告知说他的《生生长流》（Et le vie continue）得了奖，他低下头，发现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色泽黯淡，实在不合适上台领这个罗西里尼奖。于是他向法国的伊朗同胞求援，不果。没办法，在朋友帕那何的陪同下，他只好穿着自己的衣服去领奖。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比利时导演，他对这个陌生男人的红色上衣顿生好感，遂请帕那何代为转达他的意思。衣服当场借定。阿巴斯就穿着这件借来的衣服上台领奖。

　　那件红色上衣如今在哪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经在某个时刻成了阿巴斯注意的焦点和领奖台上的焦点。在那个时刻，这件衣服，这件红色的衣服真正实现了它的命运：它光彩奕奕，似乎张口要说“因为我是红色的”。


　　“因为我是红色的”，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让他最喜欢的男演员马斯特洛雅尼在《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1960）里开一辆红色的轿车。

　　“因为我是红色的”，奥图鲁．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让他的女杀手歌娜穿着红色连衣裙在《深深的腥红》（Deep Crimson，1996）里死去。

　　“因为我是红色的”，奇斯洛夫斯基要化几年的时间去拍一部电影，名叫《红》。

转自“新青年电影论坛”

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

2001年04月11日15:06:57　网易报道　毛尖

　　“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分别是三部影片的片名，它们在电影世界里共享“经典先锋电影”这个伟大又可怜的事实。伟大是因为这三部影片从问世至今都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它们的先锋性却不曾消褪；可怜是因为它们在任何一个年代，电影结束时，观众席上的人数从来都是历历可数。或者，这三部影片的名字已在语义学上互相作了诠释：虽然它们都已然如同“帝国大厦”一样屹立在世界电影史里，但是它们都象“屁股”的身份一样尴尬，所以注定了"高度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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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迪．华荷（Andy Warhol）的《帝国大厦》（Empire，1964年）在很多人看来，是电影史上最沉闷的片子，8个小时，画面上除了摄影机镜头里偶尔飘进去的几缕发丝，五次晃过镜头的安迪．华荷，就只有帝国大厦，只有夜，既没有美丽的女主人公，也听不到一句台词。这部片子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完成的，时间是1964年7月25日晚上8点，安迪和他的六个朋友一起，他们把镜头对准帝国大厦以后就让摄影机自动运行，只要每隔半小时检查一下底片的运转，一切都显得拍电影是件过于容易的事。当时有一个朋友问“拍摄会持续多久？”安迪说：“勃起八小时。”他的朋友因此劝他冷静点，但安迪指着帝国大厦，说“我觉得它很象男性生殖器。”

　　1965年，《帝国大厦》首映，开始时有二百多名观众，但是半个小时内，他们就走得差不多了，因为确实，银幕上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光线的自然变化，除了越来越强烈的预感和越来越巨大的失落，除了时间的流逝，帝国大厦只是，用安迪的话讲，“勃起”在那里。不过，狂喜就要降临--突然之间，整个大厦的灯全都亮了，全都亮了，如同高潮，如同巅峰。这是壮观的缠绵，是惊心动魄的一秒钟，整整一生，你都无法忘怀那一刻，整整一生，你都会觉得帝国大厦在你的眼前闪闪发亮。即使过一百年，这部电影的先锋性也不会消散，因为安迪．华荷所讲述的故事是免疫于时间稽查的：帝国大厦和夜空的一次激情，或说，一次著名的勃起。

　　1928年出生于美国的安迪．华荷是捷克人的后裔，一个享乐主义者，20世纪波普艺术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他“歪曲或包装”过毛泽东，玛丽莲．梦露，UV乐队，可口可乐，美元和Channel五号，尤其是他对UV从内容到形式的设计，令这个乐队成了音乐史上唯一可以媲美“披头士”的奇迹，而UV自此就没有停止过他们对这个世界及其文化的影响。安迪．华荷的名言是“与其看他们写的书，不如看他们怎么选内衣。”他摄制《帝国大厦》时，已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流行设计名手；之前，1963年，他和他的助手一起摄制了他的第一部影片《泰山詹妮重聚首》（Tarzan and Jane Regained）；1966年夏，他的《夏寺女郎》（Chelsea Girls）公映，这是第一部在商业院线得到公映的地下电影；1968年3月，他遭遇枪击，凶手是他的随行人员，一个极右分子，幸运的是，他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后活了下来，而这次遭遇也成就了一部著名的影片，即《我杀安迪．华荷》（I Shot Andy Warhol，1996年）。

　　有不少影评人认为安迪．华荷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因为安迪的不少影片基本上用不着“导演”这个动作，他的摄影机只是对着某个物体，比如一个熟睡的人，比如，帝国大厦，然后就让他的摄影机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运转。不过，他的摄影和导演理念事实上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前面。他把电影手段--特写--发挥到了极限，使之转化成情节和事件，藉此，他恢复了摄影机的原始功能。而他在《帝国大厦》里所创造的刹那奇观亦被以后的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引用，我们因此也常常得以在银幕上欣赏到凯旋门、时代广场、金门大桥等诸多建筑物的突然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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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野洋子（Yoko Ono）的作品四号《屁股》（Bottoms，1966年）是部古怪的片子：这部片子出动了365个屁股，摄影机追踪着一系列游行似的屁股，每个屁股都以一个持续的单镜头完成，一个镜头接着另一个，也即是说，屁股取代屁股，画面没有任何间断。这部长达80分钟的《屁股》源于这样一个电影构想：“最初，我只是想寻找某种能够把银幕完全填满的东西，某种同时能不停运动的东西。在我所看的电影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样至始至终填满银幕的东西。比如牛仔的脊背，它们应该可以，可是银幕上的一个小角落露出来，你总是能看到一点点背景。我想，要是我能找到那样一种形象，不出现一丁点背景，那么整个银幕就会显得是活动的。”

　　如果说大野洋子的电影理念是图像性的，那么她采用“屁股”这个图像来表达同时使得她的画面特别理念化，因为1966年的电影界还远没有开化到允许屁股满银幕活动。西德尼．鲁美（Sidney Lumet）在《当铺商》（Pawnbroker，1965年）里仅仅让裸露闪现了一下，就在美国引起了上下一片争议。因此，很自然，这部影片没有能够通过英国国家审片，但是出乎意料地，伦敦地方委员会给了它一个“X”级，使之得以在伦敦影院上映。而大野洋子的先锋性，在今天看来，确乎是双重的。一方面，她以极其前卫的姿态嘲笑了传统的遮遮掩掩；另一方面，她用“性的屁股”所表现的“非性性”嘲弄了当时的先锋概念。在这部影片里，每个镜头持续约10到15秒，这样观众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记住所看到的屁股，并藉此和下面一个屁股进行比较。而这部影片的“非性性”恰好表达在大野洋子的“一视同仁”上：她给每个屁股相同的表现方式，而且在屁股的选择上，她不是以“性感”或“漂亮”来取舍，80分钟里所展现的屁股形状各异，有的大，有的小，有男有女，有瘦有肥，有紧有驰，或有胎记或有伤痕。因此，大野洋子以其相当客观的电影语调表达了对人间事实的某种执着，对凡人的感情。她亦以“现实”对抗了先锋的媚俗倾向，对抗了观众对“屁股”的隐秘欲望；同时也以强硬的“现实”还原了一个常识，即“屁股是人体的一部分，仅此而已。”

　　最初，《屁股》是以默片的形式制成的，后来公映时，大野洋子提供了当时摄制时的录音：摄制人员和屁股主人们的对谈，那些拒绝被拍摄的人的说辞，以及当时英国报界对此片的宣传和评论。从对话中可以发现有些屁股的主人可能是赫赫有名的，因为他们表现得十分担心，怕观众会从屁股猜出主人的姓氏。另外，有时侯，画面和画外音会出现意味深长的交叉，比如，当银幕上呈现的是一个以传统审美观看来很不美的屁股时，大野洋子的画外音却是“屁股是多么美啊！”

　　接下来，1968年，大野洋子完成了作品五号《微笑》（Smile），这个片长51分钟的有声片以各种形式记录了她的丈夫，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脸和他的微笑。在影片的开头，列侬的脸基本上是静止的，观众说不清他们看到的是一张照片还是一部电影，慢慢地，列侬的嘴做了一个O形，他的眼睛也开始眨动，他吐舌头，他，微笑，笑了两次。大野洋子以这种方式让观众去“看”一张脸，恍惚中，你会觉得从约翰．列侬的脸上，你可以看出意识之流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纪最伟大歌手的表情，并且觉得自己参与了列侬的笑。大野洋子藉此在观众和列侬的脸之间建立了某种极其亲密的联系；而同时，相对于她在《屁股》中的表达，《微笑》以婉约的方式传达了她的一个先锋理念：微笑作为一种日常现实已完全被我们忽略了，主流电影以虚假的方式侵蚀了我们对现实的关注，并不是罗曼史和大事件才是电影题材。她以自己的这种“放大现实”的风格对“电影之父”卢米埃（Louis Lumiere）表达了最深的敬意，因为电影本来就是为了传达"现实"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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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在《牛津电影史》中找到导演菲利普．加瑞尔（Philippe Garrel）这个名字是件难事，但是他的所有欧洲同行，都不敢怠慢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以《电影笔记》为核心的一批“后新浪潮”导演对他本人和他电影的重视，如同加瑞尔手中握着一张“媚俗警告”的黄牌。事实上，从梅维尔（Jean-Pierre Melville）到戈达尔（Jean-Luc Godard）到加瑞尔，代表了法国的一个电影家族系谱，戈达尔向梅维尔，加瑞尔向戈达尔，都曾自称是后者“精神上的儿子”，而好玩的是，戈达尔还曾正儿巴经地认了加瑞尔当儿子。

　　1948年出生，加瑞尔在16岁时摄制的一部短片立即为他赢得了“电影界兰波”的称号，戈达尔认为他摄制的关于法国五月革命的片子是电影史上“最好的1968年革命记录”，而法国影评界甚至认为加瑞尔的电影，填补了“新浪潮”留下的几处空白。在70年代，加瑞尔做了一系列的电影实验，他开始刻意避开流行叙事和特定的历史或社会场景，以原型式的人物和事件使电影回到人间，而且，他的视角总是相当个人性，所以即使是和他本人经历截然不同的事件所构筑的电影，也往往显得象是他的传记。他喜欢拍摄父亲，儿子，妻子和女友。有意思的是，这个竭力避开传统叙事的导演却非常热衷于表现“神圣家庭”，甚至，在加瑞尔看来，唯一值得电影讲述的就是“男人和女人和孩子”的故事，当然，加瑞尔讲述的家庭故事绝不是一般电影所要表现的事件，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摒弃了种种所谓“扣人心弦”的电影架构，而以极其个人化的风格把通俗的细节拍得焕然一新。欧洲的导演们因此普遍认为加瑞尔的电影有非常之美，如同乔治．托赫（Georges Tour）的绘画，加瑞尔在处理日常生活时，总带着罕见的诗意，《高度孤独》（Les Hautes Solitudes，1974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片子。

　　《高度孤独》的构想源于加瑞尔的一个观念，他想证明拍电影不需要依赖资本主义（虽然《高度孤独》最后的资金结算一点都不便宜），不需要专业技术，完全不懂电影的人也可以玩电影。在他看来，任何人只要打来摄影机的盖子，总会找到值得拍的东西。1974年春寒料峭的巴黎，加瑞尔就是天天抗着一架35厘米的摄影机往珍．西宝（Jean Seberg）的家里跑。他走到西宝那位于巴黎第七区的高级住宅，和她一起出门，有时去咖啡馆，有时去公园，有时去旅馆，然后他一边和西宝聊天，一边开始拍摄，他要拍的就是西宝在不同时刻的脸，就这样简单。如此一个季节。自然，象所有先锋电影所遭遇的，《高度孤独》完成以后就不停地被质疑“这是不是一部电影？”因为，比起1974年这个世界所创造的另外3000多部电影，《高度孤独》实在是过于曲高和寡。用雅克．莫吕斯（Jacques Morice）的说法，“这部默片事实上是部记录珍．西宝面部表情的电影。菲利浦．加瑞尔很仔细地拍摄，用非常近的特写镜头，所以西宝的脸庞变成许许多多东西：一种感情、一幅画或身体的另一部分，也许是性。这是一部两个相互欣赏的孤独人的幻想和分散的故事。”

　　说起来，在这部片子里，加瑞尔同时给欧洲那些没赶上“新浪潮”的导演们提供了一个“后-新浪潮”的方向：回到日常的激情里去，回到个人经历中去。而深受"新浪潮"影响的加瑞尔此时已敏感地意识到了“新浪潮”所携带的危险：从梅维尔到戈达尔所开创的新的电影传统太喜欢以电影的方式向过去或现在的大师（比如希区柯克）致敬，他们太沉湎于在“世界电影文化”里构架电影，比如戈达尔就喜欢套用好莱坞二、三流警匪片的框架来赞叹他的法国“坏人”，象《断了气》（A bout de souffle，1959年，西宝在里面出演了女主人公，从此红透世界影坛）。作者电影虽然造就了不少无与伦比的经典之作，但是这些大师们也无意中把电影带离了地面。加瑞尔试图在《高度孤独》里提醒电影人和观众的就是“日常生活可以多么动人”，而且，人人可以是导演或演员。

　　但是，先锋电影的尴尬是，尽管不少先锋导演们的初衷是想让电影表现真实的生活长度和凡人的喜怒，它们从来不曾也不会有机会赢得这个人间，100多年的电影史已经把电影观众调教得过于梦幻，所有的先锋电影总是“太长”，是“莫名其妙”，也总“不是电影”。而且，绝大多数的先锋导演最后总被“商业梦幻”收编，包括安迪．华荷，大野洋子和加瑞尔。

转自：“世纪中国”

补充日期: 2003-04-26 15:29:41

非常罪，非常美——毛尖访谈 2003年04月25日15:20:19 　南方日报 　《城市画报》 罗玛 　　毛尖，浙江宁波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学士、中文系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译有《上海摩登》（李欧梵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著译包括西方文学、电影评论、专栏随笔等，刊于《万象》、《书城》、《信报》、《亚洲周刊》等。2003年1月出版电影笔记《非常罪，非常美》。 　　罗玛：《非常罪，非常美》这个书名很酷。我注意到你的许多文章标题都很扎眼，比如收在这本书里的《立即做爱》、《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以及《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等等。这让我想起一些媒体在标题的制作上也是煞费苦心的，有的甚至会设专人策划。你是怎么做的？ 　　毛尖：一上来就哪壶不开提哪壶。跟你说吧，我父亲看到这种题目就痛心疾首，当年，《立即做爱》在《万象》上刊登以后，我给父母寄了一本，后来听我姐姐说，流入宁波的那一期《万象》都在我家了。 　　其实，周围经常也有朋友问我，怎么把标题整得这么触目惊心。你说得委婉，是“酷”，我也知道，背过身去，有点看不顺眼。不过，实话实说，取这些题目倒也不煞费苦心，都是中心思想的总结，或者说，是我选择的题材决定的，比如，《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那不过是3部影片名字的罗列，很朴素的。 　　一定要追根溯源，那我只能控诉《万象》了，是这本杂志的“腐朽”性质决定了我的题材。《万象》就是这么一种刊物。有一回，我看到金冲及先生的文章，嘿，《暗号是送你一本书》，堂堂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主任，怎么也会写这样的文章呢？一问，果然是被掌门人陆灏化神奇为腐朽，金先生原来的题目是《我曾经入过两次党》。 　　罗玛：高手总是举重若轻。《非常罪，非常美》是一本电影笔记，统计过在里面你论及了多少部电影吗？我很好奇你怎么有机会看那么多的电影？ 　　毛尖：我没统计过。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一直喜欢一直喜欢，长大后更一发不可收拾，那倒也不是虚构。我看的片子比有些人多一点点，那是因为我什么都喜欢看，滥片也喜欢看。光影对我有巨大的引力。在香港读了3年书，书没读好，看电影却是不舍昼夜。第一次走进学校的馆藏室，看到从前只听说过名字的导演作品，那种晕眩感就像见到久违的恋人。 　　罗玛：我看到在书中你把张艺谋比喻成一个成功的“长跑教练”，但在《英雄》里他的“运动员”都变成了“空中飞人”。你认为他的这次转型成功吗？ 　　毛尖：说真的，我没觉得张艺谋“转型”了。刻薄点讲，这回，他让他的运动员吃兴奋剂了。不过，我想说明一下，张曼玉不算他的运动员。这部电影很糟糕，把能败坏的都败坏了，但是依然没有能够败坏张曼玉。她是岁月里的女人，有令人激赏的美。 　　罗玛：看来我们有着同样的爱好，“爱江山，更爱美人”。能说说你最喜欢的电影和演员吗？ 　　毛尖：折磨人的最高级问题。当我说出亨弗莱．鲍嘉的名字时，我觉得自己背叛了尚皮耶．李奥；心里想着葛丽泰．嘉宝，又舍不得亲爱的黛德丽。希区柯克的电影我喜欢，费里尼的电影也喜欢，就像流行歌曲唱的，还有，还有…… 　　罗玛：在《裸体的纽约》里，你说《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里的人们“既不激动自己，也无法激动她的居民”。那么你认为真正的激情是什么呢？ 　　毛尖：真正的激情，这样的问题好像要走私了。这么说吧，比如，伊莎贝尔．阿佳妮的脸上有一种真正的激情，19岁的她可以让43岁的特吕弗衷心呼喊出：“你是个令人目驰心迷的演员，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希望用胶卷来记录你的脸。” 　　罗玛：对，真正的激情往往只是一个瞬间的表情。《欲望城市》在上海的时尚圈子里似乎很流行，同样是时尚之都，你认为上海和纽约是否有相似之处？你喜欢上海吗？为什么？ 　　毛尖：上海和纽约，这两个城市已经被太多的人比划过了。我没在纽约长住过，没有资格来乱弹。不过，从电影影像看，纽约要比上海多好几副面孔。脏乱差的纽约地铁里，有着多少故事啊。说到相似处，我觉得，这两个城市都有一种喜剧式的悲剧感。芸芸众生，你随时可以人间蒸发。当然，个人感情讲，我还是喜欢上海。在纽约吃饭，我到处问人家讨酱油，西餐世界，生活再迷离，菜谱太不提神啊。 　　罗玛：在一篇关于上海的文章里，你同时提到了张爱玲和杜拉。她们都是极其罕见的女性，张爱玲至死孤独，杜拉至死恋爱，她们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事实上都在对抗着垂老的生命。对此你怎么看？或者说，你认为一个女人的青春能维持多久？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老的女人吗？ 　　毛尖：大问题啊大问题。“至死孤独”也好，“至死恋爱”也好，都不是我们常人可以胜任的。女人的青春有多久，最近的法国电影《八美千娇》可以参看，里面的影坛长青树，就是要比后生小辈风头健。所以，总有不老的女人。再或者，有些女人是永远不会老了，比如梦露，比如阮玲玉。   　　罗玛：我看过你翻译的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十分喜欢你的文笔。是什么促使你翻译这本书的？ 　　毛尖：欧梵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的时候，我选读了他的课。当时《上海摩登》的英文版尚未发表，他就用这本书的书稿当教材，同时我一边翻译起来，所以整个过程算是读书工作两不误。而且，欧梵先生的学术论著没有时下论著的艰涩，英文漂亮流畅，对译者来说，更是一种享受。 　　罗玛：能谈谈你对李欧梵的印象吗？ 　　毛尖：他是尘世里的大教授，热爱声色，喜欢美食，不道貌岸然，不装腔作势。哈佛大学名牌产品，一手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现代”维度，一手把尤物、游手好闲者领入了学术殿堂；上海热的始作佣者，双城记的罪魁祸首。生命有涯，激情无限。所以，提到李欧梵教授，是一定要提李玉莹的。那是一对永远在蜜月的情侣。关于他们的浮生美梦，一定要看他们最近出版的《过平常日子》。 　　罗玛：一定。经常在《万象》、《书城》上看到你的文章，有些文章一再地被毛尖迷们在网上转载，还会贴上很多赞美的话。被人追捧的感觉不错吧？ 　　毛尖：好是挺好。不过，也被人批评啊，那就不太好受了。最可怕的还是被人说：“毛尖嘛，不算美女。”虽然知道自己不美，但让人家这么赤裸裸的说出来，总归伤心。 　　罗玛：难怪你书上的照片那么美。不过我相信你和我一样，认为美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是吧？ 　　毛尖：你看看，说这样叫人悲凉的话，书上的照片是两年前照的。不过呢，关于美，我们小学老师鼓励过我们，美就是道德。所以，只要有志气，大概还会越来越美吧。 　　罗玛：下面有什么写作计划？听说你在写小说？ 　　毛尖：我要用京腔唱了：这……这……这是哪个说的？写小说要大才华的，我哪里敢。至于计划，我是最不擅长订计划了。我是个散漫的人，能坐着，就不站着。所以，能不写，就不写。一定要问，那我会在《万象》上写一组《布鲁姆斯伯里情事》，香港《信报》的“上海通信”专栏今年还在继续，其他的，电影或新书评论，都还会写一些吧。

补充日期: 2003-04-26 16:04:10

补充日期: 2003-04-26 16:06:17

女人与书 晓昱/南方都市报 bust = Math.floor(1000000*Math.random()); document.write('\n'); document.write('\n'); document.write('\n'); document.write(''); 突然发现，二月的书市仿佛是属于女人的，虽然离妇女的节日还稍早了一点。目光留连处尽是女人书，写女人的，女人写的，写给女人看的。 首先出场的女人叫毛尖。一个取名叫毛尖的女人，即使你没有读过她的文章，也可以想见她的行文。而事实上，许多个午后，读完她的文章，确如喝完一杯浓淡相宜的毛尖，回味悠长，满齿留香。即使早已在《万象》读过她所有影评的人依然会毫不犹豫地买下这本《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的文字大气而智慧。它不是一个小女人的电影情感自述，更多的时候，一部电影只是一个由头，开始的是一段电影史，是一种对社会的观察，一种对人生的思考。毛尖的视角和语言有种独特的韵味。这本新书延续了她一向低调内敛的风格，制作精美，没有任何吹捧的序言和包装，非常干净。 相比之下，另一个叫做李欣频的台湾女人则要花哨得多，当然这与她长期从事广告业有关。然而，当我们翻开这本形式大于内容的《情欲料理之食物恋》时，我们还是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原来美食竟可以这样写啊！爱情、欲望、梦想通过食物交织在一起。 我们再来看看描写女人的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欧洲社会的沙龙总有种神秘的向往，那是艺术的温床，也是新思潮的发源地，才子佳人、衣香鬓影、高谈阔论，那是怎样一种快意人生啊！一本《沙龙的兴衰——500年欧洲社会风情追忆》向我们真实地再现了从文艺复兴开始到19世纪欧洲上流社会文化生活的场景。当然，这其间最重要的是讲述了以引领一代风骚而名垂青史的沙龙女主人，沙龙的灵魂人物就是那些美丽聪慧而又富有的女人，我们将领略她们迷人的卖弄和机智的谈话。 中信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可驯服的美人》一书，书中介绍了历史上16位资深美女的传奇人生，从时装女王夏奈尔到权倾一时的贝隆夫人，从现代艺术的总监到欧洲最后一位名妓，她们各具特色，但她们身上都有勇于向命运抗争的特质，她们或许历经沧桑或许曾不择手段，但她们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对于渴望成功的女性来说，这倒不失为一本速成教学读本。 生活休闲类的书籍女人永远是最忠实的读者。健康保健类书籍的《别让医生杀了你》，备受女性读者青睐。这本流传欧美几十个国家的读物细致地向我们分析了医生对我们生命的危害，通过数据和案例向读者提出忠告，不要迷信医生，并传授了相应的自我保健与救治方法，对于一向盲目的女人倒也不失为一声警钟。 当然，二月也并非没有男人的一席之地，比如一本叫做《五十大话》的散文集，在我看来更像一个50岁的老男人的絮叨，平和了也平淡了，还是更怀念他当年的小说，他的名字叫贾平凹。相比之下，另一本由祝勇主编的思想随笔集《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显得更为深邃厚重，书中收录了数十位中国有影响的思想家的随笔，如编者所言，“在阅读中与智者思维的灵光相遇是件足以令人感动的事

补充日期: 2003-04-26 16:16:26

读书周报首页 -> 艺术 美丽的罪恶与罪恶的美丽 2003-03-11 16:01:28 作者：花石 　　——读《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 　　■花石 　　毛尖散落在《万象》等杂志上的影评结集出版了。书的名字取得很妖娆：《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这个命名丝毫没有违背作者一贯沿用的语义学法则，它与同样妖娆的封面联合起来，散发出蛊惑人心的气息。不可否认，惟有这样的名字才与作者的审美情趣相匹配，才与文章内容相契合。 　　作者勇敢的措辞常常出人意料。翻开目录页，《照亮黛德丽的脸！照亮黛德丽的腿！》一下子跳入视线，相信保守的读者会情不自禁睁大怀疑的眼睛，啊？！定一定神再往下看，触目惊心的标题比比皆是——《一个世纪的缠绵：电影世界的同性恋歌》、《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谈先锋的“现实”》、《立即做爱——库比利克的最后岁月》、《劳驾您指点地狱之路？》等等。 　　作者的语言很具私人性。它是夸张的煽情的，但又是丝丝入扣，合情合理的。除了语言的诱惑力外，作者的审美风格也是另类和包容的。这部电影笔记有很多地方都很动人，而最动人的当数对同性恋导演和演员的诠释。《慢慢微笑——加曼的最后岁月》是我读得最动容的一篇。在《万象》上读过之后就很难忘，直到在这本书里再次遇上，仍有丰盈的感动一波一波漾起。这一篇的开头引用的是加曼日记《慢慢微笑》里的一段话，而选择这段话作为全文的开头也非常贴切，它使人一下子就感觉到恋恋情愫的温暖： 　　我思念HB在屋里来回走动的沙沙声，劈里啪啦的打字声，老爷洗衣机叽里嘎拉地把肥皂水甩到厨房地板上……他帮我熨衣服，在他到来之前，我的衣服还从没见过熨斗；他吸尘之前我不曾拥有过吸尘器；我抱膝坐着，他吼叫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他做饭，他洗衣服，他把柠檬洁厕净冲入下水道。 　　作者的笔下，美丽和罪恶的关系始终难分难解。对罪恶与美好的模糊界定体现了作者的美学倾向。集子的命名就表白了这种倾向。 　　作者敏锐的感觉与独特的视角是这本书的显著风格。以《看啊看，看啊看：关于一个动作的不朽》为个案，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作者个人化的解读方式。她从褒曼的“看”入笔，得出《卡萨布兰卡》 　　之所以不朽，全仰仗了褒曼举棋不定的眼神这一结论，非常别致；而她浓墨重彩阿佳妮疯狂而富有侵略性的注视，则是为了证明正是如此非凡的“看”才成全了《阿黛勒．雨果的故事》。《电影为什么这么“红”？》再次验证了作者眼光的独到，沟口健二的“红”情结、拉摩里斯温暖而征服人心的红气球、科波拉那多别在教父西装口袋上的红玫瑰、伯格曼为《秋天奏鸣曲》和鲍曼定制的红裙子在作者纤细的笔致里熠熠生辉、饶富诗意。在《为什么乌玛不可以抽一支烟》里，她拿夹在乌玛手中的烟作文章，这支烟亮相于一张海报，这是一张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级小说》的海报。女主角乌玛在最初的海报上有烟，还有一把枪；比利时的海报上，乌玛的烟鸟枪换炮，可笑地变成了一根薯条；法国人的海报取缔了这支烟；日本人更绝，无限缩小这张危险的图并将其置于重重包围中。作者从这几张命运跌宕的海报讲起，联系到意识形态层面解析了这支烟缺席的深刻涵义。 　　不能忽略的还有大量的插图。星罗棋布的剧照配上奢侈而考究的纸张，带给人的是无穷的审美愉悦。黛德丽的风情逸出书页了；嘉宝的冷艳卷起一股诡谲的风，扑面而至；希区柯克的卓异毫不客气地扫荡过来，令人目眩；布鲁克斯纯真的性感让人无从招架；英格丽．褒曼游移的眼风、阿佳妮疯狂的注视、亨弗莱鲍嘉酷得邪乎的脸纷至沓来，而且都是以永远的定格姿势面对着你这惟一的观众。不过，在读完正文中的图片后，如果你仍旧有所期待，那么就接着寻找吧，你还会发现一张轻灵而感性的图片，加上这一张，一共243幅。 　　（《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毛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非常罪非常美》散发出蛊惑人心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