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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教育的可能性
◎ 黄雯
将人性推到极致，将人的残忍、丑恶与懦弱彻底性，在文学与戏剧中多有此类批判性“酷”到家的作品问世，假如说《死无葬身之地》、《索多玛120天》等作品背景与战争有关，有一种特定的环境理由，在关乎生死的一线间，存有战争时代人面对特定命运的被动性，那么本世纪最具有争议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逃杀》在和平时期招致日本国会“禁映”，这又存在着什么样的时代背景？此影片是在讲述教育对现实的担忧还是仅仅是“杀戮”游戏供大家感官刺激？
说起这类电影，日本艺术家总能先声夺人，并很到位的结合自身的民族特点做到既渲泄了情绪又使人发人深省。与好莱坞的浅显的逼真及欧洲反法西斯影片夸张与扭捏作态相比，日本影片总在不动声色之中，窥一斑而知全豹，力量和激战在寂静中爆发。
深作欣二的《大逃杀》隐藏在青少年暴力之后玩得是成人与年轻人、官方体制与学生反动的悖论“游戏”，不过这个“游戏”成人和孩子都是不情愿的，是被恐慌所逼。从此一点，看出日本人的“岛国”恐慌症已蔓延到对个人危机及教育问题上，为了消除恐慌，已到了为了一己牺牲众人的地步。
《大逃杀》象是日本人的一种“逃难”演习，他们的不安全感已根深蒂固。在影片中一个小小的岛上玩杀人游戏，这不但暗隐“岛国危机”还表现出成人压制学生的反教育行为，压制源自恐惧，恐惧的结果是小题大做，做出用斧头砍死蚂蚁的病态敏感反应。
学校教育的结果是病态的成人和无法无天的学生，最后是极端的两者对峙。
孩子成人化，好像是全世界“大人”的担忧，尤其在发达国家。成人是不愿承受两个并肩的人的存在的，何况孩子的成人化深度缺氧，对社会的安定藏匿隐患，更何况成人的逐渐衰竭和力不从心加剧了他们的惶恐心理。于是由变形的责任感所驱使的日本民众提议的以恶制恶的试验游戏，荒诞的无以复加。
学生对学校教育总是容易产生不满的，认为学校是抑制天性、限制自由的地方，而执教者总是富有对社会坚实的责任感，在现今教育领域几近穷途末路，教育问题同问题少年一样纷乱而复杂，并呈相互促进状。终究原因，就像鸡生蛋蛋生鸡无法弄清根源。用“真正”的暴力教育作为一种无奈的尝试，在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相似于物理定律关于时间倒流可能性的论证，而现实里却无法真的去应验是一个道理。
这只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且由深作欣二来做了，还有什么比摧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更心惊胆战的心理折磨了，此种杀一敬十的做法，只有直线思维的日本人敢做了。什么在面对死亡之时的各种人性表现，在此都是小儿科和玩技巧，远没有沙特的《死无葬身之地》生动震撼。而拿什么对象作舞台主角比在舞台上用什么道具对什么台词，显得打眼得多，这多少带有投机取巧的成分去迎合观者的猎奇心理。
教育的反面是放任自流，教育的目的成了归溯人类物种最初的本质：原始冲动与生存竞争，那么教育变为“空中楼阁”，一个体面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暴力的背后是虚弱和无能为力，尽管如此，教育仍不免是要上这样一课的。
极端教育的最终结果是将人原始化，一个渲染人性本恶、变态畸形的人的悲剧，且还带着纯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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