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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专题:尊严中国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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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300期特刊:尊严中国  
2006年11月10日 中国新闻周刊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叶小文:有“和”乃大 
●贾樟柯:我强调个人意识的觉醒 
●阿城:要文化,不要“武化” 
●“真正的危险,是我们整体文化水平的降低” 
●吴建民:和谐世界的中国责任 
●叶锦添:当中国人开始觉得受伤,就会有改变 
●白先勇:不要被全球化迷惑 
●马云:梦想是中国商业精神的原动力 
●董光璧:要批判的不是祖宗 
●潘岳:恪守文化不恪守教条 
●梁晓声:我没有凭吊的情绪 
●段锦川:文化自信从敢于直面历史开始 
●李云迪:少年中国不需自设标签 
●“说不定梁漱溟的预言会实现” 
●罗大佑:源头断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再造中国“仁” 
●陈丹青:“理想中国人”不是画出来的 
●靳羽西: 我们的外表是永远的标识 
●民主法治:大国的必由之路 

相关专题:我们是谁?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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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尊严中国 

  100年前,将《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引介到中国的学者严复,面对强势西方,提出“自强保种”。100年后的今天,在世界各个族群面对面短距离地“物竞天择”的时候,中国人又当如何“自强”,我们的文化尊严在哪里? 

  此刻的中国文化现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死水,好坏同体,激情和颓废共存,生机与衰亡同在。旧的秩序断裂,新的规则浮现。传统文化濒危,西方文化昭然,中国人在复杂的文化状态里如何自处? 

  欣慰的是,本刊第298期推出的“我们是谁”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究其原因,最关键的还是这一话题触及了我们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迷茫和未知。历史将我们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迈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太多的问题等待回答。我们今天做的,仅仅是设问和讨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种探询也许要伴随着我们的整个成长历程。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当传统的秩序断裂的时候,当我们与自己祖宗的血脉产生隔膜的时候,当我们回不去传统,也不甘心被西方文化整容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不仅政府官员,而且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和普通百姓,都在关心我们提出的话题。他们或全局或微观,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试图给出问题的答案。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关注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是谁”大讨论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正在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世界对我们是如此期待,而我们也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得更多。 

  在编辑本期文章的过程中,“尊严”这个词如影随形,从观点各不相同的文章中透露出来。我们寻找着自己的文化符号,我们接受着外来文化的融合和冲击,但作为华夏子孙,无论我们行什么礼、学什么话、就什么医、着什么装、过什么节、住什么城,我们都应该有尊严地生活。 

  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任何一场讨论,都“不应当是独断的道德说教”。但愿本组文章所呈现出的参差多态的观点,能为理性的国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元素,希望对此问题有思考的国人,能像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如此,讨论的价值才有普遍性,才能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寻找我们的“精神锚地”,才刚刚开始。但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之努力,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本刊编辑部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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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在儒家以三纲为核心的“家”文化中,“养儿防老”实际是适应农业社会经济为未来买的人格化的保险,“孝道”是保证这一投资的文化外延。 

  文化必然是因某种需要而生,同样会因为某种不需要而死。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由其 他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 

  ★ 文/陈志武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让中国走近世界一大步。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在当年打倒“孔家店”后,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还缺少什么,才使个人权利、个人自由难以扎根? 

  这里,我们试图从金融学、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尽量从文化之外的视角来理解文化。 

  文化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 

  先要说明的是,本文不谈及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五常”等处世之道。原因是,像“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规范是世界各文化的普遍价值,并非儒家文化独有。 

  本文的反思集中在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以及相关的“五伦”社会秩序。家文化是各种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跟其他文化的核心差别的体现。 

  任何今天还存在的民族,它必须有重视家庭的基本文化内涵,否则那个民族就不可能延续到今天。各类文化都重视家庭,不管儒家还是非儒家,大致如此。 

  除了要满足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更重要的挑战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包括未来物质生活所需的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大致讲,人类有两种途径规避未来风险,其一是靠发展,通过提高物质生产力和精神供给量来增加人类整体生活水平,提升个人渡过风险事件的能力;其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经济交换、精神交换达到互保、互助、资源共享的效果,以此提升社会共同的避险能力,使个人能更好地度过经济紧张、精神压抑时期。 

  在原始社会,尽管部落公有制淹没了个人的空间、也没有独立的家,但在当时生产能力的约束下,原始部落可能是最理想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 

  到了农业社会,物质供应大增,降低了饥饿的频率,一种全新的文化也会应运而生。这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发展就是使个人更自由”,也是人性所向。 

  农业社会的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交易。所以,在走出部落公有制之后,必须找到一种新的保证经济交易、精神交易能顺利进行的安排。这时,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以家庭为基础性存在单元当然没把个人充分解放出来,但“家”可能是那种时代里让个人达到规避未来物质风险、精神风险的最可靠安排。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儒家文化的昔与今 

  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正如谢幼伟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作用之大,地位之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

  于是,由“三纲”“五伦”建立并延伸出来的家秩序、社会秩序就很关键了,臣必须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弟必须服从于兄。这些服从关系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按照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说法,“就是把社会中的人各就其关系,排定其彼此名分地位,而指明相互间应有之情与义,要他们时时顾名思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着”。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按照天然的长幼以及男女将每个人编入一个等级组织中,然后,根据出生位置给他课以一辈子不变的责任与义务;不管是成年之前,还是之后,每个人在这个层次秩序中的地位不变,永远是在长者说话时幼者只有听话的份儿,永远没有自我。这个“孔家店”只有一个目的: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和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所实现的利益交易是非自愿的交易。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人权利。 

  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2500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这个结构或许稳定,可代价是中国长期处于温饱和饥饿之间。就以这些年的留美学生为例,他们虽然专业水平较高,但跟美国人、印度人、欧洲人相比,儒家文化让中国人往往缺乏个性,习惯于听话,但不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顺从”“听话”的习惯当然让我们只适合打工。 

  国粹派喜欢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据似乎是西方近代工业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富,而中国却到近年才解决温饱——这种逻辑值得商榷。原因很简单,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我们可从三方面看这个问题。第一,中国的哲学与文学发展基本限于士大夫的小社会内,对绝大多数为文盲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 

  第二,中国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许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温暖和亲情。但是,人之间的友情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与喜好也难以相同,他们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应该”有亲人关系外,不一定有心灵深处的相通,家庭成员间会因为名分以及相应责任而彼此相依赖,相交往,可是这不等于他们的关系能超出原始情感而达到更高的心灵沟通境界,难以想象在人的个性与自由空间都被压抑的社会里,情感与心理世界能够天马行空,飞翔到朴素感情之外。 

  第三,中国文化的核心重点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轻视其社交与情感功能,这必然抑制中国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从某种意义讲,连温饱问题都没完全解决的农业社会里,“家”的第一功能当然应该是实现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利益交换,所以儒家文化里“孝”“顺从”“听话”排在第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经济利益交换是“家”的最主要功能,人们容易先看到利益,后才是亲情,或者只看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夹在“家”中,你搞不清亲戚对你好,是真好,还是出于利益。在现实生活里,笔者在湖南家乡看到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大打出手的儒家家庭,而不是突出亲情、突出情感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儒家世界。那种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国还没实现过,从内在逻辑上可能也很难实现。说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传统中国始终没完全走出温饱的挑战;在那种境况下,说精神情感世界里能达到文明顶峰,那只能是奢望。 

  传统学问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太多停留在研读经典上,好像研读经典就是了解真实的中国。显然,《四书五经》讲的是“应然”,但“实然”可能是另一码事,就好像不能说基督教《圣经》里的世界就是西方社会一样。而真实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虽然不“言利”,但实际连“家”里也以利益当头。儒家“刚性”的“孝”可能反而迫使家庭关系以利益交换为主。 

  我们可从今天的中国来看到这一点。去年,杜俊林同学协助笔者对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村——九连城、牛庄、宋庄作过一次调查,各地随机抽样300多人,这些地方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当然是北京最高,丹东市次之,徐水县第三,三个河南村最低。 

  许多家庭交往、社会交往呈现经济交易的内涵。比如,在现代社会中,送礼往往是象征性的,但在传统社会中,送礼是一件很认真的事,而且要大,因为“礼尚往来”不只是为了“情”,更多的是一种借贷利益交换。 

  对六个地方的抽样调查结果是,北京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少,丹东和徐水次之,农村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多。因此,前者已不是传统社会,但后者仍然是。特别是在农村,借贷和礼物主要发生在亲戚之间,亲戚之外很少。由此可见,在农村,亲戚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很重,家庭、家族仍然是经济互助中心。 

  当问他们“你为什么要生小孩儿?”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儿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投资基金等把夫妇未来的经济风险安排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满足精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承担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社会的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关系仍然以经济交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那里更保留了儒家价值观。 

  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会是什么呢?是朝着像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还是要恢复儒家传统、走回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呢? 

  金融发展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今天北京、上海跟农村的文化差别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今天跟过去的差别的映射。西方并非历来就以个人为中心,是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把他们逐渐从对家庭和教会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就以人寿年金(life annuity)为例,这应该是西方对个人规避未来风险最重要的金融品种之一。寿命的不确定性极容易让自己在老年时变成后代的负担,也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人寿年金便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只要购买者证明其今天身体健康,那么他可分期或一次性申购人寿年金,买到后,投资者可在50岁(也可从其他年龄开始)至去世之前每年得到事先约定的收入,这种收入支付可以继续到购买者去世或者夫妇双方都去世时为止。有了这种金融安排,父母就不必依赖后代的经济支持度过晚年,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活得太久,经济独立显然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民主、自由、法治思想与实践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出现,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但以往不一定熟悉的是,人寿年金以及其他保险和借贷品种也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并发展。 

  但是,有意思的是,随着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终结,欧洲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民主、自由与法治继而由宗教专制取代,人寿年金等金融市场也跟着消失,个人的经济风险、养老等重新由传统的家庭来胜任。结果是,西欧人的个人空间缩小,个人权利被牺牲,个性被阉割。 

  13世纪后期人寿年金、人寿保险、嫁妆基金等金融品种再次出现在威尼斯等地,15、16世纪尤其有更快的发展,并扩散到荷兰、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这些日趋成熟的金融工具成为17世纪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进一步个人自由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也是在欧洲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我们看到,如果要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当然能减轻因利益交换给家庭带来的张力,但也要求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例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以及保证法治的政权制衡体系,否则,在家庭、宗族之外的市场金融交易就难有交易安全,契约权益无法保障。换言之,如果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主要由家庭来承担,那就对家庭文化有相应的要求,在中国就有了儒家文化;如果这种经济功能主要由市场来承担,那么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内容,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出自由、民主与法治,与此同时,西方的“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一旦强制性的经济责任不再存在于父子、兄弟之间,父亲没必要再以一副威严不可亲近的面孔出现在儿女面前,用不着强制儿女无条件地听自己的话并要求在父母讲话时儿女不能还嘴,而儿女则可从“孔家店”中解放出来。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让亲情、友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父母往往想方设法和儿女多交流、拉近距离,有意找儿女也感兴趣的话题去交谈,以此培养跟儿女的感情,而不是像在传统中国家庭里的“因为你是我儿子,所以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对我有感情”。 

  美国家庭里,正因为生小孩是出于感情、出于对小孩的爱而不是“养子防老”,生小孩后不会不去养他,因为生小孩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偏爱,不是被经济原因迫使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往往不能理解美国人领养别人的小孩后会照样那么去爱他们,而且不分男孩女孩,一样喜欢领养。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因为当生孩子是出于经济目的时,自生的孩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交易更安全),而领养别人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交易不安全)。 

  从表面看,在金融市场把经济交易从美国“家”中剥离出去后,没有了那些你来我往的经济交换,家庭关系好像很没有“人情味”,特别对于习惯于儒家文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 

  中国文化的出路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思想。但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思想先驱至少在两方面存在盲点:其一是私有产权,其二是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这二者是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私有产权,而是靠“领导批准”谋生,那么个人就没有申张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自由、民主、法治当然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与金融品种让你去规避自己一辈子的生活风险,那么在你打倒“孔家店”、失去了“家”这个传统的互助保障体系之后,你会对未来充满着不安,这时你也不会有底气去争取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如果没有这两类经济基础,打倒“孔家店”之后,你又不得不重建“孔家店”。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 

  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看到的不再首先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特别感谢杜俊林、袁为鹏、曹辉宁、李利明、韦森、文贯中、龙登高、李健、李景强、Helen Siu、周年洋、周克成、周程、杨培鸿、鲁西奇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建议。)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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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文:有“和”乃大  

叶小文:有“和”乃大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  

  ★ 本刊记者/杨中旭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传统正在被遗忘,我们在298期的封面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谁”? 

  叶小文:我们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族群最大的东方人。中国从古至今,各种宗教之间,一直能够互相尊重、和睦共处。很少文明之间的互相蔑视、彼此践踏,较多的是互相尊重、彼此欣赏;很少文明之间的以大欺小,弱肉强食,较多的是有容乃大、海纳百川;很少文明之间的区分优劣、生存竞争,较多的是互相平等、和合共生;很少文明之间的孤芳自赏,一花独放,较多的是互补共荣、百花齐放。这种人类弥足珍贵的经验,能否称之为文明的“东方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东方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叶小文: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内涵,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成功吸收了印度佛教,容纳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形成了历史上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长的良性文化生态。 

  这个“东方模式”,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一直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中国现有的五种主要宗教,除道教外,其他各大宗教均在不同时期由国外传入,在中国生根、发展。历史上,各民族和睦共处,各宗教和谐共生是主旋律。 

  中国新闻周刊:可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缺乏信仰。 

  叶小文: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事求是地承认,部分社会成员缺少诚信,但这和缺乏信仰是两码事。中国人一向拥有信仰自由,刚才我们所说的“东方模式”有国家的法律作为保障。2004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其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 

  以伊斯兰教为例。公元7世纪,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盛唐时期,但中华文化并没有排斥这种外来文化,而是允许其自由传播。到12世纪,伊斯兰教已大规模传入中国,宋朝朝廷特意颁布保护穆斯林的财产法。到13世纪,伊斯兰教徒遍及全国,元朝朝廷专设伊斯兰教事务机构,给予伊斯兰教传教者诸多优待。明清之际,以王岱舆、刘智等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为促进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采用儒家,包括佛教、道教的概念和术语,来阐释伊斯兰的教义、教理,并将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观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融会贯通,建立了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中国伊斯兰思想文化体系。  

  1300多年来,伊斯兰教不仅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宗教发生过冲突和战争,而且在中华文化的滋润和哺育下,在中华大地得以扎根、开花、结果,生生不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伊斯兰文化已构成中国10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伊斯兰教界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解经”工作,动员和组织国内高水平的阿訇、毛拉,对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作出权威性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准确解释,编写讲经范本,维护伊斯兰教信仰的纯洁性,推动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促进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代进步相适应。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严格以经训为依据,大力倡导伊斯兰教和平和睦、爱国爱教、“两世吉庆”、宽容仁慈等基本思想,受到了各界的欢迎和好评。 

  我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和平发展的经历,向当今很不安宁的世界,传递着宝贵的“有以告人”的信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这三大主要文明的相互对话中,兼有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双重文化因子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不是在说,伊斯兰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可以为刚才所说的“和”字提供注解? 

  叶小文:我想,世界和平需要宗教对话。当今世界,尽管和平、发展与合作是时代的主流,但主流之外暗流汹涌,波诡浪急。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对立和冲突,正在挑战人类的智慧与文明。这种挑战,更多地来自“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冲突。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招摇于世,“单边主义”便随之滋长,与之相抗衡的“恐怖主义”也就相伴而来。“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相与争锋,造成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有人将之称为“文明的冲突”。于是地区冲突迭起,恐怖活动猖獗,世界一次又一次被恐怖的声浪所震惊。 

  以宗教和平乃至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宗教对话,应重视研究和总结中国宗教长期和谐共存的独特经验。这个“东方模式”,有深厚的文化作为支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56个民族平等相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各教和谐共处。这是中华民族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我个人认为,..倡建的和谐世界,离不开这一经验的支撑。★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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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我强调个人意识的觉醒  

贾樟柯:我强调个人意识的觉醒 

  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萌动之后,他才会有相应的个人自由的要求,才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慢慢地脱离沉默的大多数 

  ★ 文/刘芳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感觉当代社会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标识在慢慢模糊? 

  贾樟柯:我在外面跑那么多年,对于华语地区,我最大的感受是传统不光是在书本古籍里,更多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之前我真的相信大陆文化是华语文化的主体,但是走了这么多华语地区,包括东南亚,我觉得内地文化只是一部分,因为非常多的文化不是我们传承下来的。 

  我特别喜欢香港,在九龙坐车,那些迎面而来的繁体字招牌,还有竖版印刷的书籍,让人觉得特别亲切。书法跟中国人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在香港再看到繁体字就会勾起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回忆和感觉。香港是一个又现代又传统的地方,走在九龙的小巷子里,看很多老人在辛苦的工作,还有很多卖海产干货、药材的店,会让我觉得恍惚,仿佛回到了清末。这种时间的、历史的想象非常有意思。 

  台湾也是很有文化传统的地方,我只去过一次,了解不深,但感觉它跟香港比起来,是另外一种感觉。比如有一次我在一个咖啡馆等人,突然进来几个小年轻,带着棒球帽的,很“晃”的那种。老板娘问他们“几位?”那个小年轻竟然说古文:“仅四位而已。”我就觉得别看他的外表衣着是很西化的,但是他的语言、内里还是很不同的。 

  中国新闻周刊:港台和内地传统文化的不同传承在电影里有什么体现? 

  贾樟柯:打个比方,我非常欣赏王家卫,但是我觉得他的工作我做不来。《花样年华》不是旗袍、香港的60年代展示这么简单,它背后是香港文化的一脉相承。就是说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流行文化是有过发展的,但是在1949年大陆的流行文化“咔”的一声都切断了,但在香港没有。 

  我最近一直推崇《马路天使》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把它放在左翼电影的角度来了解,说它有社会正义感等等,实际上《马路天使》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对普通人、世俗生活的记录。中国的传统一直就是重视街坊邻里,现在在香港的电影里特别能看到这种感觉,比较早的那部尔东升的《新不了情》,里面的邻里关系让人觉得特别亲切。甚至在杜琪峰的《黑社会》里面也有,什么棺材铺啊之类的东西。 

  但我们在1949年之后,这种东西逐渐就被高大全、英雄形象给压缩得没有了。大陆的电影里很多都是些天外来物,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人,说的也不是人话。我记得最好笑的是在北影上学的时候看过一个国产电影,1995年讲一个县委书记早上和妻子吃早餐,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县委书记早餐餐桌上是牛奶、橙汁、面包,还是烤的那种。这完全不是中国人吃的东西,他们以为,出现在电影里面的早餐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不是稀饭油条咸菜。 

  中国新闻周刊:那怎样才能在电影中融入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贾樟柯:传统文化最主要是在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之中,是看不见的,在运动之中的。对于电影来说,导演本身去贴近一个人的真实现状,贴近中国现实的人际交往,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的工作。很多电影拍的想当然,故事没有背景没有国家,这反而是对历史对传统的破坏。电影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还在于细节,比如饮食、武术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电影一直在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你觉得我们怎样才能为自己找到一个方向,摆脱迷茫和焦灼? 

  贾樟柯:现在大家说起“80后”会认为他们非常个人非常自我,但实际上这个社会的个人意识还是很淡。很多权利的意识、自由的意识是跟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萌动之后,他才会有相应的个人自由的要求,才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慢慢地脱离沉默的大多数。★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4 0
6
●阿城:要文化,不要“武化” 

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但我们有心把它找回来 

  ★ 本刊记者/孙冉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现在中国人传统文化标识淡漠的现象? 

  阿城:你说的那些只是文化样式,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文化”是什么,是相对“武化”说的。人本来是动物,动物世界是“武化”的世界,谁的力气大就把东西拿走。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是周公治理天下时定下规矩:我们都要得到的东西,不可以你力气大就独吞了。因此大家的关系是“文”的关系,这个关系和原则深入到生活和语言的细节里就是“化”。 

  中国几千年的皇帝统治,虽然做着“武化”的事,但在表面上都要“文化”,皇帝死后若封“文”号,那是最高的级别;像汉武帝,就低了一等。 

  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很不客气,没有礼让,塞车是为什么,谁也不让谁,没说两句,马上就骂起来了。整个社会还处于一个“武化”的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就个人来说应该怎么做呢? 

  阿城:通过选举机构,竞选人民代表。朝阳区去年选上一个人民代表,当他所在的小区与物业发生矛盾时,这个代表就去和物业做抗议和谈判。如果在他当代表的期间不断提出议案,解决各种问题,这个区就发生变化。如果各个区都发生变化,北京市就发  

  生变化。不断扩大下去,全国就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中国哪里做得最好? 

  阿城:现在这件事做得最好的是广东省,出了任何事就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马上就找政府官员。广州的很多问题,诸如火车站那边很乱,5个广州市人民代表叫广 

  州市公安局必须解决,而且是有期限的,这件事就改变了!有个人民代表不为群众上述意见,也被成功罢免。如果广东省的情况能在全国推行,中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些有心想要改变中国现状的人,都去积极参选民主选举,所有选民都积极支持,作为他坚实的后盾,维护自己的权利。其实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忘了或者忽略了这条合法的路。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人如何在国际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阿城:为什么要扮演,为什么要演另外一个人?该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碰到外国人就说对不起,我们现在是“武化”的,但我们有心转为“文化”的。人家会认可你诚实的态度。★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5 0
7
●“真正的危险,是我们整体文化水平的降低” 

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探索社会进步的真理和改造中国文化的道路,有人甚至为此牺牲。我们需要了解、尊重和继承他们的努力,继续前进,完成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 本刊记者/黄艾禾 

  读经解决不了定位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不少人在担心,中国人将在精神上失去自我,因而提倡发扬儒家精神,读经等等,中国是正在兴起一场复古运动吗? 

  资中筠:我总感觉,这样的一种思潮或是“运动”,其实是媒体炒出来的。真正在做这些事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现在有几个学生真的在读经?这种东西,先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它起不了多少作用。有人主张以儒教为国教,行得通吗?根本行不通。所以这场“运动”实际的影响力和声势,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我认为,今天的危机,还不在于传统文化怎么样了,而是在于,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以后,我们整个社会,特别是读书人的文化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降低。当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各式各样的外来东西都汹涌而入的时候,中国已经是在一片沙漠之上来接受这些东西了——本来在各行各业都应该有高水平的文化知识分子引领潮流,做出判断,结果断裂了。于是面对外来的东西无所适从。我们很难去进行选择,没有了选择的能力和判断力。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吸收的东西,往往不是别人的精华,而是最肤浅、最庸俗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要去吸收别人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你脚底下的土壤是什么?——这是靠读经解决不了的。 

  我们仍需要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说到我们脚底下的土壤,你认为如果没有外力的侵入,从我们的儒家传统中,可以生长出现代化来吗? 

  资中筠:这就要说到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没有这两样东西,能不能前进,实现现代化?不能。它们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而这些,从我们的儒家传统中(或是法家或其他家文化传统中)能不能自然生长出来?不能。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没能生长出来。如果没有近代史上的外力,非常残酷的外力,屈辱的外力,把这个传统冲开了,我们都看不到原来人家有这个。现在有人硬要说,我们从《论语》《孟子》里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我实在看不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五四运动”才会倡导从西方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资中筠:五四精神,其实不是从1919年才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有识之士就开始想,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第一就想到武器不行,要船坚炮利,就开始造武器;然后想光造武器不行,就开始搞工业,才有了洋务运动。学校开始学声、光、化、电等科学;然后,就是大臣出去考察,有郭松焘这批人,他写回来的报告,发现人家制度比我们优越;后来,康梁变法失败,又有孙中山的革命,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样子——也就是说,从武器,到工业,到科学,到制度。但是,制度是变了,也有了议会,实质上仍是假共和之名,新瓶装旧酒。所以,人们觉得,要进一步,思想必须革命。这才有了“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当然,有人说,光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还不够,这里没有讲个人自由。但是,起码德和赛这两样东西,今天也还没有在中国文化中正式扎下根呢。 

  中国新闻周刊:记得你有一篇文章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西方在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进入现代化的。 

  资中筠:如果西方还是处在中世纪,在天主教廷那样一统的压迫底下,它也是进入不了现代化的。西方人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14世纪到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他们是每解放一点思想,生产力就往前推一步,然后再解放一点思想,所以,到18世纪时,思想家辈出。没有解放思想,没有对一个古老文明的改造,你不可能进入现代化。德先生赛先生,其实已经是全人类的共有精神财富。只不过欧洲早一步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民主、科学、自由,这些是普世的价值观? 

  资中筠:是的。如果人的天性不爱自由,为什么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把监狱作为一个惩罚呢?但光是人身自由是不够的,还需要思想自由。人跟禽兽不同,就在于有思想,欧洲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宗教革新,也是一点一点来的——先是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看圣经——这是第一步思想解放。所以马丁.路德先把《圣经》翻成德文。过去只有拉丁文的圣经,老百姓不能看,只有专家才能看,现在大家都可以解释圣经了,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教派,也就是对教义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解释。这还是在基督教范围内,没有说可以信别的教。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宗教自由了。你可以自己与上帝通话,你也可以不用去教堂做礼拜,在家就行。这个过程,就有流血斗争,产生了区别于旧式天主教的新教,如公理会、圣公会等等教派,这个过程有一二百年,这样,慢慢地,达到信仰完全自由:可以信任何宗教,也可以什么教也不信。 

  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的,不是回归。我绝对不反对中国人多受一点传统文化熏陶,但是有一些人的想法,是以这个(传统)来抵制西化,首先,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国人也不可能完全西化。这么大一个国家,13亿人口,怎么西化?根本不可能。 

  从布鲁诺与方孝孺这两位烈士说起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在中国文化扎下根。德先生或许不是中国自来就有的东西,那么赛先生,科学的东西,中国古时不是有四大发明吗? 

  资中筠:中国是有四大发明。但是,首先,中国的古代科学,没有理论的总结,都是器物方面的发明。没有物理学,没有化学,都是智慧的聪明的工匠的经验累积。而且,这些经验也无法普及,没有群体,没有一个机制,让这些经验再上一个台阶。这和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科技发展,大都是为皇家的需要,不是市场、大众的需要。在当时的体制里受重视的不是工程师、科学家,而是搞政治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非常成熟。但是在科学理论方面,制度是不鼓励发展的。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讲过布鲁诺与方孝孺的故事。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朱允(建文帝)的老师。他后来坚拒为夺位的燕王朱棣(永乐帝)起草登基诏书而慷慨赴死,不但被“磔于市”,而且“灭十族”——连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也受株连。 

  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由衷敬佩。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过了近二百年,意大利人布鲁诺以传播异端于1600年被罗马教廷处以欧洲当时的极刑——烙刑。他在狱中七年,援引教义为自己辩护,只是坚决不肯接受他可以获得赦免的惟一条件——否定“日心说”。其捍卫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永为后世所称道。 

  就抽象的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布鲁诺为之奋斗的,可以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动一步,而方孝孺为之牺牲的,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应该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都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们应学会以平和心态与外国打交道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中国人时不时会忽然一下子觉得,我们要西化了!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就冒出来了? 

  资中筠:这常常是感觉上与我们同西方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有关。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是提高了,但是面对比较强大的国家,还是有种不平等的感觉,因此就把国家关系跟文化的交流和互相吸收,互相影响,混为一谈。还有由于我刚才讲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文化水平总体下降,在知识界有一种焦虑,感到失去了文化上的自我表现认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人们常常谈,为什么我们翻译的外国的书,远远超过外国翻译中国的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你要知道,这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互相交流的过程。这与爱国不爱国关系不大。

  如果别人是有精华的,我们就老老实实学习。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学了一点之后,经济上刚刚取得一些成绩,又产生一种虚骄之气,回过头来说,我何必学它呢?这种犹豫,来来回回是非常多的,日本就不这样。我最近还在一个会上碰到一位日本学者。他说日本没有中国这种包袱。它在维新的过程中,看见什么好就学什么。 

  原来日本的文化传统是汉学,后来它抛弃了汉学,学“兰学”——指荷兰,因为它最初接触的西方国家是荷兰。这个时候,它放弃学中国并不是因为要仇恨中国,它就是觉得这个对我有好处,汉学对我的现代化已经没好处了。这是一种比较简单一点的心态。不是学着学着就想,我凭什么学你,我老祖宗比你还阔呢。我们要抛开两种思维:一是动不动就说我当年多辉煌,好汉不提当年勇;二是我现在倒霉的事都是外国人造成的,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认为中国人学中文重要还是学英文重要? 

  资中筠:中国的古典文化非常丰富,还有十分精致高雅的审美品味(现在被低俗的东西冲击殆尽)。我特别认为现在中国人应该多学中文。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的父母,从幼儿园就让小孩念英文。用他们的话来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认为小孩将来的前途在他英文好不好。中文根本就被忽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一个国家的人,他的文化水平拿什么来衡量?除了专业之外,他的基本文化水平,就是他本国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加上他对本国历史的了解。这两样东西,现在都没了。这倒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要是这些都不知道,会非常容易盲从,对于到底该要什么西方的文化,也不知道。 

  所以我说,真正的危险是在这个地方:是总体文化水平降低,而不是要“西化”还是要传统的问题。 

  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探索社会进步的真理和改造中国文化的道路,已经做出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为此牺牲,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也是传统的一部分。 

  许多我们今天争论的问题,他们早已论证过,并且非常深刻。我们需要了解、尊重和继承他们的努力,然后在这基础上继续前进,完成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6 0
8
●吴建民:和谐世界的中国责任 

吴建民:和谐世界的中国责任 

  我们作为中国人需要更好的懂得中国在国际上的责任,通过行动向世界表明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和平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 

  近两年来,我参加了不少国际会议,不论这些国际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显然,世界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随着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的不断前进,国际地位也在明显提高,我们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国际责任也随之而上升。 

  国际关系民主化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了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大国没有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集团,相反,大国之间的合作因素在增加,这可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其意义不可低估。当然,今天世界并不太平,面临着不少挑战和冲突。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的国际责任首先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准则,对于国际社会应对当前的挑战、解决面临的危机做出自己的贡献。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实际是逐渐化解各种国际冲突、推动解决国际争端的过程。在过去的20世纪里,大、小国不平等,大国欺负小国、富国欺负穷国、强国欺负弱国,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上述状况依然存在,这显然是国际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中国希望逐渐改变这一状况,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并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互利与共赢 

  在经济领域,中国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就是要促进国际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实现互利共赢。 

  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愿意向发展中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提供援助,来促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1967年9月至1976年7月,中国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了全长1860公里的铁路。这个项目是在中国自己的国力还很弱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些人对修建坦赞铁路有些不同看法,认为这样的行动超出了中国的国力。在我看来,坦赞铁路也是互利的。从这项具体工程上来说,中国援助了坦桑尼亚、赞比亚,使赞比亚的农产品找到了出海口,有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从更大的范围内来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也帮助了中国。在长达21年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许多非洲国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本人曾经在1996年到1998年这三年中连续担任了中国出席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团长。美国等一些国家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连续提出了反华提案,中国都以较大的优势击败了反华提案,非洲国家对我们的支持是巨大的。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非洲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中非关系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就是今年11月初在北京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中国应当而且能对非洲提供更多的帮助,中非合作的深入必将给合作的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共同发展。 

  包容与文明 

  在文化方面,中国履行自己国际责任的必要性也在上升。过去几个世纪中,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对人类贡献较大。可是,文明总是相互影响的。在21世纪里,亚洲文明应当能够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崛起、整个亚洲的崛起,世界对东方文明的兴趣正在上升。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亚洲人向西方学习很多,但对我们自己文明的了解慢慢少了,我们的文明到底有哪些精华值得世界借鉴,我们自己似乎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多种文明虽然有很多交流与合作,也存在着对抗、矛盾与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对抗与冲突的现象在亚洲就少得多。今年8月份,我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开会,会后参观了马六甲市。在该市的一条大街上,有佛教的寺庙,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有印度教的寺庙,有天主教的教堂,在佛教的寺庙里还有道教的“观”。这些寺庙相距都很近,和谐共处。这正好反映亚洲文明的特点:东方文明有很大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对亚洲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在中国自古以来,“儒、释、道”是共存的。后来,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它们也都和其他宗教在中华大地上和谐共存,这与中华文明所提倡的“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有很大关系。中华文明历来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精神正是今天世界所十分需要的。今年4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世界佛教论坛”,主题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会议开得很成功。我想今后我们要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向世界推介东方文化。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在文化上要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 

  公民行为与国家理念 

  国家的主张与理念也需要通过公民的行为体现出来。而中国人应该给世界什么样的形象呢?我认为,要给世界一种平等、文明、包容、共赢的形象。 

  所谓平等,就是大国小国一视同仁,平等待人。我们平等待人,也希望对方平等待我。 

  所谓文明,就是要尊重和发扬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并在我们的行动中体现出来,要摒弃不文明的行为。 

  包容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不中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包容性。 

  共赢,这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但中国人没有吃独食,而是与世界分享发展的成果。 

  2008年将在北京举行奥运会,2010年将在上海举行世博会。届时,全世界将会聚焦中国。在这两大活动快要到来的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责任,通过行动向世界表明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和平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世界客观地了解中国,也是履行我们的国际责任。★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6 0
9
●叶锦添:当中国人开始觉得受伤,就会有改变  

叶锦添:当中国人开始觉得受伤,就会有改变 

  一个有廉耻的人会发现,没有归属感,就站不到世界中 

  ★ 本刊记者/文晔 


  当中国电影界还在“后《卧虎藏龙》时代”的浮躁中挣扎,叶锦添却沉潜下来,在2004年为昆曲《长生殿》所作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一个“比传统还传统”的他。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谁”对你还是一个问题吗? 

  叶锦添:我做这道功课,是从去欧洲游历开始的。欧洲让我震撼的是,这不是我们的东西。我生在香港,很难建立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虽然看到一些中国的东西,但都是又差又土。从欧洲回来后,我喜欢中国了,但是讨厌中国人,讨厌他们没有把中国的东西做出来。 

  接下来的7年里,我一直是很穷又很骄傲的那种,有拍电影的活也不接,花费很多时间去想,比如意大利的时装,前人的生活,我想要找到中国现代的东西,让我们骄傲的东西。 

  最大的改变,是1996年因和林怀民合作歌剧《罗生门》再次去欧洲。我没念过大学,年纪又轻,怎么能让那些骄傲的法国人跟我合作?所以,我一去就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艺术,之后他们都很尊重我,因为我做的东西他们都做不出来。中国文化深藏不露的力度和东方美学的震撼效果,让我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到2004年的《长生殿》又是一个转折,过去我很疯狂,但是到《长生殿》我又想做回传统了,我也有那个能力去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属于中国传统的美是什么? 

  叶锦添:每个东西都有他的根,但在中国现代的表演艺术里找不到根。比如昆曲,其实你已经很难看到它原来的样子。昆曲在现代社会是脆弱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生长它,就该把它留在最美的那个时刻,留在明末。 

  《长生殿》的尝试,让我看到兴奋的东西,但那丢失的,也真可怕。以法国为例,有些人捍卫巴洛克风格,也有些人捍卫文艺复兴风格,他们的文化是丰富的,有原来的历史在。但是中国断裂了。最悲哀的事情可能是,几代人之后,重建中国文化的契机有了,但传统却没有了。 

  每门艺术都有它最漂亮的时候,我试图把最美的凝固在那里。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做的衣服虽然看起来很古典,但其实没有一个古典的元素。 

  我把时间看成一个圆圈,现代和传统,没有那么强烈的隔阂。唐朝和汉朝是一样的,我只看最好的东西,把它放在心里,当我做创作的时候,这些东西随时可以拿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在各个时代中找到可以延续的东西,并且把它们糅合在一起? 

  叶锦添:现在,中国文化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它回不到以前,和传统无法沟通,这是文化之痛。沟通分为两种,跟同源文化之间的沟通,带来一种归属感;而跟文化迥异的欧洲的沟通是一种交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归属感,只有交流。 

  比如,重要活动都穿西装,就是个问题。如果说穿西装是为了加入地球村,为什么韩国人仍然在穿韩服?你说我(显得)胖,难看,都无所谓,因为我就是韩国人,这是一种民族自尊。可是,我们穿什么呢?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中山装不是中国的而是日本的;旗袍本来很端庄,但是你不懂精髓,穿紧身高开叉的,反而显得没教养。 

  中国的东西在哪里?现在要找回那种沟通的能力。应当警惕的是,仅仅把这种沟通领悟说成是回归传统就太简单了,往回走其实很危险,传统也会变成权威,而什么东西一旦变成权威就很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那该如何保留美? 

  叶锦添:这一个部分是行动,保留传统,但也要创新;关键是要让文化在自由发展中生长。 

  目前的大片现象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认同焦虑在电影的投射。中国人的自尊心很强,当他觉得开始受伤了,就会有改变。 

  一个有廉耻的人会发现,没有归属感,就站不到世界中,包括李安,也是从面对西方的自卑感中走过来的。 

  不过,也没必要悲观。我们要给文化以时间,大陆从没有物质享受的环境,变成现在比香港都厉害,用了30几年,大家都好像压缩的人一样,自然焦虑。等一切都平衡了,钱都不重要了,文化就来了。★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7 0
10
●白先勇:不要被全球化迷惑  

白先勇:不要被全球化迷惑 

  令白先勇悲哀的是,现在美国学生念中国诗,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读中国东西,反而是在中国,传统的小说和诗词都不大有人念了 

  ★ 本刊记者/罗雪挥 ☆/刘芳  

  
  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的白先勇在创作与现实中都漂泊于乱世。抗日第一年出生,后来又随着时局的变化跟随父母退守孤岛,青年赴美国。 

  高中毕业时,他因为梦想日后到长江三峡去筑水坝而申请台南成功大学水利系。赴美后,他曾经看过一个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战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白先勇回忆,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使他不能自己,而外面依然是车水马龙,红尘万丈,他蹭蹬纽约街头,深感彷惶。 

  不过,青年的白先勇仍然是热血青年。1964年,中国大陆试验原子弹的消息公布后,他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很“中国”起来,“忘记了政治、共产党什么的,只知道中国人也有原子弹了,那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此后的白先勇留在美国教授中文经年,对中国文化反而更加亲近。他甚至曾有意地排斥西方的文字,因为觉得中国的文字很美。令白先勇悲哀的是,现在美国学生念中国诗,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读中国东西,反而是在中国,传统的小说和诗词都不大有人念了。 

  对于中华文化的承继,白先勇始终有焦虑感,特别是对于昆曲濒临失传备感痛惜。几年前,他心脏病发,居然大难不死,“我突然意识到,上天留我,也许是让我做些事情。于是我开始不顾一切做《牡丹亭》。” 

  中国新闻周刊:你主持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刚刚在美国巡演结束,效果怎么样? 

  白先勇:效果非常好。我们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四个校区巡演,每次来观看的美国人都是叹为观止,觉得怎么中国在五百多年前的明朝就已经有这么优美的东西,尤其是大学生,非常痴迷。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青春版《牡丹亭》在传统中融入了现代元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白先勇:如何让21世纪的人去欣赏、接受几百年前的传统艺术,是很不简单的。我觉得表演艺术一定要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古代连灯光还没有呢?现在的舞台缺了灯光行吗? 

  我们要把自己民族传统里面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世界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去呈现它。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现在全球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白先勇:我们应该接受挑战,要明白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然后我们要回首自己的传统文化,用理性、冷静的心态去全面评估,找出我们文化的优点,我们为世界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部分。只有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才知道哪些是我们必须要继承的,哪些是要吸收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的。 

  你先不了解自己怎么去了解别人?你先不尊重自己的文化怎么去尊重别人的文化?要不然全球化就会把你迷惑住,会迷迷糊糊跟着它走。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里最不能丢掉的是什么? 

  白先勇:最不能丢掉的就是我们的艺术,这本来就是世界公认的成就,但是我们的保护工作做得不好。 

  我们的学校里面缺少关于传统文化艺术的普及课,比如我们的山水画是世界闻名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学校却很少让学生们去欣赏学习。昆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首批非物质遗产里面排名第一的,这么高的组织都认定了它的价值,为什么学校里面没有开昆曲欣赏课?我看到西方很多学校都是有音乐鉴赏课的,西方有很多优秀的文化,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学习,但是自己的优秀传统不能抛下。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的感受来说,现在我们保护优秀传统文化要克服哪些困难? 

  白先勇:最困难的是资金问题,现在的资金都是我去募款筹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企业家意识还不够;第二个困难在于人才培养,现在从事昆曲表演的人少了,如果不创造好的机会,不给他们提供适当的经济帮助,人才会慢慢流失,以后也没有人再学了。这跟政府的文化政策也有关,政府可以通过更多形式多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比如建立一些文化基金来鼓励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组织;此外还有古代音乐的研究、戏目的研究等很多困难,个人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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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梦想是中国商业精神的原动力 

马云:梦想是中国商业精神的原动力 

  几十年后,我们的国家将会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如果有那一天, 

  我希望这个成就里面有今天我们这些人的努力 

  
  ★ 本刊记者/谢良兵 

  1995年,马云第一次在西雅图上互联网,登陆的网站是雅虎,他输入“Chinese”的关键词,但是当时雅虎的搜索答案是“没有数据”。这促使他开始创办中国黄页,进而有了今天的世界独有的阿里巴巴、淘宝以及收购来的雅虎(中国)。 

  这位被英国首相布莱尔称为“改变了全球商人生意方式的中国人”,酷爱武侠小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句金庸亲笔的条幅就挂在阿里巴巴名为“光明顶”的会议室中……一切都是那么的“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当年一个“Chinese”的词没有搜索到就触动了你 创业的情愫? 

  马云:“Chinese”是英文里面最能体现中国的词汇,偌大的中国,在现在看来浩瀚无比的互联网世界里面竟然是空白,我想每个人都会想要去做点什么的,我不过是确实做了这么一件事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你理解中的“中国精神”应该是什么?您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和他所带领的企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中国精神”? 

  马云:中国互联网缺少独立精神是天生的问题。阿里巴巴的独到之处就是不会跟着美国人走,也和中国纯粹本土的想法不一样,以至于我们的独特世界观被笑称“异类”。如果是为了做搜索的概念去做搜索,那么我们就不会做了。我并不是要干革命,要颠覆谁,而是觉得搜索仅仅是为人民服务的。 

  今天Google的技术,纯粹是为技术而技术的,它是个工具,互联网是个工具,它是帮助别人成功的,他永远是帮助别人,而并不是自己的成功。也许陈天桥骨子里有点独立精神,丁磊也肯定有,但是这种气质在中国互联网界缺少施展的空间。阿里巴巴要倡导的是成年社会的互联网,而不是现在网易、新浪、腾讯们所主导的,让少年们肆意玩乐的互联网。 

  “中国精神”是什么?这个话题太大,小一点说,一个企业家靠着个人的努力奋斗,靠着对社会的责任感,把企业一步一步做大,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些我觉得就是一种体现。也是因为这一点,雅虎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的节目,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找到和提倡“中国精神”有所帮助。 

  我记得参加《赢在中国》活动时,有个评委说,曾经有一个调查,调查了世界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人,问他们哪个国家是最强的经济强国,多数人说的是中国,也有一两个人不确定。可是我更愿意相信是中国,我希望是中国。 

  几十年后,我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如果有那一天,我希望这个成就里面有今天我们这些人的努力。 

  准确点概括,一个企业家和一个企业应该具备的“中国精神”,我觉得第一,应该有一个梦想和一个可以看到的愿景,一个企业的梦想、价值观和使命感在很多时候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拥有伟大梦想并尽一切力量去实现梦想的企业会比只是追求利润的企业拥有更大的能量和动力。而使命感则是一个公司存在的基本原因。这些都是国外的CEO天天讲的。★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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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光璧:要批判的不是祖宗  

董光璧:要批判的不是祖宗 

  对传统产生怀疑的根源在于当前中国科技和经济的落后;而一种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则来源于本民族为世界所做的贡献 

  我认为,有关传统文化问题的讨论应当提高到战略思考的高度,而文化战略的确定要  
 基于对文化系统的结构和文化系统的演化机制的认识。作为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应当作为世界稀有的资源加以尊重和珍惜。 

  传统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提出文明演化的“冲突和融合”机制。他比较明确地描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如何创造了工业文明,而把未来的后工业文明的形成问题留给了我们这些后人。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社会的主要冲突是工商文化对农耕文化的进犯。未来新文明必将在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时期农耕文化的典型,它应该作为在创造未来文明中与工商文化并存竞争的文化因素加以关注。百余年来超越工业文明的诸多理论尝试,似乎都没有以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作为出发点。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不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其结果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同化了游牧文化,而没有如欧洲那样通过融合创造出工业文明。在当今世界的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中,如果我们不满足同化于工业文明,那就必须致力于通过两种文化的融合来创造未来的新文明。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在2004年那次与杨振宁先生的讨论中曾经强调,传统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个必要条件中,中文和中医药学是最有活力的因素。 

  中文是延续和传播传统的重要载体 

  我们同胞中的一些人曾经怀疑过中文适应现代文明的能力,一度试图把方块字改成拼音字。近百余年的经验表明,汉字经受住了科学的考验。中国天文学家李竞的研究表明,所有的现代天文学名词都能用中文很好地翻译和表达。 

  尽管中文可以无甚困难地表达科学概念,我们还是经常听到夹杂着一些不必要的英文词的科学讲演,一些科学术语本可以意译的也简单地音译了,甚至在中国本土召开的世界华人物理学会议也不接受中文。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在2004年世界华人物理学会议上用中文讲演,对这种无故忽视母语的行为是一种警示。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是不可以丢的。如果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也就无法延续。现代文明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文明,如果一种语言在表达科学概念的时候能够比较顺利,语言的存在就没有问题。汉语是一种优秀的科学语言,不仅不应该丢弃,而且要发扬光大。 

  在汉字改革过程中,简化汉字虽然减少了学习汉字的一些困难,但也带来传承文化传统的损失。我们现在正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中文必将在向世界传播我们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中医药学是惟一还活着的科学传统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其代表性标志。在追溯其形成历史时才有古代科学之说,人们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文明则没有源流关系。但在类比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谈论中国古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传统,大多汇流到产生于欧洲的现代科学中去了,惟独中医药学还独立存在着,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的。 

  但今日的中医药学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不仅中医师的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大部分中医院举步维艰。据说很多医院都不愿意接受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原因在于他们的应急能力比较差。按照医学史家廖育群的看法,中医界的一些教授都读不懂《黄帝内经》,现在的中医院校毕业生就更不用说了。在西医数量远远超过中医的情况下,中医的“特长”退缩到那些被西医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而且中药比西药还要贵,中医在中国的存在确实岌岌可危。加之有人在网上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这对于危机中的中医药学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关于如何对待中医药学的问题,我主张让它自然发展,既不要人为地消灭它,也没有必要特意地保护它。中医药学的前途在于,它在创造新医药学时是否能发挥作用。如果未来的新医药学是通过中西医融合产生的,那就表明中医药学发挥了作用。如果是中医同化于西医,那就等同于中医的消亡。中医同化西医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西医是以现代科学为其基础的。在未来的新医药学当中,如果能够包含中医药学的东西就很好了。如果真的一点东西都留不下来,那中医药学可能就是真的要消亡了。但我还不至于那样悲观。 

  已有的中西医结合成果主要是,分析中药的化学成分,中医利用西医的生理化验,西医开中成药处方。在用现代科学研究和表述中医的特有概念时,诸如经络、气功和特异功能等,一些人由于过于着迷而往往失去应有的理性和科学态度,用貌似科学的语言叙述一些不科学的结论,这无疑是令人们失望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还不能令人满意,但随着它的发展总有可能留下某些理想的东西。以现代科学手段发展统一的新医药学,不仅需要在两个医药学体系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而且需要协调逻辑、建立统一的概念体系。 

  文化的影响来自本民族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文化目前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小。原因是近几百年来,中国对世界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主要靠的是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包括科学发现、发明,也包括对恶势力的反抗。 

  中华民族曾经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工业文明是由欧洲人创造的。中国人对现代科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我们的国际科学论文只为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几,而且其中又只有百分之几是高引用率的。 

  我们有了一点贡献,世界给予我们的回报是足够丰厚的。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我们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就是进入了世界政治五强。经过改革开放,在未来的50年内我们有可能进入世界经济五强,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再用100年进入世界科学五强。 

  但这需要批判阻碍创造力发挥的那些现实因素,而不是一味地批判祖宗。我们不能盲目地模仿“五四”时代的批判,那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在批判现实——因为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了现实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现在,批判传统文化却是在批判祖宗。传统文化现在不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你可以对现实中的其他阻碍因素不冷静,但没有必要对孔孟之道不冷静。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启蒙思想家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已经注意了中西文化融合问题的重要性。当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冲突主宰世界。针对这种新动向,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即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以适应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传统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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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恪守文化不恪守教条 

本刊记者/方玄昌(整理) 

  潘岳:恪守文化不恪守教条 

  包容并蓄、均衡有道就是“大中华”国民应该具有的人格 

  
  ★ 本刊记者/孙展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眼中,什么才是中国人最本质的标识? 

  潘岳:几千年来,能够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留下来的民族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民族,肯定有其特殊的民族性。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这个特性就是充满生态智慧的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制、乡绅制和全世界最早最完善的官僚体系;从社会结构上来说,就是群体文明,尤其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强制个人对其他社会成员担负义务的伦理体系;从生活方式上来说,不以个人欲望实现,而以人际关系和谐与道德完善为最高追求;从审美情趣上来说,不追求真实只追求境界……总而言之,中国人的基本精神,就是均衡、有序、和谐。 

  如果说西方文明追求的是通过不断扩张占有更多资源来解决内部矛盾和人生欲望,中国文明追求的就是在有限的资源内节制欲望、协调利益、内部消化矛盾。这种特质在不同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荣辱。农业时代,它造就了一个持续两千年的帝国,成为东亚地区文明和秩序的母体;100多年的现代史,它却让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走到了被抛弃的边缘;然而,在资源能源紧张、文明冲突和恐怖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时代,这种特质又重新具有的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人一直都有“求同存异”的理念,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什么应该是中国人坚持的“同”,什么是应该恪守的“异”? 

  潘岳:我们应该恪守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用三个字概括,就是“中、和、融”。2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异族的军事入侵和异文化的传入,正是因此被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土壤吸收和消化。 

  不同文明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民族习性,目前现存的几大文明传统中,只有中华文明不因强势而迫害异己,不因恪守原教旨主义而拒绝变化,同时又深具通过节制欲望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传统。在一个资源紧张和文明冲突而动荡不安的全球化时代,这种特质具有成为主流思想的潜质。可以说,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完全能够作为思想基础促成东亚区域化,与美国文化主导的全球化形成参照。 

  当然,我们要恪守的不是陈旧的教条,而是经过改良后的产物。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全球化中吸取时代精神,比如法律的理念、比如创新文化、比如建设性的公众参与。在欧洲,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融合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亚洲,有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融合的东亚模式;在中国,也在孕育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结合的萌芽。这些试验的成功和失败,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参照。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GDP的增长,中国人在经济领域已经越来越自信,但一个健全的大国国民特征又显然并非经济富裕带来的片面自信可以涵盖,那么怎样才是中国人应该有的全面人格? 

  潘岳: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单纯的经济增长对内不等于政治社会文化的同步增长,对外不等于国际影响力的增长。真正的大国,不光是经济强国,还应该是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相应的,一个“大中华”的国民不应以财富为惟一追求,而应同时追求文化进步、道德完善和民族复兴。同时,他还应该具有开放的精神,既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明了西方文明的长处。在这之上造就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而不是盲从外界输入的流行概念。最后,他必须具有公民精神,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意识到个人对社会进步与民族复兴负有责任。 

  形象化地说,如果一个中国公民既富于竞争性又善于妥协,既拼命工作又重视家庭价值;既能操作复杂的国际金融贸易也能欣赏唐诗宋词;既在人际关系中宽容谦让又不放弃任何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从基层选举到业主委员会的管理,从环保公益活动到给政府提交政策的反馈……这种包容并蓄、均衡有道就是“大中华”国民应该具有的人格。★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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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我没有凭吊的情绪 

如果我们真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文明程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 本刊记者/罗雪挥 ☆/刘芳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标识?当我们说传统文化的时候,这是个非常莫衷一是的、模糊的、相当泛化的概念。”梁晓声严肃而坦率,“作为个人,生活在当今中国,他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东西、怎样过年、唱什么歌曲,这个没有必要讨论。如果这不影响他文明起来,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北京电影学院旁,一条小街上的旧宿舍楼里,梁晓声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比如说我们一直用筷子,有一天我们都不用筷子了,(开始)用刀叉了,用就用了吧,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一直在吃中餐,后来都变成西餐了,如果认为西餐也可以,生活水平也都能达到,那西餐就西餐吧!穿西服就穿西服吧。” 

  被称作是平民作家的梁晓声不愿意侈谈精神。他深黯普通百姓的艰辛,如今,梁晓声还告诫他的学生,先好好工作,解决了生存再去搞文学创作。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化的担忧,梁晓声连声反问:“真的有这么一天吗?我们能够住上西方那样的大房子?能够有西方那样的工资?能够有西方那样的年假?”梁晓声认为,如果我们真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文明程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只有到那种文明程度的情况下,这个民族才会回过来有意识地、有效地和由衷地来尊重、珍惜自己的传统。” 

  梁晓声一脸担忧地朝向记者,“在今天,你无论如何不可能希望我们十三亿国民都成为传统文化的发自内心的眷恋者,中国有些地方的物质生存还没有解决,生活水平还处于很低的程度,对这些人你就别跟人家谈这个话题。” 

  传统的败退 

  虽然对西方文明持开放态度,梁晓声仍然痛心地承认,我们之所以对西方的时尚文明快速地接受,还是缘于一种文化自卑心理,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强势的文化冲击下,“几乎是大面积的、节节败退的在消亡、变异或者陷入要保护它也很困难的境遇。” 

  梁晓声曾经在机场看到过这样的情形,参加同一个中外联合夏令营的孩子们,欧洲国家的中学生各持一本书,其中一个男孩还在读中文的《成语典故故事》,显得非常沉静;而中国的中学生各拿手机,皆在不停地发短信息,手指快速按动,神情紧张。“这样的一代孩子,你们高兴吗?”梁晓声不无忧心,他认为一个国家、民族在普遍状态下的压力越小,对艺术文化的品质要求越高。而如今,各年龄段、各阶层的人压力都相当大,“从小学生到我这个年龄,大家都备感倦怠。”结果人们对于文化的要求就变成了减压,需要快速、有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来维护传统,肯定是很难的。” 

  梁晓声将这种困境归结于“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一个明确的保护自己文化传统的意识。”梁晓声介绍,从五四开始,我们就借助了西方的力量在思想文化上吐故纳新,如鲁迅所说“借的是一剂猛药”。而建国以后,当时所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又一度都具备了两大特点:“第一是肯定拒绝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碰撞,第二是对本国家本民族以前的文化进行决然的否定。”梁晓声表示,“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现象。这类国家的文化都变成了前无自己的根,左右也无取长补短的意识。革命之后,传统文化很难维持。” 

  而在否决传统文化方面,梁晓声认为中国又做得更加彻底,比如当时的苏联还一直保持着古典交响乐和古典芭蕾,而中国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梁晓声将其称为“红色经典”,虽然也是传统,但是那是革命传统,“具有教化性、创作方法的局限性、文化品种的单一性”,而开放后涌进来的西式文化则是轻松的、娱乐的,具备很大的创作空间,梁晓声对这场较量的结果并不意外,“这两种文化相对比,几乎可以肯定年轻人会倾向于后者,何况时尚本身肯定比传统更有吸引力。” 

  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 

  梁晓声曾经在课堂上与学生们做过一次对话。他让学生坦率地说出自己对于物质的最高理想。有同学说希望住别墅,越大越好,最好还有游泳池。梁晓声说,老师是一个过来人,快接近人生边缘的年龄了,假如我预测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不能在三十几岁之前住上大别墅,大家会难过吗?会沮丧吗?会有失败感吗?那我就要告诉大家,有一种文化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不需要为这个沮丧。 

  “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文化。你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可以啊,你用罗素的观点或者培根的观点说,也可以啊。”梁晓声认为,不可以用一种接近于凭吊的、哀惋的眼光看过去的一切旧事物,进行文化自我崇拜,文化应该作用的是人类情怀和人性,比如善良和博爱,在这个认识上,东西方是共通的,“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哪一种方式更能影响人就用哪一种方式。” 

  而如今令梁晓声备感担忧的,恰恰不是中式传统的消亡,而是现代文化的变异和现实社会的压力:“正直、同情、无私、社会公益心、助人为乐,经常处于被践踏、被嘲笑、被解构的时代。”梁晓声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的讲座上表示,这样的一种文化才相对地要命,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会受到文化的惩罚。 

  梁晓声刚刚出版了反腐小说《欲说》,取自“欲说还休”的意思,为避免影射之嫌,每行字都要斟酌,为此承担了沉重心理压力的梁晓声表示,“这是我最后一次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如今梁晓声正像“小孩子盼过年一样,第一次约会盼爱人一样”盼望着退休,能够回到农村里去静读书,“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不合时宜的,这个社会太热闹了。” 

  不过,现实中的梁晓声并没有能够隐退下来,仍然在持续地通过各种管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他在自己教的班上,花费了三个星期给学生讲什么是人文精神。梁晓声认为,“人文在高层面关乎到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最朴素的层面,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其实人文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中,就在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质地中,就在我们心灵的细胞中。” 

  他依然在为社会底层的人们疾书,一方面质询:“穷人的孩子们都成了罪犯,对于世界那是更可怕的事情。而若穷人的孩子们永远像父辈一样在穷困之中挣扎无望,则这世界是该趁早毁掉的。”一方面追寻、捕捉着人性之光,他在最新出版的随笔集《未死的沙威》中,引用了这样的范例:托尔斯泰听高尔基讲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后,同情又感动,泪流满面地说:“那样的生活足以将您变成贼、骗子或杀人犯,而您却成为了作家,您使我无法不对您深怀敬意。”高尔基回答:“那是因为天使一直陪随着我成长。”梁晓声觉得,“高尔基说那一句话时,内心里一定怀念起了他的母亲,和一些善良的人吧?”他但愿,“此书能使我们中国的数量大得惊人的穷孩子们,从自己的母亲的身上,发现天使的影子……” 

  梁晓声说:“没有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文主义,其实什么主义也不配是。”★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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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锦川:文化自信从敢于直面历史开始 

我目前的兴趣在于回溯20世纪后五十年中我们走过的历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干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 本刊记者/丁尘馨 


  中国新闻周刊:吴文光在《流浪的北京》中曾说,“希望用记录的方式关注着中国人这种永无归宿的肉体与精神的流浪。”你认为,精神流浪,是否成了中国人在这个巨变年代下的必然命运? 

  段锦川:也许这是这一代中国人的宿命。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乏信仰,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现世的文化,历来就不看重精神的归宿。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无非是治国齐家修身。  

  在传统文化的范畴内,道德追求是一个最高目标。而近百年的思想冲突和运动几乎将传统道德标准统统践踏了一遍,其结果就是,行为失范,精神无所归宿。 

  中国新闻周刊: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多纪录片表达的主题。你拍了20年纪录片,许多也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这是你最关注的吗? 

  段锦川:“新纪录片”在中国出现至今十多年了,人们甚至研究者大多有一个误读,似乎“新纪录片”与过去的“宣传片”的最大区别就是把关注的焦点从大而无当的概念或者英雄人物转移到普通平民,甚至是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实际上,这只是关注对象的转变,而不是“新纪录片”的实质。 

  说纪录片为某一个时代留下一份忠实的影像档案,它是纪录片最基本的要素。作为一个纪录片作者,我的看法是,“新纪录片”的出现,只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讲真话,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事实的真相。 

  没有信仰,没有坚持,在任何代价都不用付出的情况下,(小人物)就会成为一群随波逐流的势利之徒。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希望通过镜头,记录下什么内容,来体现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段锦川:我对当下的社会越来越不感兴趣。我目前的兴趣在于回溯20世纪后五十年中我们走过的历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干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在去年你们拍了《粉墨春秋》,以见证人口述的方式回溯了京剧200多年的兴衰。京剧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它魂飞魄散? 

  段锦川:我本人对京剧没有太大的兴趣,更不会把它当作“国粹”。京剧成为“国粹”无非是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帝王将相、君臣父子、才子佳人,在一个教育匮乏的时代最有力地充当了高台教化的代言人。 

  而作为一种艺术,京剧的衰落再正常不过,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惋惜的。只不过身在其中的艺人,犹如戏剧一般的人生常常让人扼腕叹息。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你选择一种观察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精神变迁,你会找什么样的拍摄对象去记录? 

  段锦川:我注意到人们在议论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丧失殆尽,但是没有看到对其原因的探究。 

  以我的常识所及,中国乡村社会遭受的第一次重大颠覆是1946年至1952年左右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运动;第二次,也是最彻底的是1958年之后的“人民公社”运动。 

  如今的“礼崩乐坏”只是自食其果。★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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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迪:少年中国不需自设标签 

李云迪与郎朗、陈萨一起, 

  在几百年来任由西洋人驰骋的钢琴世界中,携手创立了一个少年中国 


  ★ 本刊记者/曹红蓓 

  李云迪与另外两位极年轻、极成功的中国钢琴家郎朗、陈萨一起,在几百年来任由西洋人驰骋的钢琴世界中,携手创立了一个少年中国。少年中国需要自设标签吗?对李云迪来说,“中国”从未给他沉重的负担,只有自信的微笑。 

  “要用东方人对西方音乐的理解、诠释,让全世界的人感动” 

  “音乐无国界”这句话,被李云迪说出来显得那么由衷和贴切。“从我开始接触音乐,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感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有不同的地方。” 

  李云迪说:“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世界最优秀的钢琴演奏家。我要用东方人对西方音乐的理解、诠释,让全世界的人感动。” 

  简单到透明的李云迪最擅长表现的却是浪漫忧郁的爱国者肖邦。2000年,他夺得肖邦大赛冠军的时候,未满18岁。 

  世界上另一个以演绎肖邦著称的中国人是傅聪,他曾在1955年得过肖邦大赛的第三名。在闻知李云迪夺冠后傅聪曾说:“我们中国人最能理解肖邦,因为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与肖邦是相通的。” 

  和傅聪一样,李云迪也发现了肖邦的“中国”密码:“肖邦的作品里,无处不显示出浪漫的气息和强烈的民族感。这些都是我们的古典诗词所擅长的。对于肖邦,我能很深地进入,因此演绎的肖邦作品是我心里最自然的流露。” 

  “中国乐曲是我加演的必弹曲目” 

  2000年获奖后,李云迪没有选择立刻展开职业演奏家的生涯,而是决定到德国继续留学,直到今年。在国外的日子里,有两种时刻,他会深切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是当他到处找中餐馆的时候,另一个就是“在我的音乐会结束后,接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对我的敬仰时。” 

  他也坚持“不会因我将来的生活环境改变而改变我的国籍。我为我是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和幼年学习音乐的初衷一样,李云迪对中外钢琴作品一视同仁。“钢琴可以表达人类的所有感情,当然也包括中国人的。《黄河》《二泉映月》等很多中国的钢琴作品我都很喜欢。它们把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我演奏这些作品时,都会激发起心中的民族感和责任感。” 

  这几年在李云迪的音乐会上,中国乐曲是他加演的必弹曲目。★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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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梁漱溟的预言会实现” 

“这种两难似乎是不可解决的:中国不能再保留它的文化了,因为正是由于当前这些问题将葬送中国文化;但是如果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而采纳西方文化,那么在世界文化转向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恰恰要忍受西方文化固有的那种非人性和精神痛苦”——艾恺,《最后的的儒家》 

  
  ★ 本刊记者/黄艾禾 

  上世纪70年代,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听他的老师费正清讲到了中国的梁漱溟。他从此对梁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将梁漱溟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而且从此,对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着他的学术生涯。 

  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培宽说,艾恺的中文,“无论是文笔或口语,水平均甚高”。当然,以艾恺教授的中文,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中国的大儒相比,但艾恺的西方身份,却让他少了中国人难以冲破的时代局限与派别束缚,更直接地给我们展示出一些真相。特别是艾恺书中的副题“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相信是击中了诸多中国人的内心痛处。以一般世人眼中,梁漱溟作为中国“最后的”也是最有名的儒家,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保守派,或如艾恺教授所称的“文化守成派”,应该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格格不入的,但是艾恺教授揭示出,梁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内心充满矛盾,而他面临的这种两难,也是今天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煎熬。 

  “一个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文化道德标准,这是非有不可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他确信“冰冷的个人本位的计算”正是西方人的血液,它使人丧失了完善的生活,“人完全成了机械,要窒息而死”。这是准确的吗? 

  艾恺:准确不准确,是太简单的说法。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梁漱溟所了解的西方文化是从书本学来的,我后来见到过梁先生,做了访问,很明显的,他对西方文化的知识,是比较有限的。他是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西方文化。在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里,他看到了在西方文化内的人看不到的东西。正确不正确,这很难说。 

  但是,再过不知道多久,他原来对西方文化发展方向的预测,说不定还是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但现在的情形是,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似乎都是在向西方化方向发展,在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独特文化? 

  艾恺:现代化的过程,很自然会破坏任何原来固有的文化道德观念。无论世界哪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你把100年前的印度,与现在印度的生活方式相比,100年前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相比,100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相比,很明显,走的路越来越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它对西方固有的道德也是一种破坏? 

  艾恺:对啊。现代化,即生产越来越优化,效率越来越高,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都把原来固有的道德给破坏了。在欧洲,最明显的是,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在美国,偶尔还会有点复兴,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运动,但大体上不会长期的维持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但同样儒家的文化也遭到严重破坏啊?难道它更有生命力? 

  艾恺:对呀,中国的社会道德标准也被破坏了。一直在破坏。它的生命力也很难说。但只有中国的文化不是建立在超自然力量的宗教的基础上的。它将来可能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这是它独一无二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呢?如果有,就一定是西方的价值观吗? 

  艾恺:现在一方面是,各个地方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均质化、全球化,从贸易到文化,生活方式在全球化。但是,现在的世界,物质生活的问题越来越能解决了,可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道德问题,却越来越不容易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另一方面是,公共道德架构已经没有了。道德上的共有的价值判断,成为了碎片。你看最近恐怖分子的行为,他们也觉得他们那样做也是按照道德标准来行事的。

  从这个意义说,将来一定要有一个世界文化的道德标准的。梁漱溟预测说,“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说不定将来还会实现的,因为这个世界很明显地需要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不然将来我们人类就分成为几个互相怀疑的对象。每一个群体,都各有它自己的一个标准。比如恐怖分子,就是很好的例子。  

  梁漱溟把中国文化的核心,放在“伦”里头。“伦”,不像宗教,宗教是建立在依靠超自然力量基础上的,所以一种宗教很难为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人接受。而中国的“伦”,恐怕是全世界多多少少可以接受的。 

  可能将来,这个普世的价值观,也不一定是用中国文化、用儒家这个名字,但将来人类一定会有这么一个需要:一个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文化道德标准,是非有不可的。 

  “梁漱溟是一位被忽略的大人物”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一位西方人来看,梁漱溟一开始对西学充满兴趣,也不是一位纯粹的国粹派,但他最终会走上保守主义,成为儒家的代表人物。这里有必然性吗?是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必然反抗吗? 

  艾恺:梁漱溟先生一向都不是什么国粹派,国粹派是把原来中国文学方面的遗产当作中国文化的中心,而梁先生对中国文学方面的遗产是无所谓的。说梁漱溟先生是保守主义,这个词,也是不对的。起码,应该把他叫做“文化守成者”,而保守,多多少少会有不好的含意。民国初期的国粹派,与梁先生也毫无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梁先生坚持的,更是中国文化的精粹的东西,而国粹派,则只要是中国的就要? 

  艾恺:对。梁先生知道,无论将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会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定会变成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学,那是限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东西,不是人类全体可以参加的。 

  中国新闻周刊:梁漱溟有很多矛盾之处。这也是你在书里说到的。你怎么看他的这些矛盾?他对要坚持中国的东西,是很坚定的,但他也很清楚,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就是要走西方的路。 

  艾恺:梁也有个演变过程。在五四时代,他还是主张接受民主科学的,以后,他也不是完全反对,虽然在他那本《中国民主最后觉悟》中说,我们就不要再玩那些西方的把戏了,不过,他也没有否定科学,一向也没有否定民主,只是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真正的民主制度是行不通的。这也不算是很大的矛盾吧。 

  梁先生是很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提到佛教,他对我说,他还是个佛教徒。我说,我这本书把他称作“最后的儒家”,他说,也可以接受。谈了一会儿,又谈到道教,他对道教也很感兴趣,说道教的思想也很有价值。过了一会,他又说,对,我也是马列主义者,是科学社会主义者。谁还能想象,一个佛教徒,一个儒家,也非常欣赏道家的人,还是马列主义者?这些不是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但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也没有什么大矛盾,他们原来也不是很清楚地分什么派的。 

  中国到了汉朝的时候,董仲舒把儒家弄成所谓“国教”,内容也包括所谓阴阳五行,和很多法家的思想,就是个很标准的折中。到了明朝,已经有三教合一、殊途同归思想。20世纪初期,一般知识分子,也就是梁先生那样的。但后来就不一样了。政党出现,它的结构,有点太像西方的东西,不允许同时参加几个党。几种思想并存是不行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折中的现象,和先秦的思想家的宇宙观有关。他们认为宇宙是个整体,里面的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不能说这个东西与那个东西有绝对的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现在的中国人,也未必是西方人想象的那样了,他们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你是喜欢梁那样比较坚持中国文化的人,还是比较西化的中国人?  

  艾恺:对我来说,一个人,他西化不西化,和我喜欢不喜欢他,没有多少关系的。也不会因为某某人的思想如何,而喜欢他。他的意识形态,是在其次的。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你更注重的是这个人的道德,他的为人? 

  艾恺:对。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让你用几句话来评价梁漱溟,你怎么评价? 

  艾恺:梁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但他被忽略了。他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思想家。一般中国的思想家,他们在实践上,基本没什么活动,熊十力就是个好例子。而梁,他在实践领域,为他的思想身体力行。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他的很多实践,后来都失败了啊。 

  艾恺:历史上所有有远见的人,都会经历失败。比如印度的甘地,他当时不也是失败了?回顾历史,梁漱溟也不能算是失败了。说不定,未来的世界文化,越演变,就会越会有点像中国固有的文化,说不定梁的思想还会实现呢。 

  “将来中国人会找到自己认同的方式,或者,发明出来认同的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们生下来就发现,我们已经落后了。我们很想赶上去,又不想全走西方的路。作为一个西方人,你怎么看这种状态? 

  艾恺:你知道,现在的世界文化,也许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不过,它也已经不是西方的东西了。是世界的东西了。每一个地方都对它有贡献。你说的问题,我觉得是牵涉到认同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谁?这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世界各个地方,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在西方也是如此。 

  我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个人。我的祖先是克拉比亚山区的人。那里有几个村子,起码在20世纪初期,口语还是希腊话。可能在罗马帝国以前,那里是希腊的殖民地。或者是东罗马帝国时,那里属于用希腊语的人。五六年前,其中一个村子,组织起来,派一个东正教的神父到希腊去做神父。隔了这么多世纪,他们还要他们自己的认同。人的生活方式越一样,他们心里越想表现出他们的特色。这种例子太多了。 

  欧洲有好多地方要保持他们的方言,在学校开设方言的课程,在爱尔兰,固有的一种方言,只有几个人会讲了,最近十几年来,他们也要把它恢复起来。还有专门的酒吧,你一进门,要专门讲这种方言。 

  将来中国人以什么认同?——他们会找到自己认同的方式,或者,发明出来认同的方式。★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12 0
18
●罗大佑:源头断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罗大佑:源头断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虽然唱着“飘来飘去”,但对罗大佑来说,“找自己”的路一直很清晰 

  ★ 本刊记者/曹红蓓 


  人们爱把罗大佑说成是一个时代。几十年了,每有重大的公共事件出现,他总会发出声音。有的时候人们觉得他聒噪,但有的时候,又很怕罗大佑沉默。因为罗大佑的沉默,可能意味着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沉默了。 

  “多数的民歌就是我们的路”  

  中国新闻周刊:现代中国音乐人的作品中,你觉得有哪些是特别有中国风骨的? 

  罗大佑:说到音乐里的中国风骨,贺绿汀、赵元任、黄自自然不在话下,从他们以降,我们别忘了还有陈歌辛与姚敏。他们从事的虽然是流行歌曲,但是时间证明,只要是坚持做好的音乐,自然会有骨气的形成。而他们作品中融入的民族文化风格,更像树木的年轮一样,健壮了民族与个人的气度。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种纯正的中国文人气质,今天来看,还有什么载体能够让这种东西存留下去? 

  罗大佑:所有的东西就存留在我们正在沟通的语言声音中。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流行音乐要想在世界上树立形象,形成个性,你认为需要往什么路上走? 

  罗大佑:这里不存在一个故意去走什么路的问题。路是自然在那儿的:多数的民歌就是我们的路!(我说的民歌,是指民间的自由创作,不是狭义地指陕北民歌、青海民歌那种自古传唱的地方性歌谣。) 

  在音乐上,所谓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大海,小溪、江河将形成大海,但你别去断那个源头!源头断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中国语言是天然具有音乐性的,我们对中文歌应该充满自信。重要的是,别告诉年轻人这个要写,那个不要写,别去断那个源头。把创作的内容、播放歌曲的选择权交给传播者去判断,这条路自会清晰。 

  “一个人无法否定的是他出生的地方” 

  罗大佑早年住在台北的时候,写过“台北不是我的家”。之后迁居纽约、香港、台北、上海,看起来就像风筝一样“飘来飘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80年代创作的《未来的主人翁》里,发出“飘来飘去”的感叹,那一份惶恐迷失是从何而来? 

  罗大佑:来自时代的变化与科技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多次迁居,你如何体会这些不同城市的中国人? 

  罗大佑:我们都倾向于聚集向城市并且散放出去。这些城市的特点转换就如同时光上五线谱掠过的每一个音符与休止符。音域和语言肤色交错或汇集的交响,就是我对那里的中国人或黄种人的感触。 

  中国新闻周刊:最让你心疼的乡愁是在哪里? 

  罗大佑:一个人无法否定的是他出生的地方。他的矛盾也出在他自己以及人们如何定义他的出身处以及他与谁的共同乡愁。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中国人形象反思最多的时期是在美国吗?在那里有没有中国人甚至亚洲人都低人一等的感觉?  

  罗大佑:是。在美国只有白种人高人一等,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开放而强有力的制度,而且他们集体去面对并发挥那个制度的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剪毁美国护照时,希望能代表到哪一群人? 

  罗大佑:我想代表的是,人道比什么护照更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眼中,足以使我们这个民族力量变弱,甚至是致命的东西是什么? 

  罗大佑:不愿集体面对现实,集体力量发挥得不够。面对历史的软弱回避,极易使我们成为一个撒谎的民族。一个撒谎的民族不可能有力,不可能理直气壮。 

  中国新闻周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的身份到哪里去找? 

  罗大佑:诚实面对历史,从中找到自己。★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12 0
19
●再造中国“仁” 

有了对“家人-宗亲”、庐墓、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再加上认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其基本权利的现代理念,就足以对应中国发展中的难题和开放的世界  

  ★ 文/李  


  百余年来,中国人在一些时段确实处在一种焦虑或者是精神危机之中——我们始终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我们遇到了其他人群、民族、国家没有遇到过的磨难和发展中的难题,有过翻天覆地般的多次在目标、实现目标的路径及方法和观念上的改变。但身份认同成为严重问题其实只是近十余年的事,一些时候,我们甚至搞不清自己到底是谁,说不清我们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 

  文革之后,当中国再次打开国门,主动搞现代化时,我们突然发现,不管是在那些被认为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还是在那些还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中,现代化与传统并不截然对立。而在我们这里,文化的断裂,使曾经持续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只存在些五十余年的传统、二十年或十余年的传统。 

  ——今天,人们的生存方式变了,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变了,衣、食、住、行,习俗、观念,了无旧迹可寻。这些,与城乡分治的格局、体制的阻障、钱权结合的弊病及贫富分化的状况交织在一起,共同成为了发展中的难题。如果说百余年前我们遭际的是“亘古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今天的中国,要解开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难题,缺少的则是世界未有之经验。 

  面对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世界,规制的改进和国民品性的提升同样不可或缺——我们需要有能接续文化传承,对应开放社会的身份认同。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哪些可以接续?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仁”。“仁:从人,从二”。能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识别身份相同或相异,是非常关键的。 

  “各私其私,各子其子”,产生了家人、亲属间的认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有其道理。“舍小家为大家”可能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但文革中的“亲不亲,路线分”,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相互揭发,“划清界线”,就破坏了最基本的、最亲近的人际关系。中国人讲究“亲疏远近”,最基本、最亲近的关系破坏了,失去了认同,其他关系的认同也就会被波及、影响,产生变形。家人、亲属的关系是靠了一系列日常的相对应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居所环境及习俗礼仪来维系的,而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生育、养老、婚嫁、丧葬、节庆等制度的沿习或改变,也影响了这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认同,产生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和华人。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影响范围和中国国家疆域的行政版图不是一个概念(许倬云语)。

  计划经济的遗产留给我们一种底气不足的大国心态,使我们缺乏忧患意识而又有了过强的敌情意识。有时,我甚至想,假如我们是一个小国又当如何?如瑞士,如孟加拉,不是同样要生存,要发展吗?接续文化认同而改变狭隘心态,像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只美己之美,到能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赋予中国文化认同积极的意义。 

  “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姐妹”,是一种对人的认同。“仁者,爱人”,中国自古有一种包容大度的“天下”思想(赵汀阳语),与近现代民族国家间的相互敌视角逐不同,与源自西方基于国家理念的建立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的世界观不同,但却可与今日的世界公民社会观念相对接,形成一种对全人类负责的世界理念。 

  有了对“家人-宗亲”、庐墓、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再加上认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其基本权利的现代理念,就足以对应中国发展中的难题和开放的世界,在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构架下,形成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13 0
20
●陈丹青:“理想中国人”不是画出来的  

陈丹青:“理想中国人”不是画出来的 

  最爱面子的中国人终于在国际面前要面子了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十六岁下乡落户前跟母亲到派出所眼看自己的名字在上海户口簿上一笔勾销,二十一岁从赣南谋得一纸批准迁移苏北农村再插队的文书,二十八岁申请出国护照,三十四岁在纽约移民局办妥绿卡,四十一岁在同一所移民局获取公民护照,五十三岁在北京获得公安部颁发的‘外国侨民永久居留’卡……我将在新书中详详细细写出这些荒谬的故事,题目想好了:《身、身份、身份证》。 

  但我画画时,没有一秒钟想过自己的‘身份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请你以“中国人”为题画像,分别给中国人和异国民众看,这将是怎样的画像? 

  陈:我早已画了超过几百幅“中国人”画像,中国人异国人都看过,但你永远不清楚观众的反应。记得刚到美国与画廊签约展览出售我画西藏的画,几乎都画人物,卖得不差。后来发现选中这些画的部分藏家同时喜欢收藏美国人画的“西部牛仔画”,他们或许将游牧、荒原、人与牛马的画面等同。这使我大为沮丧。我自以为我的西藏作品接续的是柯罗与米勒的传统,结果被认作我瞧不起的牛仔画一路,多丢份啊。 

  后来我决心放弃西藏题材,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不证明藏家错了,自亦不是我的错:一件作品在不同时空会引来不同的解读。附和你的“身份”之说:人各有身份,便各有解读吧。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有为文化、民族身份的确认而焦虑的情绪? 

  陈:“身份”“确认”“焦虑”,是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概念和词语。人不会这样思考自己,至少我不会。当我近年在京沪街边叫一碗牛肉面响亮地吞吃,给汤水热气烫出鼻涕时,我的全套意识形态和生理状况与当知青时毫无两样。可在机场办登机手续,摸出护照,便忽然记起自己是异国公民。好在机场小姐头不抬,眼不眨,照章办理,十指纤纤。 

  中国真是进步了。二十多年前,我为出国申请中国护照,不敢声张,觉得自己有叛国的嫌疑。 

  我不知道一位农民工会不会为自己究竟是农民还是城里人而日夜焦虑。民工的焦虑是去年前年老板积欠的工钱,他们被城里人欺负、看不起,但没有人告诉他们这就是“身份焦虑”,就算告诉了,要紧的还是积欠的工钱,几时还?!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的体验,于国外,中国人现在通常会得到怎样一种整体认知? 

  陈:这是一个漫长的话题。我祖上是广东台山人,19世纪即移民美国。那时,大清帝国的华人被看成是修筑铁路或只会烹调洗衣的贱民。据说李鸿章访美时,特意在纽约主要街道为他预备的迎接仪式上大摆阔气,让几十位朝廷随从抬大轿。他要使美国人知道,中国是文明悠久的古国。 

  我初到美国,80年代,一部由尊龙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上映后遭遇华人游行抗议,说是对唐人街黑社会的描写侮辱了华人。这是弱者的撒娇。美国人拍摄他们自己的黑社会罪恶时,残酷血腥得一塌糊涂,香港黑道片也一样。同年,美国人盛大纪念法国人赠送自由神像一百周年,仪式中选出十位杰出的美国人,其中有贝聿铭。 

  不过你问的是人家对我们的“整体认知”。长话短说:今日世界列国哪敢小看中国人,都急着和我们做生意。据说渴望学习中文的夷人近年增长数十倍。在国外看到有关中国的影像中,拖辫子的清朝人、民国时代的逃难与死刑、文革时期的动乱人潮、改革开放初期密密麻麻呆滞而渴望的面容都属于过去时了。可喜中国政府今年开始推动中国游客出国旅游的“文明教育”——聚众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就地蹲坐、占椅横躺,还有疯狂的现金抢购等等——总之,最爱面子的中国人终于在国际面前要面子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于国内,美术与“中国人”现在是怎样一种关系现状?于国外,中国的美术又是怎样被看待?

  陈:在我的“视线之内”,除了美术界——不知中国美术界总人口占全国人口多少比例。亿万分之一?——我看不出“美术与中国人”有什么关系。近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和印象派展览在京展出,参观人数不少,可是馆方,譬如世纪坛博物馆领导层还是犯愁:不理想!他们问我:陈先生,你看怎么能把更多的市民吸引到这里来? 

  我可没办法。即便是美术界,就我所知,外地不少职业画家不会专程来京看这些珍贵的异国美展。要是全国美展,他们会来,留心探看什么题材什么画法有利于得奖,当然,全是公费。许多美术家就是当地的准官员。 

  意大利和法国的小山镇小百姓,随时可以到教堂仰头观赏过去十几个世纪的绘画与雕刻。在法国,据说话剧观众至今超过看电影的人口。至于“中国美术”,就我所见,美国至少十所重要博物馆有相当完整的中国古代美术收藏,大都会美术馆居冠,从彩陶、青铜时代到清末,藏品愈万,十九精品,美国老百姓天天混进去看,还赖在清静的苏州园林馆不走,一声不响端坐出神。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处理“油画”与“你”与“西方”的关系? 

  陈:在我学油画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西方没有关系。但我出生成长的上海与西方很有关系,我常在从前法租界一带飞快地骑自行车。准确地说,我们这两代油画家与西方的关系主要是仰望那些留学西方的画家:刘海粟、颜文梁、徐悲鸿……在我青年时代,全中国只有邱岳峰的嗓音代表西方。结果到了美国偶然重听他的配音磁带,我猛然醒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中国话,普通话。 

  我“如何处理”油画与西方的关系?很简单: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不相信什么“独创”之类鬼话。写美院毕业论文时,我想我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油画民族化”口号的冒失鬼。此外,我也不相信一个西方人会将我的画误以为是法国人或荷兰人的作品。 

  可是当我在哈尔斯或塞尚的画前佩服得想要立刻拥抱他们时,我不会想到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就是那位叫做“哈尔斯”或“塞尚”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文章中,常见到对抹去记忆和压制个性行为的评判,前者是向传统探寻,后者是向西方援引,你是否觉得这是一种可以缓解身份焦虑的道路铺设? 

  陈:请不要替人焦虑。如果哪位,或哪一群知识分子为民众的“身份焦虑”而焦虑,我可能会起轻微的焦虑:你真的了解民众么? 

  当然,我的焦虑也恐怕多余。我不了解“知识分印保 膊蝗衔 沂侵 斗肿印?/p>  

  我写作时几乎不用“民主”“自由”这类字眼。在我看来,这与“革命”“奋斗”等等字眼差不多,只是字眼,很正义,很痛快。我憎恨抹杀记忆、压制个性,但我并非存心为了我们所谓“身份焦虑”的缓解而“铺设道路”。不,我只是多嘴。 

  中国新闻周刊:你心中理想中国人的画像是怎样的? 

  陈:今年我就画了十几幅“中国人”的肖像,全是内蒙古地区的矿工。我画人像,事先没有“心目中的理想”,那才是绘画的快感:“我将会画到怎样一张脸呢?”我像狗一般兴奋着,盯着矿洞口下班的工人鱼贯走出,看他们的脸,请矿区工头上前为我瞩目的那位说项,来做模特儿。 

  只要画得动,我还想画好多好多人像。画谁呢?我会画得怎样?说句肉麻的话,这就是恋爱。记得少年时毫无恋爱经历时,我悄悄地想:天哪,她是谁?真的会接吻吗? 

  我没有“心目中”的人。我只会瞪眼看。时尚杂志总是问:你心目中的美女是怎样的呢?我可答不了这样的问题。那是旷男怨女的“身份焦虑”,准确地说,是媒婆媒公们精打细算的想象力吧。★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14 0
21
●靳羽西: 我们的外表是永远的标识  

靳羽西: 我们的外表是永远的标识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是生存的基本工具,学英语当然是最重要的。而虚心的态度,再多受一些教育,了解更多的礼仪知识,也很重要 

  ★ 本刊记者/孙冉 
  
  1984年开始,靳羽西制作《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为中国观众打开看世界的窗口,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事隔20年,她感到需要把世界最新流行趋向、最摩登的生活方式以及最重量级的名人都展示给中国观众,为此又推出了耗时2年制作的大型电视系列片《羽西看世界》。 

  而她并不再打算将当今中国人的状态再记录下来告诉外国人,因为目前旅游和商业是外国人最好的了解中国的两个最重要的连接点,这也是靳羽西乐于走遍中国各地的原因。中国近几年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使得很多外国媒体都不断地谈到中国,除了一小部分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更多的是想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 

  靳羽西说:“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文化,但许多外国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关闭’的,他们是最近才发现了中国,而在他们眼中,现在中国是很了不起的市场和工厂,可以生产也可以消费。但是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中国人的很多做法依然令他们不解。”曾有个著名的中国企业家告诉靳羽西,他在美国念书时,有个老太太告诉他,“你吃饭时声音很大,很没有礼貌”,这让这个企业家感到极不好意思,因为从没人告诉过他,这是不礼貌的。 

  “有的时候我们做错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但更可怕的是以盲带盲的做法,很多人把自己错误的观念告诉别人,让更多的人犯错和出洋相。”靳羽西说。 

  她还记得1978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内地时所看到的情景,“人们很单纯,那时权力比钱重要,因为经济发展刚起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没有特别的选择”。而谈到现在的中国,她笑了,“人们把钱看得很重,走到大街上,也很少能找到传统的建筑物了,都是改造过的。这也不是很坏的事,也许以前我们有些建筑不是很漂亮,只可惜我们有很多很漂亮的也被拆掉了。” 

  街上的建筑是变了,可靳羽西经常会感觉中国人的内心总有一种固步自封的看法:如对于并不了解的西服,却任意地添加许多莫名其妙的穿法,却不知所有的配件搭配起来都有讲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国际礼仪如握手,以为很简单,却做得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这样如何参与国际化?学英语当然是最重要的,作为国际语言,是生存的基本工具。而虚心的态度,再多受一些教育,了解更多的礼仪知识,以及接受更科学健康的观念和做法也很重要。 

  谈到现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了解,靳羽西肯定地说,“还相当的不够,我说出一些名字出来,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知道。不过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女性和年轻人都走在了前面,他们更乐于接受更多的知识。” 

  然而靳羽西随即又说:“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全世界也是一样的。无须担心中国人不再像中国人,因为我们的外表是永远的标识,尽管你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14 0
22
●民主法治:大国的必由之路  

民主法治:大国的必由之路 

  只有我们能够旗帜鲜明地高举民主法治的旗帜,并且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成为世界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希望之所在,中国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大国 

  ★ 文/茅于轼 

  
  时间并没有加速,但是事情变化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没有发生过的大事,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形势。我们来不及接受这样快速的变化。我们很需要认真地反思这个变化,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要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看,或者说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当前国际关系的角度两方面来看。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自己。对于许多青年人来讲文革好像已经是遥远的历史;当今世界上的是是非非到底谁对谁错,拿什么做判断的标准,未必都认真想过。这样的知识准备显然不能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位置。 

  皇权社会延误了中国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中国有几千年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埃及的历史比我们的长得多,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比中国几乎要加倍。但是现在的埃及人已经不是建造金字塔的后人了。而中国人虽然有多次当时的外族来到中原混居和通婚,但总是一脉相承,没有彻底的中断。在中国形成的历史中,秦始皇有特殊的影响。他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功绩主要是统一了中国,有同样的文字,语言,使中国内部交流畅通无阻。如果没有秦始皇也许今天的中国是许多小国家,彼此冲突不断,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都讲中国话,写中国字,世界上就少了一个最大的国家。比较一下印度就知道秦始皇的作用。印度有几十个不同的民族,各自用不同的文字和语言。中央政府发的钞票上要写上十几种文字,否则流通就有困难。当然,如果中国像印度那样到底是好是坏也很难说。再说,是不是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语言也未必有定论。孔子周游列国;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并没说起有语言和文字的障碍。 

  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的确延误了中国的发展。18世纪以后西欧诸国先后走上了市场经济,而百多年后我们还在辩论要不要市场经济。由于皇帝的权力无限,他们多半滥用权力,剥削无度,造成农民起义不断,成为中国历史的特色。而且皇室内部和近臣之间的夺权斗争你死我活,残酷无情。父杀子,妻杀夫,兄弟同胞之间互相残杀,君臣彼此猜忌,导致最赤裸裸,最不讲道德的斗争是极普通的事。 

  为什么过去几千年没有发生的事忽然现在都出现了?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自由、平等、人权、法治都是渊源于西方的观念。他们产生这些观念也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慢慢建立起来的。发生于1215年的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开始限制皇室的权利,但以后又几经反复,权力斗争同样残酷无情。不过欧洲除了皇权还有教皇和贵族,能够与皇权分庭抗礼,自由思想有可能在隙缝中生长出来。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非没有民本、个人自由和人与人平等的想法,但是在后来的皇权统治下不可能生长发育,只能胎死腹中。如果不是西方思想的传播,中国很可能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有人权意识的萌发和生长。 

  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总体而言得大于失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经济,社会,政治,技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能够看得见的主要是技术方面的。现在大家用计算机,听音响,开汽车,坐飞机,这些技术无一不是从外国进口的。如果没有中西交流我们今天很可能还骑马坐轿,靠快马通讯。更有那些直接看不见,但是影响重大的变化,也是由于西方文明的传播才能够在中国发生。 

  比如政治制度方面,现在我们有了人民代表大会,有了宪法、法院,有了选举。尽管尚不完善,但是这是从无到有的第一步。从秦始皇到慈禧太后都不会要限制权力的宪法和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更不会要选举。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传播,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在一百多年里发生的。所以说向西方学习是必须肯定的,不容置疑的。当然,西方的东西并不都是好的,学习西方好的东西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坏毛病带了进来。但就总体而言肯定是得大于失的。 

  从全世界近二百多年的变化看,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自由平等的思想,产生了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彻底改变了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从剥削压迫变到平等自由;从一方受损,一方得利的不平等,转变为平等的双赢。因而人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增加,社会分工得到发展,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社会财富快速积累。 

  但是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西方,尔后扩展到像日本、韩国、拉美等国家。市场制度,工业化,都是由于人权的逐渐得到承认才发生的。它的结果就是人口快速增加,寿命快速延长。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的两千年,平均寿命只从二十来岁增加到26岁,而最近的二百年平均寿命增加了40多岁,现在全球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67岁。人口的增加同样在19世纪表现出突然的加速。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粮食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农业本来是最重要的行业,而现在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在发达国家农业占GDP中的比例都不超过5%,像美国只占2%多,还要大量出口农产品。 

  后来居上的中国:如何走向富国强国? 

  中国在这个变化中有点后来居上的样子。文革结束时我国还有几亿人吃不饱饭。农业和粮食是关系重大的事。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 

  不过许多人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还在为粮食问题和保护耕地过分担忧。这种担忧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我国还有60%的农业人口。减少农业人口是我国各种工作中最艰难的一项任务,它需要至少30年的时间才能把农业人口降低到5%左右,我们才能成为工业化的富有国家。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即使达到消费量的10%~15%也不足虑。现在日本进口粮食就达到60%以上。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要保护的是农民而不是农业。用帮助农民转业,提供培训和就业信息,组织融入城市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而不是补贴种粮,补贴化肥,提高农产品的进口税等。 

  改革的一项重大进展是参加世贸组织。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一体化最重要的进步是,资源在全世界用市场的原则分配,用不着通过打仗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世界上一切石油进口国都在争夺有限的石油资源,美国、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在争夺,但是从来没有说会打仗。如果有的话也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节外生枝的矛盾。大家按照市场规则做,一点也不会有供应安全的问题。但我们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有不少怀疑,不敢依靠国际市场。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则可以替代市场分配呢?难道还要靠打仗吗? 

  中国有五千年的连续历史,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科技贡献。但是中国在近150年来落后的痛苦也不容否认。今天虽然我们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就总体而言我们还是一个穷国,是一个落后国家。这表现在60%的农民没有摆脱贫困,没有多少近代科学的成就,生产力还比较低。 

  试想,全世界大多数百姓期望的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安居乐业。是什么妨碍了安居乐业?因为社会上有可以欺侮人的特权。所以当前最受欢迎的主张还是人权、民主、法治,还是自由和平等。只有我们能够旗帜鲜明地高举民主法治的旗帜,并且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成为世界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希望之所在,中国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大国。★

    (完)



梦忆溪山 发表于:10-04-10 17: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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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溪山琴况针对此文的评论:

这仍然是一个宏大而空洞的专题.操作者骨子里是敌视传统的,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根. 

不过这是当前中国主流媒体和主流思想界对中国开出的"药方",是其真实水准,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