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_南京囧友论坛

00719079

阅读女作家的一般经验：她们概括男人的时候常常很准确（尤其是刻毒的概括），而她们刻画男人则通常很不准确。

作为一个已经习惯了凌乱的人，我害怕别人把我的房间收拾整洁，——不过，我得说，我更害怕出现另一种我所陌生的凌乱方式。

抱怨的动机很孩子气，抱怨的方式绝对不孩子气，大体是一件危险的事。

我是一个很具同情心的人，只是我的同情基本上缺乏耐性。也就是说，我乐意别人到我这里来寻求安慰，甚至我有时离不开那些到我这里来寻求安慰的人，但是无论如何，我极端厌恶别人动辄到我这里来寻求安慰。所以，请控制好你郁闷的频率。
或者，干脆做一个至少在某个方面让我保持敬意的人。我的尊敬一向很有耐性。

关于自己的文章，说说我爱听什么样的好话。
第一，你不能夸我学问大，看的书多。看书比我多的海了去了。写文章时摆弄学问，等于打仗时的摆开阵势。战斗力强的部队固然往往阵势不弱，但阵势精妙的未必就能打，——比如仪仗队。
第二，也别泛泛的说这小子有点才气。才气也有很多种，即使在写文章内部，很多方面我也没才（比如对现实生活的想象力明显匮乏），而且比较蠢。我比较自鸣得意的，其实也就两三条。夸我说不到这两三条里面，心情不好，我会觉得是反话；心情好，我也会像《围城》里董斜川，对此感觉是毒瘾犯了的人，手边却只有香烟。
第三，就算这好话说得很准，如果是熟人，他还得让我觉得，这些好话是他自己能说得出来的，不是在转述别人的意见逗我开心。我的文章能给哪一类人带来点阅读快感我自己心里有数，非此类人物的好评等于政府的报告，妓女的叫床，即使偶尔是真的，反正我也不信。

张纪芝的后遗症还是存在的。第一，此后我一直小心翼翼的避免进入任何情绪受人操纵的状态。第二，我发现现在我的某些做法，和当初张折磨我的方式是一样的。

南大学生刊物《成纹》上，有一篇写潘知常的文章。内记潘知常监考时的话云：
“书包就不用拿上来了，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考试不能证明什么，但不考也不是办法，那我们就考吧。为及格作弊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为拿高分，我觉得那是无耻。”
比较开明的老师讲讲类似的话，如今也是常套了。不过由潘知常来讲，如果碰到一嘴损的，接上这么一句：“对，出书不能证明什么，但不出也不是办法，那我们就出吧。为评职称写书时抄抄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为把自己抬高成中国美学三大家，我觉得那是无耻。”
这就尴尬了。

姚梦转述尹娟讲的一个故事，说南师大有些男生有暴露癖，尹娟当年同班的一个女生，一次从教室后门出来，就忽然看见一个男人在那里慢慢脱下裤子。当时这个女生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假装什么都没看见，赶紧跑开了。可是回到宿舍后，就嚎啕大哭。
凹凸接：这就是她的不对了。她应该先看上两眼，然后再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慢慢跑开。那就该是这个男生回到宿舍，嚎啕大哭了。

有一个印象这两天得到了加强：老大对一个女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怀有强烈的兴趣，而且在确认了这种成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很小之后，她的态度也绝不是超然的。
在谈论她最近的两篇小说的修改的时候，我比较多的提及了那些优秀的国产女作家，也许部分就是缘于这个原因：这种人生态度，和这些女作家的写作方向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或者干脆说，这种写作方向，就是这样的人生态度的必然结果。
但是老大是一个对文学极端严格的作者，显然只有最顶级的世界一流作家才能进入她的参照体系，她拒绝从中国那些登堂而不能入室的女作家里吸取什么有益的影响。
这当然也绝不是什么缺点。相反生活品格和文学理想的相互拉扯，往往是造就一个大作家的重要条件，——只不过，这种路数，要成为一般作家也比较难些。

自我评价不高，但是瞧人不起，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臭屁方式。这么做，主观上保持了自己继续努力的动力，客观上也加强了对别人的蔑视的威力。

小心无错人已错，大肚能容嘴不容。

学生腔而写得比较华丽，这种文体容易被一般读者认为是好的语言。

大多数人都很有趣，但他们中大多数又不如我有趣。这主要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样你可以既保持优越感，又不至于太孤独。

要指责别人的毛病，我觉得大约得遵守两条标准：第一，这个毛病是他必须得改的；第二，这个毛病应该是他改得了的。
不幸，现状是：第一条我做得很好；第二条我则很少考虑。

只有没有电脑时的寂寞能让我文思泉涌，然而只有使用电脑我才能够写作。

从南通回南京，面对黄昏时候的高速公路我发现自己还没有丧失怀旧的能力，或者说，还保留着这种弱智。

读卡夫卡，随便说两条：第一，有一种深度是某些作家与生俱来的，你不能学，一学就死；第二，一个如此忧郁自闭的家伙怎么可能竟然毫不自恋呢！！

我从未碰到过一个比我更习惯不与人交往的人，然而我并不看好自己对孤独的耐力。
所以我始终存着这样以己度人的小人之心：在大多数作者那里，对孤独感的迷恋是一次真诚的作秀。

毫无疑问，对自己的缺点过分严厉的批评是一种自恋的表现。

纯不是扮的，蠢倒是真的。不过隔着一重网络，被别人误会这是扮清纯倒也是自然的。
殆以二十五岁的高龄，十年寒窗的苦读，正常人就是蠢也该有点限度的。然则其纯如此，非扮而何？

有一些小怪癖而求人原谅，这是一般所谓的文人无行，——自也无伤大雅。但是把一切与众不同处都理解为高处不胜寒，那就过了。
就算是天赋异禀罢，对于正常人的思维，总还是该了解的。至于了解以后，是曲意逢迎，是刻意嘲弄，还是无意理会，则可以不论。
和世人的观点过不去，很受伤是难免的。伤了就伤了罢，只是如果过不去而不自觉，那这伤就是意外之伤，也就不免来得格外痛些。

我很早就知道×××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其中一条原因是：一个文章写到如此水准的人，决不至于对我如此客气。
有才华的人即使谦逊着，言谈间也会自然而然保持一种身份。

我是如此热爱那些时尚的人们，——直到他们企图干涉我老土的生活方式为止。

《羊脂球》结尾处的那个大转折，看了也就看了。喜欢的是写随着话题的变化，几个人关系分分合合的部分。
非于人心洞幽发微者不能为此。

叶兆言总是说，语言对当代作家不是问题。这也是实话。所以他评价我的小说，泛泛的说不错，我也知道只是客套话，因为我最多也就是解决了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他说好，就像《水浒传》里王进看史进耍棍，劈口虽然是一句“这棒也使得好”，真正的意见却是：“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

王小波谈到自己的师承的时候说，王道乾等翻译家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白话文的典范。我们的王彬彬于是评论说，这句话，简直让人怀疑王小波对语言文字的基本感受力。
前一阵我也很谈了一些文字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讲有话要说清楚，没逻辑而大玩形式主义，显然是不行的，——自然也举到了王小波做正面的例子。但写作当然不是能把话说清楚就算完，王小波就不是，相反王彬彬倒是。把底线当作极限，很容易让人丧失对语言文字的基本感受力。——不但自己认不出好的，还敢笑认得出的人无知。

凹凸：余斌讲课不喜欢别人听第二遍也好理解，他讲课的姿态特别随意，好象是想哪儿讲哪儿；听第二遍就很容易会发现，其实基本上还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份随意，漫不经心其实有装出来的成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千屈菜：虚荣啊。
凹凸：倒也不能说是虚荣，说话还不一定哈，要写文章的话，那你就得对自己有这要求。成如容易却艰辛，其实是再艰辛也要成如容易，否则就不是文学。你使劲使得再累，也得额外加三分劲，好看来不那么使劲。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文学本身就很虚荣。
千屈菜：怪不得我最近文章不如以前了。

年轻时，女人比较容易向往柏拉图式的爱情，等老了之后则是男人如此，——所以，少女爱老头，也未必只能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之。

1310说：“我们要化悲痛为饭量。”

1310说：“今天我很饿，饿得能吃下一头姚梦！”

老大和俞静应该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老大常常会把我损俞静的话认到自己头上；老大和俞静当然也有绝不相似的地方，因为俞静从来也没把我损老大的话认到自己头上。

翻一些老的文学评论，忽然看到这么一句：“刘心武是一个理性大于感性的作家。”
愣了一下，随即一想，这其实是很明显的呀，——不过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最好还是该加上这么一句：其实他理性也不大。

她们说我现在看起来年轻了，猜测了一阵原因，忽然问：“是不是谈恋爱了？”
答：“别，说得我跟采阴补阳似的。”

俞静说她和陈染有共鸣终于不再是最可笑的事件了，——陈晓峰以为自己对应的作家是卡尔维诺。（9月17日）

那天几个人在一起说笑话，大约是说某人蠢吧。李扬上来也讲了一个，我忽然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想了一想：也许是因为他说的，都是这个人的无知。我好象比较喜欢嘲笑别人思维方式的鄙陋，对此人是否知识贫乏，相对倒比较随便。

汪正龙的课我上得不多，大多数逃了。其实他应该还是蛮有趣的。记一点现在还记得的：
一个是讲美学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说了这么一句，“你们周宪老师就是一个很注重修饰的人。”
总觉得这话里有点不怀好意。虽然我们知道已经该更新观念，不必因为一个读书人注重仪表就把他当作篾片帮闲，但潜意识里多少还保留着这个看法。
另外，汪正龙还喜欢使用一些似乎多余的修饰语，其效果有鲁迅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妙。比如：“加缪在还没有给汽车撞死的时候曾经说过……”

小说里的议论不同于论文的议论的一个小技术：少用关联词。
这会造成句子和句子之间的断裂感；甚至这可能暗示着：这些句子之间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姚梦对1310说：“以后我们都跟着你混吧，让刘勃化装成你的秘书，我化装成你的保镖，如何？”
我说：“就咱们这体格这么化装是不是有点浪费？要不这样，我化装成保镖，你化装成汽车。”

世界对你充满了阴险的构思。

独自呓语至少有一点绝对不安妮宝贝的地方，她对昔日的公众人物充满了一种丧失了批判力的热情。

每一个沉默的听众脸上矜持的表情，都足以使我精神崩溃。

夸别人，把优点放大容易些，把缺点说成优点（当然要说得有人信），那就难些。
不过，要找准一个人的优点，尤其是他自己得意的优点，有时也并不容易。

合居者比一家人需要更大的空间。

回到南京的房间。
房间里两台电脑是拆开的，所有的书都是正在看的，所有计划都是没计划的；这里还有一个人想来而来不了的怨气，一个人对自己处男身份的恐慌，一个人的沉默。

我不否认在某些公众场合我会表现欲极度膨胀，处于不可抑制的亢奋状态，但这并不足以使我喜欢到那里去。

路上，看见一个农民臂上的刺青，是一个单词：ＥＮＧＬＩＳＨ。也许他是想激励自己学英语吧。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

独立出来的细节自行构成无数的可能，它和产生它的整体无关。

傲气和傲骨不是一回事，骨子里的傲气和傲骨更绝对不是一回事。傲骨就是骨头，傲气如果不幸有了，则与其藏进骨头，不如摆在脸上。

王雄考三个博士，周海荣和女生乱开玩笑，也许有相似的心理根源，——以最轻蔑的姿态进入对方最珍视的领域。

ZHR和女生乱开玩笑的作风常常让我们这些朋友被连累得尴尬。我怀疑他看见每一个女人之前都作了这样一个假设：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智力但又特别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但又不承认这种利用的家伙。所以，在他玩笑的背后，显然是一种对女人的轻蔑态度：他的潜台词是，你大脑里的想法对我而言是不存在的，但我对你的身体感兴趣。
需要说明的是，ZHR是我认得的几个最聪明的人之一。这使得他可以很快更正他对那个女孩的态度。一个女孩对他应付得越从容大度，也就越能使他改变原来的方式，——比如对程晶晶或者袁红梅；相反，如果ZHR坚持原来那种戏谑的作风不变，则大体可以认为他原先的假设成立。也就是说，ZHR的方式虽然似乎稍嫌刻毒，但却仍然是对女孩的智力和气质的一把准确的刻度尺。

对王小波的小说我有一点崇拜，对他的杂文我则大约只能说很喜欢。我喜欢的是他那种态度，不耍大牌，不装孙子。不耍大牌，所以他强调讲问题首先要讲常识；不装孙子，所以他不认为自己应该去关怀弱势群体。不耍大牌，所以他并不到自己不了解的领域说话，说了也是开玩笑；不装孙子，所以外人到自己的领域来发言也基本不听，听了也当笑话。

上初中的老弟刚好和我当年是一个语文老师。老弟说，高慧林今天上课又吹到你了，吹了一课。
第一反应当然还是臭美了一把，掰指头算算，初中毕业也八年了，高慧林体现出了比刘克滨更好的耐力。
当然实际应给此事的结论是：刘勃即使不是一个不真实的人，至少也是一个适合被虚构的人。

写作方面，某些人的嫉妒让我觉得深受侮辱。
至少他应该先把自己的文章练得更好一些，——就像我有时会有点嫉妒周海荣，但是我不会去嫉妒苏童叶兆言，更万万不配去嫉妒曹雪芹。

池莉小说主人公的塑造基本失败，那些涂抹在性格上的劣质化妆品也太容易看穿了。但她对知识分子的讽刺和挖苦却十分出色，——至少，其中一些话让我紧张。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这话里包含的某种偏执。她所挖苦的那些毛病，可能是同样存在于那些大学校园里的垃圾和真正优秀的学者身上。作家的兴奋点始终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显然有“不贤识小”或者“跟班眼里无英雄”的嫌疑。
但想到学院里确实还有那么多垃圾存在，我就不得不认为池莉的这些话总算还有价值。

忽然觉得，卢大姐如果会写文章的话，她会是一个池莉式的作家。

挨了骂而不自觉者，没挨骂而自以为挨骂者，都令我如此痛苦。

男人要求女人纯洁，女人要求男人大度，本质上都包含有无耻的成分。
有时，我们接受对方的无耻，是因为希望自己的无耻被原谅。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一个蠢人发表意见更令人厌烦的了。固然，他偶尔也可能是对的，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但是智慧显然是比正确更重要的品质，所谓“与其跟着普通人做正确的事，不如跟着柏拉图犯错误。”

《博尔赫斯和我》这篇文章有一个十分朴素的主题，关于自我分裂。对这个问题的发现并不始于博尔赫斯，而在他之后，诸如此类的讨论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这个网络大行其道的年代，性格的内在差异因为网络和生活所提供的环境不同而被放大了，使得即使并不敏锐的心灵也足以意识到它的存在。
博尔赫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客观冷静的分析了“博尔赫斯”对“我”源源不断的侵略和掠夺之后，没有像大多数作者那样表现出呼天抢地的悲愤，或者变本加厉的自责，而只是不带感情色彩地，也许是不无宽容地指出：“要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那未免过分。”
在我们的性格内部存在如此剧烈的差异，但是，就像那些截然不同的人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和平共处一样，多重性格在一个人身上共存也未必就那么撕心裂肺。能够指出这一点，在我看来就是性格大于性格元素之和，博尔赫斯大于佛洛伊德，文学大于精神分析的地方。

一个人对什么都可以是随便的，但是对自己的骄傲必须是严谨的。

一件东西如果成为了原则而又没有法律支撑，那它基本上也会成为开涮的材料。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白了朋友　黄了心思　

又开了一个版

0顶0踩

[深圳第一批发]新Burt's bees小蜜蜂柠檬草防蚊液驱蚊水驱蚊液118ML 母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