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龙天子多尔衮    浔阳江畔浪涛声  http://my.tv.cctv.com/?162968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潜龙勿用

       爱新觉罗-多尔衮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公元1612年11月7日（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

       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见龙在田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专制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却在粉碎政敌豪格皇帝梦的同时，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几个月后，多尔衮敏锐敏锐地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亲率大军入关，击败刚刚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北京。顺治元年(1644)九月，奉迎两宫皇太后和幼帝福临入京，定鼎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他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是太上皇了。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死，终年39岁。据外国传教士记载，说他“八成是因打猎跌伤致死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堕马摔伤，促使风疾加重，最后死于心血管病。死讯传到京城，满朝震惊，顺治帝下诏“臣民易服举丧”。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更易缟服．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顺治帝发下《摄政王多尔衮甍逝诏书》、称：“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以疾上宾，朕心催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后又下诏，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元妃为“义皇后”。无冕之王生前未能称君，死后终于被尊为义皇帝。

       飞龙在天

       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终告了结。满族是个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要统治偌大的中国实非易事。多尔衮作为清初的实际统治者，立纲陈纪，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满洲统治者是刚从部族贵族转化为帝国专制贵族的统治集团，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按照什么思想和模式建国，将直接关系清王朝的前途。多尔衮的思想较为开通，接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在建国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中央与地方的官制，大体上仿照明朝，没有什么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满汉二族罢了。赋役的征收制度，完全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会计录进行。顺治三年制订的《赋役全书》，是“悉复万历之旧”。盐法也是”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在未制订清朝的法律以前，“问刑准依明律”。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而成。官吏的选拔，也是“向沿明制，实行科举”。科举的做法也是“承明制，用八股文”。这一切，给人以无易代之感，当然，剃发等民族压迫措施除外。

　　多尔衮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故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所以，他颇自负地对人说：“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他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收罗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清政权外，还经常让身边的汉官随时推举各地的贤才。顺治二年六月，清军下江南后，多尔衮问大学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学士们说：“地方广大，定有贤才”。多尔衮说：“不是泛论地方贤才，只是先生们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学土们又对：“钱谦益是江南人望。”，多尔衮问：“如今在否？”大学士们对：“昨‘归文册’上有，现在。”多尔衮这才放下心来。由于多尔衮重视搜求汉族统治人材，网罗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多尔衮把他们当中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重要机构中，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

　　多尔衮作为满州贵族的代表，始终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为此，清朝刚一建立，他就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跟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洲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逾制”的罪名，罢济尔哈朗辅政。顺治五年三月，又旧账重提，以当初皇太极死时．在继嗣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降他为郡王。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后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即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这两个事件还牵连了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等勋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尔衮对立的满族贵族势力大受削弱。就在这年十一月，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在打击满洲贵族政敌的同时，给汉官以更多的参政机会。原来，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要的决策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这个机构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予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同意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顺治二年三月，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内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当时统治中枢的组成部分。不过在顺治五年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官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多尔衮为了使汉官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还严禁满洲贵族欺压侮辱汉官，违者要受到处罚。顺治元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黎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寿黎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途经宣府时，便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这种不法行为后，立刻将绰书泰同朱寿黎等人枭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比较有实力的亲王，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在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忠于多尔衮的。多尔衮对他们任意欺压汉官的行为做出严肃处理，说明多尔衮在处理满汉矛盾上，还是比较开明和公正的。

　　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等人的建议，尊孔谈经，提倡忠义。清入关前已开始祭孔，但末成定例。占领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以后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六月，多尔衮亲“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以此命题。又提倡忠孝节义，把关羽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来祟拜。自顺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就“遣官祭关圣帝君”。

　　多尔衮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了缓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曾主张和鼓励满汉通婚。顺治五年，他以顺治帝名义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过了几天，又谕户部：“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须先呈明尔部。……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

　　多尔衮也能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多尔衮刚到北京，耶稣会士汤若望即向多尔衮报告教堂的情况，并报告他曾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有测量日月星辰定时考验诸器，以及本年八月初一日京师将要出现日食的分秒时限等等。多尔衮看到这个奏折非常高兴，当即指出，西洋新法推算详审，遂命他修正历法。七月，清廷决定采用汤若望按西洋法所修之历，定名“时宪历”，命自顺治二年开始，颁行天下。八月初一日日食，多尔衮命冯铨同汤若望携望远镜等仪器，率有关人员齐赴观象台测验，结果唯新法所报时刻方位吻合，大统、回回二法均有误差，多尔衮因而益信汤若望及其西法可行。十一月，命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顺治二年底，汤若望又将新著、旧著共一百零三卷，合编成《西洋新法历书》，进呈多尔衮。多尔衮以其”创守新法，勤劳懋著”，加他以太常寺少卿衔。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点上，多尔衮确实表现得较为开明。

　　应该指出的是，多尔衮作为一个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利益，也推行过很多落后、消极的民族压迫政策。主要是剃发、圈地、投充和“逃人法”：

　　多尔衮在进入北京的前—日，即谕令剃发，进京的第二天又谕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发者便被视为有狐疑观望之意，“定行问罪”。由于受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二十二天后，多尔衮被迫取消了剃发令。但顺治二年六月，当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后，却又重申剃发令、宣布，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从部文到日，限10天“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县奉到本府限期剃发的火票后，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当时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因而士民大愤，纷纷起兵反抗。

　　多尔衮摄政期间，还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顺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颁布圈地令。在实行执行过程中，由于满洲贵族坚持“务使满汉界限分明”，满汉土地要“互相兑换”的“圈地”政策，致使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以后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规模地圈占两次。这种政策使很多农民“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在北京城内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南城，北城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几次圈地累计达二十万顷左右。

　　随着大规模的圈地，使得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投旗为奴。多尔衮又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于是，投充问题更加突出。开始时，投充仅限于贫穷小民，后来也有带地投充的。而一些庄头，更“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还有一些无赖恶棍．本身无地，却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后借旗人的保护，再危害乡里。

　　为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又下令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点是惩治“窝主”。凡逃人被获，或鞭责，或刺字，而后归还原主，窝主则处死，家产籍没并株连邻里，而奖赏告密者。因而一些地方无赖往往勾结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还指平民为窝主来进行敲榨勒索，危害甚大。

　　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多尔衮逐渐发现弊端甚多，故曾多次下令修改这些法令，或停止执行，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至病死。

     亢龙有悔

　 顺治八年（1651）二月二十一日，距多尔衮死后还不到三个月，顺治帝为巩固亲政后的皇权及至高无上的尊严，借多尔衮政敌苏克萨哈、济尔哈朗等人的首告和揭发，诏示中外，公布多尔衮罪状．指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据外国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当顺治帝“发现白己的叔父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过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即多尔衮）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并且把睿王府废了。还将多尔衮的亲信大批处死或贬革。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其五世孙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莹墓。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但“义皇帝，庙号成宗”的追尊却没有恢复，不过乾隆对其曾祖父制造的冤案，能作出如纠正，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