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同样主要生活在江南一带。
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王安石年青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一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因曾被封为荆国公，所以后人也称他为王荆公。
王安石既是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政治家，厉行变法的铁面宰相。因为厉行变法，使他跟天下人为敌。这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铁面宰相，连包青天也不给面子。司马光、苏东坡等一代名臣，都对他咬牙切齿。但大宋的天子却视他为改革的救星。
北宋王朝危机四伏、冗兵、财政危机，大辽和西夏又有威胁，王安石上《万言书》，获神宗皇帝器重。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到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的16年间，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可惜这次变法前后跌宕起伏极大，致使朝臣长期相互倾轧，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虽然出生在江西，却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17岁那年，因父亲王益升任江宁府通判，王安石随之来到南京，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
五年后，王安石一举考中进士，名列前茅，从此踏上仕途。后来，他曾在南京三次任知府，两度守孝、两度辞相后也居住在此，先后在南京生活了20多个年头，死后也葬在了南京钟山脚下。
可以说，南京是这位千古风云人物魂牵梦萦了一生的家园。
青少年时期的王安石就特别喜好读书，而且他的智商很高，过目不忘，是个神童。在17岁前后他就立志要做契和稷、实现尧舜的理想。王安石的家境并不好，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中级官吏，但是供养全家十几口人还是相当困难，他早年也要自己去山上挖野菜，这些经历对他特立独行、敢作敢为的个性有着深远的影响。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从南京一举考中进士高第，名列第四。按照大宋朝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三年后，即可担任清要之职，到皇帝身边做机要秘书，得以快速升迁，甚至可成为宰相。这被称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王安石25岁时就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可他却上书辞谢，主动要求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县令。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从22岁中进士开始，直到46岁位居显宦推行变法，二十多年间他多次谢绝朝廷调其入京的美意，而留在地方官任上。并且他在每个任官的地方，都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
于是，这一次次的谢绝成为他一生最大的谜团，整个帝国上下，从皇帝到百官，无人不渴望见识一下他的真面目。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生活中的他却是极度不修边幅，还常常做出稀奇古怪的举动。不过王安石这方面的特点反倒大大增加了他的传奇魅力，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高人。
宋仁宗嘉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59年，王安石给皇帝写了一封《万言书》，建议梳理财政，全面改革，但是并没有得到宋仁宗的重视。
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即位，提拔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就任命他作了翰林学士。两年之后，即公元1069年，王安石入朝担任参知政事一职，也就是副宰相。第二年，即升为宰相。
（二）
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但不幸的是，它同时又以冗兵冗官、积贫积弱著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到第六位皇帝宋神宗即位时，宋朝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方方面面都呈江河日下之态。
历史的真实，总出现“好人无好报”的现象。
话说时间到了北宋王朝第四个皇帝宋仁宗时期，这个被人称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偶像皇帝之一的仁君，在位42年，竟然一个儿子也没有。[关于这位第一个被尊为“仁宗”的皇帝，我回头专门弄一篇短文来说说他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一位。]
继承人问题是帝国最最重要的事务，在大臣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坚持下，宋仁宋只能立其堂兄濮安懿王的儿子赵宗实为太子，改名赵曙。转年，公元1064年，宋仁宋病死，其堂侄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身体很差，精神上也有遗传毛病，英宗皇帝仅在位四年即病死，其长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位宋神宗。
此时，宋朝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方方面面都呈江河日下之态。
首先，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宋朝帝王仍比较“厚道”，从来不怎么想“消肿”机构，总是慷慨地赠予大臣金银珠宝，“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到宋真宗（大宋第三位皇帝）咸平年间，已经有具体数字，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而且，那些带有“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光薪俸支出就大的惊人。
以三班院为例（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宋初只有官吏僚员300人，宋真宗时已有四千多，宋仁宗时已经过万。宋仁宗统治时代，开科取士，进士加诸科就近一万人。这一万人看似数字不大，但都是官员之选，而宋朝一般官员的薪俸都可让诸朝士人眼红。
不仅如此，还有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更有时间“制造”人，呈几何级数上升。不讲皇族，仅以大臣王旦为例，“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除服，又各进一官。”
宋仁宗自己生不出儿子，皇亲国戚们的生殖力却一个胜似一个。即使皇帝驾崩，“遗赐大臣各值百余万”，“厚道”得太过份。宋代文臣武将，生活极其优裕，只要不犯“谋逆”罪，干出天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制度如此宽容，知识分子们又爱风花雪月，而风花雪月最费钱。
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豪侈”的主儿。
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一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一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道：“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吗，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十只猪十只羊，消耗三百只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很出名，一次，他接见一位一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学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屁用！”
──上述例子，举的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的大臣，可以想见，贪官污吏的好日子，肯定会更加耸人听闻。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
宋太祖赵匡胤时，精练禁军，为宋朝军队精锐，人数只有二十万不到。宋太宗时，禁军已有三十五万，宋真宗时，数目又达四十三万。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八十三万。所以，《水浒传》虽内容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宋仁宗时期确实已经有八十多万禁军。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皇帝时期宋朝就有近一百三十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都要做军费支出。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一朝的禁军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极其罕有。更过份的是，这些人每月关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说就可明白。花费巨亿，宋朝养就了这么多“造粪机器”。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
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作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使国力一步一步走向匮乏。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只乘下档案文件一般的帐本了。血气方刚正年青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民打胜仗，一听没钱，立感泄气，所以，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有机会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想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情况。大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当年十月，王安石又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代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戌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置行不用，惟恐此法用久生弊。王安石青苗法，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配”等方法，下死规定，强迫借贷交息。
此法一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完全是“亏官害民”之举。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年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这也标志着他“变法”高潮的来临。此后，他接连推出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并对天下兵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相初始，便在全国颁行“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其中“有财有才”之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负有巡夜、练武、捕盗的职责。同保内有人犯罪，知而不告者以连坐罪论处。保甲法的实施，使宋朝一下子多出近七百万的“民兵”，此法对于民间治安确实起到一定成效。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底，宋朝频行免役法。原来衙前等各种差役，民户可不再亲自服役，改由向政府交钱，由政府再用钱雇人服役。原来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也要按规定交纳半数费用，称为“助役钱”，此举，确实让国库的银子增数不少。
转年，又推出市易法。宋廷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本钱，开始对商业贸易实行“宏观调控”：根据市场行情，市易务评估价格，向商人买卖货物；市易务向商人行贷，以其产业作抵押，年息二分；
同年，“方田均税条约”也出台：规定每年秋天由县官丈量土地，详细记录土地的肥瘠质色，分成数等，按等级交纳税金。此举倒是查出大量隐漏未登籍的土地，增收不少税钱。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宋廷又颁行保马法，目的是“省国费而养马于民”。宋朝以及先前诸朝，皆是由国家专门的牧监养马，王安石等人认为这种公家养马太浪费田地，于是想出保马法。保马法先在京东等五路施行，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可给一匹饲养，家产多者可以给两匹。如果出现马匹死亡或生病，保主及保社要赔偿。
[明朝洪武年以后，也曾实行过此法。大儒王夫之后来曾经对保马法之弊做了深刻表述。此处不赘言。]
此外，王安石等人还对宋廷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减兵并营，把全国的五百四十五营合为三百五十五营，裁减各地服杂役的厢兵，使全国总兵力从英宗皇帝时的一百二十多万减至八十万。如此，省却了大量军费开支；其次，置将练兵。下令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辖下禁军，分隶诸路，派主兵官进行分部训练，并允许各地将官自专军政，当地州县不准干预。这一点最“进步”，因为宋太祖开国以来严禁兵将专权。当然，此举大使“友邦”辽国生疑，因为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郡不得关预，声言出征，深为可疑之行”（韩琦）。
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代价不可谓不大，御史刘述、刘琦、程颢、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诸多朝臣，相继因不纳忠言而去职。最后，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括荐用他的曾公亮，都被王安石挤兑出朝。“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王安石人品，由此也可见一斑。
新法既行，天下喧攘。特别不利于王安石的是，数年大旱，恰值新法施行的几年。当然，王安石是“唯物论者”，认定“天变不足惧”，三年自然灾害吗。但宋神宗与当时士大夫没有他思想那么“进步”，暗忖变法是否是触犯了“天怒”，才以此示警于人。同时，王安石私人小圈子内部也开始内斗，其助手曾布、吕惠卿二人争权夺利，打得你死我活。曹太后和高太后也流泪劝神宗收手，认定“王安石变法乱天下”。
面对蝗旱涝灾，宋神宗自己也下《罪已诏》。
在此情势下，王安石自己求去，于是，1074年夏，神宗下诏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
宋神宗毕竟反复，不久，他又召王安石入朝。
但是，此次入京，形势对王安石已经大大不利。入京途中，夜泊瓜洲，老王做了那首脍灸人口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其说是心怀喜悦，毋宁说洋溢着淡淡哀愁。黑色不祥的预感，已萦绕于王安石心头。想当初，“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刚刚大权在手的牛逼惬意，一扫而尽。
不仅王安石的变法班子内部形同水火，宋神宗对新法也逐渐产生怀疑，再无先前雷厉风行的态度。为此，王安石也哀叹：“天下事如同煮粥，烧一把火，又泼一大勺冷水，怎又能把粥煮熟呢？”
王安石心灰意冷之际，仍旧在那里死撑。但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天上慧星出现。古人迷信，不象现在人知道科学，个个仰着脖子看“天文奇观”。慧星出现，在古代不是死皇帝就是大祸事出现，上层下层都骇怕。特别是两个老太太，曹太后与高太后，更是吓得不得了，天天哭劝神宗皇帝再不能用王安石。曹太后是神宗奶奶辈，高太后是神宗亲妈，两个人的话，极有份量。王安石呢，仍旧认为天文之变有灾的说法是上下傅会，神宗皇帝心里可害怕，认定“天变不敢不惧”，并下诏命群臣可直言朝政阙失。所以，当年的大扫帚星，是王安石最终失意离朝的最关键因素。
当然，王安石后来仍旧反复几次，表演“因病不能视事”，但凡事用多了也不管用。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底，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神宗皇帝最后也顺坡下，下诏让王安石出判江宁府。
此次出京，于老王来讲也是永别，他再没机会回到汴京。
（三）
王安石隐居在南京之后，过上不问政治的生活。
神宗皇帝去世之后，向太后马上起用了司马光，把司马光从洛阳招回到了汴京，任命司马光主持整个国家的工作。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司马光就三下五除二把王安石最重要的那些变法都给一一废止了。
纵观王安石的一生，在各方面能够和他相匹敌的似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这是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早年他们俩相互倾慕，但是后来他们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最终决裂，这不能不令人慨叹。但是他们是属于君子之争，胸怀都很光明磊落，个人操守和品行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
可是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继承人很快地就从道义之争变成了权势之争，很快地就从主义之争变成了地位之争，所以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去世了之后，变法经过了几次三翻四覆，导致了北宋王朝走向崩溃。
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也有故事。他们都是有宋一代的大才子。有人说，苏东坡的才华显得更加飞扬灵动、才气纵横，而王安石则似乎是更加深邃、更加专注。这两位大文人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既是上下级，又是政敌。在北宋残酷的政治漩涡中，他们曾经分裂，却在王安石归隐南京后，相逢一笑泯恩仇。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神宗皇帝之子）元佑元年，王安石在南京去世。
据记载，他逝后就葬在了位于今天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院内的半山园，那是1076年，56岁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回到金陵，在城东门到钟山途中的白塘为自己建造了这所居室。
因主塘距江宁城东门7里，距钟山主峰也是7里，所谓半途上处，故将居室命名为半山园。
一代权相、一代文豪，就此终生和金陵山水相伴。
总结一下王安石为人。
在个人操守方面，老王勤俭无奢欲，天天日理万机，百分百是宋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好干部典型。但是，“以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王安国，与王安石政见完全相反），子死魄丧（其子王雱先死）而舍家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所有这些，均成为当时后世为正直士大夫所不齿的大把柄。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其实也是时代的悲剧。
宋仁宗在位达四十二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与民休息是好事，坏就坏在“解散以休息之”，天下人心的松驰，对西夏、辽国以“岁币”买和平，大输锦帛以买苟安，全国上下沉浸于一种虚假的宁静氛围中，没有让人激愤励志的精神氛围，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而且，宋朝上下就怕言兵，成为忌讳，天下事已经可知。
宋神宗继位，天天为国贫而忧心忡忡，“故以召（王）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弄得天下骚然，富国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达到。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的富国强国之计，说白了只是“聚财”二字，以为有钱有粮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完全忽视了精神层面上的作用。
美国最有钱，越南、格林纳达以至于现在的伊拉克，老美皆灰头灰脸。五十年代的中国很穷，朝鲜战争，也能凭气凌势用简单的武器把美国与西方联军打得心服口服。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更是不胜枚举：汉高祖刘邦小亭长出身，身无余粮，一变而帝万邦。秦朝有六国积储，敛九州赋财于关中，一宵瓦解；南朝宋的开国者刘裕，内忧外患，只以三吴一地财力，破后秦，杀慕容超，吓得北魏也屏息蹑足；安禄山得势，拥长安，据险关，金银山积，唐肃宗地处僻远灵武，仍旧最终复国──由引观之，宋朝之患，“实不在贫也”。宋神宗之时，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不打肿脸充胖子，积累二十年，西进北讨，大可以一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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