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最大的卑鄙就是追求光荣，然而这一点本身又正是他的优异性的最大的标志，因为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少东西，享有多少健康和最重大的安适，但假如他不是受人尊敬，他就不会满足。他把人的理智尊崇得那么伟大，以致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大的优势，但假如他并没有在别人的理智中也占有优势地位，他就不会惬意的。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位，无论什么都不能转移他的这种愿望；而这就是人心之中不可磨灭的品质。”
——帕斯卡

自恋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指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ism）迷恋自己的水中倒影，最终不能自拔而落水溺死，并幻化为一朵美丽的水仙花（narcissism），从此，人们就开始用自恋（narcissism）来形容这种非正常的自我专注。
1898年，性心理学家霭理士开始在自己的论文中探讨自恋的病理现象，自恋这一概念从文学形象引申入心理病态的临床描述，使自恋开始作为精神病学、心理病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
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自恋问题的是弗洛伊德。他在1914年出版的《论自恋》一文中认为自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幼童最初都是将爱的力比多倾注在自己自己身上，这种力比多的自我投注即为原始自恋；而当幼童开始辨认除了自我以外的客体后，作为第一抚养者的女性总是被幼童认为是可以投注爱的对象，但是当这种投射遭遇到了挫折，力比多就折返回自身，这种状况即为继发性自恋，也就是临床所研究的病理性自恋。弗洛伊德一贯看重人的生物本能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对自恋的态度也秉承了他的内驱力模式，但是在主流心理分析学的内部，对自恋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水平上。
1921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于维也纳的儿童心理分析师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扩展了弗洛伊德客体和客体关系概念的内容，使心理分析进入了一个逐步脱离经典驱力模式的阶段，自恋在客体关系理论中也由弗洛伊德本能概念的无客体或客体特殊性不分的状态下释放了出来。正是克莱因的追随者发展了第一个关于病态自恋的现代理论，自恋者将自己的自身完全投射到他所关注的客体，否认自己与客体分开；他们具有极其理想化的自身形象并否认任何对这一形象的诋毁；自恋的客体关系是一种自我情感保护的机制，因此自恋是死亡本能的最初在精神的表达。（童俊，2001）
1978年，美国心理分析师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的自体心理学 步入成熟时期（蔡飞，2000），自恋作为自体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得到了全新的定义。自恋型人格障碍在科胡特的临床描述中有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一体化的自我客体关系，即不能区分自身与客体，把客体当作自身的一部分来经验；无所不能的自身；对赞美有无限需要；缺乏共情能力。科胡特完全脱离了弗洛伊德的经典驱力模式，他认为心理发育是从自恋与客体关系这两条线索开始的。母亲对幼儿的照顾首先表现为允许幼儿原始的无所不能的自我，随后，孩子的自尊与自信逐渐增长，并区分出哪些是幻想哪些可以成为真实。“病态的自恋来自于共情的母亲功能的创伤性失败，以及正常理想化过程发展的失败。”（童俊，2001）成人以后，残留的未满足的原始需要开始蚕食正常的自我来补偿早年的不满。
从主流心理分析的研究范式的变化来看，后天的环境因素越来越受重视，这一点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对自恋病理描述的差异上，一旦单维的心理病理研究纳入了关系与环境因素，它的解释性就开始具备了广义化的条件。早在弗洛伊德时代，心理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作用，卡伦·荷妮、弗罗姆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体现了对自恋问题的变相关注。荷妮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通过神经症者对关爱的病态需求机制来关照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们对金钱、名望、成功的渴求心态，而弗罗姆在《爱的艺术》开始就谈及了“大多数人都把爱的问题看成主要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看成主动去爱和爱的能力的问题。”“爱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对象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心身能力的问题。人们认为去爱并不困难，但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对象去爱——亦即被适当的对象所爱——却困难重重。”（弗罗姆，孙依依译，1988，p.231-232）虽然被主流心理分析排斥在外，但可以说，弗罗姆的这种论述揭示的就是人们固有的自恋倾向和客体爱与自体自恋需要的关系，唯一不同的是，弗罗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采取的是一种强调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上帝式的信念救赎，而主流心理分析提供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学。
事实上弗罗姆也曾明确地探讨过自恋，并区分了作为个体人格障碍的自恋与所谓的群体自恋（郭永玉，1999，p.188），他已经开始伴随着自恋来解读一些社会历史事件，但是，弗罗姆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神经症与社会表现的联系，而是宏观时代特性与人格结构的关系，或者说他提供的是一种连接心理与社会的社会心理学思路。
正如科胡特所言，“自恋有自己的发展线，最终没有一个个体能够成为不依赖自体客体的人，因而，将终生需要一个对自体客体作出投情性反应的环境以便发挥自己的功能（Michael St. Clair，苏晓波等译，2002，p.191）。”自恋并不是特殊病态人群的专利产品，每一个人的自体都是一个自恋培殖场，品种的好坏取决于过程中自恋需要得到了怎样的对待。1979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夫·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1979）的著作《自恋主义文化》问世，自恋的这种社会心理学道路上的探讨使一本学术类著作成为了美国当年的畅销书。
拉斯奇以发生在60年代的“觉悟运动”为出发点，将人的精神成长和社会文化的变化结合在一起，为自恋的病理原因提供了社会心理学上的解释。他指出自恋主义的气氛已经腐蚀了整个西方文明而上升成为当代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心理特征。“人类一直都是自私的，集体也一直以本民族为中心，但给这些特性贴上心理分析的标签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然而，作为心理病态最突出形式的性格紊乱现象的出现，以及这一发展所反映的性格结构的变化，都产生于我们社会的文化所经历的十分具体的变化——产生于官僚主义、偶像的激增、精神治疗的意识形态、内心生活的理性化、对消费的狂热，最后还产生于家庭生活的变化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化模式。”（Christopher Lasch，1979，p.73-74）
80年代中国科学进步、经济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加缪式的对人生意义的困惑也矗立在我们面前，精神世界的衰亡使“肉体”作为第一焦点呈现在生活中，对90年代的人来说，“活着就好”的这种对生活的无力感让“生”从“生活”中抽离了出来，作为独立的、责任性的事件来经验。一个没有禁忌的“宽容”社会使生活在90年代的中国人认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或许这种幸福和满足也包含了对摆脱长期的、严厉的超我意识压抑的欣快和对被忽视的病态自恋释放的宽容。
事实上90年代的社会文化已经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自恋型性格紊乱的病理特征。王岳川认为90年代的小说模式已经由“‘文学革命’变成了个人角色的转换，叙述人据说不再超越叙述而成为叙述中的一个自恋角色。”（王岳川，2001，p.287） “心理健康意味着打破一切禁忌，并让个人任何一次冲动都得到立刻的满足”（Christopher Lasch，1979，p.43），于是对自我需要满足的追求使金钱、成功、名誉、与众不同变得炙手可热。90年代开始，以体验企业家精神为名创业热潮很快在校园里风起，赤裸地宣称追求成功、成名在校园里被定义为庸俗，但是这种扭曲的自我实现的本质却是急于“让个人任何一次冲动都得到立刻的满足”（Christopher Lasch，1979，p.43）——在所谓的创业过程中来实现体验无所不能的“我”。90年代，传统的家庭关系纽带开始受到冲击。在我们身边，诸多青少年要求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的人格认同，认为自己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希冀存在一种平等、友爱、互相尊重的亲子关系，代际沟通日趋困难，代沟成为最重要的话题出现在日常生活里。90年代，每天都有无数追星族寻找更“酷”更“冷”的新偶像，神话般的完美爱情在电影、电视中反复出现，亲密关系好像只能通过爱情来实现，一切关于贞操的道德问题也随之宵禁。
　　“爱谁谁” 这句北京方言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我们所倡导的“平民主义”文化的社会心态，唯我独尊、唯我独真的体验只有在强调平民、平凡中才不会受到任何打扰与破坏，结果就是在“平民主义”的另一面，人们表现出对“造美运动”失去免疫，甚至对这种造美的生活方式欣赏有嘉、趋之若骛，众所周知，90年代最风火的事情之一就是女性争相在艺术摄影中寻找自己的倩影，而类似于2002年五一假期在上海徐家汇港汇广场上用8万只橙子摆出五一造型的景观造美——为了吸引注意力而根本不具有任何深层价值——也愈演愈烈。
正如荷妮所说，“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既这些问题是由这个文化中存在着的特定生活环境造成的。”（卡伦·荷妮，2001，p.16-17）近期，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童俊医师尝试以自己从事的心理分析的临床实例揭示了我们社会中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童俊，2002）当她在谈到家庭中人际互动与自恋人格障碍的形成时认为，中国家庭的人际互动中很难客观地看待人性，子女也无法建立清晰的自我界限，父母亲总是试图对孩子的行为规定一个又一个禁忌，父母表面化的“无私奉献”是一种虚假的利他，目的是要子女知恩图报以孝心与全心全意的爱来对待他们，共情的能力就很难在这种假象利他的情感关系中培养起来。“自恋型母亲对孩子那不间断却又极其马虎的关心每时每刻都干扰着造成理想挫折的机制。因为她总是把孩子一看成她自身的延伸，于是就对孩子滥施关心，而这种照顾与他的需要是‘截然不合拍’的。她似乎给了孩子过度的关怀，而其实却没有什么真正的温暖。”（Christopher Lasch，1979，p.294）肖群忠认为中西亲子关系的主要差别就体现在孝与友爱之分上（肖群忠，2001，p.425）。以孝为核心的中国家庭倡导的是绝对的尊敬与顺从，亲子关系表现为子女无违于父母的意愿，亲子之间原本应该具有的纯粹情感关系被道德品行的契约关系所取代，这样的契约关系更使子女内化了理想父母的形象，使独立的个体意识无法脱离出来。“通过把孩子当作‘为自己所独自占有的财产’来对待，她助长了他对自己重要性的过高估计，而同时她却让孩子难以承认他对母亲的缺点所感到的失望。”（Christopher Lasch，1979，p.294）
没有了拉斯奇所谓“生活富裕、身体健康、心理安宁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片刻的幻觉”（Christopher Lasch，1979，p.33）的心理治疗的意识形态，却存在着不和谐的亲子关系，90年代，我们开始为我们发育不良的精神结构进行代偿，开放的社会、多元的生活也面临着众多自恋的自体。
















参考资料：

蔡飞（2000）.《自身心理学：精神分析的新范式》.南京：南京师大学报.

童俊（2001）.《精神分析学中的自恋及其自恋性障碍》. 中国心理治疗杂志网络版.

童俊（2002）.《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中国心理治疗杂志网络版.

Michael St. Clair 苏晓波等译（2001）.《现代精神分析圣经——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学》.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卡伦·荷妮 陈收译（2001）.《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弗罗姆 孙依依译（1988）.《爱的艺术》（见《为自己的人》附录）.北京：三联书店.

郭永玉（2001）.《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弗罗姆人本精神分析》.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肖群忠（2001）.《孝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岳川（2001）.《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Christopher Lasch（1979）.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New York:Warner Books,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