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鸭子的男孩》：寻找一种路标
文/发达阿姨
如同徐云在寻找路标一样，应亮也在寻找和确立自己导演生涯的路标过程中。
——题记
“寻父之旅”．成长代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少年成长题材呈现在观众面前，这背后其实隐含着某种社会问题。在当下，成长题材之所以为编剧或导演所关注，更多原因自然是“成长”已经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事实如此，更多的成长影片倾向于描写成长中的代价。
应亮的《背鸭子的男孩》在这个维度上走得很远。影片用很主观化的叙事和意象，描述了少年徐云的成长代价，最后导出的是成长落入宿命的命题。
在这样一部“寻父之旅”的影片中，故事结构虽然圆满，却时刻流露着伤感和惆怅。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中，周青最终不仅寻找到了精神之父朱赫来，并且这位精神之父依然维系着强大的英雄色彩。而《背鸭子的男孩》中，徐云最终虽然找到了父亲徐二，但这位父亲却让人失望。他在外养了其他女人生了娃，仅六年时间就不认得自己的亲子徐云，为了赚取钱财丝毫没有回老家打谷村的想法。
精神之父的坍塌，于徐云而言正是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并导致了他弑父的疯狂举动。之前的寻父之旅中，他已经遭受过两次打击：一次是一路照料他的代表混混阶层的“刀疤脸”被黑白两道所追杀，一次是带着他四处寻找父亲的代表正义的警察最后身受重伤住进医院。三重打击下，徐云的前方道路已没有了引路人的角色（“刀疤脸”和警察都担任过他的引路人角色，影片中这两人都有刮胡子的镜头，这是成人的一种暗示）。
最终，徐云选择了做“刀疤脸”。当然他很不成熟，因为他竟主动找被帮者要钱。徐云选择做“刀疤脸”的角色而非警察角色，体现了导演的某种意图。这种意图其实在吃瓜的这个环节已经暗示过，“男人吃瓜要大口点要有男人样”，这种观念由“刀疤脸”传递给徐云，再由徐云传递给警察。这种顺序已经为徐云后来的选择埋下了伏笔。这种成长中的自觉性选择，带着导演很强烈的社会倾向性和批判性。正常理性的社会引导、家人引导、友人引导的缺失，造就了个人道路的迷茫和终点的未知。
徐云虽然在回家的公车上完成了自己的成长转变，但是他依然做不了他想成为的“刀疤脸”。在山里，徐云用“刀疤脸”给他的五十元钱包起他割下的父亲的头发，一起埋入土里——他似乎要告别。有人问他父亲在哪，要找他父亲谈生意，徐云理也不理人家，挥着并不强壮的双臂大踏步地走向镜头纵深处。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他姿态做足，但是他边走边踢小石子的小动作还是显露出了他潜藏于心的小孩子意识。这似乎在说明，纵然有过如此重大的经历，但徐云的成长道路依然漫长遥远。而这，或许也正是在说明成长的青涩性、不稳定性和无边际性。
同个人最后被无情吞没一样，洪水最后淹没了城市。个人和集体在这时候以各自的形式走向了共同的终点。这是导演着力安排的，也是影片最重要的主题。在影片中，个人成长是明线，而社会成长则是暗线。由个人这条明线带动社会这条暗线，按理说是无法在社会学逻辑上给予足够理由的，但是导演还是选择了这样带有强烈个人写意色彩的处理，于我的理解，更多的是在强化导演的一种态度。导演应亮是上海人，彭珊是四川自贡人，在多次东西部往返中，来自东部的应亮对西部多年来的变化自然深有感触。西部“城乡混杂”的城市成长轨迹，因此成为应亮此部影片的真正关注对象。徐云，只是前台的表演者。
导演对于社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当然，这是一种结局方式。假使是我，我更乐意选择社会暗线依然按它的步伐前进，而个人却找不到方向。这样的反差才能更加强化个人成长宿命的影片命题。
如今，成长宿命已经成为人们虽表面不愿意承认但内心却默然认可的“常理”。在快速发展的当下，个人的无力和无奈越来越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那两只被背的鸭子。在成长中，个人已然没有多少心思关注自己内心的情感。人在成长过程中，自己的选择性有多少？摆在个人面前的选择道路看似很多，但真正能选择的无非一二而已。即使个人有更多的发言权，最终也仅仅是使自己成为社会中的某一些人而已（如同徐云成为“刀疤脸”一样）。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阵痛，社会也是如此，巨大的变革使社会也承受着自古以来最大的压力，而这些又将由谁来买单？
《背鸭子的男孩》有着两张非常诗意的山水画色彩的海报。同青涩甚至苦痛的成长相比，这样的诗意已成为导演内心对于已失去的美好和理想的一种祭奠。就如同影片最后的镜头，徐云立于一棵大树旁，远景，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却能听到导演意味深长的叹气声。
“个人电影”．导演驾驭
在许多场合，我们能听到应亮对于“个人电影”时代的鼓与呼。他认为独立制作看似独立，但依然是“受制于人”的，要受制于投资人，受制于笨重的工业技术，受制于外部的制片和发行环境。而在个人电影时代，软硬件都掌握在个人的手中，拍什么和怎么拍完全由个人决定，拍完以后给不给人看、给谁看也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应亮有一句名言：传统电影就让他过去吧。这种观念来自于他以前拍摄11部短片时的切身体会，同时也影响了他的第一部长片。3万元的低成本、100多名非职业演员的使用、干练的制作队伍……成为应亮个人电影制作的一些标签。
当然，这些简单的数字，并不妨碍影片在视听语言上的匠心。
首先是对于影片声音的重视。我们可以听到许多无声源的音乐，如广播、电视、时代歌曲等等。这些音乐一方面是对灾区搬迁、遍地建设工业园、房地产、社会治安问题等社会现象的反映，一方面则更多的成为影片叙事的推动力。比如电视中播放的“公安部对于王杰的A级通缉令”，刻画了“刀疤脸”的身份，也对徐云内心有着强烈的震动。而催促撤离的“我们接到上级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居民24小时搬迁出城区，火井沱，小桥井，石冈井，磨子井，源渊井居委会……”的紧急广播播放了三四次，在交代了情况紧急的同时，也成为影片节奏的一个气口。又比如讨债人追打徐二时远处传来的雷声，一方面是暴雨将至的反映，另一方面更是暗示了徐云弑父的惊人举动。另外，弥漫于全片的感伤的人声音乐，为影片的惆怅和伤感定下了基调。
第二是影片对长镜头和大景别的推崇。对于镜头和景别的运用，往往可以看出一个导演看待社会的态度。可以说，应亮对社会是非常敏感但同时又是非常冷静的。影片多用大景别，将人物置放在社会大背景中，从而强化导演对于社会环境的表现（影片的纵深镜头很多，且喜在前景搁物以强化纵深）。而长镜头则有利于还原现实流程，增加现实表现的力度。当然，应亮也尽量增加长镜头中的场面调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画面的呆滞感。
第三是影片对于意象和细节的把握能力。比如流水中佛的意象，最后徐云放走的两只鸭子游到佛旁，是徐云寻找成长中内心自由的一种外露，也是导演寻找内心慰藉的一种外露。但是这个镜头并不长，转瞬即逝，也意味着这种情形的不现实。比如前面所提到的刮胡子、吃瓜、和小孩子玩木剑等种种意象；又比如警察一上来脖子就已经受伤，派出所内一片混乱，等等，都有着强烈的意味。
可以说，作为应亮的第一部个人长片，《背鸭子的男孩》是比较成熟和成功的。在影片叙事的结构、叙事线索、立意选择、镜头运用、声音处理等等方面，清晰的导演思路和强有力的导演驾驭能力展示无疑。影片中也因此透露出很明显的导演印记和“野心”。但是，这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明显的导演印记有时恰会成为影片表达力度的一种障碍。影片本身的故事是现实性的，但影片又有着强烈的导演个人意象化色彩，这两者在某些时候很难熨帖在一起。
此外，影片对于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还可以再加强些，因为故事发展中行为的合理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表达。比如从派出所出来后鸭子居然就在路中央，徐云朝三条路折回奔跑，后又被彪车人戏耍，这些都是很意象化的（最初我以为是徐云的臆想，实际却不是）。如果影片在叙事铺垫、情感历程中能有所暗示，会更为合理自然一些。这些说到底还是跟任何处理故事的现实性和表达的意象性两者的关系有关。
作者简介：
张江艺，1978年生于福建。电影、图书出版策划人和评论人。专著有《非常电影：异类风景》，主编有《映画年华——中国电影百年讲述》、《映画神州——中国电影地域纷呈》。撰写相关电影评论文章近百篇。现供职于高等教育出版社，并为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在职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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