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南都.南都史二:生于1997
生于1997
傅剑锋
1997年1月1日零点零分，这一年度广州的第一个婴儿呱呱落地。母亲何凤暖看着孩子那张粉嫩的小脸，目光柔和，爱怜交织。
就在这个时刻，〈南方都市报〉记者刘晨安下了快门。这，就是〈南方都市报〉涅磐新生为日报后的宣言与发刊词。这张照片被以半个版的篇幅登在了同一天诞生的南方都市报的头版头条。
这是一个并不怎么漂亮的婴儿。“但是，有几个婴儿在一出生就漂亮呢？谁能否定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它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当年编辑了这张图片的庄慎之笑着反问。
这一问是八年以后，是南方都市报长成一棵扎根在整个珠三角的大榕树之后。而八年以前的那一幕幕，依然像模板一样刻在南方都市报创业者们的记忆里。
一出生就“离经背道”
这张照片不但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刊宣言，还是它对一个基本理念的宣言。
在出刊前的几天，编委会已经定下来，不写发刊词，就用一幅第一时间生在1997年的新生婴儿的照片来寓意行了。但是怎么拍照片呢？一定能拍到第一时间出生的婴儿吗？如果这个婴儿不是出生在零点零分怎么办？有人就提出：“这很简单啊，随便拍个婴儿充第一时间行了。”，也有人提出：“也有人提出，如果没有婴儿出生在零点零分，就写成零点零分行了，反正不可能有人来追问。”结果这种论调一出，引起大多数人群情激昂的反对：“怎么能够讲假话，一张报纸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假话。讲假话还有希望吗？”
最后大家决定，仅可能找到第一时间出生的婴儿，这个孩子出生在什么就写什么时候。1996年12月31日深夜，五路摄影记者猫在了广州五个医院的产房，而刘晨居然如愿以偿地拍到了那张照片。
早在这张报纸诞生前就已经拟定的〈南方都市管理大纲〉的“核心价值观”也因此落到了地上——“承认有不可以讲的真话，但不可以讲假话；承认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承认媒体的独立性需要时间，但公正性刻不容缓”。
这一天出街的报纸一改南方都市报做周报时的大开版本，而是24版的小开报纸（此后一年的日报为16版），这在广州没有过，甚至在全国也很少见，一时广州报界讥之为“小报”。“时间会证明我们是对的。”程益中对这种讥讽不屑一顾。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份针对市民的报纸，首先要做到就是阅读方便，尤其是在公交车上，小开的报纸就不会对旁边的乘客造在不便，当时广州的地铁已经开始建造，小开也更能适应地铁时代的到来。“当时这样的形式是有些离经背道的，因为那时广州人读惯了大开的报纸，而我们所做的，只是告诉他们，这样的形式并不一定是应该如此的，实用才是审美最重要的出发点，这就古人说的‘羊大为美’。更为重要的是，这说明不只是内容、在形式上我们也和同城报纸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就不想和他们同质竞争，一开始我们就想做新规则的制订者。”程益中解释。
循着这一思想，都市报开始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创新。此前“全国都是一张《新民晚报》”，版面犬牙交错，读起与来并不很方便。于是南方都市报喊出了“绝不学习《新民晚报》的小鼻子小眼，绝不做第401家《新民晚报》”的口号，开始了独树一枝地大标题、大图片，甚至出现了1997年小平逝世时的用一个封面版块刊登小平遗照这种此前在国内极其罕见的处理方式。还创造了版面的模块化处理方式，文章不再是犬牙交错，而像砌砖似的一块块，读起来很方便。标题也逐步走向所谓的“浓眉大目”，即使在报亭的几米开外读者也能看清头条标题说了什么。为了遵循国内市民的日常阅读习惯，到1997年下半年已基本杜绝了还在其它同城报纸经常出现的竖排报道。
这种“离经叛道”还表现在发行上，这一年南方都市报继广州日报之后开始脱离邮发，走自办发行的道路。副主编谭军波组建了王钧这一等干将。王钧记得，那时她还在采访部，记者梦被一纸内部调动中断了，她哭着来到了那个还不到十平方米的发行部。但她和这支队伍很快壮进入状况，他们在广州和珠三角开始所谓的“扫楼行动”，一家一户的敲门推销订报纸。
这张报纸甚至报纸上颜色都显得有点“离经背道”，基调是红与黄，看起来很醒目，但被一些同城媒体讥讽为“俗气”。在出刊前都市报内部也有人提出这个意见，但程益中还是力排众议确定了这一颜色基调，并延用至今。程益中的解释是，都市报一开始就想醒目点，冲击力大点，并且给人红红火火，热热烈烈的感觉。“这种外形，多少与它这种崛起于阡陌的时势有关，与立志要做一个报业革新者的气质有关，它当然要作派得张扬一些、激烈一些、职业感一些。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不和他们同质竞争的市场技巧。”程益中回顾。
至于这一年终于可以让同城媒体说一声“这个坏小子有点不简单”的“离经背道”是对“戴安娜之死”的报道。这种消息其它报纸一般发个消息，最多也是发个通讯了事。但南方都市报偏要大动干戈，精通外语的连清川等人，靠着一台动不动就掉线“抗议”的电脑，大量地翻译有关戴安娜的外电，（？）个编辑连夜作业，第二天一出街，三个图文并茂的整版，成了报摊里最抢眼最叫好的报纸，也开创了国内报纸全方位报道国际大事的资讯方式，程益中的看法认为“这是对传统新闻观的挑战”。
这张报纸还敢于把传统意义上认为是负面的一些突发新闻与社会新闻也放到头版。当时程益中面对各种诘难的回答是：“新闻没有正负之分，只有真假之分。新闻的根本性，乃是真实性。新闻的尺度，乃是新闻价值”，“说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在贩卖消息。这就是说，我们要经常替买方想一想”。几年以后，程益中在回顾这一过程时后，这一切努力其实在解决都市报“有与无”的问题，当时如果不做出不一样的新闻产品，那么都市报就会没人看，就会“无”，所以说，“另类是为了更主流”。一旦走入“主流”后，就”不要再喊打喊杀”了，就要“做一个智慧的建设者”，“以强烈的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南方都市报提升到一个暂新的高度”。
在总结这一系的“离经背道”时，程益中说：“他们所谓的离经背道，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没有遵循常规，而遵守了常识而已。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恢复常识，恢复（市场化）办报的常识与新闻操作的常识。”
小米加步枪上战场
这一年，广州报业市场竞争达到白热化之时。《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开始扩版扩版再扩版，改版改版再改版，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竞争浪潮。“广州，‘三国演义’开始上演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惊呼。但在时任主编的关健看来，“这种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旧格局下的座次之争，它不代表全新的市场经济理念”。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关健与程益中指挥着一干热血新闻青年，带着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上战场了。他们要趁竞争对手还没注意的时候悄悄长大。
说那是“小米加步枪”一点也不夸张。
那时分管该报的南方日报编委分别是范以锦、王春芙、李民英，李与南方都市报的主编、副主编关键、程益中、张建平、张志光、谭军波、朱德付和一干主编、副主编及七八十名编辑记者都窝在16楼。刚开始时，这些主编、编辑和记者的办公室里连一台电脑都没有。记者都是手写稿件，遇到一些急稿，编辑就在旁边等，记者写好一张，编辑就拿一张往15楼的电脑室跑，如果记者写了十页纸，编辑就得来来回回跑十趟。这就导致编辑效率奇低，庄慎之回忆，像他当头版编辑时，再一等一些忽发稿，编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然后，他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他温暖的杨箕村出租屋。但有一天出了点意外，那天他又编版到凌晨三点，背着包走在路灯错黄的街道上。这时庄慎之忽然听到背后猛一声：“站住！”庄慎之吓了一跳，拔腿就跑。后面的人越追越紧，庄慎之终于撑不住了，被那人追上。原来那人是个巡街查夜的保安。这一场虚惊一时成为编辑们自我解嘲辛苦工作的笑谈。
但这些还不算什么，他们虽然辛苦而勒奋地工作着，但出报开始已经有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因为这张新生的报纸没有多少储备资金，也拉不到多少广告，实在拿不出钱发工资。许多流浪记者差不多开始连房租金也付不起了，大家只好向主编关健借钱。关健因此觉得对不起下属，非常伤心。分管南方都市报、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现为南方日报社长）看到这一困难，就说动了顺德农行订阅南方都市报。顺德农行三千份的订报款才终于缓解了南方都市报的柴米之苦。
更为不堪的是，关健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南方日报的电梯里碰到这样的外报熟人：”但开始的时候，由于很难拉到广告，整体资金运转太慢，员工的稿费常常被迟发，南方日报和其它子报给南方都市报写的外稿稿费也经常被迟发，只要碰到都市报员工，那些作者就会说：“老关，你们都市报发稿费也真够慢的，什么时候发啊。”关健在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灰头土脸。有一次则让关健更为尴尬，那次他正在办公室接待一位广告客户，一位熟人路过关健的办公室口无遮拦地问：“老关，你们欠我稿费的时间也太长了。”关健一下子在客户面前一下子觉得丢尽面子。当时的记者刘庆（现任南方都市报？）回忆，不只是关健，当时的编辑记者也经常遇到这种类似的尴尬。
但这类尴尬相对一张新纸员工在外面所遇到的不理解甚至歧视，又只能算小菜一碟。有一次记者孙雪东（现任新京报副总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方赠送了其它每个记者一个绣球，孙雪东看到篮子里还有很多个，觉得好玩，也拿了一个。结果会议方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就说：“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怎么有资格来拿绣球？”并从他手里去抠这个绣球。孙雪东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死也不肯松开手，最后他一把将绣球扔出窗外，冲出了会议室。回到报社后，他忍不住哭了，大家就安慰他：“都市报人是好样的，要哭也不能在外面哭。”
“我们当初就是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发奋自强的。”刘庆八年后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不胜感慨。
刘庆记得，都市报刚开始创办日报时，如果政府部门开什么会议，都市报记者不可能接到邀请函。如果到了会场，管门的人也会说“我没听到这张报纸”有的甚至还会说“你是不是假记者”来拒绝。刘庆就会恳求他们：“我只要进会场听听行了，我不要你们的车旅费（那时记者去开会会议方一般会给记者五十至一百元不等的红包）”。但这样仍然常常进不去了会场，她只能在外面等发善心的其它记者给她复印一下材料。连中央媒体的不少驻站记者都被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他们就会悄悄帮助刘庆那样的记者。现在新京报的社长戴自更那时就是其中之一，他因此和南方都市报结下了最初的交情与缘份，并为若干年后的南方日报集团与光明日报集团共同创办新京报的报业佳话埋下了这一缘分的伏笔。
有一次她偶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广州推广无铅汽油推广的资料。其它记者只要了资料内容，而刘庆却采访了司机对使用无铅汽油的感受，稿子生动又贴近读者，和当时的常规写法也不一样。结果这篇稿子被发在了头版头条，而其它报纸有的只发了条简讯，有的甚至没有发。这让其它所有跑环保线的记者都很羡慕。
这种羡慕是有理由的。那时只有南方都市报的关健尽量为年轻人提供舞台，以“无为而治”自许，尽量让年轻人施展才能。创业者们事后回忆，那些即使看来惊世骇俗的想法，只要有理有据地说服了他，他就会放手让你去做，他只把握大的方向。那次“戴安娜之死”的报道就是关健接受了庄慎之等部下的建设后放开让他们一搏的。
他平常看起来还是比较严肃的，但和他喝酒时很豪爽，和他对话也可以很平等。据传有一次刘晨和关健争辩一个业务问题，激烈到拍着桌子的程度，但事后刘晨一点也没事。“这种事除了在都市报，放在广州其它任何一个报社都是这不可能的。”庄慎之也深以为然：“南方都市报这个孩子刚出生时，老关不是把它放在一个格子里，而是给它一个足够的成长空间，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给了都市报本身以及它的员工无限可能性的创造性成长。”
关健营造的这种氛围，让这些只有小米加步枪的战士们甘心投入所有的力气去左冲右突，“充满了梦想，大家形成了一个信念，觉得一定会干出一番事业，一定会超过其它报纸。”像庄慎之那样的早期的创业者们回忆，那时的都市报就象一个家，关健动不动就请大家一起喝酒，外面受了委屈在这里得到了完全化解。当时，有数家同城媒体欲挖像新星一样升起的刘庆，但刘庆没有走：“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一切，受到了都市报的左右，我已经无法离开这么一个相亲相爱同甘共苦的团队，无法离开这个给我创造空间的平台，如果让我离开，我会泪流满面。”
当时的采访部副主任任天阳认为，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之所以能自强不息，是在外部环境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营造了一个同甘共苦的小环境，这使他们能杀出一条血路。
也是在这一年，张蜀梅，这个长头发、大胆子、精力充沛、善于磨人善于沟通又急性子的女流浪记者，带着“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为南方都市报的社会新闻上杀将出一条血路。和她一同杀将出去还有后来成为国内第一批暗访记者的石野、曾华锋等都市报记者。她称后来会玩命地干，就是因为“太喜爱这个像一家人一样的团队了，太喜欢那种平等、宽容、可以不断地发挥创造力的工作氛围。都市报的人大都是性情中人，我也不例外。”
时任采访部副主任的任天阳交给张蜀梅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挖掘某政府部门的新闻富矿，那时其它媒体还没注意上这个渠道，而事实上相当部分社会新闻都会集中于这一部门。张蜀梅好一番软磨硬泡，终于使其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成了她的朋友。
张蜀梅清楚地记得南方都市报第一个震动全城的社会新闻的采写过程。那是1997年5月份的一天，天气闷热。傍晚时分，一声惊雷炸响，站在窗户口看着天空的任天阳说：“这天气，好像要出什么事啊。”任天阳说完这话不久，张蜀梅的传呼机响了，传呼机上显示：盘福路上被炸雷劈断的古树砸伤了人。提供这条信息的人是那个部门的一位朋友。第二天，这个图文并茂的突发新闻大型报道占去了头版的大部分版画，同城媒体极为震惊，因为他们很少以这种方式处理过这类“负面新闻”，但南方都市报的人性化写法和对抢救人员的描述消解了“负面新闻”的成见。
自此以后，张蜀梅一发不可收入：“我是个急性子，有时半夜传呼机接到报料电话，我就会穿着睡衣从19楼的宿舍冲到16楼的办公室回电话，凌晨三四点钟和摄影记者李向新去赶现场也是家常便饭。”不少条件好点的同城媒体记者已经配备了手机与采访专车，但张蜀梅一般只能乘摄影记者李向新的自行车，急的时候就自已掏钱打的，但居然还获得了“比120跑得还快的是张蜀梅”的业界称誉。张蜀梅还通过她的勤奋一举打破了一家同城媒体的医疗新闻垄断。
而更富传奇的是流浪记者谭志良，在连什么是新闻还不是很明白的情况下，居然斗胆问副主编朱德：他可不可以写点新闻连载。朱德付听后作了些原则性的指导就鼓励他去尝试。谭志良就白天采访，晚上窝在杨箕村出租屋，用小木板垫在膝盖上开出了那数万字的《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结果吸引了大量读者。此后他乐此不疲地发表了27部新闻连载，超过了50万字。“这些作品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可能有一些值得商榷与反思的地方，但当时真得给了我创造的无限的热情、创造力与信心。”谭志良难忘那样的时光。
这一年，采访部副主任任天阳一面带着他的士兵冲锋陷阵，一面开始那时全方位地培养职业报料人，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包括如民航这样一些行业部门，还包括对摩的司机、出租车司机等社会接触面广的人员。
都市报的新闻人就这样开始从社会新闻这个阵地杀出重围、顾盼自雄。
成长的秘密与管理的真相
都市报不只是早期出现了这样能片善战的团队，这八年来还哺育了被称为“南都系”的一大批啧咤中国报坛风云的报人与记者，如现在的京华时报总编辑朱德付、新京报总编杨斌就出自这一团队。
在外人看来这像个奇迹，但在南方都市报企业制度的设计者程益中看来，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我们所有管理的真相不是压制人，而是解放人。这正是全部制度设计的灵魂与依据，也是奇迹产生的原因。”程益中说。他早在1997年就在写下：“这使我们与其它各大报相比，有许多的优势：我们生猛，我们轻便，我们没有包袱，我们没有框框，天地那么大，而我们那么有知识，有见解。我们是广州唯一没有大报病的大报。”
程益中说的这些并不是虚言，都市报早期的创业者们回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已的责任田里最大可能地发挥。当时的编辑夏毅陶（现任副总编）对都市报一开始就实行的责任编辑制就记忆深刻。有一次她创造性地编辑了一个版面，程益中就极富个性色彩地在评报上作评：“夏毅陶，票房可以保证。”这一度让夏毅陶激情高涨。当时包括程益中在内的所有高层管理者，都不会去修改编辑文章中的错别字之类的东西，他们只管把握一些方向性问题。“这是分层管理，分权问责。主编不能来做高级编辑，具体的事情应该充许每个员工发挥创造力。”程益中。但他的问责也是极其严厉的。一次一个编辑编的版面别子连篇，程益中评稿得四个字是“丧尽天良！”对此，程益中在这一年写的业务讨论中写道：“为什么本报采取责任编辑‘制作人制’？为什么本报奉行‘向责编倾斜’的政策？这是因为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报纸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编辑水平的竞争，不好的记者只是一个零，而不好的编辑则是一个负数”，“我们将获得巨大的光荣，当然现在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将获得更高的报酬，当然现在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
程益中承认，这种管理一开始就深受关健“无为而治”的影响，他因此清晰地意识到，对一个领导者来说，他更应该知道什么不该管。“管得太严的父亲都会有很散漫的儿子，一个管得很松的父亲却会有一个很负责任的儿子。而都市报的管理，是相信他的能力与责任心，让每个人都能够都发挥他的激情与人生价值。”程益中阐述。
但有时程益中实在不满意一些版面时，也会说：“我做个版给你们看看。”然后他直接参与编辑。夏毅陶记得特别清楚地的是，有一段时间她和杨斌对什么样才是好版面而困惑，就去找程益中讨论，程益中想了想画了个“浓眉大目”的版，杨斌把它复印了贴在墙上，这就是现在都市报基本版面风格的由来。
不过他更多地是通过评级制来控制整份报纸的质量。他给文字、图片、编辑、版式这四项每个细分了十个度量标准进行度量，根据都市报的市场化特点，独家、创新、冲击力、信息量、贴近性、服务性成了重要的评价标准。并且，他所设计的这种评级必须是掌握在直接主管者手中，而不是像其它一报社那样管理者与评介者是分离的。“只有管理权与评介权的合一才能有利于公正的评介，把新闻产品的责量控制牢牢地控制在管理者手中。”程益中分析。
程益中很快看到这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发现杨斌编辑的比较有创意，比较善于前期介入记者的新闻调查与策划，就给杨斌作出了比较好的评价，结果整个编辑部出现了向好版面看齐的风气。
当然这种评介不是单向的，而是公开的，互动的。编辑蔡秀娟不服程益中3月1日的版面评价，就以红笔书写“莫名其妙”反驳，类似这种交流在翻阅当年的评级表里屡见不鲜。早期的创业者们回忆，如果对评介有什么不满，大家甚至可以贴在评报栏里贴大字报反驳。庄慎之有一次也不满程益中的评级，就给他写了一封信。程益中回了一封公开信。八年过去了，庄慎之还珍藏着这封信：“......每个人都在为掌声而葆有激情。我们有这种需要，也要理解别人这种需要。我们现在这么年轻，有朝气，来得及塑造自己。所以遭遇挫折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付挫折的办法是，把挫折理解成淬火工序--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我有时难免会对大家说一些比较严厉的话，但说过了就感到后悔，觉得很对不住大家.....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真的要大家原谅。不骂人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可爱的人。我骂过的人，在我心中还是一个可爱的人”。这整封信真诚且激情扬溢，并且还在信未鼓励大家要“保持可贵的个性”。
这种评介显然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良性沟通的方式，而这利评介的结果就是——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要求是公开、机会公平，“坚持质量优先，效率为重，多劳多得，优劳优劳优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价值分配原则”，上不封顶的政策甚至使一些勤奋而优秀的编辑记者的奖金高于他的直接上司，这在大多数报社几乎至今都是不可能的，但在南方都市报至今屡见不鲜，正是这激发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我指挥整个团队离不开这个秘密武器。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这就是那根杠杆。”程益中说。
程益中后来对此的总结是“制度好，虫变龙”，“进行制度创新，确保南方都市报成为制度型企业.....规避人治企业与能人共进退、人亡政息、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历史周期规律”。
这一年，关健、程益中写下了像占卜者一样预言了未来的“五年规划”，后来的财务人员发现，不只是基本目标，甚至“计划”的一些具体数据都和实际发展相似：
第一年（1997）解决“有与无”的问题（完成奠基工作），第二年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摆脱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第三年解决“上与下”的问题（拼力进位解决温饱），第四年解决“大与小”的问题（由边缘走向主流），第五年“强与弱”的问题（向走强大建成现代企业）。
这一年，南方都市报雄心勃勃，像个早慧的孩子一样上路了，鲜花就在他远方，而命运却在他脚下......
怀念南都.南都史之三: 一群城市之船上的了望者
一群城市之船上的了望者
<深圳,你被谁抛弃>大型策划报道之策划纪录
傅剑锋
2003年1月4日夜，南方都市报第六个年头激情燃烧的时光。
广州城一卡拉OK厅内，一群南方都市报青年正在大杯喝酒，击节高歌，激辩时势直抒意气。
那组后来震动深圳、影响广东、盛传海内外的“深圳，你被谁抛弃”系列报道，正在这种气氛中酝酿最初的可能性。这对都市报人好像已经是个习惯，一些创造性的想法总是如此激情的产物，就像南方报业的那个社徽——凤凰总是在火中闪耀光芒。
（一）
这天下午，时任南方都市报主编的程益中在年终总结会上说，走过六年的南方都市报已经很强大了，2002年广告额已达8.2亿万，发行量也逾一百二十万份，但强大远不是都市报的目标，南方都市报要从强大走向伟大。而时任副主编的庄慎之认为：“我觉得一张伟大的报纸应该有一种深入人心的认同感，它会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称之为“主流就是力量”的办报口号也因此被提了出来，一个将印证这个新主张的大举动将要降生。“降生”是就在这个晚上的这个酒吧——由程益中拍板，由深圳记者站执行，做在深圳朝野引起震动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大型调查，促使所有深圳人直面“深圳，你被谁抛弃”这一尖锐的追问。
这是一个在南方都市报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味的决定，南方都市报的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做个案、做那些激浊扬清的社会新闻的时代。他们要借机打造一份主流大报的新力量——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对于一个城市命运的思考和一个城市发展的推动：他们要做一个站在社会之船桅杆上的了望者。
决策是在这杯酒之间敲定，而程益中的权衡与酝酿其实已经很久了。
早在2002年12月初，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原站长王跃春（现行新京报副总编）就获知了这篇网文。那天暮色四合，她正收拾东西下班，主跑时政新闻的副手苟骅（现任深圳新闻部主任）拿来一叠厚厚的打印件，说有篇网络文章很火，连政府官员开会的时候都谈论，他自已读了三篇还觉意犹未尽。这篇网文的作者叫“我为伊狂”，王跃春夏读罢全文，极为震动，网文对招行“迁都”、治安、二线关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文中弥漫的浓重的失落情绪也深深感染了她———深圳，你怎么了，你被谁抛弃？文章迅速传到了分管区域新闻部的副主编杨斌的邮箱里
，随后程益中的案头也有了一份。
程益中谈及初次接触《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感受时曾说：“这几年来南方都市报在深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一直在研究深圳......想对深圳的现状和发展进行反思和探讨。这篇网文的出现使我们感觉到机会来了。”副主编杨斌（现任新京报总编辑）提出，可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为线，网罗2002年来发生的事件对深圳做个年度回顾。可是把方案做
出来后，感觉不太妥，失落、悲观的意味太重，不可行。程益中说：“那就放一放，寻找更好的机会再做。”
机会来自2003年年初召开的深圳市委三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称“深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深圳一马当先、独领风骚的局面已经改变”，她提出深圳一定要“跳出深圳发展深圳”。而1月3日下午闭幕会上，市长于幼军公开、正面谈论《深圳，你被谁抛弃》，并掷地有声地回应：“只要深圳人不自己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在这次会议上，余幼军还公布了一个内部调查结果，在全市1500余名科级以上官员中，已有九成看过那篇文章！
“作为市长，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公开回应一位市民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老实说我个人感到非常意外，也非常敬佩，这是一个有胆识、有气度的务实的市长。”程益中据此在1月4日的夜晚下了要做这个调查的决心。他对副主编者杨斌说：“既要对过去积累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又要提出有建设性的、温和的、善意的建议。要帮忙，不要添乱。”
王跃春忆及当时情景，犹觉荡气回肠：“像我们所有做过的好新闻一样，它注定是激情的产品。网文如此，我们的新闻作品也是如此。我所珍视的不是新闻本身，而是我们为之共同付出的激情和那个激情澎湃的团队。”
就在程益中作出决定的第二天，王跃春带着这个“激情澎湃的团队”返回深圳，另一个“激动澎湃的团队”——那些居住广州的编辑则在翘首企盼。他们是3年前为了南方都市报实现广深“双城战略”而成立的。初时记者站只有6名记者，到2003年已发展至26人。闻名全国的三战ABA、南山“无病诊出性病”、追踪黑豆腐等报道就是他们的杰作。这一次，他们是不是也将不辱使命？
（二）
1月6日，深圳各媒体统一刊发了深圳市委三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的通稿。
而南都已经在运乔迁帷幄，这一天王跃春利索地把“我为伊狂”这篇1.8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网文拆分成１０个部分，然后安排记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寻找政府部门对应的说法。
王跃春，这个对新闻事件有着“疱丁解牛”般技艺的女人在深圳记者站有着神奇的号召力。她三十余岁，目光温润，脸色有苹果红，平常喜欢扎着辫子，喜欢笑着和部下说话，还喜欢和部下一起点盒饭和肯德鸡，所以部下们把她当姐姐，叫她“春姐”。然而她又是一个理想气质很浓的“姐姐”，她说要在深圳记者站创造南方新闻界最平等、最透明、最阳光、最有凝固力的工作氛围，她喜欢和记者们一起讨论问题不断碰撞火花，一旦决定下来必百折不回。2001年她连续与部下八个月三战ABA这个大型诈骗集团，外柔内刚的个性因此表露无疑。正是这成了她神奇号召力的根源。
参与王跃春指挥的这起“兵团作战”记者共有九名记者，其中有三员大将。
一个叫苟华，瘦瘦高高，双目炯炯，工作不知疲倦，曾创造过一个月内写下一百余篇高质量时政新闻的记录。也正是他，最早从政府官员那
里获知了《深圳，你被抛弃了吗》的流传，最早获知了余幼军在市委会议上对网文的正面回应。
一个叫魏海波，比苟华还要瘦一些，喜欢微笑，曾在短短的时间内和深圳的法院、检察院建立了良好的通讯网络，在与人打交道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能力。正是他，在后来联系市长与“我为伊狂”对话上起了关键性作用。
另一个叫普德法，和前面的两员大将一样瘦高。他曾卧底ABA诈骗集团，并奇迹般地获得了核心内幕，有着不同寻常的突破能力。
这一天他们全面出击，短短一个工作日就采写了七个版的稿件。“我们被这篇文章，被对深圳一贯以来的感情完全地激发起来了。整个记者站除了激情还是激情，大家都盼着它（稿件）快出来啊。”这种回忆现在还使普德法兴奋。
这种激情也感染了广州的深圳新闻编辑们，杨斌则沉稳地坐镇编辑部，要求编辑们既要做得声势浩大，又要有理有节。
1月7日，周二，南方都市报以7个版的篇幅抛出《深圳，你被抛弃了吗？》专题报道，并配发社评《深圳的未来不是特殊而是特色》。《五巨头欲“迁都”上海？》、《深圳有情香港无意？》等１０个层层递进的问句，“原文摘录”、“记者调查”、“政府回应”三段式独特的解读方式，一气呵成。
报纸甫一出街，全城为之轰动。当天，深圳记者站的热线电话被读者打爆了，参与接电话的记者张小玲回忆：“那时正是接得手都软了。”
热心读者争相诉说人在深圳的种种遭遇、迷惑、疑难，并热情地为政府出谋划策开出良方。新浪、搜狐、深圳热线等网站纷纷转载，一时跟帖如云，这个一度在网上流传的话题以新的内涵、新的热度迅速向全国蔓延。
当晚八时，整个记者站一片热腾，一个个键盘上只见翻飞的双手，明天就要有更深入的反馈报道出笼了。
突然眼前一黑，电脑屏幕跟着一闪而灭，停电了！“我的稿件还没存。”记者张小玲几乎要哭了，整个记者站急成一团糟。供电部门的答复更如冷水倾盆：大约要两三个小时才有可能恢复供电。怎么办？身在广州的编辑们不得不紧急做出两手准备，万一记者的稿件无法完成，已经定下的７个版可不能开天窗啊。
王跃春再次显示她百折不回性格：“无论如何都要把稿赶出来！如果报道因为停电流产，你们每个人都会遗憾一辈子。”她让家里有电脑的记者立即打的回家写，其他没办法的人就点蜡烛手写，写完了上街找传真机传稿。她甚至还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让大家把主机扛上（多数记者的稿子写了一半都存在电脑里），去“抢占”一个网吧，在那里赶稿。不过这个想法还没来得及实施，有人发现记者站大楼的电脑房有备用电源，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拆下主机转战电脑房。楼下士多店的蜡烛被全部买来，十几号人就在烛光下击键如飞……
事后说起“停电事件”，王跃春十分感慨，就是因为这个报道激发了大家的情绪，大家怀着对深圳的热爱，才如此全情投入，才克服了难关。”
停电危机终于对付过去了，编辑部则在应对另一场危机。编辑发现，记者跟据读者反馈整理出的十大问题，包括政府效率、治安、交通、城管等，全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热点问题，但言辞有过激之处，当几个大样放在一起时感觉太负面了。杨斌临危定调，换了一个角度，把原定的“十大检讨”调整为“十大期盼”。
杨斌是这样解释这种处理手法的：“我们能理解市民的感情，他们对深圳是爱之深责之切。深圳目前确实凸显出较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相对的，都是累积的，也都是阶段性的，对它进行完全负面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也是有害无利的。所以我们从‘期盼’而不是‘检讨’的角度进行操作，真可谓用心良苦。”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这种微妙的转变决定了整个深圳问题的讨论得以向理性、建设性的方向深入。
王跃春认为：“这正是我们发自心底爱深圳的感情决定的，这一情感出发点决定了我们的专题报道一定是真实的、真诚的、积极的、建设性。”
庄慎之则认为，这一事件已经表明，都市报具有了一张主流报纸的自觉，“我们的目的是推动这个社会协调稳定地向前发展”，“都市报已经超越了大胆，她清楚危险的边界......更关键的是，都市报现在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立场”。
（三）
紧接着，报道从讨论深圳问题转而向第一个戏剧性高潮前进：
网文作者“我为伊狂”到底是谁？所有的人都对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兴趣浓郁。不只是普通记读者，据说连深圳市的政府官员也到
处在调查和猜测这个“他是谁”的问题。
然而报纸不敢登“寻人启示”，怕招来许多冒名者而无法应付。
2003年1月8日下午四点多，王跃春接到一位神秘女性的电话：
“我是‘我为伊狂’的朋友，想知道贵报为什么要找作者。”
“找作者的目的是想请他（她）来领稿费。”王跃春想都没想。
“作者站出来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例如会不会被抓进监狱？”
“你以为这是什么年代？”王跃春反问。随后，王跃春告诉了她自已的手机号码。半个小时后，王跃春的手机接到一个来自陌生手机的短信息：“你好，我朋友是《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的作者，只是他现在有点不方便，因此他希望通过伊妹儿联系。”王跃春立即花了10分钟时间给“我为伊狂”发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邮件：“我也是武大的，我为你骄傲和自豪！”20分钟后，那个陌生手机发来第二条短信息：“我们都很自豪啊。他（指“我为伊狂”）的朋友一半让他站出来，一半让他沉默，他真的还没有想好。”王跃春不敢逼“他”，甚至不敢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我担心急于求成反而会把作者吓跑。”王跃春事后忆起依然觉得很有趣。于是，那天从下午到晚上，王跃春跟那个陌生手机来来回回发了十几条短信，最终敲定在网上与作者对话。而事后发现，那个陌生手机其实就是“我为伊狂”自已的，他一直冒充“作者的朋友”与王跃春联系，竟然也能毫无破绽。
与此同时，南方都市报报邮箱也接到网文作者的“我为伊狂”的邮件。他在信中自述写作动机：他是对深圳爱之深责之切，“我只不过是把这股情绪引爆了而已”，并且因于市长于幼军的正面回应而“佩服深圳市委市府的气度”。信中还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需要所有深圳人、所有关心和热爱深圳的人继续探讨.......贵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场所”。
杨斌在和程益中讨论对策时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的目标是设法促成作者与于幼军市长见面，将讨论本身和网文作者追踪两条线重新融合，达到高潮。对杨斌这个想法，当时很多编辑记者都觉得过于理想化，认为无论是“我为伊狂”还是于幼军，都会有可以理解的较大的顾虑，更别说是否能及时联系到他们了。杨斌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二人可以对话，对“我为伊狂”来说，无疑能最大程度地达成他热爱深圳为深圳进言的初衷；对于幼军来说，“我为伊狂”明显已经成为民间声音的象征和典型的市民代表，于幼军不仅有着常人都有的基本的好奇心，更因为他是一个愿干事、有个性的领导，他未必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代表他个人和整个市政府直接与“我为伊狂”对话。
次日（2003年1月9日）见报的报道开始分成两条线并列进行：一是承接前两天继续讨论《深圳，你被抛弃了吗》；另一条线则是追踪神秘作者，作者和记者如约在网上对话，通过对放“我为伊狂”终于透露是金融界人士。南方都市报还巧妙地问“我为伊狂”：你想不想和于幼军市长见面？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邀约，是说给于幼军市长听的。
而这天报纸的头条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考察深圳的消息，指出“创新是深圳的灵魂，是领先的法宝”。这天关于深圳的重要消息还有于幼军出席市外经贸工作会议，他透露了二线关车辆检查费铁定取消等一系列营造环境的利好消息。当这些信息让人感觉出与南方都市报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连续报道《深圳，你被抛弃了吗》之间微妙的联系。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当天下午王跃春打电话给杨斌，说下午５点半市里有个颁奖活动，于幼军肯定出席。杨斌立即下令派得力干将魏海波去，并下了死命令，一定问于“‘我为伊狂’想和你见面，你同不同意”。
魏海波在会场守到下午六点半会议快结束时还没有机会和于幼军说话，眼看着机会稍纵即逝，他不顾一切挤到被科技精英们围着的市长面前：“于市长，我们找到了《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于幼军笑道：“我知道了。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要见一见！”眼看梦想成真，激动的魏海波朝着市长大吼了一声（因为现场很吵）：“我以后怎么找你啊？”于幼军一听，再一次暂停了与科技精英们的谈话，转身把魏海波领到郑秘书跟前，要郑秘书为他安排时间。
与此时同，南方都市报把深圳发展问题和两会中讨论的“珠三角如何整合”结果起来深化原来的讨论。于幼军作会人大代表，则提出“行政三分制”改革，并在1月18日回应公众“深圳正当妙龄充满活力”。
也是在这一天，“我为伊狂”与市长对话的时间约定在了第二天。“我为伊狂”终于现身南方都市报记者站，这是一个瘦而内秀、年约三
十的男青年，他向王跃春递上一张写着奇怪名字的名片，用带着明显的湖北口音说：“师姐，我叫呙中校。”
2003年1月19日，他和于幼军在广州展开了那场闻名海内外的对话。于幼军评价这是一次平等、坦诚、民主的对话，“感谢你的文章给深圳击一猛掌”。
此举一时引起海内外轰动。香港《明报》评价是中国大陆“开省部级高官与网民对话之先河”，中国《新闻周刊》主编钟诚称“身处北京，也能感觉到它辐射来的热度。这同时也是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一次成功的合作。当于幼军、‘我为伊狂’还有你们报社的记者坐在一起时，我觉得这是个有象征意义的画面，它不仅仅意味着深圳市政府的大度，也意味着网络媒体的崛起。”
而新周刊在给2003年度网络风云人物呙中校颁将时称终结了网上言论“网络灌水和宣泄的浅层价值的命运”。此语就像一个预言，此后网上舆论确实越来越受官方重视。此后，传统媒体开始有选择地与网上舆论互动，推动了黑龙江宝马撞人案等一个又一个的事件的解决。
呙中校也深有感触，“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这座城市的希望所在，那就是这个城市是有一群具有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诉求的年轻人的”，“当然，如果没有南都这样的主流媒体来报道，这个事件的广度和深度难以扩展，也就难以成为标志性事件。对于深圳市政府和深圳市民来说，这个事件让他们意识到了网络舆论的巨大影响，意识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传统媒体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而深圳学者李红光则跟据这一讨论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探究深圳地方公共政策的创新研究，探究一份报纸与一个城市是如何同呼吸共命运的。
即使到了这一年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报道还余音未绝——呙中校因为那篇网文和那场与市长的对话而被国务院赴深调研组特邀发言。
也是在这一年七月份，程益中、杨斌、谭志良带着新闻部的编辑们与深圳记者站的记者聚于深圳荔枝公园的湖边酒吧。是夜，月映荔湖，众人把酒临风，或高歌或浅唱。
酒酣七分时，程益中问他的部下们：“你们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是什么吗？”
“不知道。”已经半醉的几个部下摇头作答。
“好，我告诉你们，最伟大的力量是爱！是对世界与众生的博爱。”程益解答。“呵！”众人如恍然大悟地笑。
“你们知道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吗？”程益中继续问。众人又摇头称不知道。
“是不断地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程益中继续自问自答。
说完了，程益中在微笑着沉思。
怀念南都.南都史之四:南都攻略
南都攻略
傅剑锋
在2004年的某天，庄慎之，这个南方都市报的第一副总编，给自已出了个脑筋急转弯式的题目：南方都市报最像什么，或者说怎么来最为形象地描述已经高速成长了将近八年的南方都市报。
当他漫步在那些根深叶茂、气根成林、荫护一方的榕树底下时，他想到了：不就是榕树吗。
你看他说得像不像：南方都市报是八年前一棵种子落在广州的榕树，虽然历经风雨，但它的主根还是逐渐深入到广州的土地，并且长得越来越茂盛，这些从新闻、经济、娱乐、消费到商业专刊等杂志化的专叠就象榕树不断生发的枝叶。接着几年来，这株积聚了旺盛生命力的主杆把气根伸到了深圳的土地上，伸到了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扎根进了这块南中国乃至整个中国最具活力与生机的土地中。
但他认为，最相似的还不是这种外在意象，而是榕树所象征的内在生态哲学：榕树和它所处的土壤和它所处的环境和它周围的整个生态是和谐相融的，它吸纳废气，吐出氧气，涵养一方水土，这与2004年以来提倡“成熟缘于责任”、“理性、建设性”地与所在城市互动、营造良性社会生态的南方都市报神脉相通。
“榕者，容也，相容，包容，宽容；榕者，融也，融入，融合，融洽。这种榕树哲学、南方气质可能是南方都市报生命中必然的特质。”庄慎之认为他概括的这个南都“榕树哲学”，可能会让误以为南方都市报是一张“好斗的报纸”的人大跌眼镜。
但事实上，以庄慎之为代表的这群创业者认为，南方都市报自身的发展已经促进了他们的成熟、责任感以及对过去一些做法的扬弃。
A2计划
南方都市报长成今天这样一棵巨榕，其实有一个延续至2004年的超速生长期。正是这个超速生长期，放大了南方都市报最为重要的成长秘密，印证了它的榕树哲学。这正象一个有代表性的生物切片，通过仔细研究，是可以发现其生命秘密的。
这个超速生长期，可以从2003年2月开始算起。在这个月，准备在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开始新闻兵团战的珠三角新闻中心正式成立，副总编任天阳统领五城新闻战。整个战略采取从易到难的步骤：2003年3月首攻佛、莞、珠，4个月后攻中山，2004年2月出击惠州；新闻信息量也由小到大：先从综合性新闻杂志入手，根据形势需要，出版频率从一周一期上升到一周两期。
珠三角新闻中心的成立是因为到了2002年底，南方都市报已经成就了一番在全国极为罕见的业绩：同时在广州和深圳这两个国内超大型经济城市成为了主流报纸，已经具备了扩张的经验、底气，南方都市报的品牌已经辐射到了整个珠三角，进一步扩张的天时地理已经俱备。南方都市报编委会还意识到，广深两城的竞争成本将会加剧、发展的相对临界点将会到来，另一方面五块处女地正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开垦，这五地当然指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这五个经济发达的二线城市。这里所说的相对低成本是，这些二线城市的本地媒体的办报经验无法和来自广深报战里历练出来的南方都市报抗衡，南方都市报在这些城市扎根所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在广深的成本。
这时，已经把广深广告蛋糕分割殆尽的各大同城媒体也对这五城跃跃欲试，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也先后在这些城市布兵。“这说明肥沃的经济土壤总是报业伸张根脉的动力，南方都市报在珠三角的扩张也一样，它必然受市场的驱动，它的发展也不是我们事先规定好的，而总是受市场规律本身支配的。不管是扎根，还是扎根小珠三角五城，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庄慎之说。
后来，大都数广深同城媒体在东莞等五城受阻退兵。而南方都市报扎根日深，庄慎之认为南方都市报之所以胜出，与它很快从起初只做消费类专刊经营广告的阶段脱离出来，转向投放重兵做当地新闻有直接关系。“原因很简单，用消费、咨询类专刊与杂志在短期内可以获取广告，但如果想在当地扎下根，必须要给当地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当地新闻，这样报纸才能受读者欢迎，才能保证发行与发告。”庄慎之解释。任天阳则认为，除了新闻兵团的强势出击，五城记者站与当地政府、公众的良性互动也有关系，都市报富有建设性的舆论产品被当地主流所容所融。经营兵团也及时跟进，这促成了后来的珠三角广告中心的成立。
东莞的高速增长给这个刚展开手脚的珠三角新闻中心注入了一剂兴奋剂：2003年5月一直到同年底，东莞广告的增长率高达99.6%。
但另一方面，一个在南方都市报的广州主战场积累多年的隐忧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这个隐忧是被一些老广州称为“外地人办广州报”的问题。南方都市报的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这一方面打造了它的优势：有广东视野、全国视野甚至全球视野，有一种宽容气质和高远胸怀，所以南方都市报会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一纸风行；但也使这张报纸因此“广州话”讲得不够地道，触及不到部分广州读者的兴趣点，老城区发行量止步不前。“当时编委会考虑的是，如何在这中间寻找平衡，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庄慎之回忆。
南方都市报高层考虑的平衡法是保持外地新闻不变的情况下，仿效一些国际大报的流行做法，给本地新闻出专叠。从战术角度看，这样利于集中发力，使报纸结构更为合理程度、更易于阅读，亲和本地读者，并使客户投放广告更有针对性。战略角度看，给广深这两个老根据地“固本强基”，也是在南方都市报在珠三角扩兵获胜的后方基础。
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想法还来不及拿出来仔细讨论，另一个新的扩张机会已经从天而降——2003年8月份，南方日报集团和光明日报集团出人意料地拍板决定由“南都兵团”北上创办新京报。新京报定在该年11月8日正式出报，南方都市报各部门当然求之不得地迅速抽调精兵强将组建“北上兵团”。区域新闻部一下子被抽调了二十多名骨干与精英，主管区域新闻部的副总编杨斌也属抽调之列。
震荡最大的是深圳新闻部，除了曾经参与创办深圳新闻站的杨斌，还有主管深圳记者站、被认为是深圳记者站灵魂人物的编委王跃春也被抽调，另有曾属深圳采编骨干的陈志华、陈文定、王悦等人也被抽调。一时间，南方都市报像一个有点体力透支的巨人，有人说可能要半年才能恢复过来，也有人说可能要一年。而连思想准备都没有就接过深圳记者站管理担子的苟华回忆：“当时我觉得深圳记者站已经不是‘体力透支’的问题，而是残局的问题。王跃春这个灵魂人物走了，深圳站的记者都有点一下子找不到北的感觉。”
但更令所有人措手不及的决定也随之到来——广州新闻和深圳新闻分别要在2003年9月16日创办一个有16版的A2本地新闻叠，这个版数正好是七年前南方都市报刚诞生时的版数！
不扩版已经人马短缺，一扩版如何了得？就在9月9，离出刊只剩一个星期时，这两个部门的人马还没有到齐。广州新闻部的副主任刘岸然回忆：“没法形容当时的感觉，就是急！急！急！”而刚挑起深圳新闻部重担的苟华回忆：“还没缓过气来，就听到这个决定，当时一下子就懵了。”主管广州新闻的编委王钧也说：“一切就如同做梦一样，甚至大叫着怎么来得及，但明知道不会有人跟你计较到底来不来得及，于是就开始了，想着怎么能从9月16日那天起由现在的6个版左右的广州新闻膨胀到16个版。”
然而，南方都市报的核心管理者们认为，这并不是仓促出手的一步棋，这也并非是外界有人认为是着险招，而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副总编庄慎之的理由是南方都市报过去的扩张性发展，几乎从来都是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实现的。而到2003年下半年，广深的新闻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强势和异地扩张经验。“所以，就在一些同事担心人马不够、怕撑不起版面时，我说得却是：到时候你们担心的不是填不满的问题，而是版面不够的问题。”庄慎之极为自信。
庄慎之的自信是因为他认为南方都市报已经拥有一个武器库：南方都市报已经在2002年、2003年建立了高效的采编机制，办报经验、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这象是个武器库，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在这个武器库里解决的。一个新人要学会使用这些武器，我们可以让他们直接在工作中实战练熟，通过主管领导、同事对他们的帮助，通过评级制对他们的效正与打磨，实战的效果可以控制”。
副总编夏毅陶的自信则源于对南方都市报发展史的观察：南都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企业文化与精神气场。这种精神气场具有一种凝聚性、上升性与开放性，它能够使任何一个进入南都工作中的员工都会被裹挟，被推动，被同化，所以当新人加入进来，也必然会很快激发其潜能去适应南都加速运转的气场之中。那批南都强将的北上报办，不是减弱了这种精神气场，而是辐射了这种精神气场。同时，南都的几乎每一次扩版和新建部门，都是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南都本身高速的扩张并不充许在万事俱备后最作打算。高效的执行文化决定这种必须要办成，也必须能办成。所以，现在出现了这种条件不足，对南都高层的管理者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处变不惊了。
A2计划就此付诸实施。
实战
但这只是战略上的从容，“其实从上到下不是没有压力，而是压力很大。所有的人都在全速运转。”夏毅陶形容当时的感受。
夏毅陶是A2计划最直接的统筹者，她要在出刊前的一个星期内验核完新招进来的广深人马，“我记不清在那一个星期里看了多少本简历见了多少人，反正是觉得要吐了。”夏毅陶都有点抗不住这种超负荷的压力了。
90%不会说广州话的广州新闻部采编人员开始捣鼓着“制造”一叠16版“会说广州话”的广州新闻，他们已经把分管编委王钧制定的广州新闻大纲烂熟于胸：贴近、鲜活、创新，说广州话摸准广州心理，走街串巷寻找去。
而深圳记者站，仿佛“一夜回到56年”——新招进来的人马没有地方办公，没有电脑写稿，最后只好腾出报料房和报料电脑工作。但与广州新闻略有不同的，这群外来者更容易掌握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深圳话”，除此，他们还准备着说“香港话”——开了一个深港版，准备为南方都市报未来的香港战略播下种子。所以分管编委谭志良在深圳新闻大纲中颇为自信地写道：“深圳新闻，深圳制造”。
这群“职业特工队”开始冲刺这个“不可能任务”了。
A2叠起启动后，给广州和深圳新闻的编辑签样截至时间从00：25提前到22：20，而记者的实际交稿时间常常要到当夜20：00左右才能交过来，有的则更迟，这种时间量的超限度压缩量使夜班编辑部架变成了一架席卷一切的超速机器。2003年9月16日当夜将近十一二点时，广州和深圳编辑部编辑都在‘嚎叫’着冲出冲进，每一个人都像在百米冲刺，因为最后签样时间快到。女编辑们的高跟鞋打着地面发出急促的哒哒声，而且长头发全都飞了起来。男编辑则像风一样，哧溜哧溜地，嗓门一个赛一个的大。
广州新闻的老编辑韦中华有一次在走廊里这样”百米冲刺“时，“嘣”一声撞翻了迎面冲过来的女编辑刘秀兰，他一看没事，就继续捏着版样向排版房冲，刘秀兰也一声不吭地爬起来向办公桌冲。这件事后来成为编辑部一个用来自嘲的笑谈。
新手们也被身不由已地推进了这架高速运转的机器。
李雅琼，这个只在广州某报跑过娱乐新闻的年轻记者，2003年9月15日刚来广州新闻部报到，9月16日晚上，就跟着老编辑们在夜班部开始“实战”了。一个星期后就开始独立编辑，结果在扫描一张人物底片反了个面，因此误把左手在文字里描述成了右手，成了她很长时间的心头之痛。任笑一，这个刚从南开大学来报到的毕业生，自称“刚知道在哪里签样，在哪里排版，就要独立做版了”，结果一开始她的版面被校对员改的“一片山河红”。像这样的新手在编辑部有几十个，他们经常做的类似的梦是，在规定时间做不完版或出了重大错误，然后在一身冷汗中惊醒。
但是副总编夏毅陶却有着作为管理者的自信与气度，“都市报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企业文化与精神气场。这种精神气场具有一种凝聚性、上升性与开放性，它能够使任何一个进入南都工作中的新员工被同化”，“这种扩张在短期内出现的青黄不接，这就像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跑得太快时难免会被风吹起衣角，甚至会露出腰部。但从长期来看，这个新团队经过实战培训很快可以姿势优美地跑上路”。
果然，李雅琼们在老编辑们的指点与自已的摸索下，在一两个月后逐渐进入正常状态。不只是编辑们进入了实战，记者们也在尝试着如何地道地讲“本地话”。
广州新闻部的记者刘荣凭着熟悉广州文化与心态的优势，很快成为这方面的能手，他进入广州的老人院结果挖出了老人们对于珠江百年沧桑的回忆，他走街串巷结果挖出了“妹妹爱上姐夫”这样八卦但为广州市民喜欢的街头趣闻。刘荣们努力的结果是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的广州人渐渐觉得这份报纸地道起来了，连报贩子都喜欢把A2叠封面另外放在上面，“因为这样一看就是本地货，广州人喜欢。”报亭老板们说。
深圳新闻部的记者们贴近城市的手段则显得别出心裁。他们为使报纸深入城市社区，苟华决定和罗湖区政府合作开设“百姓讲坛”，结果很多居民前来发言，很多官员前来倾听现场办公。“百姓讲坛”不但为报纸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线索，还意外地成了媒体与公众、政府沟通与互动的一个平台。此后，新闻部把这项活动推广到深圳各区，社区报料与发行量同步飚升，今年底罗湖区各社区对深圳各报进行民意测评时，竟然有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社区成员选择了南方都市报。
有了A2叠后，一些贴近本地的新闻专题也可以拿出十几个版面十几号人马精耕细作了。今年广州的“百年机场”、“中山大学”校庆都开始被广州人追捧，深圳的“深圳八景”、“市民中心.COM”新闻专题广为深圳人传颂。
广州新闻部为了更好地本地化，遂把4个街区记者与一个编辑捆绑成了一个社区组，天天走街串巷搜罗广州风情趣闻。深圳新闻部为了解决编辑在广州对深圳缺少切身感受的问题，实行了记者轮岗制，主要是让编辑来深圳当一两个星期的记者熟悉深圳。深圳新闻部主任苟华主张，要根本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编辑也住到深圳来，他认为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实现。
就在广深两地的A2叠新闻日渐成熟与丰满的当口上，珠三角新闻中心16个版的A2新闻专叠在2004年4月15日降生。并且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开始显出主流报纸的能耐：东莞政府发文要求各部门学习南方都市报对东莞机关作风的调查，中山市政府则写信感谢南方都市报的“香山名人”新闻专题为中山市添了光。“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原则，我们的报道角度和题材都是有选择的，是基于理性与建设性的，而不是滥打滥杀。我们在舆论监督同时，也要看到政府是在进步，也仍然要用一种建设性的姿态，这正是双方达成和谐与共识的基础，也是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统领珠三角新闻的副总编任天阳分析。
对此，庄慎之的描述富有意味：这说明南方都市报不是掠夺者，正如榕树不是薇甘菊。薇甘菊的生长是以一种侵略者的姿态出现，以水土的养份迅速枯竭、以周围生物的凋蔽为代价。而榕树和它所处的土壤和它所处的环境和它周围的整个生态是和谐相融的，像广东新会的“小鸟天堂”，既名天堂，其怡乐融融可以想见。“我们的珠三角战略不是作资源掠夺，不是急功近利捞一把就跑，我们要树立百年基业，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根脉所在。立足广深，根系珠三角，涵盖广东，胸怀全国，放眼国际，这就是南方都市报作为一张主流大报的战略胸襟。”庄说。但他同时又补充：“这当然也不能误解为我们放弃舆论监督，而是我们想通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像榕树吸纳废气制造氧气一样净化环境。”
事实上，南方都市报在珠三角的这番扩张也是收获颇丰。广告部统计，今年1-10月珠三角五城的广告增长率达20.6%，全年增长率将达到22.8%，今年南方都市报的广告平均增长率也在20%左右。
蓝图
“南方都市报已经成为珠三角一棵根深叶茂的巨榕了。”庄慎之说。
那这棵巨榕在下一步将会把气根伸向哪里？它还会经历新的超速生长期吗？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庄慎之说，2005年，南方都市报将进一步强化全国视野，发行可能会进入国内一些重要城市、甚至保括香港。南方都市报要正真办成一张“属于国内公众的报纸”。
南方日报副总编、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王春芙透露，2005年南方都市报一定要在体制改革方面理顺关系，要创造现代报业的体制模式。这项体制改革将分三步走，第一步成为独立法人，第二步变成股份制并让员工持股，第三步实现上市。王春芙预计，2005年可以走完前两步。
此外王春芙还透露，除了去年在北京办了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将在2005年再办新报纸。“至于这份报纸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地方办，现在已经在酝酿当中。”王春芙说。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则明确提出，南方都市报要打造成“南方都市报报系”，新京报的创办还只是这个报系发展的第一步。他介绍，目前南方日报集团已经拥有南方都市报报系、南方周未报系、21世纪报系这三大品牌，“是（南方日报集团）充分利用同类报刊资源搞好报业运营的一大创举，是多品牌战略的一大发展，南方日报集团的多品牌战略进入了一个全面提升、全方位提速的报系运营阶段。”范以锦展望。
这一系列的信息似乎描述一个图景，在未来的几年里，将不只有珠三角上那棵叫“南方都市报”的巨榕，在大江南北这更为广袤的沃土上，可能还会生长出更多的这类榕树。它们可能会在某一个未来后，遥相呼应，荫护一方。
后附:这份新报纸就是现在开始在京沪穗深等城现身的《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