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南方都市报向以“深度报道”著称。南都人怎么看待自己的“深度报道”？ 南都为何舍得投入做“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是不是报纸抗击网络媒体的利器？为何“深度报道”在南都行而在国内其他报纸不行？南方都市报深度组负责人陆晖的这篇文章做了解答。

四月下旬，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学教授Sparks来广州，并到报社做了一个讲座。讲座前一天，我们部门的一些同事与Sparks教授有一个小范围的茶叙。我虽然没有去，但事后，好几个同事都向我提到同一件事，教授当天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主编可以让你们去做一些对发行量没有帮助的新闻？”

这也许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栏目诞生以来，就一直悬挂于其头上的“天问”。我成为这个栏目的负责人也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无数个日子，当我打开当天报纸，看见位于A1叠正中间地些横跨两版（有时因为广告甚至是三版）密密实实的文字时，内心也不由得有些忐忑——真的有人会读这么长的新闻吗？会读的那些人又是谁？

看起来并非没有道理，重庆的一个小公务同写了首打油诗讽刺县领导，结果被逮起来了；山西一个记者向黑煤矿主索钱未成反被打死；甘肃的一个贫困家庭供不起姐弟俩上大学，姐姐跳崖了；河南一些农民闲着无事拍起了电视剧，讲述自己的“村史”；湖北有个女孩坠楼，官方定性自杀，可家人非说她是被奸杀……等等等等，这些林林总总发生在千里之上的事，与一个广州的、深圳的、珠三角的读者，有多大的关联性？他们会有多大的兴趣，每天花上一两个小时，来阅读这些与他们自己并无瓜葛的长达6000字的故事？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故事。几个月前我去兰州开一个研讨会，车上与华商报的一位总编办副主任同行，他告诉我，华商报在去年底刚刚成立了深度报道部，记者12名，以调查性报道为主。在去年，我还先后接待了成都商报、华商晨报的来访以及潇湘晨报的电话咨询，他们都表示正在推出或想要推出全国性调查性报道的版面。而从现状看，目前活跃在全国性报道的日报媒体中，新闻晨报与大河报的机动部，人手不多但十分精悍，他们更强调速度，所做的报道介乎于常规消息与深度报道之间；新京报的核心报道是南都分家出去的兄弟，前两年可谓叱咤一时，近来因为内部环境变化略显沉寂，但仍是全国调查性报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广州日报，去年也推出了“新闻蓝页”，向深度报道进军。

可以说目前在国内，做深度报道正在成为市场化日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由于市场化日报在全国报业市场越来越主流的地位，这一股浪潮，将给原有的深度报道以周报、杂志为主的格局以巨大冲击，使得中国的深度报道获得更大的，甚至是全新的空间，从而提升中国报业的整体新闻报道专业水准。

只有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才能更清晰地看清楚，南方都市报在2003年就推出“深度”栏目，并一直将其确立为重点品牌，具有何等的前瞻性。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南都深度的成功，才推动和造就了这样的一种趋势，为后来者所效仿。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每天打开报纸，仍然要忍受这样一种忐忑不安？不少记者都说，每找开几大门户网站的新闻主页，如果看见我们的报道被高高挂起，就兴奋不已，如果遍寻不觅，便失落难言，为何如此虚弱与不自信？为何仍然要面对许许多多这样的“天问”--来自读者、同行、以及内部同事。

说到底，日报深度报道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日报的形态给予它什么样的优势，又与它有何不匹配之处？日报深度报道的发展，怎样与纸媒自身的竞争环境变化，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期待、时代赋予媒体的使命和宿命，所有这些错综复杂而又难以切割地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都过于庞大而深邃，我自觉对此的思考尚未得其要领，但作为一个局中人，将自身的心得与体验呈现出来与人分享，也不为无益。

电视逼出的新武器

我从业开始，就一直做深度报道，但六年来仍然不能给深度报道一个清晰的定义。

在国内报界，深度报道的要领也常常跟调查性报道相混淆。在许多读者以及媒体人看来，做深度就是做调查性报道，甚至更为狭窄的监督性、揭黑性报道。然而在西方，更为常见的深度报道文体是解释性报道，带有很强烈的服务色彩。

按照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说法，新闻报道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实性的直截了当的报道，第二层是发掘表象背后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是在前二者基础上所作的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所谓的深度报道，主要就是指后面两层。这样的定义也仍然是个大杂烩。

国外的情况，以最有代表性的美国为例，深度报道起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而以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为标志性顶峰。深度报道兴起的原因可以从时代、行业、读者需求等各个方面解读，但究其根本，还是如最近走红的胡戈新片中那首翻唱歌曲所言：“都是被逼的”。

二十世纪20年代，美国的报业开始面临无线广播的挑战；二战后有了电视，并很快发展为彩电。现在受众不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新闻信息，还可以亲眼目睹新闻现场，这在新闻传播的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新闻学基本要素“5个W”中，基本上前4个W就没有报纸杂志什么事了。CBS、ABS等大的广播巨头顺应时势，摇身变为全国性的电视网。当时就有许多人断言了纸媒的消亡，也的确有一些媒体，其中包括因为二战则蜚声全球的《生活》周刊，顶不住新形势的冲击，关门大吉。

美国的报人们在此危境下，找到了杀开血路的利器，这就是深度报道。这是在常规消息报道无法与电视比拼的形势下，不得已而双双顺理成章的选择。既然前4个W我们拚不过，那我们就把力量放在最后一个“WHY”上面好了，这个“WHY”主要就是调查性报道。后来5个W之外，新闻界又加了一个“H”,即“HOW”--怎样，这就主要是指解释性报道了，如解释性报道的开山之作，普利策获奖名篇《让它飞起来》，就是讲波音757飞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过程。

报纸以深度报道何以能够对抗电视？这可以从我的朋友，央视《社会记录》记者沈亚川的苦恼谈起。他每次做节目，最大的问题不是采访不到，而是如何说服采访对象出镜。从技术上而言，电视做深度报道的局限是明显的，除了上镜的顾虑，更重要的是，电视是靠画面的，而那些调查取证的过程往往难以用画面表达。如今有了针孔摄像机，电视还可以做做暗访，但放在三四十年前，你如何能设想一个美国的电视记者扛着笨重的摄像机，去采访一桩肮脏的黑幕交易过程？

除了技术，受众也是另一大原因。电视的观众总体而言，年龄偏小、文化层次偏低、更欣赏快节奏的画面而非理论说教。相形之下，报纸读者的整体水准较高，也有足够的兴趣和认知力去了解新闻事件发生前前后后的背景、缘由、内幕和趋势，因而深度报道成为纸媒扬长避短的最佳战场。

事实上，正是依靠越战、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的深度报道，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美国报业，度过了电视挑战的危机，达到了其影响力和商业的鼎盛阶段。

网络时代的权威扮演者

今天的中国报业，某种意义上面对着跟当年美国同行们同样的挑战与困境，而这一次的对手比当年还要远远强大得多，这就是互联网。

如果说广播与电视是以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开创了传播史的新纪元，那么互联网则是以传播的无边际和互动性开创了又一个新纪元。

作为一个报纸的新闻人，我无时不在感觉到网络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更巨大的压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都深度报道目前的选题资源，80%以上来自网络。而报道的影响力也有很大程度是依靠于网络的传播。如果没有互联网，很难想象南方都市报这样一张只在区域发行的地方都市类报纸，可以获得如此巨大的全国影响力。

然而压力是与日俱增的。如果说对于报社老总来说，压力主要是感受于不断被切走的广告蛋糕，那么对我这样的采编人员而言，压力更直接是在新闻的高度同质化和常常后人一步的无奈。

以中国新闻为例。现在每天打开各家报纸的中国新闻版，你会发现上面的内容不仅都差不多，而且都在前一天或者当天的新闻网站上挂出过。报纸作为第一手新闻传播的功能已经大大被削弱了。

报纸对抗互联网的第一利器不是别的，而是“国情”。在中国，报纸的功能除了传播，还有教化，包括政令法规的传达和意识形态的宣扬。在这一点上，由于互联网的难以控制，它暂时还代替不了报纸和电视，新闻网站不能独自采写和发布新闻就是其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从这一点而言，报纸还可坐享垄断利润若干年。

此外，在一个信息过剩乃至于信息爆炸的年代，受众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信息量的庞大和传播的快捷，而是一种信息的安全感。何谓信息的安全感？每天当你打开几大门户网站，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承受之而起的便是一种焦虑感，如此众多的信息中，何者为真，何者为伪，何者为巧，何者为拙，何者为必需，何者为累赘？你会发现寻找和选择的时间远远高过获取。网络的传播实在是太庞杂也太轻易了，也就不可避免充满着谎言、垃圾和重复的内容，受众需要权威，需要有信得过的传播者替他作出解释、判断和选择。

而传统媒体将会是这个权威角色的最好扮演者，一方面有编辑记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规范作为公信力的保证，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可以对一个新闻事件投入高昂的人力物力进行长期深入调查，这是普通网友难以比拟的。可以想象，在不久后的信息市场上，网络是一个大卖场，充斥着品种繁多数量巨大的商品，而传统媒体则是其中的品牌专柜，给受众提供可信任、有价值的精品。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前述各家报纸纷纷加强深度报道力量背后的动机。大家也像昔年的美国同行一样，再一次将深度报道作为对抗新媒体的武器。

时代的使命与宿命

再回到Sparks教授，4月23日，他在南都做了题为“从大报时代到小报时代--英国报业百年长征”的演讲，主要谈到英国报业的衰落趋势，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严肃新闻逐渐被猎奇新闻和娱乐新闻所取代。

对此教授归纳了若干原因，而我理解根本在于社会的过度成熟、制度完善和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英国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政治等重大公共话题的兴趣，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这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步入后现代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包括美国，据前年来集团培训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称，目前调查性报道也在萎缩。

然而在中国，别人的问题恰恰正是我们的优势。我时常在想，在当代中国，生而为一个新闻人，到底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我们是常常带着沉重的镣铐跳舞，然而这个舞台却是如此广阔和精彩。

相比后现代的西方而言，中国当下还处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化艰难转型的过程中。这个时期，旧有的秩序和价值观均已被颠覆，但新的秩序和主流价值观还未确立，在这样的断裂与碰撞中，整个社会心理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彻底多元化的状态。这样的多元化与西方社会的多元化完全不同，在人家那里，虽然观念与想法千变万化，但那些最根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都已经达成共识，多元化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时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甚至远超过最大胆最荒诞的文学艺术想象：处女卖淫、城管扒裤、夫妻在家看黄碟、千里背尸还乡、“跳楼秀”、最牛钉子户、“中央一套”、“双规”牌杀虫剂、“问题官员猎捕大队长”、硫酸泼熊、卖身救母……

这也正是新闻报道、尤其是调查性报道的黄金时代。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在西方可能只能空叹屠龙乏术，在我们这里却正是如鱼得水。他不用担心找不到合适的调查题材，也不用担心报道发出来没有反响，他有高于一般公司白领的经济收入（在发达国家，新闻从业人员的收入是中等偏低的），更有着除强扶弱的道义感乃至于启蒙大众的优越。成千上万的蒙冤者写来求助信，将其视为最后的救星。一些记者贵为地方官员、大公司老板的座上宾，甚至于只要下到小煤矿晃一晃证，就有几千几万的红包可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方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上去，给出稍具逻辑性的解释。为什么一个广州的、深圳的、珠三角的读者，会有兴趣每天花上一两个小时，来读我们的深度报道。

当然在目前，国内优秀的周报和杂志与日报相比，在深度报道这一块仍然有着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在于理念和版面安排上更加重视深度报道，操作经验更丰富，视野更为国际化，文本更为精致，而采编人员的整体水准也更强。但这些优势并非绝对，也容易被复制和超越。可以想见，随着新闻报道水平不断提高，未来的都市类日报，将成为深度报道的主流载体。

南都深度的自我

与目前国内的其他日报相比，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还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这主要得益于它起步早，而且一起步就有了“公民孙志刚之死”这样享誉全国的名篇，从而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优势目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坚持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公正，这是南都深度报道的命脉所在。这一点所有的媒体都标榜，但是只有在南方报业，集团领导和报社领导有这样敢于担当的优良传统和使命感，才有可能始终不渝地坚持。

二、在报道形态上，大多数日报还在着力于调查类报道之时，我们则力图将报道的形态变得更加多元。近两年来，我们尝试做了许多类型的突破，包括“寻找抗战老兵”这样的宏大系列报道，“一个女工的最后七十二小时”这样的特写报道、“全球祭孔：政治话语投石问路”、“激辩物权法”这样的时政报道，“大桥下面——广州大桥底的流浪族群生态摹本”、“两个人的摩托车”这样的社会观察等。应该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最引人关注的还是那些监督政府的调查类报道，但是承受着中产阶级新产品试销读口味的主流化，读者也需要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态呈现。

三、选题在继续紧抓热点新闻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一些较为静态的，长期性话题，并用人类学中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实施。如“第二代农民工调查”系列、“暴富神话下的珠三角人”等调查。很少有媒体像南都这样，敢于付出较长时间和采访成本，这种高举高打的投入是南都目前巩固自己主流地位的方式之一。

四、在题材继续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也更多关注市民阶层，加强关注市民阶层关心的话题，如环保、教育、NGO、业主维权等。相对权力和大资本而言，他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观察他们的生活情感、喜怒哀乐，将传统的许多社会新闻题材在新的模式下重新解读，更细腻详尽地书写普通人的命运和内心世界。

五、报道心态更加沉稳和平和。慷慨激昂的粗放气质开始变为从容淡定的成熟睿智，记者更富专业精神，避免同情、悲愤、打抱不平等主观情绪影响事实的陈述，避免“强势一方永远都是错误”的观念先行，更多地分析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对人性的异化。

六、在文本上彻底建立故事化写作的模式。现在不少媒体的深度报道，仍未能摆脱传统的“事件过程”加“背景资料”加“专家分析”的模式，在文本上仍然只是消息的放大。而我们的深度报道，已经牢牢树立起新闻是作品的观念，时刻将报道的可读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突出细节、现场感、虚实结合和文学技巧。如“两个人的摩托车”这样的作品，仅就文本而言，与那些获得普利策稿奖的经典们相比也毫不逊色。

然而比以上所有都更为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仍然是一个给予想象力和创新巨大空间的精神家园。只要你敢于去想，敢于去行动，什么都可以尝试，也什么都会有机会实现。我们的一位记者韩福东，他今年2月自己提出想法，随着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去日本呆了20天，采访了10位日本政界要人，做了一个受到广泛好评的系列高端访谈。先后曾在《华夏时报》、原《21世纪环球报道》、《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等多家一流媒体供职的他说过：“虽然仍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在所有这些媒体中，还是南方都市报是让我感觉最爽的。”

“以人为本”，这也许就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最大的竞争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