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杂志理想是：在一楼办公，在二楼淫乱，在三楼吸毒，接到采访电话，直接从三楼跳下，奔赴采访现场。
    当然，如你所愿或所不愿，这样的杂志理想理所当然只是隐喻。淫乱隐喻了杂志的“滥交”特征，杂志是需要杂交的，做杂志的人必须是杂种，驳杂者还必须与各个阶层在圈里圈外、纸上纸下交流，精神不够就肉体来凑，这样的杂志才有观望价值。吸毒隐喻了杂志的“致幻”特征，如果杂志不制造幻觉，那它猪狗不如，我曾经在博客上说，是否致幻是区分杂志品的分水岭，报纸是提供真相的，杂志则需要供给幻觉，“所以经济观察报从来不是一份报纸，而南方人物周刊也从来就不是一份杂志”。
    现在，亲爱的，我告诉了你什么是杂志，以及什么是杂志迷情。下面我将告诉你我为什么会为一本叫《新周刊》的杂志工作，它让精神现身以及提供了肉体背景了吗?它能实现个人通向杂志理想国的路径吗?它是创意无限公司的有限版面上的先验之物吗?它用击剑术和点穴术在为期十年（1996-2006）的行走中所挥舞的愤怒、优雅、激进、反对、批判、保卫、命名、预言以及盘点是一个时代的情绪和盖棺定论吗?
    答案在风中飘扬。两年前，封新城坐在我的面前，还是一个符号，我跟这个符号交谈了十分钟，就答应了加盟新周刊。出门后发现不对，薪水还没谈就糊里糊涂一诺。事后想起，这十分钟实乃该符号对我实施了基于杂志的催情和致幻。该符号在十分钟里说到了新周刊的精神气质，以催我情，他还说到了广州办公室的种种妙处和妙人，让我憧憬。
    那是2004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把人生的大事处理完了（批处理是我的一个良好的习惯）：生病、出书、换工作、结婚、买房子。此后，人生无大事。于是，我有时间进行梦想般的生活。两年前我26岁，我决定把剩下的时间用来忠于自己的内心：游手好闲或者去跟陌生人交谈。
    南下广州，我为了叙事而来。杂志的首要任务是叙事，它既不是为信息量服务，也不追求真正的趣味性。老实说，从叙事的那一刻开始，就占有了信息量和趣味性。在叙事的舞台上，信息量和趣味性是随之而来的鲜花和掌声。
    我看到了太多的杂志还在为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而伤透脑筋、而进行培训、而亦步亦趋的盯着国外读物。我鄙夷这样的杂志，这样的杂志注定是轻易被超越的，在一开始，它就陷入了一个低级的泥潭，它在津津乐道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已经死了。为什么？因为讲好故事只是杂志这个门类中的初级门槛。
    只有叙事能让故事复活，让故事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叙事意味着你要同时展开好几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用三句话讲完或用三个PAGE展开甚至把广告挤到旁页里去，这完全取决于你的驾御能力和洞察力。比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更优质的办法是如何讲多几个好故事呀。
    但我更加倾向于你放弃故事，这才是叙事的重点所在。我希望你是一个用历史写作的人而不是用新闻写作的人，杂志的积累来源于此。我希望你既能够书斋写作也能够用民间语文写作，或者用口语写作也不赖--把叙事变成脱口秀，这原本就是技法一种。我希望你不仅仅拘泥于事实本身，只要有足够的观察，你甚至可以在现场不发一声（下面我将讲到采访原理），你的洞察力足够支撑你用叙述洞若观火地揭开事物的规律和全貌。
    伙计，你得尝试着这么去做。
    每当杂志的妄为和高潮之后，每当陷入疲倦期，我就这么去调动潜伏在体内的另一个“我”：
   “你不知道下一个采访对象是谁，你不知道他或她将给你说什么，你不知道自己将如何追问。这构成了最大的刺激和冒险，但是是男人所热爱的。”
   “跟陌生人倾其所有的交谈，不正是你的愿望吗？”
   “电脑中所贮存的上三位数的录音，不正是你的财富吗？”
   “还有什么职业比访问者更游手好闲，还有什么职业比访问者更好整以暇？”
     当然，每次都把心力逼到极致，是一件累人的事。与人谋面和与电脑谋面的时间各占一半一半。首席记者只是名字好听而已，它意味着“首先”记者，你得首先冲上去、顶上去。而且，你不能把自己仅仅定位于“记者”，而更应该看作是“非虚构作家”，记者对应于报道体而言，而非虚构作家对应于更自宽泛的文体而言。这一点，在新周刊尤其适用。
    关于采访原理，我以格言体来告诉你，它与新闻学教材有天壤之别：1、不多不少的材料正合适（材料少了，谁都知道，不足以支撑文章，可材料多了并非好事，容易消化不了，从材料中拔不出来）；2、信息对等交流才是真正的与采访对象平等交流（新闻学教材只教到要在态度上对采访对象一视同仁，实际上真正的平等交流还包括采访者本人也应该向采访对象输出对他有用的信息，而不是一味的追问让采访对象成为单一的信息输出方，这种双向输出会提供新的刺激元及意想不到的收获）；3、真诚可以让你赢得问十个弱智问题而对方不以为忤的机会（没办法，弱智问题经常是不得不进行的常规问项）；4、只有不成功的采访，没有不成功的写作（如果将80分的采访转换为60分的写作，亲爱的，你该自省了。大部分时候，你都要面临将60分的采访转换成80分的写作）；5、把采访变成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叙旧（通过与他之间的共性或共鸣性去寻找突破口）；6、想像自己是在做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你是那个牵着话题走的人）；7、直接告诉对方：可以开始了吗（绕来绕去说不到点子上以及套近乎最丢人）；8、把蓄意准备的问题漫不经心的抛出（不要让煮熟的鸭子飞了）；9、面对傲慢名人是你获得心理优势的好时机（可以断定他是二流的，大师不这样，可以对自己说：怎么接受采访是你的事，等稿子出来了你将改变对我的态度）；10、最重要的是，你要与对方单独在一起交谈（任何有第三人在场的采访我最多只打70分）。
    是的，我曾经一个时期在新周刊陷入于近乎疯狂的采访和写作，在某期杂志上，我使用3个笔名发表过9篇文章，以致于使人误以为，新周刊后继无人。
    这本杂志总是以唬人为能事，标题大得吓人，细读索然无味。它对你的神经构成一种公然挑衅，既霸道又强悍，招摇过市，甚至读者们为了表示对它的忠贞或者是怀念忠贞而喋喋不休甚至分成两个阵营--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人抛弃它了。
    我在想，这正是我想要的杂志。它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正是它的可以进化之处；它的高明的思路和炫技般的文字氛围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而这是其它任何一本中文杂志所不能带给我的。
    我尝试着用一种句式去说话：在一个句子中既有观点、又有客观描述，并有推动行文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这样锋利的叙述之刀，才能试图去劈开隐匿的事态之镜。传统的报道观太“老实”了，如果不是事件本身的优势，它基本不具备任何可读性。所以，虽然新周刊从来不报道“丢井盖”这类新闻，但如何把这类新闻写好却始终是日程上的事。
    “非虚构、观念性”是我在进入新周刊之前，就抱定的写作雄心。我曾经把它作为SLOGAN放在一本业已夭折的香港新闻时政双周刊的封面上。此后，我发现，它与新周刊的理念出奇的一致。并且，它从美国“新新闻”之父汤普森那里获得了佐证：“一个好的荒诞记者需要具备熟练新闻从业人员的才能、艺术家或摄影家的眼光及演员的放肆。”
    我继续把新周刊看作一所大学（黄埔军校），校董孙冕、校长封新城，社会学系导师肖锋、文化与传播系导师周可（还有留校任教的城市专业和电视专业学术带头人何树青、人物专业学术带头人朱坤）、视觉系导师傅沙（摄影专业导师张海儿），还有那些毕业离校的校友们等等。
    校庆十年之际，跟他们说一声：一起工作真是愉快。新周刊致幻的精神基础在于有一个类似于美国梦的中国梦在作祟。汤普森形容“美国梦”所处的时期：“我们很难看清楚历史，因为那都是一些过期的垃圾，但是即使不了解‘历史’，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一整个世代的能量会在一阵烁眼的闪光后趋于成熟，为何如此，当时没有人了解，事后回顾，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请允许我这个二年级生跟他们一起继续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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