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到建国后，为了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前辈画家们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造着中国山水画，产生了象李可染、傅抱石、等一批大家。这批画家的变革明显是烙有强烈的政治印痕的。
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画又有了一次大的变革，对山水画家而言，更是一次求变求新的大好时机，一批批画家不断地从传统、从现代、从西方汲取营养，丰富着山水画旧有的程式、技巧。也产生了目前在画坛具影响力的画家。这也因国门的打开，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下中国画家不得不作出的抉择。所以也烙有西方强势文化的痕迹。
时间进入到21世纪，画家在历经了多元文化的碰创交融后，也树立了民族自信心，画家的创作思维更具理性和从容，从开放三十年山水的整体成果来看，也是有目共睹的。近十几年来更是异军突起一派繁荣。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
但是细细一想，在这片繁荣之后却又有那么一些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解。遗憾的是每次看到一些大型的展览，总是有个前提作为标准，不外乎要求“作品要积极向上，要有时代精神，弘扬时代的主旋律”。而这几点恰恰是我所犯迷糊和不解的。什么是积极向上？什么是时代精神？什么才算弘扬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山水画的缘起恰恰是要“畅情而已（南朝宗炳语）”“聊写胸中之逸气耳”（元倪瓒语）说白了就是要把自然山水和人的主观情绪合二为一，以期更好的传达作者的人生态度。这恐怕与现在官方所说的“时代精神”、“主旋律”不是一回事。
对于当下山水画的现状而言，我认为真正具有极强个性和时代气息的山水画家为数不多。其原因有四：
一 是在形式上要特破旧有的图式规范；
二 是寻求具有“当代人情怀”的山水画语境；
三 是创作不可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尤其是政治的影响。
四 是在笔墨美感上要具有这个时代的独创性。
不能特破以上四点，我个人认为是很难画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艺术作品的。
一个优秀的画家往往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表述方式——对艺术形象的再创造。如黄宾虹、李可染、陆俨少等大家。第一、四两点限于篇幅我不想谈。我想对第二、三两点与同仁作些探讨。
从清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一说后，在近三百年的画史上，保守者如是说；创新者亦如是说。似乎谁都没有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句话所指的含义太广，不好界定。我说的“当代人情怀”是指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息的便捷,人类从小到对周边环境，大到宇宙一切皆了然于胸；随着视野的开阔，人对事物的认知会更全面而准确，再也不会象古人甚至是象李可染等老一辈画家那样去看待事物了。现代人更应该具备对事物的全方位多立面的体认，而与传统单向度的对事物的美学认知拉开距离。这就好比唐诗、宋词，意境之美是不可言喻的；但现代诗歌，其思维的触须会更广，引起人思考的东西更多。不妨举几例作一比较。我们读苏东坡词《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可从此中感受到诗人在赏景中流露出对生命虚浮的哀叹与无赖之情。
又如李清照《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短短数言道出了诗人的无限悲苦之情。
我们再读现代诗歌会明显感到与古典诗歌有完全不同的境界 ：
“她的手臂和小腿，她的大腿和腰
象香油一样润滑，象天鹅一样苗条，
在我明朗的慧眼之前晃晃摇摇；
他的肚子和乳房，我的一串葡萄，
向我逼来，比堕落天使更加温存，
要来扰乱我灵魂的休憩状态，
要让我这安静而孤独的灵魂
从她坐着的水晶岩上坠落下来。”
这是波德莱尔的《首饰》片断，短短数行并把他的情人魔鬼般的美丽和他对于因美至极，使灵魂深层的近于敬畏的孤独感表达的淋漓尽致。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的《一代人》十八个字却把一代人所有的梦想与苦难都化在了里面。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
死亡的速度
只有粮食是我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马儿
一命归天
这是海子的诗《祖国》的片断。每次读他的诗我都会很自然地想到了梵高。诗中所流露出那种对生命的极度狂热与沉迷令人震撼!古典诗词是绝对表达不出这种生命情态的。也只有现代人才会写出这样的诗来。今人和古人在情感的体认上不会差距太远，但思维模式和思维角度肯定不同。
通过以上古诗词与现代诗歌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完全是两种不同思想境界。人的视觉变了，思维方式变了，艺术形势也随之而改变，这就牵涉到我说的第一点“特破旧有的图式规范”的问题。很多人也想特破形式，来创新。但拿起笔时想得还是古诗词的情调，又如何来创新？如今的画坛不泛有很多所谓的创新的作品依然在作古人之思，在这些作品上你可以任意的题上诗句：王维、苏东坡、李白、杜甫等等不管是谁的都会觉得很恰当。也就是说今人对事物的认知标准和思考方式和古人是一样的。这难道不觉得很怪吗？为什么呢？因为自从山水画被文人士大夫们赋予了精神旨归后，漫长的历史已沉积了太多的程式太多的规范太多的情感特质；要想特破何其之难呀！我们从历代山水画发展变革中来观照时下的绘画形态，不难发现很多画家（包括很多大家）作品是缺乏思考深度的。
其三是画家的创造性思维不应该受政治理念所干预。比如代表官方的美协，每次大型展览都强调“时代精神”“主旋律。”“构建和谐社会”等等。这种理念用于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应该说是社会的进步，决策者的仁智之举。但要把这种政治理念引用到画家的创作上，恐怕不是很好。这几年的国展，听说有很多的优秀作品上不了。个中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一点是“不符大展精神。”现在画家们都清楚美展的重要性，为了迎合评委的口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这在画坛已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了。不赘述。到底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有“时代性”呢？身处当代，众说纷纭，实难一言道明。正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可以向前追溯一点，远的不说，就拿清朝画家作为比较：清朝从顺治帝入关(1644年)到1911年。在这276年里，画坛也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了。康熙、、乾隆都是极为痴迷书画的。他们在书法绘画上崇尚董其昌（明代书画家）、四王山水（清代），董的书法追求“萧散古淡”书卷气扑鼻；其画风清雅中和，恬静疏旷、气韵深厚。四王山水主要以逼近古法为宗旨；王翚曾说：画山水要“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王时敏也喊出“画道衰（jian），古法湮灭”“人多自出新意”，唯恐“谬种流传”。
从以上这些画家的作品审美标准来看。是符合统治者的审美情趣的（董其昌、四王的画我觉得更多的是体现了不偏不倚冲和恬淡的儒家文化的审美情趣，入世的成分多些）。更是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的（不过急、不出新，多了些安逸，少了些激进，社会自会安定）。在帝王的倡导下，四王山水堂而皇之地处于画坛的至尊地位历二百余年而不衰。按现在的话说他们也是独霸画坛了。画家们过着优游自足的生活，既能得统治者的垂爱(王翚、王原祁曾得到康熙帝为其画上题词并赠官），又能受到普通百姓的敬仰
。弟子门生代代因袭、熙攘往来，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好不快哉！。所以王伯敏在所著的《中国绘画史》中说“四王山水，得到清代统治阶级的最高推崇，被尊为山水的正宗。”
我们再看看与四王同时代的“四僧”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八大（朱耷）、石涛（朱若极）皆为明皇室后裔，八大一生嬉笑怒骂，佯狂作态，蔑视清廷，他的画清冷孤绝，横空出世，傲然不群；石涛也是“一生郁勃之气，无所发泄，一寄于书画，故有时若豁然长啸，有时若戚然长鸣，无不以笔墨之中寓之。”渐江、髡残均有反清意识，出家不仕。渐江的画疏朗简淡，意境高古，脱尽尘俗；髡残更是“坠石枯藤，锥沙漏痕”（黄宾虹语）写尽山川惨淡之态。虽然晚年石涛在康熙南巡时主动去迎驾，并称康熙为“仁圣主”,称自己为“臣僧”。遗憾的是这位“仁圣主”对这位“臣僧”似乎并没有多少垂青。再与四王相比，四僧的画在当时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呀。
史称“康乾盛世”从大的时代背景看，应是国运昌盛，人民安乐，社会一派荣昌之象；而“四僧”包括稍晚的“扬州八怪”等正是生活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说他们的作品精神指向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格格不入的。所以我认为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其真正意义恰恰是提醒人们不要随大流，追逐生命表象的繁荣；而要象禅悟一般直指内心，让生命的灵光在瞬间粲然绽放，使笔墨生发出万般的生命情态，并且凝固成笔墨的美感形式，获得个体精神的永恒，从而提升着那个时代群体人格魅力的高度。
从以上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艺术家是有很多类型的，可能有的艺术家更注重于大的时代所给予他的创作经验和素材，由其而引发艺术家的创作冲动，创造出与大时代景观相对应的艺术品。按现在的官方语言说就是“主旋律，时代精神”的这类作品。还有一部分画家由于他们在现实生存环境中境遇坎坷，内心郁积太深，大有不发不快之激情。这些画家更注重自我主观情绪的宣泄，自我个性的张扬：发孤愤于素绢，注幽思于毫端。与大的时代“逆流”而进，不被当时时代接纳与认可；但由于他们的创作冲动是源自于灵魂深层的觉醒，是幽冥浩渺的宇宙深处透出的生命之光，所以更接近人类的终极目标——宇宙之大道。一旦那个时代的喧嚣繁华归于沉寂，人们才会真正的觉悟到艺术的根本所在，从而认识到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精英，是人类永恒精神的歌咏者。诸如象明徐渭、清四僧、龚贤、八怪这样一批画家，他们在生前默默无闻，甚至是穷困潦倒，但死后，他们作品的文化精神却指向了永恒与不朽，推动了整个时代的进步。
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从内心迷恋艺术的耕耘者来说，人生的“繁华与寂寞”完全取决于你对艺术的迷恋成度而已。真正愿意一辈子“走寂寞之道”的人古往今来也只有那么几个人而已。
有时我在想，在中国绘画史上，如果没有四王，可能不会有什么遗憾的；但是如果没有四僧、龚贤、八怪这批艺术家，整个美术史，尤其是近三百年的美术史将会黯淡无光。
所以对于现在的大展提出的要积极向上，要有时代精神，要弘扬主旋律等等我认为与艺术内在的规律不是很吻合的。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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