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
铺张许多，尚远不能枚举三帝之荒唐，不过倒是可以来看看“隔代遗传”是如何体现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身上了——他可是成化、正德和嘉靖三位皇帝荒唐遗传因素的“集大成者”。
万历皇帝的高祖父成化皇帝专宠万贵妃，万历朝便也出了个郑贵妃。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甲午（1590年1月26日），他的臣子雒于仁在奏疏中评价皇帝对郑贵妃的宠爱已经到了“册封偏加”、“唯言是从”、“储位应建而久不建”的地步。成化皇帝为了敛财，设立皇庄以为私产，万历皇帝在敛财方面将更令人捧腹：“拷索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而加杖”。成化皇帝不经正常选官程序而直接任命官员，他的皇玄孙万历帝则“更上一层楼”——不经廷推，自个儿任命了内阁辅臣。
万历皇帝的伯祖父正德皇帝贪杯好饮，万历帝就进一步“发扬光大”——喝起酒来是“日饮不足，继之长夜”，“沉醉之后，持刀舞剑，举动不安”，针对臣下谏其戒酒，他满腹委屈地对首辅申时行大呼“谁人不饮酒”。正德皇帝有八个助于玩乐的宦官，此八宦号称“八虎”，万历帝则欲与伯祖试比“多”——据《万历野获编》卷二一记载，他有“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的十个宦官，此十宦号称“十俊”。
万历皇帝的皇祖父嘉靖皇帝居于西苑二十余年不视朝，万历帝是“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以至出现万历年间官员稀缺极其严重之况：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十六壬寅（公元1598年2月21日），户科署科事、吏科左给事中杨廷兰奏言，“部院两京并设尚书都御史仅十四员，而今缺其八”、侍郎卿寺“而今虚其半”；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初七辛卯（公元1598年6月10日），吏科给事中吴文灿奏言“两京六卿之长，缺者凡九”；万历三十年六月二十五乙卯（公元1602年8月12日），吏科给事中田大益奏言，北京六部及南京六部这样的最高中央机关就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地方上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竟缺出六十六名，知府缺出二十五名；几年前杨廷兰原先奏言的“河南巡抚缺且逾半年”也显得是他大惊小怪了，因为到了这年的十一月初四辛酉（公元1602年12月16日），大学士沈一贯等奏，蓟辽总督已缺两月，延绥、陕西、河南、浙江、凤阳等五处“官（巡抚）缺事废”；十二月二十二己酉（公元1603年2月2日），大学士沈一贯奏，十三处御史巡行差务有九处缺官；万历三十四年四月初九丁未（公元1606年5月15日），辅臣沈鲤奏“六部都察院堂官现止五人，内四人被言杜门，独一沈应文拮据刑、工之间”；万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己丑（公元1610年12月2日），大学士叶向高奏“向时阁臣皆有三四人，多至六七人”，“今止官一人供事三载”；万历四十年正月十七壬子（公元1612年2月18日），左副都御史许弘纲奏都察院之“无正官八年”；万历四十年五月十七庚戌（公元1612年6月15日），署吏部尚书赵焕奏，辅臣叶向高“杜门三月”，内阁“烟锁尘封，阒无人迹”，“吏部全空，兵部虽点尚书而未至”，“刑部止臣一人，并无侍郎”，“户礼工三部各侍郎一人，并无尚书”，“都察院止一副都，左都左佥俱久悬缺”；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戊子（公元1619年12月14日），大学士方从哲奏，“九卿衙门只有户部、通政司系正官掌印，若刑、工二部则别衙门官署掌”，“吏部之印悬”、“礼部之印悬”、“兵部之印尘封”……
当然，以上只是万历朝缺官情况的一部分而已。
万历怠朝，纲纪废弛，难怪有人叹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以上还只是万历皇帝因“遗传”得来而发挥的“荒唐”中的一部分，至于其原创性的“荒唐”，除了重惩张居正外，有不少也已经在万历十一年里初露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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