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小百合上Taugust (桃花石)的文章：
斐洛对犹太教义的哲学化。
希腊哲学经由苏格拉底引入价值伦理判断，再由柏拉图引入理念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区分之
后，已背离纯基于自然的思辩而指向俗世，这方便了犹太教的哲学化。
聚居在Alexandria的流落异乡的犹太人（The Jewish Dispersion），比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更受希腊化影响，这种地理上的分野造成的思想歧异，促成日后教义中对希腊哲学吸收的
不同意见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宗派。典型的例子是经文释义时隐喻解释法的运用。
《圣经》由历代文书拼凑而成，早期的神话和后期的情景未必尽能和谐一致，对于这些易
让人觉得荒谬的部分，巴勒斯坦的犹太法学家尽可能贴近文本本义，采用字面解经法，少
量采用寓意解经法，对含义未明的部分（比如《利未记》13：11-13），则断言“只有上帝
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而亚历山大城的解经者，则倾向于采用隐喻解释的办法（寓意解
经法）以使道理更加自签 比如说，将禁食肉的戒律解释为不要虐待作为同类的动物。
从修辞学看，基于文献记载，“隐喻”这一词语是由公元前3世纪的斯多葛派的Kleanthes
开始运用。希腊哲人在对荷马史诗的去神话化时已大量采用这种方法，《七十子圣经》对
希伯来文本圣经的翻译中已显示出对这种方式吸收的痕迹（这或许是Freud《梦的解释》对
梦的自由阐释时所依据的传统）
这种解释方式，将《圣经》当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文本，为原先文本去神话化，甚至借着文
本，畅述己意。但这种“六经注我”式的解说方式，允许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阐述，从而
产生各种可能的歧义并引发各种争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之后，便变成宗派对阐释不可见
上帝的话语权力的争夺。或者说，不同教义解释导致权力分配的问题。从而，一旦后世确
立了“正统的教义”之后，这种采用新的阐释方式以从旧文本中获得新意义的方法便被主
流教会所抵制，以至于区分出正统和异端，用暴力的形式以制止新的阐释，比如布鲁诺的
被烧死，从这一角度，我们得以理解后世“整风整党”，反对“修正主义”这一系列事件
发生的原因（很有趣的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权力在握者为正统，弱势者为异端，中间并
无是非讨论之余地，这和现今中文世界49以后，胜者为左败者右，而非西方世界以侧重平
等抑自由为“左、右”之界定类似）。
关于大陆对古代基督教的研究情况，章雪富2002做了一个概述，（http://www.hkbu.edu.
hk/~cscs/n_v3_mai.html），大陆研究得很少，（http://www.ntsf.edu.cn/dy/taolun/t
aolun02.htm）主要集中研究斐洛，忽略了约瑟斯福，老普林尼等人的文献。而就算斐洛的
研究，比起西文（http://www.torreys.org/bible/philopag.html）仍是少的可怜。
斐洛，又称Philo of Alexandria，（Philo Judaeus，约公元前25年出生），公元40年，
他代表犹太人去罗马游说国王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在犹太人之中有较大影响。他的希腊
文法深深印着柏拉图的风格，显示了希腊哲学的熏陶，就家世而言，他出身犹太望族，好
学沉思，会通两希思想而每自出机枢。
2003翻译出版的Ronald Williamson 的《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些关于斐洛的
二手学说，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则翻译了他的《论“创世记”》，而此前，中国人
对斐洛的认识，来源于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鲍威尔的零星碎片的
见解：“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
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基督教的真正创立者是斐洛和塞内卡。这已经包含
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
布鲁诺．鲍威尔的疑古心态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类似，凡古皆疑，他认为福音书
的全部内容几乎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甚至历史上是否有耶稣其人都是问题。这种怀疑到了
恩格斯时，更直接的，基督教被认为来源于“庸俗”的后斐洛派。于是，基督教历代的教
义争辩和修订便被当成旁支末节，思辨为价值判断所终结。如果说，基督教会用上帝存在
这一理由，终结了一切哲学的终极追问，那么，马恩列斯则用了另一种方式，更为粗暴的
终结了这种追问。
从历史发生的次序来看，可以确信的是，斐洛对于日后将他追认为弥塞亚的基督教完全没
有任何预期，他所做的会通两希的知识努力，与其说是基于现实的问题关怀，不如说是一
种知识好奇。按照Ronald Williamson重编的斐洛著作的解释，斐洛的努力包括四部分：上
帝学说，逻各斯学说、《圣经》解释法、伦理学说。Ronald Williamson用这么一个比喻以
说明斐洛对寓意解经法的运用：“斐洛甚至可以从一份火车时刻表中引出柏拉图的理念”
， 以从本来没有任何隐喻意义的文本中说明他所认为隐喻的意义。
斐洛努力想证明，摩西五经和旧约圣经，与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哲学，
和谐不悖。或者说，他力图消除犹太教义和希腊哲学之中的不和谐部分，他的做法，便是
在犹太教义中引入了逻各斯（logos）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成为后世“三位一体”的原型之
一。但与后世三位一体的“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不同，如果说斐洛有三位一体
的概念的话，那么他的三位一体便是“上帝、锣各斯（Logos）、摩西”。而完全没有关于
基督的想象。
基于《新约》所记载耶酥出生时的天象（后世圣诞节装饰星所象征的伯利恒之星），按今
日天文学的考证，假如耶酥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应该在公元前6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以南
约6公里的伯利恒，活动地区主要在加利利南部的拿撒勒。罗马的史学中，塔西陀(55-120
)和斯韦托尼阿(75-160) 没有任何关于耶稣的记载,也没有提及耶稣之名。犹太史学家约瑟
福斯的《犹太古史》（Josephus约公元37～95）中有两处提到耶稣,但这后来被考证出是3
世纪时基督徒的伪造。可以这么说，耶稣在世时的影响最多是在巴勒斯坦地区，而远未传
播至亚历山大城，斐洛，要比耶稣年长20-30岁，虽然曾到过巴勒斯坦，但在他的大量著作
中，同样没有提及耶稣。这种沉默，显示了他对基督教，假如他真的略有所闻的话，也是
毫不措意。
斐洛的上帝观念中，旧约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思想被逐渐祛除，上帝作为一种完全抽象的
不可知论概念，或者完全远离世界的纯粹超验性而存在。而上帝与人的沟通则有赖于Logo
s这个中介者，Logos这个概念来源于斯多葛学派，特别是赫拉克利特，用来说明印在自然
秩序之上的理性，或者说，不受人影响的不可知的秩序和力（一只“看不见的手”）。这
个词语，在《七十子译本》的前三句中被引入，早期的中文翻译，在中文语境下，借用了
老子的《道德经》将其翻译为“道”。
Logos之所以被引入的理由是，如何上帝真的是纯粹的超验性的话，那么“上帝的被理解如
何可能”？愚蠢的人类，作为受造物，如何可能去理解造物主本身？斐洛将斯多葛学派这
个概念引入来作为上帝显现自身的一种方式，这种心态实际上相当接近于希腊哲学对自然
现象背后的秩序和不可抗拒力的好奇。当斐洛将哲学视为通过思辩，来洞察被上帝占有的
Logos时，事实上，已经将犹太教义的纯粹信仰引入一种思辩之中。尽管上帝是终极存在不
可认识的，但他已不是沉默不语的终极存在，而是可以通过对上帝的光所溢出来的光----
-Logos的理性思辩加以认识。
在斐洛的用法中，Logos 大写时表达上帝的力，而小写则表示由上帝的光溢出来的世界和
人之中的秩序。对Logos的这种引入导致了一种基于智力上的区分，早期犹太教的先知是一
种能制造出谶谣的预言家，先知的存在倚赖于神迹，不倚赖于智力。假如先知的预言真的
一语成谶的话，那么，这并非来源于理性推导，而是来源先启式的偷窥了上帝为人世所编
写的剧本。而一旦引入Logos之后，对上帝的认识便被转化为对Logos的认识。这需要哲人
的深思和怀疑论证，而这种论证背后，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不可知的上帝所溢出的光，作
为Logos, 以冥冥中左右人类命运的力的形式，为高智力者所感悟。斐洛将Logos用于专指
上帝的思想，而nous专指人的理性能力，显示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斐洛没有想到的是
，引入Logos之后产生了神性和位格这个很让后人头疼的问题，甚至进而启蒙之后，对Log
os的反思，竟导致上帝是否存在这一整个信仰体系的起点产生疑问。
斐洛的其他思想，比如原罪观念、通过心灵奉献进行忏悔的观念、禁欲观念、贞洁受孕（
处女生子），甚至包括对诸如割礼等律法是否必要放松，教义是否可能为非犹太人所理解
等问题的思考，为后世的基督神甫做了一系列的铺垫，但对于本文所考察的关于历史哲学
来说，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犹太人的宗教，便是犹太人的历史，一旦斐洛在犹太教中引入
希腊哲学之后，上帝的存在，退化为一种终极不可知的力量，而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有赖于
先知向哲人的靠拢，使“道”通过思辩而可能为人世认识，这么一来，线性时间下，基于
对上帝的信仰，引入不变的“道”，历史便可能因为“Logos”而变得逻辑一致。这种对犹
太教和希腊哲学的调和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被蛮族入侵之后的世代。而这期间，是基督教
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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