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有去流浪的想法，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很大程度上我是受了美国“垮掉一代”作家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的蛊惑，当然这种蛊惑是我心甘情愿的，与传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我觉得我还年轻有激情，青春不应该循规蹈矩在一个写字楼上浪费掉。大学同学说我太冲动，现在工作这么难找。我顾不了这么多，我一直都是喜欢听别人意见的人，但只是听，自己做了决定再听别人的建议，但最后还是按自己的决定做。我只是想知道自己所做事情的后果和别人的意见哪一个更准确（结果是没对错之分），一直以来我的决定都是高消耗低收率的，但我还是固执己见。
我认为事情不能考虑的太周全，越缜密得考虑你越会发现需要准备的事情越多，感觉自己的计划千疮百孔根本不能实施。人都有惰性，面临绝境的时候人的潜能才会淋漓尽致的发挥。俗话说，狗急了还跳墙呢。但我认为自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根据现状，我与人为善只好自己把自己往绝境上逼，交上了辞职信。
这几天时而听朋友举例说明世道的不太平，诸如男的被抢劫，女的被抛尸荒野，人的肾脏无缘由被割了。这多少让我有点担心。
我流浪的方式是，背个旅行包，搭顺风车去西安再去重庆、四川，一个多月后再回来过正常的生活。我是学历史的去西安无可厚非，但我去西安很大程度上是受青年作家李傻傻的小说《红ⅹ》的影响。去重庆、四川是想看看第三代诗人成长的地方。我从朋友那里拿来了帐篷和行军包，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荒郊野外睡觉，不用受人类聚落的限制了。
在野外生存方面我欠缺知识。我的计划是行万里路，在实践中学习。但我总不能掉进河里现学游泳，遇见抢劫的在打斗中学习格斗的技巧。若这样，我的人生多半是悲剧，客死他乡，身首异处。
上面说过，人考虑事情不能太全面，所以掉进河里、碰到打劫的这些事情都不应在我考虑的范围内，我要做的只是背上旅行包走在路上。但我还是决定带上一把刀，关键时刻可以以自杀这种方式来保全尊严。遇见强盗我就把刀架脖子上，威胁他们别过来，过来我就自杀，到时候你们便麻烦缠身了。但转念一想，既然他们出来打劫早已不把自己性命当回事了，还能把别人的性命当回事？更别提怕麻烦了。万一碰见劫色的，躲不过去我就咬牙忍了。
我问小马，怎样才能使自己显得凶悍点，走在大街上没人惹你。他说，你现在是衣冠禽兽，只要不穿衣服就是禽兽，一般人不敢惹。
我说，认真点。
小马说，你理个光头，在头皮上纹条龙，现在小混子都这造型。
我说，我在胸前挂个牌子，上写，通告：此人肋骨上插有两把刀，怎样？
小马说不行，你这，明摆着想去坐120急救车。
在怎样装扮才没人招惹这个问题上，我们争论不休，没能达成共识。后来，我们还有以下的设想：
A，办个假党员证挂胸前B，装疯卖傻C，内裤外穿装超人D，挂个牌子，上写，艾滋病毒携带者
但以上方案都有各自的缺陷：
A，遇见反动分裂组织如东突份子，你打着党员的幌子约等于英勇就义。
B与C有异曲同工之处，向世人说明自己精神有问题。群众很容易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下把你送进精神病医院，那可是个医生待的时间长了都能成病人的地方。
D，有艾滋病只能说明没人敢和你上床，并不代表闲散人员不用器械危害你的人身安全。
最后我决定不再这么左右互搏的思考下去。在中国的魏晋时候有一批统治阶级的文人思想消沉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玄学分子的行为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些问题只能遇上后找对策，“清谈”下去是没完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