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日  星期日  晴

    追逐事件是新闻的天性。有一种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只有事件新闻才真正称得上是新闻。
    为什么每有地震、矿难、空难、大案、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媒体都会趋之若鹜，就不难理解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另一类事件的报道：经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受到广泛关注、或者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事件。
    今天记者刘敏、杨跃萍采写了《投资环境不尽如人意 昆明台资企业协会会长请求辞职》一稿。这件事是我前不久列席云南省委常委会的时候，省委书记白恩培在会上义愤填膺讲起来的，他严厉批评了一些部门和单位服务意识差、处处与投资者为难的现象。“省委书记都为此震怒，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进行舆论监督。”我在业务会上说。
    刘敏和杨跃萍完成了这一报道。我看到的已经是编辑部退回要求修改过一遍的稿件了，我想了想还是先签发了，但是告诉小刘敏说：“还值得继续做深度报道，可以做成一个热点事件。”
    她们俩是以昆明台资企业协会会长李志铭自述在昆明投资辛酸经历的形式写作，辅之以云南省台办的调查报告认为李志铭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对投资环境丧失信心是李志铭辞职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稿件对新闻重点的把握似可商榷。她们俩把着墨的重点放在了台商李志铭的投资辛酸经历上，这一定位似乎偏低了。我觉得“昆明台商协会会长辞职事件”或称“辞职风波”才是这条新闻的重点。
    因为，李志铭的“投资遭遇”不过就是一件“事”，这种事也许还有很多人都同样遭遇过，还称不上是一个“事件”；但如果定位在“辞职风波”上，那就够得上是一个“事件”了。而一旦成为一个“事件”，就总是比一般的一件“事”要吸引受众眼球得多。
    审签完这条稿件之后，整整一个下午，只要脑子稍有一点空闲，我都在反复思考：“事”和“事件”究竟有什么微妙的差别呢？我还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界定，但是我想，“事”大约是比较单纯的、是一种线状的；而围绕着这样一件事，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它产生的各种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它引起的各种社会反响，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处置，以及最终的结局等等，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一个“事件”。“事件”是比较复杂的、呈放射状的。
    西方媒体时常曝出所谓的这样“门”那样“门”，从著名的“水门事件”到近期世行行长沃尔福威茨的“女友门”，为什么要称为“门”呢？实际上就是把某一件“事”变成了“事件”。
    拿刘敏、杨跃萍采写的这条新闻来说，昆明台商协会会长李志铭愤而辞职就只是一件“事”，但我们如果挖出这件事的前因——他投资的一个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拖了14年还没有办成；后果——他对投资环境完全丧失了信心；反响——昆明台商纷纷声援；处置——云南省委书记震怒、相关部门调查处理、一些实权部门相互推萎责任；结局——李志铭还是坚持撤资、昆明台商投资急剧下滑，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台商协会会长辞职事件”。
    新闻毕竟是要靠争夺大众眼球取胜的，新闻如果能构成“事件”无疑也就有了受众基础。因此，一个优秀的记者，是善于把一件看似寻常的“事”能够变成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记者。
    那么，“事”又怎样才能变成“事件”呢？从新闻操作的层面来讲，我想无非就是两个途径：一是连续追踪报道，另一个就是深度报道。
    但无论你如何操作，首先你都得清楚地意识到你是在做一个“事件报道”而不是在“报道一件事”。你如果想把“一件事”变成“一个事件”，唯一的办法是必须要在采访上花更大的功夫。
    我跟刘敏说：“你们采写的这篇稿件，我唯一能够明确看出来的采访对象就只有云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秀英。当然还有李志铭本人和省台办，但也有可能你们只是拿到了他们各自的一份书面材料：李志铭写给台办的辞职信和台办的调查报告。至少从文章中看是这样。”
    这样采访是比较“省事”，采访到的素材也足以报道这件“事”了，但要想把这件“事”做成“事件”，仅仅采访这样三个方面的人士就远远不够了。至少还需要采访李志铭辞职信中提到的一些单位和部门：昆明市官渡区政府、昆明市规划局、昆明市建设局、昆明市国土资源局、“佳华广场”、“中炬石化”等等，看看他们对此是何态度，有何处理措施；还需要采访几位在昆明投资的其他台商，听一听他们有何反应；需要采访李志铭企业的员工，看看因为项目十多年拖而不决给企业和员工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需要采访一些市民群众和专家，让他们发表对昆明市投资环境的意见和看法。我开玩笑地对刘敏说：“你甚至还应该采访采访我，让我描述一下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书记白恩培为此震怒的情景。”
    很佩服《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这样一批“新锐媒体”，他们就很能够把一件“事”变成“事件”来报道。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也并无多少“秘诀”和“绝招”，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采访环节的用功程度上，他们的记者采访的“笨功夫”真的是下到了极致。举一个小例子：
    今年3月19日，吉林大学自曝学校深陷债务危机。这样一件事被全国众多媒体报道成了“吉大债务事件”。4月2日，《经济观察报》和《中国经营报》同时推出关于这一事件的深度报道。《经济观察报》题为《吉林大学深陷债务漩涡 高校的做大之痛》，《中国经营报》题为《谁令高校债台高筑》。从这两篇报道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记者一些采访的影子——
    《中国经营报》采访的人士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佘彦、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一位教授、一位正在休息的学生、吉林大学宣传部部长刘景辉、吉林大学一位职工、吉林大学软件学院研究生办公室马东辉、长春市政府宣传部、吉林大学校友、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北京大学社会学家周孝正；共10人。
    《经济观察报》采访的人士有：吉林大学宣传部部长刘景辉、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吉林大学学生、吉林大学财务处处长、吉林大学一位教授、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少岩、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俊江、上海交通大学副书记郑成良、长春市政府官员、吉林大学教职工；共7位（还有3位人士从文中看出来拒绝接受采访，但记者也如实做了交代）。
    我想，如非在采访上用足“笨功夫”，采访这么多人，挖出众多的内幕，恐怕是很难将吉大公布学校债务这样一件“事”变成一个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的，也不可能写出耐读耐看、耐人寻味的好报道。
    我鼓励小刘敏紧紧盯住“李志铭辞职事件”不放：“突发事件做记者的都知道去拼去抢，要拿出突发事件报道的劲头来，像重视突发事件一样重视经济社会事件的报道，善于把经济社会生活中有较大新闻价值的‘事’策划成‘事件’。如果一件事能够在你手中推动成为热点新闻事件，做记者一定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