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读书笔记

近段时间认真读完了《人间词话》，做了一些笔记和摘录，现在写下来算是资源共享，其中有一部分摘自编者的评论，经过我的“消化”，一部分是我的感想，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与作者的不同想法。

第一部分：关于王国维的生平和思想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92年考中秀才，1898年到上海任《时务报》文书、校对。1900年秋赴日本留学，但仅四五个月就因病归国，后在通州师范学校和苏州师范学校任教。1907年到北京任学部（相当于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1911年武昌起义后流亡日本，1916年春回到上海。后编辑《学术丛编》，同时任上海苍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1921年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溥仪征召他为南书房行走。1925年，王国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五十岁。

王国维信仰和介绍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美学思想。他把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与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思想融合起来，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思辩方法与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美学和文艺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史的研究。他的另一部著作《宋元戏曲考》（1912年）是我国的第一部古代戏曲艺术专著。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国维看不到前途和出路，政治上趋于保守，转而进行甲骨金石、经学史学研究，由于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良学风并结合近代科学方法，取得了辉煌成就。

可是长期的思想苦闷，生活上的困顿，以及长子去世、挚友绝交的打击，加上对北伐战争胜利的恐惧，终于导致了他自杀的悲剧。

王国维的才华和卓识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另人惋惜。

第二部分：境界说

作者开门见山：“词以境界为最上。”

怎样才能有境界？我们通常觉得“情景交融”为有境界，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情见于言外”就是这个道理。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苟无敏锐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语文学事。”而王国维的老友樊志厚在为《人间词话》所写的序言中也说道：“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由此可见，要做一位好诗人，离不开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感情，二者缺一不可，并且还要能相互融合。至于融合的方法，王国维在第二条中说得清楚：“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

“造境”指虚构之境，“写境”就是写实之境。在诗歌创作方面，通常认为浪漫主义诗人创造虚构之境，现实主义诗人描绘写实之境。而王国维认为，任何境界都既反映现实又表现理想，只是侧重不同才有“造境”“写境”的不同。正如高尔基说过的：“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好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理想和现实，王国维在第五条中还有补充说明：“……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反复强调，可见其重要性。

如果说“造境”“写境”是从境界的构成材料说的，那么我们熟悉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可以说是根据诗人的感情状态分类的。关于“有我”“无我”的叙述，我们在高中时就有过接触，不过那时是为了应付考试，现在我仔细体会了一下，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此间真意。

“有我之境”应该说是一种表现强烈激动感情的境界，因为“有我”，所以主观色彩浓厚，整个境界统一于“情”，描绘景物也浸染了浓郁的感情，即作者所言“……物皆著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我认为就是通常所说的“忘我”的境界，诗人被景物吸引，甚至忘记了自身的所在，完全融入景物之中，整个境界统一于“景”，诗人于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王国维还认为“无我”和“有我”两种境界“一优美，一宏壮也”，并且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显然他更为推重“无我之境”，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妥。

按照王国维的理论，“有我之境”是诗人主观上受到震撼，带有一种庄严感敬畏感，故而宏壮；而“无我之境”是沉浸在景物中，“不关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

但从这种定义中我们还是不能清楚地看出把“有我”、“无我”归为“优美”、“宏壮”的理由。实际上，这应该是对境界的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没有必然联系。

列举王国维自举的词句为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是“有我”，可是词句却不是怎么宏壮，相反还很优美。而苏轼“乱石穿空，惊滔拍岸，卷起千堆雪”是非常宏壮了，可是我认为诗人在描绘这种景象时是非常忘我了，绝对可以称得上进入“无我之境”了。

另外，王国维把“优美”凌驾于“宏壮”之上也是我所不同意的，这就像“婉约派”和“豪放派”不能说孰优孰劣一样，它们应该是并列的两种风格。

《人间词话》第六条，我觉得可以用它为王国维的“境界说”做个小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所谓“写真景物”就是说写景要自然传神，不能刻板；写“真感情”，就是抒情要发自肺腑，不能虚情假意、无病呻吟。而且，这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达到“意与境浑”。

在“真景物”和“真感情”中，我认为写“真感情”是先决条件，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也写道：“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

通过理解王国维的境界说，我总结了写好文章的方法和条件，即要情真意切，还要贴近生活，情景交融。诗人谢榛说道：“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也是这个道理。

第三部分：一些分论点

《人间词话》的大部分内容，是王国维针对一些具体词句和个别词人进行分析，研究他们的风格特点。我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自己比较欣赏的来分类、分析了一下。

1、李后主的“性情真”：

王国维对李煜的词赞赏有加，说“李重光词，神秀也”，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这些评论都是很客观的，李煜的词倾诉了国破家亡之痛，悲凉凄楚，文辞自然，所表达的情感汹涌澎湃、淋漓尽致，他的确无愧“词帝”的称号。

那么李词的成就为何如此之高？作者探究其原因，认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所以，李词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性情真”，保持着“赤子之心”，故而能自然地表露真情。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有一段精彩描述：“毛嫱、西施，天下每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形象地称赞了他的词浑然天成。

不过，王国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后主坎坷的经历对他的作品的重要影响。“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后主若没有国破家亡的遭遇，也不可能写出传诵千载的佳作。后主的后期作品成就远高于前期的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强调“主观之诗人”要“阅世浅”并不全面。只有把真挚单纯的感情和丰富的阅历结合，才能作出佳作。

2、词之“雅郑”：

“郑”指的是淫靡低俗，关于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周邦彦词的讨论。

王国维尖刻地评论说：“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又引用刘熙载的评论说：“周旨荡而史意贪”。

事实上，历朝历代词评家都认为周邦彦的词品格意趣不高，多描写男女情爱，这主要是把词联系历史上周邦彦的一些风流韵事而得到的结论。

与此相对的，王国维及其他词评家对周词的艺术成就，尤其是音律上的造诣给予了充分肯定，王国维说周邦彦“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刘熙载也说：“周美成律最精审”。

那么，艺术成就极高的周邦彦是否真的品格低下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周词，不难发现他虽然多描写情爱，但内容不外乎相思离别、伤怀念远之类，这些内容在历代诗歌中都有，根本不能称之为“郑”。前面说的那些评论完全是一些人过分注意周邦彦的风流传闻而影响了判断。

再看王国维其后的一条评论：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路要津？无为久贫贱，坎坷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

可见所谓的“郑”关键在“不真”。“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

所以，认为周邦彦的词“郑”是一种偏见。后来王国维对周词做了更细致的研究，认识到前人的错误，他在《清真先生遗事》中特别为周邦彦“平反”，对他的词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为“词中老杜”。

3、用典：

王国维在第三十四条首先提出：“词忌用替代字”，并且解释说：“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其实作者仍然是在阐述自己“真”的观点，他认为用替代字容易导致词的形象朦胧，不够鲜明逼真。

《人间词话》第五十八条也是论述用典的，写得尤为精彩，在此逐字摘录：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梅村”指的是清代诗人吴伟业，作者把他的成就与白居易对比，反对在词中堆砌典故。的确，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妇孺可诵，艺术价值很高。王国维反对用典、用替代字，其原因是担心读者缺乏必要的知识，而对诗词不知所云。

不过其实恰当用典也是可以为作品增色的，关键不能太滥太生僻，一个巧妙的典故可以让读者拍案叫绝。

4、“隔”与“不隔”：

王国维说：“（白石写景之作）虽格韵高艳，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又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

还说：“‘生岁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佳夕，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最后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可以明显看出，王国维欣赏形象鲜明的作品，不喜欢意境朦胧的作品。他以姜夔的作品为典型，批评他的词晦涩朦胧，情感力度不够，“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其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强调写词的“真”是王国维的基本观点，是相当精辟的。但是，就此否定所有朦胧迷离的意境未免有失偏颇。朦胧的意境有利于激发读者丰富的想象，同样有所长。典型的例子如唐代的李商隐。

5、诗体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绝律，绝律敝而有词……”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这两段分别出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序》，简要地概括了诗歌的发展历程。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提出：“……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这就是王国维的文学发展观：每种文体都由盛转衰，因此在其广泛流行的过程中往往形成程式规范，从而丧失创新精神。而杰出作家为了打破限制束缚，于是寻求和创造新的文体。所以，单就一种文体而言，可以说后不如前，但从整个文学发展史看，总是不断出现新文体，不断发展创新，从总体看后代文学发展水平必然超过前代。

这个理论是精辟的。举个例子说，唐诗由古诗发展到绝律，达到顶峰，但绝句和律诗对格律形式的要求就限制了诗的发展，所以后代绝律的总体水平就大大低于唐代。诗就成为唐代的“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这就是单一文体的“后不如前”。而也正因为绝律开始走下坡路，李白这样的“豪杰之士”才创立了词“以自解脱”，从诗到词，这就是文学的发展。

“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韵之骈体文耳……”

王国维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越长的诗体对格律的要求越高。比如排律，除首尾两联外，中间部分一律要求对仗，这样严格的形式要求，往往限制束缚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所以诗词体制的优劣尊卑，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表达感情。

不过话说回来，文学本来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在严格的体制限制下依然有传世之作脱颖而出，杜甫就有很多优秀的排律作品，骈文中不是也有《滕王阁序》这样的佳作吗？

第四部分：给我的启示——关于怎样写好文章

非常认真地读完《人间词话》，我很少这么认真地研究一本书——印象中除了这一本就是《达芬奇密码》——还作了笔记。确实，它给我不少启示。虽然王国维写的是“词话”，但是他所阐释的道理适用于一切文体的写作。

这种理论很符合我的口味，正如我以前一直说的，写文章要言之有物，不能无病呻吟，要以丰富的阅历为基础，不能脱离了实际，也许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大师，但文学本来就不是争夺名利的工具，正如王国维所说，“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红楼梦》里也说“词不害意”，不能为了追求形式损害了你要表达的意思。只要你写出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感，那你离成为大师也不远了。

为 人 性 僻 耽 佳 句                           语 不 惊 人 死 不 休 一 点 浩 然 气       千 里 快 哉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