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大串联红卫兵到达井冈山

1966年大串联红卫兵走过卢沟桥

1966年红卫兵在黄洋界山顶学语录

1966年红卫兵在天安门观礼台

1966年红卫兵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1966年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

1966年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唱语录歌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1966年天安门国庆游行

1966年天安门国庆游行2

1966年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

1967年长安街上的宣传画

1967年红卫兵在长安街画宣传画

1968年北大荒知青早请示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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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图为毛泽东和林彪在城楼上。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图为毛泽东和林彪在城楼上。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我们抓突出政治，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

林彪还题词，把毛泽东称作“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

到了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变成全民的造神运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毛主席像章 。以毛泽东像为表现主体的像章，文革中一种崇拜礼器。也可简称“像章”、“红宝章”、“纪念章”。当时各大小单位都争相设计、制作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佩戴、收藏、赠送、交换毛泽东像章，成为一种时尚。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连进入大陆的外国来访者也要戴。

 

最早出自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泽东像章。1945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建国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毛泽东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狂热则是在文革的1966年夏至1971年夏；高潮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时。前后5年时间制作的种类约1万种、总数20亿枚。有材料显示：1966—1968年全国有2万多家工厂企业总生产各种毛泽东像章、语录章80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料6000吨以上。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20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荧光（夜光）等20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20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荧光（夜光）等20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仅《毛主席语录》一种，据有关部门统计，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版本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文化部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的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红宝书。据称，为了“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按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目录记载，除“文革”的第二年即1967年2月出版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月出版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就再也没有出版马列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的出版工作中断了，甚至1969年、1970年印制成书的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布面精装和纸面精装两种)共8万套全部封存在仓库，未能发行，理由是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语录。

 

因为这类读物都配有红色塑料封皮（另有布面、绸面、皮面等）作装帧，色彩和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庄严而激动人心；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所以称“红宝书”。开本多为64开本。其他常见的开本还有32开（据称最大的开本为4开，与《参考消息》一样大）、100开、128开（最小的开本为512开，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其形制小巧的功能是使它可以放进衣兜，便于携带，可随时取出来“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应用。又有精神原子弹的力量、崇高而近乎神圣的地位，所以被称为“红宝书”。购买时不能说“买”，以免亵渎，只能说“请”。与买宗教圣物只能说“请”同理。

 

同时，它也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的象征符号，握在右手举过头顶频频挥动，以示欢呼或声讨性呼喊的辅助物。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最早挥舞红色语录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后来成了对他的概括和讽刺）；自此这一动作成了呼喊口号时的规范的仪式。
        红宝书甚至成了一些特定场合的礼物，例如会议公费购买赠送或私人祝贺新婚夫妇等，都有送红宝书的。以致于不少人家里的红宝书存积起来，堆成一大摞一大摞的，成了一种负担却又不敢随意处置。哪怕是无意中污损了红宝书，都可能成为莫大的罪名、受到严厉惩处；所以有时手握红宝书又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而这种心理负担大到极限，就会形成强迫症。

 

红海洋。1966年夏季开始席卷中国的，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的环境赤化风潮。也曾被称为“红化”。这一时尚的功能，是以极大视觉冲击力，为渲染毛泽东权威、烘托造反气氛造势。

当时中国的大环境“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这种氛围刺激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闹市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机关、学校的大门、房屋、院墙墙壁，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忠于毛泽东标语和毛泽东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的木刻图案等。

 

于是这种风潮，迅速蔓延到中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居民区甚至农村的每个角落。其绘制方式有油漆涂刷、喷枪喷涂。当时的商店、机关、军营、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都被淹没在红色油漆之中。连厕所外墙也不放过。除了现成的连片墙体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置于公路旁、田埂边等地。涂饰红海洋的日日夜夜，人们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始终处于高度亢奋状态。造成红油漆供售的空前紧俏。参与者感觉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每一个角落，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会降临。这与当时人们对红色象征革命的观念，和对象征力量的精神作用的执着崇拜、蒙昧狂热有关。

 

红太阳。特指毛泽东的转喻。出自陕北民歌手李有源作词、首唱的《东方红》里的著名比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文革初期（1966年至1968年）达到高潮的个人崇拜中，从李有源的朴素比兴衍化出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一短语（一度甚至夸大到把“我们心中”僭妄地改称“世界人民心中”），成为与毛泽东等价的固定词组，是当时乃至整个文革（1976年后仍有涟漪）的文艺作品——绘画、图案中直观的太阳形象、歌曲中的《东方红》旋律、变奏等、诗歌中的比兴、隐喻——中出现的最多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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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象，把作为人间政治领袖的毛泽东神化为先验的、绝对的价值，上天的权威。由此必然地向人们发出了跪拜、祷祝的精神吁求。而这一跪拜、祷祝姿态，既出于毛泽东的首肯（从“划分两种个人崇拜”到“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林彪等政治领导人的诱导（“要迷信到盲目的程度”；“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制度安排（学毛著、讲用会），也出于信息匮乏状态下无从选择和愚昧的盲从、狂热。从抗战边区的自发歌唱，蜕变为强制性的制度化灌输，作为文革舆论动员的造神运动的组成部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流行歌曲把群众情绪煽动到了热血沸腾、盲从盲动的地步，积蓄了充裕得无从宣泄的心理能量，一举越过常识的理性域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更正:127楼应为：

红司令。红卫兵的红司令，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特定称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宋彬彬给毛泽东左臂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当时即有“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口号。从以上具有戏剧性的象征举动到公开宣言，都蕴有把毛泽东倚为红卫兵最大靠山的政治暗示，成为红卫兵合法性的最有力的保证。在学校和其他一切阻止他们行动的党政领导者面前，便有了说“不”并自称是“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的充分理由。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从思想联系和政治现实两方面看，称毛泽东为“红司令”都丝毫不勉强：一则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卫兵的创立完全听从了他的号令，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在酝酿红卫兵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则红卫兵的思想武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革命）都是从毛泽东那里接受来的，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造反者形象也激励着红卫兵的想象，他实际上就是红卫兵的精神父亲；三则毛泽东曾写信赞许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有理”，戴上红卫兵袖章，后来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驱逐工作组，发动遍及全国的大串联……更是从公开表态到政策倾斜、情绪满足各方面，全方位支持了红卫兵。

图为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

 

图为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

 

《东方红》。曲调取自陕北民歌，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1942年冬作词。原名《移民小调》，有十多段；经公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等人删削修改成三段，重新定型为现名。从黄土高原乡村民歌到政治颂歌，经历了从民间自然的情感抒发到意识形态刻意制作并高度政治化的一个过程。

 

1949年以后，此歌被收入歌曲集、灌制唱片、编入教材、经常性咏唱、宣传鼓动。1964年，创作了歌、舞、诗三位一体的、以《东方红》为名的音乐舞蹈史诗。该剧集中了当时最权威、最著名的作词家、作曲家和歌唱家，编导组以陈亚丁、周巍峙为首，动用了3000多人的大型阵容，成为崇拜型作品的典范。1965年拍摄成艺术片全国播映，造成了更为广泛、持久的影响；实际上成为以后文革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的先导。

图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

 

 图为中央广播电台节目时间表。

 

由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田汉被打倒，变成有曲无词，《东方红》遂作为非正式代国歌使用了近10年。1970年4月2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１号”），就用20009兆周频率播送电磁振荡模拟的《东方红》乐曲，以此作为标志音乐。
　   图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
 

毛泽东塑像。与像章热的同时，由各种材料制作的塑像、雕像、画像也充斥于整个社会，许多单位都在办公楼前，建起往往比真人高大两倍的毛泽东塑像或雕像，各种毛泽东本人或毛泽东同他的几位“亲密战友”在一起的巨大画像，在大街和各单位的墙壁上，比比皆是。第二炮兵某下属单位用两块巨大的花岗岩，精心雕琢了两座一人多高，一人多宽，一米多厚的毛泽东半身像，由于重量太大，是用火车专门运到北京的。这两座半身像被作为给第二炮兵第一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献礼。

 

突然大个子脚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现了——毛泽东大瓷像摔碎了！大家全都惊呆了：把毛泽东像打碎，杀头的罪过呀！没等大伙清醒过来，那大个子两腿一弯，“扑通”跪下给毛泽东像请罪！紧接着二排、三排全都跪下。人们都是抢着跪，谁先跪下谁就忠得最彻底，最坚决，最不犹豫。可那时候人们这根弦都绷得很紧，几乎同时唿喇喇一齐跪下。在月光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不知是傻是疯，黑压压跪成一片。没人吭声，没人敢动，谁也不看谁。都以一种悔罪心情，面对着地上那片被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形象的碎瓷片儿。

万岁。意谓“千秋万代，永远存在”。这是从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专用于皇帝的颂圣谀辞。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概念后即有此呼。据毛曾被贬黜的秘书李锐说，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文革时，集会、游行的口号，机关、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等公共场所和家庭张贴的标语，都有“毛主席万岁”。使用的普遍，已至空前绝后。

 

除了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列主义等抽象的神圣事物、集体功业外，对于在世的个人，只有毛泽东才能当此一词。这既是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习俗规定的祝祷语，又是当时中国老百姓自发地将毛视为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领袖乃至神的普遍观念。在一个严于礼节等级、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不允许有任何的僭越。曾有外国来访者不谙中国规矩而呼喊“周万岁”，把周吓得赶紧制止。因为英语里的“long live”（永远活着）是一般性祝愿，不是专属最高统治者的。

1966年甚至曾有人编造说，经医疗权威认定，毛泽东可以活到100－150岁。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人奔走相告，有的地方为此发了号外，红榜书写张贴，敲锣打鼓庆贺，成为万口传诵的喜讯。这是文革个人崇拜的顶点。“万岁”，既表达了人们对毛泽东的忠诚、美好祝愿，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崇拜、服从，认同毛泽东可以超越生命现象的自然规律，表达了他们坚定按照毛泽东指示办事的政治意愿。同时也是一种对人格和独立思维权利的让渡。
 

1966年10月1日一位进京观礼的山东烟台市青年女工不断地高呼“万岁”。她说，“全厂工人要我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时，为把全厂403个工人的心意带给毛主席，一定要喊403声毛主席万岁。” 有人分析说，“古代人民是跪着喊万岁，文革时人民是站着喊万岁”；身子虽然站着，心理却是跪着的。除了政治原因以外，它与中国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与自然经济关系密切，是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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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控制住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为：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研究吴晗的问题。根据彭真的讲话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拟成。

    《提纲》分析了当时学术批判的形势和任务，讲了方针、队伍、“左”派要互相帮助、准备工作、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加强领导等问题。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同时在学术讨论中 “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虽然在当时条件下仍有“左”的提法，但基本的思想是试图把已经开展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将其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图为1955年彭真与夫人在北戴河。

1966年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对《提纲提纲》进行讨论。刘少奇与邓小平均表示同意。决定按照《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

1966年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去武汉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还表示：吴晗经批判以后，仍然可以当副市长。在此情况下，彭真当即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电传北京，经在京常委同意后，将《提纲》发往全国。“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时成为流行语。
        图为刘少奇与邓小平在一起。

 

《提纲》发出后不久，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2 月底、3月初，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搞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说：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与《提纲》形成尖锐对立。
      《提纲》成为彭真对抗毛泽东的主要罪状，《五一六通知》批判的靶子，北京市委倒台的契机。毛泽东更直斥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称**为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图为毛泽东与彭真、郭沫若在一起。


 

文革的发端

1966年4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建文化革命小组。4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

《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从1949年到那时的17年间，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被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9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定型于九大）奠定了基础。它的通过和贯彻，被官方史学家认定标志着文革的全面发动，并为其赋予了合法性。
        图为毛泽东。

 

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说彭真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重要条件。1966年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革的第一大标志是彭真的沉沦。 图为1964年4月，彭真在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选举中投票。

为进一步制造舆论，报刊开展了批判“三家村”与《燕山夜话》的宣传。“三家村”的三家，指的是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人。1961年，《前线》刊物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约吴晗和廖沫沙轮流撰稿。栏目定为《三家村札记》。《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的《燕山夜话》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 图为北京师范大家的学生在查阅资料，写批判文章。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这一批判源于同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同年5月批判再次升级，被姚文元、关锋文章，用断章取义、曲意构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手法，把它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连《北京日报》的批判都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并号召“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文艺批评已然成了引申构陷、政治审判的同义语。 图为吴晗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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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976年，中国爆发了一场长达10年，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影响面之大，波及面之广，破坏与损失之严重，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始无前例的。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曾说过，他的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打倒了蒋介石，二是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晚年的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越来越严重。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身边睡着的赫鲁晓夫随时可能夺取政权。过去的各种斗争手段已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实行一场大的革命才能达到目的。　　

文革的长期动乱使国家遭到严重的损失，给人民造带来巨大的苦难与创伤。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传统价值观被彻底颠覆，个人崇拜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的权力丧失殆尽。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距今已有40年了，今天我们来研究文革仍有现实意义。青年一代有些人因为缺少对历史了解，产生了许多对文革的误读；老年一代也有一部分因现实问题的困扰，对文革的认识又重新变得模糊起来。进一步总结文革，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加快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文革这样的动乱再度发生。

全面论述文革的发生、发展过程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是想通过用图片这种较直观的形式来勾勒出文革的大体概貌。由于资料的匮乏和本人收集的有限，再加上有一些事件和人物的图片无法找到，会有许多缺漏与遗憾。我将以严谨、认真与客观的态度去做这件事，但限于知识的不足与水平的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所有的图片均来自互联网。因有些图片由多家网站转载，故无法一一注明出处，请谅解。

修订版说明

 

本帖于2006年12月12日首发于博客网《社会关注》栏目。2007年1月27日，博客网因内部调整，《社会关注》栏目暂时关闭后，被移到本版。由于《社会关注》的关闭，可能造成了部分数据的丢失，致使图片无法显示。作为一个以图为主的帖子，图片不能显示也就基本失去了其价值。为了保持帖子的完整性，借此机会进行了一次修订。修订版在保持基本框架不变的前题下，对大部分内容进行了增补和完善；对一些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更正。由于工作量太大和时间仓促，我虽做了努力，但还是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楔  子

 

七千人大会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和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作了讲话。

图为大会会场。

 

在1月27日的全体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口头报告。 这个口头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月26日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纲，并在大会开始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的。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刘少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看法。其主要内容有：

一、对当前经济困难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我想要实事求是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里，刘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农民的说法，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大会上。

 

三、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令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

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图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在大会上。

 

毛泽东提议当晚，各中央局即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要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并对自己左倾错误作了检讨。毛泽东在会上还说：始用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齐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这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写的……你们看，始用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有个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我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纲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始用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

    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
 

实际上，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许否定。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 “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而刘少奇在口头讲话中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或者说支持得不够坚定，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要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来建立呢？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直接反击。再联想到随后八届十中全会开展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是不是可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有更深的理解呢？

时隔数年，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巴鲁库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正是这个报告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成了文革的导火索。

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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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之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

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图为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给斯诺签名。

 

1964年10月，斯诺第二次访问中国。1965年1月9日傍晚，毛泽东宴请斯诺。饭后，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4个小时的长谈，按当时毛泽东的话说，这次“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整个交谈十分轻松愉快。交谈开始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视短片，这是毛泽东应斯诺的请求而拍摄的，这次毛泽东与斯诺会见和1960年那次不一样，那次未发消息，这次不仅发了消息，还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同斯诺会见的大幅照片，把斯诺称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认为，当时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那时，斯诺并不完全理解毛泽东这番话的全部含义。

图为毛泽东宴请斯诺。

 

1970年，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是斯诺最后一次访问毛泽东。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进行的一次长达5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斯诺又提及个人崇拜问题，并告诉毛泽东，他在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中写了“个人崇拜”问题，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毛泽东说：“你写了中国的‘个人崇拜’又怎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不可写，这是事实嘛……”斯诺在这次访问记中写道：“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正因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励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后来，斯诺通过当时中国的其他高级负责人证实，1965年1月25日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图为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斯诺及夫人在天安 门城楼上。

 

毛泽东神秘回韶山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又一次回到了故乡韶山。

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环抱其间。它占地约5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而至。滴水洞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林立，过去有一桥，桥下是一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大旱，洞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这就是滴水洞。只因毛泽东由东而至，所以称它为“西方山洞”。

       图为滴水洞。

 

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他喜欢滴水洞，还因为这里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回到阔别23年的故乡韶山，陪同他一块去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毛泽东对周小舟说，想在滴水洞修几间茅屋，“你们省委研究一下也可以嘛！”于是，湖南省委开始修建滴水洞工程。在60年代初，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1962年底竣工。1964年初，滴水洞别墅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但除个别领导同志在此小住外，一般的人不得进入。

图为滴水洞。

 

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后第二次回故乡。但这次毛泽东住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他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思考问题，有时又烦躁不安。毛泽东在韶山看了什么书，批阅了什么文件，至今鲜为人知。不过7月8日给江青的信，就是在滴水洞期间，毛泽东给江青写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其指导思想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图为1966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

图为毛泽东与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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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篇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本来，上海报纸发表的文章，其他地方的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要转载，但是这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毛泽东在小范围的谈话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二十天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这些话，更进一步强行加重了批《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1966年初，这一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对《海瑞罢官》怎样表态，已经几乎成为判断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并扩展成为对彭真的斗争与刘少奇交锋的起点。

 

吴晗和《海瑞罢官》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1931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家。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表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著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海瑞罢官》等。1968年被投入监狱，1969年10月10日含冤去世。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同干部不讲真话、不敢讲真话有关。毛泽东在一次观看湘剧《生死牌》时说，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并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请他们写这方面的文章。毛泽东还讲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并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章里，触怒了皇帝，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吃了以后很奇怪。经追问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于是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皇帝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

图为吴晗。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看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名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后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

在毛泽东对文艺界一再提出严厉批评的情况下，政治嗅觉极灵的康生最早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毛泽东决定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并借助上海攻打北京。
    1965年初，江青带上使命前往上海，同张春桥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往于京沪，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 文章共写了10稿，并经毛泽东多次亲自审阅。

图为江青与张春桥在一起。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接着，毛泽东要求各地报刊转载。这虽然是毛泽东下令向长空发出的一个信号，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个信号的意义；而知道为此事必将针锋相对的双方，则是各自心中有数。

图为姚文元。

 

“两军对垒”

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等地报刊仍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为了驾驭局势，下令出小册子。北京新华书店被迫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

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2月8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图为彭真。

 

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出面了。北京市委专门讨论了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不得不表示同意转载。按照彭真的意见，《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有意安排了一些文章，就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等学术问题公开进行讨论，目的是想把这场讨论引向学术层面。

图为周恩来。

 

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张春桥对悄悄来沪的《红旗》杂志编委关锋、戚本禹面授机宜，进行政治勾结。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载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这样，在宣传领域，就摆出了南姚文元，北关锋、戚本禹夹攻吴晗的战势。尽管彭真一心想把争论局限在学术上，但毛泽东已下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

图为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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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1912年出生于福建，解放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1961年应《北京晚报》的要求，以马南邨的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1966年含冤自尽，成了文革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

 

《燕山夜话》包括150多篇文章，连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被打成“黑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图为《燕山夜话》的合订本。

 

图为北京机床厂的工人在写批判邓拓的大字报。

 

       廖沫沙（1907-1991），原名廖家汉，湖南长沙人。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91年12月27日逝世。

 

围剿“三家村”的目的，是砸烂所谓“独立王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北京市委、篡夺北京市委的领导权。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告：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一天，报纸刊载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了改组。从此，中共北京市委解体，停止了活动。

图为《决定》公布后聚集在北京市委前的人群。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段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我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学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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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1966年5月16日

 

围绕工作组问题的斗争

《五．一六通知》宣布，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姚文元等。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又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后来，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等先后被打击或被排挤离开了文革小组。　　

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关，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他们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成为毛泽东一人之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原有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全部陷于瘫痪了。

　　毛泽东号召对他艰苦创业几十年的大好江山，进行“天下大乱”!

这在中国和外国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图为陈伯达。

 

聂元梓一直心怀不满，总是想伺机报复北大领导人。现在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在聂元梓看来，这是她雪耻的机会。

　　曹轶欧听了聂元梓关于北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明确告诉聂元梓说：《五．一六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可以写大字报。

　　聂元梓认为，曹轶欧的话决不仅仅代表曹轶欧个人。

　　聂元梓从西颐宾馆回来，分头向北大哲学系的五位干部、教师“吹了风”。这六个人秘密集中到23楼的一位教师家里，分析了北大和全国的政治形势，聂元梓坚决表示要写大字报，大字报来得快可以引起注意。并且决定先从5月14日陆平的讲话开刀。

　　大字报经过六个人的三次改写，5月24日晚最后定稿。

　　大字报用毛笔抄清以后，加上临时碰巧来的一位研究生,签名的共七人。

5月25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聂元梓，1921年出生，1947年在哈尔滨任区委宣传部长。1964年调入北京大学，先任经济系副主任，1965年调任哲学系总支书记。1968年，她领导的北大“校文革”仍坚持“除隐患”，反康生、谢富治，被剥夺自由，审查、批斗、关禁闭、劳改5年之后，1973年3月，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1978年4月被逮捕；1983年以“反革命”罪判刑１７年。

    图为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演讲。

 

康生得悉周恩来对聂元梓等人的态度以后，马上叫曹轶欧派人要来了大字报底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直接写信给在上海的毛泽东，并附上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的抄稿。

图为聂元梓1966年在北大。

 

　　这天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打电话问康生，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

最后，毛泽东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毛泽东指示康生将大字报立即广播，6月2日见报。

图为康生。

 

6月1日晚八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原文，并配合发表关锋等人起草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诬陷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中还诬蔑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6月2日清晨，《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了全国第一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

图为晚年的聂元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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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做，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做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在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煽动下，全国党政工财文教等各条战线刮起揪所谓“陆平式”人物的邪风。北京55所高等院校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被揪斗，许多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被打成反动权威、学阀，惨遭批斗和迫害。 　　清华大学发生了揪斗教授的“6．7事件”。 　　北京大学发生了“6．18事件”。 　　6月18日这天，北大的40多干部、专家、学者，被拉上“斗鬼台”，戴高帽，游街，搞喷气式。全校69人脸上被涂墨汁，身上被贴上大字报，被罚跪、游街、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而且还发生多起污辱妇女的事件。 驻北大的工作组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制止了混乱。当天晚上，工作组长张承先向全校师生讲话，明确指出，工作组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行动，今天发生的乱揪乱斗，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这种做法会被坏人利用，而且已被坏人利用。今天的事件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他要大家提高警惕。 图为北大批判校长陆平等“反动学术权威”。 工作组将“6．18事件”写成第九号《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报告党中央。20日，刘少奇把简报批转全国，并且加了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但是，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江青知道这个信息后，伙同康生、陈伯达连续在7月22日、23日、25日、26日和8月4日，多次亲临北大，支持造反派，反对工作组。 图为北京大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7月22日，江青在群众大会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7月25日晚，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再次来到北大，在东操场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揭发批判工作组以“反干扰”之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路线”。江青在长篇讲话时由于过分激动，竟然失去自控，把主席家庭内部的矛盾也公开抖露出来了。 图为江青、康生、陈伯达在万人辩论大会上。   康生在万人大会上，指责派工作组是“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指责工作组长张承先“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群众”，又说：“张承先还有一个十天情况的报告，这完全是反动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 7月26日，江青在群众大会说：“有同学问，‘6．18事件’是什么事件?陈伯达同志已经代我们说了，‘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图为康生。   从此，北大党委被推翻了，工作组的领导权也撤销了。在康生一伙的直接扶植下，聂元梓等人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 　　北大乱揪乱斗干部、教授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被当作经验，通过放录音、巡回展览、讲演等方式，向各省市推广。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各级党委，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据估算，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当中，来北京大学串联的共有200多万人次。其中仅8月12日这一天，来北大参观串联的即达17万人。 　　北大成了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据点。 图为北京师大学生谭厚兰的大字报，号召捣毁“三家村”的一切分店。   进驻工作组            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大专院校党委都被“踢开”了，许多院校党委书记以及著名的专家学者被连续揪斗了。 　　“天下大乱”，首先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乱起来了。 　　为稳定局势，党中央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 5月29日，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原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派出工作组就代表党领导。邓小平同志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支持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图为1963年刘少奇邓小平与董必武在一起。   报告毛泽东同意后，5月31日，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接着，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各单位，都迅速派出工作组，到大、中学校“代表党委治校”，控制运动维持局面，许多院校和机关陆续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 图为“学生领袖”韩爱晶向陈伯达汇报工作。 反工作组的浪潮   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传达时，立即遭到一部分头脑狂热发烧的师生们的反对。工作组和造反的师生普遍发生激烈冲突。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张承先等，遭到造反派师生的围攻。清华、师大等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革命精神的队伍，一批批涌进北大。 图为不同派别的学生就工作问题进行争论。 北大工作组为维持校内秩序，6月7日，宣布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反复劝告北大师生要“坐下来学文件，要听党的话”……北大造反师生根本听不进这一套，他们秘密串联，四处活动。当听到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的消息之后，造反师生反工作组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6月12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揪斗1926年入党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压制革命”。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社论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跨、斗倒。” 图为南京大学的大字报，攻击校长匡亚明。   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也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大字报说：“谁要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 图为90年代中期，已改名王晴的刘少奇女儿刘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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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知道女儿学校的事后，指出：“出现说工作组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期通过这一事例，制止在揪斗“黑帮份子”时，普遍存在的过火行为。

图为刘少奇和女儿在一起。

 

　　在反工作组的热浪里，清华大学发生了“6．21”事件。

　　20岁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出生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6月21日，他在校内一张大字报的批语里写道：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回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夺权!”

　　6月24日，造反者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批驳说，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6月26日，校内广大师生举行“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把蒯大富定为右派学生。蒯大富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宣布进行绝食斗争，消息传出，清华园一下轰动起来了。

陈伯达闻讯，立即派人去慰问蒯大富。

图为蒯大富

 

　　7月22日，刘少奇说：“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邓小平支持说：“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不赞成撤工作组。

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张，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恶毒攻击。张春桥说：“6月20日的反动命令(指刘少奇对北大简报的批示)，是想把毛主席点燃起来的革命大火完全扑灭，是彭真《二月提纲》的继承和发展。”

图为江青。

撤消工作组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赶快前来求见，却被秘书挡驾了。捷足先登的陈伯达、康生，正在向毛泽东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次来见毛泽东。没等刘少奇谈几句，毛泽东就开始批评了。

毛泽东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群众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图为毛泽东与刘少奇。

 

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撤出工作组。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派去的工作组，有些又镇压学生运动，也没有好下场。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消工作组。

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李雪峰宣读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后毛泽东修改、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的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周恩来在讲话中都说，“文化大革命”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讲话刚刚结束，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室的毛泽东，突然从主席台幕后快速走到前台上来。据亲眼目睹现场的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穆欣回忆说：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拣拾，毛泽东已到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他没有说话)，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

   图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

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公开化

1966年8月1日到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按照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开两次会议。可是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在党的十中全会过了近四年之后，才开党的十一中全会。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继续得到发展，他以个人领导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按照当时的说法，通过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定了最坚决、最忠诚、最彻底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

8月2日，刘少奇到他的联系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讲话。谈到工作组问题，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

8月3日，刘少奇在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图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8月4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尖锐批评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图为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一起。

 

　　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人员十分震惊。尽管他在会上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实际上他对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已经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无限上纲，萌发了“残酷斗争”!

图为刘少奇夫妇。

 

　　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刘少奇、李雪峰等人相继检讨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

　　对刘少奇的检讨，毛泽东很不满意。8月5日，写了直指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当天，毛泽东的秘书把大字报用毛笔抄写在两页信纸上。毛泽东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面注明时间是1966年8月5日3时。

　　8月7日，这张大字报印发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同志。会议的气氛更加紧张。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在小组会争相发言，指名攻击刘少奇。原来曾是刘邓大军的谢富治，马上改变面孔，转过头来，猛攻他的首长邓小平，成为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人。

8月17日，《炮打司令部》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迅速传遍全国。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一个“炮打”中央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省市领导机关的狂潮。

林彪一回北京，马上在8月8日晚接见中央文革成员。他宣布“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他说：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的威信扫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图为文革中的林彪。

 

　　《十六条》指出：这场革命的任务是：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在1964年《二十三条》中也曾明确提出过。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再次“把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向外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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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中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 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一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红卫兵的诞生

　　1966年5月29日夜晚，卜大华等清华附中十多位同学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废墟上，决心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确定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多数人赞同“红卫兵”。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图为红卫兵。

　　同一天，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保卫党中央，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要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张大字报末尾署名红卫兵的后面，有一百多个同学签了名。

图为红卫兵。

 

从此，“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切活动的理论基础。

图为红卫兵。

 

7月2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他明确宣布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犯了错误，压制学生，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

　　而在此前，所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却被当作反革命组织，一度被勒令解散。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恐怕第一张大字报阐述得不清楚，决定再写一篇大字报。于是就有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图为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

 

　　“三论”出来后，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红卫兵感到有压力。但卜大华等人反复琢磨，认为：“我们是对的，我们希望得到支持。”

于是，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把“两论”递了上去……请那天到会的江青转给毛主席。

图为毛泽东、林彪和红卫兵在一起。

毛泽东在信中同时指出：“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图为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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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当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者们召见到钓鱼台，并给他们看了全会的第二个文件时，这些年青人惊喜万分。用他们的话说：“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图为毛泽东、林彪和红卫兵在一起。

 

一些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北大附中、八一学校、地质学院附中、北京市25中等学校，为了区别八月以后一哄而起的红卫兵，自称是老红卫兵。

图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在一起。

 

8月17日，毛泽东为鼓励北大造反的学生，给北大校刊题写了《新北大》的刊名。毛主席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热潮中的革命师生。8月24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

图为毛泽东、林彪和红卫兵在一起。

 

　　这天，天不亮，各学校的学生和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到天 安 门广场。

　　这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同许多红卫兵代表登上天 安 门城楼。

这天，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穿上军装，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他在天 安门城楼上，带着兴奋激动而严肃的表情，从东侧走向西侧，俯视着欢腾的人海，频频地向欢呼的人群招手。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在天 安 门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把红卫兵袖标戴在满面红光的毛泽东的左臂上。她兴奋而紧张，以至有些慌张。戴好以后，正当她回身要走时，却被毛泽东叫住了，问她：“叫什么名字啊?”回答说：“彬彬”。

　　“文质彬彬的彬吗?”

　　女学生点点头：“是”。并伸手在手心写了一遍。毛泽东笑着对她说：“要武嘛!”女学生当天改名“要武”。第二天，她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讲为什么改名“要武”的短文。

从这天起，红卫兵特别喜爱穿军装，即使是旧军装，也都成了那个时代最时兴的时装。

图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标。

 

“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 安 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头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首都的天空。”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幅

　　毛主席看到百万群众的动人场面，心情很激动。他对并肩站在天 安 门上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数十万红卫兵挥舞着红色《毛主席语录》，像是一片烈火在燃烧。

图为激动的人群。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周恩来怕来京串联的人太多，把铁路大动脉搞乱，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毛泽东说：这有什么关系?不要紧，都要让来，管饭，乱就乱一阵!

图为毛泽东、周恩来检阅红卫兵。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多少年后，宋彬彬在回顾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在历史的大树上结下的果子却是苦涩的”。苦涩的历史、往日的幸福与激动全都化作一缕轻烟随风飘散，留下来的回忆中，便只剩下一大堆尴尬。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今天真是我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幸福的大喜日子！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天 安 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代表，我们日夜盼望的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八点零五分，红卫兵战士宋柏林、骆小海、韩军，实在忍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奔进了天 安 门城楼，来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他们一见到毛主席，什么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地喊：‘毛主席万岁！’”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好！’红卫兵战士这才想起还没有通报姓名，连忙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毛主席问：‘哪一个？’红卫兵战士=齐声答：‘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红卫兵战士激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们永远做您最忠实的小兵’，‘我们要革命，要造反到底！’毛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巨大的鼓舞激励着红卫兵战士，大家什么都忘了，只有一个念头道出来：‘毛主席万岁！’他们再三和毛主席握手，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幼稚的笔端流淌出如火的热情，这一团团火，能点燃整个世界。

图为毛泽东、林彪检阅红卫兵。

 

林彪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这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

图为林彪在天 安 门城楼上讲话。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的讲话是高调，周恩来的讲话是低调。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图为周恩来、毛泽东在天 安 门城楼上。

 

毛泽东的迷误，使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错误的起点上。千百万红卫兵们将终生这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付出沉痛的代价。

图为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在天 安 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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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徐雅雅是戏剧学校表演系学生的缘故，“八．一八”大检阅后，毛泽东又一次检阅红卫兵，通知徐雅雅去领喊口号。

图为毛泽东、林彪在天 安 门城楼上。

 

天 安 门广场，一个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在阳光下闪耀着、翻腾着。徐雅雅回忆说，当时令她最为激动的是，每当她喊口号的声音刚一落下，那片红色的海洋里就会随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声。徐雅雅是女中音，声音不算很高，她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很脆地把声音提到顶，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慢慢往下滑：“毛——主席万万岁——！”那天，她的弟妹们正好也在广场上，听见了姐姐的声音，激动地涌出了泪花。

图为毛泽东、江青在天 安 门城楼上。

 

徐雅雅兴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存，安排好了错误。”

图为江青在天 安 门城楼上。

 

       “当初我们参加红卫兵，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我也参加写了《理想之歌》，今天回头看看那些‘理想’的内涵是些什么？有没有‘农民造反’或‘皇权主义’成分在内？有没有封建主义的酵母？那个‘理想’是否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大方向？……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静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了，应当比年轻时减少点蒙昧，添点聪明”。

      图为周恩来接见红卫兵。

 

“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章，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里，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了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信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图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带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带着幻想和稚气进入学校，本指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文革卷狂飙，满心希望跟着‘红司令’干一番事业。没曾想到，却干了不少蠢事。难道我李冬明天生就有几根‘反骨’？我也是红旗下长大的呀！这场动乱，涉及几亿人，危及党、国家和中华民族。不光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责任，还要深刻思索：社会之所以发生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究竟有哪些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指标’失去平衡？当少数人滥用职权胡作妄为时，为什么党和国家不能及时地、有力地扭转乾坤？”

图为周恩来和江青。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喊得最响的是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唱得最多的莫过于‘大海航行靠舵手’、‘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和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一个‘最高权威’的观念吗？他们在‘反修防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动辄抄家批斗，刑讯逼供，生杀予夺，决于一口。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无视、践踏人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的‘草民思想’吗？他们信奉‘路线斗争决定一切’，实际上则‘以人划线’，只要认为路线正确哪怕是对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也提倡绝对服从，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抹杀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人身依附吗？他们电感自豪的是所谓出身‘红五类’，以至于公开宣布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宗法思想和血统观念吗？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了一点，尽管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时时挂在嘴上，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占据他们头脑的支配他们行动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

图为林彪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9月，我怀惴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图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图为激动的人群。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了过去……接见完毕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速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定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图为激动的人群。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士。‘斗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悖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冲撞，踢踏，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图为激动的人群。

又是一个红卫兵身临其境的描述和醒悟后的沉重感叹。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安文江在江西的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一次，他所执教的高三学生中有几位在作文中痛骂“丧尽天良的红卫兵暴徒”，安文江只能报之于苦笑。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把红卫兵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卫军或是威虎山潜伏下来的土匪，这是大误会。我安文江当年就是红卫兵，而且是‘司令’，你们觉得我象不象座山雕？”课后，一个女学生怯生生地问：”安老师，你说笑话吓我们吧？“女学生用了一个”吓“字，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卫兵是何等狰狞恐怖。

图为游行队伍。

 

中国的红卫兵，总数加起来超过一亿人，后人可以抨击，可以鄙夷，但不可以怀疑他们善良虔诚的动机，不能怀疑因热血沸腾涌起的忠诚——今天看来那确实是愚忠。安文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深沉地说道：“假如历史不能给予他们真实的描绘、客观的评价，未来必将遭受历史无情的惩罚”。

图为游行队伍。

 

狂热的造神运动与个人崇拜

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始作俑者是刘少奇，接下来是林彪。刘少奇在《论党》一书中说：“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1959年9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以个人崇拜为题做讲话，批评彭德怀不赞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庐山会议期中间，他说“在延安时我就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今后我还要坚持，还要搞恩来，小平的“个人崇拜”。

图为刘少奇、毛泽东等在城楼上。

 

1960年12月21日，林彪在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上批示：

“决议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

会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

决议称“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任务。……”

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图为林彪的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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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图为毛泽东和林彪在城楼上。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图为毛泽东和林彪在城楼上。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我们抓突出政治，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

林彪还题词，把毛泽东称作“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

到了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变成全民的造神运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毛主席像章 。以毛泽东像为表现主体的像章，文革中一种崇拜礼器。也可简称“像章”、“红宝章”、“纪念章”。当时各大小单位都争相设计、制作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佩戴、收藏、赠送、交换毛泽东像章，成为一种时尚。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连进入大陆的外国来访者也要戴。

 

最早出自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泽东像章。1945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建国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毛泽东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狂热则是在文革的1966年夏至1971年夏；高潮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时。前后5年时间制作的种类约1万种、总数20亿枚。有材料显示：1966—1968年全国有2万多家工厂企业总生产各种毛泽东像章、语录章80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料6000吨以上。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20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荧光（夜光）等20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20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荧光（夜光）等20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仅《毛主席语录》一种，据有关部门统计，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版本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文化部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的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红宝书。据称，为了“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按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目录记载，除“文革”的第二年即1967年2月出版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月出版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就再也没有出版马列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的出版工作中断了，甚至1969年、1970年印制成书的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布面精装和纸面精装两种)共8万套全部封存在仓库，未能发行，理由是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语录。

 

因为这类读物都配有红色塑料封皮（另有布面、绸面、皮面等）作装帧，色彩和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庄严而激动人心；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所以称“红宝书”。开本多为64开本。其他常见的开本还有32开（据称最大的开本为4开，与《参考消息》一样大）、100开、128开（最小的开本为512开，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其形制小巧的功能是使它可以放进衣兜，便于携带，可随时取出来“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应用。又有精神原子弹的力量、崇高而近乎神圣的地位，所以被称为“红宝书”。购买时不能说“买”，以免亵渎，只能说“请”。与买宗教圣物只能说“请”同理。

 

同时，它也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的象征符号，握在右手举过头顶频频挥动，以示欢呼或声讨性呼喊的辅助物。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最早挥舞红色语录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后来成了对他的概括和讽刺）；自此这一动作成了呼喊口号时的规范的仪式。
        红宝书甚至成了一些特定场合的礼物，例如会议公费购买赠送或私人祝贺新婚夫妇等，都有送红宝书的。以致于不少人家里的红宝书存积起来，堆成一大摞一大摞的，成了一种负担却又不敢随意处置。哪怕是无意中污损了红宝书，都可能成为莫大的罪名、受到严厉惩处；所以有时手握红宝书又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而这种心理负担大到极限，就会形成强迫症。

 

红海洋。1966年夏季开始席卷中国的，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的环境赤化风潮。也曾被称为“红化”。这一时尚的功能，是以极大视觉冲击力，为渲染毛泽东权威、烘托造反气氛造势。

当时中国的大环境“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这种氛围刺激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闹市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机关、学校的大门、房屋、院墙墙壁，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忠于毛泽东标语和毛泽东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的木刻图案等。

 

于是这种风潮，迅速蔓延到中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居民区甚至农村的每个角落。其绘制方式有油漆涂刷、喷枪喷涂。当时的商店、机关、军营、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都被淹没在红色油漆之中。连厕所外墙也不放过。除了现成的连片墙体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置于公路旁、田埂边等地。涂饰红海洋的日日夜夜，人们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始终处于高度亢奋状态。造成红油漆供售的空前紧俏。参与者感觉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每一个角落，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会降临。这与当时人们对红色象征革命的观念，和对象征力量的精神作用的执着崇拜、蒙昧狂热有关。

 

红太阳。特指毛泽东的转喻。出自陕北民歌手李有源作词、首唱的《东方红》里的著名比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文革初期（1966年至1968年）达到高潮的个人崇拜中，从李有源的朴素比兴衍化出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一短语（一度甚至夸大到把“我们心中”僭妄地改称“世界人民心中”），成为与毛泽东等价的固定词组，是当时乃至整个文革（1976年后仍有涟漪）的文艺作品——绘画、图案中直观的太阳形象、歌曲中的《东方红》旋律、变奏等、诗歌中的比兴、隐喻——中出现的最多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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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象，把作为人间政治领袖的毛泽东神化为先验的、绝对的价值，上天的权威。由此必然地向人们发出了跪拜、祷祝的精神吁求。而这一跪拜、祷祝姿态，既出于毛泽东的首肯（从“划分两种个人崇拜”到“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林彪等政治领导人的诱导（“要迷信到盲目的程度”；“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制度安排（学毛著、讲用会），也出于信息匮乏状态下无从选择和愚昧的盲从、狂热。从抗战边区的自发歌唱，蜕变为强制性的制度化灌输，作为文革舆论动员的造神运动的组成部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流行歌曲把群众情绪煽动到了热血沸腾、盲从盲动的地步，积蓄了充裕得无从宣泄的心理能量，一举越过常识的理性域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更正:127楼应为：

红司令。红卫兵的红司令，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特定称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宋彬彬给毛泽东左臂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当时即有“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口号。从以上具有戏剧性的象征举动到公开宣言，都蕴有把毛泽东倚为红卫兵最大靠山的政治暗示，成为红卫兵合法性的最有力的保证。在学校和其他一切阻止他们行动的党政领导者面前，便有了说“不”并自称是“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的充分理由。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图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从思想联系和政治现实两方面看，称毛泽东为“红司令”都丝毫不勉强：一则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卫兵的创立完全听从了他的号令，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在酝酿红卫兵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则红卫兵的思想武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革命）都是从毛泽东那里接受来的，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造反者形象也激励着红卫兵的想象，他实际上就是红卫兵的精神父亲；三则毛泽东曾写信赞许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有理”，戴上红卫兵袖章，后来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驱逐工作组，发动遍及全国的大串联……更是从公开表态到政策倾斜、情绪满足各方面，全方位支持了红卫兵。

图为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

 

图为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

 

《东方红》。曲调取自陕北民歌，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1942年冬作词。原名《移民小调》，有十多段；经公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等人删削修改成三段，重新定型为现名。从黄土高原乡村民歌到政治颂歌，经历了从民间自然的情感抒发到意识形态刻意制作并高度政治化的一个过程。

 

1949年以后，此歌被收入歌曲集、灌制唱片、编入教材、经常性咏唱、宣传鼓动。1964年，创作了歌、舞、诗三位一体的、以《东方红》为名的音乐舞蹈史诗。该剧集中了当时最权威、最著名的作词家、作曲家和歌唱家，编导组以陈亚丁、周巍峙为首，动用了3000多人的大型阵容，成为崇拜型作品的典范。1965年拍摄成艺术片全国播映，造成了更为广泛、持久的影响；实际上成为以后文革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的先导。

图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

 

 图为中央广播电台节目时间表。

 

由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田汉被打倒，变成有曲无词，《东方红》遂作为非正式代国歌使用了近10年。1970年4月2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１号”），就用20009兆周频率播送电磁振荡模拟的《东方红》乐曲，以此作为标志音乐。
　   图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
 

毛泽东塑像。与像章热的同时，由各种材料制作的塑像、雕像、画像也充斥于整个社会，许多单位都在办公楼前，建起往往比真人高大两倍的毛泽东塑像或雕像，各种毛泽东本人或毛泽东同他的几位“亲密战友”在一起的巨大画像，在大街和各单位的墙壁上，比比皆是。第二炮兵某下属单位用两块巨大的花岗岩，精心雕琢了两座一人多高，一人多宽，一米多厚的毛泽东半身像，由于重量太大，是用火车专门运到北京的。这两座半身像被作为给第二炮兵第一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献礼。

 

突然大个子脚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现了——毛泽东大瓷像摔碎了！大家全都惊呆了：把毛泽东像打碎，杀头的罪过呀！没等大伙清醒过来，那大个子两腿一弯，“扑通”跪下给毛泽东像请罪！紧接着二排、三排全都跪下。人们都是抢着跪，谁先跪下谁就忠得最彻底，最坚决，最不犹豫。可那时候人们这根弦都绷得很紧，几乎同时唿喇喇一齐跪下。在月光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不知是傻是疯，黑压压跪成一片。没人吭声，没人敢动，谁也不看谁。都以一种悔罪心情，面对着地上那片被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形象的碎瓷片儿。

万岁。意谓“千秋万代，永远存在”。这是从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专用于皇帝的颂圣谀辞。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概念后即有此呼。据毛曾被贬黜的秘书李锐说，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文革时，集会、游行的口号，机关、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等公共场所和家庭张贴的标语，都有“毛主席万岁”。使用的普遍，已至空前绝后。

 

除了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列主义等抽象的神圣事物、集体功业外，对于在世的个人，只有毛泽东才能当此一词。这既是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习俗规定的祝祷语，又是当时中国老百姓自发地将毛视为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领袖乃至神的普遍观念。在一个严于礼节等级、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不允许有任何的僭越。曾有外国来访者不谙中国规矩而呼喊“周万岁”，把周吓得赶紧制止。因为英语里的“long live”（永远活着）是一般性祝愿，不是专属最高统治者的。

1966年甚至曾有人编造说，经医疗权威认定，毛泽东可以活到100－150岁。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人奔走相告，有的地方为此发了号外，红榜书写张贴，敲锣打鼓庆贺，成为万口传诵的喜讯。这是文革个人崇拜的顶点。“万岁”，既表达了人们对毛泽东的忠诚、美好祝愿，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崇拜、服从，认同毛泽东可以超越生命现象的自然规律，表达了他们坚定按照毛泽东指示办事的政治意愿。同时也是一种对人格和独立思维权利的让渡。
 

1966年10月1日一位进京观礼的山东烟台市青年女工不断地高呼“万岁”。她说，“全厂工人要我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时，为把全厂403个工人的心意带给毛主席，一定要喊403声毛主席万岁。” 有人分析说，“古代人民是跪着喊万岁，文革时人民是站着喊万岁”；身子虽然站着，心理却是跪着的。除了政治原因以外，它与中国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与自然经济关系密切，是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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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也可以成为表面化、应付性的政治表态，如被形容为“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即是。就像是一种用来交换信任、安全或升迁等东西的贿赂。但牛鬼蛇神不准喊“万岁”，因为分不清与“万碎”的区别，怕他们心怀仇恨诅咒而不利于伟大领袖，又无法对其施之以惩罚。有人由于过度紧张或不小心把万岁的主语错换成其他人的（刘少奇或其他被打倒者），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轻则揪斗，重则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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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毛泽东的健康成为政权稳定性、连续性保障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成了中共的核心机密。每当毛泽东接见外宾等需在电视、新闻照片上露面以前，都有卫生保健部门提出方案，保证毛始终以神采奕奕的形象面对镜头、展现在公众眼中。以发出领袖健康无恙、政局稳定的暗示信号。越是政局变动的微妙关口，越需要这样的安排。

  呼喊“万岁”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文化：列入了官方审定的口号清单，在规定的场所书写、规定的时刻呼喊，被官方媒体正面报道、褒扬、提倡，被看成衡量政治态度（忠不忠）的必要条件之一，有禁止呼喊的特殊限制（黑五类）。在意识形态里体系构成一个必要环节，其功能是塑模奴化心理并使之被放置到无意识中，铸造迷信狂热诱导社会集体越轨。
 

万寿无疆 。原本是中国古代用于祝寿的话，后被专用于皇帝。文革中被专用于对毛泽东的祝颂词，广泛应用在各种公众场合。相当于“万岁”，又比“万岁”正式、文雅、狂热。把“万岁”与毛泽东连在一起约在1940年代的延安，把当时认为略含封建色彩的“万寿无疆”与毛泽东连在一起却始自1966年。1990年代后此语亦可略带调侃地用于平民。

 

源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毛诗正义》对此疏注说：“予尔万年之寿，无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悦能以多福也。”这是用来祈祷封建统治阶级中上层人物永远长寿，生命永无穷尽，政绩昭著，权力永固，生产阜盛，享有人间所有尊荣福祉的高级颂词。两汉以后它逐渐发展成为只适用于歌颂皇帝一人，顶多偶尔可用于皇后或嫡亲亲戚（太上皇、太皇后）。否则就是僭越大罪。至1911年推翻清王朝后此语已被废弃不用。
 

它的再度流行是在1966—1970年左右。是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的规范语言：“首先（或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共同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大概人们感到继续用“万岁”已经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敬仰之情了。最早示范性地使用这一祝颂词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7月26日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亿万人民怀着最亲切最激动的心情，为毛主席的健康同声欢呼，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社论是以顺应消息里群众性欢呼的民意方式提出此一祝颂词的。由于《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辐射能力，这一久违了的语词再次被激活在现实生活的政治语境中。

仿佛一切语言都失去了意义，只剩下这符咒般的山呼海啸。没有人觉得滑稽可笑，更不会和封建时代的朝觐祝祷联系起来。有人回忆说“喊‘万寿无疆’的同时必须挥舞‘毛主席语录’本”。

 

1967年1、2月全国到处张贴的《特大喜讯》，宣称“最近通过各科医生的认真体检，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其时，闻者无不为之热泪盈眶，奔走相告：觉得无产阶级革命江山终于有保障了。中央首长每接见红卫兵讲话亦必报告说：“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

当时的公众场合，如会议仪式，早请示晚汇报、讲话、写文章，私人场合如写家信，都要使用这种仪式性的祝颂词。表情庄严肃穆，不厌其烦。学校的英语课也教“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据说表达不及中文的文采斐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还经常被套红印在报刊的通栏大幅标题上，每页信笺的天头；更用油漆涂写在红底黄字的粉墙上，融入红海洋。 

 

三个副词。“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被合称为“三个副词”。围绕它的使用废存问题展开的政治战争，是有史以来最罕见的修辞学争议。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开始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尔后又正式出现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自此这三个副词成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官方权威评价，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为当时已达狂热的毛泽东崇拜推波助澜，为打倒走资派、批斗抄家等集体越轨行为积蓄了巨大的心理能量。从此，报刊上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几乎都要用这三个副词。


 

最最最 。文革初期广为流行、大量使用的修辞手法。军人出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较早习惯使用这种修辞手法。因此很快流行到了全国、各阶层。其手法单调而效果强烈（以不变应万变）；反复使用却也令人容易疲倦。其流行期的起讫，集中出现在狂热个人崇拜、急风暴雨式的文革高潮（1966—1968年）。此后这一反语言修辞手法的流行迅速降温。

 

与单音节形容词结合的构词形式为：最×最×。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林彪）。与双音节、多音节形容词结合的构词形式为：最最最××××。如，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最最最强烈的抗议。在极端的时候，“最”字的重复迭用可多达4个、5个以上甚至更多。
 

 最高级形容词组不加限制的堆砌，离开了汉语传统的表达规范、习惯，成了那个否定理知、准宗教狂热的年代的文风标志。否定知识，否定理性，无需坐标系、参照物来描写，“最”就是简捷而方便的标签，倍数相乘即程度翻番的量度。连用、叠用“最”字的比赛，似乎成了考验革命性强弱的攀比、打擂台。无“最”不成篇，无“最”不成句。这种现象被语言学者称为“同义词重复形式”，成了病态强迫症，让人怀疑说话者是否患有结巴的语言障碍。在这里，“修辞”与“立其诚”的关系，要么是疏离的（有意作假、撒谎），要么是盲目的。吊诡的是，滥用形容词的结果不但无助于表达的加强，反而导致形容词效用和使用者诚信的贬值。
 

这种修辞手法，集中地侧射出当时那种非此即彼、事事走极端，简单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过敏型、神经质的非理性（反智型）情绪化的心理反应模式。带着分析、辨异能力发展不充分，倾向于简单认同的儿童期认知水平的特征。它与阶级斗争的认知模式有关。在这种模式里，敌我双方一经认定，价值取向便被确定：好就一切皆好、最好，坏就一切皆坏、最坏；没有过渡形态、中间状态。在这些词语表象后面蕴涵的思维特征是，用感情好恶代替实践理性，以实用利害代替科学认知，让需要代替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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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宣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典型称谓。也被简称为“四个伟大”。
      据考证，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和林彪的联合创意。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加上“毛主席是统帅”。形成“四个伟大”叠床架屋式的排比称谓。

 

始见于1966年8月26日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在那个给毛泽东美誉夸饰成为打擂台狂热的气氛下，很快，《体育日报》记者、《人民日报》编者按、《红旗》杂志第12期（9月17日出版）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郭沫若等文人雅士，以至普通工农兵群众和学生红卫兵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来京的红卫兵和群众的大会上，用此口号来称呼毛泽东，更加大幅度提高这一称谓的官方色彩和权威性。1967年5月1日，林彪为清华大学红卫兵建造毛泽东全身塑像题写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题词，在各大报刊上刊载。
 

自此，“四个伟大”风靡全国。在文章、报刊通栏大字标题，街道大幅标语、各式工艺品（像章、笔记本、宣传画）和介绍信、粮票、布票的图案里等场合反复书写、使用。great teacher……成为中学英语教材。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写的《毛主席革命斗争生活片断》一书中对此做了详细注释——“伟大导师”：革命的导师总是给无产阶级革命指出大方向，引导整个社会向前发展。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比他们（指马、恩、列）要高。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大方向都是毛主席给指出的。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每一个大方向也都是毛主席给指出的。“伟大领袖”：领袖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最能团结全党，最能组织工人阶级队伍，最有威信、最无私、最有天才，能总结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并经过革命实践证明可以领导人民革命才能成为人民的领袖。“伟大统帅”：统帅是伟大的军事家，了解历史、懂得古今中外的战法，有渊博的知识，有高明的战略战术，有高超的指挥艺术，有伟大的胆略。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伟大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人民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舵手。每当革命遇到波折的时候都是毛主席及时的摆正船头，指引革命，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该称谓使用高峰，集中在1966、1967年2年间。到1968、1969年已经大大降温，到1970年就意兴阑珊。1968年元旦社论划掉了其余三个伟大，保留“伟大导师”提法。1970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表示了“四个伟大”的不满，以敲山震虎方式表达对林彪及其军人集团的敲打、挤兑：过去“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比如‘四个伟大’，讨嫌!”媒体上迅速落实此一指示精神，扫清了这一称谓的使用。
        后来，伴随着林彪集团的失势，这个口号遂正式停止使用。并被引为指控他们搞崇拜阴谋的证据之一。
 

 三忠于四无限。崇拜用语。文革初期关于人们对待领袖毛泽东及其思想、政治主张、工作安排（其时称之为“战略部署”）等所应持的态度、行为规范的规定。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毛泽东（人）及其相关的一切（思想、路线）的合称、简称。因为要求太长，在口语表述中，就有使用这种缩略形式指代的。
 

这实际上是用对个人的态度来衡量、代替对整个革命的政治态度，把毛泽东及其思想、政治选择作为中国党、政府和社会主义事业合法性的根据。
      这种极端化的做法，有个发展过程：柯庆施曾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958）。康生曾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1959）。林彪曾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1962），（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6）。作为毛泽东“学生”、“接班人”的林彪，就曾被树立为（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跟得最紧”、（把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把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把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的典范。

有学者认为，这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各方面日益加强的一元化领导，使行政权力通过共产党组织支配一切、干预一切，从社会生产、分配、消费到私人生活和私人事务（如工作、迁徙、婚姻、恋爱等等）”（李泽厚）……的经济、组织、生活制度发展到极端时，在政治和思想信念方面的表现和要求。同时领袖本人也有“搞点个人崇拜”（毛泽东语）的政治需要，以此冲破中央一线，凭借个人权威发动文革。

为了赋予这种观念以物化形式，就大搞表忠心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红海洋，像章热，忠字舞，忠字台，搞“万岁馆”（展览馆）（吉林长春、江西南昌、四川成都）……都曾经是“三忠于、四无限”的表现形式。
        后文革时期遭到严厉批判，并把制造、使用这样的提法归咎于林彪、四人帮，是封建化的个人崇拜，奴化、取消人民的思想，斥之为阴谋。

早请示、晚汇报。 一种对毛泽东“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在当时人们看来，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风俗、习惯化的软制度。大致流行于1966年—1971年间；比较明确的下限，以“九一三事件”和随后的批林运动为界。

早请示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 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据李南央回忆，家庭里也有这样的礼仪制度，早饭、晚饭前都要这样做，类似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机械无趣、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让人疲倦、厌烦，但也没有人敢于提出废弃的建议。连精神病院也不能例外。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有学者认为，这一仪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先人的祭日仪式。
 

除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外，其功能，承担着建立统一的文化制度、语言模式、思维定势等等更根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消蚀人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崇拜和臣服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被内化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精神类型。

忠字舞 。 是一种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群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长江滚滚向东方”）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其功能、形式特征与“语录操”相似（可互为参见）。也有用作早请示晚汇报时的祝祷仪式的，据说是一日三次。

其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照搬过来（有人认为源自内蒙古的“安代舞”），又为了通俗简易而给予简化了的。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如，“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千万颗一颗红心”——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要献给您”——舞者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不断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

 

 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却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也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劲舞媲美。无意间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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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诗人胡遐之曾以古风为之写照：“忠字舞，手应锣，脚应鼓；一声号令为军伍。忠字舞，心应鼓，口应锣；舞时更唱语录歌。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左旋右转无已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
 

“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是以科学主义的知识认同（真理）粉饰、偷换权力认同（政治），为之加冕。通过使毛化身真理，突破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否认真理是群体、连续性的认识行为），赋予其神性、普适性、民意资格，达到“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目的，取消人们认识的独立、能动性，把人们的思维导向非理性迷途。用无条件服从的忠心盲从代替理性指导行动，“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1971年毛为扳倒林彪“吹风”造舆论时，不止一次地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

 

  语录歌。以毛泽东语录为歌词内容谱写的歌曲。1966年9月30日、10月12日、10月25日《人民日报》连续以整版篇幅登载这样的作品后，同类歌曲大量涌现。
       代表作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争取胜利》、《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也称《我们共产党人》）、《造反有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也称《世界是你们的》）等。最初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和《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组织部队的音乐工作者为《老三篇》的重要语录谱写了歌曲”。作曲家李劫夫是语录歌作者中产量最高的一位。他曾发过宏愿，有生之年要把所有毛泽东语录谱成歌曲。据估计，略有1000余段毛泽东语录被谱成了语录歌。
 

 这类歌曲的特点是：大众化。旋律简单，节奏容易上口，音域较窄，宜于多数未受专门训练的群众演唱；格调高昂，鼓舞人心。但由于语录的论述语式不适合歌曲的节奏音律特点，却又不容许删削，而只能迁就，造成语录歌象念经一样，兴味索然。纵使作曲家再有才华也徒呼奈何。部队作曲家唐诃曾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比较有特点的语录歌引用民间音乐素材取得一定效果（如《我们共产党人》）。最长的语录歌是“老三篇”全篇大联唱，能凑成整整一台演唱晚会，最短的只有“要斗私批修”五个字，仍然在同一速度、调性、曲式中，唱足三分钟。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由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1966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谱成。连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创作、演出的歌颂义和团运动大型歌历史舞剧《红灯照》也异想天开地配上了一首语录歌：“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一时间，会议前后，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游行行列中，广播电台和高音喇叭里，车站码头，工矿商店，军营机关，农村田野……到处都是语录歌的歌声。中央音乐学院的负责接待串联红卫兵工作的师生还主动有计划地教外地同学唱毛主席语录歌。1966年底安徽省合肥市工人举行了一次“毛主席语录歌曲演唱大会”。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盟国和尼泊尔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来访者也加入了学唱《语录歌》的行列。成为枯燥呆板的天天读中略显活泼的调节剂。据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越唱毛主席语录歌，就越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那时男女老少几乎每人都能唱几首语录歌。1971年“9．13事件”林彪集团在政治舞台败落出局以后，语录歌亦逐渐消失。

 

 语录操。“毛主席语录操”的简称。约在1967年初夏开始全国流行，持续了大约3、4年时间。创作者为北京体育学院（时称“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师生；同时还创编了《毛主席语录拳》、《毛主席诗词拳》。同年10月21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参观北京体院时，就观看了集体体操《毛主席语录操》。
      它是跟着语录歌的旋律、节奏，进行跳跃、表演的一种体操。并不是什么广播体操,只是动作极象广播体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是观念图解和模式化动作的混合杂糅。简单易学，便于普及。创编过程进行了3次大改，在十多个单位试行并征求意见。

有人曾描述过其中的一些段落：双手先向外翻掌推出，然后向胸前收拢作捞公物状，这是“贪污”；将收拢的手向后平伸,依波浪式弧线上下抖动作撒东西状,这是“浪费”；最后弯腰90度并将一一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表示该人在挨斗，这是“极大的犯罪”。这些动作连贯起来就是一段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猜谜。当然，这几个动作也能起到治理“中焦”，活动腰背的作用。“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以上仅举其中3节。其他常见的动作有“表忠心”、“高瞻远瞩”、“放眼世界”等，糅进了部分军事动作和中国拳术，动作幅度大而伸展、夸张、雄壮。

语录操”曾在报纸上刊登过连续动作图解，伴奏音乐通过广播电台播送过，学者以百、千、万计。在学校里课间操改为语录操，工厂、商店用作工间操。当时的报道称“语录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一次操，就是上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课”。体操设计时是要把向毛泽东表示崇敬、礼拜的内心意向形式化、身体化。其功能，是通过定时进行的群众性活动，让做体操者在完成这样仪式、身体动作的过程中，使崇拜观念内化、锚入人的性格结构。形式、功能皆类似宗教礼神。


 

在这句标语的指引下，红卫兵无限忠于毛泽东，他们的价值评判也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在红卫兵“红 色 恐 怖”的口号笼罩下，甚至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伦理观念也全部崩溃，只要有碍于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亲生父母亦可揪斗划清界限。

早在1957年后，毛泽东即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个人崇拜的观点。1964年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从1960年代起，林彪开始发起造神运动，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大量发行及各地狂热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不仅将毛泽东思想神化，还把毛泽东个人神化。

 

文革开始后，高校及中学学生大批成立红卫兵组织，对学校领导人发起进攻，甚至演变成暴力。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对打砸抢抓斗行动 “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此后，红卫兵滥揪滥斗、打砸抢抄杀行动大量出现。

几天后，在北京一座中学校园，学生将校长和老师抓到操场上批斗。操场上挤满近千名红卫兵，老师则一字排开，头戴纸糊高帽，胸挂大硬纸牌子，帽子和牌子上都用红笔标明名字及政治罪名。造反派司令手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宣布“批斗大会开始”。红卫兵齐声高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万岁！”、“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等等。司令高声问道：“红卫兵战士们，同学们，我们能够允许那些走资派、保皇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们玷污我们的红色阵地吗？”近千名红卫兵齐应：“不能！”司令继续发问：“那我们该怎么办？”操场上再发出齐声呐喊：“砸烂他们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经过这番宗教般的仪式后，残酷的批斗随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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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约从1966年开始，全国几乎每一个企事业单位、每一个农村生产队、每一所学校和医院等等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城市的工厂学校，农村的田间地头，宣传队的各种演出活动络绎不绝。

 

某学校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言书

我们的最高任务和目的：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的时代，是大立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毛泽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中，我们南昌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庄严宣告成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毛主席的红卫兵，最最热爱毛主席，最最崇拜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暖最亮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宣传，谁宣传？我们不歌颂，谁歌颂！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红色种子，撒遍五湖四海，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全世界！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可是以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掌握了文艺界的大权，公然反抗最高指示，把文艺界搞得乱七八糟，牛鬼蛇神满台窜，就是不宣传不歌颂毛泽东思想。我们的肺都要气炸了！今天，我们决心与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把他们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阵地夺回来，把资产阶级臭“权威”踩在脚下，让毛泽东思想的颂歌响彻云霄！谁胆敢阻挠、反对我们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坚决造他的反！砸烂他的狗头！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要牢记最高指示，用文艺武器，轻装上阵。哪里有工农兵群众，就到哪里宣传演出，坚决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一支既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主席著作学习队，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队、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把宣传队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要大学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吃大苦、耐大劳，忠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要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一辈子改造思想，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永远做毛泽东思想的红色传员！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宣传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最最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这支文艺轻骑队才成立，一定会受到许多困难的考验。心中有轮红太阳，千难万险无阻挡！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力量，有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苦的任务！

“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网友评论

人造红太阳毛泽东

文革初期风靡全中国的一首歌曲，歌名叫《祝福毛万寿无疆》。歌中唱道：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场造神运动*

当时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红宝书”《毛语录》，在红色的海洋里伴随着这种音乐大跳“忠字舞”，向毛表忠心。

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乡下的“十三伢子”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六亿人心中的红太阳，整个历程就是一场造神运动。

*进入最高决策核心*

毛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他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几个代表之一，但是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才第一次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核心，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过，当时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

1936年年底，在周恩来的谦让之下，毛成为中共军方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个人崇拜之始*

1938年9月，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毛为统一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成为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被正式公认为党的领袖。

从此，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开始了，而且一开始的调门就很高。例如，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一封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给毛的致敬信，说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

1940年12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在一篇文章中称毛为“英明的领袖”。

在1941年9月到10月间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说：“毛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1943年3月20日，中共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政治局推定毛为主席”，同时决定由毛、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由毛担任书记处主席，并且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且被赋予中共日常事务的决定权。

*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因素*

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这场造神运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因素。

高文谦：“首先从历史上看，共产党这个天下只有靠毛才打得下来。只有在毛的旗帜下共产党才能够夺天下。这个呢，那已经在若干历史关头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共产党这种政党，本身内部就是个集权制度。按照列宁当时的说法，叫做阶级、集团、政党、领袖。这是它最核心的。所以呢，最后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那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核心是集中制。这种集权制度就给毛成为神形成了制度上的原因。第三，我要讲到毛的个人。并非所有的人在这个位置上都一定要形成后来毛这么一个神的情况。那么毛个人的因素呢，就是他这个人确实是，第一，雄才大略；第二，善于玩权谋；第三，领袖欲、帝王欲非常强烈。比如说，他当年在陕北写的那个《沁园春．雪》那首词里面，所谓“秦皇汉武”啊什么的，人们早就从这首诗的分析中看出来他的这种帝王的境界在里面。”

*积极推动个人崇拜*

实际上，毛对中共对他的个人崇拜不仅基本上欣然接受，而且还曾经积极推动。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口号时第一次喊出“毛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不仅与共产党并列，而且还排在共产党之前。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归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而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到了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第38条是：毛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连原来口号中的共产党都去掉了。

*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

据朱德原来的机要秘书透露，在1950年3月，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节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拿给毛泽东审批。毛亲笔加上“毛万岁”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

*文贯中：造神的肥沃土壤*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认为，这场造神运动自然有毛本人的推波助澜，但是也符合当时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文贯中说：“毛自己积极推动，党内不少人也推动，同时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提供造神的肥沃土壤。中国历史上从来是需要一个皇帝来维持统一和秩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民主，要自由的运动，最多就是满清末年，民国初期出现很短暂的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潮，但是呢，经过试验，没有成功，反而是崛起了另外一个一个的强人。开始是军阀混战，后来是蒋介石。”

*高文谦：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

记者也向文革专家高文谦问起这个问题。

记者：如果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毛才能有的，共产党的毛的这些战友、同事也因此对他心悦诚服，推崇他。但是普通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这个神？

高文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这个传统根深蒂固，很容易借尸还魂。借着共产党这么一个西方在当时二十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最时髦的这种思潮，借着这么一个西马思潮这张皮，实际上是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这个魂。所以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个。第二，还跟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采取的一系列的愚民政策有关。把国门关起来，把信息给封锁起来，使得人们对毛的那种崇拜成为民众的这种土壤。

*最常听见的口号*

文革中“毛万岁”的口号是最常听见的口号。而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口号已经出现了。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毛讲演完毕后，全场高呼“毛万岁”。到了1942年以后，“毛万岁”的口号已经成为中共各种集会和报刊的重要口号。

*《东方红》响遍了全球*

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会忘记这首当时唱得最多，唱得最响的《东方红》呢。歌中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不过，这首歌并不是文革的专利。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年底，陕北民歌手李有源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调编唱出《东方红》，后来在中共各个根据地广为流传。就在毛发动文革的一年多前，中国还以这首歌的名字为题，编排了赞颂共产党和毛的大型舞蹈史诗。

在为毛造神颠峰时期的1970年，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都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颗卫星发出的唯一信号就是《东方红》的旋律。中国当时欢呼说：“《东方红》响遍了全球。”

*造神时代的历史倒影*

当时，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思想，永远忠于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无限信仰毛，无限崇拜毛，无限忠于毛。

毛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如果毛晚上讲了什么话，人们就会连夜上街庆祝毛发表最新指示，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1968月8月5日，非洲客人送给毛一些芒果。毛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思想宣传队。于是，北京举行了“热烈庆祝毛赠给首都工人毛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再把芒果分给全国各地的工宣队，芒果不够就做芒果模型分发下去，让全国的工人都感受到毛的关怀。

当时，和毛握过手的人回到各地以后都会在大会上介绍自己幸福的经历，并且让其他人握一握他一直没有洗过的手，也感受一下伟大领袖的温暖。

当时，大街上几乎每个人都佩戴着毛像章，只有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没有这个资格。收集毛像章成为时尚。

*造神运动主将：头号“走资派”刘少奇*

这场造神运动的主将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政坛上的顶级名流。

文革中被毛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毛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人民提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道路”，“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七大**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面对毛的“大跃进”已经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刘少奇仍然表示：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少奇还说：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有人要反对毛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造神运动主将：副统帅林彪*

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国的副统帅林彪，对毛泽东的鼓吹更是达到肉麻的地步。1964年，林彪决定大量再版《毛语录》，并且亲自撰写了再版前言，说 “毛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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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1966年8月18日，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毛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在文革期间还说：“像毛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显然，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恩列斯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林彪还把军队中开展学习毛著作的运动扩大到全国。当时很多人可以把林彪介绍的学习毛著作的方法背诵得滚瓜烂熟：“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于是，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全民学习毛著作活动，并且评选积极分子，召开代表大会和讲用会。1967年11月29号，林彪还用文革之前的一首颂扬毛的歌曲中的歌词给中国海军第一次学习毛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思想。结果，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也成了文革最著名的标志性歌曲之一。

*造神运动主将：抑郁而终的周恩来*

还有文革中在毛和江青不断整治之中抑郁而终的周恩来。从1940年年底开始，周恩来作为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在许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并中央书记处”开头，把毛摆在中央书记处前边。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任弼石：毛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期间，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石曾经说：“毛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然而在文革期间的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毛捧上了新的高度。他说：“毛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文革歌曲：《毛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而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把红旗插变全球”了。

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高文谦：毛的造神运动空前绝后*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文革使得毛的这场造神运动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也是空前绝后了。今后再也不会有了。而且超过了封建社会对皇帝的那种崇拜。天天跳“忠字舞”，“红海洋”，在历史中都留下笑柄啊。今后多少年再看，后边没有亲身经历过的，看看当年的那些实物、当年的纪录片、当时的回忆录，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但确实真真正正发生过。”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当红卫兵从校园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开始大规模破坏的时候，林彪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再表示：“坚决支持你们!”他鼓励说：“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好，做得好!”

图为林彪等在天 安 门城楼上。

 

   
 

图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北京协和医院是1921年美国洛氏基金会创立的私立北平协和医院的教学医院，1957年划归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在医学界享有盛名。红卫兵在医院大门上帖上大字报，取下院牌，用墨笔写上“反帝医院”。协和医院便算是被“正式”更名了。

 

进入9月，破四旧砸风更盛。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图为清华大学牌坊上的“清华园”题字被砸烂。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摧残文化的“革命”，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旅游胜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潭柘寺等古迹，被加上封资修的罪名，肆意破坏了。1300多年的古刹戒台寺，数以千计的小佛和大佛，全都被砸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 图为故宫被红卫兵改成了“血泪宫”。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1958年9月被打开的时候，陵内全部由大块青白石砌成，有两层楼高。明朝第13位皇帝万历和他的两个皇后，躺在三个巨大的棺椁里。从这里出土的千百件宝物，供人参观。但是到了1966年8月，定陵的造反派却把万历皇帝和皇后的三具尸骨，从陵寝中抬了出来，放在定陵门前的广场上，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用石头将三具尸骨砸得七零八碎，接着又把尸骨烧成灰…… 图为定陵。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图为捣毁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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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反动派。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

图为捣毁名胜古迹。

 

北京的“破四旧”也延伸到“反帝、反修”上。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组织了数十万人的大会，在“大破大立，大立新功”，“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一片吼叫声中，把苏联驻华使馆前的扬威路正式命名了“反修路”。

 

 

遍及全国的“破四旧”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红卫兵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图为上海市红卫兵破“破四旧”的“革命行动”。

 

1966年9、10月，各地省市委普遍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西安、太原等地的造反派在“造反”活动中，有极少数人乱呼口号，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有的游行示威群众把毛主席像撕碎踩在脚下。林彪听秘书念各地区来的“快报”，马上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

　　毛泽东当夜就把文件批退回来。他在林彪批的纸上写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破四旧”时党政机关也受到冲击。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破四旧”时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被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周恩来对 “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后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

 

周的讲话使狮子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份被毁。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一件艺术珍品。如今，那对狮子成了 “封建产物”，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龙、凤皆属“四旧”。文革时，“龙的传人”的说法就在中国消声匿迹。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真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

 

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浙江建德县审查各类商品，凡商标上印有龙和凤图样的，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恰如当年林则徐焚烧鸦片。当年，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尖头皮鞋并不多见，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

 

山东2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想到了要砸武训墓。柳林农业中学、卫生学校的红卫兵前来声援，一齐砸向坟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

图为重建的武训墓。

 

被毁的文物古迹数不清。全国人民一起来革命，毁坏的古迹多得如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浙江人砸了徐文长的故居。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四百年来不废修缮，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陈姓书屋主人将它捐给国家，以求永远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迹。徐氏一生除做过一阵浙闽总督的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不曾当过官。如今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闻讯先转移了一批文物，日后方得以修复。

绍兴还有个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因东晋书圣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图为兰亭。

 

江苏人砸了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吴氏诞生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是“四旧”，因此吴氏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

图为吴承恩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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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吴是全椒县人，一九五九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如今文化要革命，吴敬梓故居也没逃得脱。后来有人到全椒，向县委书记打听吴敬梓故居访问，县委书记竟然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图为吴敬梓故居。

 

安徽滁县琅琊山脚有个醉翁亭。“环滁皆山也。”这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首句。这篇文章经另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琅琊山脚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们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图为醉翁亭。

 

山东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讲毛泽东思想，可知是个反动权威。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四旧”来破，只好鞭他的尸。可是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场。

图为蒲松龄故居。

 

古建筑惨遭扒拆。唐诗“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有个“古渔阳”匾。地名本无新旧，但该匾是清代官员书写的，因而被卸下焚烧。广州越秀山顶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驾祥云到广州下凡的古老传说，当然是宣传迷信，也该砸。只因石头太硬，红卫兵砸断几根羊角后就没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仿建，这就是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寄畅园内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文革后依旧着片重刻此碑）

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浙江临海县，县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

河南省延津县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红卫兵之手。”山东肥城县，“破四旧”中“近千件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

图为唯一幸存的古驿站鸡鸣寺影壁。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馀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

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北上梅氏与老家早无联系，但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也是“抄家对象”。抄家时，她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后，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

图为《格萨尔》中的战将。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着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

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图为会稽山大禹庙。

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图为乌江项羽霸王庙。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图为河南南阳 “诸葛草庐”。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图为康有为墓。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图为山西运城关帝庙。


 

宗教界的“破四旧”。1966年8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

    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讲经，并嘱咐该寺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九百多年来，因天灾、兵祸，有一半的时间立在风雨之中。可是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这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实证，其制作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欲打倒这尊铁观音，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都不成功，小将们只好作罢。事后，几位工人将它藏进煤堆，度过这场浩劫。不幸8年后“批孔”时，一个66年时的小学生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后装上去的。那个愚昧的青年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那铁观音就从此成了无臂残废。

图为“破四旧”时，观音菩萨也被判了“死刑”。

 

湖北新洲县始建于唐代初年的报恩寺，规模宏大，占地百亩，毁于“破四旧”。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1934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12184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70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砸去，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

图为红卫兵将“成庙庵”中的佛像搬到大街上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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