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恭达委员首先分析了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现状。他说，中国现代艺术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介绍和引进，促进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产生。通常以1985年左右在中国美术界发生的被称为‘八五’美术新潮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起点，至今已经走过二十几年的历程。在这二十几年里，中国的现代艺术几乎重演了西方现代艺术发展一百多年来的所有艺术形式。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因为其一味效仿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追求形式的感官刺激，追求极端的个人享受，甚至有些作品违背道德规范，因而中国现代艺术并不能为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官方所认可，发展一直处于边缘的状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书画拍卖市场迅速升温，中国现代艺术的主力如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等人作品均有百万美元以上天价而成交。如2006年10月9日在苏富比香港秋季拍卖会上 中国当代艺术家张晓刚的《血缘系列：大家庭》作品，以874.4万港元成交，创下中国当代艺术品世界拍卖的新记录。2007年6月21日晚上，苏富比的当代艺术品拍卖中，张晓刚、岳敏君、刘野、方力均等人的作品都以高价拍出。其中岳敏君的作品《教皇》以2,148,000英镑的价格买走，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中的最高记录。中国现代艺术在拍卖经济的强大刺激下，客观上得以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国现代艺术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以现代艺术创作为中心的城市艺术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南京等多个城市产生，北京的798厂大山子艺术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当代中国现代艺术的文化产业的示范基地。

　　言恭达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中的问题。他直言，中国现代艺术是依附于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有着自己先天的不足，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中所带来的问题：中国现代艺术是以西方价值判断标准为中心的， 当下的中国现代艺术创作迎合西方审美观念，这就是目前的主要艺术“游戏规则”。就是在这样非常别扭却异常响亮的“国际化标准”下，中国现代艺术从一个符号走向另一个符号(诸如，政治波普、大批判、玩世现实主义到70年代后、卡通一代等等)，每个艺术家削尖脑袋拼凑着自己的“符号”，以求找到最快的“成功”方式。西方的艺术专家对中国社会生活情境没有亲历的感性认识，而更多是由冷战思维引起的是对中国社会的集体性猜测。所以在评论中国艺术家作品的时候，那些有中国政治与革命符号的作品正投合了西方人的胃口，在拍出天价的中国现代艺术的主力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等的一些现代艺术的作品中，不仅是普通民众甚至连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袖的形象遭到了丑化和诋毁。这些作品往往以中国身份参与各种世界性的展览。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诋毁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而在拍卖天价的背后，更引起了众多年轻艺术家的效仿。而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创作队伍以及展示和市场管理基本处于失语状态。

　　言恭达委员在联名提案中强调指出，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群体主要以非体制之内的职业画家为主，一直被疏于管理和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却得到了西方的同情与扶持，从而逐步发展起来。而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只看到了现代艺术发展所带来的文化产业机遇，给予了政策与扶持，但对于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中国现代艺术中有损国家形象的创作，却缺乏相应的管理措施。特别是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在参加世界性展览的时候，缺乏一种严格的审查机制，一些丑化中国形象的作品频频在各种世界展览上亮相，有损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形象。

　　言恭达委员在提案中给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要努力建立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他大声疾呼：“中国现代艺术的健康发展必须摆脱对西方形式的依附和对西方审美的投机。只有按照十七大精神建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现代艺术才能使中国现代艺术走向健康之路，也才能使中国现代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平等交流。要十分重视将中国现代艺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纳入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现阶段文化工作的主题中来。将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和中华民族精神融入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之中。以积极、健康、活力的艺术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才能在中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反复强调说：“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要十分清晰的认识到当下现代艺术出现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正确认识它，引导它，管理它，使它健康发展，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针对中国现代艺术发展要建立相应的创作、展示和市场管理机制，要将中国现代艺术对外文化交流上升到树立国家形象和文化安全的高度，要加强对中国现代艺术创作队伍的引导和管理，加强中国现代艺术参加国际展览和国内市场的审查制度。谨防西方反华势力利用现代艺术形式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