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国际饭店，人们更多的是以一种怀旧的心情谈论它过去的辉煌。今天，投资9000多万元改造的饭店，再现了当年欧美艺术装饰派的建筑风格。宽敞华贵的大堂布局协调大气。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饭店辅楼的加层改造终于顺利竣工，加层后的国际饭店在寸土寸金的南京路上新增近三分之一的实用面积。同时新建了45个车位的立体车库，解决了饭店多年停车难的问题。
1933年，被誉为中国近代新风格先锋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落成，该建筑立面处理成横竖线条交叉构图形式，采取乳黄色曲面外墙，使用大片玻璃窗及方形玻璃灯柱，室内顶棚及墙面线脚自然流畅，一反复古样式的繁琐常态，立刻受到众人瞩目，与沙逊大厦的过渡性特征不同，它已成近代典型的摩登建筑。邬达克的另一个现代作品国际饭店于次年落成，大楼24层，其中地下2层，地面以上高83．8m，钢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楼板，它是当时全国也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物，并在上海一直保持高度的最高纪录达半个世纪。该建筑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用地局促，平面布置成工字型，立面采取竖线条划分，前部15层以上逐层四面收进成阶梯状，造型高耸挺拔，是20年代美国摩天楼的翻版。1935～1937年间设计建成的吴同文住宅更表现出邬达克对现代建筑风俗的追求，这是一座四层钢筋混凝上结构的小住宅，造型采用了局部回孤形体量，带形玻璃窗，流线型室外大楼梯及水平阳台，室内设有带玻璃天顶的日光室、安装弹簧地板的小餐厅，并设有空调、电梯等先进设备，该小住宅从形式到结构及设施，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现代性。
上海，跟着一个匈牙利建筑师的脚步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上海都是一个建筑师的天堂。在美国执业的法国设计师海特，曾坐在由他设计的金茂君悦酒店里，望着对岸的外滩说：“我很幸运，但并不是每个设计师都能遇到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好的机会。”
比海特早到上海70多年的邬达克来说这句话也许更贴切。他在70年前的1932年，开始建造当时亚洲地区最高的摩天大楼——国际饭店，并因此一举成名。70年后的今天，国际饭店里的邬达克纪念展又把邬达克重新拉进我们的视线。十里洋场、遍地黄金的大上海成就了落难的邬达克，邬达克也用自己的手给老上海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1893年，邬达克（L.E.HUDEC）出生于斯洛伐克一个建筑世家，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学院，同年作为军官加入奥匈帝国的军队，1916年他当选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会员，但不幸被俄罗斯军队抓获，送到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因为军官的身份，邬达克在狱中并没有从事体力劳动，他的建筑技术派上了用场，并因此得到特殊待遇，可以将自己的照片寄到家中。1918年从沙俄战俘营流亡到上海时，邬达克名不见经传，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别人。从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的助手职位开始做起，7年后的1925年，邬达克在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从1918年到1938年，邬达克在上海留下了几十件建筑作品，包括医院、俱乐部、学校、银行、教堂、电影院、剧院、高层公寓、私家别墅、旅馆和办公大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慕尔堂（现名沐恩堂）等上海一些最知名的建筑都出自其手。这些建筑的风格迥异，既有仿古典建筑也有现代风格，既有摩天大楼也有小型别墅。
邬达克在上海的最后一件作品，完成于1938年，是一座具有现代风格的私人别墅，当时号称“远东第一豪宅”，老上海习惯地称之为“绿房子”。此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一个不能停的城市被迫停滞。
邬达克在1947年离开上海，在瑞士呆了几年，在美国的加州退休，他在那里为自己造了一幢没有一颗金属钉子的瑞士风格房子。1958年，邬达克在加州去世。
邬达克，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锋
邬达克是上海二三十年代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也是个人作品保留至今最多的建筑师，在古典主义盛行的那个年代，他旗帜鲜明地成为近代主义建筑的先锋派。
他在上海的作品风格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作品主要是美国总会、中西女墅和沐恩堂，还带有复古主义的色彩，重细节的装饰，但喜欢砖贴面的现代风格在这些作品中也已经有所体现。1925年独立开事务所以后，风格开始转变为完全的现代主义，被后来的学术界称为“现代的装饰艺术派”，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就是大光明影院和国际饭店，这是我国西式建筑转向现代主义的标志。大光明影院设计简洁新潮，使用大片玻璃窗及玻璃灯柱，室内顶棚及墙面线脚自然流畅，一反复古样式的繁琐。国际饭店更是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框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楼板，造型高耸挺拔，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当时美国摩天大楼的翻版。邬达克的幸运就在于，他在上海的几十年，恰好赶上了上海的建筑黄金时代。当时的上海是一座完完全全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各国的建筑师和大批的“海归派”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时髦的建筑理论、建筑模式和建筑材料，上海因此成为展示世界近代建筑风格的大舞台。而邬达克没有辜负上海给他的礼遇，在舞台上脱颖而出。
同时期古典主义也比较流行，亚细亚大楼、怡和洋行大楼采用了对称严谨的仿古典主义，汇中饭店模仿文艺复兴的样式，英国总会采用古典的巴洛克风格，这些都是古典主义的代表作。但到了三四十年代后期，邬达克所倡导的现代主义则占据了上风。他设计的大光明影院、国际饭店、沐恩堂和吴同文住宅已被列入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名单。
店家推荐：
国际饭店------半个多世纪上海的骄傲。
今天，现代的交汇又为她渊源的历史增添了新的亮点------“上海大地原点”向人们诉说着国际饭店昔日的辉煌今日的风采和明日的璀灿。
历史悠久的国际饭店秉承殷勤待客的传统展现专业卓著的管理带给中外宾客东方的温馨和舒适。
侬侬介绍：
国际饭店位于上海市中心南京路“零”号地块，半个世纪的上海之颠，最近经装修再现“艺术装饰派”之风格。饭店共有商务行政房、豪华套房等客房208间，并设商务俱乐部提供商务服务。
饭店大堂和回廊宽敞气派，中餐厅3个，西餐厅1个，具有接待大型宴会和会议服务功能；商务中心、美容中心、咖啡厅、商场、娱乐、机场值机等设施为宾客提供上乘服务。地理位置：上海市中心原点(标志在饭店大堂中央)
上海博物馆 0.5公里
上海大剧院 0.1公里
市府大厦 0.4公里
外滩 1.5公里
上海展览中心 2公里
地铁人民广场站 0.1公里
火车站 3公里
虹桥机场 14公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骄傲。拥有六十六年历史的国际饭店，曾经是上海的象征，上海的骄傲。她保持“远东第一高楼”记录三十年、保持上海最高建筑记录五十年。对其长达半个世纪的辉煌，非当今的金茂大厦能望其项背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饭店不甘寂寞，经过四年的全面装修和辅楼加层，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再一次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饭店对面昔日的十里洋场和跑马厅，早已演绎成今日的步行街、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地铁一、二号线和成都路、延安路高架的建成，九江路至黄河路的贯通，以及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至黄河路)改造工程的竣工，更加凸现了饭店的交通和商业中心地位;上海博物馆、大剧院、城市规划展示厅和美术馆和先后落成，在饭店的周围形成了文旅结合，商旅结合的良好氛围。尤其是整修一新的人民公园和宽阔、开放的“五州纪念碑”中心花园，成为闹市区的“绿肺”。国际饭店作为上海市的城市坐标原点，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永远无人能替代。
作为中国人自己筹资建造的第一幢摩天大厦和二十世三十年代亚洲最先进的酒店，国际饭店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饭店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这幢在沙滩上建起的大厦，其沉降率在上海的高楼中是最低的(由于饭店周边沉降，饭店当年的落水管已由地下浮出地面)。难怪年轻时的贝聿铭会对这一建筑奇迹惊叹不已，当年他路过国际饭店建筑工地，看到这幢由中国人自己承建的大厦，自豪感油然而生，未等读完成为出类拔萃的国际建筑大师。如今，装修改造后的国际饭店再现了欧美艺术装饰派的建筑风格，显得“大气、统一、协调”。浓浓的历史文化中融入了现代科技与文明，让人感到倍加温馨与舒适。尤其是辅楼加层后增加了立体车库、会议中心、康乐中心、美容美发中心等设施，赋予了老饭店的活力。
具有六十六年历史的饭店，当年纷至沓来的有不少中外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宋美龄来此出席过中美长途电话通话典礼并发表讲话；张学良、陈纳德等中外名将曾下塌于此；梅兰芳、胡蝶等出访苏联前亦在此召开盛大的欢送会。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驻上海后，陈毅市长在国际饭店接见了团以上指挥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六日，著名学者郭沫若登上国际饭店屋顶，并欣然题诗两首。不少名流学者为饭店留下了诗、书、画作品、成为饭店珍贵的文化财富。诚然，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如此，作为中国人自己管理的饭店，他从一开始就把目标定为世界一流水准，“国际饭店”(INTERNATIONAL
NOTEL)也由此而得名。后来，饭店改英文名称为“PARK HOTEL”。当时，饭店前面是跑马厅，每逢春夏之交，绿草如茵、风吹草动，在阳光下格外迷人；而饭店旁边的路原名“派克路”，故取名“PARK”。当年饭店的管理者从北京引进了“丰泽园”，创出了“红扒鱼翅”、“糟溜鱼片”、“国际烤鸭”和“糁”等招牌菜点；特聘法国厨师担当西餐厅的第一任大厨，使饭店的法式西餐誉满申城。真正使饭店立足于世的，还在于她的管理理念和服务质量，当年饭店规章制度之齐全，人员培训之严格，服务要求之规范，至今仍可圈可点。今天的国际饭店，在努力与国际管理水平接轨的同时，更珍惜自身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决心将之发扬光大。
饭店决心再通过几年的努力，使其软件与国际水平接轨，以适应目标市场的需求，提高竞急能力。一九九九年初，饭店通过了国家旅游局四星级评定，站到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内部和周边环境的改善，为国际饭店的崛起和重振雄风创造了客观条件。我们坚信，国际饭店不仅拥有昨天的辉煌，而且一定会拥有今天和明天！
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黄河路拐角，耸立着一座于1934年建成的闻名中外的24层高楼，那就是当年被老上海人称为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是由旧上海著名金融家吴鼎昌为董事长的四行储蓄会出资建造作为营业及办公用的。在筹建过程中四行储蓄会改变了将其作为办公用房初衷，决定将其建造了为豪华大饭店。由匈牙利王家建筑学会会员、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上海馥记营造厂承建。整个大楼钢框架结构，外型为美国当时的摩天大楼式样，总高82米，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也是远东最新建筑。在建造过程中，馥记营造厂说服了业主及设计师，采用了国产花岗岩及釉面砖作为大楼的外墙贴面，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
整个大楼分为地上22层，地下2层，共24层楼。地下室为锅炉房，底层为饭店自用，2层为票据间，3层为会客室，4至13层为客房，15层为舞厅，15至19层为公寓式房间，专供高级宾客使用，有3间特别豪华客房，23间套房，16间单人房，156间双人房，其中特别豪华的房间还配有厨房设备，内有电梯直达会客室。19层的一部分为董事长起居室，20层至22层为机房和冷藏室，22层还设有了望台。大楼共有快速电梯3部，服务性电梯3部。饭店还设有宴会厅及各类餐厅7个，可共1100人同时就餐。
1934年12月1日，国际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中外宾客云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亲临现场举行揭幕典礼。开业后的内部经营及人事管理主要由中方经理掌管。美籍留学生卢寿联为国际饭店第一任经理。卢寿联的经营宗旨为“顾客第一，服务至上”，对服务生要求十分严格，他曾经开设“国际饭店服务生训练所”，为饭店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服务人员。1941年卢寿联离职赴美，林勉之担任了国际饭店第二任经理。林曾在美国攻读世界旅游学，1932年回国，任国际饭店总服务台主任。林勉之出任经理之后，将其参加美国在纽约举办的世界性旅游业交流大会的经验用于其管理国际饭店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饭店的营业大幅上扬。
由于当时上海外籍人士颇多，国际饭店在倚重华人管理的同时，为了招徕宾客，确立竞争优势，不惜花费重金，聘请有丰富经验的洋经理。国际饭店的首任洋经理为瑞士籍人雪勃勒。他是位旅馆业行家，原上海礼查大饭店(现浦江饭店)经理，是国际饭店用重金“挖”过来的管理人才。雪勃勒能讲流利的英、法、德语，对待不同国籍的客人，使用不同的语言与之交流。他还具有敏锐的职业眼光，善于察言观色，熟悉不同客人的不同需要，总能够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此深受外籍宾客的欢迎。当时住国际饭店的大多是美国人，其中不少是知名人士，如美国前总统胡佛、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等。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能建造远东最高大厦，自办一流水平的大饭店，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很不容易。当时站在饭店顶层，整个上海景物尽收眼底，可以看见浦江蜿蜒如带；吴淞龙华风光云烟，遥遥可望，甚至昆山佘山，也依稀可辫。
一、片名，这个初定一个，按四个字的体例定
二、切入点，这个你已经有了，就是它为什么是零号
我的意思是用这个切入点说明它的特殊地位
三、主要内容，介绍什么，以什么为重点，这个重点又要表达的是什么
四、细节，包括建筑本身的细节和围绕建筑发生的故事，有趣的人和事
早期老上海人说的影戏院，就是我们口中的电影院。通常影戏院附近会有咖啡厅、跳舞厅，许多影戏院干脆附设同名的咖啡厅和跳舞厅。
大光明戏院
到底三○年代的电影院可以华丽到什么地步？在《多少恨》中，张爱玲一开头就写道：“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女主角家茵因为等不到朋友而来不及进场，戏却已经开始放映。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张爱玲已经二十七八岁了，电影和电影院却在她的成长中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九二八年，她才八岁，她的舅舅家，就在卡尔登戏院后头，卡尔登跳舞场则在戏院前头。
当张爱玲全家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到舅家拜访，她看到的卡尔登跳舞场原址已经成为还未开幕的大光明影戏院。为什么说还未开幕？她在《对照记》里描述的是“未来的大光明戏院”。但是那张照片里的五个小萝卜头，都穿著冬天的袄衣裤，显然是离广告上大光明影戏院开幕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时间不远。
租界上海开始有电影院的时间非常早，几乎与无声电影技术的发展同步，因为外国人多，也早已是时髦的年轻人休闲娱乐之一。从一九二三到二九年之间，是国人自制默片的黄金时期，造就了许多明星，胡蝶与阮玲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由于越来越多的需要，二○年代末期，影戏院的开幕忽然如雨后春笋般，一九二八年六月的百星大戏院、大光明戏院，一九二九年八月的福星戏院、同月开张的巴黎大戏院、九月的光陆大戏院，一九三○年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有一家戏院诞生，一月的蓬莱大戏院、二月的光华大戏院、三月份才竣工的南京大戏院、八月刷新之后重新开幕的北京大戏院、十月的明星大戏院、十一月的新光大戏院、十二月的福安大戏院。
有些戏院只在报上刊出简单的“开幕宣言”，有些却广告放映一场开幕电影，连带把戏院的特色描述得详详细细，大光明影戏院的广告就是这样，开幕电影的《笑声鸳影》是欧美默片，旁边除了介绍剧本取材、演员、剧情之外，还有电影里的布景摘要，最后这一项的介绍是这样的：“有皇宫贵族院、古代埠头、大马戏场、伦敦街道、皇室堡垒、郡主妆阁、贵家客厅，别有奇特之铁女刑具，仿自古籍，十分逼真。”
----大光明电影院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的盛名，它始建于1928年，由德国杰出的建筑师乌达克（L.E.HUDEC）富有想象力的创意科学地体现在大光明建筑的内外。奶黄色的外立面构成像波浪中行进的风帆，流畅的圆弧曲线从大厅顶部围环整个影院，渐叠层呈荷花型的三层屋顶装饰别具一格，意大利大理石砌成抽象的图案，高傲的观众大厅极富气派，宽敞的观众休息厅优雅并充满文化艺术氛围，整洁的环境令人赏心悦目——大光明具有欧美建筑风格的特色令人注目，上海市政府将它列围近代优秀建筑，这都标志着大光明在建筑界的地位。电影厅上下二层的观众厅共有座位1554只，其中有豪华座任观众择需享用。
----影院使用杜比数码立体声处理设备，具有SR、SRD、DTS、SDDS等全制式的国际一流扩音设备，处理后音响效果令人满意。为上海唯一一家中国电影总公司指定的，英国杜比公司定点放映的影院。大光明每年吸引了近二百万观众，影院票房收入至今已十一年是全国最高的，1996年达到了2000万人民币。大光明地处上海最热闹的街区——南京路上。
-大光明电影院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的盛名，它始建于1928年，由德国杰出的建筑师乌达克（L.E.HUDEC）富有想象力的创意科学地体现在大光明建筑的内外。影院使用杜比数码立体声处理设备，具有SR、SRD、DTS、SDDS等全制式的国际一流扩音设备，处理后音响效果令人满意。
建于1928年，由德国杰出的建筑师乌达克设计大光明是中国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第一家立体声电影院，第一家四星级电影院，第一家氙灯电影院，影院超前放映各类中外优秀影片，每年吸引了二百万观众。大光明电影院票房收入历年是全国最高的，1994年达到了300万元人民币。
合资 估计投资规模： 1000万美元
项目内容及特点：大光明电影院位于上海闹市中心，由现在的单厅电影院放映扩建为一大厅带六小厅，拥有2800座的多厅现代化影城。改建后的电影新城将引进全球最先进的数字电影，并预留将发展的电子电影接口，使其成为全国第一，加之各种配套设施KTV、影视酒吧、舞厅等。新影城将集吃、喝、玩于一体，成为休闲娱乐中心和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一个亮点。
邬达克生于斯洛伐克，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学学院，1918年来上海。
具有七十年历史的国际饭店，由当时的四大银行共同投资兴建，是中国人自己筹资建造的第一幢摩天大楼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亚洲最先进的酒店。当时，饭店前方正对跑马厅，旁边的黄河路当时叫"派克路"，故名"PARK
HOTEL"。饭店由
匈牙利建筑设计师拉斯洛。邬达克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包全部建筑工程。由于当时楼高惊人，故有"仰观落帽"之说。一九三三年年轻的贝聿铭途经饭店，自豪感油然而生，未等读完圣约翰大学的课程，便踏上去美国求读建筑学的道路，并终成一代国际建筑大师。
历史上的国际饭店是名流汇聚之所，四九年之前宋美龄，张学良，陈纳德等都是常客。1949年当时的陈毅市长在饭店接见了解放军团以上指挥员，1959年，郭沫若登上饭店屋顶欣然题诗两首。不少名流学者为饭店留下的诗，书，画作品，成为饭店的传世之宝。
重绘上海文化地图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瞑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ＮＥＯＮ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ＬＩＧＨＴ，ＨＥＡＴ，ＰＯＷＥＲ！
这是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的开头，原稿的副标题是“１９３０年，一个中国罗曼史”。自然，小说的背景城市是上海。而１９３０年的上海确实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魁力的世界。在西语中，关于上海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而大量的“通俗文学”又向她的传奇形象馈赠了暧昧的遗产。不过，它们除了使上海的魅力和神秘不朽之外，也成功地使这个城市的名字在英语中成了一个贬义动词：根据Ｗｅｂｓｔｅｒ’ｓＬｉｖｉｎｇ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动词“上海”意味着“被鸦片变得麻木不仁，随后被卖给需要人手的海船”，或者是，“用欺骗或暴力发动一场打斗”。同时，这种流行的负面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又被中国左翼作家和后来的学者强化了，他们同样把这个城市看成罪恶的渊薮，外国“治外法权”所辖治的极端荒淫又猖獗的帝国主义地盘，一个被全体爱国主义者所不齿的城市。因此，只要聚焦在“华洋的有钱有势阶层是如何非人地剥削城市下层人”这个问题上，把任何关于上海的描述在理论上读解成一种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甚至后殖民理论话语都不会太难。
但尽管我本能地采取这种带“政党立场”的划分方式，我其实是有些怀疑它的笼统性的。像茅盾，在他小说的第一页就透露了一个“矛盾”的信息：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上海虽然很可怕，但这个港口——在我看来茅盾希图用他的华丽笔触来传达的——熙熙攘攘的景象，还是渗透出了她无穷的能量：ＬＩＧＨＴ，ＨＥＡＴ，ＰＯＷＥＲ！这三个词（光，热，力），再加上ＮＥＯＮ（霓虹灯），在中文本中用的是英语，显然强烈暗示了另一种“历史真实”：西方现代性的到来。而且它吞噬性的力量极大地震惊了主人公的父亲，使这个传统中国乡绅迅速命赴黄泉。事实上，在小说的前两章，茅盾就大肆铺叙了长驱直入的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象征：汽车（３辆１９３０式的雪铁龙）、电灯和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洋房、沙发、枪（一支勃朗宁）、雪茄、香水、高跟鞋、美容厅、回力球馆、Ｇｒａｆｔｏｎ轻绡、法兰绒套装、１９３０年巴黎夏装、日本和瑞士表、银烟灰缸、啤酒和苏打水；以及各种娱乐形式：跳舞（狐步和探戈）、轮盘赌、咸肉庄、跑狗场、罗曼蒂克的必诺浴、舞女和影星。这些舒适的现代设施和商品并不是一个作家的想象，相反它们是茅盾试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和理解的新世界。简言之，它们象征着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而像茅盾那样一代的都市作家在这种进程前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毕竟，英文Ｍｏｄｅｍ（法文ｍｏｄｅｒｎｅ）是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据权威的中文词典（辞海）解释，中文“摩登”在日常会话中有“新奇和时髦”义。因此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想象中，上海和“现代”很自然就是一回事。至于我的探讨就只好从这里开始：是什么使得上海现代的？是什么赋予了她中西文化所共享的现代质素？
这个问题在不同的读者那儿会有不同的回答。那个时期居于上海的西方人会认为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他们在这个特别通商口岸的近郊居住，自然使得上海城的现代性变为可能；而另一方面，对中国居民来说，情形要复杂得多。政治上讲，一个世纪来（１８４２年至１９４３），上海一直是个被瓜分的通商口岸，城南（指城墙围起来的城区）的华人区和闸北区被外国租界——英美的公共租界和邻接的法租界一切割了，一直到二战期间的１９４３年才有一个定论，盟约国和中国最终签定了结束租界的协议。在这些“治外法权”地带，经常是“华洋杂处”，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两个世界之间也有桥、电车和电车道以及别的公共街道和马路相连，这些道路是那些势力超出租界范围的西方集团修筑的。
边界有石碑为记，但在那迷宫似的街道和房子中间，它们一般都很难被辨认。那些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有：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
从鸦片战争开始，甚而之前，这种接触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就不能说小，因为它不仅导致了西方入侵和帝国主义统治，而且随即在全民族和各地区间掀起了由精英分子领导的变革。当然，这是一种常见的论述，而至今都没有引起学者足够重视的是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上对中国的影响。关于西方文明，１９世纪下半叶那些变革心更切的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显然是把它诉诸为他们变革话语中的“用”言（即张之洞所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按上海历史权威学者唐振常先生的说法，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至于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的接受是明显按照一个典型步骤的：“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
事实上，现代都市生活的绝大多数设施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传入租界了：银行于１８４８年传入，西式街道１８５６年，煤气灯１８６５年，电１８８２年，电话１８８１年，自来水１８８４年，汽车１９０１年，电车１９０８年。
因此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
在文化上定义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地位有些困难，因为那关乎“实质”和“表象”——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把所有这些生活生产方式的构造称为“上层建筑”。但很显然，因为受经济因素的决定，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但余者尚待详细考查。我相信有必要在这些新的公共构造和空间基础上，结合其对上海外国和本国居民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重绘一张上海的文化地图。
外滩建筑
“今天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城市有如此多样的建筑荟萃，它们屹立在那儿，互相形成对照。”这段话出自一个老上海写手，他暗示了上海本身就有新与旧，中与西的对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占据着旧城区，西洋人占据着现代租界。１９２８年，西洋公园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规定终被废除，自此，公园对所有人开放。事实上，租界人口主要还是华人：１９３３年，城市人口是３１３．４万人，其中的外国人仅７万左右，而住在租界的中国人有１４９．３万人。不过，华洋之间在日常生活和休闲方式上的区别还是存在的。“上海的中外居民出于共同利益，在工作中可能会互相协作，但通常，他们各自打发休闲时间。”其实，对中国居民来说，外国租界并不是森严如“另一个”世界——所谓的“十里洋场”，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所统治的纸醉金迷的“异域”（“十里洋场”这个词甚至还进入了现代中文词汇）。
“十里洋场”的中枢是外滩——入港口面朝黄浦江的一条堤。它不仅是港口，而且也是英国殖民势力的一个窗口。外滩的天空线处处点缀着英国建筑，尤为醒目的是：英领馆（最早的大楼，１８５２年，１８７３年重建），汇中饭店，英国上海总会（有世界最长的吧台），沙逊大厦和华懋公寓，海关大楼（１９２７年）以及汇丰银行（１９２３年）。尤其是后两幢大楼的富丽堂皇完美地展示了英殖民势力。汇丰公司的宏伟大厦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二银行大楼，新希腊风格，由公和洋行设计并于１９２３年完工。“６２英尺宽的阶梯从街口一直通向大门，原本两侧有铜狮子，一个做吼叫状，另一个很安静。”“它们的鼻子和爪子被路过的中国人摸得很亮了，因为华人相信那会给他们带来好运。”这种经常提到的“摸狮子”仪式隐合着很明显的资本家欲望：作为英帝国象征的铜狮子被铸造得金光闪亮，它们代表着帝国所积累的财富；而它作为护身符又时时刻刻鼓励着当地人追财逐富。新建的海关大楼，也是新希腊风格，在１９２７年的《远东经济观察》上，它是这样被描述的（当时大楼还没建成）：门廊是纯粹的陶立克风格，灵感来自雅典的巴台农神庙。在腰线的排档间饰上将被画上船只和海神，多数装饰是象征性的。３层到７层的垂直线非常醒目，以此来增加高度，和汇丰银行大楼长长的水平线形成对照。塔楼的主体是石头建筑，以此来衬托大钟。
并且，为了强调殖民色彩，这钟还是仿照伦敦议院塔的“大钟”而建的。除了“文革”期间，该钟自１８９３年以来，每４小时敲一次。
从以上描述可以清楚看出，外滩的绝大多数英属大厦都是依１９世纪后期开始在英国流行的“新古典风格”建造或重建的，这种“新古典风格”在英国代替了早期的维多利亚奇特风格和“自由风格”。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和南非的首都也是以这种风格建设的。作为英国自身市政厅的主导风格，“新古典主义”有意识地与罗马帝国和古希腊联系起来。诚如梅特卡夫（ＴｈｏｒｍａｓＭｅｔｃａｌｆ）所说，“对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用古典形式来诠释帝国精神是非常自然而恰当的，因为在欧洲，令人联想到希腊和罗马的古典风格是表达一个帝国的建筑语汇。”古典主义的复兴说明了“帝国的繁荣兴盛”，尤以１８９７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６年的狂欢庆典为代表。然而，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维多利亚的荣耀时代结束了：英国不再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商业帝国。美国，这个新兴的国家，在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开始向太平洋地区拓展她的势力。在早期的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时，美国是不能与英帝国抗衡的。但到３０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建筑风格已经开始争奇斗艳：英式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虽然还主导着外滩的天空线，但代表着美国工业实力的更具现代风格的大楼已开始出现了。
事实上，到２０年代晚期，外滩已出现了３０多幢比殖民大厦更高的多层大楼——美国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的产物。它们主要是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最高的是２４层高的国际饭店，由著名的捷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ＬａｄｉｓｌａｕｓＨｕｄｅｃ）设计，他最初在美国克利建筑公司，从１９２５年起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邬达克“新奇典雅的风格给上海建筑增添了真正的风采”，这已被他设计的许多大楼所证实：除了国际饭店，还有２２层高的四行储蓄会，慕尔礼拜堂，花旗总会，宏恩医院，怡和啤酒厂和３家电影院，包括革新了的大光明电影院。这些现代建筑——国际饭店，华懋公寓／沙逊大厦，还有像大光明这样的新电影院，百乐门大舞厅和百乐门影院，美琪电影院以及许多其他公寓大楼的外部和内部都采用了当时盛行的装饰艺术风格。约翰逊说，“上海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装饰艺术大楼的城市。”高高的摩天大楼加上内部的装饰艺术风格在上海滩留下了另一种新的建筑印记，那是纽约的风格，但上海可与之媲美。
在很多方面，纽约摩天大楼的线条和装饰艺术风格是非常典型的。她最高的大楼，像洛克菲勒中心，佳士拿大厦，以及帝国大厦，都是在上海高层建筑建成不久前完工的。虽然上海的摩天大楼不及纽约的高，但它们与纽约的大楼非常相像。这种美国印记也许是因为上海有美国建筑师和建筑公司，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好莱坞电影，因为摩天大楼的剪影和内景的装饰艺术几乎成了歌舞剧、喜剧舞台设计的注册商标。
装饰艺术是欧美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一种典型建筑风格，它强调“装饰、构图、活力、怀旧、乐观、色彩、质地、灯光，有时甚至是象征”。当装饰艺术被移植到美国城市，尤其是纽约时，它成了“飞翔的摩天大楼最重要的部分，而摩天大楼则成了现代的大教堂”。装饰艺术和摩天大楼的结合导致了一个古怪的美学风潮，这与城市的现代性相关，因为它们所包含的精神是“又新又不同的，激动人心又背离正统，以‘享受生活’为特色，表现在色彩，高度，装饰或三者合一上”。当它被引入上海的西洋文化时，装饰艺术的铺张装饰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英帝国势力和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斡旋方式，因为它一方面提示着过去（罗马），另一方面又象征着美式的时代新精神。所以，这种建筑风格不再一味强调殖民势力，它更意味着金钱和财富。此外，装饰艺术还传播了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在中国人的眼中，住在那些金光闪闪世界里的男男女女，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用着梦幻似的家具，本身就代表着某种“异域”诱惑。也许美国杂志《名利场》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它在上海的外文书店有售，且在上海的一些作家——施蛰存、徐迟，特别是叶灵凤——那儿成了走俏的杂志，而它也帮上海的资产阶级确立了摩登的概念。我们只要稍微瞟一眼该杂志的一些标题，就会知道它的图片（当然有装饰艺术）和内容（比如穆杭的文章）是如何被迅速搬入中文世界，改头换面出现在上海的摩登杂志上。
当这种被粉饰的颓废风格在美国城市成为“爵士乐时代”和“咆哮的２０年代”的典型象征时，就像菲茨杰拉德（Ｆ．Ｓｃｏｔｔ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在他的小说中所描绘的，它在中国读者和电影观众那儿却依然保持着幻像，这是一个梦幻世界，交织着向往和压抑。中文里的“摩天大楼”字面意思就是通向天空的神奇大楼。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可见标志，这些摩天大楼也可被看成是对上海景观侵入最厉害的外来品，因为它们不仅俯视着老城区的常规居民（一般都二三层高），而且和中国的建筑美学发生了很大冲突，因为中国建筑向来不追求高度，尤其是作为日常居住的房屋。因此，也就不奇怪，这些摩天大楼引起了强烈反响。
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所有这些高楼，直接地或想象地，都不是他们的家园。大饭店主要是为富人和名人服务的，他们大多系外国人。当时的一本中国指南上写着：“这些地方和我们中国人无甚关系……而且，这些西洋饭店里上层阶级的气氛是非常庄重的，每一个步伐和手势都是有规定的。因此如果你不懂西方礼仪，即使你有足够的钱，也不值得去那种地方丢人现眼。”不过，西洋饭店的“异域感”并没有阻碍“指南”的作者王定九兴致勃勃地谈论摩登的电影院和舞厅，谈论“购物”，买新衣服，洋鞋，欧美化妆品和新百货大楼里的昂贵毛皮。看上去书的作者很欢迎新兴的购物潮流，他兴奋地告诫读者如何最大限度地赢利，如何获得最大的满足。
百货大楼
虽说豪华的西洋饭店主要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但公共租界的一批多层百货大楼却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尤其是“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它们都是海外华人投资的。因此这些商业大楼是兼有消费和娱乐功能的。在《中国观察》上有一篇写上海百货公司的特殊文章，作者可能是中国人，叫欧大卫，他用先施公司做例子，写了百货公司“特殊的创业史”。开公司这个构思最早可能来自一个从澳大利亚新威尔士来的叫马应彪的海外商人，他回到香港后“开始创办一个公司，引进‘定价制度’，取消在中国商人中传统的讨价还价方式，并且向公众承诺最大的公正和真诚。”“因此该公司取名ＳＩＮＣＥＲＥ（中文义为‘真诚’），全名即‘先施公司”’从香港的六层楼商店开始，先施迅速在其他城市开了分公司。
西方游客如果走进面对面开在南京路上的先施或永安（分别于１９１７年和１９１８年开张），一定会体验到另一种形式的激动——为吸引顾客的激烈竞争。先施首创了新的各种货物大主顾销售。它也是第一家雇用推销小姐的商店。永安在它七层楼高的商店里引进了先施的全套销售策略，并于１９３２年建了一幢１９层高的三角形摩天大楼，其中配备了所有的最新设备：高速电梯、暖气和空调。第三大百货公司新新于１９２６年开业，其广告词是“本城惟一提供高等质量，上好服务，合理价格的理想商店。”为了商业竞争，新新发明了一种新的广告噱头：在６楼的一个玻璃柜里放一台收音机，这样顾客就能听到著名歌星的演唱。第四大百货公司大新于１９３６年在一幢全新的大楼里开业。
所有这些百货公司都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或在其附近，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外滩是殖民势力和财政的总部，那么由外滩而西的南京路就是它的商业中枢：“南京路是上海的牛津大道，她的第五大街。”当地人至今叫它为“大马路”，也即第一大街，以此来表示它特殊的地位。很快，电车和无轨电车及公共汽车成了这个城市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因此主干道上的地皮猛涨。在２０世纪头十年的晚期，它的东区就已是最繁华的商业区。一个叫达温特（ＲｅｖｅｒｅｎｄＤａｒｗｅｎ）的人写的《１９２０年上海手册》上是这样描述这条街的：
南京路当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街之—……我想游客一定会惊奇——这大概是他的第一印象——路上都是中国人！１００万中国人对少得多的１．５万西洋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来者会惊奇地发现他几乎遇不上一个可以问路的外国人。外国人都在办公室，女人在家或在马车里。他会意识到，尽管外国影响很大，但这是中国，街上成千上万的都是中国人。另一个会给游客印象的是交通。
这条街的传奇声誉因为这些新的百货大楼而更加声名显赫，这些“半外国的豪华商店其与众不同处在于”，商店里面“中外产品交织……银饰品，丝绸，缎子，毛皮都种类繁多。上述商店每家在开业那天一般报导都有十万美元的柜台收入。”对外地游客而言，在南京路的百货公司里购买现代的奢华品是必要而令人神往的仪式。如果他们真去了，就可以在先施饭店的１４１间客房里找一间住，“中式房是１至２．５美元一天，西式是２至６美元１天。”
上海现代生活的物质消费指南可以在无处不在的广告上找到，这些广告有的被霓虹灯照着，有的贴在临街的店铺上，还有的是五花八门地印在报纸杂志上。由此，它们也产生了一间物质文化的“符号学”。比如，《良友》画报上关于永安公司的一个广告是一幅镶嵌画，包括康克令水笔，各种棉布，天鹅牌丝袜和棉袜，ＰｉｌｓｎｅｒＡＩｔ
Ｅｘｐｏｒｔ啤酒和一份《良友》杂志。
上海进入近代以来,已有160年的历史,但迄今标志上海高速发展,深刻改变城市轮廓线,体现城市精神最强烈者,其实也就是20世纪的两个10年,即20－30年代和80－90年代；从建筑上看，最有代表性者，当首推外滩历史建筑风景线和隔江相望的小陆家嘴当代建筑群。
建筑的风格与性格
城市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可记忆、可遗传，有延续、有变异。建筑全息反映城市精神。但不同历史背景，建筑风格迥异的外滩浦江两岸建筑群，又是如何反映上海城市精神的呢？
建筑风格与建筑性格是相互关联的一对概念。建筑风格尤如人的穿着打扮，诉诸于外在的形象，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建筑性格却像人的性格，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取决于一座城市所特有的文化基因以及文化价值取向。同一种建筑性格可能在不同类型甚至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中显露出来。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关于上海文化的评论都可归之为“实用、实惠、实效”和“求新、求变”这10个字。回顾世界近现代史，似乎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像上海这样以如此开放、理性的心态，从容地接受外来的新事物。这或许是因为从一开始，上海就不像香港或孟买等中外城市那样，经历了彻底的殖民时代，社会文化在心灵上被降格和扭曲的程度要小得多，因而被动却又坦然地接纳了西方的“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以至发展到主动选择式的海纳百川，这是合乎历史和情理的。由于外来文化基因深深地进入到了上海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层次，文化价值取向也就逐渐地走向了成熟，上海的建筑性格也不断地表现出来。而外滩建筑群所透露出来的建筑性格尤其能体现出当年的上海城市精神。要看清这一点，就必须首先从商业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探寻。
理性的文化基因
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商业街市是宋代才出现的，而事实上，江南同类商业街的产生，至迟却可追溯到唐代。鸦片战争后，已非常发达的江浙地区商品经济汇聚上海，加上广商、晋商等的介入，决定了上海商业文化的多源性。但是本土文化的渊源关系并不足以说明上海城市精神的特质，而外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必须借助某种精神的东西方能触及人心。随着上海的开埠通商，近代西方文明进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欧美的新教文化，也一并移植到了上海。新教即推崇理性、宽容世俗的基督教，新教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合理牟利、合理消费，有益者取、无益者忌”。由此树立起了一整套有关敬业、诚信、高效、优质的商业文化价值观和职业生活守则。这一外来的理性主义文化基因，深入骨髓地影响了上海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并迁延至今：既追求实惠实效的品质，又极重精制雅观的“卖相”。这些看似矛盾的文化特质，确能说明上海建筑性格的形成脉络。譬如里弄石库门住宅是公认的上海居住文化象征，一方面引入了西方城市房地产的高效开发方式，使TOWNHOUSE与沪上三合院完美结合；一方面创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雅致外观。因而西味浓郁的上海石库门决不是以盲目抄搬外来建筑形式为目的，而是追求实用、实效的城市生长进程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可以说明上海建筑性格的理性本质，也是当时城市精神的一种体现。
外滩“款式”的由来
老外滩及其周边地带集中了一批当时重要的商业、金融建筑，这些建筑大多是高层。要了解老外滩的建筑性格，先得弄清楚这些建筑的风格来自何方？
在19世纪的欧美，尽管以铁、玻璃和混凝土为代表的新建筑材料和新结构已先后问世，资本主义仍是以复古主义风格作为建筑的躯壳，包括古典复兴、浪漫主义、折衷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其中浪漫主义发展到后期主要表现为“哥特复兴”，以新教国家的英国建筑为代表（如英国国会大厦）。所谓“哥特复兴”，即从外观上模仿中世纪后期以尖券、骨架拱和飞扶壁为特征的教堂建筑风格。这种向上升腾的动势，于神秘莫测中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不仅可以表达中世纪对天国上帝的向往，同样也可以象征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崇拜。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哥特式建筑的拱券结构赞赏有加，认为其代表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到了20世纪初，在欧洲探索新建筑形式的运动之外，深受新教文化影响的美国仍以复古主义作为主要的建筑风格。建于1913年，高度超过240米的纽约沃尔华斯大厦（WOOLWORTHBUILDING），是一座著名的哥特复兴风格摩天大楼，其在上部收分的形体，浪漫中带着理性，有利于高层建筑之间的日照和通风，成为了有关市政法规出台的起因。1925年后，这种竖向划分并向上收分的高层形体，与一种不排拒几何化装饰的现代时尚造型（装饰艺术风格）相结合，形成了风靡美国东西海岸的装饰艺术风格的摩登建筑，建于30年代高达380米的纽约帝国州大厦就是其中的巅峰之作（“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重新成为纽约的城市制高点）。由于其与哥特复兴多少有些形和意上的关联，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之称为“浪漫的摩登”风格。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求新求变的上海也为自己的商业空间找到了两款“外衣”，其一是“折衷的复古“，不拘于照搬某一种旧形式，而是在多种历史元素中选取，进行精到的叠合与创造，如外滩的汇丰银行、海关大楼等，可称之为“新古典主义”或“商业古典主义”；其二即是“浪漫的摩登”。在20－30年代的上海，就如当时的电影对好莱坞的模仿一样，一大批高层建筑都采用了从美国引入的装饰艺术风格，如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中国银行大楼、上海大厦等。其中沙逊大厦还带着新古典主义的绿色铜皮方穹窿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滩源地段上的圆明园路一线，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如亚洲文会大楼与中国银行大楼出自同一家设计洋行（公和洋行），真光大楼和广学大楼出自著名匈籍建筑师邬达克之手，带着他设计哥特复兴式摩尔堂（沐恩堂）的某些元素，随后他还设计了同样风格的国际饭店大楼和大光明电影院等。此时，中国的建筑师也参与了装饰艺术风格建筑的设计，如圆明园路上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采用了中国古典宫廷的图案装饰；中国银行大楼用了中国传统的四坡顶和檐下的斗拱装饰。这两款“外衣”之下，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框架、钢框架，甚至轻钢框架结构。无论是哪一款，都表露出了外滩建筑对浪漫和典雅的理解和再创造，以及对技术水准和文化象征双重作用的完美表达。
跨越时空的因缘
星移斗转50年，当以小陆家嘴建筑群为标志的新上海崛起于浦东时，中国现代建筑早已错过了折射二战后国际现代建筑潮流（常常被贬称为“国际式方盒子”）的时机，这当然首先与国门闭锁的历史原因有关。如今从外滩东望，人们看到的是个个都弄姿作态，栋栋皆个性鲜明的一幅建筑图景，其风格也只能以“新现代”、“后现代”、“后现代古典”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风格标签来辨识。在我们这个一切事物都呈现出表层化和平面性的时代，过去所有的形式和风格都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变化的社会物质和文化消费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或许也可以理解”历史的终结”这一断言的含义所在。因而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建筑在无奈地复制和抄袭中个性愈来愈趋于弱化；另一方面是所谓“标志性建筑”在外形变化的追求中极度夸张地表达着“个性”，而技术发展也为之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即使如此，世界上也没有一座城市会像上海这样，在城市商务或金融中心地段冒出一组形态各异，变化万千的标志性建筑群。这是否表示上海建筑在性格表达上已经矫枉过正，失却了理性的文化基因？一些中外评论家因此认为这种图景反映的是紊乱、失序和浮华。但是如果超越形式上的审美和伦理评判层面，似乎仍可以说，小陆家嘴建筑群所反映出的矛盾与问题，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特殊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所定，即便有极端的推崇或批评，整个社会，从政府官员、专家、业主到社会大众，还是有意无意地接受并喜爱上了这样一幅图景。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再从浦东回望一下老外滩，那些在“折衷的复古”和“浪漫的摩登”总称之下的建筑群，何尝不是姿态各异、争奇斗艳的同一类图景呢？由此可见，浦江两岸的两组建筑群虽时代背景与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但却在骨子里有着一种十分相似的商业建筑性格：个个欲求新求变、栋栋想卓而不群（图：隔江“对话”的两组建筑群）。这也反映出了两组跨时空景观间的因缘关系。
对上海城市精神而言，理想的情形是，勇于并乐于直面一切外部的新事物，并通过理性的分析，有目的、有选择地吸纳其中的精华。对此，毋庸讳言上海当代建筑在总体上还需反省和提升。但我们仍然认为，小陆家嘴建筑群虽有些过于争奇斗艳，也还称得上“和而不同”（和谐而不雷同）。也即多少都有不失个性且融于环境的文化品位，并且都是靠比较先进的建筑技术条件来支撑的。这些性格要素间存在着明显的复杂与矛盾，但确实也在无意识中象征了蓬勃向上、求新求变的上海城市精神。
上海就是上海，上海的魅力不可抗拒。希望上海建筑及其所体现的性格特征在升腾的动势中，再多一点蕴含理性的浪漫和典雅，少一点“暴发户式”的造作与浮华。
1934国际饭店创“亚洲最高”
12月，由大陆、盐业、中南、金银等4家银行储蓄会投资，匈牙利人邬达克设计、馥记营造厂承造的国际饭店在南京路建成，共24层，高82米，其豪华程度为亚洲第一流。它也是当时亚洲最高建筑。30年代的上海，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工商业金融中心，并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移民城市，有58个国家的10多万侨民居住在此。
“外国弄堂”规整的“马蹄形”
新华路的“外国弄堂”包括了两条弄堂：新华路211弄，以及新华路329弄。
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那时就已成为外国人眼中的“Metropolis”（国际大都会），这条弄堂里已经住了许多各种国家的外侨，所以特名“外国弄堂”。
看得出它是有建筑设计师专门精心设计过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才称它为规模最整齐的弄堂，而不是那些“自然天成，奥妙无穷”的“肠子”弄堂。这条弄堂的设计者，说出名字来是大名鼎鼎的，那就是为上海这个大都会设计了很多洋房建筑的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建筑家邬达克（1893－1958）。上海的国际饭店、中西女塾，乃至现在铜仁路上那个著名的“一百年都不会ut（过时）”的绿房子，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在造这条弄堂的时候，心里就已规划好，一定要让这里面的每一幢房子都造型美观，居住舒适，并且交通要方便。
看看这条“外国弄堂”，值得慢慢欣赏的房子很多。比如211弄1号，这幢西班牙风格的独立花园，反S形的铁制栏杆，门窗上的螺旋形花纹的小柱子，还有漂亮的三个联拱式样的小烟囱，是这座城市里独特的风格焦点。据说这幢房子的前身，是上海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英国籍经理的宅邸。后来解放后，也是“音乐之家”———上海乐团内的民族乐队曾租用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在赏心悦目的规整大弄堂里的高级小洋楼里演奏音乐，也算是适得其所了。曾经，那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英国籍经理的女儿，在二十多年前又重返了上海。而且特地按着当年的记性，找到了这一条马蹄形的上海大弄堂。并且找到了仍在这幢老弄堂里的西班牙老房子。站在老房子前，这个当年的小姑娘，今天的老太太看着自己曾在这个远东城市里度过的童年弄堂老房子，感慨得不行。她拍了很多很多照片，最后在一张照片里，发现了她童年自己亲手种的一棵栀子花。
栀子花呵，上海市民的家常小花，在一个被誉为“外国弄堂”里曾静静开放过，如今又在一个外国老太太的手里留下了影子，它算是上海弄堂情结里一个小小索引吗？
国际饭店与四行储蓄会（史海遨游）
如今上海长高了，高楼大厦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但是在1934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国际饭店名震中外，一直是上海，甚至是全国的最高建筑，号称东亚第一大楼。
说起这幢高楼的建造，不得不从头说起。
1923年6月，中南、盐业、金城、大陆等四家银行合组成立四行储蓄会。当时资本总额称为“基本储金”，计100万元，由上述四家银行各投资25万元，专门办理储蓄业务。
四行储蓄会章程规定，凡存款人都是会员，同时各地中南、盐业、金城、大陆银行皆可代理收储。当时定期储金利率规定为年息7厘，每半年办理决算一次。分配盈余，先提基本酬金（即银行担保本息的酬金），再提公积金、会员红利（即给存款人的红利）及职员酬劳金。利息7厘加会员红利合计最高为1分1厘7，最低为8厘7。因为当时物价基本平稳，币值稳定，又由于本息有四家银行担保，还可分配红利，因此很受存款人欢迎。
当时四行储蓄会规定，此类存款每月只限收储20万户，但存款者踊跃，据传客户的拥挤曾将四行储蓄会的柜台栏杆都挤坏。当时开办的储金分定期储金、分期储金、长期储金、特别储金、活期储金、保管公益款项、满期储金等数个种类。1926年6月，该会实收储金3000多万元，1932年12月底，增加到6000多万元，到1935年6月底，已达10000万元，为当时我国各银行吸收储蓄额最高的金融机构之一。
1932年前后，四行储蓄会因存款增加，资金充裕，为了进一步开拓业务，决定在上海南京路派克路（今黄河路）跑马厅（今人民公园）对过，买进地产，建筑24层大楼。建楼筹备处成立于1932年，发起人是四行储蓄会主任吴升昌，由澳大利亚人邬达克建筑师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包建筑；在1932年春季开始动工，1934年冬季建成，建筑费用耗资400万元，内部装修和各种设备费为250万元（均为当时币值）。建造这座大楼的原意是要出租给公司商号作为写字间之用，但因当时商业中心在外滩，与派克路距离较远，后来便改变办法，开办国际饭店。饭店设有董事会，董事长是吴升昌，副董事长是钱新之。饭店定名是经过一番议论的，英文名称原定为In
ternationalHotel。当时的外籍经理希勃勒认为这个英文名称不够响亮，讲定后改为ParkHotel，采用的是饭店右首的路名Park路，并沿用至今。
1934年12月，该店开业后，每年接待中外来宾甚多，营业发达，对我国旅游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际饭店建成后，四行储蓄会的信用越加卓著，存款大增。
1948年8月，四行储蓄会改组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仍以四行为股东，故又有“北五行”之称。
王志诚
国际饭店破土70年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上海都是一个建筑师的天堂。在美国执业的法国设计师海特，曾坐在由他设计的金茂君悦酒店里，望着对岸的外滩说：“我很幸运，但并不是每个设计师都能遇到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好的机会。”
比海特早到上海70多年的邬达克来说这句话也许更贴切。他在70年前的1932年，开始建造当时亚洲地区最高的摩天大楼——国际饭店，并因此一举成名。70年后的今天，国际饭店里的邬达克纪念展又把邬达克重新拉进我们的视线。十里洋场、遍地黄金的大上海成就了落难的邬达克，邬达克也用自己的手给老上海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1893年，邬达克（L.E.HUDEC）出生于斯洛伐克一个建筑世家，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学院，同年作为军官加入奥匈帝国的军队，1916年他当选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会员，但不幸被俄罗斯军队抓获，送到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因为军官的身份，邬达克在狱中并没有从事体力劳动，他的建筑技术派上了用场，并因此得到特殊待遇，可以将自己的照片寄到家中。1918年从沙俄战俘营流亡到上海时，邬达克名不见经传，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别人。从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的助手职位开始做起，7年后的1925年，邬达克在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从1918年到1938年，邬达克在上海留下了几十件建筑作品，包括医院、俱乐部、学校、银行、教堂、电影院、剧院、高层公寓、私家别墅、旅馆和办公大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慕尔堂（现名沐恩堂）等上海一些最知名的建筑都出自其手。这些建筑的风格迥异，既有仿古典建筑也有现代风格，既有摩天大楼也有小型别墅。
邬达克在上海的最后一件作品，完成于1938年，是一座具有现代风格的私人别墅，当时号称“远东第一豪宅”，老上海习惯地称之为“绿房子”。此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一个不能停的城市被迫停滞。
邬达克在1947年离开上海，在瑞士呆了几年，在美国的加州退休，他在那里为自己造了一幢没有一颗金属钉子的瑞士风格房子。1958年，邬达克在加州去世。
张松(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邬达克，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锋
邬达克是上海二三十年代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也是个人作品保留至今最多的建筑师，在古典主义盛行的那个年代，他旗帜鲜明地成为近代主义建筑的先锋派。
他在上海的作品风格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作品主要是美国总会、中西女墅和沐恩堂，还带有复古主义的色彩，重细节的装饰，但喜欢砖贴面的现代风格在这些作品中也已经有所体现。1925年独立开事务所以后，风格开始转变为完全的现代主义，被后来的学术界称为“现代的装饰艺术派”，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就是大光明影院和国际饭店，这是我国西式建筑转向现代主义的标志。大光明影院设计简洁新潮，使用大片玻璃窗及玻璃灯柱，室内顶棚及墙面线脚自然流畅，一反复古样式的繁琐。国际饭店更是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框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楼板，造型高耸挺拔，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当时美国摩天大楼的翻版。邬达克的幸运就在于，他在上海的几十年，恰好赶上了上海的建筑黄金时代。当时的上海是一座完完全全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各国的建筑师和大批的“海归派”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时髦的建筑理论、建筑模式和建筑材料，上海因此成为展示世界近代建筑风格的大舞台。而邬达克没有辜负上海给他的礼遇，在舞台上脱颖而出。
同时期古典主义也比较流行，亚细亚大楼、怡和洋行大楼采用了对称严谨的仿古典主义，汇中饭店模仿文艺复兴的样式，英国总会采用古典的巴洛克风格，这些都是古典主义的代表作。但到了三四十年代后期，邬达克所倡导的现代主义则占据了上风。他设计的大光明影院、国际饭店、沐恩堂和吴同文住宅已被列入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名单。(采访/李小文)
故事
“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50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100
年，我相信她仍不会OUT，我想，她应该可属经典之列！” ——邬达克
走在这个城市，直行或者拐弯，有麻木也有惊奇的时候。
北京西路铜仁路口，黯淡掉色的绿围墙，锈迹花一样开放的铁门，蜘蛛网偶尔会从头上掉下来，一群白衣白帽的厨师白雾中闪烁的影像。圆形大招手楼梯玻璃窗缺口一扇又一扇。从缺口的窗看出来应该是北京路交错的高空电线网。
一个阴雨天，到达当年“远东第一豪宅”——上海滩“颜料大王”吴同文家的正门，老上海称的“绿房子”。
绿房子的后人严先生客气地向门房、绿房子现在的承租人打了招呼后，和我们一起进了这幢他从小一直来玩的外公外婆家。
严先生的外公吴同文是个西派的人，特别喜欢跳舞，家里还请了老师来教，所以绿房子一楼除酒吧、弹子房以外还有装了弹簧地板的跳舞厅，当时来参加派对的汽车一直可以开进跳舞间边上的过道，穿高跟鞋的小姐不要多走半步路。要到楼上，吴家公馆是上海第一幢带电梯的私人房子。
绿房子的3楼是严先生外婆的房间，里面顶顶豪华的是一间化妆间，四周都是镜子，香水就装在上端，轻轻一按，香雾就会散下……4楼是他小外婆的房间，里面小客厅的玻璃窗和3楼一样是造价200万的一排半圆形玻璃窗，现在做不出来了。天顶也是特殊的玻璃，现在叫阳光房的那种。在30年代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绿房子正面，从4楼向下看，就是大招手的弧形楼梯，露天阳台上全部是窄条地板，船甲板那样。严先生介绍说从前的地板全部是竖起来拼成的，表面不整可以一层一层去掉。绿房子从前的标准网球场地现在成了摩天楼，大花园变成了巴掌大的一块。
关于绿房子的两位女主人有许多种传奇的版本。我们听到的是严家的版本。
一位是出身望族的雍容高贵的大太太，一位是身世如谜的如夫人。高贵的大太太26岁起就遭吴同文冷落纳妾，绿房子生活没有多少幸福，搬出绿房子以后倒活得滋润，70年代跳舞风起，70多岁的她仍然舞艺了得，以前绿房子夜夜笙歌，那时她会淡淡地说起绿房子跳舞厅里的弹簧地板。
16岁起跟着吴同文的如夫人踏上那直通2楼正厅的弧形大楼梯时，就有了这幢房子里两个女人间的较量。这位的武功也了得，到做外婆时，在绿房子宽大阳台上还能做倒立体操。“文革”中，她亲手煮一壶香浓的咖啡，喝下安眠药，和吴同文死在一起，让大太太心恨了一辈子。
和严先生在绿房子一楼的港式餐厅里（从前跳舞厅）吃饭时，知道现在绿房子已被一位台湾建筑师顾传晖（浦东机场、上海大剧院、城规馆的天顶工程承建人）租借，传奇的是这个顾传晖和程乃珊以绿房子为蓝本创作的小说《蓝屋》男主人公顾传辉几乎同名。当初，顾传晖认定在“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都是法式、哥特式、西班牙式的房子，只有这才是上海当时的现代建筑。最后他查实，这确是大师邬达克的杰作。
严先生最后还说，4、5年前的绿房子曾以100万美金拍卖，而当年则有人以一条万吨游船加50万美金向吴同文收购，现在顾传晖的装修维护费就在800万以上。（文/石磊）
（本次采访得到著名作家程乃珊夫妇的大力协助，并提供珍
广发银行（原上海四行储蓄会联合大楼）
建于1926年5月，位于四川路汉口路口，坐西北朝东南，占地面积607平方米，建筑面积5441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主体7层，加上2层塔楼，地下还有地室一层。外观为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四行储蓄会大楼外立面作竖向3段处理，不仅外形，而且色彩也分3段。1至2层的墙面用汉白玉石，并有雕琢装饰；3至6层用褐色泰山砖贴面，6层上有挑檐以及7层、塔楼也用汉白石贴面。1、2层外墙竖立8根方柱和科林斯柱，柱间大玻璃。4层以上每层均有9个方形窗口，室内光线明亮。塔楼6面形，每面置梅花形窗。卷状大门前有石台阶，门上方有白玉石的弧形阳台。入门西侧是营业大厅，淡黄色大理石柜台，并有雕饰，出纳窗口用花式铜制矮栏，具有古典装饰风格。虽在20年代，大楼内设备较全，有电梯、上下水泵、排水泵、水汀锅炉等，地下室内设库房。
绿房子铜仁路333号（吴同文住宅）
1935～1937年间设计建成的吴同文住宅表现出邬达克对现代建筑风俗的追求，这是一座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住宅，造型采用了局部回孤形体量，带形玻璃窗，流线形室外大楼梯及水平阳台，室内设有带玻璃天顶的日光室、安装弹簧地板的跳舞厅，并设有空调、电梯等先进设备，该住宅从形式到结构及设施，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现代性。
沐恩堂
沐恩堂原名慕尔堂，位于西藏中路九江路口，面对人民广场。是一座建有高大钟楼的基督教堂。沐恩堂建于1929年，为美国流行的学院式哥特建筑。“沐恩”，意为沐浴于主恩之中。该堂为砖木结构，美国式建筑，大礼堂可容纳1000人。
上海旅游职业学校（原邬达克的住所）
位于番禺路137号，在一个小小的弄堂里面，现在是学校的办公楼。这是邬达克在上海为自己建造的第二幢都锋式房子，房子的三角坡顶造型、都锋窗，邬达克将属于自己的乡愁带到这所房子里。房子从建材、设计、施工到细部装饰，都非常纯正、地道。从前里面的布置也很精致，属于典型的欧洲古典风格。现在从外面看，房子已经破败了，但房子在周围绿色的陪衬下仍显出生命力。
华东医院（原为宏恩医院）
一个不留名的英国商人捐建。潘荣记营造厂承建，钢筋混凝土结构，1926年建造。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底层为连续卷柱拱廊，二层饰三角形山花窗楣，中部采用大山花立面和两层高的巨柱，柱间设阳台。室内也为简化的古典式样。1999年改建。
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原美国总会）
美国花旗总会，又名旅沪美侨俱乐部，现位于福州路206号。新仁记营造厂承建，钢筋混凝土结构，1923－1925年建造。美洲殖民时期乔治式。立面竖向三段式划分，底层中间入口有三开间饰塔司干式的浅门廊，2层为落地长窗，窗口上方有白色平卷状楣饰，顶层为白色双壁柱卷窗。外墙褐色面砖饰面。
国际饭店
1932年动工，1934年落成。大楼24层，其中地下2层，钢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楼板，它是当时全国也是亚洲最高的建筑物，并在上海一直保持高度上的最高纪录达半个世纪。该建筑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用地局促，平面布置成工字型，立面采取竖线条划分，前部15层以上逐层四面收进成阶梯状，造型高耸挺拔，是20年代美国摩天楼的翻版。
最后决定委托匈牙利皇家建筑师邬达克负责大厦 ... 年已成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师
学会会员。1918年来沪，与美国人克利合办克利洋行，后又自行开业。邬对高
楼 ... 一个标志。漫步在今日灯光辉映的上海南京路，夜色中的国际饭店显得别 ...
不知道65年前，匈牙利人邬达克站在铜仁路333号前面的时候，心里是怎样一种感受？那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设计作品，当时号称“远东第一豪宅”，后来被称为“绿房子”，现在变成了“艳阳天”与“La
Belle”。当时，邬达克应该是很自豪的。因为他曾向当时房子的主人吴同文拍胸脯保证：“即使再过五十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一百年，我相信它仍不会过时！”
自从1925年邬达克的设计风格从“复古派” 转变为“现代装饰艺术派”后，他设计了一系列的作品，例如大光明影院、国际大饭店等都带有完全的现代主义风格。而30、40年代时期的上海正是邬达克所代表的现代派占上风的时刻，所以直到现在，这座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绿房子”依然以其独特的气度傲然立于众多现代建筑中，丝毫没有因年代久远而显出落伍的样子来。在成为“美女．艳阳天”之前的“绿房子”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造型采用了局部回弧形体量，带形玻璃窗，流线型室外大楼梯及水平阳台，室内没有玻璃天顶的日光室、安装弹簧地板的跳舞厅，并设有空调、电梯等先进设备。
中国建筑呼唤创新
———看上海大剧院有感
伍江
65年前，上海出现了一座叫作GrandTheatre（大剧院）的建筑，着实使上海人在世界面前，至少是在亚洲兄弟面前好好风光了一阵子。这就是至今仍让不少上海人引以为豪的大光明大戏院。其建筑风格的摩登，其内部装修的豪华，其技术设施的先进，在当时可算是“世界先进水平”了。65年后，上海人又建成了一座同样叫作GrandTheatre（大剧院）的建筑，这就是8月28日正式启用的上海大剧院。
这一次，上海人又在世界面前大大露了一次脸。它的建筑风格之特别，室内装修之考究，舞台、音响设施之先进，又一次达到了当今世界的先进水平。当年，大光明大戏院的建成，使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建筑界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今天上海大剧院的建成，更使它的建筑师夏邦杰在世界建筑界的声誉达到了他从业几十年来新的辉煌。
这两座建筑同样给上海人留下了一点点遗憾：建筑师都是
外国人。看来，我们中国建筑师的确需要坐下来冷静地思考一
下这究竟是为什么了。
这两座相隔65年的建筑，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以一种即使放在最发达国家也不能不算是极富创意的、极新颖的、极时髦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看来，若要我们的建筑设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尽管建筑设计水平的高低不能用达没达到“世界水平”来衡量，但这里指的是一个建筑作品能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承认），就不得不大大提倡创新，而不要整天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历史文化呀，民族传统呀，象征意义呀，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懂得为民族的历史而自豪。但我们缺的不是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缺的是时代精神。有人说，现在的问题是处处不顾自己的实际而盲目追求“洋”和“新”，动辄“50年不过时”，所以，更应多讲讲文化、传统。错了！现在的问题正是太没创造性，建筑师想来想去总是去从别人不那么高明的建筑中找点部件来拼凑，看似时髦，实则陈旧。若真是做得到多几座“50年不过时”的建筑（就像大光明电影院那样），我们离“世界先进水平”就不远了。
上海大剧院人皆驻足———老百姓还是识货的。这使我们感到欣慰。但据说还是有人试图把大剧院的极富创新的优美造型说成是什么“来自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大屋顶造型”，这至少是一种误会。夏邦杰先生听了真不知会不会暗自发笑？
65年前，当外国人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电影院落成之时，另一座由一批不服气的中国人组成的建筑事务所“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大上海大戏院也落成了。这座建筑虽没有大光明大戏院那么辉煌，但其建筑设计水平与大光明相比绝不逊色，其建筑设计思想之新更是不落后于欧美，当时舆论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当时的一大批中国建筑师，有信心有能力拿出可以与外国一流建筑师相抗衡的作品。而今天环顾大剧院周围的那么多建筑，竟找不到一座不比它逊色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