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 写在《南风窗》创刊20年边上       我离开《南风窗》三年了，在北京四处辗转三年了。很少与人谈起《南风窗》，她在我心里是一个私人珍藏。     我还清晰记得当初进《南风窗》的情景，说来大概会令刚出校门的新闻学子感到羡慕。2001年的3月份，我在《南方周末》实习，6月份研究生学业就要结束了。由于一些人为原因，没能留在南周，我决定去心仪已久的《南风窗》试试。     一天中午我直接去了。当时秦朔在美国的学业尚差一月，还未归国。张良时任编辑部主任，在秦朔美国学习一年期间，代行总编辑职责。     我和张良在编辑部的小会议室对面而坐，自由交谈。张良为人谦和，无丝毫架子，我也一点压力都没有，整个聊天过程好似老友闲谈，话题也不仅仅局限于南风窗和新闻业务，大概进行了一个半钟头，临走时，张良笑着说，过两天就答复。     两天后，心底有点打鼓的我给张良打电话，电话那头他还是笑着说，基本没什么问题了。OK.了？！《南风窗》当年正处于鼎盛时期，渴望求职者络绎不绝，我研究生刚毕业，也还没写出什么好作品，虽然自己很自信，但一个半钟头的谈话就敲定了工作，着实让我有些吃惊，心里很是喜悦。     一个月后，秦朔从美国学成归来，西风吹拂了一年，他踌躇满志，满眼放光。几个月后，他对人私下讲，刚回来看中国这边什么都不适应，觉得处处不如人意。别人告诉他这是“海龟”们的通病，环境变化导致的不适应，时间久了自然平静。秦朔当初是由广州市政府作为后备干部队伍培养送去留学的，不知这段学习经历在他心底引起的变化到底有多大。     秦朔决定试试我的能力。一天下午快下班时，他和我也是在那个小会议室相对而坐，这次我很紧张，秦是我读书时心里的一个榜样，分量很重，他和张良的随意不一样，当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颇似一位严厉考官。     那次交谈的初始主题是私人企业的生存环境，秦在广州有不少老板朋友，其中一个老板向他诉苦，大叹政策对私人企业的不公平。秦想让我就此写一篇深度报道。我当时就说，私人老板是不容易，可那些打工的人更不容易，他们的利益才值得关注。当时不少地方发生私人企业侵害民工权益的事情。       呵呵，可以想见我当时也是初出校门，胆敢纠正总编的意图，没想到的是，秦听完我的意见后，说，可以，就照你的思路去做。以后这样的“当面顶撞”更是常事，南风窗的编辑部民主气氛非常之浓，与秦朔异于常人的宽容心态分不开。     在随后的两周内，我手持采访介绍信，跑广东省工会、一些私人企业，采访多人，终于写成《新建工会冲击波》一文，交给秦朔，忐忑不安地等待他的评价。一个小时后，他喊我进到他的办公室里，落座后，他很平静地盯着我讲：以你目前的水平，进目前中国任何一家媒体都没问题。顿了顿，在我不知如何回应的惊喜失措中，他话锋一转：但《南风窗》是培养顶尖高手的地方，你在这里还需要继续锻炼。     我不知他以前对其他学生是否说过此类话，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今天我也算是一个“资深媒体人”了，也收获了一些薄名，但他当日说过的这句话，每个字，他说话时的表情，微微的笑意，我一直清晰地记得。     编辑部的这种宽容在激发众人思想办好刊物外，也带来其他一些影响。容易使年轻人产生骄傲情绪。我在进去4个月后，写出了颇有影响的《收容遣送，何时走出悲欣？》一文，当时同事们都说，你有成名作了。3年后陈峰写出《孙志刚之死》，引发全国反响，去采访秦朔的看法时，秦朔还向他提起了我的这篇文章。     我开始有些不满了。当时《南风窗》的薪酬体制比较奇怪，记者中分等级，不合理的是，并不是以个人能力和成绩为准，而是以新旧相切，新人一个等级，旧人一个等级，旧人比新人高出数千元。更让当时的我们气愤的是，那些发行和办公室旧人待遇也比我们高很多。     新人普遍心怀不满，但我的抗议没有效果。其后这种不公平的情绪无法化解，也无人来化解。最终导致我负气离开《南风窗》，跑到北京。     后来心态平息后，回顾这段往事，我有了新的认识。《南风窗》情况很特殊，当年就靠7个人一点一点的作起，十多年时间才作出名，那些老人功不可抹。也可叫做“老人文化”。关照旧人，在《南风窗》领导层是坚固的共识，秦朔内心肯定也作如此想。     我离开后的三年里，《南风窗》人事上发生较大变化，秦朔终于越来越难受，跑到上海去创办《第一财经》了。秦朔这个人，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介书生，对国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但不太懂政客之道。听说这两年，特别是到上海后，他性格也有些变化，也懂得妥协之道了，但我相信，在他内心里，当年的“书生论政”的志愿不会泯灭。     所幸的是，秦朔离开后，张良还在，最近原南周名记陈菊红也加盟进来，《南风窗》的方向依然，其前途应该还是比较光明的。      至于我来讲，后来在北京离开《中国新闻周刊》后，四处辗转，终于意识到，一个人从事新闻工作，一开始就进《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顶尖媒体，一开始就遇到像秦朔、张良，钟诚、刘丰这样的杰出领导，在幸运之中也会埋下祸害：中国这样的媒体，尤其是这样的领导太少了，你会认为你宽松的工作环境理所当然，但最后你发现这样的情况竟是罕见，你就很难适应其他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