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节令受历法制约，中国古代历法对日本的影响，是两国岁时节令习俗交流的基础。

《晋书．倭人传》称：倭人”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在没有文字历法之前，勤劳耕作的日本民族以月亮盈亏来确定四时节气和相应的岁时节令。在新月、上弦、满月、下弦和残月等月亮盈亏的五个变化阶段中，十五、十六日的满月最令人遐思，因此，日本古时的节日以农历十五居多，上弦的初七、八和下弦的二十二、二十三次之。

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十四年（553年），百济的历博士去日。但是实际应用历日则在50年后的推古十二年（604年）：“儒传云，以小治田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戊申朔，始用历日，右官史记会，太上天皇元年正月，颁历诸司。”（《政事要略．二十五》）文中的历，究竟是什么样的历法，尚不清楚。不过，当时的百济使用中国的元嘉历，《隋书．百济传》载，“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而且，以元嘉历推算自推古十二年（604年）至持统五年（691年）的干支，皆相合。因此，推古十二年始用的历，无疑就是中国南宋天文家何承天考定的元嘉历。《日本书纪》又载：持统天皇六年（692年）十一月“奉敕始行元嘉历与仪凤历”。仪凤历即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颁用的李淳风制定的麟德历，是当时较精密的历法。它在颁用后27年，便为日本所采用，足见日本对中国历法受容之迅速，受中国历法影响之广远。唐玄宗时，鉴于麟德历行用已久，有较大误差，便令僧一行改撰新历。经过10年的努力，一行终于于公元727年写成大衍历初稿。大衍历发展了历代历法的成果，又在内容和结构上独具系统，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完全成熟。史载：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年），吉备真备由唐留学归国，曾献上大衍历经、大衍历初稿。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孝谦天皇下敕，令将《汉书》及《晋书》的“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周髀”、“安天论”作为历算生的教材。天平宝字八年（764年），日本政府宣布废止仪凤历，选用更为精确的大衍历。

光仁天皇宝龟十一年（780年），遣唐使录事羽栗臣归日，献上由郭献之制定的五纪历。后来，文德天皇依照大春日真野麻吕的请求，于天安元年采纳了五纪历。但此历仅自天安二年（858年）始，与大衍历同时使用了4年，便被废止。清和天皇贞观元年，渤海大使马孝慎贡上“大唐新用”历法宣明历，真野麻吕也赞叹该历的精确。于是，日本于贞观四年（862年），颁行宣明历。这样，唐代徐昂于822年制定的宣明历在日本使用长达823年，直至贞享二年（1685年），江户前期历学者涉川春海在宣明历基础上制定的贞享历颁用为止。

回顾历史，从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至灵元天皇贞享元年（1684年），日本先后颁用了中国的元嘉历、仪凤历、大衍历、五纪历、宣明历等五部历法，前后达1100年之久，史称“汉历五传”。受中国阴阳历历法的影响，日本自然将与农耕活动密切的立春之月，列为岁首，并接受了月数与日数相重合的诸如农历一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等中国民间一些传统节日，影响和改变了固有的岁时活动。

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宣布废止以中国历法为基础的阴历，实施太阳历。这样，一直受阴历制约的岁时节日也不得不脱离节气，按太阳历计算，大约提前一个月左右举行。这就是现在日本民间于阳历1月1日过年，5月5日过端午，9月9日度重阳等节日的原因。

中日两过岁时节日的交流，主要是中国岁时对日本的影响，大都在日本的奈良和平安时代，均发生于1873年日本改历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