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花渐欲迷人眼
3月13日
早上10点起床，累得连阳子都想不起来了。有男人打电话来，先是哇啦一堆英语，问他会讲日文吗？说对不起打错了。一会儿，又打电话过来，又哇啦一堆英语，问他脑袋没问题吧？总算安静下来。真是个怪异的家伙。
（以上格式仿照周夏目漱石日记）
比较轻车熟路的来到银座，毕竟已是第三天，白痴想迷路都难。躲在类似太空监狱的圆形大门里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尾说的对，东京真好，可以遇见各种各样，是人不是人的东西。
在二楼吸烟区巧遇酒井，心情很激动。不为别的，业内抽烟的除了老头，好像就剩下他了。两人聊了阿部隆一先生的晚年，酒井说老师对中国版本学也极为精通，只是五山版造诣太高，难免被世人误会为和本权威。
书展上几个熟客很无聊，很后悔今天来这里。背后又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原来是中尾。他说陈东总经理先生一早带着翻译来了，据说是在东京六年的留学生。我咧嘴笑笑，不置可否。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实我预算的远比这个还要深刻。
中尾看到我不开心的样子，提议一起吃午饭。他用了很客气很风趣很礼貌的说法，直译大致为“先生难道不赏光一起吃个午饭什么的可好吗？”
来日本第四天，在フォーラム对面的和食店，第一次和人真正意义上吃了一顿比较标准的午饭。中尾是老年人，以清淡为主，要了面条套餐。我还年轻，选了大碗咖喱乌冬面和米饭的套餐，名字很过瘾，叫“南蛮鸡肉”。
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可能也不叫闲聊，虽然不纯粹是有的放矢。我先是发了一通牢骚，说这次跟旅行社前来日本真可谓饱经风霜。中尾在安慰人方面特别有经验，大阪的商家果然名不虚传。
说起长泽、武内、奥野、大野诸先生。中尾说年轻时候经常在天理大学遇见长泽先生，算了下时间，其时长泽规矩也正在考证金瓶梅词话中的俗语和俚语。大野先生据说也是他令尊的熟客。武内和奥野因为常在东京，只有几面之缘，印象不是很深刻了。
上一代说完了再说上上一代。中尾说内藤湖南和羽田亨通过他祖上的鹿田松云堂，光是民国初9年间就在中国收得宋本9种，每部皆堪称天壤间孤本。羽田先生一生致力学术，没故事也没趣闻，是个纯粹的学者。内藤比较复杂，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接触甲骨文的外国人；他曾利用极短时间，以拍照的手法，将沈阳故宫内的满文老档全部影印，运回日本；他又是日本第一大满蒙文权威，曾亲自翻译满文老档。
此外，内藤至死都是侵华略的拥护和鼓吹者。但他的逻辑很古怪，占领大陆后，将日人移民至中国，成为中国人；把大陆人赶到日本，成为日本人。说不好听的，这是研究学问研究傻了。内藤自14岁初习汉文以来，似乎忘记了他真正的国籍。
白首名场甘伏雌，保残守缺慕经师；
收来天壤间孤本，宋椠珍篇单疏诗。
斯人已往他界，恭仁山庄亦下落不明，留下的，只有这首爱书诗，以及数百万字的湖南全集，这是他一生的心血，可惜识货者越来越少。
中尾说他认识的教授最年轻的也退休10年了。现在大学就像商社，只研究贸易和赚钱。年轻人欧美化愈演愈烈，鲜有几个热爱中文的，也仅是对人民币感兴趣而已。
平心而论，中尾倘若改行当学者，大概可列入世界中国通前五位之内。古籍协会的会长毕竟不是熊包，就像上任的斋老鬼，以及上上任的桥本。
两人聊的起劲，又去フォーラム楼下咖啡厅继续开发话匣子。管中窥豹，可见素质问题多么重要。
下午两点，重返会场，我突然决定自己到处逛逛，于是和中尾暂时告别，在这宽阔的场地内找寻自己的乐趣。
在某摊位和几个洋人老头聊得很开心，当然是用日文。我难得遇见会讲日本话的外国人，尤其是专业的东洋学者。论及明末清初史，着实发现几个大头。老年人就是不一样。
委婉走到四位女设计师的展位，近距离观察那些手工的西洋制本机器，口水差点流下来。我于书本真可谓博爱，不但对东方古籍爱不释手，即使西洋布面、皮面的精装书同样胃口绝佳。有时候书籍就像女人，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心胸欣赏因人而异的风骚。
艺术真伟大，可以把一张臭皮革打造成千娇百媚，美轮美奂的封面。价钱也伟大，最便宜的也要210万日元，够买两本宋版残册的了。
她们本身不是纯粹的书商，加上手工活太费时间的客观原因，买卖并不好，几乎鲜有问津者。其中三位姐姐很想和我作一笔，好在敝人尚有自知之明，忍痛笑纳了她们的好意。
走马观花浏览了几家曾经的业内名店，每家都不敢多停留。哪怕驻足只有1分钟，员工也会小心翼翼的问：“不介意的话，留下地址和芳名吧，以后给您寄书目”。文化真的堕落了，中国通们都在研究贸易，偶尔几个洁身自好的，也做好了把下半身捐献给中国政治的觉悟。
这个德国人上次在香港就见过。那本《我的制本装桢艺术的世界》令我浮想三月，垂涎四尺。这次无论如何也不想错过，然而策略还是要讲。假装看了几本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买的书，吸引他分散注意力。
声东击西战略奏效，德国人从大包里拿出两巨册珍本给我看。一为良友30年代出版的《中国风景好》，全部为实物写真。扉页有汪精卫亲笔签名，赠送德国大使。要价还好，倘若身上现金充足，真有可能斩得而归。
一为朝日新闻社记者冒死拍摄的淞沪会战现场，买回来宰抗日战争博物馆肯定有戏。只是要价超过7位数，况且我从不相信大陆那群猪猡创办的博物馆是个东西。
看见我依次轻轻放下他引以为豪的宝贝，德国人眼里充满了失望和悲哀。我漫不经心的双手抱起那本魂牵梦萦的《我的制本装桢艺术的世界》，小心用英文问他：“HOW MACH？”
他用笔写了一个6位数给我，又说了一大堆。我不得不坦白只懂日文。他急得抓耳挠腮，说日文他能听懂，但说的很少很少。我说这不重要，关键多少钱肯卖。
他又写了一个6位数给我。我只得放下书，装作要走的样子。他拦下我，让我开价。我用日文告诉他6位数的起价，他不干，脑袋摇的像拨浪鼓，说最低再加5位。我不干，说最多加5千，否则不要了。
德国人彻底急了，他红着脸，用日文一字一字的拼给我听：他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现在西方鲜有对东洋书感兴趣者。这次来东京，所有书籍都是他自己背过来的，如果一本也没有卖出去，对他的人生将是残酷的打击。
最后几乎一字一顿的说：日尔曼人从不说谎。望着他头上花白的发丝，我不由得想起了去年香港书展上的小川。
德国人误解了我的思绪，终于，他忍痛认可了我的出价。于是乎，这本命中注定属于我的艺术品终于尘埃落定。
德国人强烈建议我去对面展位看看，说很可能有我感兴趣的书。也是一位洋人，细分可归纳为中老年人。目光空洞，如同行尸走肉。玻璃柜上贴着一张日英文对照的介绍，大意为：
我是澳大利亚人，父亲曾经参加对日战役，以中尉军衔退伍后，一直在东京经营书店为生。1988年，父亲死后，我将他全部书籍运往故国。现在我将它们重新带回日本，希望有缘人能够垂青。
根据我极为有限的英文水平看来，他令尊的遗爱几乎都是老版的学术书，内容全部和日本史有关。纵使我懂英会话，也不忍心告诉他当今日本学界史学者的存世量比文学者还要稀少。
京都的临川书店曾经是汉学界响当当的名牌。记不清多少学者在此购得寻觅经年的孤本。有谁能够想到，临川现在改行卖英文书了？简直是人类的悲哀。除了4位女设计师，本次书展只有临川有女人——两名美女员工的确吸引了不少男人，可惜都是看的份。我也来凑热闹，假装看书目，余光扫描她们性感却不暴露的裙装。
临川毕竟是大店，女员工很有修养。俯身捂胸，下蹲摸屁股，绝不泄露任何走光的机会。我通过这种低级趣闻抒发了心中学术的悲哀，也是不得已为之。
返回中尾的展位，听他轻松的语调诉说伤感的预言，这是真正的哭笑不得。中尾即将退休，将来是第三代掌门人的天下了。他对此不作任何实质性发言，只是说“儿子会拼命干的”。
中尾带我去浅仓屋看了明弘化四年的珍本，30厘米的白绵纸巨册，刻印俱佳，品相如新，要价1200万日元，也算天开眼了。我第一次发现中尾可以在数秒钟内说出每本数的行格，并且大致不差；更有甚者，他可竹筒倒豆子一样的根据干支推算宋至清末的确切年代。
我发自内心的表达了自己的尊敬。他说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任何从业50年以上的老人都会。随即略带伤感的说，儿子会拼命干的。
中尾的令郎从业将近20年，迄今不识版本，勿论汉文。希望果如他所言，会拼命干的。
伴随傍晚6点半的夕阳，我缓步离开フォーラム，暂时告别这群业内的守望者。突然想到，在フォーラム这种现代化科技大厦内举办珍本书展，本身就是一出略带讽刺的悲剧。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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