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西安报业有望“洗牌”
走过疲软的２００６和平静的２００７前半年，从２００７后半年起，西安报业市场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直接影响到《华商报》在西安市场一报独大的局面受开始受到冲击。
没有暴风骤雨，没有雷霆万钧，但和风细雨一样可以改变世界。从２００８年初开始，这种细微的变化正在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清楚。
观察人士认为，如同２００８年是中国最为关键的年份一样，２００８年也将是西安报业市场最为关键的一个年头。华商垄断独大的格局很有可能从这里被打开缺口，充满了人文气息、甚至偶尔有点小资情调的三秦在２００８有望起死回生。
但绝不是回光返照。
之所以将三秦的重新崛起在这里重点评议，并不是因为笔者对三秦有多少期望，而是因为三秦这次找对了合作伙伴——曲江集团和段先念。
尽管华商对这项合作的未来和前景并不怎么看好——华商报高层在４月初的内部会议上这样安慰中层：“曲江进入又如何？大家可以放眼看看，看看李先念的曲江目前有哪几个项目在赚钱？”
华商高层的话语里充满了霸道和不屑一顾。但这同时也说明，三秦的屡次失败已经让他的老对手对他的雄起失去了信心和耐心。
三秦和曲江在２００８年到底能否杀出一条血路，彻底改变、矫正西安畸形的报业市场？相信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晚报正在悄悄崛起
从２００７年后半年起来，西安晚报一直在进行着很大决心的变革。虽然从目前来看，晚报尚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和魄力，但单就从做新闻而言，晚上的变化已经让他的两个对手措手不及。
晚报正在变得越来越漂亮，晚报的稿件风格正在越来越“南化”（学习的是南方报业都市类报纸的风格）。种种迹象表明，２００８年西安晚报将会在整个中国报业市场留下一重重的一笔。
晚报的变革是伴随着从高层人事开始的。２００７年底，晚报和其所属的党报西安晚报均开始高层领导大换血。让西安晚报新闻人欣喜的是，这次来的三位领导身上更多的上学人和书生的气息，而少了官员和仕人的生硬。
晚报高层的决心一致给了晚报一线人员很大的鼓励和生机。由于是来自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屈胜文执初任晚报执行老总，更是让晚报的新闻人对晚报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
半年多过来，来自中国第一大通讯社的屈总果然不负众望，带领晚报的一群青年记者一举改变了晚报原来留给大家的、死气沉沉的面孔。
在２００７年底到２００８年前４个月的新闻比拼中，晚报记者的部分重点稿件稿件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编辑角度、见报效果，都与华商和三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晚报２００８年另外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将原来主要刊登省内各地新闻的版面“三秦纵横”改版为“陕西新闻”。
“陕西新闻”历来是各家新闻机构最容易出料的版面，晚报的这次“换报眉”意义深远！
笔者获悉的消息是，在２００８年上半年的多次评报会上，华商领导为自家的稿件比不过晚报的翔实、鲜活而大发雷霆。每每此时，华商的中层们就想尽办法给领导解释其中的原委……
晚报的改革不仅仅着眼于新闻的比拼，在广告招商、内部管理等方面，晚报目前正在进行着一次大动作的改革。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当华商每月都要求各地市的外驻记者必须回西安开会时，晚报早已开通了“驻地视屏会议”制度——各记者站和报社每周进行一次网络视屏会议，而且记者们都开得很认真。
还有一个很微妙的细节，当华商的记者还陶醉在报社内部的考核策划部门对自己稿件的褒贬之中时，晚报已经将省委宣传部的“日评”日志定期发至各记者的电子邮箱……
２００５年，在陕西体育新闻界很有名气的体育新闻记者贺小龙负气离开晚报、投奔华商。但奇怪的是，在２００７年底，贺小龙又回到了晚报，并且被委任以体育部主任。这次和贺小龙一起从华商投奔晚报的还有华商原延安记者站站长周清。周从延安回到报社后，报社准备安排其担任华商报时政部副主任一职。但让华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清选择了晚报的文体中心主任……
被华商极为看重，但却没有给华商面子而去的周清让西安报业老大很是尴尬。
依笔者所见，晚报目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改革不彻底，尤其是人事体制上，事业单位的优越感还没有彻底打破；二是应该立即取消记者在基层可以变相拉广告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带来经济收益，但从长远来看，对报纸的损伤非常的大，而且也不利于记者健康发展；三是报社的视野应该再放开阔些，西安如今已是面向世界的大都市，作为都市媒体的西安晚报也应该有全球视野，最起码应该有全国视野。
祝晚报２００８年崛起！
华商制度的“优”与“劣”
《华商报》英语翻译后的名字为“中国商报”，一个很大气很霸道的好名字。
２００８年初我到北京出差，饭桌上与北京《中国商报》的一位朋友谈及此事，朋友顿时笑得合不拢嘴。我问他笑什么，他始终没有回答。
《华商报》曾经是我很尊重的一家媒体，尽管这家媒体在创业初期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对手诋毁和中伤。
华商的兴盛和辉煌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主要想说的是他从２００７年后半年以来的变化。因为这样的变化可能将直接引发和导致西安报业市场在２００８年重新“洗牌”。
“洗牌”后的老大可能会依然是华商，但今后的老大将不再是昔日的老大。原因是，一旦晚报和三秦迅速崛起，他们之间的距离将会无限缩小再缩小。
华商的先天不足是他的死穴。这１０年多来，华商之所以能一枝独秀，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手太懦弱、太不成器，太阳痿。另外，华商的相对比较科学、先进的机制吸引了一大批怀抱新闻职业理想、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加盟华商。
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对手“睡狮猛醒”，一旦对手痛心疾首地勇往直前，一旦华商自己的企业文化、内部管理出现矛盾，华商这个西安市场的报业巨人将轰然倒下。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规律。
华商的变化开始于２００７年后半年。由于政治的需要，２００７年春天，陕西省委任命了处级官员鲍剑出任华商报总编辑。
陕北人氏鲍剑可谓是一个真正的新闻人。在正式进入官场前，他曾在陕西电视台担任过节目制片人。３０岁以上的陕西人应该有印象，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中期，陕西电视台曾经有一个很犀利的节目叫《时代广场》。当时的《时代广场》就很象今天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鲍剑进进入华商同时也暗示了一个问题的明晰。在行政级别相当森严的中国官场，掌门人的级别将决定这个单位的级别。
鲍剑以处级官员的身份主政华商，是否能说明华商就是一个处级单位呢？这没有明确答案。
而此前，党报陕西日报的行政级别为正厅，因为三秦的老总是陕报的副总，所以三秦这家国内起步比较早的都市报无疑就是副厅级事业单位了。作为副省级城市的党报的子报，西安晚报最少应该是正处级。
中国人最好这样的排资论辈，实在是无奈！
回头说处级单位华商。
在鲍剑进入华商前，华商有有一个上传下达的部门叫总编辑办公室。有点象一般单位的总经理办公室、党政办公室，即为负责处理一把手和下属业务的中间部门。
但有意思的是，在鲍剑来华商的消息正式公布前，华商将总编辑办公室撤消，升格成立“社委会办公室”，即直接为社长负责的办公室。
鲍剑来华商一年多了，但华商的许多人至今还习惯于“总编办”的称呼。
由于是新闻内行，所以鲍剑的到来对华商已成惯性的新闻操作并没有大的影响，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
华商在２００７年下半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动作改革。先是说要改版，结果改版后的报纸并没有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这让华商的高层很是郁闷。
随后华商组织高层在国外考察了一圈后，说要改革，要“采编合一”。并且言辞凿凿地把“采编合一”的开始时间都设置好了，说是在２００８年春节后。为了证明“采编合一”的决心，华商还宣布，将给所有的文字记者每人发一台数码相机，随后准备抢抓新闻；要精简机关和干部职数，让更多的人到一线去做新闻……
但这一切随着华商２００８年初的高层人事变动而没了消息。２００８年初，华商报原执行社长（前总编辑）孙晓冰调任华商传媒集团出任副总裁，几位副社长、副总编辑岗位也纷纷易人调换。现任总编辑为来自陕西日报的周怀忠。周曾是华商的副总，也曾担任过“华商报业”的秘书长。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张富汉在２００３年左右曾以西安华商报为基地大本营，高调成立“华商报业管理委员会”，华商在东北、天津、北京、重庆等地主办的报纸、杂志均属于“华商报业”旗下的刊物。
此时，整个陕西报业时常尚没有成立一家报业集团。这可能也是张富汉为什么把大本营叫“华商报业管理委员会”，而不叫“华商报业集团”的个中原因。
这期间，华商报的许多中层干部的安排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被员工认为“不正常”的变化。一些与高层领导有亲属关系、或来往甚多的人士被纷纷安插为报社中层部门主管；一些没有任何一线采访工作经验、甚至不会写稿子的人士被安排到了编辑等要害部门负责处理记者的稿件。一些品行颇受非议的人员纷纷进入华商领导层。
这其中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个案是，华商报的摄影部主任竟然是一名连相机都没有摸过、文字记者出身的人士担任。华商的摄影部在全国报界曾经很是牛比，这一招让许多人很是费解。
拉帮结派、任人为亲被看做是２００７年以来华商用人制度上的一大硬商。
与此同时，考核与采编的矛盾也开始在华商很尖锐地凸现。２００８年４月中旬，因为对一篇国内独家、影响巨大的稿件价值的分歧，华商一知名记者向考核部主任（兼华商报总编辑助理）挥以老拳……
此事件在华商内部引发地震。但就在广大员工认为报社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知名记者为何要拳打考核部主任的时候，华商的高层却在苦思冥想着如何处理该记者，以保护高层、挽回领导颜面。
这样的“冲突”在华商已不是第一次。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华商的新闻涛声依旧。变化的每天的新闻事件主角，不变的是记者的写作手法、编辑的包装思路，和华商对新闻的处理方式。
２００８年清明前后，华商副刊部在秦岭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一位参会的诗人看了会后华商的报道后说：怎么把诗歌也当作社会新闻来处理啊！
有人说，自华南虎事件后，华商的新闻操作出了问题。但问题到底在哪里？华商的记者说他们不知道。
笔者最近和华商的多位职员聊天，他们说自己一直在思考：华商报这些年每成亿增长的广告收入哪里去了？华商旗下的报刊杂志到底是谁的？华商报员工辛苦赚来的钱却被高层用来全国大规模投资，华商的员工却无法享受到任何利益。“当年天津投资１个亿做《大众生活报》失败了，如果那一个亿用来给我们盖房子多好！”一名在华商工作了１０年的老员工感叹说。
２００８年已经过去４个月了，就在华商的许多高层换还迷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华商报日广告收入突破６００万元的喜悦中时，华商的记者们却正愁成一团：最近报纸版面大缩水，稿子上不去，而稿子上不去则直接影响当月的收入。华商报的一位中层告诉我，他们２００８年的新闻版面是根据广告量来规划的。“我们是商业报纸嘛！”他苦笑着说。
４月低的华商有两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在惊扰着每一个一线员工的心：近１０名本科以上的一线员工纷纷辞职；报社薪酬改革正在启动，据说要取消工龄工资，即无论你在报社干１０年还是干一年，都是以工作成绩来发薪水。
华商多名员工均认为，华商目前的问题主要是人心的问题。“人心齐、泰山移”，那么如果人的心不齐呢？
写作本文时，因为一个数据而打华商一熟人电话，他低声说报社在开会。熟人随后发来信息一条，转录如下：３月份以来会特多，而且一开就是３、４个小时，比你们党政部门还要党政部门啊！
《三秦都市报》的历史机遇
创刊１０多年来，《三秦都市报》失去的机遇已经太多太多，甚至多得快让人对这份报纸快失去了信心。
三秦的一个老员工曾和我一起去华商找人办私事。出来他大发感慨，原因是华商里面的熟悉面孔太多了，就如同到了他自己原来的单位。从文字记者到图片编辑、摄影记者、文字编辑、甚至组版员，如果仅把从三秦出来到华商的人单独组织起来，做一份周报或者周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和晚报一样，三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制度上。可喜的是晚报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已经开始改革、并初见成效，而三秦则显得步履艰难。
今天在这里说三秦的得与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主要想谈的是三秦和曲江的新合作。
三秦的和曲江的新合作在２００７年低就已经传得有声有色。但由于事关各放利益，所以据说谈判很是艰难。
曲江集团之所以看中三秦，是因为曲江集团的文化产业扩张野心所致。当然这里的“野心”之说绝无贬义，倒是气魄很值得赞赏。陕西人嘛，就该弄点事情出来。
作为正在组建的曲江文化影视传媒，曲江的确是应该有一块在全国拿得出去的文化牌子。段先念之所以看中三秦这个招牌，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招牌还有改造的余地，还没有烂到家。另外这个报纸的名字显得比较大气，大气而又包涵了文化的内秀和现代。既不像华商那样赤裸、充满了商业气息，也不象晚报那样受地域限制。
单从这一点看，段先念是一个想做事情的人，也是一个能做成事情的人。
据说，曲江和三秦的合作在２００７年底的一段时间曾遭到了西安晚报的情绪抵触。原因是正在奋力改革中的晚报希望曲江能和自己合作，大家都知道段先念和曲江的大手笔，在财力上更是毫不吝啬……
但最终，晚报还是知趣得退出了这场竞争。因为他知道，三秦和曲江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战略合作，而这种合作从长期来看，于晚报是有好处的。
曲江和三秦的合作可谓是枕头遇见了瞌睡。
当然，据说这其中还有陕西日报、乃至更高层面人士的意见和共识。
最新的消息是，双方已就某写构架上的意向达成了合作具体的意见。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呢？也许就是机会！
可能是由于此前多次合作都不有始无终、不欢而散的原因，这次和曲江的合作三秦方面表现的很是低调。三秦内部的朋友对问及此均笑而不答。
一个可靠的消息是，三秦的许多老员工开始陆续返回三秦。与此同时，曾经与华商高层反目的多名前华商高层以不同身份进入曲江集团，负责文化影视传媒项目……
近日和一圈内的朋友吃饭，他说新的三秦如果要和华商竞争、乃至抗衡，最直接的一招就是采取釜底抽薪“挖人”。但使用这一招的代价是，曲江和三秦可能要付出比华商更优厚和诱人的待遇。
和曲江合作后的三秦能否真的迅速雄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原三秦的改造和大动骨科手术，从而让新鲜血液、新的制度在三秦内部畅通无阻。如果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和改观，那么三秦的这次“变脸”无疑又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失败。
禁止记者拉广告、坚决抵制有偿新闻，这两点也是三秦在这次“变脸”时必须解决掉的两块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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